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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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政府救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1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通常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等来描述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及西方国家拯救经济的政策取向。这样的评论与描述一方面使人们更简洁明了的了解当前理论及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因为这类“一刀切”的评论将政府救助理论等同于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粗暴的割裂开来，并没有意识到凯恩斯主义从诞生至今一直在自我完善且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增加新的内涵，也没有考虑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改善政府救助理论及实践的新探索。因此，要弄清“凯恩斯主义回归”的真正内涵，关键问题在于弄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并通过梳理总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政府救助金融危机政策之间的关系，剖析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不足与实践的偏差，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理论及实践的拓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逻辑
基于人们不确定的心理预期，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必然存在，且有效需求不足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故政府应实施救助。结合图1可知，经济危机发生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决定居民及社会消费不足，利息率刚性及资本边际效率不稳定导致个人及社会投资不振，此时迫切需要外界推力，即政府救助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之沟壑。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胀对经济增长有益，故其主张扩张性货币政策；投资乘数会使国民收入几倍于政府支出，故其主张扩张性财政政策，凭政府之力达到充分就业之均衡[1]。
“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如汉森等，对其补阙挂漏，如图1所示，将宏观经济分析融入微观经济学精髓，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扩展到开放经济，将短期、静态分析延伸到长期、动态分析，将投资乘数蔓延到消费、政府支出乘数，将自发投资伸展到引致投资，经过“充血”的政府干预理论成功适应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亟待扩张的需要，且迅速蔓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凯恩斯商品与货币市场均衡首先被扩展到商品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由此得出的IS-LM曲线根据利率变化趋势划分出不同的区域，补充了政府救助政策搭配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加入劳动力市场，得出代表三者均衡的AD-AS曲线，根据均衡收入与充分就业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定政府干预的时机与政策搭配[2]。但“滞胀”问题的出现将国家干预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政府干预逐渐失灵，此后西方经济学陷入长达数十年“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混战，崛起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吸纳理性预期等学派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虚拟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背景下，提倡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美中不足的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当今力荐政府干预的学派，既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未能根除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痼疾，加之“滞胀”隐形存在，政府救助理论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凯恩斯政府救助实践的演进脉络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孕育了凯恩斯的政府救助理论，如图2所示，沿着总需求管理这条主线，凯恩斯认为政府救助的主要政策工具应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通过这两大政策工具的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经济萧条及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温和的经济膨胀对经济复苏有益，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应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凯恩斯更认同财政政策救助的作用，货币政策仅可为辅助手段，且不能逾越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应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了弥补政府救助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赤字，最优的方式是发行公债。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以汉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西方国家尤以美国在该阶段一直执行其主张的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使用繁荣年代的财政盈余弥补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并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势，采取相应的政府干预手段。如经济萧条时，采取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繁荣时则与之相反。“艾森豪威尔停滞”的出现打破了该阶段凯恩斯主义者的美梦，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乏力增长的困境[3]。
为修补这一缺陷，推动美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结合对外贸易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又扩充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救助目标，托宾、奥肯、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祭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猛药，一度推高了通胀率，此时美国政府干预风向骤变，短期内演变为“双紧”政策，且带来了失业率攀升的难题。这俨然成为“滞胀”的催化剂，低息、高赤字、高福利、高通胀的隐忧，经济效率低下的迷局，均暗示了政府救助失灵初现。此后近十年，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用浮于资本主义表象的新理论如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市场、部门区别对待的微观化政策，政府对物价进行管制的工资政策，政府针对就业和劳工市场制定的人力政策等多样化手段修补出现的困境，但对于长期赤字财政导致的“滞胀”却无异于杯水车薪，政府救助彻底失灵，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再次陷入混战[4]。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稳定成为政府救助的第五个终极目标。同时，“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也即总需求管理与总供给管理逐渐融合。通胀的高悬未决成为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的首要难题，其救助手段也隐含着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他以总供给管理即自由市场主义为主要出发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却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周期性衰退，这亦间接证明国家适度干预的重要性。此后，美国政府救助手段此后长期“萧规曹随”，充斥着新凯恩斯主义的身影。
四、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偏差
由空想的理论与花哨的模型支撑的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且当今虚拟经济支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明显与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时以实体经济为上的经济环境相背离，换言之，时代局限性使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缺陷逐显。
（一）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性
1.货币政策利率回调与超调
关于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回调现象按照凯恩斯经典理论，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国民收入上升。但这一说法，仅关注了货币市场的变化，尚未考虑到商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反应。随着收入上升，对商品需求增加，引致对货币需求增加，而利率下降已经导致储蓄意愿下降，货币供给下降。两方面作用下，市场利率重新上升，导致投资下降，收入下降，对商品需求减少，引致货币需求减少。利率的再次上升，又会引发储蓄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两方面作用下，利率重新下降。这一过程将会不断反复，直至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到达均衡状态。如图3所示，LM曲线右移到LM'，利率由i1下降到i3，引致商品市场中IS曲线右移至IS'，利率上升，又引致IS曲线左移至IS'，直至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达到平衡，IS*和LM曲线相交，均衡利率为i2，位于i1和i3之间。
关于货币超调，货币政策在商品市场影响下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最终均衡利率低于宽松货币政策初始达到的利率水平。换言之，如果要达到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水平，所执行的货币扩张程度要大于不考虑商品市场的扩张量。也即，在IS-LM框架下，考虑到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交换反应，目标利率的实现意味着货币量的过度注入。如图4所示，假如当下的IS-LM曲线在初始位置，利率为i1，收入为Y1。经济危机后央行将利率目标设定为i2，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LM曲线由原来位置向右移动到LM1，利率由i1下降到i2。受利率下降影响，商品市场消费、投资增加，IS曲线右移由IS1，利率由i2上升至i3。央行为了重新达到降低利率的目标，只能再次扩大货币供给，将LM1右移到LM2，利率重新降低至i2。商品市场消费投资扩张，将IS1曲线右移由IS2，利率由i2上升至i4。如此循环，当利率成功降至设定目标i2时，货币供给已经超过预期投入的货币量，造成货币政策超调。
2.财政政策的外在依赖性
