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入门知识范文1
关键词：考古 大众传播 媒介选择
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仰韶文化到现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大众来说，考古学仍然是比较冷门的学科。
对于考古学，社会上的认识情况呈橄榄型分布：少部分人对考古知之甚少甚至于完全不了解；一部分人对于考古的认识多是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得来的，这些充满艺术色彩的作品又为考古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部分人对于考古活动充满了好奇却也缺乏了科学客观看待问题的态度，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较大；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专门从事考古活动或是从事与考古相关的活动，这部分人能够科学的认识考古学，并且对于一些考古发现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这部分人的文章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类文章专业性较强，语言也相对比较晦涩，难以进行广泛传播。因此，若要使考古学知识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
什么是大众传媒呢？大众传媒就是传播大众信息的媒体，它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当下这样一个注重对外传播的大环境中，任何一种事物的普及都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因此，要使考古学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将考古活动和考古成果传播给公众，实现社会共享。
一.报纸和杂志对于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报纸和杂志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廉价易得的性质，一直拥有着大量的读者群。其优特点有三：第一，记录性好，便于使读者反复阅读，深入研究，并作为资料长期保存；第二，便于读者随时随地阅读；第三，报纸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直到现在仍是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但是报纸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水平的要求，不能做到面向所有受众进行传播，这是它的局限性。在考古领域内有一些专业性的期刊，如：《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等，这些刊物的内容学术性、科学性和专业性较强，但是这类刊物一般不为大众所知，而且这类刊物中的文章内容也较为深奥，不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这也造成了它们的传播面较窄。由此，我们会发现在考古学的领域内缺乏向大众进行推广的期刊这也是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挑战：如何将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如何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求考古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更是在强调传媒工作者知识面的要更加宽泛化，专业化。
而且，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传媒行业似乎已经达到饱和了。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得出，尽管学习传媒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多为“通才”，少有“专才”，因为新闻专业作为是一门偏重于技术的专业，学生在学习时更注重新闻的写作，评论等较为实用的部分，缺乏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习，从而出现了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着较高的写作水平，缺乏对于某一种学术性或者研究性学科的深入理解。导致新闻专业的学生在传媒行业中的竞争力并不大，在传媒行业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同样要做经济板块，报社会更愿意录取经济专业的学生而不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因为学习经济的学生更具有专业素养，可以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考古也是如此，作为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考古学不仅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也需要具备考古素养的传媒工作者帮助他们将考古活动中存在的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将晦涩难懂的考古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扩大受众群，实现考古学的普及。
