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范文1
长期以来，中学英语教学接受和实践了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学方法。结构主义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教学法上强调的是语言内部结构的认知；而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开始流行的交际法教学强调的则是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使用功能，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上都进行相应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教学大纲的形式强调语用能力培养、明确提出认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教学中，人们对交际教学法，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些模糊认识与不大理解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认为中学阶段（初、高中）外语教学主要目的应是语言知识的教学（语音的准确性、词汇的扩充、语法与句型知识等）；另一点是认为目前中学教学内容相对简单，文化教学无从进行。本文将结合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探讨交际性语言教学中，处理好文化与语言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相应提出一些建议。
语言学、语言教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对语言的本质不断加深认识，提出语言是交际性工具这一功能性观点，语言教学目的、目标也随之不断修正。《大纲》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信息与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高中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在《大纲》第二大项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中，不论是一级教学目标，还是二级教学目标，都分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细化了语言运用能力的指标。那么交际能力包括哪些因素，它与语言知识是什么关系，它与文化教学又是什么关系呢？
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交际能力应包括下列五方面的内容：1．语言——指掌握语法知识；2．功能——指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3．语境——选择与所处语境相适宜的话语；4．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身分、地位、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分的话语；5．社会文化知识——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这其中后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一点——语言得体性。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使学习者在与对方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识。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儿童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在习得该民族的文化。所以，语言和语言的应用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由于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与承载形式，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该民族的语言。外语教学不仅要介绍语言知识并进行“四会”技能训练，更应该把这种学习与训练放到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中进行，最终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
只强调语言形式和内部结构的结构主义教学，割裂了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及功能的联系。用这种教法教出的学生可能很会做专测语法形式、结构的试题，但必然缺乏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包括读、写的能力），出现交际失误，最终也就达不到学习外语的真正目的。
通过对交际中错误现象的分析也可以证明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交际错误可以分为两种：语法错误与语用错误。现代外语教学观点认为后者更为严重。沃尔夫森（M．Wolfson）指出：“在与外族人交谈时，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错误比较宽容。与此相反，违反说话规则则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可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这后一种情况又被称之为社交——语用失误，它主要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交际中出现的语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语法形式掌握得越规范，就越容易引起误解。语言知识只能指导人们表达出形式上正确的句子，而语用能力则指导人们表达出恰当、得体的话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外语教学目的最终应是培养语言应用能力，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学习一种语言必然要学习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高中新大纲对语言知识教学与交际能力培养、语言教学与文化的关系的阐述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
以上议论了语言教学中交际性原则的运用及文化教学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可行性。