凯恩斯偏爱的财政政策要依赖货币政策方可发挥作用，而货币政策又需要财政政策从三个方面进行协助。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对象――国债，需要政府承担创造成本，也即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提供运作的燃料和对象；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需要政府维护，也即在关键时刻，需要财政政策维持大型金融机构的政策运转，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完整顺畅；三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投资、消费、出口，需要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进行疏通，也即在投资、消费、出口不振情况下，需要财政政策承担刺激货币政策传出路径的成本，包括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综合来看，财政政策“提供燃料”、“维护渠道”的作用具有相对主动性，财政政策可以主动进行发债、注资等活动。相比之下，财政政策“鼓励传出”作用则略显被动，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能力被破坏、投资前景低迷、出口疲软，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并不能疏通货币政策的出口。
（二）政府救助理论实践偏差性
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实体经济仍然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产销不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凯恩斯的继承者们也在理论及政策层面积极充盈政府救助思想，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救助理论并不能完全剥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决定了其救助理论只能延缓而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长达30年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已然造成需求疲软，西方当政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源源不断扩张需求，长期无节制的干预市场自由运行，滥用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其后，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疲软、虚拟经济泛滥，实体经济供给、需求萎缩与虚拟经济供给、需求过度扩张的三重矛盾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渐演变为生产全球化与经济、金融资源的超级垄断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全球化要求有全球性的货币体系和管理机构与之相适应，美元本位制及一定程度上IMF、世行等机构的不作为成为其掣肘，虚拟经济资源的垄断导致美国一家独大掌控着全球经济资源与世界机构。新的基本矛盾逐渐滋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创新泛滥、超前消费理念使本身不稳定的信用体系逐渐成为资本的奠基石。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当现有资本利益空间逐渐缩小时，必然会有新的足值、不足值资本出现，真实价值越来越低的新生代虚拟资本便成为资本家的最佳选择，虚拟资本衍生速度快、投机性高的特点决定了信用链条一旦断裂，与虚拟金融资本相关的上下游各个行业都将崩塌，即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理。基于心理层面理论推导的脆弱性及抛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产关系、空谈政府救助的狭隘性已然与现代金融危机发生的原理有很大偏差，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陷入新的难题：即在信用链条支撑的现代金融体系下，如何救助系统性经济危机[5]。
五、旧瓶装新酒：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理论缺陷及实践偏差催生出政府救助理论的困境：即全球滞胀与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滞胀成为政府救助理论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时至今日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梦魇，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导致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现代金融体系下政府救助手段进行新一轮探索。
由于滞胀问题尚未彻底根除，故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局限性很容易被进一步曝光。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如图5所示。首先，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先行一步，各国纷纷降息，此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沿袭了以往金融危机救助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突破了以往理论中单一的货币政策救助手段；其次，全球联合注资及国有化腐烂的金融机构，形成救助规模效应；再次，在信贷市场出现复苏迹象之后，各国采取凯恩斯主义高效的“老药方”即财政刺激计划以拯救全球性经济衰退；最后，经济呈现复苏之后，各国纷纷转向预防性措施，强调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改革金融机构[6]。
总体来看，各国的联合救助行为实际上仍属于凯恩斯式应急措施，仍沿袭新凯恩斯主义救市路径，对原有救市经验产生路径依赖并对救市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修正。经过修正后的凯恩斯主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干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糅合了经济自由主义等学派的观点，增加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政府干预内涵。但归根结底，凯恩斯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难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合凯恩斯生活的年代及凯恩斯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可以理解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出发点：首先，凯恩斯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但他仍隐形保护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利益；其次，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不确定的心里预期，进而认为只要政府积极进行干预就可以拯救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折射出凯恩斯赞同政府完全理性的“精英治国”思想，然而政府和经济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府救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拯救经济危机于水火，却不能完全决定经济走向；再次，凯恩斯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收入结构失衡及社会阶层结构问题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家救助理论掩盖了市场经济本身自我调节的过程，为后续经济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现代金融体系下，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救市措施短期内会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凯恩斯失灵”。自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至今，各学派虽对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界限争论此起彼伏，却均未触及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根除经济危机，唯一的手段即为消灭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行的。为缓解这一矛盾，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本文认为，现代金融体系下，各国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逻辑应为：短期手段，需求管理应先行一步，即采取凯恩斯式逻辑，通过注入流动性避免经济陷入有效需求不足陷阱，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经济出现大规模衰退。长期手段，供给管理应占据主流，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疏导短期救助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各国根据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致力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打造区域经济圈，激励生产创新[7]。长短期政策搭配使用，既有利于缝补当前救助手段的缺陷，也将为政府救助理论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行之路。
六、它山之石，能否攻玉？凯恩斯主义在中国
凯恩斯主义引入我国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理论界并未意识到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次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明显，中央政府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具体包括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国债等，这不仅在当时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促进了此后几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及政策在我国的初次试水是成功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凶猛来袭，迫使我国政府第二次拿起凯恩斯政府救助的武器。“4万亿”猛药将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加之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此轮政府救助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显著，凯恩斯主义的印记也更深刻。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我国的两次实战中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与我国的经济特点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一是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及价格调节中的核心作用，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府扶植并主导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较为一致；二是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基础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提高经济产出能力，投资、消费及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三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为“适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手段亦或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财政政策手段均带有明显的“凯恩斯式”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再也没有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分离，暗中涌动的干预势力无形中打破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中国化的局限性逐显：一是长远来看，应急式的政府救助政策带有明显的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短期经济指标坚挺的痕迹；二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长期被推崇政府宏观调控的我国政府奉为圭臬，从而逐渐将政府权力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三是从经济增长推动力角度讲，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颠倒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患上了严重的“政府投资依赖症”。政府过多的依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手段无形中降低了企业自救的积极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反而造成资金愈发短缺，接着再加大投资力度，资金再短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短期内确实会有积极效果，长久使用却将中国经济拖入病态的循环圈。
