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1
关键词 演矿产资源业；投入产出；产业关联；产业链
一、引 言
矿产资源产业是指以探明的矿产资源为对象，从事矿产资源开采、加工，直接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产品的工业部门，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矿产资源产业属于工业生产的初端产业，具有很强的后续延展性。因此，矿产资源产业与其相关产业（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以及后续的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等形成了巨大的资源产业链和产业链集群（包括单纯产业链、含群产业链、交叉产业链等多种形式），这些资源产业链和产业链集群已成为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资源保障和经济支撑作用。[1]本文拟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矿产资源产业各部门的产业关联度进行系统的定量化分析，构建矿产资源产业链结构模型，为有关矿产资源产业的产业关联、作用机理及后续影响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基础[2]。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产业关联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李善同，1998）。产业关联反应了在国民经济中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经济技术关系，即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或是消耗与分配关系等。产业关联度是部门间相互关系的量化的体现，即体现为一个部门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部门投入产出水平的影响程度。一般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直接分配系数、完全分配系数来度量[1]。
矿产资源产业与国民经济众多部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产业间的关联关系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后向关联关系，表现为矿产资源产业对那些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产业的影响；二是前向关联关系，主要表现为矿产资源产业对那些将其作为生产资料的产业的影响。从投入产出关系和产业关联角度研究我国矿产资源产业的产业链结构，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42个产业部门数据。其中所采用的部门分类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定的。在研究中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矿产资源产业界定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四个部门；在矿产资源产业关联产业研究中，将关联度大于平均水平的产业定义为密切关联产业，小于平均水平而大于零的产业为有关联产业，为零的产业为无关联产业，以此来对矿产资源产业的关联产业进行分类分析。
三、矿产资源产业与其后向关联产业分析
后向关联指一个部门对为其提品和服务的部门的影响。矿产资源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其他部门的各种投入，其消耗其中某个部门的产品越多，说明两个产业的关联程度越大，对该部门的需求影响越明显。矿产资源产业与其后向关联产业之间的关系分为直接后向关联和完全后相关联。在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表征了直接关联关系，完全消耗系数表征了完全关联关系。
直接后向关联是指某一产业在其生产运作中与其他产业的直接技术经济关联程度，具体表现为该产业在生产运作过程中对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的消耗对这些行业的拉动和影响，用直接消耗系数来度量。直接消耗系数反应了某产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消耗关系，也称投入系数，记为aij（i，j=1，2，…，n），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j部门的单位总产出直接消耗第i部门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量。计算方法为：用j部门的总投入Xj去除该部门生产经营中直接消耗第i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量xij，用公式表示为：aij=■（i，j=1，2…，n）。直接消耗系数越大，说明矿产资源业对其它产业的直接需求越多，直接关联效应越明显[3][4]。
完全后向关联指某一产业在其生产运作中对其他产业的直接和间接技术经济关联程度的总和。用投入产出表中的完全消耗系数来度量。一个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全部间接消耗其他产业产品和服务构成了该产业的完全消耗。完全消耗系数，是指某产业生产每单位最终产品或服务对另一个产业产品或服务的完全消耗量。它通常计为bij，指j产业每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或服务，对i产业产品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以I记为单位矩阵，那么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计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的公式为：B=（I-A）-1-I。完全消耗系数越大，说明产业之间的后向完全关联越大，即一个产业的发展对另一个产业需求拉动作用越大。
通过对资源产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四个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见表1）：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有6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12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后向联系。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有2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7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后向联系。在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中有3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6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后向联系。在金属矿采选业中有2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9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后向联系。说明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需要以上各部门的直接和间接的投入，同时也说明了矿产资源业对与其有后向相关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拉动作用[5]。
比较后向直接关联和后向完全关联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①有些产业矿产资源业没有直接关联关系，但却有完全关联关系，它们虽与矿产资源产业无直接关联但却与矿产资源产业直接关联的产业有关联，于是产生了间接联系。②相对于直接后向关联，矿产资源业的完全关联产业数量多，关联强度大，说明了矿产资源产业有较强的间接拉动能力。以上这些特点说明，矿产资源产业对其后向关联产业的间接拉动作用不可忽视，这是矿产资源产业关联度大，对国民经济波及面广的重要原因。
四、矿产资源产业与其前向关联产业分析
前向关联是指某产业对那些将本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作为投入品或生产资料的产业的影响。从供给看，矿产资源产业的矿产品作为一种要素提供给其他产业，其他产业的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消耗矿产资源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在矿产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中，矿产资源产业产品或服务在各个产业投入中的份额直接反映了矿产资源产业与其前向关联产业的关联作用。投入份额越大，说明矿产资源产业对其它产业的推动作用和供给影响作用越大，产业之间的依存关系越密切。
矿产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直接前向关联关系可用直接分配系数进行度量，直接分配系数是从产出的角度分析产业之间直接技术经济关系的指标，含义是某产业产品或服务分配给另外一个产业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使用的价值量占这种产品或服务总价值量的比例，记为hij（i，j=1，2，…，n）。计算方法为：用i部门的总产出量Xi去除该部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供给第j部门中间使用的产品价值量xij，用公式表示为：hij=■（i，j=1，2…，n）。直接分配系数越大，说明其他产业对矿产资源产业的直接需求越大，矿产资源产业的直接供给推动作用越明显[3][4]。
完全前向关联指某一产业在其生产运作中对其他产业直接供给推动的直接和间接技术经济关联程度的总和。用投入产出表中的完全分配系数来度量，其含义是，某产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或服务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关系向另一个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分配量。完全分配系数（用wij表示）是i部门单位总产出直接分配和全部间接分配给j部门的数量。它反映了i部门对j部门直接和间接的全部贡献程度。它等于i部门对j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和全部间接分配系数之和。以I记为单位矩阵，那么利用直接分配系数矩阵H计算完全分配系数矩阵W的公式表示为：W=（I-H）-1-I。完全分配系数越大，说明矿产资源产业对其他产业推动作用越大，产业之间的前向完全关联程度越大[6]。