广义上讲，文化教学存在于语言教学的每个阶段，甚至每个单元。语言教学既然最终以语用为目的，就必然涉及语言文化的教学。文化因素与语言形式的难易并不一定成正比，简单的语言形式并不意味着在使用中可以忽略语用与文化因素，如Helo／Hi／Sory／Pardon／Thankyou等形式上极简单的表达。真正使学生感到困难的不是如何发准音或拼写正确，而是在实际交际中如何恰当运用语言。教师在教学中只要自始至终注意结合语用、文化因素，把语言形式放到社会语用功能的背景下进行教学，就能使语言知识“活”起来，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用能力。这样讲，并不是要求教师在讲每一个语言项目时都把与之相关的语用功能介绍全、练习够，这是不现实的，也违反认知规律。目前我国中学外语教学的弊病之一就是讲者不厌其烦，力求一次讲全、讲透。在介绍一个新语言项目时，往往以点带面，全面开花，字典搬家。学生则忙于记笔记。应试教育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更起了负面推动作用。交际法教学注重语言功能训练。具体语言形式的功能要随语境而变化，使用中相关社会因素较多，只有逐步介绍、训练，循环往复，学生才能体会到不同语境中语义的差异并逐步掌握，进而形成语言能力。目前，在教材编写中，教学内容循环出现的方式与原则也应体现在英语教学中。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不是深不可测的难点。日常口语交际中就存在着文化因素，各类教材也提供了大量真实的语言素材，教师可以充分加以利用和发掘。有些教师可能由于自身语言水平不够，文化知识较少，语用能力不强，因而对文化教学有畏难情绪。这种想法虽可以理解，但应帮助克服。我们提倡教师不断加强对英语语言与文化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提高自身语言交际能力，进而可使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文化因素的教学。文化因素存在于最简单的交际活动中，文化教学也应存在于最基本的日常教学中。教师在教学生如何向别人问候时，即使只介绍了一种形式的实际用法，只要从语用角度讲是正确的，他就传授了语用原则与文化知识；学生如果通过训练掌握了这一形式的运用，教师也就是在帮助学生逐步发展文化语用能力。尽管这种学习可能是零散、不系统的，学生却是在沿着正确的语言学习道路前进。教师自己不应该也不应要求学生学习好了语言形式再去实践，或者掌握了语用知识再去实践，而应在实践中学习、发展语用能力。交际能力的培养只能在交际中实现。
如何进行交际能力训练？方法可以多样。交际教学并不否认语言基础知识、技能的训练，并把它看成是语用能力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交际法与结构主义教学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学习目标的不同。克鲁姆指出：“成功的外语课堂教学应在课内创造更多的情景，让学生有机会运用自己学到的语言材料。”他提出了课内开展交际活动的几个环节：
“假设交际”，指在课内围绕教学内容展开的各种操练，包括机械操练和教师讲解等；“教学交际”，指课堂内进行的再表达练习，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后，根据教师提供的语境开展模仿性对话或书面练习；“针对性交际”，指学生根据情景和语用考虑，作出反应；“谈论性真实交际”，指学生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谈，语言具有真实性和社会性，言语符合语用及文化规范。
克鲁姆强调交际活动存在于外语教学的每个步骤，其基本观点是：语言应作为技能培养。大量的交际活动有助于语言知识向语用能力的转化，这种从操练到真实交际的过渡与现在流行的“五步教学”的某些环节有明显的共同点。
综上简述，教师只要确立语用学观点，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利用语言材料进行各种旨在提高语用能力的训练和交际，语言教学中的语用与文化要求是可以体现的。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语言风格 文学风格 汉味小说
人类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符号系统。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自然也不例外。完整的文学研究应当兼顾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个面相。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多从文学价值或文学意蕴的角度着手，分析探讨作品的情节、内容、意象、情感等，这是文学符号系统“所指”的一面。至于文学符号的“能指”，则常涉及文本的语言特征、修辞方法等。由于文本是借助语言形式构成的，需对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有深切的了解，语言学者正好担负起这一部分责任，参与到文学“能指”的研究中来。“语言风格”有关的分析范畴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正是可视为这方面工作的直接成果。然而就时下学界的一些论著来看，使用“语言风格”和“文学风格”两个术语缺乏同一性，彼此有所混用，这一点影响了学界的交流，妨碍对于问题实质的理解。本文试图以具有浓郁地方风味、表现武汉风土人情的“汉味”小说为佐证，简要阐述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语言符号、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
语言符号本来只是一种听觉符号，它是用语音来表示意义的，音义之间的关联既具有任意性又具有约定性。从系统角度而言，语言符号非常复杂，其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构成三个子系统，各子系统内部又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语言单位，各系统和各单位之间有着种种联系。每个语言符号的作用都是以整个语言系统作为存在前提，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语言本身在发展和使用的过程中始终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而不断进行调整。那么，能否从字面上将“语言风格”简单地理解为语言符号的特征呢？答案是否定的。
语言符号有两种存在的形态：一种是处于“备用”状态，等待使用者采纳的;另一种是处于“使用”状态，正被用于交际活动中。“语言风格”是“适应特定的交际目的、对象、内容和场景的需要，通过特定的言语表达形式所形成的特定的言语气势和言语格调。”[1]之所以强调“语言风格”是言语的而不单纯是语言的，是因为“语言风格”是在语言运用中形成的，并不是以语言对比方法所获得静态的、规范提炼的结果。再者，“语言风格”的言语性也决定了它不能脱离特定的题旨情境，必然受到非语言的外部因素的制约进而影响到言语形式、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的形成。因此，对于具体文本“语言风格”的分析必然是动态的分析，言语形式即语言符号的显性特征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并不能代表和反映“语言风格”的全貌。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语言风格”并非是一个空灵的概念，必须以语言手段作为基础。构成语言风格的话语体系是语言表达形式的各种特质的综合体，它调动了语言中包括文字、音韵、词汇以至句法篇章组织等各种积极要素，有时还要利用体态语、副语言以及图表符号等，但起关键作用的是句法和篇章组织，这是形成风格体系的支架和关节。每个人都有组织语言的一套习惯和方式，遣词造句、行文表达中总会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自己的个人风格。现代意义上语言风格学的兴趣正是基于此点，语言学者试图利用自身丰富的语言分析经验，以及精确、客观的分析手段，探索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规律，具体去评判某个作家某部作品的语言是怎样的，如何组织起来的，结构规律如何以及具有何种特点等等。至于作品价值的高低美丑，语言学者不置可否，纵使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本身也可以进行语言分析，也具备“语言风格”。依从这一角度，语言风格学与通常意义上所说修辞学也存在区别，因为修辞学的目的是求“美”，讨论的是如何使文辞流利生动，富有文采，以利于文义的传达。
