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1
一、历史感的养成和史学功底的培养
历史学习从某种程度而言需要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是对历史学习的一种心境、一种直觉和一种领悟。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种尴尬之境，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学，且有些人还认同它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只不过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远离了它，有的甚至敬而远之。其实当今社会的学习心态是扭曲的，功利主义日盛，在很多人看来，学习就是一种应迅速带来效益的活动。历史学习是无法满足这种功利需求的，《中国古代史》学习则更加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历史专业学生从进入大学开始《中国古代史》学习时就应该养成一种泰然处之的心态，不为外界所干扰，平和又平静地学习历史知识，这是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心理基础。历史知识的学习有时亦需要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是研究深化的指引，是达到某种成功的可能性。在研究性学习中，这种直觉很可能让专业学生抓住研究的切入点，从而让研究性学习易于产生积极结果。历史学习需要一种领悟，要能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某种有意义的释读，通过历史学习把握和揭示隐含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后面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从历史中所得之规律既要能解释过去，又要能理解现在。这种对历史的领悟是把历史相联系，把古今相通，但绝不是把历史作为一种工具，让历史服务于自己功利性的需要。研究性学习说到底是基于问题提出和问题解决的学习，历史专业学生要能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性学习中提出问题，并不是随心所欲之问题，也不是无关痛痒之问题，要的是基于历史感基础之上的能深化思维和提升能力的问题。专业学生进行《中国古代史》研究性学习必须有比较扎实的史学功底，当然这种史学功底是需要慢慢养成的，但是是必须养成的。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要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能板凳要坐十年冷，要“天长地久”而非“一朝一夕”。如前所说，历史学习所遇的阻力是比较大。一方面，整个社会做事言必称效益，《中国古代史》学习很明显不可能带来我们这个社会所期望的效益，它的学习只是对人的一种思维养成，一种能力提升，一种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学历史没前途，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毕业难找工作，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所有历史课程学习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要进一步开展历史研究则更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其次，史学功底的形成需要历史知识的积累和提升，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时不单纯只是历史知识的识记，需要更深、更透地对历史知识加以认知和理解。最后，必须培养较强的文字功力和整合能力。《中国古代史》学习过程中须查询大量的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文字表述采用的是文言文，其中有些生僻字，有些句子又不易读懂，有些句意难以理解和把握。这种情况往往容易使新时代的学生产生挫败感，他们学习《中国古代史》的热情减少以致冰封。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史》过程中必须慢慢培养文字功力和整合能力，这也是日后要成为史学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素养。
二、深化知识的把握能力和提升问题的提出能力
进入大学后，在《中国古代史》学习中，绝大多数学生对知识的把握能力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亦相比于中学阶段而言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这也许是许多刚刚走入大学的历史专业学生困惑所在，中学学的东西似乎在大学仍旧在重复，难度没有陡然增加，层次没有截然不同。造成历史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时知识把握能力不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囿于时间限制，教师在授课时往往会出现蜻蜓点水的现象。以衡阳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中国古代史》为例，此课程共开设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60个课时，每周4课时，共上15周；第二个学期54个课时，每周3课时，共上18周；第三个学期48个课时，每周3课时，共上16周。笔者承担第一个学期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任务，明显感觉时间上捉襟见肘，如果面面俱到的话，那所有问题都没有讲深讲透。没有教师深入的引导，学生也就无法更深入地把握知识。其次，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宰，一本讲义、一张嘴、一支粉笔写到尾。整个教学过程是学生以被动接受知识为满足。最后，对学生的评价机制也影响到了学生把握知识的能力。目前高校对学生专业学习的评价机制比较单一，一般而言就是考试。《中国古代史》考试绝大多数都是笔试，考试一般都在期末进行。考试出题比较呆滞，某些试题在书上或笔记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通过记忆就能应付考试，甚至能得到高分，学生也就缺乏去追索的激情，绝大多数的学生对知识的认知也只是停留在记忆层面了。如何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提升学生的知识把握能力，教师和学生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其一，教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做到以点带面，深化知识讲授。《中国古代史》的内容相当丰富，从纵向来说，中国古代史要讲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容。从横向来看，各个社会形态和朝代的内容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从涉及的学科来说，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美学以及自然科学等等。《中国古代史》时间跨度又非常大，从远古到1840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中国古代史》学时相当的少，教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的教学体系，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教师应当对《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有整体把握，抓住重要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要具有典型性，能把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串联起来；这些知识点要具有启发性，能带动学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思考，探寻历史知识后面的东西。学生通过对这些精心挑选的知识点的学习，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对《中国古代史》知识的把握能力。
