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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不足范文1
[关键词]法律援助 律师素质 改进措施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5-0343-01
前言
近年来，我国法律事业快速发展，但是法律援助的发展速度却没有跟得法律事业的脚步。长期以来，政府对此重视程度不足，提供的政策支持不够，导致弱势群体申请法律援助的门槛高、手续多，在加之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足，这使得很多弱势群体在需要法律援助时却无法走这条道路，使得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为此，本文对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对法律援助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定的帮助。
1近年来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分析
1.1政府部门对于法律援助的扶持政策不足
法律援助是指在当事人无法获得律师协助的情况下，由政府部门负责提供律师来协助当事人进行法律仲裁的一种措施。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发展较为缓慢，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少之又少，而且律师的专业水平也很让人堪忧。这样一来，弱势群体在需要法律援助时，就会进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分析近年来法律援助的数据我们可知，随着人们的维权意识的普遍增强，请求法律援助的人们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缺少相关的政策支持，弱势群体利用法律援助来维权的难度一直很大。
除此之外，很多地区的政府部门对于法律援助的资金不足，个别地区甚至根本没有为法律援助提供相应的资金。近些年的数据表明：我国还有21.52%的乡、镇地区和11.35%的城市没有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法律援助经费基本没有保障。而在法律援助经费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又连年增加，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案件成本又普遍较高，各地法律援助机构面临更大的经费压力。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对法律援助的重视不足将对法律援助事业造成严重的影响。
1.2弱势群体申请法律援助的难度大
由于申请法律的群体以弱势群体为主，这些人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普遍没有法律知识，一旦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也难以进行维权，为此，政府部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就显得极为重要。然而，申请法律援助的门槛高、手续众多，这让很多人堆法律援助望而却步。按照以往标准，要申请法律援助首先要当事人提供家庭贫困证明，再由办公人员进行二次审核，再进入审批阶段、对接阶段等。这些繁杂的程序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体还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于一些群体性的维权案件，审批手续更是繁杂，如果按照以往的审批渠道，往往要数个月才能审批下来。因此，政府部门应该适当的放宽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简化审批手续，通过拓宽渠道来提高法律援助的申请效率，针对群体性维权案件这种特殊的案件要采取绿色通道来提高审批效率，做到切实的为人民服务。
1.3法律援助信息化程度不高
为了更好的提供法律援助，进行法律援助宣传极为重要，而最有效的宣传方案就是进行法律援助信息化，通过网络平台来加大宣传力度。然而，限于我国的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不高，法律援助的信息化进程滞后，服务方式单一。当前，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虽然逐步加大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但宣传深度不够，覆盖范围不广，法律援助服务网站的点击率和“12348”法律服务咨询热线的使用率并不高，导致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被闲置和浪费，法律援助仍然依赖传统服务方式。信息化的公共服务无法得到更广层面的实施，大部分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的作用、意义以及法律援助的范围、对象、程序等方面的了解仍很缺乏。传统的服务手段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造成了很大资源浪费，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着重发展信息化的法律援助服务平台，整体提高服务效率。
2整体提升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质量的方案
2.1扩充法律援助队伍，提升整体水平
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是法律援助事业的主体，只有律师的专业水平够高，才能让法律援助工作做到实处。为此，法律援助部门应该定期对旗下的律师进行培训与考核，确保律师的专业水平达到要求，在进行律师筛选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优中选优，切不可敷衍了事。对于一些法律援助队伍人数不足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扩充律师队伍，投入更多的扶持资金，加大对于法律援助行业的建设力度，从而让更多人受益。
2.2降低法律援助的审批门槛、简化审批的手续
上文说到，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提供的公益服务，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的文化水平不高，其很可能对于一些复杂的申请文件束手无策。考虑到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就应该降低审批门槛，提高审批效率，来切实的为广大人民服务。对于家庭贫困的审批程序，有关部门不应该墨守成规，非要等到正规的贫困证明下发之后再进行下一程序，而应该懂得变通，对于一些家庭贫困十分明显的家庭可以优先进行对接服务，至于审查手续可以事后补办。另外，由于法律援助的相关手续众多，接待人员应该一次性告知当事人所缺少的手续，来减轻当事人的负担。除此之外，手续的审批速度一定要提高，尽量做到案件当天审批、当天指派、对接。对涉及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维权案件，先行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事后补办有关审批手续。一些地方对因公致残的农民工案件优先接待、优先审查、优先办理。
2.3做好法律援助的宣传工作
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来说，“法律援助”是一个陌生的词，他们不懂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法律援助行业就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知识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律援助。信息化的宣传手段是最有效的宣传方式，政府部门一定要加大对法律援助网站的建设力度，加大对“12348”法律服务热线的宣传力度，定期进行法律援助的宣传，来让更多人了解、认识法律援助。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可以采用派发宣传手册、举办法制讲座等方式加强宣传力度。法律援助是一项公益性的服务，政府的服务人员要加大对此的重视程度，积极拓宽宣传渠道，整体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让人们做到知法、懂法。
法律援助的不足范文2
一、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法援网络。2006年以来，我市在全省率先构建纵横相交的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到2008年10月，在纵向上，以市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为骨干，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部为支点、村屯（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为辅助的四级工作体系已经形成。目前，我市包括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内共计11个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81个，法律援助联络员756名；在横向上，与市残联、妇联、总工会、老龄委协作组建的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和下岗职工专项法律援助工作站达到26个，设立军人军属、未成年人、在押在教人员及农民工专项法律援助工作站29个，横向援助体系基本覆盖了弱势人员集中的主要群体。据此，纵向到达村屯（社区），横向涉及各主要弱势群体，我市法律援助纵横相交工作网络已基本成形。