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宏观调控与改革应同步进行。短期来讲，政府应稳健缩减凯恩斯国家干预手段的使用力度。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关键期及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传统行业疲软的现状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加之财政政策要受到“三元悖论”的制约，故税收、支出及负债三种手段实施财政政策不可能同时满足[8]。因此，政府可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的方式抑制经济下行的风险。此外，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风险逐渐加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仍存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退出仍需要一段缓释期，政府应扩大财政政策的涉及范围，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财政政策规模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的减轻区域内企业及居民的税收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活化“僵硬”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国内的理论界应发展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洞悉西方经济危机的病根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上，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制高点，逐步使政府干预手段消失殆尽，以改革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实现我国经济新一轮的、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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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3
重商主义是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考察。重商主义学说诞生之初，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初具雏形。这种学说和政策体系经历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大约300年的漫长历史。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国家致富的主要保证。他们混同了货币和财富，认为只有金银才是惟一的真实财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只有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为了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货币尽量多地注入国内和尽量少地流向国外。受重商主义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早期，西方政府经济职能的限度主要在流通领域，且干预较深。
二、自由竞争时期的国家干预：“守夜人”角色的充当
18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经奠定，此时政府的干预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束缚经济扩张的张力。为此，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把“自由放任”作为他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其“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这个自由度的三要素基础上，规定了国家的三个任务：提高分工程度、增加资本数量和改善资本用途。进而他对政府的职能作了三点规定：保护社会，使之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之不受他人侵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前两大职能属于政治职能，即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内确保社会安定，第三大职能属于政府的经济职能，它明确界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有限范围和活动领域。上述观点归纳起来，构成一幅“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社会经济景象，而政府则成了一个“守夜人”。在自由竞争时期，斯密学说受到了西方各国政府的追捧和吸纳，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19世纪上半叶，围绕着关于《谷物法》和经济稳定性，英法朝野卷入了一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1864年签订的英法商务条约《科伯登-谢瓦里条约》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斗争史划时代的里程碑，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从单纯的“守夜人”扩展到对垄断组织的管制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并占据统治地位，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形成。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私人垄断产生后，垄断组织采用大量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妨碍公平竞争。这些现象的出现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时，自由放任学说如强弩之末，其影响日微，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了反垄断法，开始了干预经济的试验。美国在1890－1914年期间，先后制定了《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三部反垄断法，率先开始对垄断组织进行干预，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职能从单纯的“守夜人”角色扩展到对垄断组织的管制。此后，德、日等国也先后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实现对垄断组织的管制。
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范围和力度大小伴随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得势失宠而起伏变化，强弱相间
(一)20世纪30到60年代：干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大萧条打破了市场万能的“斯密神话”，人们认识到市场也会失灵。为了挽救危机，罗斯福新政开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又一轮高潮。占统治地位100多年的以斯密自由市场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不相信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而是相信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国家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的帮助之下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他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医治危机和失业。他竭力主张扩大政府职能，要求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刺激投资，鼓励消费，直至组织直接投资。在防治危机和失业的名下，凯恩斯主张推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货币政策，包括“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思想体系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市场缺陷的存在，构成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因此20世纪30到60年代被人们称为“凯恩斯时代”。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纷至沓来，政府经济职能的限度通过国家收支而延伸至生产、投资、分配和消费领域，干预的深度也再次加深。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对整个经济的干预几乎涉及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20世纪70到80年代：政府经济职能的范围有所收缩，经济职能的目标重点也进行了转移
对于市场失灵的认识，使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滞胀”局面，再加上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而导致政府开支庞大，赤字达到空前水平。于是，主张修复“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跌落出主流经济学的宝座，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的基本经济思想是：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其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并与“市场失灵”相对应，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出现了”。但这种思潮并非完全否定政府的干预。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良好的环境包括法制秩序、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稳定物价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率先实践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它们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福利、减税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等一系列的政策。经济政策的调整反映着国家经济职能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范围有所收缩，特别是政府微观管制职能的减弱；二是国家经济职能的目标重点由“充分就业”转向“控制通货膨胀”，由经济“高增长”转为稳定、适度增长。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它顺应全球化，发挥了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对国内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了调整,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使发达国家摆脱了20 世纪70 年代“滞胀”的困境。