其二，学生要能够拓展和延伸知识。《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单纯靠教师传授和阅读几本教材是无法取得进步和成绩的，知识的延伸和拓展显得尤为重要。学生要能主动去了解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动态，这样才能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知晓研究程度，为自己以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学生要能大量阅读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名家之作，要学习名家扎实的史学功底，学习名家的历史视野，学习名家的历史思维，学习名家的历史慧眼。学生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要持之以恒地阅读原著，如二十四史等文献资料和简牍、帛书等考古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读出新意，才有可能独辟蹊径。学生在知识的延伸和拓展过程中，实质也是在提升自己对知识的把握能力。笔者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明显地感受到学生做笔记非常认真，但思考少，提出问题更少，这显然不符合研究性学习的要求。研究性学习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摆在了突出的位置。造成专业学生提不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其一，学生对历史学习本来就不感兴趣，更何况是离现代社会那么远的古代中国。笔者曾经做过调查，历史专业班学生在高考专业志愿填报中，历史作为第一志愿的班上只有一两个人，大多数学生是从别的专业调剂过来。本来就没有选择你，叫我怎么爱上你，学历史成为一种不得已的应付。
其二，专业基础薄弱，无法提出问题。历史课在中学教学中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而且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中学历史学习停留在一种单一的记忆层面，直接为考试为分数服务。另外虽然现在中学历史学习针对性更强了，但是历史学习的内容较之过去大为缩水，学生接触的历史知识少了，头脑中的素材少了，进入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可以说多数人是处在补课状态，这也就无从提出问题了。
其三，目标简单，缺乏专业思考。怀着对历史迷茫和轻视的思想来学习历史，学习自然就缺乏动力，学习的目标也会相当简单，考试能过不挂科就行。进入大学后，很多专业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社会现实所需，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历史以外的功课上，平时根本就没有对专业课程有所思考。
其四，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在历史教学上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传统的讲授法，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往往是一个人成为课堂的主宰者，没有让学生提出问题的机会。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就要学会思考，学会提出问题，这里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知识的掌握和扩充，问题的提出能力是建立在知识的把握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思考能力，对所接触的东西要比较、存疑，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三、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并高度强调师生结合
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专业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专业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符合研究性学习的内在规律。但是我们在变革《中国古代史》传统教学模式时，或者说我们在提倡研究性学习中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中国古代史》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学活动是一种单向活动。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性教学模式下，学生由被动学习者变成主动学习者，教学是一种双向活动。从传统教学模式向研究性教学模式转变过程中又容易产生一个新误区，即片面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忽视教师的作用。这种错误让学生的主体地位流于形式，学生学习容易出现无内容、无目的的后果。专业学生在《中国古代史》学习中要避免这种错误，要高度强调师生结合、师生配合和师生合作。学生进行《中国古代史》研究性学习时教师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也是师生结合、师生配合和师生合作比较好的诠释。
首先，《中国古代史》教师要擅于进行课堂设计。《中国古代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时间跨度大，知识点难把握，这给学习者出了难题———学什么？教师要对《中国古代史》所有内容进行全盘的考虑，抓住一些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来设计课堂教学。教师通过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的精心设计，寻找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激发学生去思考，去主动完成学习任务。在课堂精心设计下的教学中，教师成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辅助者，而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动者，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演变成为了学生与教师的合作与交流。
其次，《中国古代史》教师要擅于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古代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时间跨度大，这给学习带来困难同时又给学习带来优势———怎么学？纷繁芜杂的历史，汗牛充栋的史料其实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教师就要擅于引领学生提出问题，针对问题展开学习和研究。通过问题提出与解决的学习，可以让专业学生构建起《中国古代史》宽厚的知识基础，能够对《中国古代史》的知识体系进行调整和重构，最终实现深化思维和形成能力的目的。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2
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年至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
继刘复之后，杨荫浏、李纯一和黄翔鹏等人在音乐考古学研究方面有新的进展。例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越来越受学界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研究