1、在纵向上规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制度建设，基础建设和人员建设、提升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援助能力，确保法律援助深入基层，扶助百姓。
2、在横向上加大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整合力度，提升各专项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援助能力，保证法律援助对弱势群体的覆盖范围。
3、在整体上强化法律援助网络的管理机制，形成综合优势。强化各法律援助机构及人员的管理，以目标管理、监督检查、考核奖惩等措施，提高各机构的协作协调能力。同时，进一步发挥各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的协作机制，并将其延伸至各法律援助工作站。
二、协调相关机构，营建综合优势。2003年我市即成立了由23个机构和部门参与的“牡丹江市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较好地履行了职责，公安、检察、法院、民政、劳动、建设及工、青、妇、老、残等部门或社团积极参与、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保证和促进了我市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市法律援助中心分别与市妇联、残联、总工会、老龄委及劳动局、建设局建立了经常性的工作协调机制，在援助对象确认、协作程序、信息互通及考核办法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和办法，法律援助的综合运作局面得到基本体现。
三、加大经费投入，提高援助能力。目前，我市两级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残联、妇联有少量的经费补贴，社会资助因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制问题在我市（包括我省）尚未进行。就政府法律援助经费投入而言，市法律援助中心每年的拨款数额处于全省平均值之下，每年八万元的法律援助经费不能满足市法律援助工作的需求，我市援助律师办案补助费因资金问题尚未执行省财政厅和省司法厅的补助标准，在全省处最低标准状态，从一定意义上挫伤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同时，经费的严重不足，致使市法律援助中心基础建设薄弱，硬件设施落后，影响了我市法律援助工件的发展步伐。从我市所属县（市）、区的经费投入而言，各地经费投入不足且极不均衡，城区和个别县（市）法律援助经费投入极少，甚至无经费，严重制约了法律援助业务的开展和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下一步的工作构想和工作重点：
一是加大各级政府的年度预算资金投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基本需求。市、县（区）政府应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确定经费数额并逐年增加，对此，一方面我们将积极争取，以优质、高效的工作和良好的业绩争得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向人大、政协汇报、求得帮助和支持；
二是专项法律援助经费的适时给付，确保重点工作的完成。今年，市委、市政府再次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到二十二件“利民工程”之中，1200件法律援助案件数量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仅市法律援助中心就需要二十六万元的办案经费，而2010年市财政的预算仅为八万元，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
三是强化宣传力度，广开法律援助资金的渠道。对此，一方面我们将与残联、妇联等行业部门协调、沟通，争取其机构中的专项资金，补充专项援助所需资金；另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争得企业界的支持和赞助，同时积极对上争取资金。
四是挖掘资源潜能，优化人员结构。2007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招募工作，市法律援助中心与牡丹江师范学院、牡丹江大学和博大律师学院协作，依托其人才优势在教师和学生中招募了100名法律援助志愿者，并直接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收效显著。各县（市）、区也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挖掘本地的法律人才资源，吸纳公、检、法离退休人员和当地的法律专业人员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尤其是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有效的提高了基层法律援助的能力和水平，促进了和强化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五是规范法律援助志愿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行为。制定“法律援助志愿工作细则”和“法律援助志愿者管理办法”，明确其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渠道、程序，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志愿者在咨询、非诉、调解及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我市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后劲。
六是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招募数量，充分挖掘社会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主要是公、检、法、司的离、退休人员和法律专业但目前非政法机关人员，充实到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全面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质量，直接面对援助对象，直接服务于基层百姓。:
七是与我市的大专院校建立起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常效机制，以工作目标、日常考核等方法，全面调动、运用其内在法律援助资源，参与法律援助的日常工作和大型活动，增强法律援助的整体实力。本文来自
八是召开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会议，对各成员单位具体负责人进行调整和明确，今年8月，我们将组织召开我市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例会，明确各成员单位的主管领导、责任部门和具体协调人。同时根据我市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细化各部门协调的办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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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市局及***市法律援助中心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开创法律援助工作新局面为工作目标，精心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08年11月至今，共为贫弱群众提供法律援助13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来电咨询400多人次，法律文书100余件，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为构建和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将各项主要工作简单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确保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08年以来***市局党组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着重在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规范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的衔接、对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二、坚持服务大局，突出抓好困难职工、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的法律援助，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已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130余件，其中：民事法律援助案件110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0件。受援人中：残疾人15人，未成年人10 人，农民工40人。
