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1
[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A].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4.
[2]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J].中国博物馆，2001，（01）.
[3]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1990-5-10.
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2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部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部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3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着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着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着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着。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
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着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着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着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着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
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着(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 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
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着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着。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着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着。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着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着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
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
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着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
三、结语
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4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地震考古组在京、津、唐地区开展了历时三年的地震考古工作，并于1984年出版《北京地震考古》［4］一书。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7年对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地震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5］。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活动断裂》［6］和《史前地震与第四纪地质文集》［7］两种著作集中展示了此时期地震界所取得的成果，其中部分文章属于地震考古学。1985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震科研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开展地震考古的研究，对地震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8］。陈定国《地震考古研究》一文对地震考古的概念、目的、研究方法以及今后工作的展望进行了阐述，为建立地震考古学的学科理论框架做出了贡献［9］。遗憾的是，八九十年代本是各学科的春天，中国考古学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但地震考古工作并无明显起色。直到本世纪初，才又出现了若干零星的论文，这主要源于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前的史前地震和洪水双重灾害的现象。近年，沈小七、姚大全等人对江淮地区的地震历史资料进行了分析整理，认为历史记录有较多遗漏，应该充分利用地震考古学手段进行古地震事件的识别，以延长地震预测预报地震事件的时序资料提供参考，同时对考古手段在目前古地震、历史地震中的应用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展望［10］。姚大全、朔知等人根据安徽考古现场的自然变形遗迹辨别出不少地震遗迹，这些发现对于揭示安徽地区新石器时期以来变形历史和变形特征，客观评价该区地壳稳定性，探索中东部地区构造活动习性信息提取及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性意义。［11］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地震考古学再次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地震发生后不久，四川、重庆的文物考古部门就赶赴灾区，一方面查看文物灾情，一方面也开展了地震遗迹方面的考察和记录。2008年7月，安徽省文物局明确指出在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把地震考古资料的收集纳入到文物普查的内容中，并与地震局联合开展地震考古课题的研究。这是国内第一次明确指出地震考古资料应在文物普查中予以重视。相关的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展。陈剑结合龙门山一带的史前遗址情况探讨了史前时期龙门山地区地震的有关史实，并对开展该区域地震考古提出了一系列设想［12］。安徽省地震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蓝田新街仰韶遗址在抢救性发掘中揭露出疑似自然变形现象共同进行现场分析，认为该遗址存在史前地震遗迹，表现为文化层被错动、砂土混杂掠裹和砂土液化，变形条带呈现近南北向和东西向延伸。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部位在仰韶文化期后曾遭受地震变形作用［13］。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实质性开展地震考古工作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即使从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一门学科算起也有了约40年历史。在这几十年中，虽然在个别时期、个别地区有一些地震考古实践，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显得相当零星。
二、对地震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索
在进行地震考古实践的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对地震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书勤于1991年提出:“用田野考古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对地震遗迹及其相关的遗址墓葬遗物资料等文化遗存，进行不同地区的分期研究，以建立适合不同区域进行历史地震研究的地震考古学体系，为揭示现代构造运动与地震的关系寻求更多的历史佐证和直接依据主要依靠考古与地震地质方法相结合的地震考古，目前应把重点放在有文献资料可证的历史地震的考古调查与研究方面。”［14］易学发、师亚芹用考古遗址文化层顶面的平均埋深速率对渭河断陷进行了下沉速率分区，进而用文化层的埋深、厚度及其距现代地面的高度，定量地研究了渭河断陷现代(距今3000－5000年)地壳垂直差异运动速率与地震活动的关系［15］。世纪之交，青海民和县喇家灾难遗址的发掘促进了我国地震考古学的发展。发掘者使用了磁探法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多年的探测，结合传统考古勘探已基本摸清整个遗址堆积情况，同时获得了较多的勘探经验，是磁探法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案例［16］。南京大学在该遗址取样45个，对古地震喷沙磁化率异常现象和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证实了喇家遗址先民曾遭遇地震的灾难事实，同时获得了一些重要数据，为以后开展同类研究积累了经验［17］。另外，北京大学对遗址中喷砂痕迹和磁化情况进行了专题研究［18］。陈定国提出了历史地震研究的六大方法:文字史料研究、文物器皿考古、文物结构物考古、文化层考古、地质地貌考究、地球物理考究，这六个方面要经常使用、结合使用，同时还要注意地表树木是否垂直等现象。［19］其中大多数方法都适用于地震考古工作。总结起来，我国地震考古实践中使用的方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通过古建筑进行历史地震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最多。文物专家对山西南部古建筑的广泛调查研究，通过大量实物资料的收集，准确考订了历史上山西赵城地震和临汾地震两次地震(1303年和1695年)的许多原记载不详的问题，对震中位置和发生时间、余震情况、伤亡情况、破坏程度等，都有重要改定。专家们在分析山西应县木塔的木结构后认为其具有我国古建筑梁架榫卯结构的抗震优点，表现了多方面的结构优势。罗哲文对河北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可见，我国历代古建筑总结和利用了若干防御地震灾害的措施，对抗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
