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范文1
[关键词]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资本主义新趋势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开始呈现一种胶着状态。“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标志着美国以和平的纯经济手段推进资本跨国渗透的发展战略已经走到极限；西方发达国家在各种借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美国的新经济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突然破灭、美元大幅度贬值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表明，美国经济的衰退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于美国金融体系以及以美国金融霸权为基础的世界金融体系的信任发生动摇。全球生态环境、石油能源、粮食等都显露出危机。人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是否正在面临一场周期性的大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否会被打断?是否会出现逆转?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想起了在以往繁荣年代久被遗忘的康德拉季耶夫，想到他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
尼古拉·季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是苏联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周期性的长期波动，创立了长波理论。从而享誉国际经济学界，被尊称为“长波理论之父”。在他的理论创新基础上，国际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长波理论经济学派。1939年，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议，世界经济学界正式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普遍用它指称经济成长过程中的长时段波动。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贡献因此被载入世界经济学发展历史。
一、长波理论的提出
长波又叫长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波假说最早形成于1919－1920年，他的这个观点最初“未加特别分析地”写入《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一书中，该书草稿在1921年被苏联出版社告知“稿件遗失”，他又根据笔记重新写作并在1922年出版。康德拉季耶夫书中的结论完全来源于对于价格趋势的实证分析，而这个结论在当时还是很不明确的，他只是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长周期仅仅是一种可能。”他在1923年发表的《关于世界经济和经济危机若干问题的争论》一文中也提到了长波假说。1924年，他前往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并参观了几所大学，当年返回俄罗斯。1924年冬和1925年春，他在行情研究所的《经济波动问题》论文集中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波》的专论(在译成外文时，这篇论文的标题被译为《经济生活中的长周期》或《经济生活中的大循环》)。在论文中，康德拉季耶夫系统深入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波动问题，较完整地提出了长波理论。后来，他又对该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并在1926年以德文发表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献》(第56卷)上。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周期对经济长波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持续不断地研究长波问题，一直到1930年被捕。最初相信长波理论的人并不多，在国内甚至遭到严厉批判。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康德拉季耶夫对20年代长波下降的预测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国际经济学界开始关注他的理论。国外期刊关于他所领导的行情研究所的工作报道以及在国外出版的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引起了研究经济和市场情况的各国专家的注意。行情研究所收到了菲舍尔、W.米切尔、凯恩斯等著名学者提出的合作出版一系列书刊的建议。康德拉季耶夫有关大周期的著作被收入权威性的百科全书《社会科学简明词典》。1935年，《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经济统计评论》第17卷上。康德拉季耶夫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各国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史上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存在着某种周期性循环的规律性，并各自提出一些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贡献在于用大量经济统计数据证实了长周期的设想，从而使这种设想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详细考察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140年)的一系列行情指标(商品价格的平均水平，贷款利率，工业工人的工资，对外贸易额，煤、生铁、铅、黄金的生产和消费)按时间序列排列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既包括“具有纯价值特性”的商品价格、利率和工资，或者“至少具有混合特性”的外贸等“对经济情况变动敏感的数量”，也包括煤炭、生铁、铅等“纯实物量数列的变动”。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除了存在通常所说的7年到11年的商业周期和3年半左右的“更短变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一个完整的长波的“持续时间在47年到60年之间”。他将人们的视野引导到更广阔的层面，为进行长期经济预测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康德拉季耶夫把1780年至1920年这140年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归结为两个半长周期波动：
第一个长波上升期是从18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1810－1817年，下降期从1810－1817年开始，持续到1844－1851年；
第二次长波上升期从1844－1851年持续到1870－1875年，下降期从1870－1875年开始直到1890－1896年；
第三次长波上升期从1890－1896年持续到1915－1920年，而下降期大约从1914－1920年开始。
康德拉季耶夫利用大量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材料证明长期波动的设想，虽然他没有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也从中证实了长期波动的存在，证明了这种长波的某些重要的经验性特点：
(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在长波推动下多种经济周期综合运动的演进过程，“在长期波动的上升期繁荣年份较多，而在下降期则以萧条年份为主”。
(2)在长期波动的衰退阶段，农业通常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长期萧条；与此同时，在生产和交通运输领域会完成非常多的重要发现和发明。
(3)在长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开始时，前一阶段的重要发现和发明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新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会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世界市场的扩大。
(4)长期波动的上升期，即在经济力量的扩张高度紧张的时期，一般会发生灾难性的广泛战争或革命。
康德拉季耶夫著书之时正处于第三次长波的衰落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危机频频发作，尤其是1929年起连续数年的“大萧条”，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康德拉季耶夫预测的准确性，进一步增强了“长波理论”的吸引力。因此，从20年代中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是西方研究长波理论的活跃时期，研究重点主要是对长波现象的统计证明和对长波根源的定性分析。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在肯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对扩大长波理论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康德拉季耶夫关于长波理论的阐释说明
在进行理论论证的时候，康德拉季耶夫进一步作出了以下说明：
1、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都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其长度在40余年到60年的区间变化，人们不可能确切地把转折点固定在某一年份，可以有5－7年的误差。从康德拉季耶夫对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长波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个长波周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折点都有5－7年的交叉转折期。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长波转折点划分持谨慎态度。因为“长期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各种中小周期的波动和长期大波动交织在一起进行，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内外因交错，因而，“对长波周期的划分应有较大的允差范围”。否则，人类就没有进行经济预测的必要了。