迄今为止，有关“风格”最有名的定义，是法国文学家布封的“风格即人”。大意是思想的表达属于个人，风格是个人加于自己思想的“顺序和波动”。这一定义简练但却显模糊，既可指某个人的个体语言风格，也可指某个人言语作品在内容思想上所呈现的风格。后者即是现在所说的“文学风格”。文学风格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性，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景造成的相对稳定的话语特色。能否形成独特成熟的文学风格，往往是评价作家或作品成就的主要标志。文学风格重视对作品整体印象的概括和综合性评价，涉及内容、思想、情感、艺术特色等，当然也包括由语言形式隐含的个人风貌。
二.“汉味小说”的风格层次
严格说来，“汉味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才产生的“新”概念。之前学界已有“京味小说”和“海派小说”的提法，如老舍的《骆驼祥子》讲述的是老北京的事，文中又选用地道的北京方言;又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茅盾的《子夜》等，其故事情节均以上海为背景铺陈，其间也夹杂了部分上海话。如此，对“汉味小说”的理解也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因其大量使用“汉腔”即武汉方言而得名，二是因其描摹武汉人的世俗风情而得名。前者是语言风格学的分析路径，后者则参照的是整体性的“文学风格”。
纵观小说，方言词语主要出现在人物独白或对白中，即表现人物的言语活动及由其建构的话语中。如：
（1）柳：“去，邪贷萎子，一肚子坏水。”陆：“多少讲点精神文明嘛。再就是要注意选择器物。坏水装在萎子里，百分之百漏得精光。”（《黑洞》）
（2）猫子说：“个巴吗苕货， 你儿子是，你是么事？”（《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3）他们假装威胁说：“瞎点菜了啊。”我就给他们两个字：“敞――的！”（《她的城》）
上述语句中的“邪贷萎子”、“个巴吗苕货”和“敞（音似‘岔’）的”都是典型的武汉方言，其中蕴含着某一区域人群特有的心理和性格特征，而小说又是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中心任务的，因此，方言俚语的使用生动地描摹了武汉人泼辣粗鄙的世俗个性，具备文化经验的读者对此会有更深的感知。使用方言创作，能保持所描述生活的本真性，减少语言符号由方言向共同语转过过程中所损耗的原生态生活因子。但方言词语的使用并非就是造就某种文学风格的主要因素。以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为例，全篇不过九千字，其中武汉方言特有的词语数量极少，但由于作品以人物对话为主轴，方言词语的出现使得人物性格跃然纸上。但这种“汉味”的文学语言，既有原汁原味的“汉腔”，又能具有文学的品格，使非本地的读者也能明晓。换言之，文学语言虽经作者的刻意经营，是对自然语言的变形、扩张和扭曲，但不是无限度的，语言传播与接受的基本规律仍需遵循。
拉康认为，符号的能指和能指之间彼此串联，构成一个能指的网络。
语言的意义（也包括文本的意义）正是产自网络化的能指的共同作用。同时，能指与能指彼此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二者层层相套、互相呼应，构成“能指连环”。语言意义的表述也因此而复杂化，对语言意义的理解也成为一个追踪寻迹捕捉意义的过程。因此，简单地从语言的某种特点出发，找一些方言语词、方言音韵将其看成是地域文化风格的标志，只是简单的贴标签的做法，并没有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作家运用特定地域的方言进行创作，其主观意识里只是想让让小说的描写更生动，更贴近现实生活，却在无意识中传达了许多原本未曾预见但在符号“能指”背后存在的东西，包括题材的聚焦、形象的塑造和意境的构建等等，这正是文学风格显现的主要介质。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语言分析的方法（如“隐喻”和“转喻”）循着能指网络追寻其后隐藏的“无意识”信息并从中感知文学风格的存在，但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汉味”是语言符号背后所潜藏的“无意识”，它以语言形式存在，但意蕴悠长。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符号是语言风格和文学风格显现所必须依赖的媒介，脱离语言符号，两者都将不复存在;而语言风格和文学风格又是两个互相独立、彼此部分重叠的概念，追求的目的以及适用的分析方法存在差异。语言风格是作品文学艺术风格最鲜明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标志。
参考文献：
[1]袁晖.试论汉语的民族风格[C].语言风格论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93-203.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范文3
我们学习应用外语，目的是为了交际，并且是跨文化的交际，故此必然涉及不同的习俗文化、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等。我们所指的文化，并不单纯是狭义上所指的文学、音乐、美术等，而更广义上所指的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俗、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所以在跨文化的交往中，没有这些的深入认识，只局限地以自己母语文化中所形成的各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习俗观和世界观去和外国人进行交往，必然会形成不同文化观念在某个话题或论点方面的冲突和不快。
在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培养及素质教育在教材的安排和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忽略了英语文化的进一步的学习、了解和渗透。同时，作为素质教育，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应尽量多地全方位体现该语言范畴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虽然对事物的理解受到年龄、职业、信仰、思维等影响，但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应该可以理解在欧美国家最常用的成语、谚语、格言和典故。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安排得并不多，尽管有“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等等。但我认为仍不足够，英语文化中，常用的谚语还很多，而适合初中学生年龄认知的谚语也很多，如：“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Least said, sooner mended”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常见的典故，在第一套人教版教材中，初中英语第五册曾有过的故事，简单涉及了所罗门这们智慧之王的故事，但这类的典故并不多见。根据年龄与接受力的因素，我认为可以适当增加多几个常见于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文章作为了解和阅读材料的，如The garden of Eden, Noah's ark, The tower of Babel, Achilles' ，heel等。另外，在英语中，颜色的运用，特别在语言中作比喻和联想的运用是较为广泛的。我们在教材中见得也不多，如the green house, the White House, in black and blue……,因而我们在对话中，尤其在情景会话中，可以补充更多这类的内容：如in black and white, give sb. green light, in blue mood等等。
