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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发展史范文1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考古学发展史范文2
一
十九世纪中叶，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史前技术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一分期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汤姆森的三期说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对欧洲考古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激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节"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sì＠①，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之前者断然也。"（注：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很遗憾，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风的兴盛而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第十六部分专论清代的金石学。他认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种学问"，并列举了一些研治金石学的荦荦大家，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名家名作。梁启超把清代金石学研究分作几派：其中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黄宗羲一派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此外尚有翁方纲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学范围扩大，考证商周铜器的"金文字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因为"储器文字既可读，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同时对美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启超特别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虽然"惜文至简，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简牍的发现，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起了推进作用。
此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论史料》中评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说意大利庞培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对中国古代遗迹遭到破坏则深表惋惜。例如钜鹿城"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在这里，梁启超把史料的获得分作两部分：即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前者的性质，又可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这些史料均属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范畴。梁启超不仅重视历史文献，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这在当时实具先锋意义。 转贴于
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外学者欢聚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关于考古学的论文。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时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0一。 ）的讲演，在这篇演讲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学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梁启超希望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三
"现代考古学，最要者为田野工作，包括遗址的搜寻和发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此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赞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注：李济：《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和人类学专业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来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这时，李济也从山西发掘地回到北平，开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华园与梁启超相见，两人谈及邀请梁思永回国参加考古发掘事宜。后来，李济把西阴村发掘所得实物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做公开展览，王维国、梁启超参观了展览，并与李济做了热烈的交谈。
1917年1月10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二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极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他首先报告了西阴村考古发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谈到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等，还提到了著名的半个茧壳，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梁启超特别提到了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二人）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整理那76箱东西，"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注：上引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转贴于
考古学发展史范文3
20世纪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图1）主持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图2），不仅翻开了中国考古学史的第一页，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前陶器文化神秘的面纱。此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近三十年，随着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增多和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把杂乱无序、错综复杂的各地区史前遗址分为几个大区系和几十种文化，使中国史前陶器文化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遗址（图3）地处赣东北万年县大源乡的东南角，距长江南148公里，地质上属于喀斯特地形，高低起伏的石灰岩峰峦环绕着一块狭长的山间小盆地。仙人洞洞口呈外弧内凹状，开阔并向前平铺伸展，外高内底，入口处2米高，最宽2.5米，洞穴深40米，洞内面积较大，分成南北4个支穴。洞外郁郁葱葱的灌木林覆盖了整个山体，洞穴周围树木林立，小河流淌，山清水秀，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油菜花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地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很难想象20000年前我们的远古先民就居住在这座洞穴里，那时这里还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满布湖泊、沼泽，他们主要靠渔猎为生，采集野生植物果实和螺蚌一类水生动物充饥。