1.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对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已是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2.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美学史的研究
人类对美的认识，或者说人类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就存在方式而言，不外乎两种形态：美的物化形态、美的抽象符号形态。具体到音乐美学而言，美的物化形态是主要指乐器；美的抽象符号形态主要指以书写符号记录的文本，即通常所指的记载人的音乐思想的文献史料。
理解美的抽象符号形态并不难，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美的物化形态——乐器，并将其确立为音乐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之一，这是我们需要仔细考量的。修海林认为：“任何音乐美学理论都处于特定的历史框架中，都是历史中产生的音乐美学理论，其研究都是以历时过程中展现的音乐美的实践以及在此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音乐美学思想、审美意识乃至审美情感的物态化表现，作为研究的对象。”②作者在此明确将“审美情感的物态化表现”作为音乐美学（史）研究的对象，即是将“乐器”纳入了音乐美学史的历史框架之中。由此，他在历史维度上拓展了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上限，通过对考古出土的乐器，如原始拟音工具、骨笛和鱼形埙的音乐上的特征的分析，着重探讨了史前先民们的审美意识、形式美感、审美听觉尺度等。
可见，通过对考古出土乐器的形制、音乐性能、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追溯早期音乐在律、调，以及乐器的材质、构造、声学等方面的特征，而且还可以较全面地揭示其音乐的社会功用以及历史上人们的音乐美学思想等。
3.音乐考古学作用于民族音乐学
如果说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是由历史音乐学作用于民族音乐学而形成的，相信学界对此并不陌生。但若说音乐考古学可以作用于民族音乐学，我们尚需对此进行一番辨析。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特点是要求我们在研究当下活态的音乐，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义时，应该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作为参照系，即强调音乐研究的现实语境和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的形成，除了通过文献记载获得外，考古出土的实物和图像是其产生的基础。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民族音乐志的撰写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是口传历史，没有文字记载，有的民族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后才通过汉族语言文化的教育而逐渐有了自己文字记载的历史。可想而知，对于这些民族音乐的研究以及对其音乐表象背后文化意义的阐释，要想仅仅通过文字记载，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完整和不可靠的，这就需要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考古出土的实物和有关音乐的图像。
将音乐考古学作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学界不乏有人对此进行了尝试，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王玲的《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一书，即是作者通过搜集古代文献记载的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图像、云南地区考古发现的音乐图像，以及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音乐图像，运用民族志类比的方法，结合当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对云南史前的音乐历史以及有文字记载的历代音乐生活进行了深描，在宏观上给我们展示了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全景图；此外，作者还通过某些考古出土的音乐图像的个案研究，“阐释云南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图像所蕴涵或象征的神话、巫术、民族历史、社会环境、文化特征、艺术传统、宗教情结、审美心理等意蕴”③，这是将音乐考古学作用于民族音乐研究所做的可贵的探索，其取得的成就，值得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借鉴。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②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4.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3
摘要：研究《中国古代舞蹈史》这门课程在舞蹈表演专业教学中的实践和运用，对提高高校舞蹈表演专业的学生了解舞蹈历史文化理论；重视舞蹈历史理论课；拓宽高校舞蹈表演专业学生的历史知识面；以及提高现阶段舞蹈基本理论历史类的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教学意义和实践意义；对完善高等院校舞蹈表演专业基础理论学科体系的改革和探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探索舞蹈专业理论与舞蹈表演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考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舞蹈表演；实践；结合
现今现存在世所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古代舞蹈动作都是从石壁、石刻、雕塑、画卷、古籍等中留存下来的，我国的“中国舞”包含当中的古典舞、汉唐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大部分舞蹈元素、造型、动势等都是从这些古代的文物发现、挖掘、研究而继承下来的，最终成为各舞种的基本创作创新的原动力，将基础理论课程《中国古代舞蹈史》与中国古典舞、汉唐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古典舞身韵、舞蹈技巧、舞蹈编导等课程的舞蹈表演实践课相结合起来，一定会唤醒舞蹈表演专业学生强烈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使自我更容易接受、理解古代舞蹈史得更加清晰、透彻，将舞蹈理论与舞蹈实践相结合起来得教学方式是舞蹈专业理论课教师和舞蹈表演实践课教师教学《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很必要和很实用的一种教学手法和技巧。《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教师可以根据本节课所学的舞蹈古代历史理论对比舞蹈古代文物的参考，在课堂上把一个个石刻、雕塑、画卷中的舞蹈姿态和鲜明风格的舞蹈文物的局部、整体的静态舞姿和动态舞姿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古代石刻、雕塑、画卷中舞姿的来源，以及分析它的特点、特色和艺术风格；并可以让学生亲身经历、立刻体验古代舞蹈的舞姿，并在讲台上进行学习、模仿和实践分析，对历史舞蹈文物中的静、动造型舞姿进行比较、摹拟，从而更直接和直观的去透视、理解古代舞蹈，以及生动的去感受、体验古代舞蹈动作和动态；同时帮助学生去理解当时舞蹈历史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因素等对古代舞蹈所产生的影响和发展；让一个个古代石刻、雕塑、画卷中舞蹈动作、姿态和技术技巧进行大量有依有据的现实理论分析，让学生理解每一个古代舞蹈动作、姿态、技术技巧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渊源，找到古代舞蹈的历史理论支撑点，让其加深对古代舞蹈动作内涵的理解力，领会掌握各历史朝代时期的舞蹈风格特点特征，使学生能更准确到位的在舞蹈表演实践中展现古代舞蹈动作的内涵和魅力，然后从中开发、挖掘古代舞蹈动作运动和连接的基本方式。