另一方面,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第一，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增长。第二,导致泡沫经济,面临新的经济危机；第三，加剧了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强化宏观经济调控，调控功能进一步扩展到为未来创造发展机会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弊端显现出来，各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资产收入分配分化严重。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崭露头角。新凯恩斯主义修正了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假设，并吸纳了其对立学派尤其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和观点，重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并重新高举起国家干预主义的大旗。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克林顿政府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992年底，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一改过去国家对经济的自由放任态度，宣布实行一套新的经济政策，认为：“国家不仅要更多的干预，而且要更好的干预”。克林顿新经济政策主要特点是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以货币政策为主要控制手段，国家加强对经济的监控和预测，及时对经济政策作适当微调，削减财政开支和贸易赤字，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实行“国家创新体制”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克林顿政府政策干预经济的目的主要是推动对未来的投资, 增强美国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而且着重于供给方面, 特别强调民用高科技的发展。美国持续8年的经济增长是克林顿新经济政策成功的有力证据，而克林顿新经济政策也体现了当今西方国家经济职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西方国家继70、80年代放松微观管制后，有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调控的趋势，而且调控功能由过去主要限于克服市场机制缺陷，进一步扩展到为未来创造发展机会。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4
一、日共对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二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民主政治势 力获得自由，成为合法组织。日共经过一年的组织重建后恢复了活动，并于1945年12月 、1946年12月、1946年2月分别召开了四大和五大。面对形势的变化，党代会《宣言》 针对敌对势力对共产党的责难和攻击，在经济政策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党从来不主张 ‘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还说“‘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这种主张，在任何社会里都站 不住脚”，“将来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存在与那个社会相适应的私有财产” 。(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 第181页，第246—247页。)从而开始了对未来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1973年的十 二大、1976年的十三大和当年特别大会制定的《自由和民主宣言》中，日共进一步提出 了日本未来社会主义要利用经济手段的设想。十二大报告提出，税制、财政、金融政策 ，对于服务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政府的经济政策来说，是最重要的政策，这对 于“开辟改善国民生活的财源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税制、财政、金融政策，将 来也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日共认为，日本革命将经过反帝、反垄断的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两个连 续发展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为排除美国资本对日本经济的控制而斗争，要求对美国 资本所控制的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通过对垄断资本实行人民的统制，争 取使垄断资本的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的垄断企业向国有化过渡，根据需要和条件宣布对 某些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和民主管理。”但是，在对待国内垄断企业的国有化问题上， “一定要根据需要和条件作出决定。特别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如果脱离了需要和条件， 没有得到国民的同意，过急地实行国有化，必然会遭到失败。”但日共同时强调，在民 主联合政府阶段，“对大企业采取必要的民主限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 是从实现经济民主的观点出发，为保卫国民生活和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民主的限制。”( 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 81页，第246—247页。)对于没有实行国有化的其他大企业、大银行，则通过国会行使 国政调查权、政府进行行政指导、修改禁止垄断法和制定新的法律，由工会和居民实行 监督，实现面向国民的民主管制。不难看出，日共在民主革命阶段，要对美国资本控制 的企业和某些日本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但是，对大企业采取的 民主限制，“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是从当时民主革命阶段的现实出发所采 取的必要的有益措施，因而，这些企业的运营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还得有商 品、市场的存在。
而对于中小企业、农业和中小渔业部门，日共则采取不同于大企业的政策，即“广泛 地保留私人所有和个体经营，尊重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设想，在这些部 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形式将是合作化。但到那时，也决不急于搞集体化，要等到它 们感到那样做对自己有利而要求集体化时才付诸实施，就是说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 决不采取勉强地强加于人的做法。”从事承包业务的中小企业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 的关系主要是民主的关系，要充分发挥这些中小企业的力量，以便在维护它们的个体经 营的情况下，使它们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业、渔业 ，在自愿原则基础上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将是实现社会主义化的途径。”(注：中共中 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 6—247页。)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日共强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作用。1961年制定的党纲就明确提 出，只有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推行使 生产力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保证日本人民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剥削下 解放出来，从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最后地解放出来。”党努力同一切拥护建设社会主义方 针的政党和人士合作，一方面尊重劳动农民和城市劳动市民以及中小企业家 的利益，另 一方面通过说服，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社会。1976年制定的《自由与民主宣言》也明确 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为了节约和有效地使用生产力、保障国民生活和全面 繁荣日本经济的手段。”即便这样，日共也并没有对未来日本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 度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更不用说提出一个具体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怎样结合的 模式，只是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民主联合政府阶 段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时期应对大企业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而 对中小企业则不急于实行国有化，还要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建设，当条件 成熟时才实施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这就为以后提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思 想基础。
二、当前日共对“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90年代初的剧变使日共受到来自国内外和自身内部的巨大压力。对于苏联、东欧 社会主义的失败，日共中央认为，其政治原因是苏联“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 的破产”，虽然苏联最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领导 集团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走上了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对内实行、专制 主义的错误道路，而这一错误又为随后的历代领导层所继承，并体现得更为严重”。( 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 报》。)经济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前苏联连“一枚螺丝、一根管子的生产都 必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压制了经济本身的活力。这是苏联东欧失败的 重要政治经济原因，但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仍然闪耀着 真理的光辉。由此，日共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结合日本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政治经济的特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1991年，时任日共领导人之一的上田耕一郎 发表了《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论》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模式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在分别于1994、1997、2000年召开的日共二十、二 十一和二十二大上，以及在1996年对其重要文献《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的修改稿中， 都提出了未来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将实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从总体上看，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虽然目前仍然是一个粗略的构思 ，但是从日共领导人、日共决议和日共理论工作者的有关论述中不难发现，日共“市场 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混合经济”论，而“混合经济”论的实质是“采纳了将改革了的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要素的体制”。