通过对资源产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4个产业的直接分配系数和完全分配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见表2）：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有5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前向联系，12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前向联系。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有4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前向联系，11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前向联系。在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中有4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前向联系，8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前向联系。在金属矿采选业中有3个部门与其密切直接后向联系，8个部门与其密切完全前向联系。说明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需要矿产资源产业的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品，因此矿产资源产业对这些产业产生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1]。
五、矿产资源产业链构建
通过对矿产资源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直接分配系数、完全分配系数的分析，得出了矿产资源产业的直接后向联系、完全后向联系、直接前向联系和完全前向联系。依据矿产资源产业前向、后向的直接联系和完全联系，构建矿产资源产业所涵盖的4个产业的产业链（见图1、2、3、4），更加具体的揭示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4个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行业支持及对其他行业发展的拉动[7][8][9][10]。
通过对构建的4条资源产业链发现，矿产资源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和后向关联产业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性，说明资源产业的发展即需要这些行业的支持，同时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也会为这些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矿产资源产业和这些产业形成了一种循环发展的关系。因此，在矿产资源产业链中很难用线性的链条来完全表达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矿产资源产业链是一个以矿产资源产业链为主体、以矿产资源采选为原点需求逐渐向外辐射，产业及产业链之间交互渗透的产业关联网状结构（见图5）。
在矿产资源产业链及相关产业网状交互作用关系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作为产业链及产业网络的起点产业，对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间接的促进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发展；同时，这些行业也反过来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第二层和第一层产业的发展；另外，这种交互关系不仅作用于图中的三个层次，还在不断地向更加广泛的行业扩展，向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辐射。这就充分体现了矿产资源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不仅对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且，矿产资源产业链本身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六、对策与建议
①加强对矿产资源产业的勘查开发力度。矿产资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有直接的影响。在我国当前以重化工业为主要产业构成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矿产资源产业有着较高的依赖程度。因此，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应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产业的勘查开发力度，不断提高资源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和水平。
②强化资源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单位矿产品消耗的价值增值空间。通过分析发现在矿产资源产业链中各产业间的产业关联程度很高，但产业链的起始点行业产出产品的单位价值往往较低，越是向产业链的纵深发展，产品的附加值就越高，单位矿产品带来价值越高。因此，必须注重强化产业链的向外延伸，提高资源型产品的经济附加值。
③构建以矿产资源产业链为主体的资源产业链集群。矿产资源产业链并不是简单线性链条关系，客观上存在着产业链内部和产业链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因此，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矿产资源分布、资源产业及相关产业布局，提高矿产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程度和集群竞争力。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间接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2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是跨国投资的基本形式，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外商直接投资以控制经营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外商直接投资间接就业效应传导机制示意图
一、就业效应的国内投资传导机制
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是四大生产要素，资金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备要素。当年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际资金的流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资金较缺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通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弥补资金缺口，由此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严重缺乏资金，国家的交通、通信、能源等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上不宽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地区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资金的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1978年改革开放后，吸引外资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中国逐渐成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圣地。1985年前，由于法律、基础设施等的不完善，并没有带来大量的资本，截止到1985年底，我国共批准8061家外商投资企业。随后，随着我国立法的完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大批资金开始涌入我国，即使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依然保持较高水平。目前，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提供资金，可以迅速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利用，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短时间内即可形成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打破了由于生产要素不配套而使生产发展受到阻滞的障碍，使本来不能利用的要素得以充分地发挥作用，优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具体作用因投资结构、投资方向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外资进入的是国内尚未发展或刚刚起步、竞争不激烈的行业，外资为我国带来新技术或新产品，在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上与国内投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从而刺激国内企业为提高其竞争力而增加投资；或者外资在带动某行业发展的时候，刺激了其上游产业或下游产业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
如果外资进入的发展较成熟、接近于完全竞争的行业，那么会造成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重合，从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56]。由于市场有限，机会相等，而外商直接投资较国内投资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上我国政府为外商直接投资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导致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失利，甚至被挤出市场，承受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失业人员的增加。
二、就业效应的技术转移传导机制