受年龄和思维深度、心理因素的制约，委婉语、禁忌语和英语文体等在初中教材中极少出现是较正常的。在跨文化交往中，怎样才是有礼貌、怎样用适应的谦辞和敬辞同样很重要。虽然在教材中有出现，但仍要补充。尤其能结合现实中，中国人汉文化与欧美人英语文化在交往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与冲突的材料，在教科书中应有充足的安排，这样的例子才有说服力和警示性。
在文化交际中，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人，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人，必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政治信仰和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熟悉。必须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和人民有大概的了解，在各种人物传记中，新旧版两套人教版教材所选的内容都非常好。人们都总想从下面的、有积极意义和成功的奋斗经历的人物身上吸取其人生精华，因而在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其名言为“我唯一抱憾的是：我有，且仅仅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反映普通人一面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动人故事；反映有骨气的歌唱家；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著名杰出的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现代护理制度创始人佛洛萨?南丁格尔；在丛林中因飞机失事而幸存，并顽强求生的德国女孩的故事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历史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教材中应适当补充现代著名的体育运动员、艺术家、政治家或社会以至为全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轶事。所有这些材料，给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的心灵教育起着极大的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分析其文化背景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中吸收其精华。另外，体现欧美人独立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乐观主义和与他人良好的合作精神、创新探索精神的人物传记与体裁，应考虑到教材的更新和补充中去。
语言中，包含着文化领域中的民族性格部分。如欧美人所崇尚的幽默感。这类题材文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并不多见。作为更深入地了解和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应参照(第二册)等有关教材中的文章选取适当的扩充到初中的教材中。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语言意义文化意义汉语教学
一、引言
汉语是一门古老而悠久的语言，关于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异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比如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而西语是“形合”的语言。任何语言都是“意象”和“法则”结合的产物，汉语重“意象”，西语重“法则”。汉语的意象充溢，而西语则是语法灵活多变。汉语中虚词和语序是最重要的语法手段，而西语则有性数格时体态等语法手段。作为文化符号的功能，汉语的实词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实词是中国人从心灵到意象的桥梁，表达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二、汉语词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
从语言系统的角度分类，词汇的语言意义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词的词汇意义就是词的语音形式能够表达的全部内容，包括从认知角度分出的词的理性意义和附加意义。词的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都与文化相关，都反映了历史文化的变迁。
（一）词的词汇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关系。
词的词汇意义包括词的理性义和附属义，词义的动态变化（产生，演变，消失），词的命名都和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用以下例子说明：
1.气：组词为生气，气质，气氛，天气，气色。每个气的意思都不同。那是因为在古代，气被看做是世界的本原之一。所以在，人的生命精神活动也与“气”相关，出现了语气，气质，气节，心气，志气，孩子气这样的词语。在文学艺术方面，由于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文道一统”的艺术观，认为文学家的才情得之于天，于是就用“气”指学者的才情和写作风格，如“文气”“气骨”。延伸到日常生活就以气味中心语素用作对人的评价尺度，如：老气，书生气，土气，傻气。在自然方面，气指与岁时相关的阴晴状况，天气，节气。在生理和医疗方面，中医用“气”和“血”相对，俗称气血不畅。由此可以看出，简单一个“气”字组成的词语却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2.从词的色彩义的变化来看，词义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比如“小姐”这个词，是对未出嫁女孩的尊称，流行于20世纪上半叶，与“少爷”相对，指的是城里面有西洋知识背景，有地位女人家女孩的称呼。中国传统氛围浓厚的家庭多用“千金”一词。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词几乎从社会通用语中消失。90年代后期，由于服务行业、娱乐行业色情活动的增多，“小姐”“找小姐”等说法的大量出现。“小姐”一词已经凝固了“从事色情活动的年轻女性”的意义。平时一般人都不用“小姐”这个词作为称谓使用，使得这个词作为社会通用语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了。
（二）词的语法意义和文化意义
如果说词汇意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到的，那么语法意义就存在我们日常说得每一句话中，体现了民族的心里和集体无意识。英语中的”marry”为例，在英语中MarymarrytoJohn.汉语中不能直接翻译成玛丽结婚约翰。汉语中与之对应的词语有“嫁”和“娶”两个，如：约翰取了玛丽，或者，玛丽嫁给了约翰。从句式上看，这两个一个是主动句，一个是被动句。从语法关系上来看一个是约翰是施事，玛丽是受事。从句式变化上来看，前句可变为约翰把玛丽娶了。约翰娶走了玛丽。但是不能说玛丽把约翰嫁了。玛丽嫁走了约翰。从“嫁”和“娶”的语法意义来看，这都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女人始终处于被动的支配的地位。“把”字句一个最基本的意处置义，男方和女方的父亲对女方是可以当做物来处置。汉语的语言形式并不是那么固定，但是“嫁娶”二字的固定的语言用法反映了汉族自古以来中国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在语言中就已经根深蒂固了。