三、推动法律援助向基层拓展，逐步形成基本覆盖各类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网络
大力推进法律援助“进乡村、进社区”，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向基层拓展。全市已建立各类法律援助工作站点22个，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14名。法律援助工作站已覆盖全市16个乡镇、办事处，村级法律援助联络点覆盖率已达100%，保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和国防利益、农民工等专门工作站也相继建立，全市法律援助网络初步形成。
四、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不断提高了法律援助的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积极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向困难群众宣传法律援助知识，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开展了“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专题宣传活动，现场提供法律咨询，对比较关心的劳动争议、工伤等工作、生活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认真详细地解答，散发宣传资料400余份（册）；在***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四期《法制与生活》栏目，参与***电视台录制典型案例1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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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援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实现自己的法定权益，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据测算，因为经济的严重短缺，我省每年需要提供法律援助而实际得到援助的只有四分之一，许多纠纷和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困难群众诉讼难的状况还难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根本改变。它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
一、我国法律援助的概况
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的设想，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始了试点。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确立。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依据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国对法律援助对象的规定有以下特点：①对象相对广泛。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与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议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符合条件的，也可申请获得法律援助。②有关特殊对象的规定，体现了对最需要帮助的人优先照顾原则。凡盲、聋、哑、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刑事案件中外籍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获得法律援助。2、法律援助的主体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平等实现，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应该是国家。事实上，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主体是以律师为主的法律工作者。我国与多数国家有所不同，法律服务队伍除律师以外，还有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就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3、法律援助的组织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基本形成了两种模式：①是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和由中心指派的社会律师共同承担法律援助业务；②是全部由社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业务，或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或律师事务所自行受理，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备案并申请经费。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允许两种模式同时存在。
（二）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
1、立法困境。随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迅速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地方已经通过行政法规和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立法工作还处于零乱无序状态，对法律援助制度仍缺乏明文规定。
2、机构困境。①法律援助机构未形成统一模式，缺乏规范性。各省、市法律援助活动各具特色，法律援助各种模式并存。②法律援助机构职能不明确。自从1997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后，省一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就成为了首要工作，但是，省一级专门机构大多是法律援助监督指导、协调的机构，并非具体实施机构，而地方虽然挂了法律援助机构的牌子，却没有专门人员开展工作，形同虚设。
3、资源困境。①人力资源困境。一是数量不足，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必须熟知法律，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而我国符合这样标准的人员即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从数量上看，我国职业律师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二是素质不高。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法律服务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性。②资金资源困境。一是资金来源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相关法规将国家财政拨款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没有规定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因而不能建立起国家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二是资金不足。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很发达，国家和许多地方财政拿不出充足的经费投入到法律援助事业中去。财力的不足，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二、我国法律援助中的明确规定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奠定了基础
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一个重要里程碑。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作了专章规定，《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报国务院批准，”这些规定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范围和律师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并为制定法律援助的专门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架构、申请援助的条件、实施主体、资金来源
1、在国家一级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对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负责对法律援助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开展与国外法律援助团体及人士的交流活动等等工作。同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中国法律援助是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宣传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司法公正。其基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内社团、、商社及个人捐赠和赞助，基金存入机构发取的利息，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等。