2、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长期波动具有“国际性”，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都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所掌握的统计数据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部门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都受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虽然个别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他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周期波动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或减慢，而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受国际经济形势制约，在世界经济进入长波衰落期的时候，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反对不现实的“高速度”。
3、长波具有规则性的发展周期，它的存在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康德拉季耶夫承认“长波”理论主要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之上，尽管目前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无法描述它的产生机制。但他确信，与中期波动一样，“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固有的那些原因”，而否认它们是由偶然因素(如技术变革、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等)造成的。他认为偶然因素论者颠倒了因果关系，并通过实例说明：(1)尽管不能否认科学发现和发明具有创造性因素，但决定技术变革“方向和强度的很可能是客观生活的需要和以往技术的发展状况”，“科学发明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给生产技术带来实际变化，如果有利于采用新发明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用处”；(2)战争和革命并非完全是由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起源于经济生活步伐的加速和紧张程度的加强，起源于争夺市场和原料斗争的加剧，而社会动荡则在新的经济力量的压力下最容易爆发”；(3)至于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是由于世界经济“新的高涨使得有必要和可能去开发新的国家、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世界经济的扩展限度取决于老牌国家对新市场和新原料来源要求的迫切程度；(4)黄金产量的增加，是由于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而这种改善和勘查则是因为在长波下降过程中黄金价值与它的成本之比与过去相比，变得更加不利了。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促使在衰落期降到谷底的黄金产量开始微弱上升。在黄金达到它的最大购买力之后，高涨才真正开始，等等。康德拉季耶夫对外因论的反驳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无论是技术的变化和应用、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还是黄金产量的增加都服从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和经济条件的具备等内生的经济进程。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没有对导致周期性波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固有的那些原因展开分析，但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的周期性对“长波”的影响。他认为：“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本资本货物储备的耗损、毁坏，替换和增加，它的生产需要有巨额投资，因而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而这些基本资本货物是指“大型厂房、重要的铁路、水道，以及大型的土地改良计划等等……事实上，对熟练劳动力的训练也属于这一类”。
至于转折点的动力，康德拉季耶夫指出，在下降波的发展进程中会逐渐形成新的经济长期上升的前提。这种上升当然不是必然的。国民经济制度的变革一般能改变经济动力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革，那么在下降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经济上升。新的周期不会完全重复前一次周期，因为国民经济在先前周期末尾就已处于其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新周期的一般机制基本上是原先保留下来的。在这里，他既提到了制度的作用，又指明了下一轮上升的动力是在前一个周期的下降期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内生变化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不够明确，他关于“内生性原因”的观点也并没有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对长波分析的主要论据，但其中一些闪光的思想还是启发了后人的探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70年代初，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长波理论研究比较沉寂的时期。此时，否定长波存在的学者处于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科技革命作用的不断消退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副作用的不断积累，第四次长波以危机和滞胀再现下降波，又一次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正确性。西方经济学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了熊彼特学派、福雷斯特的动态系统模型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门施的基础创新变形长波论、弗利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以及篠原三代平的多元因素长波论等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长波理论；比利时经济学教授、第四国际领导人欧内斯特·曼德尔则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长波，他把长波归因于平均利润率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动，试图实现长波分析史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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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兴公司主要由枣庄煤矿和陶庄煤矿组成。枣庄一带解放后，中共山东分局派遣部队保护了枣庄煤矿，鉴于枣庄总矿破坏严重，先恢复是一个制度较健全的股份公司，设在上海的中兴总公司于是召集驻上海、平津一带的中兴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共同商讨向人民政府申请发还矿场事宜。接着，中兴公司的主要董事、股东召开了董事会，通过了《向华东矿务主管部门申请发还矿区继续由本公司自行开采》的决议。从1949年7月开始，以黎绍基（黎元洪之子）为首，整理收集了采矿执照、股东名册等16种文件，先后分别呈送华东财办工矿部、上海市财产接收管理委员会重工业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具文呈送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燃料工业部和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关，要求发还枣、陶二矿自营。根据政务院的《企业中公股确认及处理原则》，当时华东区财委依据中财委指示明确指出：枣、陶两处煤矿，并非都是资方财产，其中有日本侵略者增添部分和解放后政府添置部分；政府对原属中兴私方财产发还中兴，解放后政府投资兴办部分，仍归政府；属于日本侵略者财产者，由政府没收，作为国有财产。这些指示打消了资本家们以自营模式借机侵占国有资产的企图，但只靠他们自己又无力恢复生产。
二、改造中期
公私之间的博弈根据中兴私方的提议，1952年7月，在中央燃料工业部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公私合营问题的座谈会。在会上，公私双方在相互谅解气氛中达成了《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协议规定：合营范围，以“中兴煤矿公司原曾经营枣庄煤矿及政府接管陶庄煤矿为限”；合营资本，“暂以矿区已清估并经双方同意确定之财产作为双方已缴资本，其尚未确定之财产以及拟议中之现金或实物投资，待确定后再加作追加资本”；枣陶两矿的关系，“今后应视为两个生产单位，分别经营各计盈亏”；合营日期自1952年7月1日开始算起；在合营公司董监事会未正式组成以前，暂设合营委员会负责办理合营和恢复生产事宜；合营委员会对一切问题应“采取公私双方协议方式解决”。根据《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1952年9月13日，合营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央燃料工业部和私营企业管理局、煤炭管理局提出公私双方投资的原则是：“私方第一，公方第二，即首先根据私方可能，公方照顾需要”。经过双方充分协商，通过了关于公私产权、合营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员、煤矿恢复程序和合营机构的临时费用等四项决议。决议确定：合营委员会定名为“枣陶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隶属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业务受山东省矿务局领导。会上确定了合营委员会的人选，并根据决议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经理处”。委员10人，议定公方委员为宋竹庭、李华民、马平，私方委员为李祖芬、周叔廉、吴克颐。宋竹庭为主任委员，李祖芬为副主任，经理由政府代表张擎担任，副经理由资方代表李祖芬担任。经理处下设工程计划、材料、总务三组，各组均有公私双方代表参加。对原中兴公司职员20余人，量才录用，做了妥善安排。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后，为了对资本家进行总路线教育，提高他们的经营信心，并使他们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至7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李在会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阐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重要性，要求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积极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黄炎培告诫资本家们：只要接受改造，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1953年10月至11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李阐明了《公私合营会议记录》公私合营档案第33卷（1952年），枣庄矿业集团档案处馆藏中兴公司档案。参见关世雄等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并且对企业的利润分配、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资本家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害怕而转变为开朗。