这一模式不是苏联中央管理模式的计划经济 体制，而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方向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具体地 说，这一经济制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不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如果要对农业实行集 体化，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即采取“集体化是基于自发性的协同合作方式”。二是不 将中小企业国有化。“应长期实行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三是不实行官僚统制，不采取 命令主义。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被国有化了的基础产业在内的各经济部门，也 不实行“、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要“确立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紧密 结合中发展的体制”。四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抛弃了“国有化、集体化”这 一形式的社会主义。五是市场经济模式在价格上“不采取统制价格和管理价格”，即“ 物价就是市场价格”。日共认为，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才可能“发挥日本 社会主义的原动力”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国家权力，就日本共产党的权力理论来 说，“从成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到谋求成立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阶 段，都要“得到国民的理解，根据国会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走向建设社会主义 ”。无论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阶段，“如果共产党在国会里 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成为少数派，就要脱离政府执政党，把权力交给在野党。”在社会 主义阶段，“可以考虑对一部分大企业或有关交通、通讯、石油产业之类的燃料、能源 方面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是，“即使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由于国民 支持的摇摆不定，经济政策的失败等等，也会导致作为社会主义权力政府的崩溃和政权 转让的情况。因此，不能强行地采取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另外，在价格、流通、生产计 划方面，如果整个国家计划不能施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采取现在日本实行的‘行政指导 ’方式。也就是说，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其内容也只能是极其粗枝 概略的东西。”
现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实行着一定程度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自由放任型 的资本主义，今天在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在当前日本经济的各方面，政府实施了强有 力的政策，即“以政府财政政策为根本，采取了商情刺激，或者根据商情调整政策。另 外，通过日本银行实行了根据法定利率的‘利息政策’”。作为个别政策，在通商产业 部，对于特定产业的特定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资和融资，采取了产业培育政策。如在电 脑、半导体部门，国家就特别实行了培育政策。在农业和水力部，有关稻米、播种、减 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等，几乎都在政府的计划支配下。即使牛奶，也是在严格的生产计 划管理下进行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日本，对经济实行了相当力度的计划和指导 ，这在事实上已为日本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的操作层面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即使在“国有化的基础产业中， 也不实行‘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的体制”。如果以这个 方向为目标，“在经国有化的基础产业里，不必等待中央政府的决定，各部门或单位可 以自由地作出决定。如果各部门决定的计划必须等到中央政府认可的话，那么就必然会 发生‘和命令主义’”。因此，“这些企业在形式上虽然称之为国有化，但是 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是与私人企业相同的。”
三、对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几点认识
日本共产党结合日本国情对日本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结果，具有积极的 意义，但是其具体的运行及其机制如何则有待实践检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日共认为，“要是放任市场经济的 话，市场经济就具有威胁国民生活的破坏性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营中，‘市场的 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市场经济能与计划经济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成为开辟 社会进步发展道路的要素。”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条件孕育成熟于现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日共于200 0年11月召开的二十二大指出，21世纪“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新体制的条件成熟的 世纪”。其标志是，首先，“人类在20世纪赢得的世界史的进步，是全人类向21世纪新 体制发展的准备。”民主主义、民族独立和和平秩序的发展，将成为社会主义前进的“ 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民主规 制以及国家用法律和行政指导、财政和税收、公共投资、金融等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经济 的介入，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同时，也成为推动向新社会前进的 ‘重要线索’”。再次，许多国际组织“承担起了调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国家垄断资本 各项政策的任务”，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全球化，里面也隐含着迈向超越资本主义，建 立新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重要线索”。这些都为日本实现“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 主义提供了“现成的形式”和“条件”。所以，日本共产党只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 行民主改革”，利用“资本主义全部成果和价值”，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可能的 。(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 赤旗报》。)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供给学派 凯恩斯主义 启示
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比较分析
（一）兴起背景
1929-1933年，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表现为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失业率上升、投资崩溃，传统信奉自由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做出解释，甚至产生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困惑，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大的理论危机出现了，而凯恩斯及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为内容的微观经济学和以凯恩斯理论为内容的宏观经济学，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政策的基础。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呈现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状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遇到了空前的理论危机，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应对和解释。于是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体现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学流派应运而生，可见从一开始供给学派就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产生的。
（二）理论体系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构成的有效需求，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制约，资本主义经济会出现投资需求不足和非自愿性失业，结论是资本主义无法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需要国家有效干预取代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市场非出清、非均衡需要外部干预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逻辑出发点；而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相比供给学派的理论体系较为单薄，更偏重于政策主张。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与提高生产率，为增加供给，需要运用税收等政策促进储蓄和鼓励企业投资。
（三）政策观点
在政策上凯恩斯主义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否认市场可以自动维持充分就业和自动出清，主张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整。在解决经济萧条和促进就业方面，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提出了功能性的财政预算政策，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萧条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作为凯恩斯理论的继承者，坚持国家干预为主、市场机制为辅的政策方针，丰富了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使得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和模型化的同时也继续传播了国家干预思想；而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出现是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恶果，提出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主张在市场供求关系中把供给放在首位，调整政府干预的内容和方向，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减税等措施鼓励储蓄、投资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据此，针对当时美国的“滞胀”状态，“供给学派认为美国经济的头号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生产率的下降。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
（四）政策影响
