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环境 污染转移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国际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形式，已经渗入各个国家的经济肌体，成为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不部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刺激了经济发展，但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弊端也随之凸显出来，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环境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是不计后果的；我们的资源、环境都在为发展让步”。实际情况如何呢？我国是否象某些人所说的沦为了为发达国家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工厂？中国的产业是否需要进行调整以改善日益恶化的环境呢？下面我们通过数据来说话。
一、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现状
（一）我国FDI总额的变化
从《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994年到2013年，我国的外资实际利用额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势头，2013年的外资实际利用额甚至接近1994年的四倍。除1999年和2009年相比前一年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外，其他年份均比前一年有所增长，且在2010年势头更强。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4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全年吸引外资达123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居全球第二位。
（二）我国FDI流入的产业结构状况
从《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及相关计算，可以发现我国的FDI有下面几个特点：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数额较大，且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类型中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的流入占有最大的比重。从1999年至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其整体规模远远高于其他产业。2006年以后，虽然有所下降，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维持在50%左右。
二、我国环境污染现状
（一）水污染现状
我国水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需求，以及生活和工业污水的大量排放，现在可用的干净水资源日渐减少，其中工业污水的排放对水资源的危害巨大。据2014年11月24日发表的环境统计年报，全国废水排放总量695.4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09.8亿吨、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485.1亿吨。比上一年增长了1.5%。
（二）大气污染现状
我国大气污染状况十分严重，主要呈现为城市大气环境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普遍超标；二氧化硫污染保持在较高水平；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迅速增加；氮氧化物污染呈加重趋势。据2013年的环境统计年报，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669361亿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2043.9万吨。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35.2万吨，城镇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08.5万吨。排放量之大已经超出了大气自然净化能力。
（三）固体排放物污染现状
2013年，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8亿吨，比上年减少0.41%；综合利用量为20.6亿吨，比上年增加1.71%，综合利用率为62.2%；贮存量为4.3亿吨，比上年减少28.7%；处置量为8.3亿吨，比上年增加17.3%；倾倒丢弃量为129.3万吨，比上年减少10.3%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的污染外，我国的自然资源也消耗极大，土地污染严重。我国环境污染呈现污染范围广、污染程度高和造成的危害大的特点。从地域上看，污染已经从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延伸到了中部及西部地区，这跟东部产业转移有很大的关系。从空间上看，我国很多地区从地下到地表，从地表到大气都有被污染的情况。从污染程度上看，以土地污染为例，目前全国可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共约1.5亿亩；此外，因其他各种原因受到严重污染的土地也达到了3450万亩。从造成的危害方面看，我国数以万计的居民因雾霾天气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疾病。由此可见，我国治理环境的任务很艰巨，需要加快治理的步伐，加大治理的力度。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关联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中的FDI总额与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数据及相关计算，可以绘制出下面的折线图：
从图中可见，1994-2014年，FDI与工业废气排放都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1995-1997年，两组数据都呈抛物线型增长，且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长率明显高于FDI的增长。1998-2001年，两组数据都呈“V”型增长，增长过程同步。2003-2006年，两者的增长曲线几乎平行，近似同步增长。2006年以后，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长曲线比前一阶段要平缓一些，FDI增长曲线却比前一阶段陡峭了一些。这很可能得益于我国采取了某些措施减缓了环境污染的速度，因此出现了污染滞后的现象。客观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的技术效应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我国环境的污染，但是从目前我国外商的投资结构和规模效应来看，其带来的在环境方面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不难看出，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而增长的，并且，两者增长率的波动有着极高的同步率，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这可以间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着我国的环境状况。
（二）FDI总额与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年鉴中的FDI总额和工业废气排放量两组数据绘制散点图，然后得到如图所示的趋势线以及相关性方程：y=687.49x-1.6E+5。计算相关系数为R^2=0.9719
通常情况下通过以下取值范围可以判断变量的相关强度：相关系数0.8-1.0，为极强相关；0.6-0.8，强相关；0.4-0.6，中等程度相关；0.2-0.4，弱相关；0.0-0.2，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上述相关系数为0.9719，非常接近1，为极强相关。说明FDI的引入对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非常大。
（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1993）就曾指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必然会扩大市场和经济活动的规模，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一致共识。
20世纪90年代，Grossman和Kruger还发现环境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类似库兹
涅茨曲线的倒U型变化路径，形成如图所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他们研究发现在最初阶段空气质量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恶化，然而一旦人均年GDP超过5000美元，空气质量反而开始改善。