尽管居住环境十分险恶，生活非常艰辛，先民却凭藉着粗笨的石器和棍棒，依靠群体的力量，坚忍不拔的毅力，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智慧，同心协力，与大自然抗争，顽强地在这座洞穴里生存了下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考古人员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1995年、1999年和2000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AFAR）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就发现于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吴小红教授、张弛教授、曲彤丽博士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维.科恩（David Cohen）博士等2009年在重新清理出来的考古地层剖面上采集了系列碳十四测年样品和地层微结构样品，确定碳十四测年样品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证实以前发掘的考古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或者后期活动的搅扰，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由此证实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0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图4），并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2012年6月28日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北京大学新闻网）。
经过对地处中国长江以南的江西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玉蟾岩早期陶器测年结果表明（图5、图6），其年代都不晚于公元前16000年，中国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并在冰期时才传播到日本和远东等邻近地区。此后，陶器在中国一直延续使用发展到今天，始终就没有中断过。当仙人洞陶器制成时，地球正处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是最寒冷的时期，陶器是由采集狩猎者制造，最初可能是被用作炊煮器，因此，测定颠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并带动了农业、家畜驯养以及磨制石器发展的观点。那时显然还没有农业，人类应该处于狩猎或渔猎阶段。所以，仙人洞陶器的发现在早期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为探讨现代人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史前陶器在人类陶器文化发展史上独特的地位。
陶器是为了适应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和远古先民穴居生活的需要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有“神农耕而作陶”或“神农作瓦器”、“女娲抟黄土做人”的动人故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从“摄取性经济”过渡到“生产性经济”，迎来了新石器时代的曙光。在太阳升起的东方，人们已积累了用火的经验，他们从偶然的发现中认识了水、土、火相融的特点，又从葫芦和枝条编成篮、筐的方法中获得了灵感，用原始模制技术和泥片贴塑法、泥条叠筑法开始制陶，烧制出了大量造型各异、美观实用、绚丽多姿、独具东方韵味的生活器皿、工具、礼器、乐器、人物、动物、玩具等陶器。
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中国史前陶器经历了长期探索、反复试验、不断改进、逐渐完善的漫漫历程，延续发展了16000多年。
公元前18000～公元前6000年是中国史前陶器的早期――萌芽初始期。
属于中国史前陶器早期的遗址有：地处长江流域的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吊桶环两遗址和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上山遗址，北方地区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阳原县的泥河湾虎头梁遗址，华南地区广西桂林市南郊的甄皮岩遗址、大岩遗址、岭南贝丘遗址，柳州大龙潭锂鱼嘴第一期文化，广东翁源青塘几处洞穴遗址、潮安石尾山等。而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是人类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
考古学发展史范文4
关 键 词：设计史教师 文化素养 作用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史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设计史课程不仅为艺术学其他课程的教学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同时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作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知识的铺垫。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设计史所体现的多学科交织的特点、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等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设计史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一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教材的整体把握。设计史课程的特点首先应该是历史，历史学的素养在设计史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历史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对设计史的学习和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古代设计的发展史与古代历史的发展演变的线索、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设计的发展不以社会性质的变迁和社会变革为依据，但是影响设计发展的决定作用应该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变化。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迁移对设计的影响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介绍设计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正确理解设计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是十分必要的。设计发展史同这一时期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wwW.133229.cOm相反，设计运动的迭起、设计探索的推进，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是分不开的。阿伯特·博姆认为：“传统的艺术史把物象孤立起来研究，把它作为几乎独立存在的现象来对待。而社会艺术史在探索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置于广泛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背景中来研究。”①因此，具有社会历史学的理论素养，就可以对设计史的内容进行高度综合和概括，进而在宏观方面对其内容进行把握。