2．通过石刻材料进行地震研究:从1978年至1980年12月，重庆市地震办公室组成历史考古人员对重庆及其邻近地区进行了历史地震考古调查，于1978年4月20日，在南川先锋公社凤咀江上的长安桥，发现记有1854年(清咸丰四年)地震后补修长安桥碑一通，这块地震碑的发现，补充了原有历史地震文献资料及地方志资料的不足。同时又为地震烈度的区划提供了新的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川东地区1854年的强震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是川东地区罕见的地震碑。［21］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根据保存的91通地震碑刻，编撰了《西昌地震碑林》一书，详细而又多角度记载了西昌地区明代嘉靖十五年、清代雍正十年和道光三十年的三次大地震的发震时间、地点以及受灾状况，是综合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地震史、地质学和考古学的一批重要资料，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双重价值。［22］
3．通过墓葬进行地震研究: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位于地震的易损部位，无论地形(孤立的人工土堆)、地层(位于中更新统卵石层上)、地下水(离地下水面不足l米)均构成不良场地因素。但出土的文物器皿和墓体结构均未经震动干扰，说明长沙市自西汉以来近2000年间未经历过烈度达六度的地震破坏。［23］同样，广州南越王墓也说明广州西汉以来未经历七度以上地震的破坏。［24］林奇通过巴东县的墓葬情况对历史地震进行了研究。根据《续汉书•五行志》等文献的记载，东汉永元十二年秭归山发生过大规模的山崩，恰好巴东县发掘了一座永元十二年的墓葬，通过该墓地墓葬保存现状进行分析，永元十二年以前的汉墓有不同层次的损毁情况，之后就保存好得多。这个现象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山崩是由于地震引起的。［25］巴东与以前的四川三峡地区(今属重庆)很近，四川当未能幸免。这个材料可以补《四川地震资料汇编》之缺，亦可修正三峡地区大型山崩没有地震原因的看法。［26］
4．通过其它地震遗迹开展历史地震研究:地震造成的地震遗迹可以为辨认地震和分析烈度提供直接的材料。在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考古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联合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在喇家遗址中，发现许多地震灾变现象，有大量地震喷砂、地裂缝，有地震导致的地层塌陷、错位、起伏等，有史前建筑和墓葬的变形、坍塌、错缝、开裂等地震遗迹现象，这是国内目前地震考古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也是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次典型案列，对未来地震考古学甚至考古学本身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三、与国外地震考古学的比较
本文作者之一余小洪曾对国外地震考古的发展历史、典型案例、理论方法研究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国外地震考古成就较大。主要体现在:工作起源较早，学科发展史较长，理论、方法的探讨也已经非常细致和完备，多学科渗透以及国际合作成为常态。［27］下文就中外地震考古学发展情况从学科历史、理论研究等方面做一简要比较:在学科史方面，国内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才开展有关实践活动，之后也仅有零星开展。国外早在1874年即有相关实践活动见诸于报道［28］，随后即开展有系列的实践活动。［29］在地震学学科方面，1977年《地震与地震考古》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地震考古学学科的建立。国外(以美国为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已明确将地质考古(地震考古即其主要研究内容)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30］。
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仅有齐书勤等人早年曾做过简单探讨，且多从考古学的理论出发，较少运用地震、地质学的理论。StewartIS，BuckVA二人从逻辑方面构建了地震考古的研究方法［31］，GaladiniF，HinzenKG，StirosS三人则从地震考古田野操作流程方面进行了细致阐释［32］。在跨学科合作方面，国内主要是由考古工作者或地震工作者运用自身学科知识独立进行的，两者之间极少有合作。国外跨学科合作则是较常见且较深入的，地震工作者、地质工作者、考古工作者都有全面的合作，古建筑学、历史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工作者也全面的参与进来。在国际合作方面，国内在上世纪几无国际合作项目。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开始加入国际IGCP567项目，开始了国际合作进程。国外的科学研究中，历来有国际合作的传统，在地震考古学研究中自然也不例外，国际IGCP567项目即为典型代表。［33］
在学科特色方面，由于我国历史文献丰富，且有重视各种自然灾害记录的传统，因此利用历史文献进行历史地震研究有独特的优势，由此形成了我国地震考古重视历史文献的特色;此外，我国文物古迹众多，尤其是大量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石刻、墓葬等为开展地震考古提供了绝好的实物资料，因此形成了我国地震考古的第二个特征，即重视利用现存古建筑、石刻、墓葬等古迹开展历史地震研究。而国外的不少地区，囿于文献记载的稀缺，加之发达的科技背景，因此其地震考古研究往往强调多学科的结合。通过以上的简要比较我们注意到，与国外相比，国内的地震考古学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研究方法方面还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不足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方法的研究尚待深入。国外一些学者对开展地震考古的理论方法提出过细致的思考，反观我国，多年以来，理论方法长期停滞不前。二是跨学科合作不足，多数时候仅是考古研究人员或地震研究人员单独工作。即使偶有合作，如青海喇家遗址，也显得相对滞后，参与单位仅北京大学城环学院和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不仅数量相对较少，更为重要的是，专业地震单位无一参与。
四、我国地震考古学发展设想
通过与国外地震考古学学科的比较，我们认为，未来我国的地震考古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培养专门人才。在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地震考古学课程，并逐步建立地震考古学专业，培养地震考古的各层次人才，使我国目前专业人才奇缺的状况得到缓解。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等在地震科学和考古学方面有较强实力的单位可以在这方面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2．提倡多学科合作。学科渗透是当今学术界的显著特征，作为考古学和地震学交叉学科的地震考古学而言，多学科合作是与生俱来的要求。同时由于两个学科都与其它学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考古学就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在考古学中开展多学科合作已经有多年历史，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5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家不仅重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作准确的地层比较、断代和器物类型的划分等研究，而且开始强调研究制造这些人工制品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方面。正如俞伟超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历程的分析：“在考古学研究的总体中，第一步自然应先作好年代学的研究。谁都知道，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如果连早晚都分不清楚，任何史的研究都将无从下手。第二步似乎应该理清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整理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但所有这一些，基本上还是直观性质的研究，主要还是说明人类的具体行动的。我想，第三步就应该透过那些最最具体的考古材料，进而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态”[1](P.120)。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大成就的今天，第三步的探索工作，逐渐被考古学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著、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著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公元1644年）[4](P.2)。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下限受考古学年代范围的制约，也应该在明朝末年。