2、在省级地方建立省、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3、在地、市（含副省级）地方建立地区、市法律援助中心行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的双重职能。
4、在具备案件的县、区地方建立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具备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条件的地方，由县、区司法局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
中国法律援助的三个专业实施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主要提供诉讼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诉讼等）和非诉讼法律援助；公证员主要提供公证事项的法律援助；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普通非诉讼事项的帮助等简易法律援助。中国法律援助有三个基本资金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主要指义务办案）。
四、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现行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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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一些私人律师和宗教团体及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自发地位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2】它源自民间的社会道义，后来发展为一项国家责任，即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制度。对于法律援助的内涵，众说纷纭，搜索网页不难发现大家普遍认为“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有的认为“是指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也有的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等等。【3】比较这些观点，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强调法律援助是国家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法律服务，是一项现代社会法律保障制度。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辖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各地自然地理、经济文化不同，法律援助开展也不仅相同，尤其是县级地方更是差些万千。截至底，我国各地政府已建法律援助机构2774个，地、市法律援助机构381个，县、区法律援助机构2361个，其余32个为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4】。现以本人所在的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为例，对我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现状和问题进行浅析。
（一）基本概况
红岗区地处大庆油田腹地，东临龙凤区、安达市，南接大同区，北与萨尔图、让胡路两区接壤，面积623平方公里，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区。全区辖5个街道和1个镇。总人口17.4万人。
全区共有法律援助机构5个。其中，法律援助中心1个，即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1家，即红岗公证处；律师事务所1家，即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法律服务所2家，即解放法律服务所和红岗法律服务所；全区共有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9人。
红岗法律援助中心编制3人，在编1人，加上主管领导共3人（不占法律援助中心的编制），平均年龄约35岁，党员1人；其中硕士1名，本科2名。下辖法律援助工作站10个，其中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6个，即解放街道、红岗街道、八百垧街道、杏南街道、创业街道和杏树岗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编人员12人，平均年龄约33岁，党员10人。其中，本科学历11人，大专学历1人。延伸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4个，即老龄委、残联、妇联、教育局法律援助工作站。
（二）工作现状
自以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55件，解答法律咨询2645人次。其中，仅，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心利用辖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开展“法律进企业”、“法律大集”、“法律服务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在你身边”等宣传活动10余次，印发《法律援助条例》等资料1000余份，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难130余个；在区政府网站报纸刊发信息报道55期，在市政府、市司法局网站报纸刊发6期。全年接受当事人申请56件，审查批准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6件，受援人数40人；“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为广大市民解答法律咨询394人次，接待来访49人次。
（三）特点分析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不难发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法援案件稳步增长。自以来，法律援助案件申请与办结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以后该区法律援助案件增幅较大，法律援助工作有明显提升。见图表一：二是法援案件民多刑少。从红岗区法律援助案件性质分析来看，民事法律援助占据85%以上，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较小，法律援助呈现民事主体化。见图表二：
图表二：—红岗区办结民刑法律援助案件一览表
年份刑事（件）比例（%）民事（件）比例（%）合计（件）
00%13100%13
15%1995%20
312%22(来源：文秘站 ）88%25
310.3%2689.7%29
三是法援对象明确稳定。 从-的法律援助对象统计来看，受援人数117人。其中，残疾人8人，占受援人总数的6.84%；老年人40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19%；农民工25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1.37%；未成年人9人，占受援人总数的7.70%；妇女4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2%；农民等一般贫困者31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6.48%，整体较稳定。见图表三：
三、基层法律援助问题剖析
从上不难分析，红岗区作为地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难题，也真实反映了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工作开展困难，阻力压力较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援助力量单薄。红岗区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人数较少，力量薄弱。全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10人，还不足全区人口的0.06%。其中律师3名，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为数不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承担，不堪重负，压力大，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纵观全国，以我国基于立法测算数据来看，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为74万件，而实际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6.64万件，差口巨大，庞大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有限的法律援助力量之间矛盾突出。