现代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仅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而且还是技术转移的重要通道。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给东道国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带动东道国科技和技术的进步，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技术转移在制造类外资企业中尤为突出。以我国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入我国进行投资的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大比例流入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其中又多采取外资提供设备和技术、雇佣我国廉价劳动力、产品外销全球的运营模式为主。当劳动力进入外资企业后，外资企业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为员工提供技能和素质培训，可以使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而人才的流动必然会将已获得的先进设备的操作技能和技术带入同行业的其他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一般在技术和信息上拥有优势。当其子公司、分公司与当地的供货商或客户发生联系时，当地厂商就有可能从跨国公司子公司先进的产品、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免费搭车”，这也属于“溢出效应”。联系效应包括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是指由东道国当地厂商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成品生产或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各种服务。前向联系是指由东道国当地厂商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成品市场营销服务、半成品、零部件或原材料的再加工和各种服务。一般认为，后向联系比前向联系对东道国产业技术扩散和技术升级更为重要。后向联系的溢出至少包括多个方面：帮助未来的供货商建立生产性设施、为改善供货商产品的质量或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技术帮助或信息服务、提供或帮助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提供组织管理上的培训和帮助、通过发掘新客户帮助供货商从事多样化经营。除此之外，外商投资公司先进的质量水平、笃实的信誉和高效的市场分销技术也大有可能成为溢出的潜在来源。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会促进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一方面可以在我国创建一个新的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促进相关资源在行业内和行业之间的重新整合和配置，增强对国内就业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技术外溢会使包括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在内的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对拥有高质量劳动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但同时是导致更多数量的低劳动素质劳动力失去工作，加速就业环境的恶化。
三、就业效应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开发展的。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般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有两种刚好相反的效应：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
替代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减少东道国的国际贸易参与度。根据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国际贸易的产生是由于各国之间相同产品不同价格从而导致了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流动，而外商直接投资是重要生产要素的流动，它的流动会使各国之间资源禀赋差异缩小，从而价格差异缩小，从而替代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绝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是从发达国家流入到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以寻求差额投资回报率，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会带动东道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降低其在东道国的投资回报率，直至两国投资回报率相等，而在这一过程会大大减少东道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3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行为金融；情绪黏性；相关系数
一、引言
投资者情绪，主要反映了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中的主观意愿，对股市人气的预测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少数理性投资者相比，大多数投资者往往更加倾向于习惯性操作、过度自信以及从众行为，其根据客观事实转变主观态度进而改变投资策略的过程通常具有滞后性。换言之，在投资股票过程中，投资者的情绪具有“黏性”成分。这种“情绪黏性”将使机构投资者和投资个人蒙受损失。随着互联网行业对金融业的渗透，互联网金融不断发展，其相应的股票市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投资热点。因此，利用现有的数据构建特属“互联网金融”板块的情绪指数，探究投资者“黏性”情绪对股票价格变动的作用，从而预测和指导相应股票市场的变化，具有可观的研究价值。
目前，对于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投资者情绪的定义，二是关于投资者情绪和股票价格的关系研究。Brown和Cliff（2004）把投资者情绪定义为投资者参与市场时对待市场乐观或者悲观的态度；Baker和Stein（2004）认为它是投资者的投资倾向和对资产的错误估值；Baker和Wurgler（2006）则把投资者情绪定义为一种会引起投资性需求的投机行为趋势。在关于投资者情绪和股票价格的关系研究中，Brown（2005）认为情绪可以用来预测股票的价格以及市场的走势；Schmeling（2009）把投资者情绪归类为一种会影响资产定价的系统因素。
二、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数
通常，投资者情绪指标可以分为三类：直接指标、间接指标和情绪变量。直接指标是指可以直接获取的指标，例如通过调查问卷来获取投资者对市场的态度；间接指标则是指无法通过直接方式来获得投资者态度的指标，往往需要通过对反映投资者心理变化的变量（如市净率、市盈率、换手率等）进行综合处理来获取；情绪变量则指投资者所处的天气、气压、云层覆盖率等自然环境因素。由于直接指标的获取方式过于随机和片面，而情绪变量主观不可控，本研究将采用间接指标来构造情绪指数。
本研究选用的间接指标有：换手率、市盈率、市净率、成交量、涨跌幅。这些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出投资者对市场的热忱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5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获得一个综合指数，相对全面地反映投资者的实际情绪。
本研究选取了互联网金融板块中总股本排名前十的股票（依次为：苏宁云商、中天城投、内蒙君正、大智慧、精达股份、乐视网、东方财富、冠城大通、大连控股、世联行）作为样本，其间接指标的数据来源为Wind资讯金融终端，样本时间区间为2014年1月到2015年9月，且均用周数据作为考察对象。首先，对全部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十只股票各自对应的综合情绪指数。
三、不同时间区间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的相关程度
在进行量化分析之前，我们先对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直观的了解。其中，投资者情绪由上一部分得出的综合情绪指数表示，股票价格由每周收盘价（元）表示。观察发现，股票价格通常随着过去或者现在某一期情绪指数的变化进行波动。
首先，我们通过不同时期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的相关系数（如表1），并通过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的折线图（如图1）来反映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其在不同时间区间的变化情况。SENTI、SENTI（-1）、SENTI（-2）、SENTI（-3）和SENTI（-4）分别表示当周、前1周、前2周、前3周以及前4周的综合情绪指数。
从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股票的当周、前1周、前2周情绪指数与收盘价强烈相关并且显著，只有少数股票的强烈显著相关性可以持续到前3周，可以初步推断，投资者“情绪黏性”的持续时间在3个星期左右。如图1所示，除“内蒙君正”以外，其他股票与情绪指数的相关系数都随时间向后推移而总体呈现下降或者缓慢下降的趋势。“世联行”的相关系数“最高点”出现在前1周，“内蒙君正”在前3周，其余八只股票的相关系数“最高点”均出现在当周。由此可以得出，在“互联网金融”板块上，投资者 “情绪黏性”的持续长度在3个星期左右，但明显的“情绪黏性”作用时间通常小于7天。
由文献可知，我国A股市场的“情绪黏性”一般持续在1个月左右，然而，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板块的“情绪黏性”之所以持续时间短，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首先， 据统计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大部分是80、90后的年轻群体，占比76%。作为互联网的常客，他们时刻掌握最新资讯，可以更好的获得有助于改变投资策略的信息；其次，在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总互联网金融投资人的69%，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不易受心理因素的长期干扰，更倾向于科学的投资策略。因此，由于互联网金融投资的“群体年轻化”和“投资理性化”，“情绪黏性”的持续时间通常较短。
四、结论
本文将互联网金融板块股票投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了2014年1月至2015年9月板块中总股本排名前十位的股票作为研究样本，同时选择了换手率、市盈率、市净率、成交量、涨跌幅构造综合情绪指数，进行了不同时间区间情绪指数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分析。最终得出：互联网金融板块上存在着投资者的“情绪黏性”，总体持续时间为3个星期左右，明显的作用时间小于7天。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但证明了“情绪黏性”在互联网金融股票投资中的存在性，也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投资建议。
参考文献：
[1]胡国生.基于行为金融的互联网金融分析[J].金融创新，2015（01）.