作为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革命地位的凯恩斯主义，颠覆了信奉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传统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全新指导思想，在危机中挽救了资本主义。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既同凯恩斯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虽然围绕着如何理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学说等问题，凯恩斯主义演化成了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非均衡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流派，但凯恩斯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思想还是得到了传承，其工资刚性、价格刚性等基础假设得到弥补和填充，凯恩斯经济理论注重社会心理分析，也为以后的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乃至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提供了某种借鉴。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实践新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推行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又要削减赤字、压缩债务的经济增长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后回归凯恩斯主义成了欧美领导人制定政策的现实选择，显示了凯恩斯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供给学派自然无法和号称“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相提并论，它产生于传统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及西方经济学流派纷纷兴起的时刻，它对美国、英国政府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理论没有继续丰富和完善，相比起传统凯恩斯主义及其以后的分支流派，其影响力都不能相提并论。
（五）理论欠缺
作为经济理论难免存在局限，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缺少微观经济基础就成为非凯恩斯主义抨击的目标，另外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还需继续检验，其政策措施只着眼于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对经济长期增长作用有限也是凯恩斯主义的明显缺陷；供给学派坚持从古典经济学渊源解决现实问题，片面强调“供给方”管理，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重申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所提出的政策主张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其边际减税政策被认为是在保护富人的利益，所以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曾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甚至供给学派内部在减税等理论政策的功效上也存在争论，但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它由只强调需求的一个极端走到了只强调供给的另外一个极端。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启示
（一）解决经济问题需要供需协调
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出发点既可以是需求边也可以是供给边，当供给存在约束时，就要着力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片面强调供给或片面强调需求都不可取。供需协调就是要从单纯强调需求转为需求和供给齐抓共管，避免非此即彼的主观判断，从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尽管政府投资在城镇化及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领域还有政策运用空间，但着眼于经济中长期发展问题，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思路，减少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放松妨碍供给边管理的一切不必要约束。当前我国经济同时面临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两方面不足的问题，实施供给管理要求我国从制度、技术、资本、人口、资源等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潜力，坚持创新发展战略，让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强新产品和新劳务的生产供给，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解决经济问题需要重视中小企业创新
供给学派认为供给的核心问题是生产效率问题，而生产效率又与企业的“创造性的破旧”密不可分，所以供给学派认为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私人经济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其实正面临着来自中小企业创新上的竞争。政府应该放松管制，让企业尽量自由的经营，使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发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事实上，20年代80年代中后期美国实体经济整体波动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改革从而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是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目前国内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受欧美经济危机影响较大，就更需要财税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将对民营中小企业的系列扶持和促进措施落到实处，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合理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力和整体竞争力，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三） 市场经济需要提高国家干预水平
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虽然主张减少国家干预，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学派都承认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供需均衡，都认为需要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这种干预的程度、内容和方向上”。供给学派眼中的经济自由不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完全复归，倡导经济自由不是完全否定政府干预，为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创新精神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制度建设的先天不完善，政府必须对市场固有的失灵现象和失灵领域进行有效干预，要求政府在加强自身改革建设的基础上，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发挥对市场失灵的纠偏及惩治功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四） 经济发展需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在费尔德斯坦等“温和供给学派”那里，“反对过分乐观预期通过降低边际税率实现控制通货膨胀、增加税赋和促使个人财富增长，更加注重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及提高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了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主张和坚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凯恩斯主义片面注重解决短期问题强调需求管理形成区别。在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之际，必须探索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共同参加的，促使“人口数量型红利”向“人口质量型红利”转变的运行机制，切实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五）经济理论要与经济环境相匹配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是供给学派面对“滞胀”，都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服务的，随着具体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制度背景的不同，经济政策的基点和核心也应该有所不同，制定经济政策要从现实经济问题入手。供给学派认为“滞胀”是供给不足时刺激需求政策的严重后果，大萧条时期的政策经验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同理，里根政府治理“滞胀”的经验不能在中国全盘复制，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也并不是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全部，要看到当时沃克尔反通胀措施、美苏争霸带来的政府购买增加、广场协议带来美元汇率贬值等国内外积极因素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理论话语权逐渐彰显，对于经济学界各种学说及各种“主义”应该欢迎其思想争鸣，但我们始终要坚持在具体经济社会运行环境中考量理论目标的可实现性，经济理论务必建构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之上。
（六）经济发展要规范政府行为
与鼓励政府工程建设、实施“赤字财政”的凯恩斯主义不同，供给学派更重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刺激，反对政府对经济不必要和不适当的干预，认为政府是非生产性的，政府不适当的税收和举债会减少私人部门可资利用的财富，形成挤占效应，而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高于公共部门的活动效率，所以需要规范政府行为，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来自动调节经济，为私人经济部门的增长创造条件。对于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利用公共部门的扩张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持续的和扩张的需求，充分就业的客观经济基础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政府部门的扩张”。 2008年后通过实施中央版和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各级政府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虽然取得一定短期成效，但也固化了经济运行结构失衡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急速增长，不仅集聚了金融风险，也影响了经济发展质量。未来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各级政府要树立科学的绩效观和政绩观，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承担起更多职责，避免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秩序，使非国有企业有更多的利益机会和发展空间，激发经济社会的内在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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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来成主编.政府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6
【关 键 词】新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 正 文 】
一