中国古代舞蹈的历史进程从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舞蹈形态到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舞蹈形态的过程，舞蹈动作、舞蹈技巧、道具等的运用都有着各式各样的演变和创新，这样的演变和创新最好让学生亲身经历、体验、实践才会有真实、真切的感触感受，才会使学生积极的去思考、验证，因此最好让舞蹈表演专业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中，去感受其舞蹈基础理论《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魅力，才能达到《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在基础理论课程《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教学课堂中，增加开设古代舞蹈表演实践课的教学部分，不仅要学生只是坐在教室里听和学，或者只是让学生在有限的讲台上做做不能大幅度和简单的动作和造型，而是应当把古代舞蹈史的教室搬到舞蹈练功房进行古代舞蹈史少余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实现动静相结合（静—动—静—动......）的教学模式，例如：一、在文化课的多媒体教室上两次（四个课时）的舞蹈史理论课程后，增加开设一次（两个课时）与舞蹈练功房相结合的舞蹈史表演实践课程，把前两次（四个课时）在文化课多媒体教室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内容，搬到舞蹈练功房一次（两个课时）中实践出来，使学生记忆更深刻。二、还可以将前两次（四个课时）在文化课多媒体教室安排的实践作业，在第三次（两个课时）的舞蹈练功房实践课上进行检查、评价和反馈。两次舞蹈理论课加一次舞蹈实践课的安排能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和记忆重要知识点，在这样的课程安排的过程中学生会感觉新颖、好奇、有趣，会主动积极的学习新的舞蹈史理论，反而使课程进度顺利，教学效率明显提高，学生更学得好、记得牢，课程安排自然，依此类推、周而复始、进入良性循环。教师和学生的课堂氛围轻松、愉快并使教学成果显著。三、在学习结束后，《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考核评价中，也可使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如试卷考核占总成绩百分之七十，实践考核部分占百分之三十，这样就避免了学生非要靠死记硬背的方法才能把古代舞蹈史记下来，不仅未理解未消化、而且考完就忘，也不容易发生不合理、不全面的考核评价，不失去教学《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本身价值和意义，对舞蹈表演专业学生今后的理论课程学习开个好头，让学生提高学习理论课程的自信与积极性，让今后学生的理论课程学习能进入良性循环。
作者:何盈盈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4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对比研究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 “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 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 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 “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 “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 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 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 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 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 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 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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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2.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5
【关键词】文物；考古工作；突破口
一、前言
考古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对物质文明的各类考察和综合。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正在积极地寻找历史，发现那些被隐藏的文明，为世界考古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要积极审视自身的不足，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努力完善文物考古工作，以期促进考古事业的发展。
二、文物考古工作的作用
（一）增加考古资料的丰富性。文物考古工作则是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工作内容是研究相关的出土物品。地层学控制理论是文物考古的重要理论依据，据此来推断文物的出土空间分布。文物考古首先要审查遗迹单位，判断出土文物的年份朝代，再依次关注文物出土的微观空间分布和区域空间分布，考虑遗址废弃的对应过程。所以，考古学家要依据所出土的文物来不断审视过去对历史的解读是否有误，并依据已掌握的史学资料重新判定解读历史，还原史实。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考古资料也在不断丰富，历史的真相终将会被还原。
（二）提升人类的精神文明素养。文物考古工作不但可以丰富史学资料，还能还原历史真相，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有利于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以及人类精神文明素养的提升。历史文化等待着人们的发掘，同时也需要人民群众的保护。每一处遗址都需要当地人民以身作则，齐心合力的共同守卫。当地人们要积极学习了解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并将文化的精髓与气魄发扬光大。现阶段有许多的考古工作都从实际出发，主动寻求当地人们的帮助，积极宣传考古活动，来帮助广大人民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遗址，传承历史文化的精髓，把保护历史文物的工作变成自身的自觉行动，从而提升个人以及全人类的精神文明素养。
三、文物考古工作的现状
（一）忽视中原文化区的重要作用。我国的文化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我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未曾有哪一种文化一直占据着我国文化的主置，各个民族、各个学术的文明文化争相迸发、繁荣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态。我国史前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已经被广大考古学家逐渐接受并赞同，这是我国考古界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在认同史前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仍要注重中原文化区的重要性，不能磨灭中原文化区在传承历史发展，沟通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中原地区文化是各个文化交汇的核心位置，是古代文明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的中心地区，所以，研究中原文化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余的文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文化奥秘。
