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1
关键词：哲学基础 规范会计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 实证主义 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2
［论文摘要］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邓小平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长期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的辩证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以自己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的哲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劳动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新派别”①。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邓小平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长期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台阶式发展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理论”等等，一方面自始至终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体会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基础，重新确立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违反这一根本点，实际上就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出来工作后的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当理论界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积极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一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确立，并且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国民经济仍处在崩溃的“边缘”，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比五十年代时还要大，还要明显，周边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迅速崛起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潜在的威胁，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等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在那里？如何去“求”？邓小平的答案是“摸索”，在摸索中“求是”。他坦率地承认，“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摸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改革一切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改？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实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③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决定选择一定的地区作为试点。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经济特区。特区实验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内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④在“事实”中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即使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仍清醒地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更稳定、甚至更快，“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⑤但是，邓小平又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反对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开放，谈“四化”建设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的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发展道路。他又说，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⑥
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根本制度规定并体现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是根本制度的体现。把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区分，一方面说明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或取消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1986年邓小平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述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⑦ 转贴于
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努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近30年经过几次波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吃了好多苦头，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要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1986年底的学潮结束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⑧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党的十三大终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论”，“两个基本点”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突出了“两点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⑨
五、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辩证法强调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运动，因而总是要“变”，但又要保持一定质的稳定，因而又是“不变”的。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论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要从基本的路线方针来说，不能仅从个别的、局部的东西来说。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后，国内外有人怀疑我党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10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1可见，不变是指基本路线、方针要保持稳定，变则指个别具体措施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综上所述，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历史使命决定邓小平理论不是按章节写的系统的理论专著，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事求是”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经济建设“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到建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进一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注 释：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2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