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是摆在列宁为代表的俄国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十分迫切而又重大的问题。
俄国是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的比重，俄国共产党人必须面临这些特殊的条件和环境，去探索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初，列宁力图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付诸实践，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时候，列宁强调通过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来实施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而不是通过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来实现过渡。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思想占了上风。战时共产主义主张在农村实行粮食征集制，工业体制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国有化，经济关系上实物化代替商品货币关系，劳务关系上，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这一政策，在客观上是迫于战争的特殊环境不得已为之。使国家迅速掌握了全国一切经济命脉，商品活动全部停顿，商品生产和市场货币关系全被取消。这些正好与俄共领导人头脑里某种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相吻合。既然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取消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于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是应急措施，而且成为俄共利用这一特殊政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
从历史的眼光看，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是必要的和有其客观依据的。但同时又不能不带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局限性反映到理论上，就是过低地估计了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的困难，没有能够把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科学地区别开来，以只为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可以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现实生活也表明俄共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是错误的。战争结束后，农民的不满几乎要发生暴动，列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P176）他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太过分了……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2]（P208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3]（P70）因此，列宁打算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错误。”[4]（P539）列宁的伟大，在于他不固守某些传统，他又重新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把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合作制”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付给佣金）推销国家的商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等等。其实质，是把商品经济关系引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沟通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农民经济的联系。
从现象上看，新经济政策与此前单一的计划经济相比较，是一种“退却”。列宁认为“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退却之后就可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和他们一道前进，虽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却能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使他们永远看到我们毕竟是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4]（P620—621）从本质上看，这种退却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能超越。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它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也不能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完全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更不能简单依靠政治力量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便直接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
实行新经济政策，党的上层领导人是一致赞同的，但对其理解却不一致，大多数人把这一政策看作是克服眼前的严重困难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是一项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和权宜之计。是形势所迫而对资本主义作的暂时的退让。列宁的高瞻远瞩，就在于他没有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经济模式。因此，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认识展开了一场争论。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粮食税以后，允许农民手里的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自由买卖，就会大大助长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新的剥削阶级就会在这场土地上重新滋长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他说，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眼下不能用集中的计划来裁夺和调整经济生活，“于是就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5]（P86—87）许多人和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两者是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他们患有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怀旧病，十分欣赏那时的无商品、无货币的“直接过渡”，认为那时苏维埃国家面临的环境是恶劣的，但是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是美好的。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活，外国资本家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前途的丧失。当他们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的时候，认为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甚至有些革命家为此嚎啕大哭，还有人作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6]（P86—87）面对这些混乱，列宁却非常冷静，不为所动，他提出还要进一步退却，要退够，退到何处去？列宁说：“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上去，退到合作制的资本主义上去，退到私人资本主义上去，注意还要退到商业上去。”[1] （P514）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列宁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最初他也主张不通过货币和自由贸易，而是将拥有的工业品同农民手里的剩余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实行粮食税后，农民根本不理睬有组织地同国家交换工业品，直接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和农产品变成商品涌入市场，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货币和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于是，商业问题提上了日程。对此，列宁因势利导，转变观念，调整政策。因而提出“退却”，退到商业上去。认为党和国家要全力抓住商业这个中心环节，共产党员要学会经营，苏维埃国家要做精明的批发商。
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是一个重要分歧点。有人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一概不能采用。列宁的看法是，在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而应该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的东西。他说：“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7]（P252 ）他主张无产阶级就应当有这样的胆识，“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捡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8] （P49）
尽管这里列宁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主张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砖头”，用资产阶级“专家”来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思想，是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二
比俄国还要落后，还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胜利后，在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如同俄共一样走过了一条探索之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对此，毛泽东是有清醒认识的。这从他在建国前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要先搞一段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发挥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生产积极性，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通过适当发展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通过适当加强小生产者的力量来更加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9]（P17）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再论述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外国”的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因此，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前两种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10]（P1060）刘少奇更是发挥了这一思想， 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是青年时代，革命性是主要的。为了矫枉过正，他甚至提出了“剥削有功”之说。[11]（P10）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正确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面临的现实。