（二）考古研究工作尚在起步阶段。现阶段，考古研究工作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对遗址的发掘与文物的整理及分析方面，并没有发挥为社会服务的作用，也没有展示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我国的考古研究工作尚且停留在起步阶段，考古内容比较单一，没有将传承文明、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发展社会文明的工作与考古工作相连接，更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考古工作的附属产业文明也处于萌芽阶段，我们要将考古工作发扬光大，不但要保护文物不受侵害，同时也要让民众了解考古工作，要不断发展文物鉴定、修补、拍卖等附属产业，也可以组织考古现场的观光旅游活动，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能增长人民大众的见识。
（三）考古设备匮乏，科研环境简陋。考古工作不但需要专业细心的考古工作者，还需要高级机械设备的支持。然而目前，我国的考古研究院缺乏相应的机械设备，许多珍贵的大型文物仍然需要人工运送，严重影响了考古作业的进程，危害珍稀文物的安全。即便是国内最具盛名的考古研究院在保护文物、规划陈列空间、从事研究活动等方面也存在种种弊端，这会使考古工作存在漏洞，影响文物的收藏与保护，甚至会造成文物受损，失窃等严重的后果，对探究文物，审查历史等科研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
四、提升文物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一）提升考古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层出不穷。这些高科技为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考古资料，为考古提供了许多新方向和无限的可能性。目前考古工作者所掌握的考古技术，积累的考古经验已经远不能满足考古工作的需要了。因此，考古工作者不能固步自封，止步不前，应当积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更多的考古内容和要点，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工作热情来进行工作。
（二）加强考古工作的日常管理。考古是国家组织的追溯历史，发掘古物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行为活动，因此，在从事考古工作时，要在法律的规定和指导下，依法加强对考古工作的日常管理。对于审核考古勘探资格的人员，一定要仔细考察，切不可敷衍了事，要重点考察其所具有的文物考古知识，和勘探流程步骤以及考古时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要对考古勘探工作实行质量控制管理，实施勘探工作监理制度，可由监理单位对考古工作全程监管，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建设现代化的考古研究院。时代在变化，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考古工作也要符合时代的发展规律，不断的更新换代。因此，考古研究院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增强考古研究的配置，要根据考古发展的需要，建立完善的考古研究室、标本陈列馆、考古中转站；要注重保护考古研究的工作基地、及时整理工作场地，清理实验室。要将制度建设与自身发展相结合，不断完善规章制度，确保项目管理、保障经费、安全保障、储存资料等各项工作能够正常运行。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在考古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许多空白已被填补、有许多未解之谜也被揭开面纱，考古的方向已逐渐增多清晰。我们要珍惜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财富，在考古时，要严格遵守考古规定，认真总结经验、理清思路、明确目标，仔细勘测，为促进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6
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产生的时代原因是什么？其学术渊源为何？顾先生的这一思想及其史学研究实践在学术上有何得失？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五四”时代精神的产物
中国的封建史学虽没有象西欧中世纪史学那样沦为寺院的编年体，但两千年来它始终为儒学经学所支配，其中充斥了宗教迷妄。虽然曾有这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几、郑樵、顾炎武、崔述、章学诚等，对这笼罩着神学光环的正宗史学进行过斗争，提出过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史学观点，但他们总是被正宗学者攻击为“非圣无法”、“妄诬圣哲”，他们的进步史观总是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而遭到无情压抑。这样，终二千数百年封建之世，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一直是支配中国史学的统治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倡导政治革命的同时，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他们高扬“史学革命”大旗，学习、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提出自己的历史理论，对封建史学进行批判，形成对传统史学的冲击。但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北方的不成熟性，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思想家、史学家在同封建传统史学进行斗争时，不可能最终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往往以儒家经学为形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编著《中国古代史》的夏曾佑，既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述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又不能不固守今文经学的传统观点。又如首倡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梁启超，最终也向封建文化妥协。因此，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支配中国史学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文化革命。当时，许多进步思想家揭橥民主与科学旗帜，全面抨击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与封建传统文化。他们“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1），在他们猛烈的进击下，儒家思想及一切封建偶像的权威发生了动摇。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历史学家们挣脱儒家经学桎梏，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必然有着其所以产生的深刻原因。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震动史坛的疑古思潮，也不例外。顾先生的学术活动开始于1920年，以疑经辨伪、考研古史为主要内容。他既不像十八世纪的汉学家那样，为逃避现实而躲入故纸堆里做草木虫鱼的烦琐考订，更不像混迹于当时社会中的封建余孽那样，为对抗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叫卖国粹。“五四”时期，顾先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深受时代潮流的激荡，自觉地以摧毁封建偶像，打破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古史体系为己任。这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史学上的反映。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为了建设真实的、科学的古史体系，必须彻底摧毁这些偶像。顾先生自述疑古辨伪的目的是：“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2）