目前，我们所处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一项历史性的任务摆在了哲学社会科学广大工作者面前，那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特别是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研究和教材及学科建设亟待加强，探索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互动关系，既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又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切实地、全面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胡总书记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的指导下得到了巨大发展，对一系列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来说，虽然得到一定重视但是却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更甚者还对其轻视或忽视，这也许是因为市场导向对其造成的影响，让很多从事研究和教学基础理论的学者逐渐靠拢于应用性学科，其相关专业也纷纷“转业”，这无疑将研究和教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力量削弱掉，在某些的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对这种倾向有所体现。而且在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态度等方面上，有的教条式对其基本原理进行理解，与马克思主义这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相违背，错误的将马克思主义图腾化和神话化，以静止和绝对的观点不切实际的将马克思主义打扮成不可触犯和不可思考的绝对真理，这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错误的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一个不需要改变和从未改变的事物，将马克思主义创新必要性和历史性意义忽视掉，错误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形而上的书院学术，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血肉关系，导致在马克思主义的故纸堆中进行内部解决方法的寻求，在脱离实际和不联系世界性的知识经济变革的思辨中和空想中加以虚无创新的寻找等等。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便是简单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即在具体学科中直接并简单地引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其作为学科基础理论，虽然在方向上正确了，但却不是科学的方法，没有与学科内容和特点加以结合，进而具体化其基本原理学科。所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的过程中，务必要注意这种简单化的方法。
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性理论的贯穿
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还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以同志、邓小平同志、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来的，其学科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是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新的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生动具体的坚持和发展，将新的鲜活生命赋予给了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证明了人么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以正确运用和认识的锐利思想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的科学发展观，也是马克西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得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结果。所以应该深入学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全面掌握，即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学习和贯穿，而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是首相其责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其学科基础理论，由此，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加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联系从方方面面以及历史发展角度进行逻辑地展现出来，这就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来说，是重要的、历史性的一项任务。
三、加强权威性学科教材的编制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遭受到了大量西方学术思想的冲击，将西方学说中的一些基础理论不加以鉴别就混入其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中;有的则进行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相关基础理论的对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西方理论，但同样也是一种挑战，需要对其进行着重关注。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建设其基础理论并不是封闭的，对吸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优良成果也不排斥，更希望能够让其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加以丰富。而且学科教材应该集中对研究学科基础理论的最新成果进行反映，但是有些学科教材虽然经常编，而且一门学科的教材种类可以多达上百中，但是其内容都大同小异，十分典型对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进行滞后现状的体现。因此需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立足于新的时代要求，系统研究和梳理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对于必须长久坚持的基本原理、结合了新的实际所得以丰富的理论判断、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需要破除、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错误观点进行明确和澄清，让其学科教材得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穿，并权威性的加以最新成果反映。
四、结语
结合当前时代的需求以及现状，加强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对如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性理论的贯穿和学习，都具有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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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4
如何正确把握“价值理性”是关乎“认识论”和“价值论”在证据法学理论基础中的地位问题。近年来，学界争论很多就是此二者如何得以平衡。对客观对象本身的真实面貌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历史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要辩证地看待“认识论”和“价值论”关系。
【关键词】
价值论；认识论；价值理性；证据法学；事实
很多人认为抛弃意识形态的“真实发现”才是客观事物、现象的真实反映，实则不然，原因很简单，在国家和阶级存在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屏蔽意识形态；再者，法律也是反映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所以，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认识和发现是“有价值”地意识反映。
一、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辩证关系