曲线的第一段属于一国经济发展的早期，因为资本的积累以及生产力的解放，带动了污染产业的快速发展。此阶段，污染程度与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曲线的第二阶段属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经济的增长带动技术的革新，推动生产向清洁产业转移。此阶段，污染程度与人均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曲线的第三段属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后期，此时，经济已经处于高度发达的状况，而环境状况也通过第二阶段的过渡保持着相对良好的状况。经济发展必定会使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此时的环境状况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所能最大限度控制污染排出的状态。此后，该状态便会较为稳定的保持下去。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量以及投资结构都对我国的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中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走入污染顶峰的时间，并且其产生的滞后效应又减缓了曲线进入下降阶段的速度。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的大关，按理论来说环境状况应该越来越好，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由此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影响很大。我国需要采取大量可靠、有效、科学的措施去改善环境状况，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四、外商直接投资导致污染转移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39%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日本60%以上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都转移至了拉美和东南亚。我国许多地方都有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纺织业、加工业、印染等高污染密集型产业里。外商为什么会选择我国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而我国又为什么会被动地承接这些污染源呢？
（一）环境标准差异
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很多年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期间，发达国家深刻的认识到了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因此，发达国家为他们的生产企业制订了严格的环境标准，对外商的投资也制订了环保要求很高的准入制度。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第二产业作为该阶段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急需外资来驱动，这时吸引外资便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刺激经济更快地发展，发展中国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其中的环境成本，而对外资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两国的环境要求的差异，为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转移大开了方便之门。
（二）成本利益差
长期以来我们对环境的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一方面，人们的环保意识还未达到发达国家人民的水平；另一方面，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表面上的“无所属、不等价”会让人忽略其价值。但事实却证明，投资商对我国的环境造成污染后，我国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治理，其代价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效益。
（三）比较优势陷阱
我国拥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这种要素禀赋决定了我国比较适合发展第二产业。外商在进行直接投资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中了“就地取材”的便利，再加上我们环境意识的薄弱，这为发达国家在我国投资高污染密集产业提供了可能。表面上看，这种投资合作貌似双方互惠互利，但这其实是一种比较优势的陷阱。这种陷阱会给人们某种暗示和错觉，认为发达国家在我国投资污染密集型产业是理所应当的，毕竟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这为污染产业的转移提供了看似合理的借口，但实际上我国却承受了本不应属于我国的环境污染之痛。
（四）产业级差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着重于发展工业、制造业等污染密集型的产业。旨在使经济得到快速有效的发展。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也对第二产业的投资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为我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引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钱纳里基于结构主义原理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如果产业结构不进行升级，经济发展将会放慢甚至停滞不前，而且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渐渐被淘汰。产业结构合理化升级后不仅有助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也会对我国选择吸引外资的种类产生很大的影响。
（五）产品周期的循环
产品周期理论是由弗农提出的。该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些被发达国家淘汰的污染密集型“夕阳产业”会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该理论认为任何一种产品都会经历三个生命阶段，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三个阶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新产品阶段，这一般由发达国家依靠较为先进的技术推出相较于其他同类型产品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这种绝对优势的产品由生产企业垄断经营，同时满足国内外的需求；在产品成熟阶段，随着产品的销售量不断扩大，该产品的绝对优势渐渐被消费者和国内其他生产商发现，生产方开始进行技术模仿从而抢占市场份额，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原始的垄断企业开始向国外寻求出路；而在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已经进入完全成熟和大规模生产的阶段，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会在技术并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会使其生产成本降低，这种价格优势会继续为其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同时，发达国家通过转移这种在母国淘汰或进入衰退期的高耗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把清洁的产品输送回母国满足其国内的需求，又将大量的污染留给了发展中国家。
五、我国对应FDI污染转移的策略
（一）强化环保意识
人们的环保意识对环境保护有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具备强烈的环保意识才能引导人们在进行生产活动时去理性选择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技术，在引进外资时才会有效阻遏污染产业的转移。为此，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积极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警醒人们加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环境破坏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危害，从而激发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二）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制
法律是一个国家最具权威性和强制性的规范性文件，其性质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目前，我国仅有1992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其中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可能出现的污染转移问题进行了一些规定。但是由于规定中一些模糊的表述，使得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容易把握尺度，也很容易让一些企业钻空子。而且，这只是一个通知，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法律效应不强。我们应该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建立起完善的防御性法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类型、污染物类型及其限流入量、排污限制等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通过立法，可以提高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定，从源头上有效避免高污染企业的流入。
（三）合理使用经济手段治理污染
应该说，一些主要的国际环境协议，包括《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