山东省统战部和工商联在全省开展对资产阶级全面调查活动，定期组织他们学路线，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后，又组织他们学习新宪法。为了妥善慎重的处理涉及公私、劳资、各地各行业各方面复杂关系，同时也维护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1954年7月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公私合营的原则，公私双方的地位、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盈余分配等。这个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使国家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方针和公私合营政策的原则，通过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和完备起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家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通过学习宪法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感觉到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应该顺应时势。为了解决中兴公司的投资等具体问题，公私合营委员会于1954年5月29日在济南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中兴公司私方并不十分配合，他们实行软对抗的策略，把资金缺乏，无法完成投资与还债的任务这个大难题抛到了桌面上。他们宣称发展工业是重要，但中兴公司因为贫弱，实在是力所难及了。如果坚持搞公私合营，那国家就要加大投入。公方代表一方面针对资方的态度表现，进行了说理疏导，同时采用个别接触等办法，深入了解资本家的想法，宣传党的总路线的意义，宣传资本家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事业的光明前途，反复进行说服教育，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经过公方代表的一番努力，资方的表现才有所好转，在投资问题上终于表示：铁道部拨来的五万多元，保证投资；电厂作为煤矿的一部分，不再坚持转让。同时公方在投资问题上也对他们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准许用南大井的旧设备折价21万元投资。中兴公司的资本家在这次会议上既受到了严肃的斗争和教育，也感觉到了国家的实际帮助，他们对国家顾全大局所作出的一些让步非常感激。正如山东省内1954年以前公私合营的其他企业一样，由于合营较早，对合营方针政策不甚明确，各企业在生产管理制度上普遍采取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对私股的合法权益尊重不够。原私营企业生产无计划，管理无人负责，财产也比较混乱。鉴于以上情况，1955年，在扩展公私合营的同时，对已有的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根据中央“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针和华东局“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指示精神，中兴公司公私合营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法：明确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按照国家计划，结合销情况，贯彻“改革经营管理，节约原材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从制定生产计划入手，建立初步的生产定额，以及为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责任制度；初步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每一笔收支都由公私双方代表共同监督盖章有效；按照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管理的要求，建立了有职工代表参加的煤矿管理委员会；对资方人员安排不当或分工不明的进行调整；建立健全煤矿各级党、工会、青年团组织，以党组织为核心，加强对资方人员的改造，以内部各项制度的完善，完成其向公有经济的转变。
三、改造后期
注重制度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6年7月24日，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又召开会议，协商对中兴公司的改造问题。当时，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工商业均已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确定将合营企业中的分红办法改为给资方支付定息的办法。最后公私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关于定息问题
确定私股股息为年息五厘五毫，自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超过了全国平均五厘的定息。1953年至1955年私方新投资及清估设备已被利用者，均按当年银行利息分别计息，作为增加私方投资。
（二）关于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归口问题和人员安排问题
对私方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在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分别量才录用，合理安排。
（三）撤销公私合营委员会
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不超过30名，私方15名，公方名额报请山东人民委员会审批。
（四）关于私方债权债务清理问题
由私方提出债权债务项目，公私双方代表于会后具体协商处理。会后，中兴公司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董事会。1956年9月28日，经济南煤管局同意，撤销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董事会，董事长为朱启铃（私方代表），副董事长由申法端（公方）、黎绍基（私方）、刘建太（公方）担任。公方董事有：张延明、魏兴、徐进等。私方董事有：黄师让、李祖芬、周叔廉、张淑诚等13人。从名单上看，国家按照“包下来”的政策，不仅安排了私方原来的实职人员，还安排了不任实职的股东做董事，了却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年8月还发放了上半年股息，11月又发放了第三季度股息，以后按季付息。比如，张学良自从入股中兴公司后，一直享有股息分配权利。1957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曾领取到1957年第一季度股息（扣除应缴费用）311.58元。后来根据国家形势和省政府文件，中兴公司名义撤销；上海办事处机构保留，每月由煤矿供给办事处13人的工资及董监人员公费房租水电费。至此，国家对于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基本完成。
四、余论
1949—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转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苏联经验探索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济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制定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各项规章制度，亦成为亟需之务。而在转折时期，各种探索和制度的确立，又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每个方面的制度都和其他方面有着必要的关联，前一个阶段的制度又要为后一个阶段的制度作铺垫。对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通过对中兴公司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中，高度重视战略设计，十分注意制度建设。如何将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或国家所有制，是当时党中央面临的一大难题。革命有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按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种“和平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和政府担负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职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从经济布局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利用到限制、再到改造，制度建设是连续进行的，改造前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逐渐使其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加大了私营企业对公有经济的依存度。改造过程中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和制度，涉及企业运营、劳资关系、利润分配、内部民主管理等方面，比较充分地保障了民族资本家的经济利益。
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过程却是艰难曲折的。如何让资本家主动配合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的一大难题。对此我们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对资方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学习实践，使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于积极接受改造的民族资本家，各级政府吸纳他们进入管理议事机构，使其充分享受主人翁地位。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3