我们知道证据法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具有同样的作用，且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为了一定价值观念体系和维护一定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理想服务。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主张是认识对象的可知论，认为存在是在思维之外的，而且是不依赖于思维而客观地存在的。那么我国在建构自己的证据制度时，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为它在本质上符合诉讼证明认识活动的基本要求，且前提是客观物质条件的可知性。比如：刑事证明以及刑事诉讼制度的依据就是任何罪犯犯罪时必然有现场留下客观物质证明，这些证明我们称之为“线索”，它是客观发生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诉讼证明活动以及证据法学建立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前提是“认识论”。司法人员的回溯证明我们也可称为“取证”，这一过程就不是单纯地客观事物的再现，这需要办案人员运用经验进行逻辑推理，证据材料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双重属性，“真实与否”，一方面取决于诉讼活动是否重视价值选择的客观物质性，毕竟，发现案件事实是诉讼证明乃至诉讼活动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审判法官对矛盾作出判断应客观的“认识”和做出正确的“价值取舍”，这样有利于提倡文明、人道、理性的诉讼证明活动。
二、价值论和价值理性
证据法理论研究提倡“认识论”本身的理论前提是“可知论”，也就是说认识对象是可知的。但是，现实情况中最难的就是在诉讼活动中，如何证明证据的“客观性”。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求真”的过程中“人为”因素。因为作为一个对历史性事件作回溯证明的过程，所有的证据证明和解释只是推理和验证。人们质疑的关键是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实际上都不可能完全恢复其原始面目。而且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总是在一种条件不充分的状态下，根据有限的证据资料来对案情作出判断的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事实并不完全是法官判断的依据，法官只能依据的是法律为之维系存在的社会价值观念。诉讼证明活动并不单纯是一个主观认识客观的事实发现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诉讼证明活动发现案件真实的过程还要受到证据法规则的约束和规制。这种约束和规制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司法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求真”的事实认识活动受到了“求善”的法律适用活动的制约。“与纯科学不同，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真相，并不在于发现全部真相，并不纯粹在于发现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诉讼证明活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求真”的事实认识活动，而是包含了“求善”的价值选择活动。
三、值得商榷的平衡理论
有观点认为证据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以发现真理、创造知识为内容的社会意识形式，其核心和实质是提供关于一切客观对象本身的真实面貌和规律的知识。我们在肯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又吸收了现代批判认识论的部分观点，认为证据法学应当包含了认识论基础和价值论基础，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应是认识论和法律多元价值及平衡、选择理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关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比如：认为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情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司法人员能够正确认识案件事实，亦即如何保证其主观符合客观”；认为中国主流的诉讼理论一直将认识论视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诉讼活动并不单纯是一种以发现事实真相为目的的认识活动，而是包含着一系列诉讼价值的实现和选择的过程；反对把认识论的一般规律与诉讼证明的特殊规律对立起来，以个性否定共性，以特殊规律否定一般规律等等，始终徘徊在权衡“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取舍之间。
基于此，笔者认为要找到平衡这一对矛盾的方法，就必须正确把握“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在价值理性视野中，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的前提和基础是客观物质性，是坚持“一元论”的，这是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核心所在。由于诉讼形式本身的价值逐渐趋于多元化，所以作为诉讼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证据法学，其价值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而且证据法学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调和这些价值冲突的一套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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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5
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①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每一时期都表现为理论的转向与哲学基础（方法）的变动，从三个时期的显性与隐性的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进行双层考察，可从整体上把握批判理论的重要特点、分歧以及内在逻辑。
一、早期批判理论：从“启蒙辩证法”、否定性走入体系性颠倒与乌托邦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立场和政治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深刻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愈来愈依赖于“操作意识”和“文化工业”，无产阶级也被富裕社会的“消费控制”所同化，“异化”的普遍存在导致了批判意识的消失，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服务于神秘化和普遍性，因而他们将其意识形态批判扩大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精神文化现象的批判。因此，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自由为目标，主张“批判现存的东西”，致力于“发展批判的辩证思维”，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建立起能唤起人们解放意识的社会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力图改变格律恩堡的研究思路，将社会哲学确定为新的研究方向，并与马尔库塞一道确立了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强调“批判理论”概念不是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走向工具理性批判》与《启蒙辩证法》是理解霍克海默理性批判的重要著作。他指出，批判理论是与经验联系起来的，但是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从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历史分析中，特别是从将会满足整个共同体需要的社会合理组织观念中推出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内在于人类劳动中，没有被个体和大众精神所正确把握，他把批判理论集中于对工具理性和启蒙的批判。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断言，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最终启蒙精神就走向了自我毁灭。启蒙时代以来，由于反对神性，倡导人性，在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理性也就偏离了客观性，走向了强调目的和有用性的主观理性。启蒙的原意是反对迷信，其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了集权和政治统治。启蒙的表现及其后果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普遍接受的观点。
阿多诺强调否定辩证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概念的形成方向，使之从同一性转向非同一性。这样，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原则为理论基础，以反概念、反体系、反传统为基本特征，以绝对否定为核心，以“瓦解的逻辑”为最后归宿。阿多诺的美学体现了其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由于艺术最能充分地体现“否定的辩证法”，所以阿多诺既不赞同贝尔的通过纯粹形式封闭自己、进而逃避现实的艺术观，也不赞同萨特的艺术介入现实、进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艺术观。