二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和设计作品的时代特征进行正确的阐释和评价。对传统文物艺术品及物质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教学过程中的背景知识，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和阐释设计史有关问题的必要知识。艺术教育家艾迪斯和埃里克森认为：“有些艺术教员不单向学生展示历代的艺术作品……把孤立的画家及作品和时代、地域联系起来，这样理解艺术史就有了基础。”②归根到底，艺术设计是通过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合成手段，创造着人们的全新生活，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
中国古代的艺术设计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夏商周的礼制性设计艺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是其设计的内在根源。中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变化在许多历史时期都和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有关，形成了多个时期艺术设计的多元交融的时代特色。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征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和艺术设计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设计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对艺术设计史中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完整而透彻地阐释影响艺术设计的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学生才能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理解当时的艺术设计。可以说，设计史教师文化品位的高低是决定设计史课程教学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设计史文献史料和设计史术语的正确解读。在教学和研究中，设计史课程也要使用多种学科的教学手段和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设计史的内容和材料大多为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对考古艺术品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设计史学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具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内容有相当的部分与设计史研究的内容相重合，其对新兴的设计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的参照作用不言而喻。
对设计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而对文献史料的准确理解又需要历史文献学的相关知识，所以，历史文献学对中国古代设计史的研究与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设计史教学和研究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难以解读的史料。因此，设计史教师加强历史文献学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设计史教学中还会遇到很多考古学、古生物学、神话学及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对这些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解释，关系到学生对设计史内容的正确理解和教师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鉴于此，对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是设计史教师应该负有的责任。
四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思想和设计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艺术设计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既涉及材料、技术，又涉及方法、观念；既是艺术，又是科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与自然科学相关；既有实用功能的限定，又有审美的心理的要求；既有文化的传承，又要求创新。因此，如何对以往的设计思想进行概括与提炼，关系到在教学中能否达到因材施教、深入浅出的良好教学效果。
对设计思想和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教师必须掌握和了解哲学、美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陈乐民先生说：“任何学问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核心，是哲学。”③黑兹尔·康威也说过：“虽然对于设计史不同领域的划分反映了设计者的专业结构，但是在实践和理论中，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着很多联系。”④在对待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上，不能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加以概括和把握。
综上所述，艺术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与教师的文化素养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创意能力的培养要比技能教育更为重要。设计史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尤其是文史哲诸学科，对这些学科的学习和了解是设计史教师提高文化素养、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基本要求。
注释：
①albert boime.art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00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②艾迪斯·埃里克森著.宋献春，伍桂红译.艺术史与艺术教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考古学发展史范文5
在群星璀璨的区域文化中，河洛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耀眼的明星。与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点?又如何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进行了一一解答。
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围涵盖哪些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位置?刘庆柱：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区域文化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以今洛阳为中心，地理范围包括今豫西、晋南一带。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谓核心区域文化，就是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所谓根文化，就是国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区南部山区一带，近年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存，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史前区域文化。庙底沟文化(即庙底沟类型)孕育出河南龙山文化，继之又在庙底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被学术界认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国家的中心地区，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遗址充分证实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区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区。