三、利用汉语的文化意义进行语言教学
考察汉语词汇语言意义与文化义意对汉语教学有重大的意义，汉语教学的词汇教学原则就渗透了汉语的文化意义，汉民族的思维方式。
首先是在辨析英汉词语的不同，比如上文提到marry翻译成汉语的嫁娶二义反映的是汉族人的婚姻观。另外借在汉语中也对应英语的“借入”“toborrow”“借出”“tolend”，也反映了中国人对钱财的避讳和经济观念西方人的不同。另外，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汉语中庞大的亲属词也反映了中国人得伦理道德观念。
其次可以帮助学生辨析同一语素其他不同语素组合后的不同，即语素释义法，利用汉语构词法的特点，用语素释义，比如前文所提到的“气”字就是很好的例子，从文化的角度向学生解释，更能让学生记住气氛和气质的不同。
再次，汉语是一种联想丰富的语言，汉语中的许多词语都具有丰富的拟人拟物特征，在教授这些词语的时候要充分打开学生的想象力，帮助其理解记忆词汇。这种方法包括不同词语的联想，比如：下雨联想到刮风、担心、凉快等词。词语本身的联想，比如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等就要学生联想了。
最后，利用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关系去理解记忆词汇。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影响着汉民族观察，欣赏，表达，体现等诸多方式。（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语言；教材；系统性；开放性；修订
《语言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20世纪80年代初叶蜚声先生和徐通锵先生合著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初版于1981年，此后在海内外多次再版，广受欢迎。教材得到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编写原则很好地满足了语言学基础理论教学的特殊需求。
“语言学概论”是语言学基础理论课，也是语言学的入门课。课程要使学习者藉此了解当代语言学领域的概貌，掌握语言学研究中基本概念术语的内涵，对语言本体的一般性质特征有初步的认识。同时也要使学习者得到基本的语言分析能力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在学习中体会到理论的系统和严谨，从而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自主更新知识的能力。
原版《纲要》能在这两个方面为语言学教学提供支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材的两个特色。
其一，教材整体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原版《纲要》没有对当时语言学研究中的各种观念方法做面面俱到而浮光掠影的介绍，而是立足于基本的语言符号观念和结构思想，以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为主线构建了体系的基本框架，对语言学中的基本问题，包括语言的基本性质，语言结构各个层面基本单位的确立原则和结构关系，语言的总体发展特征和语言系统的演变规律，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做了简明而系统的阐述。清晰的脉络和一贯的理论体系更利于初学者对语言学基本知识和观念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利于对学习者理论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二，教材尽可能地吸收了当时新的语言学研究思想。原版《纲要》不仅参考了当时国际上新出版的各种语言学专著和教材，而且综合了当时新的汉语言研究的成果，包括编著者个人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内容都有机地纳入了教材的整体框架，各得其所。这使学习者由此能直接了解到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
原版《纲要》这两方面的特点体现出基础理论教材应具备的系统性和开放性，这使其在语言学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多年来产生很大影响。此次《纲要》的修订正是为了在保持原书特色的基础上，吸收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使教材更好地满足语言学教学和学习的需要。
最近半个世纪，语言学研究领域有许多新的进展。语言研究的取向，从单纯地强调重视口语形式转为言文并重，从单纯地强调语言共时研究转为共时和历时结合，从回避语义研究转为重视语义语用研究。人们对语言与认知的关系、语言与外在经验世界的关系、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们对语言整体的理解已经由同质静态封闭的小语言系统转向异质动态开放的大语言系统。作为学科入门教材，应该使学习者感受到学科的生命力，看到学科不断发展的趋势和广阔前景，了解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我国教育部规定，20世纪出版的高校教材必须修订才能继续使用，就是为了使教材能及时反映出学科的最新发展。
在原版《纲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科知识发展的连续性和教材、教员、使用者的连续性的需求。在国外同类教材中，美国弗洛姆金(Fromkin.V.)等编著的语言学基础教材《语言导论》(AnIntroductionto Language)在语言学界一直影响很大，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这部教材自1974年初版后，已修订了8版，2010年出版了第九版，不断把语言学的最新思想纳入教材，传递给学习者。可见一部具有开放性的经典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和生命力。
原版《纲要》编著者徐通锵师在生前已确定《纲要》的修订意向，决定以原教材为基础，修订原书内容的30％以反映语言学的新发展，惜未能如愿。此次承担《纲要》的修订也是完成徐先生的临终嘱托。
基于以上原因，《纲要》的修订依托原书的理论框架，大的章节没有变动，整体上力求保持原书的特色，使教材内容既具有理论上的系统一贯性，又具有开放性，反映出语言学领域的新进展。下面就修订版《纲要》的理论框架和修订内容做概要阐述。
一、语言符号观念
修订版《纲要》仍然把语言符号观作为核心的语言观念。这一基本的语言观念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因此，理解语言的符号性质，是把握语言结构系统的各个层面结构原则以及各层面结构关联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这本教材整体框架的立足点。
语言结构的很多性质都与符号性相关，包括语言状态和历史变化的各个方面，但与符号性直接相关的是其表义性，即语言是用形式表示意义。形式与意义关系的研究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问题。语言的形式是多个层面的，意义也是多个层面的，语言研究就是探讨语言系统多个层面的形式和意义的关联，或者这种关联的变化。这既包括基本符号单位的意义，如语素义或词义，也包括各层次符号组合的意义，如短语义、句义等，既包括反映语言符号和经验世界联系的概念意义、命题意义，也包括指向语言自身结构关联的关系意义，等等。
这一部分修订的内容主要在第二章“语言是符号系统”。一个重要的改动是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语言符号性质的示意图做了部分改动，把现实现象分为心理现实和客观现实，对心理现实和客观现实的相互关系、心理现实和符号意义的相互关系做了阐述，同时也说明了符号在心理认知中的重要性。