2013年2月资本主义论文大全 1 浅谈从野蛮资本主义到道德资本主义 2 浅谈从管理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 3 浅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质变 4 浅谈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分析 5 浅谈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与特征 6 浅谈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危机 7 浅谈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8 浅谈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解读 9 试论“国家资本主义”内涵的界定及必要性 10 浅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11 浅谈资本主义世界的3个共产党执政国 12 浅谈一场广泛“深刻而持久的资本主义危机 13 浅谈民主与资本主义:联姻结束 14 浅谈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 15 浅谈资本主义:关于占领的故事 16 浅谈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三大危机 17 浅谈美国虚拟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 18 浅谈美国:站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十字路口 19 浅谈由金融危机看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的缺陷 20 浅谈美国政府“改写资本主义”是为了什么？ 更多相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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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超级秘书网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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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论文范文5
今天，我想谈一谈交换之本义，谈一谈我们给“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下的定义。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两类活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直至十八世纪仍是势单力薄的，人类行动的主要部分被包含、淹没在物质生活的广大范畴中。如果说市场经济在扩展，已经覆盖了很广阔的地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它却常常缺乏厚度。我或对或错地将欧洲旧制下的现实称作“资本主义”，它属于一个光辉的、精良的、但是狭窄的层次，它还拢不住经济生活的全部，没有创造出——例外正可证实规律——独有的、自身趋于普及的“生产方式”。这个资本主义通常被人们叫作商业资本主义。它还远远未能抓住和左右整个市场经济，尽管市场经济是其不可或缺之先决条件。然而，话又说回来，资本主义在国内、国际、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很明显的了。
第一节
我在以前已经给你们谈过的市场经济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历史学家们实际上赋予它一个显赫的地位。大家对它皆优厚有加。相比之下，生产与消费则是勘察得仍然很不充分的大陆，对它的研究从数量而言仅属起步而已。了解生产与消费天地并非易事。相反，市场经济是不断被谈论的对象。它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档案资料：城市档案、经商家族的私人档案、司法与警务文书、商会的讨论记录、公证人的记载……如此这般，叫人怎能不注意它，不对它产生兴趣?市场经济始终占据着舞台。
此中的危险，恰恰在于人们仅仅盯住市场经济，用大量的细节描绘它，使人意会为其存在是蔓延性的，固守不缩的，而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组合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本性只允许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扮演一个联系角色。这也是由下述的事实决定的：十九世纪之前，在支撑着它的日常生活的海洋和十回中有五回是自上而下地左右它的资本主义进程之间，它只是一个有些厚度与强度、有时却很单薄的夹层。
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一局限性，感觉明快的历史学家不多。正是这种局限性，通过对市场经济进行的界定，给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指明了它的真正作用。维托尔德·库拉即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变动，它的起伏，它的危机，其遥远的关联，其取齐的趋向，也就是说，一切使交易量规则的增长变为有形之物的原由都未能蒙骗住他们。库拉有些形象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始终应该注视井底，将视线穿透到水之深层，即穿透到“物质生活”的深层，市场价格可以触及物质生活，却钻不进去，也不是每次都能带动它。因此，一切不在两面——即井口和井的深层——着笔的经济史恐怕就是极其不完整的了。
这一点讲明之后，我还要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市场经济这个快速生活区不断拓宽。拓宽的征兆，证明拓宽的标记，这就是市场价格越过空间呈现出的连锁变化。在全世界，在对此已有许多观察的欧洲，在日本、中国、印度，在伊斯兰国家(也在土耳其帝国)，在美洲，特别是美洲的那些贵金属已发挥早期作用的地方，如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鲁，价格都在变动。这些价格呼应得或好或坏，起伏相随的差距有大有小，在整个欧洲，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相互钩连着，价格差距微乎其微，但相反，拿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印度来说，与欧洲相比，价格上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差距。
总之，说好也行，说坏也行，某种经济已将世界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了，这种经济牵动的只是几种特殊的商品，也牵动着已经周游世界的贵金属。用美洲白银铸造的八字硬币横渡地中海，穿越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到达了印度和中国。从1572年起，经过马尼拉中继站，美洲的白银跨越了太平洋，通过这条新路，又一次抵达中国，完成了它的旅程。
这些实质性的联系、联营网络、买卖和运输，怎能不吸引历史学家的视线?在这些事物的景象面前，当时的人们为之惊愕，今天的历史学家亦为之惊愕。甚至人类史上的第一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也正是市场的供与求吗?目不转睛的市政当局，它们奉行的经济政策，不正是监视其市场，监视其市场的供应及市场的价格吗?一国的君王，当他采取的行动形成了某种经济政策的时候，该政策所涉及的不正是理应保护的国内市场和国籍旗帜吗?所涉及的不正是与国内外市场紧紧相连的、理应推动的民族工业吗?只有在市场这块狭窄而敏感的区域内才有可能并顺理成章地行动起来。正如实践天天显示的那样，已经采取的措施在市场这个区域内都能得到反响。这终于使人们或对或错地相信，交换起着决定性的、平衡的作用，使人们相信，交换通过竞争可以铲平水准差，调理供求关系，相信市场是一尊看不见而甘尽义务的神明，是亚当·斯密(1)称之为的“无形的手”，相信十九世纪的自动调节的市场是经济的拱顶石，如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的话。
在这些论调中，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坏心，也有一份幻想。有多少次，市场被扭曲了!有多少次，价格被实际存在的或合法的垄断集团专横地确定了!这一点能够忘记吗?特别是，姑且承认市场(“市场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一台电脑”)的竞争效能，但至少应该指明，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市场仅仅是个不完善的连接件，光是它的“局部性”就足以说明它是不完善的了。我们要强调的字眼是这个“局部性”。诚然，我信奉市场经济的效能和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独辖一切。事实虽然如此，然而直至比较接近我们的时代，经济学家仍只从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实践推理。杜尔哥(2)认为，流通就是经济生活的整体。同样，远在杜尔哥之后的李嘉图(3)眼中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条很狭窄的、但很急湍的河流。诚然，五十余年以来，在经验的教益下，经济学家们不再为放任主义的自动效能辩护，但是，在当今的舆论和政治讨论中，这方面的迷信仍然没有消除殆尽。
第二节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并不总是被认可的。在关于此一时期的讨论中，我竟然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所需要的词汇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另一个字眼，用以指明一些显然不同的活动。我的意图决非引狼入室。历史学家已反复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且用得恰如其分，因此，当我也使用了它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个战斗的字眼是暧昧的，可怕地载满了现实意义，也很可能潜含着年代的颠倒。置一切慎重于不顾，我给“资本主义”这个词打开了大门，个中倒也有些因由。
首先，在十五至十八世纪这一时段，某些进程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叫法。当人们细察这些进程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将它们大而化之地列入普遍的市场经济之中，实属荒唐。在人们脑子里自然跳出的字眼就是“资本主义”。你会觉得词不达意，对它恼火至极，将它扫地出门，它却几乎立即越窗归返。因为你找不到替代它的合适字眼，这种状况是很凸显的。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AndrewShonfield)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不论如何声名狼藉，还得使用，最大的理由就是人们毕竟没有找出替代它的词汇。无疑，“资本主义”一词是有弊病的，它总引起不可胜数的争吵和辩论。然而，这些争吵，无论是好的、差一些的或是废话连篇的，实际上都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可能不理这些争吵而行事或讨论问题。该词最大的弊病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赋予了它另外的意思。
“资本主义”一词，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我也可能有点武断，不过我认为，1920年出版的威纳尔·桑巴特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是该词正式出台之时。实际上，马克思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可能直接犯下最大的过失：时序颠倒。有一次，一位年纪尚轻的历史学家喊道，在产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讲资本嘛，有的。讲资本主义，没有!”