二是经费保障到位较难。根据我们基于立法需要所做的测算，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74万件，平均每案补贴1000—1500元计算，7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总计需7亿—11亿元的经费支持。【5】以红岗为例，仅26起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可达3.9万元（注：以上标注为的，考虑消费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法援补贴额还要大），加上法律援助经费黑龙江标准4万元以上，地方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负荷较大。红岗区受地方财政紧张等因素制约，法律援助经费较少，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难度较大。特别是法律援助补贴一直不到位，市区两级法律援助补贴缺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贴钱”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基层法律服务所办案积极性不高，法律援助还不能完全满足全区的需要。
三是法援受案范围较窄。红岗区法律援助受案范围一直集中于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等少数社会弱势群体，受案范围较窄，门槛较高，特别是基层法律援助受财政资金制约较大，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而《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司法利益有此要求’时，被指控有罪的人有权利获得指定的法律帮助，而且在他没有足够能力时不必支付费用”【6】，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的范围过窄，地方扩大适用范围的也难以达到《公约》的最低标准。
四是社会力量关注不够。法律援助工作是社会工作，但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集中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上，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救助还远远不够，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忽视，难以得到全社会法律帮助。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人力等明显不足，西部不少地区甚至没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正常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都困难，也从侧面上反映了社会对法律援助认识不够、重视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够。
五是法援工作站效果不佳。尽管红岗区建立一套区法援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两级体系，但实际工作中，受政府编制、体制等因素制约，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基层司法所、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职能过多，人员较少，工作量大，且专门法律人才往往很难配置到基层法援工作站，法援工作站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县级等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是个老大难问题，如我国还有超过1/5县级地方没有法律援助机构，不少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科室合署办公，人员和经费由司法行政机关调剂等。
四、解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问题的几点对策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基本情况与问题，我们在问题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发展中看到喜人前景，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剖析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双管齐下，提升基层法律援助质量，尽可能实现应援尽援。
（一）经验总结
客观来看，红岗区存在在人员少、经费少、案件少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法援工作逐年稳步推进，法律援助案件稳步攀升，分析其中原因，不难得出：
一是责任落实是保障。尽管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较少，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力量严重不足，但法律援助相关人员都能强化法律援助为民责任，切实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自己本职工作，抓好落实，办好案件。
二是思路创新是动力。近年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立足区情，不断创新思路，通过对法律援助案件合理分流，提高法律援助受案质量；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大大提高了法律援助办案效率。
三是宣传到位是前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活化宣传方式，辟建司法局网站，特别是将法律援助宣传纳入我区的“法律广场”、“法律大集”等活动之中，形成了普法宣传与法援宣传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实践中还将“148”法律热线解答咨询与法律援助自我宣传相结合，提升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
四是奉献自我是源泉。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人员少，承担区、镇两级政府大量案件的，任务重却积极承担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特别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对自身生存与发展保障难题，奉献意识较强，克服行业竞争生存压力，为我区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提供基本保障。
（二）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直接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可谓“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是政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维护社会弱者合法权益最基本手段，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到举重轻重作用。今后，如何抓住问题对症下药，挖掘根源苦下功夫，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稳步持续深入开展，我个人建议：
（一）强化职责，实现法援投入制度化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政府财政负担，其投入到位与否直接决定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命运。从目前看，地方法援财政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法律援助工作力不从心情况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这就要求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从投入入手，重点围绕人、财、物三方面做文章。
一是加大人力投入。要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好法律援助人员编制问题，实现人、岗、编制度化，防止人编分离、一人多岗的现象发生。根据实际，增加基层法律援助编制，出台优惠政策重点引进专业强、素质高的法律人才，配齐配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扩大工作人员队伍，解决地方法律援助人员少、力量薄弱、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
二是加大财力投入。要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将法律援助资金纳入政府同级财政预算，落实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化。同时，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募捐等活动，积极开辟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新渠道。