由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古代，这样，一方面，体现现代科技和艺术成就的电影、电视、摄影艺术以及设计艺术中的工业艺术设计、视觉媒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艺术门类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时间性、时空性和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曲艺、杂技也由于事过境迁，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静态地展示出来，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作为艺术遗迹的中国古代雕塑大多是留存于地面上的古代艺术品，通常是经过考古调查得到的。昔日辉煌的雕塑艺术品因长期暴露在地面上，直接经受着天灾人祸的摧残，渐渐变得残缺不全、伤痕累累，只有那些创作题材上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思想的雕塑艺术品才被妥善保管、得以幸存。艺术考古学的雕塑遗迹一般可以分成宗教性建筑的雕塑遗留和皇室贵族陵墓前的雕刻遗留两大类。中国古代宗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开山凿窟造像的石窟寺艺术方面，此外，寺庙、道观中也普遍有雕塑神像，一般有石雕、木雕、铜铸、彩塑等，以彩塑多见。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影响下，按照儒家“礼”仪规范建立起来的。自西汉时期开始，皇室贵族的陵墓前，均摆放着按一定的规范布局的石雕艺术品。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
首先，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象既有以不同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书法等造型艺术品，又在这些造型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内容里，包含了许多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可信、稀有和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具有功利性。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史前彩陶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这井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而后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应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它们都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P.10)、“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5](P.27)。在陵墓壁画方面，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
第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田野考古的墓葬发掘。这些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更具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数量的多寡、艺术价值的高低、所包含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否，都与各个时代的埋葬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五、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艺术图像学是释读古代艺术品的必由之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的阐释行之有效。宗教艺术品是宗教借用艺术的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物质化的体现，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或在宗教仪式中专用，另一方面又受到要表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制约，这样，就使得宗教艺术品具有程式化的相对一致性的特征，也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规定性，使宗教艺术品与宗教教义和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6](P.4)，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而是紧紧围绕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礼制，表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宗教和宇宙观念等内容，对它们的图像学解释的要旨也尽在于此。
中国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以及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古代艺术品的创造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方式和习俗、审美情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外化，是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古代文献都能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尽管这些古代文献资料由于历代的传抄，其间有较多的后人附会误传，可能存在着不少不真实的成分，但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含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礼义制度和埋葬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
六、艺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由田野考古学提供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创造者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而且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中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古代艺术品同时具有政治思想性和宗教色彩。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与这些学科构成了密切的联系。
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在近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文人创作的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方面。与传世的书画艺术品不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很少与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艺术种类多为金属、陶瓷、玉石质地的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纸、帛、绢质地的绘画、书法艺术品因在地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好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必要补充。此外，艺术考古学也为艺术史研究对象提供鉴定方法和断代依据。
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民族学资料又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艺术考古学为探索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等都还未分化出来。原始艺术，无论是歌舞还是岩画、雕塑，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它还是巫术或宗教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一种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一种交流信息的交际活动，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生产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是解释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光直先生正是运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有关道士使用龙、虎、鹿三juē＠①与天神沟通的记载，从解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鹿图像入手，阐述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的[7](P.320)。