然而，在过去——甚至遥远的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跃变，或者，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说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没有沾染。往昔的所为不断延伸到现时生活中来，也不断扩充它。由此，许多历史学家，且不是平庸之辈，今日都意识到，产业革命远在十八世纪之前已初见端倪了。说服自己相信古今无断裂的最佳论据或许就是今天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景象。它们试图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模式，但它们却受挫了。总之，这个无休无止地被翻来覆去的辩证关系——过去，现在；现在，过去——恐怕正是历史本身的核心，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第三节
“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义。“资本”是可触知的现实，是一整套容易鉴别的资源，处于无休止的运作中；“资本家”是筹划或试图筹划将资本纳入连续不断的生产进程之人，对于此一进程，一切社会皆仰赖系之。“资本主义”，大体上(也只能是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这种营营不息的行事方式。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是资本。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资本”的含义更被强调为“资产”。它不仅指积蓄的钱，还指先前一切劳动所取得的可资利用或已被利用的成果。一幢房子是资本，入仓的小麦是资本，一艘船、一条公路也是资本，但是，一项资产，只有当它参与再生产的进程时，才称得上资本，金库里不使用的钱便不再是资本，同样，不开发利用的森林也不是资本，以此类推。这一层意思就说到这里，那么，就我们所知，难道真有一个社会未曾积累过、也不去积累资产，不把资产有规律地用于劳动生产，并且不通过劳动重建资产，不使资产开花结果吗?在十五世纪，西方最简陋的村庄也有它的道路，也有清除了石块的田野、种了庄稼的土地、筹划安排的林子、磨房、存粮……欧洲旧制度下各国经济的统计表明，一年劳动的毛值与资产总体(在法文中我们称为patrimoine)之间的比例为一比三或一比四，这也正是凯恩斯所认可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应有的比例。如此说来，每个社会都积累了三到四年的劳动成果，储存在一边，用以进行顺利的生产。当然为此只是动用部分的积累，决不会动用百分之百的积累。
这些问题暂时讲到这里。你们对此和我一样熟悉。好了，我现在该给你们解释的只剩下一点了：我如何才能有根有据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当然，你们不会期待我作出下述这种毫不含混的区别：一层是水，另一层是浮在水面的油。经济现实永远不可能支撑在简单的物体上。你们不难理解，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
我把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归入第一种形式(甲)之中：譬如说，小麦和木材流向附近城市；我甚至把范围更广的贸易也归入这种形式之中，只要这些贸易是定期的、可预见的、常规的、向大小商人放开的：譬如，在十七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从革但斯克卖到阿姆斯特丹；再譬如，欧洲从南到北的食油和葡萄酒贸易——我想到了每年到伊斯的利亚地区(克罗地亚)采购白葡萄酒的德国大车队。
第一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每个人都了解其来龙去脉，人们也大致承受得起其一贯有分寸的利润。在这方面，一个镇子的市场所提供的便是一个好的典型。它首先汇集的是生产者——农家男女、匠人等——和买主，其中一些人是本镇的住户，另一些是邻村的居民。在买主与生产者之间，不时有中间商出现，最多也就是两三个人。在有机会的时候，中间商通过囤积的手段搅乱市场，支配市场，左右价格。一个小转卖商甚至可能违反规章而去镇口迎堵农民，以低价收购他们的食物，然后高价出手：这是一种初级的欺骗行为，它在乡镇周围，尤其在城市周围普遍地存在着。当这种行为扩展时，便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在一个我们想象的理想乡镇，其贸易是有条例的，是公正的、透明的——如同德国成语“眼对眼，手接手”所说的那样，即使在这里，逃避透明与监督的乙式交换也不可能绝对没有。再如，贩卖波罗的海地区小麦的大型车队所做的贸易是一种透明的贸易：在始发点革但斯克的价格曲线和在终点阿姆斯特丹的价格曲线是同步的，商人的利润既有保证，亦颇适度。但是，倘若地中海地区发生饥馑，如同1590年出现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代表大客户的国际商人让海轮改变惯常的航线，所载之货运至里窝那或热那亚，价格必然增加二倍或三倍。在此情况下，甲式经济便让位于乙式经济了。
只要在交换中升级，第二种形式的经济便占了主导地位，在我们的眼前便画出了一个显然不同的“流通范围”。英国历史学家指出，从十六世纪起，在传统的公开市场（publicmarket）身旁，他们称之为的私下市场（privatemarket）日渐扩大着影响。为了强调二者的不同，我特意把它叫作“反向市场”。说实在话，这个市场不正是寻求挣脱传统市场的那些极为碍事的规则吗?流动的商人，上门的收购人径入生产者的家中。他们向农民直接购买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麦或小麦、家禽等。他们甚至预先订购剪羊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长着的小麦。一张普通的条子，在村子的客栈里，或者就在农家中，签了字就等于订了合同。然后，他们将收购的货物用车辆、牲口或小船运至大城市或输出的港口。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巴黎四周如此，伦敦四周亦如此，塞哥维亚是羊毛集散地，那不勒斯是小麦集散地，普利亚是食油集散地，南亚诸岛是胡椒集散地……流动商人不亲赴农户的时候，便与卖主在集市的外侧约会，或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家客栈揽生意：客栈于是成了货流的中继点，运输的驿站，这种类型的交换用个人之间的交易替代了集体市场的正常状况，而个人交易的条件又随着当事人各自的处境而任意变化。在英国，由于对卖主所签具的条子有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大量官司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显然这是些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些交换中，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竞争——大失其位；在这些交换中，商人占了两项优势：其一，他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获得商品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了解商业链两头的市场条件，因此，只有他对可以指望的利润心中有数)；其二，他有现款，这是他的主要理由。就这样，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便拉开了商业长链。这条长链的效率保证了它的存在。尤其在大城市的供应方面，由于它有效率，当局对它便听之任之，至少对它放松控制。
然而，这些链条拉得越长便越能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显出来，在Fernhandel(德文，意为远程贸易)中，它展现得很鲜明，并非只有德国的历史学家从中看到了交换生活的顶点。Fernhandel是个绝妙的自由操作的领域，它长距离运作，这使它不受通常的监视或者避开监视。在有需要的时候，它的行动可由科罗曼德尔海岸(印度)或孟加拉沿海直至到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直至波斯、中国或日本的某家销售商店。在此广阔的经营区内，它有选择的可能，它选择最能生利的买卖：安得列斯群岛的贸易不是已经利微了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同一时刻，在印度所做的区间贸易或对中国进行的贸易保证了双倍的利润。扛枪的人换换肩就行了。由于远程贸易经手人只有几个，从这些丰肥的利润中便积累起巨额资本。并不是任何人想挤便能挤得进来的。相反，地方贸易分散于众多的受款人之手。譬如，在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国内贸易，若论其总量和所料想的全部款额，远远超过胡椒、香料和的贸易。但是，这种内贸经常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表现为使用价值。香料贸易则直属货币经济。只有大批发商从事这种经营并在手中集中了超常的利润。?牡览硪彩视糜诘迅J贝挠⒐?BR>在世界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伙大批发商从芸芸商人之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这批人的范围很狭小，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总是与远程贸易联系在一起的，这决非偶然。在十六世纪之后的德国，在十三世纪之后的巴黎，在十二世纪之后、可能更早的意大利城市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西方出现第一批批发商之前，伊斯兰国家就有了tayir，即进出口商人。tayir从他们的商号里(已经实行坐商)指挥着经纪人和人的活动。tayir和市场里的hawanti（小店主）不可相提并论。印度的阿格拉，在164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城市，一位旅行者记述道，在那里被称为sogador的人“正是我们在西班牙称之为商人的人，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则冠以Katari这种特殊的称呼，它是这些国家中经商者的最高尚的称号，其意为‘极其富有、威望崇高的商人’”。在西方语言中的词汇也标明了此类区别。“批发商”（Negociant）就是法国的Katair；Negociant一词出现于十七世纪。在意大利，mercanteataglio(零售商)与negoziant(批发商)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在英国亦然，零售商是tradesman，批发商是merchant，后者在英国的港口首先经营出口和远程贸易。在德国，天壤之别存在于小作坊主(Kramer)和大商人(Kaufmann或Kaufherr)之间。
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他们很早地、一贯地超越“本国”的界限，和外国商人串通一气。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过操纵信贷，也通过在好钱和坏钱之间进行偷梁换柱的取巧把戏。金币银币值钱，是好钱，用于大宗交易，流向资本；铜币不值钱，是坏钱，用于发工资和日常支付，流向劳动。这些人有着信息、智力和文化优势。他们攫取周围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产、定期租金……他们依仗着垄断或者必要的权势，十居其九能够击败竞争对手。谁会怀疑这一点?一位荷兰商人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一个伙计，叮嘱他保守他们计划的机密，否则的话，“在这笔买卖上如同在其他许多买卖一样，只要有人出来竞争，那就无水可喝了!”最后，由于资本雄厚，资本家才得以维持其特权并包揽了当时的国际大生意。一方面，因为在那个运输缓慢的时代，做大买卖，资金流动的周期必然很长：投入的金额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连同利润收回。另一方面，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大商人不仅仅动用他的资本，还借助于信贷，即借助于别人的钱。总之，资本是流动的。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城中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第尼所遗留下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从十四世纪末开始，汇票已往来于意大利各城市和欧洲资本主义热点之间：如巴塞罗那、蒙彼利埃、阿维尼翁、巴黎、伦敦、布鲁日……他们的这一套玩艺就像今天巴塞尔(Basel)国际清算银行的绝密会商一样与平民百姓毫无干系。