马尔库塞同样试图抓住辩证法的否定性质，更加激进地批判发达工业文明的单向度性，并致力于非压抑性文明的重建，但他设想的摆脱文明危机的途径、通向未来文明的道路，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否定的立场意味着革命，否定代表着解放的梦想，甚至他早期的论文集就是以《否定》为题出版的，这是马尔库塞的乌托邦追求，“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意味着否定的完成，“解放要以激进的另一种意识（一种真正对抗的）为前提，因此这一运动的意识应该能够通过打破对消费社会的崇拜，必须要有一种知识和一种感性，而已有的秩序通过阶级教育的制度禁止大多数人获得这种感性”。②这种新感性解放论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救赎的理想。
韦尔默指出，批判理论归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它是战后德国能够想像的与法西斯主义彻底决裂，又不必与德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自身的文化传统决裂的惟一理论立场，因为批判理论奠基在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而不是民族因素上，它既揭示了同一传统具有的反动的、敌视的、压迫性的方面，又具有颠覆性的、启蒙的和普遍主义特征。③
二、哈贝马斯与卢曼的争论：普遍交往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困难
1981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版，基本确立了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倾向与立场。哈氏认为，早期批判理论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陷入抽象的文化哲学批判中，从而使批判理论缺乏规范基础；二是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和不能真正把握理性的含义；三是未能认真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客观评价后期资本主义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总之，早期批判理论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它仍然以马克思历史哲学为依据，始终未跳出主体哲学的窠臼。主体性原则是一种统治原则，它使现代世界的进步与异化共存。
哈贝马斯接受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社会合理化。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合理化分为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两个层面:前者是指工具理性合理
化，后者指交往行为合理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氏把阐发语言理解规则的社会过程描述为交往的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
哈氏假定人类历史的逻辑应该是工具理性合理化与交往行为合理化，或者说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之间的对立不断增长导致系统侵蚀并控制了生活世界，从而出现了“生活世界殖民化”，这就是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总体上他没有逃出规范调节行为领域与非规范调节行为领域的二元对立图式，也就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对立图式，他借助于这个图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并以此拓展社会行为理论的构想；然后从这个对立结构中最终获得了试图阐发时代诊断的框架，就是把“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确定为现代性病理学诊断。
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自由联合的观念被哈氏重新解释成充满合理的社会世界的观念，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是由个人的交往和阐释行动所引起的，交往行动本身日益成为保证共识和协调的决定性“机制”，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提及1971年他与卢曼的争论。哈贝马斯与卢曼在几个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改造社会还是分析社会，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还是存在根本分歧？是从观念还是从社会发展的机制来实现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些分歧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困境，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后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哈氏看来，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消失了，许多基本原理也就过时了，历史唯物主义要想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生命力的社会进化论，就必须进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至少会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非反思的历史客观主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义；二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三是只注意生产力而忽视学习机制，尤其是道德规范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因此，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中，哈氏将交往行为与工具行为的区分描述为道德—实践合理性与技术—工具合理性的逐步贯彻过程。尽管他发掘出社会发展的三个维度，即目的合理性调控能力的提高、道德体系的结构转型、个体自我游戏空间的拓展，但他在强调交往维度时并没有放弃工具理性维度，这一点与早期批判理论是不同的。他指出，普通语用学的任务就是重建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性前提，为此他区分了四种言语行为及其有效性要求:认知的言语行为关联于客观世界，要求真实性；规范调节的言语行为关联于社会世界，要求公正性；表述的言语行为关联于主观世界，要求真诚性；交往的言语行为通过语言间接涉及三个世界，要求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即可理解性。服务于交往行为的语言潜结构进一步明朗化，并开辟出交往理论的语言分析方向，目的是用普遍语用学为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
哈贝马斯把批判理论从认知和行动的主客体模式的意识哲学概念框架“转换”成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的概念框架。他相信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有重新消除危机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再认同上，这个认同实质上是道德问题，因为它的重建必须依赖于普遍的交往，危机的重现是由于合法性出了问题，认同的重建则依赖于对普遍交往的反思，哲学作为反思工具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他在60年代以后的工作都是围绕普遍交往（交往理性）原则展开的，因此，哈贝马斯完成了普遍语用学转向，走向了政治伦理。
三、霍耐特的政治伦理转向：对“承认”的改造与道德哲学基础
正如经历过现代社会与思想运动洗礼的理论家一样，霍耐特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学派的危机。因为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阶级结构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第三论家面临更多的理论挑战，这时的“社会批判理论”已不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意义。在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向米德的社会理论寻求经验支持，改造早期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把主体间性理论转化为后形而上学语言，从而通向了规范社会哲学的建构之路。
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斗争，如工人阶级斗争、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等，都可视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朝着自由化、平等化和普遍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霍耐特认为:“历史的过程不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冲突的发展过程，是承