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都主要还是用贸易限制来实现环境目标，这与我们提倡的经济手段有一定的距离，所以通过对诸如环境税等经济手段的国际协调，最终必然会使国际环境协议中更多的采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贸易限制来解决环境污染。这种方法往往更加直接有效。在引进外资时，我国就可以通过征收较为高昂的环境税，增加污染企业进入的难度。而且，通过增加环境税，会使外商的生产成本增加，进而削弱外资产品的竞争力。当然，为了鼓励更多的环境友好型的外资企业入驻，相应的设置一些补贴和优惠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针对性，不能像改革开放早期那样对一切外资都提供优惠。另外，相对于征收环境税，对已经入驻的外资以及国内的生产企业所进行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的管理似乎更为必要。可以针对企业生产排污征收处罚性质的税费-阶梯排污税费，排污量越高税费越高。目前，我国现行的税制并不能体现出环境友好的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绿色发展认识还不到位，还在片面追求GDP指标。
（四）调整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对第二产业的偏重势必会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目前，全球贸易竞争最激烈的领域要数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产业，如：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电子计算机等。很多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了国际市场竞争主体的发展趋势，提前并快速的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像欧美等国家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过了国家经济主体比重的70%。这就需要我国在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时候要有明确的方向， 加强对外商投资产业的方向性引导， 改变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鼓励引进环保的技术和设备 ，这不仅有助于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更能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质量。
（五）加强技术自主创新
很多外资的引入实际上是技术的引入。因为技术上的差距，我们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时，由于利益的原因，这些技术在发达国家可能已经过时，甚至进入淘汰阶段，我们还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鼓励技术改进。自主创新技术会带来更好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会提高环境质量，也会有效阻止外国污染产业的转移。
参考文献：
[1]林季红，刘莹.中国贸易增长的能源环境代价[M].《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 第23卷
[2]俞涔.“污染转移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绿色FDI构想[J].《改革与战略》 2011年第6期
[3]李晓钟.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J].《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9期
[4]王姗.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N].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5]杨蓓蓓.环境制约下我国污染产业空间转移问题研究[J].时代经贸，2011年第8期
[6]王碧芳.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J].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8期
[7]陈军亚，蔡洁.论外资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J].江汉论坛，2013年第3期
[8]沈坤荣，王东新.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测度[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年 第3期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2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3]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3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从 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 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chase－dunn（1975）
第一次简单地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基尼系数与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正相关，从而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危害了经济发展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产生。随后rubinson（1976）进行一了更为复杂的分析，证明国家势力、直接金融控制和对外部市场的附庸是实施经济控制和影响的三条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外国储蓄的数量、出口／进口占gdp的比重来分别代表以上三条渠道，得出了结论：哪个国家国内对国际直接投资控制的程度越大，这个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别是在任何将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二次方的失败对rubin-son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怀疑。事实上，weede andtiefenbach（1981）所进行的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含在他们的样本中的研究，并没有重新产生rubinson的结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证明了weede and tiefenbach（1981）没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原因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了同一个样本中。根据bomschi-er的观点，“附庸倾向于增加国家内收入差距数量”仅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趋势。结果当一个样本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时，这两个效应相互抵消，因此不会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效应。bomschier and chase－dunn（1985）在其所进行的包括14个发达国家，52个发展中国家、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的总共72个国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个发达国家的附带变量，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确实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正相关，而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负相关。但他们发现，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样本中包括了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在这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中基本上没有私人资本，并且基尼系数仅仅是关于劳动收入的分配，而实际上劳动收入的分配比资本或总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主要表现