原版：
现实现象可分为客观现实和心理现实，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客观现实现象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客观现实现象并在大脑中经过脑神经的综合处理转化为心理现实。心理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客观现实的认知，但由于感觉器官等自身的局限，人并不能感知把握全部的客观现实。同时，虽然心理现实中的主体是源于人对客观现实的认知，但其中也有超越客观现实的部分，如幻想，神话等等，都不属于对外在的客观现实的直接认知。所以心理现实与客观现实并不完全一致。
语言符号的产生是基于对心理现实的编码，所以语言符号直接指称心理现实，符号的意义经心理现实的中介反映客观现实。客观的现实通过认知转化为主观化的信息必须有一套符号。符号可以有视觉形式、听觉形式等各种物质载体，但最基本最重要的符号是语言。语言符号帮助人达成对外界的认知，储存认知的成果，并且发展人的认知能力。符号固化了已有的认知成果，提高.了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认识客观现实的能力，使更多的客观现实现象得到认知，转化为心理现实。语言符号的产生还扩大了心理现实的来源，人们可以利用语言从他人那里接收间接的经验，获取更多的知识。
我们强调语言基本符号的编码包括两个方面：
(1)通过对心理现实进行离散化的分类概括，形成各种概念，即符号的意义。
(2)使这些概念与可直接感知的形式(语音)相联。
两个方面是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系统都具有的，但又都是在特定社会群体中实现的。语言符号对现实的类分，以及符号音与义的关系，都是社会约定的。因此，虽然能够运用符号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但具体的语言符号在不同的社会各不相同。
关于语言符号二层性的内涵也是语言符号系统部分修改的重要内容。二层性是一个重要的一般性的符号性质。从符号编码的一般性质看，符号的二层性是指一个符号的形式是由若干成分构成，这些成分本身没有意义。人们发现二层性作为信息传递手段是内在于自然的原理，它还存在于基因代码中，四种核酸基构成一切生物。可见二层性会极大增强符号信息传递的效能。二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个符号的形式是由若干成分构成，这些成分本身没有意义。
(2)符号的组合结构上具有两个层面，这涉及复合符号的构成与语音形式间的关系，涉及到符号系统的表义性。
原版《纲要》关于语言符号二层性的介绍基于美国描写主义音位学，着重强调了二层性的第一个方面，而忽略了第二方面。原书图示为：音位语素词句子，表述为音位构成了有意义的符号的形式。虽然用双线箭头与单线箭头区分了有意义单位和无意义单位，但不同性质的单位处理为单线性的组合关系，这没有完全反映出语言符号二层性的结构关联。修订版《纲要》强调，语言系统分为音系和语法两个层面，语言的组合可分析为有意义的符号层面的组合，即语素、词、词组等语法单位组合，同时还可分析为无意义的语音形式层面的组合，即音位、音节、音步等音系单位的组合。音系单位的组合为符号层面的各级单位提供了语音形式。同一层面上的小单位和大单位是构成关系，不同层面上的单位则是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的关系。比如音位按特定语言的规则组成该语言的音节，音节按特定语言的规则组成该语言的音步，而所组成的音节、音步则为该语言的语素、词等语法单位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形式。我们可以图示如下：
音系层面：音位音节音步……语调段
符号层面：语素一词一词组／短语一句
音系层面的单位和符号层面的单位不构成组合关系，而是一种跨层面的关联。不同语言的音系单位与语法单位的常规关联并不相同。比如汉语的“字(语素)”整齐地对应一个音节，英语中的语素虽可以说是最小符号却不与任何一级音系层面的单位有整齐地对应。而英语中的“词(word)”在音系层面整齐地对应一个重音段。这种有整齐对应的关联单位是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中两个层面间的枢纽，也是语言符号的基本单位。它具有确定的语音编码模式，也与更高层面的符号组合形式相关联。
由于语言符号的二层性，语法研究在探讨各层面语法结构关系时不能无视音系层面的韵律特征，修订版《纲要》对于音系层面的描写相应地做出了重要修订，介绍了汉语层级性韵律单位及其与语法语义的关系(在“语音与音系”一章还调整了原版的部分音标和发音学术语，此不详述)。
总之，教材通过阐述符号与认知的关系，说明了：语言符号性和人类先天具有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是统一在一起的。语言符号的系统性、层次性、组合递归性、能产性等各种性质体现出语言的共性。符号编码的概念范畴分类、符号的语音编码模式等具体语言形式构成，则体现出符号的社会约定的一面。符号的二层性既体现出语言普遍具有的语言结构多层面的结构性质，同时也反映出不同语言具有音系层面和符号层面不同的结构关系模式。
语言符号观作为基本的语言观念是全书的理论基点。
二、结构思想和功能的视角
20世纪上半叶，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占主流，结构主义语言研究对语言基本性质的探索，对各种语言材料较全面的分析描写促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其中包含的重要语言学思想成为当代语言学l的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受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强调结构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把语言看作一个结构整体，一个由相关的各个部分构成的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个要素的实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正如索绪尔所言：语言是形式(form)，不是实质(substance)。基于这一思想，语言中每一层面的单位的性质都取决于它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研究要着力分析描写各种具体语言的结构单位及其结构关系。
单位间的依存关系可以归纳为两个维向的基本关系，就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对术语源于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基本内涵大体是一致的。不过，索绪尔因为更强调整体性，所以句段关系中还包括组合单位和整体结构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中的所有关系不外乎这两种关系。
原版《纲要》立足于结构主义语言思想，把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作为贯穿全书的总纲，每个层面都以单位的确定和单位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加以描写阐述。每一层单位的确定都离不开它在结构中的地位，离不开它与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明确单位的确定原则，讲清单位间的各种依存关系，是共时部分每一章内容围绕的中心，也是把握每一层面结构形式的基本线索。