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民艺学的积极倡导者张道一先生，在阐述民艺学的学科性质时，明确提出了民艺学与艺术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8](P.291～292)。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领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横跨考古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自然而然地与民艺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首先，艺术考古学为民艺学研究民艺发展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对民艺历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于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其次，中国民艺学的理论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有指导意义。民艺学对本元文化和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和层次的划分，对其相互关系之间的研究，为系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方便。有了这样的分类以后，对研究属于不同层次的古代艺术品，就可以有的放矢，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背景资料做参考，从而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最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丰富了民艺学的理论。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分析，从中可以找到民间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
七、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9](P.36)。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4](P.3)。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同样，艺术考古学又作为艺术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诸方面，有关社会政治结构、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巫术神话和道教、佛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详实的记载，同样，这些内容也是古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日渐丰富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著作或艺术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远播四海、传之后世。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秦汉兵马俑、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青瓷、唐墓壁画、宋元瓷器，以及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间虽然具有物质文化方面有关工艺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
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和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艺术的起源，不能局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而更应该溯源至人类的远古时期。艺术考古学恰恰能够为这样的探索活动提供确实无误的资料，昭示史前艺术由萌芽、成形乃至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如对称形和圆形的造物艺术规律，萌芽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虽然当时人类打制的石器很难与古代艺术品联系起来，但它们却已经部分地具备了作为艺术品造型艺术的美的形式，艺术起源的探索不能忘却这些看似粗糙的器物所隐含的美和艺术的因素。同样，艺术考古学研究对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石器时代实用性很强的陶质尖底瓶为例，它原是一件用作汲水的容器。这种器物的造型主要是适应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内有较大数量的出土。然而，当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如对居住地的表面加以夯平，尖底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托座，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怎么方便，于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尖底瓶的实用地位便下降了，相反，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和令人着迷的汲水特点，被礼制所采纳、放大，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象征，依样铸成青铜器，置于座右，被称为“欹器”——宥坐之器。表明人类的造物由最初的强调汲水功用，发展到经过彩绘装饰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工艺品，最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礼制的推动，演变为丧失了实用性的纯粹观赏艺术品，造物艺术的发展史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规律：即实用先于审美，先有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创造，再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最后派生出纯粹鉴赏性的艺术品。这就是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条造物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
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艺术考古学研究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缺陷，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考古发现的古代艺术作品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丰富多样性、物质资料性的特征。它们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对象所缺乏的。同时，艺术考古学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仅仅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引用，主要在绘画和书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上限只是到夏商周三代或者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这一现象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考古学家开始开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新领域，并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追寻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大题目，学术研究中都忌讳“大题小作”；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提供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而考古学的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新资料不断涌现，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艺术考古学又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科的交叉或边缘科学，但目前对艺术的研究，无论从艺术的概念定义、起源动因，还是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诸问题，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仅就艺术考古学理论和艺术考古实践中必然碰到的若干问题，做探索性研究，以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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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6