[2]张明哲.互联网金融的基本特征研究[J].金融经济，2013（06）.
[3]Baker Malcolm， Jeremy C. Stein. Market Liquidity as a Sentiment Indicator[J].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2004（07）.
[4]Baker Malcolm， Jeffrey Wurgler. 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Marke[J]t. Journal of Finance， 2006（04）.
[5]Brown G W， Cliff M T. 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Near-term stock market[J].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2004（11）.
[6] Brown G W， Cliff M T. Investor Sentiment and Asset Valuation[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2005 （02）.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4
一、外国直接投资对发达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对发达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原因如下：
第一，在发达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程度和技术扩散程度都比较高。
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从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OECD国家之间进行的。据统计，OECD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占世界总量的90%以上，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发达国家相互间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行业：航空航天、汽车及配件、石油开采和提炼，以及媒体和金融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特点是资金需求量大、技术先进、经济规模大，并且具有全球性市场，大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者资金密集型产业，产业关联度本身就很高。同时，在较为发达的东道国经济中，所实行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通常会促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对当地投入的购买，提高其当地化含量的水平。这就使得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系数更高。
发达国家是国际技术转移的主流，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占世界总量的80%以上，并且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之间转移的技术水平较高，技术合作的领域也很宽，并且已经涉及到高科技领域。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发达东道国技术进步作用的西方学者主要有Teece(1997)、Caves(1974，1982)、Globeman(1979)、Nadiri（1991）、Helleiner(1989)、Imbriani&Reganati(1997)和Branstetter(2001)等人，他们利用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技术扩散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时，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bility）更强，而所谓的“吸收能力”可分解为研发、人力资本、金融市场、产业关联等多维的能力，发达国家在以上这些方面的能力都相对较强。
第二，发达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都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而国内的政策也相对成熟。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国内市场规模比较大，市场的需求空间也很大。就所处的工业化进程来说，这些国家大多是工业先行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开始于经济发育基本完成之后。就发展阶段来说，这些国家目前已经发展到后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内的产业结构重心已经向以知识型、服务型生产部门为中心的信息服务产业移动。此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管理，通过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部分地实现了产业政策的功能。日本则有一个完整而又相对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已经比较成熟。
基于以上的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效应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以日本为例，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直接投资在日本的产业重构和新兴制造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日本战后的产业结构的演变是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同步发展的。
西欧地区的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水平型的分工关系，各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发展水平相近，但仍各有优势和特点。它们通过相互间的直接投资在制造业结构、贸易结构上实现了优势互补。总的来说，西欧地区的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关联程度显著，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其产业结构呈现整体性的互补演化的特征。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度和技术扩散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在国际技术转移活动中，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比重不足2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扩散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但是由于发展中东道国自身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差距较大，因此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不同，国民经济内部产业结构也不同。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由于在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转轨国家具有特殊性，我们将用一定的篇幅来描述外国直接投资对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效应。
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般是指亚洲“四小龙”和拉丁美洲一些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来说，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和技术扩散程度比较高。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转移成本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较低，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相对来说是先进的。实践中已经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发展高关联效应的产业如汽车、计算机等产业而实现了经济的起飞。此外，新兴工业化国家重视经济政策的实施与管理，在经济水平上也超过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实际上是在相互波及和结构连锁型变化中向前运行的。美日等发达国家不断通过产业调整，把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亚洲“四小”和拉美一些国家转移，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加以引进并转化自身的结构，由此追赶比本国（地区）处在更高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因此，这样一个动态的国家性波及和结构的连锁型变化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整体演化模式的最重要特征。
亚洲“四小龙”是亚太地区雁行模式的直接受益者，尾随于亚太地区的“领头雁”日本，接受日本在产业循环升级中的技术传递。在雁阵模式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垂直关联和水平关联的新型关联，以日本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在亚洲“四小龙”生产某些高技术产品的部件或进行组装，然后部分返销回发达国家。这样的投资引入和技术扩散对东道国产业的关联作用要高于垂直关联。这就决定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换是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依托的，没有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技术的转移，东道国无法实现直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进行整合的目的。
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接受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但是，与亚洲“四小龙”相比，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都要逊色许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拉美国家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其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这种模式不利于促进该地区动态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的依赖程度相当大，从而对民族工业的成长未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此外，拉美地区的“官僚权威主义”政府受到各种国内外利益集团的牵制，在政府的政策与管理方面存在不足，这也同样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转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转轨东道国，本文特指中国、原苏联以及中东欧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转轨东道国普遍存在劳动力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并且其工业化进程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落后的传统产业长期占居主导地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较缓慢。经济转轨国家的传统产业结构不合理，首先表现在三次产业间结构不合理，作为“夕阳产业”的基础产业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过小；其次表现在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一方面，工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主要成现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规模过大，而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规模过小。最后表现在民用消费品工业比较薄弱，技术含量低，产业国际竞争力低下。这阻碍了经济转轨国家的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其出口结构长期以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重不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世界的投资自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为经济转轨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积极条件。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之中，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截至2002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达8280.5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达4479.66亿美元。