二.广播和电视媒介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1.广播节目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与电视报道相比，广播无法带给人直观的视觉感受，需要播音员在广播过程中对文物进行大量的外貌形容，但是“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播音员所描述的文物在脑中又会有各种不同的形象，这样一来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失真，所以，通过广播对考古活动或文物进行深度细致的报道并不是最合适的方式。但是，广播又有着自己的优势：第一，广播所覆盖的范围更广，对于受众的文化水平几乎没有任何要求，更加便与普及；第二，广播可以最大限度的解放人们的双手和双眼，它可以作为人们工作或开车时的背景音出现，但也因为这个特点，广播不能做到深刻化，所以广播更适合传播一些时效性强并具有突发性性质的考古发现活动。
2.电视节目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2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3
就学科名称而言，音乐考古学是一个合成词，它反映了“音乐”与“考古”二者的交叉与联系，清晰地表明“音乐”与“考古”是构成其学科概念的二元结构。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4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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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5
因为辽史记载简单,蒙元以来,祖陵的具置已不详。清代学者张穆在《蒙古游牧记》锁定辽上京城址后,祖陵的位置也逐渐浮出水面。清代学者李慎儒在《辽代地理志考》中指出祖陵“在巴林境内。〈一统志〉曰:案自明以来皆于广宁中安堡望祭,指为辽陵所在,非也”⑤。根据史料的记载,学者们大体锁定了辽祖陵和祖州城的位置。根据清代学者考证提供的线索,一些外国人率先对祖陵等进行了考察。法国人闵宣化(J.Mullie)依据《辽史》记载,较早对祖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考证⑥。“祖州之西门既名液山门,其对西门之山当然为液山,西门外之泉水,当然为液泉,沙河应为注入巴颜河之大河”。“祖山在城之西,其形如盆。惟一入山之口,距祖州不远。史云,州西五里,盖指自州城至山中之三建筑物之距离而言也”。“此山口为两岩所挟持,岩石甚高,东一峰上矗云霄。山口昔有建筑物,今尚于荆棘中见砖瓦,更有残物堆积,似为昔日山口建门之废迹。此应为昔之龙门,其中山谷应为黎谷也”。“入山口后,谷中泰半荆棘,有时发现屋基,正对山口山腹之上,尚有残砖断瓦,将荒原中古代之遗迹,留示于人”。“山后山谷草中尚卧有若干翁仲,然辽代之碑已无存矣。但据郭比耳(Gaubil)神甫所记,此碑康熙时尚存”。日本人三宅俊成⑦也曾考察过祖陵,认识没有[:请记住我站域名/]超过闵宣化的记述。日本人岛田正郎等在发掘祖州城时,也对祖陵给予了关注⑧。并计划对辽祖陵进行发掘,因日本战败而未果。
汪宇平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考察辽祖陵的考古学者,但发表的资料过于简单⑨。贾洲杰先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初对祖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踏查,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资料⑩。他实地调查了陵园门外的龟趺山基址等遗迹和山谷四周山岭上的部分石墙,描述了北面涧沟中的一个石人,现仅露出上半身,头部及左臂已残失。石人身穿箭袖窄袍,束腰带挽出双结,左手握右腕,背脊拖一条长辫。对陵园内祖陵的穴位进行了推测。他发现陵园内有两个被盗掘的圆坑,认为都是墓葬。第二处圆坑的南坡和东端顶坡都有护山石堤。其后部山势突然高耸,在山脊上筑有高大的尖顶高墙。他认为辽太祖陵就葬在这个山坡上。这是二十世纪关于祖陵最为重要的资料,多为学术界所引用。但是,从发表的示意图和对祖陵的描述看,贾洲杰先生将现“南岭”的建筑基址当成了埋葬辽太祖的陵宫正穴。这无疑将祖陵玄宫的位置弄错了。贾洲杰提及“《窃愤录》中记陵前有石羊、狻猊、麒麟之类”,实为《窃愤续录》的记载。其内容很难认定是记载辽祖陵的石像生辑讹辊。此外,项春松先生也曾论及祖陵,误将《胡峤陷北记》中葬太宗耶律德光于怀陵的记载当成祭祀祖陵的资料輰讹辊。曹建华先生等地方专家结合《辽史》记载对祖陵进行了大胆考证輱讹辊。其推定的殿堂址的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单就其提供了遗迹现象而言,有些资料是以前所没有涉及的,无疑是较有学术价值的。主要有:“山门两峰相距百余米(笔者注:贾文为60~70米,实际为80余米),当中有土筑横墙连接,似有门址者二处,一处居中,一处偏左,上布残砖断瓦,当为楼橹之迹。龙门外右侧前方高阜上有一建筑址,遗有方形础石一块”。龙门左侧山足有一峦头,与祖州城相对,上有建筑址二,遗有石雕龟趺一具,其侧多次出土契丹大字和汉字残碑块(现收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自龙门进入祖山,北行约二、三里位居黎谷中央的开阔地上有一座大殿遗址,琉璃瓦残片较多(笔者注:没有发现琉璃瓦,都是普通的灰瓦),其间遗存大、小柱础各二方。殿址前右侧的两方为大,其座1.2米见方,柱口径0.53米,上出圆形柱并雕有牡丹花纹,较为精美。殿址后左侧的二方为小,柱托直径0.43米,无花纹,凿有装置回栏之槽臼,是为回廊转角之柱础。黎谷深处有类似陵墓宝顶者二处:其一位于东北隅,沟门左侧山足下有一土丘,前右方有殿址二。其二位于黎谷后部西北隅。在石人沟东侧有一大山,山前有一巨大土丘,其土质与谷中地表明显不同,呈红黄色,似为从地下掘出。当地人称此丘为“大券坟”。疑此山即祖陵。土丘西侧有一无首断臂石人,似列于陵前的翁仲。此殿南岭山坡上有一处建筑址。曹建华等先生的考证有些明显的讹误,但对贾洲杰的调查有所补充,是我们对祖陵进行再考察和研究的参考。以上可知,辽祖陵的考古工作基础十分薄弱。