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遗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说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而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主要历史平台就在河洛地区。如果说庙底沟文化在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化，那么华夏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则在河洛地区夏商都城遗址得到考古发现的科学佐证。从三代的华夏文化，到汉唐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函谷关从灵宝东移至新安，促进了汉唐时代河洛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一体化，使汉唐两京成为汉唐盛世的中心。汉唐时代河洛地区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宗教遗存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历史上的很多都城诞生在河洛地区，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影响?刘庆柱：从中国古都发展史看，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的布局，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的二元格局，宫庙政治性建筑的一门三道与一门四塾规制。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中最早的择中而立的典型，它们确立的范式一直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所延续。作为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历史物化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河洛地区的东汉雒阳城从汉长安城宫城与亚宫城并存发展为双宫城至单宫城，都城从西汉时代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与古代都城变化相对应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从西汉帝陵的坐西朝东改为东汉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结构由西汉帝陵陵园的帝陵与皇后陵的同茔不同穴、二者各置一个陵园，变为东汉帝陵的帝后同穴。东汉都城与帝陵的上述规制变化影响深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所基本继承。
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文化，至秦汉时代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河洛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集中反映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从长城地带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发展的政治、文化格局，从华夏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区被北魏王朝认同，河洛文化也成为多民族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鲜卑人统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区，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孝文帝营建的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和郭城组成，北魏洛阳城三城制取代魏晋洛阳城、两汉都城与先秦都城的双城制，从古代国家层面完成了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帝国时代的两汉都城与魏晋洛阳城的双城制和帝国时代的时间差，应该是物质文化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决定的)，并为此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袭。
考古学发展史范文6
关键词：春秋时期；美金，恶金；青铜；
一、问题的提起
“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国语·齐语》载：“桓公问曰：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鞺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诅、夷、斤、斫，试诸壤土。甲兵大足”。相似的文字，还见：厂《管子·小匡》：管子答曰“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诅、夷、锯、斯，试诸木土”。《管子》的记述，约源出于《国语》。文中所记，乃春秋中叶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与管仲的问答之语。
关于文中“美金”、“恶金”之所指，1952年郭沫若先生在有关中国奴隶制时代的论述中曾做了如下解释：“所谓‘美金’是指青铜。剑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铜铸造的。所谓‘恶金’便当是铁。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2]（P33）来，郭沫若先生又多次重申这一解释，“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之前，品质赶不上青铜，故有美恶之分”。[2](P203)并以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作为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和封建制分界的一个铁证。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持与此类似的观点。如李剑农先生也认为：《国语·齐语》的“所谓美金，即为青铜器，恶金当为易于酸化之铁。《国语》所言若可信，则在春秋时期，农器已有用铁为之者”。[3]（P26）杨宽先生也赞同此说。[4]史学大家的上述解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之者甚众。对于这样的解释，虽然也有考古学家提出过质疑，认为：《国语》所言之“美金是指优质铜，恶金是指劣质铜”，[5]但终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那么，先秦古籍中的“美金”和“恶金”究竟应当做何种解释呢?尤其是“恶金”究竟是指青铜还是铁呢?虽然有三国韦昭“恶，粗也”的注释，但仅仅从文献到文献进行考证，现在看来已经难以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有鉴于此，这里拟从考古学上对“美金”和“恶金”进行新的解释，作为一种尝试，以就正于学术界。
二、“美金”是青铜、“恶金”也是青铜的考古学阐释
将“美金”释为青铜、“恶金”释为铁的立论依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先秦时期，剑、戟等上等兵器都是用青铜铸造而不用铁制造；其二，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农耕具；其三，未锻炼成钢的铁，品质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故有美、恶之分。如果历史事实确如此，将“美金”和“恶金”分别解释为青铜和铁未尝不可。然而，大量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历史图景，却与上述认识相去甚远，甚至是相反，促使我们不能不对前人的解释进行反思。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我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就中原地区来说，①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器的冶铸已趋向成熟，从而进入到青铜器时代。[6]至于我国古代的人工冶铁，就中原地区来说大致始于公元前8世纪初的西周晚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公元前5世纪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7]因此，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期，是我国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铜铁并用时期”。齐桓公和管仲主要活动于春秋中叶，《国语·齐语》所记管仲相齐之事正发生于这一时期。因此，本文对有关考古发现的梳理和考察即以春秋时期为主，前后兼及商代、西周和战国时期。