商品世界或交换世界就这样被严格地等级化了，从最卑微的职业——脚夫、装卸工、小商贩、运输者、水手，到出纳员、店主、各种经纪人、高利贷者，直至批发商。一眼看上便使人惊异之事，就是专业化，即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职能分解的进程是一种现代化，它首先并且仅仅表现在下层：各种手艺人、店主，甚至商贩都专业化了。但金字塔的顶尖却并非如此，直至十九世纪，实力雄厚的商人可以说从不局限于某一种经营活动。当然，他是商人，但从不只干一种行当，他随机应变，一会儿是船主、承保人、贷款者，一会儿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银行家，甚至是实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巴塞罗那，十八世纪的时候，零售商店总是专业化的：出售的或是粗布，或是呢绒，或是香料……财发大了，有朝一日变成了批发商，他就立即从专业化走向非专业化。从此之后，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此种越规行为经常被注意到，但通常的解释却不能令我们满足：人们对我们说，商人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散经营，为的是减轻风险：做红染料赔了，靠香料赚；错过了一桩生意，那就靠换汇或向某农民借钱收息赢利……总之，他遵从一则法国成语的忠告，即“不要把全部鸡蛋装在一只篮子里”。
对此，我认为：
——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其原因在于，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全部的活动拢固。人们往往以为，往昔的资本主义由于缺少资金而财单力薄，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积累才得以枝繁叶茂。然而，商务函件或商会的备查文书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显示，一些资金找不到投入的场所。资本家于是有兴趣置地，土地是保值之物，拥有土地在社会上亦颇光彩，资本家有时也有兴趣购置收益颇丰的、以现代方式进行经营的土地，在英国，在威尼斯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资本家或者受诱在城市倒卖房产，还可能谨慎而再三地涉足工业领地，如进行矿产投机(十五—十七世纪)。但是，意味深长的是，除了个别例外，商人对于生产体系不愿入股，而是满足于使用把活计外派到承揽人家中去做的办法，即puttingout的办法，来控制手工生产，以便保证更好地销售。与工匠和puttingout系统相比，工场直至十九世纪只不过是生产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大商人经常更换经营活动，这是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外一个部门转移。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随行情而变。现今也还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适应形势与进行转产。
——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它的成功从未为时长久，好像是经济大厦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这个经济尖端一样。佛罗伦萨银行，曾辉煌一时，但在十四世纪便败落在巴尔迪家族和佩鲁齐家族手里，到了十五世纪又改落在梅迪契家族手里。从1579年起，热那亚兴办的普莱桑斯金融交易会变成了几乎全欧洲的汇划结算所，但是，热那亚银行家非凡的作为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至1612年便销声匿迹了。在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独点了欧洲信贷流通的鳌头，但这一番经历到了下一个世纪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1830—1860年之后，金融资本主义才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个时候，银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业，也控制了商品，而且，从总体来说，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茁壮，最终撑得起金融建筑了。
我现在总结如下：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种既狡滑又残酷的明火执仗的乡村资本主义。莫斯科的达林教授对我说，列宁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若一旦将自由归还给乡村市场，它便能够发育出资本主义的整棵大树。我也不否认存在着由店主们实行的某种微型资本主义。格申克隆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脱胎于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力量对比可能成形并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层次。但是，归根结底，初始的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是社会的上层。只有在巴尔迪、雅克·科尔、雅各布·富格尔、约翰·劳或者奈克尔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并或许能了解到什么是资本主义。
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加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和经济进步的充分的展现。其实，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展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约瑟夫·熊彼特把企业家奉为天降的神明，我不认为他说得有理。我固执地相信，整体运动才是决定性的，一切资本的轻重大小首先取决于支撑它的下层经济。
第四节
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当然，情况并非一贯如此。
一切密集的社会都可被分解为几个“组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级制度。只有与其他“组合”联系起来，渗透到其他“组合”之中并且也向其他“组合”敞开大门的情况下，经济这一块才能被理解。这些“组合”既有单独的行动，也有相互的作用。资本主义是经济“组合”中的一种特殊的和部分的形式。上述的“组合”相互为邻而又相互渗浸，只有以此为据，资本主义方可得到充分的解释。
所以说，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时好时坏。时而允其扩展，时而断其生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得胜之日。在资本主义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正是财主中的佼佼者。在十七世纪的荷兰，摄政贵族为了生意人、批发商和出资者的利益，甚至根据这些人的指示来统治国家。在英国，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兰一样。法国则晚了一个多世纪，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资产阶级才稳稳当当地主了政。
国家根据自身的均衡状况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对于金钱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文化与宗教的情况亦然。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但是，教会对此却有些顺应。教会口头上也是不断地说不，到后来对于世事迫切的需求终于说了行。简言之，教会采纳了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为入时)，aggiormento是个较新的用法，当时的说法是modernisme(modernism，现代主义)。奥古斯丁·勒诺代回顾说，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确立了第一个应运成功的现代主义。不过，如果宗教，或曰实质上的文化，相当快地撤除了障碍，但却坚持了强烈的原则上的反对，尤其对于有息贷款，将之谴责为高利贷。有人甚至过于匆忙地认定，若没有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顾忌是消除不了的，还认定，这正是北欧国家臻至资本主义的深刻原因。马克斯·韦伯认为，从字眼的现代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不多不少就是新教的产物，或更恰当地说，就是清教主义的产物。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这种难以捉摸的论点，尽管他们做不到将其彻底放弃。此一论点不断在他们面前再现。然而，该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不过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资本主义中心长期而出色地占据过的位子。它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工商业的操作上，都没有任何创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伦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仿效伦敦一样。此事的关键每次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转移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质。在十六世纪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终转移正是一个新兴国家对衰老国家的胜利。此外，其规模亦今非昔比了。随着大西洋的兴起，全面的经济、各种交换、贷币的储存都扩大了，这也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进展。市场经济忠于阿姆斯特丹的约会，此后便背负起资本主义更大规模的建树。最后，依我之见，马克斯·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开始便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作用，将其视为现代世界的创导者。
但是，实质问题并不在此。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