三是加大物力投入。要在充分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前提下，在车辆使用、设施建设等方面向法律援助中心倾斜，加强法律援助硬件建设，将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地方司法行政系统“司法为民”窗口，切实使法律援助工作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
（二）多措并举，实现法援体系网络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法律上应有的基本保障，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更是一项全社会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工程。这就需要多元化力量合力推进、多渠道信息资源掌控，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体系。
一是拓宽法援宣传渠道。要以宣传为突破，特别是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依托法律宣传活动载体，将普遍宣传与个案宣传、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法律援助宣传报道，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使经济困难群众懂得用法律援助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更加深入人心。今后，重点拓宽法律援助宣传渠道，在加强现有报纸、刊物、网络宣传的同时，积极运用广播、电视、流动宣传车等媒体拓宽法援报道渠道，实现法律援 助宣传手段的立体化，使更多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投身法律援助实践。
二是健全法援机构网络。要以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梳理疏通基层法律援助人事关系，强化基层法援站点职能，扩大法律援助联络点范围，壮大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组织网络建设。今后，基层尤其是西部地区可以将地方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高等法律学校全部纳入法律援助体系，加强司法系统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同时，要与财政、劳动和公检法部门加强联系，特别是将法院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全区性法律援助网络体系。
三是强化法援服务力量。要依托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等法律援助服务人员的同时，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律所及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工作者、法律专业性人才流向地方，可将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序列，解决基层律师少的难题。同时，培育、引导、鼓励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法律援助社会力量，增加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凝集力量，形成合力，尽快形成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内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服务力量。
（三）严格标准，实现法援管理规范化
法律援助要以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强化标准，注重细节，加强管理，严格监督，确保基层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全部投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上，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与质量，达到应援尽援的目标。
一是加强队伍管理。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限时办结、考核考评、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提升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队伍管理水平。今后，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监督管理为重点，加强对法律援助承办案件跟踪监督，杜绝承办人员办案时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发生，坚决禁止法律援助有偿办案。
二是加强资金管理。要把法律援助资金管理放在重中之重，单独设立帐户，实现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不截流、不挪用。今后，要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审计跟踪，完全实现补贴落实到位、发放到位。
三是加强组织管理。基层地方立足法律援助中心机构，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领导，以管理求效率，全部实现法律援助办案程序化、法律援助工作标准化。今后，尤其县级及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联系，互相配合，延伸法律援助工作服务范围。
（四）以民为本，实现法援机构人性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无偿法律服务，是人道主义在政府法律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今后，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民，加大法律援助服务力度，切实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一项全区性民心工程。
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要在现有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基础上，结合实际，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更多的贫困者纳入法律援助对象之中，享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的不足范文6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新刑事诉讼法；人权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各项权利的实现，对需要法律救济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及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本文所要讨论的刑事法律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刑事法律援助与个人、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不同，它主要是一种国家的行为，其实施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部门；第二，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包括一般援助对象和特殊援助对象，一般援助对象是指经济困难而无法支付相关费用的公民，特殊援助对象是指身体残障人员，包括盲人 聋哑人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极刑的被告人；第三，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主要是减免法律费用。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基础
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公民有权利得到法律援助，同时国家有义务为之提供法律援助。而本文要讨论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就是为了使社会弱势群体在面对国家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能够获得应有的利益和人权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良好发挥更能促进人权的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外部的刑事司法环境的消极影响
由于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定位不高，因此很容易使法律援助的律师难以介入案件，是否能顺利会见当事人、完整阅卷、充分进行质证等程序对于法律援助的律师来说仍然存在难度。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外部环境一直制约着律师的工作开展，即使我国的司法环境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针对法律援助的情况来看司法环境还是不利于法律援助的工作发展。因此，应该加大宣传，加强人们对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视，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形成有利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司法环境。