修订版《纲要》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结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同时我们在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把握中采取了功能主义的视角，在语义、语用层面的阐述中突破了语言内部结构静态分析的封闭格局，阐述了语言和外部经验世界的关系，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分析描写中也不再限于基于线性分析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的描写。
功能的视角是从目的性解释一个事物存在的原因。在修订版《纲要》的第一章“语言的功能”中，我们把语言的功能概括为两种基本功能：社会功能和思维功能。现代符号学观点认为，人类语言的发展是一种生物适应，就是为了模写世界。作为模写世界系统的语言的发展与智人的进化是同时的，而语言用于社会交往则是进化中的再适应(TA.西比欧克，S.M.拉姆1991)。模写世界和社会交往正与语言的思维功能和社会功能相对应。说明语言的这两种基本功能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性。语言符号本体结构形式各种性质特征都是为了满足这两种基本功能。
我们在第一章对语言的两种基本功能做了总体上的论述。“语言的思维功能”一节中强调了语言与思维认知的密切相关性，并介绍了其神经生理基础。“语言的社会功能”一节则进一步区分了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在其他章节对于语言各个层面的分析描写中，我们都看到了语言形式特征与这些基本功能间的联系。
功能的视角使语言形式研究具有了开放性。我们为什么使用语言?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为什么这样使用语言?我们在使用语言做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把语言和它存在的周围世界联系起来。重要的是把语言符号本体和语言使用者、和使用环境联系起来，反映出语言结构形式不是孤立的存在。在语言研究中，语法学关注的是语言内符号与符号的关系，语义学关注的是语言符号及其组合与语言外经验世界的关系，语用学关注的是语
言符号及其组合与语言使用者(话主)的关系。三个层面相互依存。语义语用的一些重要的范畴，如(句法)语义特征中的“有生性”、“可控性”，施事、受事、工具等论元角色，与说话人主观交际意图相关的焦点、话题等等，在某些语言中已编码为语法的一部分。修订版教材在对语法、语义和语用的探讨中，从功能的视角出发揭示出意义表达的不同层面，以及这些层面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这些观念在当代语言研究中不仅限于功能派，也为形式派广泛采用。
我们在第四章对“句子”的定义中增加了其语用单位性质的说明，指出句子既是最大的语法单位，也是最小的交际单位，具备“语气”等与说话人相关的成句范畴。这一定义兼顾了语法、语用两个层面。从语法层面看，句子是运用句法规则构造的最大结构单位。这里的最大不是从符号序列的长度上讲，而是指句子以上其间的关系不再是句法结构关系，而是属于语篇层面的研究了。作为语法层面的单位句子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形式上的特征，如是否一定是主谓结构，是否具有主谓一致关系，是否有定式动词等，不同的语言间是有差异的。但从功能的角度看，句子作为语用层面的最小交际单位在起作用，这在各个语言中是共同的，也是句子不同于语法层面其他单位的重要属性。从语义表达看，句子真正把基本符号的意义整合起来，把语言与外部经验世界，与说话者联系起来，是语法层面与语义、语用层面的枢纽，在修改比较大的第五章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第五章由“词义”改为“语义和语用”，增加了句义和语用两节，集中探讨了语言意义表达的不同层面。
词义部分增加了“词义的上下位关系”和“语义特征和语义场”两个小节。词义部分内容的增加是基于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日益凸显的语义网络的重要性。词汇或人类概念的层级网络系统在语言学及信息处理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词义的上下位关系，语义特征和语义场理论都涉及到词义系统的研究，同时也是探讨词义和句义关系的重要途径。
句义部分首先增加介绍了句子的语义结构。包括各种语义角色，以及语义角色和句法成分的关系。涉及到语法结构中动词和相关名词的搭配关系如何反映人类的经验世界，强调了语义结构是现实世界事件结构的模式化抽象，说明了人类认知上的共性与语法表现的不同。其次介绍了重要的句法语义范畴，如人称、指示、时、语气、情态等范畴。这些范畴的表达使句子语义结构所描述的事件或现象与具体的说话者、说话时空关联起来，使句子的功能真正获得实现。所以这些范畴也是成句范畴。此外，这一部分还介绍了句子的真值和句义的蕴涵、预设关系，以探讨语义上有联系的句子中，短语义、词汇义和句义之间可推导的关系。
语用部分把语言表达与说话人的交际行为、语言使用的语境联系起来。介绍了语境的分类和语篇组织中的话题-说明、焦点-预设等句法、语用范畴，直接涉及到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交互主观性的表达。这一部分还介绍了言语行为理论，更直接地揭示了语言的社会功能的性质。
功能的视角和语言的结构思想是统一的。20世纪结构主义的重要流派布拉格学派就是结构主义中功能主义的代表。他们强调语言的结构性，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关系，但他们并不把语言看成可以脱离使用者而存在的静止而封闭的符号系统。相反，他们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一个功能系统，正是语言的功能制约着它的结构形式，或者说语言形式是因功能而存在的。从功能到形式成为布拉格学派语言研究的重要的视角，这使得他们的语言研究具有了相当的广泛性和包容性。而且，正是由功能的视角，他们提出音位与作为物理事实的语音的不同，音位重在区别功能，由此形成了经典的音位理论。而语法研究中功能的视角促使布拉格学派区分出结构关系的不同层面，从而使语言研究从句法结构走向篇章结构。
语义的表达是多种意义范畴多层面的实现过程，而非单层线性的组合过程。对句义以及更复杂的篇章话语的语用意义的把握，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词汇义的组合搭配，词汇概念意义与句义中涉及的意义范畴，如施事、受事、工具等，以及篇章语用中涉及的范畴，如话题、焦点等，并不在一个意义层面上。因此。基于线性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不能把握其间的复杂关系。修订版《纲要》对这一部分的阐述没有囿于组合聚合两种基本关系的描写。
不过，从宽泛的意义讲，语义语用这一章的阐述和组合聚合关系的总体线索并不矛盾。事实上，对词汇语义的范畴分类以及语义网络系统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句义和篇章义的研究，词汇义的研究目的也是为了句义和篇章义的表达，寻求二者间的对应关系，始终是探求话语语义表达一般原则的重要途径。
总之，教材这一部分的修订一方面反映了语言学的新进展，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教材开放的语言系统观念。
三、文字和语言的相关性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从最初的语言研究开始就纠结在一起。许多独立的语言研究传统中，最初表语言的概念范畴都与文字是统一的，如西方的word，grammar，中国的“名”，“字”。其实文字的产生就是对语言的不自觉的分析。由于这一点，语言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借助于文字对语言的分析。