一切发达的社会都允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几个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们从楼底向上攀登。住在楼底、在贫寒中生息的是基层的大众，即纳尔·桑巴特所说的Grundvolk。等级分为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钱财的。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级之间，有敌对，有妥协，有同盟。有时甚至混乱不清。在罗马，十三世纪的时候，政治等级和宗教等级汇为一体，但是，在城市周围，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而与此同时，教廷的银行家——即锡耶纳人——也爬到了很高的地位。在佛罗伦萨，十四世纪末，过去的封建贵族与新起的商业大资产阶级已经合二为一，组成了英气勃发的钱财集团，理所当然地也攫取了政权。相反，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够压倒其他的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与清朝便是如此。欧洲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政体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国那样明显与一贯而已。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威望的角色，而将贵族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穷酸的吕宋教区的主教黎世留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当上了皇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指导神甫，由?吮阒比牍⒉⒓方苏迫ㄕ叩男∪ψ印?BR>有多少社会便有多少实现个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尽管孤立的个人成功并不少见，历史却频频不休地重复同样的课程，即个人的成功几乎总应记在某些大家庭的账上，这些家庭警觉审慎、专心认真，拚了老命也要一点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影响。他们的抱负与耐心配合，长期铺展。如此说来，是不是应该赞颂一下那些“继世长”的家族，赞颂一下名门的荣光和功德呢?我之所以讲这些，为的是突出我们从总体上称之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是“很晚”才被人们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是日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牢固的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在实际中，为了确立其财富和势力，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价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们的想象，土地为其拥有者在社会上建立一种显耀的威望。如果你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渊源流长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积累起来的家产和荣誉，你们就差不多懂得了欧洲是如何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家族分享基础财富——土地财富——的一种持久的形式，即一种在其结构中的稳定的秩序。“资产阶级”，延绵几个世纪，寄?谡飧鎏厝ń准叮址炊运盟拇砦蟆⑸莩蕖⒂问趾孟小⑷狈υぜS酶呃陌旆ǎ崛×怂牟撇钪兆杲男辛校缓笕诤掀渲小R慌什哒庋闪耍硪慌俳釉倮鳎⑵鸪宸妫匦峦度胪亩氛W苤纳浅て诘模鹤什准段搜首约憾莼偻持谓准叮谡夥矫嫠蔷霾换岚帐值摹5牵什准兜纳仙腔郝模哂心托牡模浔Ц旱氖迪钟勺铀锵嗉膛Γ哟谒铮镉执樱扌菸拗埂?BR>此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自身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状态，它是一种这样的社会：财产、社会特权都相对地受到庇护，由于财产是、至少想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种相对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财产与特权，每个人大体上各归其位。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这样做，资本主义摧毁了上层社会的某些堡垒，当然是为了修筑有利于自身的、同样坚固的与持久的新堡垒。
家财孕育经千日，光彩成就一朝至，在过去和现在，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难于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特点。只有当我们置身境外，放眼欧洲之外的社会所展现的不同景象之时，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此点，在欧洲之外的这些社会里，我们称之为，或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要遇到很难或者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这些障碍成了我们进行全面解释的引子。
我们且把日本社会放在一旁。其发展进程与欧洲大体一致：封建社会日渐损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脱胎而出。再者，日本乃商业豪门传世最久之邦：其中一些形成于十七世纪，至今仍兴旺发达。但是，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国家、身分特权和金钱特权的地位殊异，我们正是从这些不同之处谋求教益的。
书归正传，且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中国，向我们提供的不完善的统计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动性较欧洲更大。这倒不是因为拥有特权的人数相对更多，而是社会的构成远不如欧洲稳定。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虽然这些考试并不总是在绝对公正的环境中进行，但社会各界皆可应试，比十九世纪进西方名牌大学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举打开了通往高官厚禄之路，实际上是社会游戏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Deal(新政，新的分配局面)。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定一个在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就会被可以称为极权(totalitarian，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义)的国家所制服。中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
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十八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因为土地在这些国家同样属于君王。历史学家使用旧制下的欧洲语言说，在这些国家里，好处(即终生得到的利益)是有的，家族采邑是没有的。换言之，领，即土地、乡村、地租，是由国家分配的，如同加洛林王朝过去之所为，受益者一死，领重新由国家支配。就君王而言，这是一种酬赏士兵和骑士、保证他们效力的方式。领主一死，其采邑和一切财产便重归伊斯坦布尔苏丹或德里的大莫卧儿。可以说，只要权在手，这些大君王便能够像换新衣一样地更换统治圈子和精英阶级，这个权，他们不可能不用。社会的顶峰因此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最近有一份研究十八世纪开罗的材料告诉我们，大商人无法维系一代以上。政治社会将他们吞噬殆尽。在印度，商业生活比较稳固，那是因为商业生活的发展处于上层变化无常的圈子之外，处于商人和银行家阶级的护栏之内。
讲了这些之后，你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阐述的相当简单的、也许正确的论点：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就在西方本身，这种殷勤讨好的程度也有差异：由于广泛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譬如与英国相比，法国一直是一个更不赞同资本主义的国家。
我想，这个观点不至引起严重的异议。相反，一个新问题自动提出来了。资本主义需要有一种等级。但是，在一个审视过成百上千个等级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中，等级制度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些社会的顶峰都形成了一小撮特权者和负责人。这便是昨天的现实：在十三世纪的威尼斯如此，在旧制度(AncienRégime)之下的欧洲如此，在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也是如此。在1936年的法国，人民群众提出口号，谴责“二百家族”的权力。在日本，在中国，在土耳其，在印度，情况亦然。这仍是今日的现实。甚至在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各种等级制度，它只是利用这些等级而已，正如它并未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晚间来客。当它到达的时候，一切早已安排就绪。换句话说，等级这个问题的本身已将资本主义超越，事先就支配了它。非资本主义社会可惜也未能革除等级制度。
这一切引发着漫长的讨论。在这里，我试图对此介绍，不求结论。因为，这肯定是个关键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要不要打碎等级制度?要不要消除人对人的依附?1968年，让—保罗·萨特说要打碎，要消除。然而，这真的能做到吗?
注释：
(1)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大著作。他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认为自由竞争就会增加国民财富。
(2)杜尔哥(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在位时曾任财政总监，试图进行经济大改革，取消了内部关卡，主张商业与工业自由，由于阻力巨大，终遭失败。
(3)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居于领导地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起了他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分析了社会中三个阶级，即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规律。他使经济学的研究系统化了，然而他把经济学的范围规定得比亚当·斯密狭窄得多。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6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管理职能;职能转变
Abstract:AfterWorldWarII,pushedby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theproductioncapabilityofcapitalistcountriesdevelopedveryfast.Withthedevelopment,anewchangetookplacein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whichmanifestedthatthefunctionofadministrationbothineconomyandsocietyincapitalistcountrieshadbeenincreased.Focusingonthisphenomenonandprobingthecauseofwhichwillbeveryimportantforstudying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utilizingthepoliticalcivilizationachievementofcapitalistcountry.