国际上对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已经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最初是用kuznets（1955）的研究成果来优化这一理论。在随后不断进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发现外资渗入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的确，在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日趋严重。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造成东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fijita and hu（2001），venu（2001），xingand zhang （2004），tsai p. l.（1995）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数据比较和模型说明的方法，通过附带和没有附带地理因素两种模型的比较，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欠发达国家中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tsai p. l.（1995）严格选择了33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changkyu choi（2006）使用来自世界银行的1993－2002年间11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发现当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时，由基尼系数定义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综观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衡扩大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国际直接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基础设施优良、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的不合理分配。ka-malakanthan and laurenceson（2005）调查发现，进入中国和印度外资的一个显著性质是它过度集中于某些地区。在中国和印度，外资已经势不可挡地流到了沿海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具有进行贸易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以贸易为导向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同时，沿海地区一般都是国内最富裕的地区，因此吸引了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外资的进入。srivastavaand sen（2003）研究发现，在印度除了delhi，其余5个沿海州karnataka、tamil nadu、maharashtra、gujarat以及andhra pradesh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数的60%－70%。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国际直接投资会因其便利的技术扩散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caves， 1996 ；markusen，1995）。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集聚会使当地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做贸易而学到它们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跨国公司可增加当地的竞争，推动当地企业更具效率；跨国公司还能通过传播国际市场信息或改进东道国的交通运输设施而帮助当地企业出口（blomstrom and kokko，1998；unctad，2000）。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劳动收入，从而扩大了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sun and parikh（2001）、demurger （2001）以及demurger et al.（2002）的研究都考虑了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收入的增长有着显著、积极的影响，但对内地却没有。这些研究为有关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论断提供了证据。
2.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是资源寻求型的。这些企业大量进入后，会增加对当地生产资源的争夺并使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倾斜，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就导致了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凭借其技术、资源等优势，往往倾向于支付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扩大。a. sav-vides（1998）的研究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而且，在某一行业内国外投资者销售额的提高，短期内也会使没有国际直接投资的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产出下降（aitken et al.，1999），从而在短期内拉大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工人工资的差距。aitken et al.（1996），lipsey and sjoholm（2001），feliciano and lipsey（1999），gorg et al.（2002）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之所以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它们拥有技术和所有权优势，在这些企业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支付高工资可以降低这些企业先进技术的外流；充裕的资本促使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培训；而且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从而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driffield （1996）以英国为例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而导致其生产率比内资企业高，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比行业平均水平高约7%的工资。conyonet al.（1999）发现，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导致他们之间的工资差距达到3.4%；girma et al.（1999）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存在着5%的工资差距。而根据edward and wads（2000）对墨西哥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所支付工资高于东道国的平均水平，当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益降低时，收入不均就会更加严重。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引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溢出（machin and van re-enen，1998），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否会扩大，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aitken et al.（1996）在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美国三个国家所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均导致了三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只导致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未发生工资溢出，亦即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的工资并未同步提高，因而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在美国则发生了工资溢出，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甚至几近消失。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比美国国内企业规模更大、资金更加密集，因此较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更易产生工资溢出效应。
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收入差距的观点，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graham and krugman（1995）讨论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贸易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1986－1990年间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他们几乎没有发现支持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了更高工资的证据。