吐蕃考古始终是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巍的《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的关系，然后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并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对吐蕃金银器的考述，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如霍巍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许新国的《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阿米•海勒的《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瑏瑣是这方面的成果。其他，谢继胜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1］。霍巍撰文则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考察、分析了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认为大昭寺的总体木构建筑融合有南亚和中原唐文化的不同文化因素，是吐蕃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2］(P．43－48)。陈庆英、马丽华等解读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认为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价值。［3］(P．96－102)重要著述有《青藏铁路段田野考古报告》［4］(P．212)和《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5］(P．332)两部专题性考古报告集。其中，前者是2003～2004年青藏铁路段沿线考古调查中所发现36处文物点的系统资料及其初步研究成果，具有较系统的资料性，对于认识高原古代文化和区域性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内容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青藏铁路考古调查的工作方法与过程，并在“结语”部分对此次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后者较为全面、系统地披露皮央•东嘎遗址的考古资料，主要涉及皮央•东嘎遗址的地理环境与遗址概况、历史背景与考古工作简况、石窟遗迹、石窟壁画、佛寺与建筑遗迹、佛塔遗迹等内容。该报告还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了各相关领域专家的专题研究成果，以期对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科学的资料。同时，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写者对这处古遗址若干学术问题的初步认识。
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趋势和主要任务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掌控到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由“地表”采集到“地下”发掘，由对远古社会的茫然到基本建立起由史前社会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为下一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初步形成藏学领域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面。
(一)发展趋向
综上发展历程来看，今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如下方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一是研究方法上，趋向多学科联合协作。文明史的有些疑难问题，并不是靠考古学本身就能解决的。考古学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这就要求其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长处，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正如汤惠生在考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所言:“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古老性、人类移居的时间及其过程、文化渊源、文化的适应等问题，不是仅靠考古便可解决的，21世纪以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结合了地质学、分子生物学、高科技断代、古气候与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旧石器的传统认识，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越来越多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青藏高藏彝走廊31原移居和生活的信息。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6］(P．100)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藏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有实例可寻的。如《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200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宿白，1996)、《考古艺术》(柴焕波，2002)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在其代表作《通史》中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将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重构古史，开拓了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构建史前文明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借鉴。［7］(P．10－13)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注重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的年代及布局演变，最后建立起各地区佛寺的分期序列。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其“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称其为“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瑏瑤也正是由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系列的考古边缘学科，如科技考古学、人类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考古文化学等等。随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推进，这种跨学科协作的模式将会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得以逐步推广和完善。
二是学科队伍上，趋向藏汉民族人员协合组队。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过程。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经验。概言之，从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1984—1985)开始，文物普查中就采取了由区外考古专业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群众联合组队的方式。如此组队，使得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得到优势互补，既可发挥区外人员较强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的优势，又可充分利用区内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熟悉民风民俗，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的本地优势，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确保文物考古、调查、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种模式为后来的文物普查、考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第二、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都得到借鉴和沿袭。就工作历程的回顾来看，参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地学者主要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湖南、南京等地。瑏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藏族地区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他们在文物普查、考察工作中，与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藏族考古工作人员更堆在回顾考古工作时说:“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自己做的———因为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在同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瑏瑦据此可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藏族同志已经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亦可窥见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感情之一斑。