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文化水平低于18～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制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发达国家一两个世纪的低起点。这种现实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必须在高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去发展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因此，新民主主义应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民主化。这一设想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基本相似。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建国头3年我们的各项工作也是按照这一理论实施的。但是， 在取得建国后第一批胜利成果以后，在要不要坚持既定方针的选择上，党内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即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还是改变以前的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一举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些不同认识并没有展开讨论，就作出了决定。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立即把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战略目标，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变成全党全国人民的具体行动。虽然说在制定总路线时，也规定18年逐步过渡，这里既没有急躁情绪，也并非单纯抓生产关系。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步离开了他原来的设想。这表现在：（1）认定发展新民主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1953年夏， 毛泽东开始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与过渡性对立起来了，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批评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12]（P81—82 ）批评了党内有的同志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倾向”。（2 ）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1955年9月毛泽东改变了以往的提法， 将新中国以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13]（P243）这就拔高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3）急于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甚至断言：1955年在中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定胜负的一年，10月更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12]（P233，198）由于这些变化，就必然夸大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 势必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忽视发展生产力，结果“一化”不见了，“三改”的步伐却一再加快，原定的15年，结果仅4年就一步到位， 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家经济恢复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一些同志便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另一方面，土改完成后，国民经济恢复了，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即农村土改后打破了对土地占有的相对平均状态，拉开了不大的贫富差距，中农要求发家致富，个别中农上升为富农，互助组出现了涣散的现象。对此，党的判断是农村出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为农民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同时，在城市里也出现了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党认为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争夺市场的斗争严重起来。因此，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消极因素过分夸大和看重。其实，这些现象从今天来看，只不过是商品经济活跃之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党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过去没有经验，就又回到熟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了。
但是，此时党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旦发现急躁、冒进了，便会停止政治运动，来调整经济建设。由于“改造”过于彻底，给经济建设带来一系列遗留问题，突出表现为公有制经济模式单一、僵化，政企合一和缺乏活力；商品流通不畅，市场供应紧张，不仅人民生活不便，国家也因此背上了很重的包袱。即生产和流通中留下了许多空隙无物填补，许多小商品生产在市场上不见了。对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有认识的，1956年12月毛泽东找统战部、工商联、民建会的负责人谈话，他谈话的中心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具体含义有三：（1）允许国家市场的对立物自由市场存在； 允许合法企业的对立物地下工厂、允许私营工厂出现；允许华侨投资办厂开店。毛泽东解释说这就是“新经济政策”。（2 ）认为“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保留私营工商业职工也少了。（3）提出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搞10 年、20年，即对私营工厂， 订条约不没收， 而对华侨投资还可以放宽到100年不没收。[14]（P308）同一时期， 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有类似的讲话。中心思想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提倡经济成分多样化；搞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15]遗憾的是，这一好的思想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左”倾，政治运动不断升级而放弃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
这就是50年代鲜为人知的昙花一现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
三
通过上述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的考察，我们有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二者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不同，涉及的均是一些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对待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出现的商品化、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二者的历史命运相同。列宁曾经预言，俄国将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可是，苏联的现实却是新经济政策仅执行了八九年就废止了。对此，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16]（P151，163）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新中国成立前老解放区实行过一段时间，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践也只有3年就中断了。 总路线提出之初，虽然也说要十多年时间，但存在着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实践中，日益急躁，急于过渡，逐渐向战时共产主义靠拢。
第三，二者理论发展的态势不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预先的理论构想，而是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早在革命胜利之前就提出了构想。从这点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思考比俄国更有准备，更有预见性，这与中国共产党有比较长的革命斗争历史，又有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有关。可惜，并这一长处没有发扬下去。
这就出现了一个反差，中国是先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后有总路线；苏联是先有战时共产主义，后有新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我们是先有比较稳妥的过渡，但是未能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却大大加快过渡的步伐；以后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又提出调整、整顿，但最终又放弃了。这个反复的过程是，稳妥—急躁—再稳妥—再急躁。苏联是先有急于过渡，大大进了一步，发现了问题又退了回来，稳步过渡（后来斯大林又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前进了，实际是遗留了许多问题，加重了以后经济建设的负担。
第四，对商品经济、市场、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程度不同。对于在新经济政策下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市场货币和资本主义等问题，在20～30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是认识不清的；对土改后出现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的活跃，在50～6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也是认识不清的。总的来说，没有脱离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窠臼。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它将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工厂。社会主义经济将是计划性极强的一种产品经济，它同商品的竞争、买卖、交换、流通，同价值规律是不相容的。但列宁没有拘守于书本教条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断调整和改变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主张用商品、市场、货币这些“砖头”，用资本主义的“专家”来建设我们的大厦。这是列宁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中共领导人在建国前后，对本国的国情认识是清醒的。毛泽东在建国初年，曾经几度纠正有人急于要消灭私营经济的情绪；改造完成后，也一度产生像苏联那样的退却，让私营、个体、商品活跃起来。可惜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束缚，毛泽东最终还是把商品、市场划入了资本主义的范畴，总想割掉这条“尾巴”。这表明提出一个新的、独创性的理论，固然不易，可是要付诸实践更难。我们虽然在理论上能不断提出好的思想，但在实践中我们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窠臼。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由于历史的曲折显示出其更加绚丽的光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就是对列宁、毛泽东有益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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