3.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社会中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都支持这一结论。juhn etal.（1992）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资差距剧烈增加，因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加了。markusen and venables（1997）提出了一个工资差距和长期资本来源的跨国公司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发现，如果放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blonigen andslaughter（2001）研究发现，1987－1994年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促进美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作用。weiyan chen（2003）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后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的非理论影响。他运用特定因素模型的扩展导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功能框架，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劳动的不同影响。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熟练劳动力（非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可能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源。figini and gorg（1999）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直接投资与1979－1995年间爱尔兰制造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加相关联。tay-for and driffield （2000）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同行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着影响。
国外学者们还进一步研究了造成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概括起来就是：
首先，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feenstra and hanson（1997）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向一个地区的集中流入会提高对当地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他们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由于熟练劳动力相关工资的增加而导致的工资差距的增加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相联系的。他们研究了1975－1988年间墨西哥maquiladoras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该地区吸收了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分析技术报酬时，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提高该部门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趋势。他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有关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熟练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率的假说。
driffield and taylor（2000）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主要通过两种效应的结合来增加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一是跨国公司的进入直接增加了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使得内资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korv（2000）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以更广泛的非理论研究和独立估计，发现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互补，而非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理论，需求增加的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增加而需求降低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降低，因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增加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降低，从而二者的工资差距将扩大。feen-stra and hanson（1995）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增加了1975－1998年间墨西哥制造业内部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应需求。这种由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增加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freenstra and cordon（1995）对墨西哥的研究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正相关，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中，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达到50%。
其次，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增加。dunning（1993）认为，大约3/4的r&d和市场经济中90%的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是由跨国公司引起的。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理论，公司在国外建立生产往往因为它们在调动拥有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方面（新产品、技术拥有权、先进的管理技能等）具有优势，这样技术往往随着跨国公司而转移。acemoglu（2002）、card and dinardo（2002）认为，美国工资差距增加的标准解释是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按照这种假说，技术发展带来了与熟练劳动力互补的投资，这便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事实上，由于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吸引了国际直接投资，而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又带来了先进技术，便利了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便引起了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
driffield and girma（2003）进一步认为技术与熟练劳动力是互补的。技术输入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产生高工资率。barrels and pain（1997）的研究表明，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是扩大劳动需求的，其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xiaodong wu （2001）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已经选择了合适的经济政策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以促进技术的发展。自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引起了对技术的偏好，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分配的影响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进垂直生产差别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技能的回报，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这种技术转移是技能偏向的还是劳动力偏向的，而不是究竟哪个部门吸收了国际直接投资。分析显示，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劳动力偏向的技术时将降低工资差距，而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时则将增加工资差距。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4
【关键词】 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参考文献】
[1] 保罗·克鲁格曼着，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8）.
黄静波、张安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因类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9（7）.
杨润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j]．求实，2004（12）.
聂名华：论中国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j]．当代亚太，2001（8）.
宋伟良：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7）.