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1980-2002年期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排名从1990年的第17一跃成为全球第4。俄罗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量尽管一直在增长，但是与其实际需要量相比还有很大的缺口。捷克是中东欧转轨国家中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尤其是1998年以来，捷克人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居中欧首位，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也超过匈牙利而名列中欧第一。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为经济转轨国家注入了资金、技术，带来了管理经验和人才，而且加快了它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当然，由于产业的关联效应，外国直接投资也会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中国是实行渐进经济转轨并积极审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GDP总水平较高，有一定的经济综合实力，但人均GDP水平相当低；而且地域广阔，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很大，地区间经济结构呈现多层次、多阶段发展水平的布局，因此，严格地说，中国形成了一种内地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沿海地区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乃至后工业化阶段特征的交织型产业结构。这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接纳产业转移和对外进行产业转移的高度。总体而言，中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产业结构同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带有明显的产业转移倾向。同时，由于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按照钱纳里的理论，这一时期以制造业的增加值份额和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为特征，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分布和发挥的作用也要和这一特征相一致。由于技术的转移成本相对较高，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不是研发密集度高的产业。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之所在，外国直接投资的这种投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此外，虽然进入中国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不是知识密集型或研发密集型的，外资投入的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但相对国内的技术而言仍然是先进的。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提供劳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海外配套企业逐渐进入中国，中国国内企业为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与我国国内产业的关联度明显提高。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偏离系数法；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160?05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普遍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三个方面[1]，影响因素主要有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结构、科技进步、贸易结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周振华把产业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2]，提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各产业能力之和的整体能力，它可以用产业之间的关系均衡程度和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程度来表示。张立柱和王新华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三次产业以及产业内部的比例同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产业之间的发展需相协调并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1]。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中，国外有代表性的理论是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和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种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而这种技术能力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结果，同时也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产业分布有关[4]。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本国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向其它国家转移，这样将有利于本国集中力量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5]。国内的理论研究有汪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有资源补缺效应、传统产业升级效应、新兴产业成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投资收益效应，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投资国的投入要素、需求结构和资源转换方式等因素把这些效应传导给本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并进而影响本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和效率[6]。
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中，国外的研究有Blomstrom，Konan和Lipsey认为FDI 流出对日本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7]；Tuan和Ng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了香港制造业的结构，直接影响了产业集聚，并通过集聚间接影响了生产力[8]；Barrios，Gorg和Strob通过研究爱尔兰的数据也发现，跨国公司会从母国国内市场上获得一些中间投入品，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和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9]。
国内的实证研究有范欢欢、王相宁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结构比正相关，与第一、三产业无关[10]。王英、刘思峰根据2003年?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的数据，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的方法，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密切相关，OFDI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1]。冯正强、张雁利用1985年—2009 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出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作用有限，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12]。
四、结论与启示
（1） 上述的实证检验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有正的促进作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是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有效途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各产业的生产效率，使生产效率在各个产业间趋于平等。
（2） 协整关系检验方程中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回归系数比较小，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还有比较有限，这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发展还比较滞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流量在逐年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也将逐步增大。
（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较小还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有关。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中，金融业、采矿业和与之有关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占比较大，2010年分别为12.5%、8.3%、8.2%，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源寻求型占比较小。另一方面，在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集中在亚洲（占比65.3%），而在欧洲占比只有9.8%，在北美占比仅占3.8%。为了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我国应该更多地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的比重。
参考文献：
[1] 张立柱， 王新华.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及定量化方法研究综述[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9（1）： 62?65.
[2] 周振华. 产业结构优化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89?90.
[3] 王林生， 梅洪常. 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体系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11（4）： 77?83.
[4] CantellJ P E. Tolentino.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R]. University of Reading Discussion Pap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1990（39）.
[5] 小岛清. 对外贸易论[M]. 周宝廉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6] 汪琦.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4（50： 36?41.
[7] M Blomstrom， D E Konan， R E Lipsey. FDI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Japanese Economy[R]. NBER Working Paper 7693， 2000.
[8] Fung Y， Tuan C. Evolving Outward Investment，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Technology Change：implications for post— 1997 Hong Kong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7， 8（2）： 315?332.
[9] Barrios S， Gorg H， Strob 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5（49）： 1761?1784.
[10] 范欢欢， 王相宁.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J]. 科技管理研究， 2006（11）： 56?58.
[11] 王英， 刘思峰. 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基于灰关联的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4）： 61?65.