考古调查的新发现和认识,增进了我们对辽祖陵陵园遗址重要价值的认识。因此,为配合辽代祖陵陵园的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更好地保护辽祖陵遗址,同时推进对辽代陵寝制度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对辽祖陵进行目标明确的考古发掘势在必行。从2005年起,笔者便开始积极争取辽祖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的立项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2007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祖陵考古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和时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塔拉所长同任队长,董新林任发掘领队,开始对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2007年,清理了辽代祖陵内一号陪葬墓(PM1)(图版五,2)和陵园外东侧的龟趺山建筑基址(图版五,3);2008年对甲组建筑基址做抢救性发掘(图版六,2);2009年试掘了太祖陵前封土堆和二、三、四号重要建筑基址等遗迹(图版六,3),并清理东北沟遗存等;2010年发掘了黑龙门址和四号建筑基址(图版六,1)。这些考古工作都获得了较为重要的发现辏讹辊。关于辽代陵寝制度的文献记载较少,所以考古学调查和发掘资料成为我们研究这方面内容的最重要手段。我们根据这些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对辽祖陵陵寝制度提出了如下的新认识輴讹辊。1.祖陵陵园的东南部设有奉陵邑祖州城。陵园黑龙门外东、西、南侧,有“太祖纪功碑楼”一类诸多祭祀建筑。陵园东、西、南侧周围山谷内还有诸多陪葬墓。2.陵园选址讲究堪舆术。祖陵坐落于一个口袋形山谷中,四面环山,仅在临近祖州的东南方向,有一狭窄的黑龙门。黑龙门为一门三道的门楼式建筑。陵园南面有漫岐嘎山和沙力河。四周山脊豁口均砌有石墙,不仅是陵域界标,而且与堪舆制度有关(图版五,1)。3.祖陵陵园大体可以分内、外陵区。即北部为太祖阿保机帝陵的内陵区,南部为陪葬墓的外陵区。根据考古资料可知,东西向的“南岭”石墙与岭上建筑基址相联,再衔接东部的“甲组建筑基址”,形成一道东西屏障,构成了南北两个陵区的分割线。4.太祖陵玄宫凿山为藏,大于内陵区的中央。玄宫附近置有石像生。“甲组建筑基址”位于太祖玄宫之东南,它与“之”字形登山路和南岭上建筑基址形成有机的整体,是祭祀太祖陵最为重要的陵寝建筑之一。其他已确认的陵墓(如一号陪葬墓等)东南部,也都有一处献殿性质的建筑基址。上述认识与《辽史?地理志》所载“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基本相合。同时,也反证《辽史?地理志》所述史实是准确可信的。通过调查和发掘,我们基本厘清了《辽史》中所载祖陵诸遗存的大体方位,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祖陵陵园的实物资料。同时,认识到辽祖陵陵园布局承袭了汉唐陵寝制度的部分精髓,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种陵园布局为辽代怀陵輵讹辊所承继,代表了辽代早期陵园布局的模式。辽代陵寝制度应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6
关键词：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探究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2-0104-02
现代高中语文课本中所包含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为古文和现代文两种形式。在我看来，古文方面可以在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文言文和古诗词。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文言文和古诗词在教学目的、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相对于文言文而言，大部分学生在古诗词鉴赏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典型、系统，因此在下文中，我会主要针对高中语文教材中出现的古诗词进行分析，找出最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帮助学生打倒这只语文学习路上的"拦路虎"。在我看来，对于古诗词教学，主要从知识教学和情感教学两个方面入手。
1.知识教学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知识和文化的代代传承，从而保证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因此，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知识教学永远是占据首位的，而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在语文这门传统科目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古诗词教学环节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将知识的传授和方法技巧的引导放到古诗词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在我看来，古诗词的知识教学方面主要包括炼字、解题技巧的建立两个层次。
1.1 炼字。炼字，顾名思义就是提炼出每个字所隐藏的意思。我国的古诗词是采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古汉语不论是在语法使用还是意思表达方面都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因此同一个字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和用法，会和古代汉语的意思和用法天差地别。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字意思表达更加注重凝练性，这就需要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学会炼字，从而明确体会出古诗词中每个字的独特含义，从而为更好地明白诗词中表达的情感做好铺垫。