张为付：国际直接投资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5
一、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
（一）SNA中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述评
SNA（1968）建议采用间接方法，即用“保险费超过保险索赔的余额”对保险产出进行测算。SNA（1993）保持了间接测算的方法，但寿险保险服务的产出测算公式增添了“追加保费”一项，以防止服务产出为负。保险公司利用保险技术准备金进行投资，所赚取的投资收益，部分作为对实际保费的一项隐性追加。人寿保险现价产出等于“实收保费＋追加保费－应付保险金－精算准备金和分红准备金”变化。由于承保者在向投保者提供非寿险服务时，没有直接收取服务费用，与人寿保险类似，SNA（1993）将非寿险产出也计算为总资源与总费用之差，即非人寿保险产出＝实收保费＋追加保费－到期索赔。
在最新的SNA（2008）中典型保险活动增加值核算变化不大。本文认为，追加保费相当于投资收益，追加保费全部计入产出，夸大了产出。目前的保险活动核算根本没有区分出内部的基层单位。核算的主要问题就是把所有的投资收益直接计入了GDP，没有区分出投保人与保险机构的投资收益。所以，合理的方法是在保险机构内部区分出投资活动与经营活动，分别核算增加值。这就是需要借鉴先前提出的投资基金与投资管理机构的增加值核算方法。
（二）投资管理增加值核算的方法
为了衔接与比较，这里先说明先前提出的投资管理增加值核算方法。这种核算方法，不仅适用于自己管理的投资基金，而且适用于接包管理（他人管理）的基金管理公司。对于处于两个极端的空壳型投资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核算会更加方便。但是最具典型性的是既有自己投资管理也有接包管理的投资基金核算，下面给出它的核算步骤如下。
1.计算投资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总收益－投资活动直接成本（投资活动直接中间投入＋投资活动间接税净额＋投资活动直接劳动者报酬＋投资活动直接折旧）
2.计算经营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总收益－经营活动直接成本（经营活动直接中间投入＋经营活动间接税净额＋投资活动直接劳动者报酬＋投资活动直接折旧）
3.计算如何分摊间接成本：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的间接成本分摊比例B与T分别为：经营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间接劳动者报酬（经营活动间接中间投入，经营活动间接折旧）＝B×间接劳动者报酬总和（间接中间投入总和，间接折旧总和）
投资活动间接劳动者报酬（投资活动间接中间投入，投资活动间接折旧）＝T×间接劳动者报酬总和（间接中间投入总和，间接折旧总和）
4.计算经营活动营业盈余：经营活动营业盈余＝经营活动收入－经营活动劳动者报酬－经营活动折旧－经营活动间接税净额－经营活动中间投入
5.最后计算投资基金增加值总和：投资基金增加值总和＝劳动者报酬＋折旧＋经营活动营业盈余总结如下：以上总结出的是混合型的投资基金的增加值核算，就是兼营自己的投资管理与他人的投资管理，是最具代表性的投资基金。如果是完全的空壳型投资基金，那么该投资基金的增加值为零；如果是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直接作为经营活动，那么增加值就是劳动者报酬，折旧加上营业盈余；如果是完全的自己管理的投资基金，那么增加值核算中只有自己投资管理的核算，由劳动者报酬与折旧组成。
（三）典型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原理
本节在借鉴原先投资基金等的增加值核算方法来完成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方法。本节的保险机构是指最主流的寿险或者是非寿险保险机构，暂时不区分其中的微妙区别，至于其中的非寿险的特殊细比如再保险等将在后续研究部分完成。根据先前的研究方法，是把一个基层单位的活动分为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然后进行从收入法计算增加值，对于直接成本可以分摊，对于间接成本，需要根据剩余收益的比例来分摊。不仅是投资基金，还有一般的非金融企业，存款性机构，保险机构等也是可以应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核算的。
但是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也有自己特殊的处理之处，就是一般认为保险准备金是负债，不是权益，这在标准的国际金融资产分类中也是如此①，因为，货币资产一般不存在实物资产的租赁模式，只会发生债权债务的借贷。这些保险准备金是相当于保险机构未实现的收入，类似于递延收益。所以，这里的准备金是介于债权与股权之间的，在微观财务会计上是债权，但是在宏观增加值核算上性质上应该理解为股权。投资收益有一部分来自于准备金，一部分来自所有者权益。这样，企业的投资活动相当于是有两个现金流，但是这两个现金流完全混合在一起，内部的投资管理也是混合在一起，现金流与投资管理都是同质的。专门准备金虽然由保险企业持有和管理，但由于准备金是为投保人的利益而设置的因此它应被视为投保人的资产而非保险企业的资产，所以准备金的投资收入也应属于投保人，是投保人的财产收入。专门准备金的投资收入，类似于银行委托理财的投资收入。
在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中，为了更清楚显示经济流量的目的，对交易可以采取一些重新的安排，主要有三种，这里列出与本文相关的两种②：（1）改变交易流程，是指按不同于实际的途径或按实际上不具有的经济意义记录所发生的交易。比如，雇主为雇员支付社会保障缴款，被记录为由雇主先支付给雇员，再由雇员支付给社保基金；（2）分解交易，是指把交易各方视为单一的交易记录成两个或者多个不同分类的交易。比如，租金的支付分为本金的偿还与利息的支付。
借鉴该方法，应该对准备金产生的投资收益改变交易流程。可以先把投资收益记录为是投保人的资产与股东的资产，同时在保险机构的名义下接受投资管理而产生的投资收益；然后投保人把准备金产生的投资收益当做追加保费交给保险机构；这些投资收益都是追加保费，同时都是保险机构的经营收入。所以，一方面，准备金产生的投资收益就是投资收益；另一方面，投资收益也是属于保险机构的经营收入。这里的处理和SNA明显不同，SNA是把准备金投资收益分为追加保费与投资管理费。
另外，本文把存款利息投资收入也是计入投资收益，这也是和以前的增加值核算一致的。所以，保险企业自有资金的投资收益与保险专门准备金的投资收益，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属于保险企业的财产收入，不能计入保险企业的服务产出之中；后者则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而投保人又把这一财产收入全部付给保险企业，作为追加保费。