[12] 冯正强， 张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11（22）： 147?148.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联系范文6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国际投资新趋势机遇和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际投资也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活动和联系的主要内容，对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20世纪末及21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投资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投资(本文指直接投资FDI,下同)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都大大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其自身已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并互为依存。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我们只能顺应而不能拒之门外。对中国国际投资而言，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国际投资发展新趋势
国际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其中二战后对外直接投资占国际投资的主要地位且发展最为迅速。而跨国公司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通过灵活而多样的直接投资方式不仅在国际投资运行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又其影响力正日益渗入到世界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故本文对国际投资发展趋势的分析主要侧重与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新变化的分析。
1、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吸引国际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纷纷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消除国际投资的投资壁垒。相应地，各国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化战略指导下，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也纷纷加大向国外的投资。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在数量、规模和对外投资总额上的大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跨国公司数量为1万多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为10万多家；90年代初，世界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约有3.7万家，它们在国外控制的子公司约有17万家；1996年全球约有4.45万家跨国公司,其海外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达27.6万家；到2000年，跨国公司数量为6万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增至82万多家。国际组织估计的这一数字，仅包括在国外企业拥有50%以上股权的公司，而未包括各种非股权联系的资产控制公司和那些通过缔结战略联盟联系在一起的公司。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在急剧增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1990年的209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0亿美元，即增长31倍。其中，1991—1995年平均增长率为20%，1996—1999年为319%。20世纪9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中，有80%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到了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甚至高达90%。国际资本速度的加快，带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使更多的国家重视引进外资,纷纷出台各类优惠措施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把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预见，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高。
2、跨国企业并购是导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是发达国家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与80年代初开始的数次全球性购并浪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很多跨国公司已日益将收购兼并作为向新产业、新市场迈进的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十多年来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合并和收购，已经完成的跨国合并购的价值从1987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83.2%。1991～1995年间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年均增长率为3.3%，而1996～1999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50%。其中，1998年增长最为显著，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比上年猛增了74%，达5316亿美元,。2000年跨国公司并购交易继续增长,其总额高达12000亿美元，又比1999年增加了21.5%。跨国并购成为国际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跨国并购显现出这样的明显趋势：并购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与欧盟之间。据统计，1987—1993年，在发达国家企业间的相互投资中(包括所在国外资企业对本国企业的投资)，企业的并购总额平均占总投资额的66%。1998年美国和英国仍是最大的卖家和买家，两国总共占全国跨国并购总值的一半左右。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并购浪潮中，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并购金额就已占其对美国企业投资的80%以上,这一比重在90年代又有进一步上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1994年这一比重高达91.2%，大大高于创建企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同时，跨国并购所涉及的资金量也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巨资并购的案例。比如年在美国金融界的合并浪潮中，1998年,银行业巨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组成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涉及价值7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国民银行公司和美洲银行公司宣布合并组成全美最大的商业银行,资产总计5700亿美元等等。这些巨额交易占跨国并购总额的60%以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FDI流动的规模和方向。
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并购提高了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绩效，产生这一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在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面对全球化和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各国为政府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而逐步解除产业管制，进而在市场开放和投资壁垒降低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更好地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不同生产要素和全球市场巨大的容量，竟相扩大公司规模和进行多元化投资。同时，追求财务、管理、经营的协同效应以及规模经济也推动公司去追求更大的规模。跨国并购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捷径,并且大大降低了研究、开发、管理成本。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并购在新世纪将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
3、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以“大三角”为特征的三足鼎立投资格局。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和欧共体成员国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打破了战后美国跨国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日本、美国和欧共体成员国“大三角”国家的三足鼎立之态势。进入新世纪，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依然以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为主,并形成了十分明显的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圈、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圈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圈，三大圈内部及其相互间的直接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大三角”内部的国际直接投资比重较大。在欧洲圈中,1992年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量占其对外投直接投资总量的72%。1995年以后由于欧盟成员国的增加，新成员国和原成员国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期，这期间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比例有所下降，但到了1999年，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达到了3180亿欧元，2000年又增加到4360亿欧元，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60%以上；在北美圈中，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间的直接投资异常活跃，1993年加拿大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总额中有2/3来自美国，1996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有9.4%是投向加拿大的；在亚洲圈中，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成为该地区吸收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1992年，东南亚联盟国家吸收外来FDI的总量中有25%来自本地区内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到1993—1994年这一比率增加到40%。而在亚洲国家的FDI总流量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几个国家。
其次，“大三角”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十分活跃。从绝对美元数额看，作为最大的FDI接受国，美国的FDI主要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的投资。英国、法国吸引外国投资也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1996年美国吸收外来直接投资846亿美元，其中2/3来自欧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43%流向了欧盟各国；日本的对外投资大都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于经济衰退，近年来相对有所减少，由1990年的70亿美元跌至1996年的2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料统计，在1998-2000年间，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三极所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75%和流出总量的85%。
由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事国际投资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这个“大三角”格局还会继续存在,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4、国际投资行为日益多样化，并加快向服务业的拓展速度。