认关系不断扩大的渐进发展。”④如霍耐特在标题中所指出的:他的“承认”概念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⑤
道德成为了黑格尔思考的基础，他带着对古希腊城邦理念的热情，认为人们之间的道德互动是一个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核心，而这种互动形式就是“承认”。
在黑格尔看来，“承认”的渴望驱使人们造成了这一切。黑格尔把“承认”关系看作是建立主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同时也是主体脱离自然状态成为主体的一个必要条件。
霍耐特除了直接借鉴黑格尔早年的承认斗争理论，也借助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开辟了权力批判的新维度：进一步明确了承认关系结构，阐发了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阐发了“蔑视”是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的原因，实现了“承认理论转向”，表达了对伦理生活的无限向往，伦理生活或者说德性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他人而认同自我，即在冲突中确立伦理规范，在差异中谋求价值同一。霍氏总结出三种形式的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重这三种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所以，为承认而斗争其实就是一种冲突的道德和承认的伦理，它为当今政治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主体间交往的三种形式都被归结为伦理生活这一价值理想。
霍氏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是“社会尊严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隐蔽的伤害”。他们缺乏政治上认可的一贯语言来表达他们所受的伤害，然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采取社会抗议和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寻求自己意志的表达。因此，批判理论不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上，而是将抵抗的根源建立在“处于得到认可的规范性冲突的闭限之下”，“有希望成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惟一路径不是在合理化的逻辑的参照下解释社会发展，而应该是在一种社会斗争动力学的参照下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动力学在结构上处于互动的道德空间之中”。⑥在霍耐特的模式中，社会整合过程被看作是社会成员之间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承认理论代表着批评理论的重要转向，即政治伦理转向。霍耐特论证了“斗争”是一切道德冲突的内在动机，注重对“社会性”等问题的描述，即从只关注物质剥削与统治、财产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身体伤害转向关注对人的荣誉感、自尊心和尊严的伤害。他从对“物质财产分配不公”的描述，转向了“文化与心理的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公”，构成工人斗争基础的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公，而是“文化教育、社会荣誉和工作机会等的分配不公”，主体间的道德经验不是通过直觉对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的限定，而是通过对主体在社会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的破坏。
如果说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过多地关注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统治，那么霍耐特的问题就在于低估了社会体系“损害”主体间性的能力，并未将批判理论建立在个体克服社会系统他律性的斗争之上。他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关注，主张“道德性”与“物质性”的分离，但使这种分裂永恒化了。对所谓抽象的“语法”的关注也导致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被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被取消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承认斗争”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正如霍耐特本人所承认的，承认的获得可能在民主群体中得不到承认，遭到轻视的感觉实际上缺乏“规范性方向”。
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6
??进攻战术基础配合篮球作为一项集体协作的运动，要取得比赛的胜利就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篮球运动要求每名队员在比赛中做到齐心协力、密切配合。而且要求充分发挥教练员的指挥才能，将全队作为一个整体设计战术、制定战略。本文从哲学的角度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及质量互变规律在篮球进攻战术基础配合中的体现，以供提高篮球运动训练水平作为参考。进攻战术基础配合是指在篮球竞赛中，进攻队员两三人之间组成的简单配合方法。它是组成全队进攻的基础。进攻战术基础配合有传切（空切）、突分配合、掩护配合、策应配合。
?一、普遍联系的观点所谓联系是指事物与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联系的普遍性既指每一个事物内部各要素、部分或方面及其发展各个阶段、过程都是相互联系的。在篮球进攻战术基础配合中无不体现这一观点。传切战术传切战术是指队员之间利用传球和切入技术所组成的配合。它包括一传一切和空切。传切配合是项基 础的进攻配合。要求各个跑到队员之间都要相互观察自己的跑到路线，假动作要逼真、变向切入动作迅速、侧身看球并且要求传球队员动作要隐蔽、及时准确。在教学与训练过程中要培养队员培养运动员的篮球视野，要求队员做到“人球合一” “人球并重”。只有各个队员及人与球之间处理好传接球时机、传与切的关系。此战术才能熟练地应用于比赛之中。
?2.突分配合突分配合是指持球队员突破以后，遇到对方队员补防或协防及时将球传给进攻位置最佳的同伴进行攻击的配合方式。这里的“突”与“分”突出了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联系。当持球队员遭遇对方补防或协防时，采用突分配和可打乱对方的防守部署、压缩防区，给同伴创造最佳投篮或篮下进攻的机会。要是突分的各个环节达到最优化就要求队员在突破中动作要快速、突然。在准备投篮的同时要注意观察攻防队员的位置变化及时、准确地将球传给进攻位置更好的同伴。当持球队员突破后，其他进攻队员要摆脱对手，离开原先位置切向空隙区域。准备接球进攻获取抢篮板（要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求突破队员要突破快速、突然，还要传球准确无误：无球队员要积极摆脱防守，积极寻找空当）。篮球运动本就是一项集体运动项目，只有积极发挥各个队员的积极性、审时度势篮球的技战术水平才能达到最优化效果。
?3.掩护配合是指进攻队员选择合理位置，借用自己的身体用正确的技术、动作挡住同伴防守者的移动路线，使同伴借以摆脱防守，获得投篮攻击或其它进行攻击的一种配合方法。掩护形式多样，但从掩护组成行动上来看：一是者主动给同伴作掩护，是同伴摆脱防守。二是摆脱着主动移动，利用同伴的身置将对手挡住，是自己摆脱防守。掩护配合是攻破紧逼人盯人防守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掩护配合要求掩护者应选择正确的掩护动作和位置，掩护的一瞬间掩护着的身体是静止的，并与对方保持适当距离，两脚平行站立、两膝微曲、双先后交叉放于胸前，有利于保护自己和攻守对抗。同时，要求被掩护者应选择嘴角摆脱角度，隐蔽掩护意图。掩护的同时同伴间根据防守变化组织中投、突破、内线进攻。在掩护教学训练过程中，只有充分考虑到各个环节的内部联系，突出整体系统观念，有条不紊的把各个环节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起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作用。
?4.策应配合策应配合是指进攻队员背对或侧对球篮接球后，通过各种传球方式与外线队员的空切、绕切相结合，借以摆脱防守创造各种里应外合的进攻机会的配合方法。在策应配合教学和训练中要求策应队员突然起动摆脱对手，占据合理有利的策应位置。策应队员接球要求两脚开立、两膝微曲、两周外展、用身体护球，准确判断场上攻守变化情况及时地将球传给进攻位置最好的同伴或个人进攻。传球后跟进或抢篮板（策应对队员不要站在限制区内，传球要隐蔽、及时、准确）。外线队员传球后利用起动速度或假动作摆脱对手，接到策应队员的传球后迅速做出投篮、突破或传去的最佳选择。只有把各个环节用合理的方式衔接起来才能真正达到“策”的效果。同时还要求接应队员传球后，利用速度或假动作摆脱对手或吸引对方防守，给策应队员或自己营造出传球、突破或投篮的时机，真正做到“应”的效果。总之，只有正确策应者及接应者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同时采用合理的方式将“策”与“应”两个部分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策应的整体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