（二）刑事法律援助提供量非常有限
长期以来，刑事辩护率较低是影响审判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刑事法律援助提供量不足则是刑辩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分析，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追诉者，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贫困者。据统计，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在2008～2010年为审判阶段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数分别为109936件、107678件和99434件，仅仅占同期全国法院生效刑事判决人数的10.9%、10.8%、9.88%。由此可见，刑事法律援助提供量与刑事诉讼需求量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迫切需要加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力度，增加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量。
（三）侦查和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极为有限
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我国法律援助机构2008年至2010年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数分别为7944、7343、7198件，而同期被侦查机关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数为952583、941091、916209人、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数为1143897、1134380、1148409人。由此可见，在实践中，侦查和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是极其有限的。此情况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实现，甚至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值此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之际，应进一步加强审前程序中法律援助的实施，确保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
（四）刑事法律援助经费缺乏保障，办案质量较低
尽管“刑事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的影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仍然是相当有限的，经费短缺成为最棘手的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制度，许多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也没有纳入当地政府财政预算。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除了人员工资和必要的办公经费外，很少有充裕的资金用于直接资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经费短缺，直接影响到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师不会见、不阅卷、庭审走过场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当然，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不高也与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能力不足有关，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大多是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有的甚至没有刑事辩护经验。这些因素致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严重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宗旨。
要真正解决以上问题，一方面，应加大财政拨款，提高法律援助办案经费；另一方面，应出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严格限制，不允许没有刑事辩护经验和职业能力低的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尤其是极刑案件的法律援助。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不利境况，法院可以或者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据此，法院通过免费为特定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切实保障了其辩护权的行使，对实现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二百六十七条在吸收了《法律援助条例》所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新的规定将刑事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扩大到近亲属，这样可以避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被羁押而无法申请法律援助现象的发生。
（二）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可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较之旧《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刑事案件 无论是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刑事案件还是公诉人没有出庭支持公诉的刑事案件，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刑事自诉案件 都被划入可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这一规定，扩大了原有法律援助制度可获得援助的案件范围，它将刑诉法对人权的关怀的立法精神惠及了到所有刑事案件中因经济困难等原因而需要帮助的人。新《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新规定，无疑在更大范围内保护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以下情形下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盲、聋、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4）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较之旧《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第一，将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又未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增加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第二，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增加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
（四）受援助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时间大大提前