为了适应日趋复杂的国际市场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顺利贯彻公司的一体化战略和全球战略，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行为日趋多样化，除了常见的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方式外，合作生产、技术转让、分包、许可证生产、特许专营等形式正得到广泛地运用，甚至还出现了跨国公司间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合作的战略联盟。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主要是运输、商业、银行、通讯、保险、旅游等)在各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跨国公司投资也与母国的产业转换和升级相呼应并开始加快向服务业拓展的速度。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范围直接投资的热点,特别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航天技术等更受跨国公司青睐。美国对国外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比重，由1970年的12%上升到1980年的28.2%和1985年的28.3%；据资料统计，美国、德国、日本跨国公司产业部门5的分布，属于服务业的子公司占其总数的60%左右，远高于制造业只占36%的比例。跨国公司国际投资行为多样化及向服务业的快速拓展，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主导地位的重要体现。
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投资关系逐渐具有互补趋势。
国际投资发展的现实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一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并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定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根据2000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始终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占比例最低为57.1%(1994年)，最高比例达83.1%(1990年)，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70%以上；与此同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且有时增幅很大，但从其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来看，最高年份1994年也仅为40.5%，不足一半，进入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21世纪之初，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趋于下降，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却呈现出回升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属下的经济情报中心最近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在未来会有所上升，估计到2005年将达到29%,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59.2%。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虽然主导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显然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直接投资舞台上的一股新兴力量，双方日益形成一个紧密的互补型投资关系，并且这种强弱并存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二、中国国际投资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当时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联系都很少，实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经济建设方略，对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利用和引进几乎为零。经过多年的建设，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国民工业体系，但产业结构水平低、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总体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大力引进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经济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且技术升级换代加快，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是与大量外资参与国内经济建设所密不可分的，中国也由于自身资源、市场、劳动力、外资投资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国际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就如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中，中国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1、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下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健康成长和国家产业安全提出了挑战。
上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国内经济体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开放的实质就是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资本面对外国资本在工业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的过程。同时，外资的大量涌入，也威胁着中国的产业安全。
（1）、对我国民族工业来说,主要是受外资的压制效应的影响,即外资凭借其技术、规模等垄断优势,通过兼并、收购和新建企业，挤压我国民族企业,挤占我国国内市场，使我国的产业发展缺乏动态比较优势而成长乏力。中国的民族工业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规模。但相对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而言仍处于发展的幼稚期，无论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及规模等诸多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本国的名优产品、老品牌要么被国外品牌吞食，要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失。外资对我国民族工业的打压具体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外资对我国一些行业的控制，逐渐采取并购的手段，在取得了经济支配权后，形成对这些行业的垄断。如我国的机电、轻工、化工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被外资控制的局面。跨国公司高高筑起的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引致的成本壁垒,使我国民族工业无法在这些行业得到相应的发展。
其次，对产品核心技术的控制。由于跨国公司普遍掌握着其投资产品的核心技术，在技术转让问题上，跨国公司往往采取有条件、分步骤地先转让一些过时的或不太先进的技术，而对产品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严加封锁。例如我国有许多VCD生产厂家，由于没有生产解码芯片的核心技术，每年要向国外企业支付大量的费用购买芯片，自己只能获得少量的组装费用，产品利润的大部分都被国外企业占有。另外，还经常存在外资与我国企业合资后，由外资方提供技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加大了我国民族工业对外国的技术依赖。
最后，表现在对产品市场的控制上。由于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先进程度与国外产品差距悬殊，加之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致使国内相应产品市场大部被外国产品所占有或为外国品牌所主导。如轿车、计算机、数码产品、化妆品、移动电话等产品市场大部分被国外品牌和合资企业产品占有。尽管近几年来，国内企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制定相应的价格政策和加强营销等策略的运用，在家电产品、计算机、移动电话等产品市场上不同程度恢复了曾经一度被国外品牌所占领的份额，但这些产品的高端市场仍然被国外品牌所主导，大量的高额利润仍被国外企业占有。外资企业在与我国企业合资的过程中普遍实行对我国民族工业品牌的控制，通常是合资企业产品大都使用外国商标，利用中方的销售渠道推销外国商标的产品，逐步减少直至停止对中方商标的使用，导致我国原有品牌的无形资产逐步丧失，使我国民族工业遭受巨大的损失。
（2）、外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并导致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
首先，外资投向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是外资大都集中于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外资大都看好中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加之这些产业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外资流向不合理不利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使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和重复建设问题日益严重。
其次，外资投入的地域性差异也客观上拉大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外资实际投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据统计，1996年以前，在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中，投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占85%以上，近几年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而投向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很小。这种投资格局导致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在加上中西部地区受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其本来就缺少的资金、人才难以遏制地向东部沿海流动，造成中西部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地区间GDP差异无论在相对数还是在绝对数上都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在投资自由化的条件下,由于外资一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其发展战略,并不以东道国的利益为重，所以其活动经常会与我国一些产业政策的主旨相悖。而且我国加入WTO后许多产业政策受WTO条款限制，对跨国公司在世贸协议框架下进行的国际投资，我国在控制其活动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不仅如此，投资自由化还可能使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使得我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增加。
2、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和我国国际投资战略提出了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相继发生了拉美债务危机、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事件，引起全球性的金融震荡。在国际投资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间出于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强化了相互间进行投资的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相对有所减少。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由于认识到引进外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有利于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加之许多金融危机的受灾国及地区为吸引外资走出本国经济发展困境，纷纷贬值本国货币，降低投资成本，其吸引外资的要素价格优势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外资投资的主要来源地香港、台湾、澳门、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两方面的因素，增加了我国外资直接投资的压力。
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对我国目前的投资战略提出挑战。一直以来，由于我国建设资金短缺，我国国际投资战略是偏重吸引外资，而限制发展对外投资，这种战略造成我国外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却是严重不对称的偏低。据资料统计，1997年我国吸引外国投资额为453亿美元，对外投资仅为25亿美元，吸引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6;同期世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投资额为1489.44亿美元，对外投资仅为611.38亿美元，吸引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41。表明中国的对外投资比例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趋势不相适应；也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是不相称的。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积累了几千亿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相对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投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利用节余的大量外汇储备进行国际投资，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利润，而且可以有效避免由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造成的外汇储备贬值。同时也可以防止由于国际投资严重不对称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