从摧毁封建偶像这一根本目的出发，顾颉刚先生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他的这一古史观，包含有三个意思：第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虽不能知道某一件史事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史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3）在答复刘掞黎、胡堇人二氏的质难时，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探明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只有这四个打破，才能使我们不上战国以来封建文人的当，才能真正突破儒家经学的桎梏，建设起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4）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国古史的这些基本观点，冲毁了二千多年来儒家精心营造的古史神庙，使历代相传的君统、道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的一次深刻革命。许多历史学家，在顾先生疑古思想的影响下，抛却了传统观念，树立起必须以理性尺度重新衡量一切史料的信念。他们不仅不盲目信古、从古，而且逐渐地由疑古而释古，又由释古而考古，逐渐地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这就使中国古史研究走入了一个新天地。
二、疑古思想的渊源与特色
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它是与封建正宗史学针锋相对的。比如汉代司马迁，在汉儒“天人之学”盛行的年代里，他不以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学世界观阐述历史；而是“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求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轨迹。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批评《尚书》“略举纲维，务存褒贬，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其史料价值连诸子百家之书都不如。清代姚际恒著《九经通论》，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典章制度、文体句式等各方面考辨古书真伪，把儒家经籍区别为“别伪”、“存真”两大类，说《易经》、《周礼》皆系后人伪造，绝非圣人之言。这些古代学者，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没有能够脱离儒家经学樊篱，但他们不盲目信古从古，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相对地动摇了儒家经学的权威，从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疑古疑经、辨伪求真的优良传统。顾颉刚先生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的疑古思想。
1920年，顾颉刚先生写成最初的学术论文《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并由研究郑樵而开始接触姚际恒、崔述的著作。他又通过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对古往今来作伪与辨伪的人物、事情获得了清楚的认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顾先生写道：“古人太没有历史观念了，所以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史料。”正因为缺乏真实的史料，所以史书中便“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5）所以，顾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便应当是搜集史料，审定史料。我们不仅要继续从事古代学者做过的辨伪工作，而且我们的辨伪工作一定要比他们更进一步。古代学者辨伪有一个根本缺点，就是“必要拿自己放在一个家派里才敢说话”（6），这就不可能真正摆脱人话、鬼话、神话兼而有之的儒家经学的束缚，其结果是没能做到真正的辨伪，而且在辨旧伪的同时又造出了许多的新伪。我们生活在扫除了一切封建偶像的思想解放的时代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异己力量可以禁锢我们的思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尽量发出，别人的长处择善而从，不受家派的节制。”（7）因此，顾颉刚先生提出想做三种书：《伪史源》、《伪史例》和《伪史对鞫》。他说：所谓“源”，就是伪史的“递变之迹”；所谓“例”，就是造伪者的心理，即伪史所以能成立并流传开来的原因；所谓“对鞫”，就是把造伪者相互“牴牾的话集录下来，比较看着，教他们不能作遁辞”（8）。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封建史学全部失其之点，也才能使今日与未来的新史学成为建筑于真实基础上的历史科学。因此，同古代学者疑古惑经、辨伪求真思想相比较，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确是一种彻底的去伪存真的理论主张。
历代具有疑古辨伪观念的进步史家中，对顾颉刚先生影响较大的是郑樵、姚际恒的崔述。顾颉刚先生曾自述：“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解释。”在郑、姚、崔三人的启迪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9）这里，特别值得我们论析的是崔述对顾颉刚先生的影响。崔述（1740—1816年），字东壁，是十八世纪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在乾嘉之世，在以烦琐考据为最大特色的专门汉学盛行的年代里，崔述“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既不象汉儒固守家法师说，亦不似宋儒专以己意讲求义理，而是远承司马迁治史之法，坚持“考而后信”的求实立场。他竭毕生之力著述而成《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以为实言”（10）。他以“经”为信史，以经书里的记载驳斥诸子及后儒附会于古史中的种种神话传说，相以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崔述的研究方法及古史观点，给予顾颉刚先生以重大启示。他们疑古的方法、研究古史的方法，都是“剥皮主义”的方法（11），这种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进化特色。