撇开语言研究和文字的历史渊源，就语言和文字自身的关系而言，二者也是极为密切的。作为语言最重要的辅助编码系统的文字，与语言的性质、功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融入了语言历史演变的进程，是了解语言基本性质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例如，汉字有大量在现代汉语中的同音字。这些同音字中有些是语音变化造成的，语音演变使原本不同音形的语言符号具有了同样的语音编码，如剑(咸开三见母)、件(山开三见母)、践(山开三从母)，这些字在古代汉语中并不同音；有些则是同一符号单位随着语义引申逐渐在本族人心理中分化为不同的符号单位，如弯和湾(皆为山合二影母)，原和源(皆为山合三疑母)。这些同音字在语音形式上并不能区别开，但汉字一方面保持了有区别的符号单位的字形对立，另一方面通过形声字的创造固化了由于词义引申产生的新的语言符号，成为重要的辅助编码手段。以往针对新的化学元素所做的符号编码就不是通过构建新的语音形式来编码，而是通过新的文字来编码，如钋、铯，体现出文字的辅助编码能力。
文字和书面语在语言接触导致的演变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带来的叠置式音变。这些都反映出文字与语言两种符号间的密切关联。
在当前的信息时代，计算机网络系统成为重要的信息交流渠道，其中文字成为基本的符号形式。文字对于知识积累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既包括口说的语，也包括文字符号体现的文。在这一背景下，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更需要深入的研究阐释。
在这一章，原版《纲要》对文字的定义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修订版改为“语言的书写／视觉形式的再编码系统”。这一修订是基于对文字的形音义关系的新的解释。
文字作为符号至少具有两个层级，第一层是文字中
的字词层级，指代音义结合的语言码(语素或词)，既表音也表意。第二层是文字中的字符，指代语言码中的音或义素，是对语言码的再分析。
文字符号的最小单位和语言符号的最小单位不一定是一致的，但必须有一级文字单位与语言符号的一级单位相对应，这就是所有文字体系都具有的第一层面即字词层面。与字词层面的文字单位相对应的语言单位往往也是语言符号中的基本符号单位，如英语中的“词(word)”或汉语中的“字(语素)”。在书面表达中，这一层面文字单位的组合排列次序和语言单位是一致的，体现出文字作为对语言的再编码系统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的这一层单位往往也与语言符号编码中与音系层面有整体对应的符号单位是一致的。
在文字的第二层面字符层面，不同文字体系体现出不同特点。表音文字的字符是对字词层面指代的语言码的线性再切分，指代音节或音位。而意音文字的字符或表音或表意，是对字词层面所指代的语言码的非线性的分析。前者如英文中的字符，是单纯表音的字母，是对词的语音形式的线性切分：后者如汉字中的字符，表音的声符或表义的义符是对语言符号(字)的语音或语义的一种类分。
把文字符号分为这两个层级可以更好地说明文字的形音义关系。这里我们比较分析一下汉字“睛”和英文sun的形音义关系，按原版《纲要》观点体现为：
字词的形
字词对应的音
字词对应的义
sun ／sAn／ 太阳
晴 qing 天气晴朗
从这个描写中我们看不出两种文字形音义对应关系上的差异。但如果从字符层级看，二者形音义关系的不同特点就体现出来了：
字符的形
字符对应的音
字符对应的义
sun s、u、n ／s／、／A／、／n／ 无
晴 日、青 ／qing(青) ‘太阳’(日)
可见，英文文字体系属于表音文字，字符都只表音，而汉字属于意音文字，字符或表音或表意。文字符号分为两个层级更有利于对世界上现行的文字进行分类，也利于说明文字的历史演变过程。
不管是表音，还是表意，都和语言符号有一定联系。文字是表达语言的，通过语言指称现实现象，这一点不同于图画和单纯的表意符号。不能把文字和语言完全割裂开，把文字看成独立存在的一套符号。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字符号和语言符号有许多共性，二者都是符号系统，有不同层级的符号单位。在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侧重文字编码和语言编码的不同层面的对应关系的讲解，会使学习者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字体系的性质以及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四、共时与历时的统一
原版《纲要》有三章内容阐述了语言的历史发展，分别从语言的分化、语言的接触和融合以及语言系统的演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当中援引了许多生动的汉语方言学和音韵学中典型的研究例证，其中不乏个人的深入研究成果，如结合中国历史文献，对语言融合的深入研究等。这在当时同类教材中颇具特色。
历史语言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有其特有的理论方法，比如教材中介绍的历史比较法等。但语言的共时与历时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了解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了解语言结构性质的重要方面。20世纪初，索绪尔虽然提出符号性质体现在语言的共时状态中，但同时他也指出，语言存在于大众和时间中，语言是变化的，而且正是语言的变化昭示出符号的社会约定性和任意性。对语言历史演变的许多解释也得益于现代语言学的结构思想，第九章“语言系统的演变”中对音变规律的解释就要结合共时部分介绍的语言的结构规则，如音变规律与区别特征、与音位聚合的关系等。
语言学发展至今，把语言的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把语言看作动态的异质的开放的系统已成为语言研究中的共识。语言的历史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修订版教材就此在这一部分做出相应修订，把语言的历史演变总体上区分为语言系统自身的演变和不同语言系统间的接触两个方面，通用语对方言的影响原理上等同于语言系统间的接触，因此原书“语言的统一”一节归入语言接触一章。
这一部分主要的修订在语言的接触部分，这也是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20世纪初，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把语言学研究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强调研究语言系统自身的内部语言学。按此分类，语言间的接触属于外部语言学的范畴。但是，随着语言历史研究的深入，语言的接触在语言历史演变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出来，由此也带来人们对语言系统的新的认识，即语言接触带来的语言系统要素的多层次性。基于这些新的语言演变思想，教材以接触方式和接触程度为线索，以接触结果为纲系统地介绍了语言接触这一语言历史演变的重要方面，补充介绍了语言联盟及系统感染，通用语影响造成的方言层次等新的语言接触类型，对原有表述也做出一些调整，如把“语言融合”改为“语言替换”。
语言接触直接反映出语言的社会属性，不同类型的语言接触更突显语言和社会群体交往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语言接触中的演变也反映出语言本身具有的系统性和开放性间的平衡，如借词、仿译词与源语言和借入语言结构性质的关系，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系统中的语音层次性等。
此外，基于历史语法研究的新进展，修订版教材在语言系统自身演变部分增加了“结构重新分析”和“语法化”两小节，对语法演变方式做了简要的介绍。教材这一部分的修订会使学习者对语言系统演变有更全面的认识。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范文6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图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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