在实际应用中，首先必须根据保险企业资金运用的收益，按比例折算出保险专门准备金的投资收入。按照我国现行的保险业财会制度，保险专门准备金由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长期责任准备金和人身险责任准备金组成。因此，我们可以用借鉴一般的管理会计中计算的（存货、销售等）周转率时取平均的方法。下式计算保险专门准备金的投资收入：保险专门准备金的投资收入＝（保险企业利息收入＋投资收益）×保险企业专门准备金期初、期末平均余额／保险机构专门准备金及所有者权益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综上，保险机构经营活动总收益中有已赚保费和追加保费。所以，在此基础上，保险机构的核算完全可以照搬先前提出的投资管理的增加值核算方法。可以参考投资管理的增加值核算方法列出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公式，下面举例说明。
（四）典型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案例增加值计算的步骤如下：
1.计算经营活动总收益。投资收益中有部分是转化为追加保费，需要计算追加保费。
追加保费＝保险专门准备金的投资收入＝（保险企业利息收入＋投资收益）×保险企业专门准备金期初、期末平均余额／保险机构专门准备金及所有者权益期初、期末平均余额＝1000（这些数据是存量，不在利润表中出现，本文直接给出结果）
经营活动总收益＝已赚保费＋追加保费＝13000＋1000＝14000
2.计算经营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生产税净额＝营业税金及附加＝1500
经营活动直接中间投入＝退保金＋赔付支出＋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保单红利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再保险摊回项目＋经营活动直接营业成本＝1000＋2000＋4000＋250＋900－300＋1000＝8850经营活动总收益＝已赚保费＝12000
经营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总收益－经营活动生产税净额－经营活动直接中间投入－经营活动直接劳动者报酬－＝14000－150－8850－1000＝4000
3.计算投资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直接中间投入＝投资活动直接营业成本＝500投资活动总收益＝2000
投资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总收益－投资活动直接中间投入－投资活动直接劳动者报酬＝2000－500－500＝1000
4.计算如何分摊间接投入。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的间接成本分摊比例分别为：经营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剩余收益/（经营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剩余收益）4000/（4000＋1000）＝8/10；1000/（4000＋1000）＝2/10
经营活动折旧＝8/10×总折旧（表中未给出，这里直接给出）＝8/10×1000＝800
经营活动间接劳动者报酬＝8/10×间接劳动者报酬总和＝8/10×1000＝800
经营活动劳动者报酬＝经营活动间接劳动者报酬＋经营活动直接劳动者报酬＝800＋1000＝1800投资活动所得税净额＝2/10×所得税总和＝2/10×1000＝200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范文6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另与服务贸易都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本文通过实证对服务贸易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关系研究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投资流量也在大幅提升。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了一倍之多，直接从416.31亿美元增长到846.67亿美元，更是在2009年，达到1430亿美元，九年时间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以平均14%的频率增长。而与此同时，我国的服务贸易也有与对外投资类似的走向趋势。从2000年到20005年再到2009年三个阶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分别为664.62亿美元、1582亿美元和2884亿美元，2005年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同样比2000年增长了一倍之多，而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7.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两者的发展趋势走向很是相像。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彼此存在替代关系，还有一种认为彼此存在互补关系，另外一种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替代关系认为对外投资可以替代贸易，贸易可以替代对外投资。例如当贸易壁垒存在时，一些产品、服务的出口受到限制，于是一些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绿地投资或并购企业等方式在国外生产销售产品，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出口。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与对外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国际直接投资可以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在替代贸易的同时，也通常会创造对中间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从而扩大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此外，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成本优势和效率，可以通过产品返销给投资国而扩大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最后一种观点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确定，也就是说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均存在，问题在于孰轻孰重，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理论包括蒙代尔的替代模型、维农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