Keywords:contemporarycapitalism；functionofmanagement;functiontransi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由阶级职能向社会职能的转变。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论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国家的实质作了这样的界定：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后，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引申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只有统治和压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继续阐述了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阶级职能外，也涉及国家的社会职能。他把国家理解为一种产生于社会之中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用来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有阶级存在，国家就需要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阶级职能和国家的社会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从本质上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从国家的阶级职能看，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抵御外部敌对势力侵犯的机器，这无疑体现了国家本质和国家的阶级职能相一致的方面。但从国家的社会职能来看，国家往往又是以整个社会的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国家的社会职能似乎是与国家的本质相悖的，因为国家的社会职能的行使是有利于对立阶级双方的。但实际上，在阶级还存在的社会，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争得它自己的利益，巩固统治地位。所以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或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从深层来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与国家的阶级职能在本质属性上是一致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职能更加强化，而阶级职能则日显淡化。
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转变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到那时国家的阶级职能将不存在了，而社会职能却能仍然保留下来，一些社会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被社会主义所采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职能更多地体现为对阶级的压迫和对社会的统治。二战结束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了其经济结构和阶级构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广泛、大规模地干预和调节经济，以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缓和矛盾，保障就业等等。国家放弃了“守夜人”的角色，开始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的管理职能。这是历史上任何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职能在当代的新发展。
(一)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经济干预调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主要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般通过法律、政权等上层建筑保护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时而干预时而放任的政策。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全面、长期、持续地干预经济生活。
首先，从国家支出比来看。国家支出比是衡量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程度的一个综合的数量指标。它表示国家支出占当年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世纪初，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极低，美国在1913年这个比例仅为2.1%，而战后几十年里，政府支出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1949年上升到23.1%,1961年达到28.8%。即使在自由主义春风得意的20世纪80年代，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与之前并无太大的下降，英国和法国的国家支出比还有所上升［1］。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经济衰退，西方各国又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渗透。1991年－1997年，美国的国家支出比在32%－34.4%，英国在39.7%－43.6%之间，法国在50.5%－55.0%之间，瑞典最高在61.3%－71%之间。总体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支在不断上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断增强［2］。
其次，从国有经济来看。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生活。但是，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各国不尽相同。国有化在西欧国家有较大发展，在美国和日本规模较小。英国、法国、德国国有企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2%，意大利占20%左右。美国的国有企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下。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国有企业的比例有所缩小，但仍未能把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成分和私有成分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政体的组成部分。虽然私有成分占主体地位，但国有成分（企业）在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原材料、动力和半成品，以及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银行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广泛的服务，为垄断资本和整个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总之，国有成分起的作用，是私营成分所不能代替的。
最后，从间接干预和调节国家经济来看。除了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干预和调节国家经济以外，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强化了利用国家间接影响经济的方法，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主要内容有：（1）财政调节。财政政策可分为财政收入(即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国家的税收政策通过增税或减税影响社会有效需求;支出政策通过政府开支的增减或财政赤字的增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2）货币政策。国家通过控制中央银行，掌握经济运行中枢，并通过货币金融系统调节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和伸缩使用规模，影响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水平，以达到反周期和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3）收入政策。包括工资和物价两项具体措施，它们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补充。国家通过冻结、协商工资形式和税收等各种措施管理工资和物价水平，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4）行政和法律手段。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国家采取单纯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体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维护经济秩序，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的职能。在现实中，这些手段往往同时使用，互相搭配，互相补充，已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经济干预调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加快。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一种打破民族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积累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国内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对国际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首先，从国际经济组织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为恢复战后经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脱颖而出，此后几十年来，国际经济组织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1951年全世界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为123个，1976年上升到308个，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国际经济组织已超过3000个，其中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就有500个［3］。与战前相比，国际经济组织已经从主要协调跨国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标准发展到对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和管理；其制定的法律规范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国家经济管理的加强和补充，而是开始从国际经济整体立场出发，以促进国际协调；另外，国际经济组织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也从主要采取协商、调解等传统的外交手段发展到利用仲裁、诉讼等准法律方式。随着国际经济组织调整的对象扩大，手段增多，效力加强，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是早期国际经济组织不可比拟的。
其次，从政府首脑会晤来看。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可以对国际资本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这种会晤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生活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运行的矛盾日益加剧。发达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高级的国际经济协调机构。这样，在1975年11月，美、日、德、法、英、意等六国举行了第一次政府首脑会议，对1974—1975年危机后如何振兴西方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磋商和协调。1976年又吸收了加拿大首脑参加，举行第二次政府首脑会晤，由此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并发展为年度例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政府最高领导人一级水平上对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彼此之间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调节。
最后，从区域性经济组织来看。地区经济一体化经济集团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和有限的国家之间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它的目标是不同程度地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资本、商品、劳动力及劳务的自由流通，并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增加，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统计数字，从1948年到1994年，世界上先后出现过109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其中2/3是90年代后成立的。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主要在商品流通领域，但后者比自由贸易区进了一步，除了成员国之间彼此取消关税和贸易限额外，还规定同盟统一对外的关税率和共同的外贸政策。经济联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不仅包括商品流通领域，而且包括货币和生产领域。经济联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是当前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比如说欧洲联盟通过调节资本国际运行，就对欧洲市场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各国政府还通过制定国内法规，双边经济协定，区域性组织和全球性多边经济协议使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渐制度化。面对在20世纪末难以解决的全球经济衰退、国际债务危机、各种贸易保护壁垒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以及21世纪前期可能出现的新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经济组织对国际经济关系规范的作用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区域内经济关系的规范功能和协调作用也将不断加强。
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的原因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的原因，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略有涉及，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职能的增强是其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提高，各企业间、部门间、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信赖性不断加强；而垄断却破坏着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来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破坏着通过竞争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实现的国民经济的相对平衡发展。这就要求国家担负起组织与协调社会经济的职能，以确保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2.战后科技革命和生产集中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从事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巨额投资与私人资本积累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的局限性迫使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政权拨出巨额资金来维持和建设某些经济部门，以保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就是西方国家对许多基础工业、公用事业、科技项目等实行国家经营或国家投资的原因所在。
3.市场调节机制存在明显不足，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限，必须要有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为补充。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宣布了放任主义的传统经济学彻底破产，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调节的严重缺陷和国家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必要性，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大规模干预的全面开始。经过二战“战时经济繁荣”的政策实践，国家干预正式成为普遍范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日益加强。
4.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垄断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也迫使国家政权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治理加以保护，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条件。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和失业问题长期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抑制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西方国家开始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调节。
5.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再生产过程和资本运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逐步加深，而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程度的加剧又削弱了单个国家干预本国经济的效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达到了国际规模，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调节，以缓和其矛盾。
四、结语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适应了战后新的形势，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矛盾，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首先，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活动，受到市场的制约，它首先必须遵守一般的市场原则。其次，这种干预和调节要符合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采取的干预和调节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合力作用的结果。再次，国家调节手段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最后，国家的调解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进行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规律起作用之前先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或规律。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转变既产生了正面效果，也产生了负面效果，但总的说来正面效果大于负面效果。在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的推动下，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范围内，国家将继续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阶级职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职能将进一步加强，直到国家成为一种“多余”，最后自行消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虽然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其自身范围内的自我适应和调整。
［参考文献］
［1］李琮.当代资本主义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