旧《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活动仅限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后的法院审理阶段，法院审理之前的审查阶段及侦查阶段均不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这无疑会严重危及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因为侦查阶段与审查阶段的权利行使和权利保障对审判阶段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将被判以怎样的刑罚 、将承担怎样的不利后果。侦查阶段是侦查机关展开调查，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证据的期间，但基于职业所限的立场要求，侦查机关一般都会将大多数的精力用于搜集有罪证据，甚至会根据有罪推定去取证，所得到的结果一般都是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公诉机关一般只针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最多去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更多的情况下，公诉机关都是按照侦查机关的结论来对案件进行定性的。因此，侦查阶段的证据调查和收集，对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此一阶段不能为其指定辩护人，不能让其充分行使程序权利，审判阶段的判决则有可能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法律援助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而且适用于审前阶段。侦查阶段、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其本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法律援助。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上述立法的修改，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对于切实保障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疑起到重要作用。
（五）申请援助的模式和程序进行重大改革
原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所规定的申请模式和程序是：对于因经济困难而申请的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也可以不为其指定辩护人；对于因生理缺陷、未成年或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申请，人民法院则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这种申请模式的规定，将因经济困难而申请法律援助的被告人获得援助的机会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为尽管被告人经济困难情况属实，最后是否获得援助还取决于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结果，这无疑限制了这部分主体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原有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申请的程序是被告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进行审查然后做出决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直接指定辩护人，这种模式就把法律援助决定权赋予了人民法院，这无疑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也隔断了申请人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有效地避免这种隔断状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因经济困难而申请法律援助的，只要符合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就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这就排除了司法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能够获得法律援助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把司法机关原有法律援助审批权收回，只要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法律援助机构即应当依法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且，申请人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进行直接联系，无须经过人民法院这一环节，降低司法成本，减少人为因素对是否获得法律援助的影响，这对于保障申请人获得援助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新法律援助制度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实现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是我国法律文明与社会进步的体现。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尚待完善之处
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但在相关制度设计上仍有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一）审前程序中法律援助实施程序的规定不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审前程序中的指定辩护，但是对审前程序中指定辩护的程序却未作完善规定，立法的不完善极易导致审前程序中刑事法律援助流于形式。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前程序中切实实现，建议及时出台解释，完善审前程序指定援助的实施程序：第一，明确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第二，明确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时间以及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相关材料；第三，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确定承办律师名单后回复侦查、检察机的关时间；第四，明确办理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尤其是明确承办律师在每个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将相关的法律文书、案件材料等提交给法律援助机构。
（二）对特殊弱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的内容有限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将盲、聋、哑人以及特定精神病人规定为强制指定辩护的对象，但是对该部分特殊弱势群体的援助内容并没有加强。基于生理、心理等原因，该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认知或行动上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对其增加法律援助内容。比如，规定讯问时允许律师在场，既能有效防止刑讯逼供，又能保障这些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三）程序制裁规定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完善，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切实履行。然而，现行的立法设计与立法目的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如前所述，审前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实施程序的缺失使得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保障。尤为重要的是，新《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律师不履行辩护职责没有规定程序性制裁。例如，侦查阶段，法律援助机构制定律师作为辩护人，但如果律师不进行法律援助活动，那么侦查行为是否有效，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是否有效，立法均未作规定。这样的制度缺失，与整个审前程序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我国目前并未规定审前程序中控方收集证据律师享有在场权；也未规定审前程序讯问中被控告人律师有在场权，致使律师权中重要的部分得不到立法的保障，律师的辩护活动非常有限，即便是审前程序中律师不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援助，审前程序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这样的立法设计实质上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也不利于对侦查权、检察权进行程序上的制约。鉴于此，刑事诉讼立法对律师权中的最重要的权利律师在场权予以确立，以切实增强辩方的防御和对抗力量，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这也是程序正义的迫切需要的。
综上所述，刑事法律援助有助于消除阻滞贫弱公民寻求法律救济的障碍，使司法正义和人权保障得以落实。我们要理解和把握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精神，正视该制度的不足之处，更好的发挥该制度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家兴，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高贞.关于加强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思考[J].中国司法，2011。
[3]1996年《刑事诉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