（一）蒙代尔的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
1957年，蒙代尔就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替代作用。这个理论是从HO模型的框架下出发。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和B，A国是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B国是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X产品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Y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同时假定要素可以自由的流动。各国按照比较优势生产产品，A国生产X产品，B国生产Y产品。同时这种分工生产会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但是当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产品存在贸易障碍时，例如，A国限制来自B国的Y商品的进口，此时A国的进口量会下降，A国更多的自己生产Y商品，Y商品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而A国是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增加Y商品的生产会使不充裕的劳动要素价格上升，高于B国劳动要素的价格，因此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B国的劳动要素就会流入A国，而劳动要素的流入很用可能就是通过FDI的形式。因此，其过程可以简化为：当一国限制了来自另一国的贸易进口时，本国从国外进口的数量会下降，但同时会吸引外资流入。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贸易。
（二）小岛清的贸易与投资的互补模型
1977年，小岛清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互补模型，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要使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条件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边际产业”具有双重含义，对于投资国来说，它位于投资国比较优势顺序的底部，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则位于比较优势顺序的顶端。因为选择的边际产业在投资国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此时出口量很小。如果把这个边际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外，必然会使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而且这个过程有可能带动本国原材料的出口或生产的产品返售投资国，也就是说选择边际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贸易进出口，两者有互补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下面我们用最小二乘法来研究服务贸易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间的关系。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我们获得相关数据，得到如下的回归结果：
LNSEX=0.24884186 07+0.92488801 13*LNSEX（1）+0.05748891 851*LNFDIS
SE（0.119506）（0.53273）（0.036679）
（1）
LNSIM=0.291468444+0.8709550644*LNSIM（1）+0.1075505119*LNFDIS
SE（0.153815）（0.073899）（0.058015）
（2）
上述回归结果中，我们把不显著的变量已经剔除，系数下方对应的SE为系数的标准误。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服务贸易进出口与其前期进出口额有关，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有关，而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无关。具体的，上期服务贸易出口额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服务贸易出口额将增加0.92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一个百分点，当期服务贸易出口额将增加0.06个百分点；上期服务贸易进口额增加一个百分点，当期服务贸易进口额将增加0.87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一个百分点，当期服务贸易进口额将增加0.11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服务贸易进出口主要受前期的进出口额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其影响比较小。
三、结论与启示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出口引致效应与反向进口效应。产生出口引致效应的原因可能为海外投资建厂所需要的生产设备以及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从投资母国采购，增加母国的出口。产生反向进口的原因可能是海外分公司在当地生产的产品返销到母国，引起母国的进口增加。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回归系数为0.057，而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系数为0.108，这两个系数均为正而且数值很小，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进出口有拉动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
（三）从整个实证分析的角度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为微弱的互补关系。根据小岛清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为了使两者的互补性进一步加深，我国必须要坚持技术创新，加强自主研发能力，贯彻实施十二五的经济转型大计。
参考文献：
[1]
王新华.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