3、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正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在获取产品高额利润的同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量污染环境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而跨国公司拥有资金、技术及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诸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强化的垄断地位，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远高于在本国的投资利润率。根据美国《现代商业周刊》的统计资料，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制造业平均利润为13%，而对海外直接投资利润率为21.9%，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为32%。从投资利润分配的角度看，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占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局面没有改变，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利益分配格局上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在这样的国际投资价值分配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获得国际投资带给本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好处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产业结构低度化且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本国经济独立持续发展乏力的代价。
从中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向也可以看出，中国除了继续作为原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逐渐成为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基地。这样的国际投资流向会给中国将来经济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畸形、低级化，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三、中国国际投资的政策建议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给我国国际投资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当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充分利用外国投资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因素，趋利弊害，制定正确的国际投资战略，进一步提高全球化下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1、适度保护民族工业，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改善我国的产业组织状况。
民族工业是以民族资本为主所建立的工业和工业体系。建国后，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后2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竞争力，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目前我国一些行业几乎被外资垄断，导致民族工业逐渐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这与我们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工业的初衷相悖。所以，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在国际投资协议框架内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民族工业，尤其是一些幼稚产业、新兴产业和具有高增长性的产业进行保护。具体措施包括：引导外资进入国有企业改造，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使“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发挥实效，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在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强化市场准入的限制，减少外资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保护民族品牌等民族工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等。
由于我国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不利于规模经济的产生，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竞争力。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促使工业结构从以中小企业为主向大型企业为主转变，利用购并这一当今世界现代企业最主要的成长方式，通过购并实现“强强联合”,形成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并借此培育我国第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与实力强大的国外跨国公司抗衡。
2、制定适当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
近几年来，外国国际投资出现了资金加速流向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的趋势，我们应该顺应这种新趋势，指定相应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以高科技和服务业为主的开放。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2.88%。远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倾斜政策,鼓励计算机、生物技术、银行、保险服务业、通讯服务业、旅游、教育、文化出版业、交通运输也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通过合资经营、战略联盟、联合技术开发等方式与国内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合资合作，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合作开发,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这样不仅可以我国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利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合理引导外资投资方向，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根据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基础产业薄弱的特征，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领域。同时，引导外资和东部发达地区将加工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不仅可以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有利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3、实行灵活的引资措施，加速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
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在引进外国投资时，不光要注重对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引入，还要加强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因为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一般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其经营方式也比较灵活多样。他们一般愿意与中方合作，便于我们争取合作的有利条件，也便于我们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改造我国的中小企业。
其次，要加大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的力度，走引进资金同时也引进吸收先进技术的道路。从外商投资中国的角度考虑，他们无疑会尽量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以便使中国长期处于对他们的技术依赖。所以跨国公司对中国输入的技术不会是最先进的，加之目前我国缺乏较成熟的吸收和再创新机制，还未能形成自己的研究开发体系使技术内生化，导致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在技术上受到外资的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引资政策时，一方面要尽量引进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可以通过合同要求合资企业产品的国产化率逐年提高、或建立联合科研机构共同开发新产品等具体措施加以实现。
4、更新观念，扩大中国国际投资的范围和方向，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在引资范围上，过去中国大陆引进的外资多来自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其、台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来对外投资的力度和广度有所减弱。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势头保持强劲，今后我国应重点加大吸收北美、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
在投资方向上，不光强调外资的引进，同时加强中国对外投资的力度，应逐渐弱化利用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观念，重视海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平衡的促进作用，大力拓展对外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改善现阶段我国国际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状态。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应当是：能够获得国内急需的资源和原料的项目。如：石油和我国缺少的矿产资源等；能够提高我国产业技术先进性的项目。如：与外国合作开发航天、通讯、生物科技及芯片技术等；能够获得国外市场的对外投资项目。如：家电和纺织品等；能够转移国内成熟产业，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的项目。如：一般的加工、制造业等等。
5、健全和完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推行国民待遇原则。
完善我国投资法律体系，将我国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法律与国际法和惯例相结合，从法律上保证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应逐步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实质是对等的原则，一直以来，由于强调吸引外资，现实上在税收等许多方面外资享有本国企业无法享有的优惠政策，使内、外资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加剧。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不仅保证外国投资者投资东道国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为外商创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我国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国际投资学杨大楷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2、产业经济学教程杨公朴夏大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3、张志宏：《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安全若干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国工业经济1998(3)。
4、宋泓：《世界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形势以及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世界经济第4期。
5、易娟：《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国际投资的影响》经济透视，2002（5）
6、史晨翌：《FDI：全球化的利刃投资与合作》2001(4)。
7、柳剑平张正平：《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特征》世界经济，1998(9)。
8、刘昌黎：《国际投资的迅速发展与跨国购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
9、夏兴园王瑛：《国际投资自由化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0、和文华张瑾亢：《从国际投资发展现状谈中国引进外资的策略》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1、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M]，(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