他们因为深信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信有什么“三代盛世”那样一个灿烂的上古时代；他们不仅怀疑上古时代、而且认为这传说中的古史体系是随着历史的流变而逐渐造成的。崔述说：“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12）顾颉刚先生则说：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只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代，到汉以后有盘古（13）。如果我们把崔、顾二氏的观点作一比较，则不难看出他们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论述时所取例证都甚相似。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史学史上疑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的疑古思想又深受晚清今文经学家思想的影响。今文经学是晚清的一股学术思潮，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均有很大影响。晚清今文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晚清今文经学家打破儒家所谓孔子以前“道统”与“王统”合一，孔子以后“道统”与“王统”分离的传统观念，认为古文经学家讴歌的三代质文礼制并非真正存在于古史上的典章制度，而是周、秦诸子托古改制的理想。第二，晚清今文学家否定了古文经学家的退化史观，指出历史的发展只能是时愈久而治愈隆。第三，晚清今文经学家不相信古文经学家的经典和经说，认为古文家特有的经典（如《周礼》、《左传》等）和经说（如费氏《易》、孔氏《尚书》、《诗毛传》等）都是伪书。总之，晚清今文学家以其进化史观转变了中国史学的风气，以其大胆的怀疑精神诱发出人们要求对一切古史作重新估价的愿望，诱发出人们要求在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古史、探明古史真相的愿望。所以，可以说晚清今文经学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文化的动力”（14）。
从学术渊源上看，顾颉刚先生曾从康有为的思想中获得直接启示。他曾服膺于章太炎的学术，愿意随从章氏学风，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但自从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虽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很不信服，但对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大胆的怀疑精神怀有十分的敬意。顾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之说是极恹餍理的，康有为关于“六经”中掺杂着许多儒家托古改制政治观念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说：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使人“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实在比较从前的辨伪者进了一层”。他自己及整个古史辨派推翻古史的动机就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15）
历代疑古辨伪优良传统与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都对顾颉刚先生有过较大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顾颉刚先生与那些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学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区别。古代学者大多脱不出儒家范围，他们疑古、疑经、辨伪，都是极有限度的，其最终目的是捍卫儒家圣道。比如崔述，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位怀疑精神最为强烈的学者了，但他的信仰和孔际的气味仍很重，他的疑古思想中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儒家成见，他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只是他的手段（16）。康有为等晚清今文学家的疑古辨伪，也只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把自己塑造为现实社会中的改伪，是近代政治家的辨伪。顾颉刚先生做的是疑古疑经辨伪的工作，这从形式上看，与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经学家并无二样，其实却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们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17）顾先生致力于疑古辨伪工作，不是为了推倒封建偶像而树立别一种权威，而是为了彻底驱除传统史学中的宗教迷妄，考辨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建立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他在考辨古史过程中，毫无家派成见，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特别注重运用近现代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这是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方法论与学术成就
“五四”以后，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大流派。“信古”派，抱残守缺，坚持封建主义史学立场，是“五四”后中国史学界的一股逆流。王国维先生创始的“考古”派，把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参验，以甲骨证商史，以金文证周史，“补证纸上之材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18）他们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证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真实、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坚实基础。“释古”派，以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将史料融会贯通，“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19），不仅要阐明历史的真相，而且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信古”派持反对立场，力图扫荡不科学、不真实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派态度相近，力图建设真实、科学的古史体系。“疑古”派与“考古”派的工作，是“释古”派史学研究的前提。所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及其学术实践，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顾颉刚先生考辨、研究古史，运用的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法。顾先生学习并运用这些方法，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胡适。他曾说，二十年代初期，听了胡适的讲学，读了胡适发表的文章，不仅知道最合自己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而且从中领悟并接受了史学方法。这方法就是考辨古史，“不但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逐渐演变的线索”。研究历史，必须“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20）但是，顾先生与胡适又有着本质区别。