对于炼字来说，需要学生具备较为丰富的古代汉语字词基础。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大篇章的文言文来帮助学生积累下更多的古代汉语知识，从而在古诗词鉴赏过程中，以古代汉语知识为依据，进一步提炼古诗词中每个字、词的引申性意思，提高对于古诗词字面意识把握的精确度，并为进一步实现情感剖析奠定基础。
1.2 解题技巧。对于高中生来说，语文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培养自我的文学性思维，从而提高自身的知识素养，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一系列知识的学习在将来的高考过程中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从而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并且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国家大力提倡学校教育要在教给学生相应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技能，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古诗词的理解就非常注重技巧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做好解题技巧的传授，从而提高学生的知识学习效率。
作为高中教师，我们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为了实现教学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一般会对历年高考试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剖析。我在研究试卷的过程中发现，历年以来的语文考试中涉及到的古诗词题目，能够总结出一定的规律，总结诗人情感，和分析修辞手法是绝大多数古诗词考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以这两类问题为依据，进行古诗词教学技巧的传授。
2.情感教学
语文是一门感性思维占主导的学科，不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词阅读，都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情感代入和共鸣能力。因此，我们再日常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内容的教学，还要有目的性的培养学生对于情感的体悟能力，从而让学生在古诗词阅读过程中，实现情景代入，情感共鸣，真实体会到诗人在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情感。
2.1 情感鉴赏。从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来看，情感鉴赏可以考验学生对于一首诗或词整体的理解能力，对于学生的炼字能力和整体情感代入，以及体悟能力有着非常好的锻炼和促进作用。从应试方面来看，尤其是对于高中生来说，根据对以往高考试卷的研究，古诗词是高考语文试卷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情感鉴赏则是古诗词题目中永远的参与者。所以情感鉴赏一直是古诗词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对以往教学总结，我认为，对于学生情感鉴赏能力的培养可以细化为两个方面。
首先，要了解诗人，了解时代。这需要教师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将诗词与诗人结合起来，古诗词往往是诗人有感而发的产物，不同的性格特点、不同时期诗人的不同遭遇，都会对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有一些诗词，直接就是诗人对于自身情感和处境的真实性描述。以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例，两位生于不同的时期。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并且本人性格带有明显的侠客色彩，豪放而浪漫，所以李白的诗往往充满着乐观和浪漫的色彩，如《将进酒》这首诗就充满了自信与乐观的态度，对于权贵，名利金钱的蔑视。而杜甫生于唐朝由盛转衰的阶段，经历过安史之乱，所以杜甫的是感情更为沉重、灰暗，还有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之情。只有对诗人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才能在情感赏析过程中精确把握住，诗词的核心情感所在。
其次，要情感代入，激发共鸣。这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如在读诗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依照诗中描述，在脑海中构建出一幅情景画面，将自己代入其中。并且站在诗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感受当时的情境，以此来推测诗中所要表达的情感，进而引发思想上的共鸣。
2.2 培养学生的审美思维。古诗词是古代文人墨客采用最为精炼的语言和多种修辞手法，进行隐晦性情感表达的一种形式，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字词都可以包含着无限的韵味，因此古诗词不论从文体还是内容方面，都处处体现出美。因此对于古诗词鉴赏来说，审美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