三是发展空间上，趋向开放化和国际化。当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化、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学术而言亦是如此，再没有闭门造车的可能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地。对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8］童恩正的上述论述与图齐在谈及考古时说法不谋而合:“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汉地、伊朗及中亚发挥各自影响的地区。”瑏瑧我们由此可知，从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复合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必须立足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必须要结合南亚、中亚的考古工作。近些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大量中亚、西亚织锦的出土，陈庆英、马丽华等(2010)对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的解读等等，已经让我们切实地认识到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立足，立足国内，开拓学术视野，走向开放化、国际化的重要性。由四川大学、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开拓和尝试，自2002—200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中国藏区文物考古学界与国外同仁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四是研究手段上，趋向现代化和科技化。关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或将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引入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学科，学界称之为“科技考古学”。不管这样的称谓是否成熟可行，但从中足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之于考古学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
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9］(P．12－1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行考古研究，可以在同样的资料中提取更多的更为精确的历史信息，可以促使考古学研究向更宽广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现在，电子全站仪、差分卫星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数字摄影测量、航空遥感、卫星遥感等技术综合运用，完全能够满足田野考古工作中提取各种信息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我国考古学工作者近些年利用GPS、GIS、卫星与航空照片等先进的图像技术手段与地面实地勘测相结合，较为准确地核实了琼结吐蕃王陵数目及其各自的方位关系，并绘制了陵区分布图。［10］李涛等人则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1927年版的“雪冈”、1936年版的“新雪冈”和1949年版的“雪阿”三个品种的藏铜币做了表面成分分析研究，确定了其不同年代的材质及含量。［11］随着科学研究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将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二)主要任务
经过60年的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成果少等原因，仍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从藏区文物考古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一是构建完整系统的史前文化谱系。“人类的史迹留存人间或地面上下的并不是多量的，并且全是支离破碎的。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学家所做的第一步功夫。他们的第二步功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瑏瑩藏区文物考古经过60年的发展，在文物调查、遗址发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这也就是上面讲的“第一步功夫”。而“第二步功夫”，就是将藏族史前文明中这些琐碎的资料和事实连缀起来，加强分析和综合研究。综观60年藏区文物考古历程，主要是倾向于积累资料，而少于综合性研究。目前，反映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综合性著作还很缺乏，侯石柱的《考古大纲》(1991)、霍巍的《墓葬制度史》(1995)、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可以算作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但构建较为清晰的考古文明史依然有一定难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做好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解决关于史前文明的一些关键问题，逐步解开史前文明之谜，构建系统完整的史前史。将考古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还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努力。
二是探索和建设藏区文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方法的建设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中国考古学已近百年，正在逐步经历着成熟之后的变革性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比较重视田野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藏彝走廊33法，包括地层学、标型学、年代学等理论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热烈的田野考古工作所决定的。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和深入，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更加活跃起来，注意力由田野考古理论开始转移到整个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和框架。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在考古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考古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将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神圣使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也是富有特色的。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加强理论方法的建设，也必然要考虑其特殊性。藏区文物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就是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文物考古理论与方法。
三是加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与规划。综观60年的发展历程，藏区文物考古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发现和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存遗迹。与此同时，这也给藏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强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是为主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童恩正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加强地面、地下文物的保护，加强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规划。”瑐瑠但是，这项工作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西侧(现昌都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瑐瑡这次发掘，直接为卡若遗址的保护规划提供了借鉴，同时也给其他文物遗迹的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在今后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加强文物遗迹的保护与规划将是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做好规划，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资金运用到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