第一，“五四”前后，胡适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21），但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作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在政治上是始终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顾颉刚先生继承胡适早期思想中反封建的积极因素，而对于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政治立场是反对的。顾先生曾宣称：“我自己决不反对唯史观。”“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22）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顾先生以“下学”自居，而把具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史家誉之为“上达”，愿把自己疑古辨伪工作当做科学史家研究历史的初步准备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见解。第二，胡适的方法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他研究历史，虽有一点成绩，但最终是绝不可能探究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他只是把史学作为自己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胡适虽然对顾颉刚先生有过影响，对疑古思潮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自己却堕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丧失了早期的反封建精神。顾颉刚先生承受了胡适方法论中的积极因素，因而扬弃其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他坚信历史是可以认识的，甚至认为伪史料也有其作用。他的疑古思想中，始终包含着一种“求信”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王国维先生的“考古”，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把建设可信的、科学的古史体系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
顾颉刚先生认为，传统的古史体系“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23）。我们今天研究古史，首要工作便是摧毁这漏洞百出的古史体系。他认为，“历史演进法”正是整理、研究古史传说的钥匙，正是解决古史中许多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只要用了看角色的眼光看古史上的人物，便可以知道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层次。”（24）“历史演进法”虽未必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运用这方法研究历史，确可在某些方面揭示历史传说变迁的轨迹。比如：顾先生引《诗经》中《商颂》、《大雅》等资料，说明西周至春秋初年，人们对于古代历史并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于意识之中，更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到作《论语》时，有了禹，并且禹之前有了尧、舜，但这时的尧、舜还是受人推崇的理想的古王，并无事实可称道；而到作《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时，尧、舜的名下已被人们记载了许多王功圣德，这人化的圣王似乎确实曾存在于远古时代的了。自战国以至西汉，人们出于种种需要，充分创造伪史，不仅进一步使尧、舜人化，而且在尧、舜之前又加上许多帝王名号，终于形成了盘古、天皇、地皇、泰皇、庖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古史体系（25）。在这里，顾先生运用“历史演进法”分析传统的古史体系，虽然没有能揭示中国古史的真相，但说明了传统古史体系的不可信，并通过对传统古史体系形成过程的剖析，说明了各时代的人伪造古史的原因，这对春秋至秦汉的政治史、学术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有破坏的一面，也有建设的一面。他研究古史，破坏了传统的封建古史体系而建设起真实可信的战国秦汉政治史、学术史体系，他的《汉代学术史略》（即《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战国秦汉人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名作，至今读来仍给以不少科学的启迪。他研究经，摧毁其神圣地位，而确立其在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他的不少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当然，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虑到考古实物。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对此，顾先生自己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说：“我所研究的材料”，“不是古代的全部材料”，“不完全为真材料”；“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所以，我们如果结合现在考古学的材料来看顾颉刚先生当日的观点，就必然会觉得其疑古太过，甚至会认为他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了。但这是不能苛求顾先生的。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正日益高涨，顾颉刚先生以摧毁传统的古史体系，破坏封建史学为职志而提出自己的疑古思想，这是有其时代必然性的。另方面，考古学在当时才开始显露昌盛之势，尚未被历史学家充分认识。在此学术条件下产生的顾氏疑古思想，不能不说是卓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点破了。”（26）
[注 释]
（1）《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4）参阅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同上书。
（5）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7）同上。
（8）参阅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同上书。
（9）《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
（10）崔述：《考信录提要上》。
（11）参阅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古史辨》第一册。
（12）《考信录提要上》。
（1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14）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6）同上文。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王国维：《古史新证》。
（1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20）参阅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1）参阅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2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4）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