首先，考察先秦时期的兵器。在我国古代，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兵器就开始了它的青铜器化进程。在整个青铜器时代，无论是戈、矛、剑、戟、斧、钺还是箭镞等，各种兵器主要都是用青铜制造的。即使进入到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各种兵器仍然主要是青铜制品。这已经为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人工冶铁的出现和铁器时代的到来，兵器随之开始了它的铁器化进程。我国目前发现的中原地区最：为古老的人工冶铁制品，主要是兵器。如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3件人工铁器，年代为西周晚期，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其中包括玉柄铁叶剑、铜内铁援戈和铜骰铁叶矛各1件，均为兵器。[8](P126、530)就整个春秋时期的铁器来说，铁兵器也有相当数量。据初步统计，迄今发现的可辨器形的春秋铁器计51件，其中铁兵器为18件，约占总数的35％左右，包括铁剑、铜柄或金柄或玉柄铁叶剑、铜内铁援戈、铁铤铜镞等。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剑，整器用碳钢锻造加工而成，[9]是目前所知最为古老的全铁制兵器，说明春秋晚期全铁制兵器已经出现。进入战国时期，兵器的铁器化进程大大加快，到战国晚期铁兵器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全铁制剑、戟、矛、殳等大量应用，并且出现了铁制防护装备——胄。如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的44号墓，就一次性出土铁胄、剑、矛、戟、短剑等铁兵器51件。[10]正是西周晚期以来铁兵器的逐步发展，为我国古代兵器在汉代基本实现铁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这就表明，商代、西周的金属兵器的确主要是青铜制造的，但西周晚期随着人工冶铁的发生，铁制兵器也随之登上了历史舞台；春秋战国时期，兵器不仅用铁来制造，并且随着铁器工业的发展，铁制兵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与日俱增，开始了逐步取代青铜兵器的进程。
其次，考察先秦时期的青铜农耕具。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我国商周时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青铜冶铸业获得了高度发展，但青铜农耕具的发展相对迟缓。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虽然始于公元前2l世纪前后，但早于公元前16世纪的青铜农耕具迄今在中原地区尚未被发现。商代和西周时期，与青铜礼器、兵器及车马器的普遍应用相比，青铜农耕具无论种类还是数量虽然都十分有限，并且在当时的农耕活动中没有大量应用，[12]但青铜农耕具的确是存在的，主要是用作砍伐的斧和锛，用于土作和田间管理的铲、锸、锄、镬、镐和犁铧等，以及收割工具镰刀和铚刀等。尤其是到了春秋时期，青铜农耕具的种类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这一时期青铜农耕具的考古发现地点大大增加，出土数量明显增多，类型也趋于多样化了。[13]譬如，江苏六合县程桥2号春秋晚期墓出土青铜锸、铲、凿、齿刃镰刀各1件；[14]安徽舒城县九里墩春秋晚期墓出土铜斧、锛、铲、齿刃镰刀等青铜工具计15件；[15]安徽涡阳圣方楼一个东周时期的铜器窖藏出土铜锸、镬、镰刀和侄刀等农耕具80余件以及其他青铜器。仅就青铜镰刀来说，春秋时期既有锋刃镰，又有齿刃镰，仅齿刃镰刀(据1985年的统计)就至少在20多个地点发现55件以上，并且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式。[16]到了战国时期，青铜农耕具才同其他非金属农耕具一起，随着铁制农耕具的逐步普及而趋于消失。很显然，青铜虽然贵美，但在商周时期同样用于农耕具的铸造——尽管其种类、数量及应用程度远远不及青铜礼器、兵器及车马器等，尤其是春秋时期青铜农耕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是农耕活动中金属农耕具的主体。
最后，考察先秦时期人们对青铜和铁是否存在“美”与“恶”的认识问题。一般说来，未锻炼成钢的铁，其性能的确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这是事实。但如上所述，铁器出现之后的春秋时期，青铜和铁同样都用于兵器和工具的制造，由此看不出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存在着美与恶的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得出青铜是美金、铁是恶金的结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西周晚期虢国墓出土的玉柄铁叶剑和铜胶铁叶矛，经金相鉴定，铁叶部分均为块炼渗碳钢制品，也就是说至迟在西周晚期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炼钢技术。[17]所以，以为春秋时期尚未掌握将铁锻炼成钢的技术而将铁指称为“恶金”的推论，显然不符合当时冶铁技术发展的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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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中原地区，是相对于周边地区而言、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并包括长江中下游等周围地区在内的广义的中原地区，亦即东周列国的统治区域。
考古发现的铁器的出土状况，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人们对铁的认识和铁器的使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三门峡虢国墓地西周晚期的2001号墓为一座七鼎墓，并附葬一座埋葬13辆车和64匹马的车马坑，墓主人为虢季，是虢国的一代国君。该墓出土玉柄铁叶剑1件，发现于椁室西南隅，与铜箭矢等铜兵器放置在一起；铜内铁援戈1件，与其他铜戈一起混放在椁室西北隅。三门峡虢国墓地2009号墓出土铜内铁援戈、铜胶铁叶矛、铜銎铁锛和铜柄铁削刀各1件，墓主人为虢国一代国君的虢仲。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早期的1号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有铜柄铁叶剑工件，以及铜鼎、甎、戈等铜礼器和兵器等，墓主人为秦国贵族。[18]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的2号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兵器、工具、装饰品及马具等随葬品计200余件，其中包括金柄铁剑3件、金环首铁刀13件、金方首铁刀2件、金环首料背铁刃刀2件等铁器20件，以及大量黄金制品和玉器，墓主人为秦国贵族。[19]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晚期的10号墓为一椁两棺墓，随葬有铜鼎4件、编钟两套17件、石磬13件等170余件随葬品，附葬一座车马坑，墓葬的南侧棺室内出土玉柄铁匕首1件，墓主人为楚国贵族。[20]山东长清县仙人台春秋早期的6号墓，葬具为木制棺椁，随葬有铜鼎15件、簋8件、编钟两套20件、石磬10件等大量礼乐器，椁室内出土1件铁援铜戈，墓主人为邻国的一代国君。[21]其他出土有铁器的春秋墓葬，也大都是贵族墓。上述各墓中的铁制品，都是作为随葬品与其他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等一起被随葬的，并且墓主人都是贵族，甚至是一国之君。相反，春秋时期的大量小型墓葬中，却很少见到用铁制品随葬。或可认为，在春秋时期的人们看来，铁不仅不是粗劣的“恶金”，反而可能是一种贵重金属，为大小贵族所喜爱。在战国时期，铁制品仍为贵族所喜用。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早期的工号墓，墓葬主室木棺内入骨近旁出土铁带钩5件，形制各异，大小有别，或镶嵌有金板和玉片，或用金粒和金银丝错出夔龙、卷云、蝉纹等精美的图案，墓主人为相当于士大夫的贵族。[22]湖北江陵望山战国中期的1号楚墓，墓主人身份为下大夫，墓葬的椁室中出土铁质带钩2件，均用金片和金银丝镶嵌出精美的花纹。[23]类似的错金银铁带钩，在河南汲县山彪镇、郑州二里岗、辉县褚邱村、山东曲阜鲁故城等地的战国墓中也有发现，并且这些墓葬大都属于大小贵族墓。墓葬中发现的这些铁带钩，与一般的随葬品有所不同，它们是作为墓主人的服饰穿戴在死者身上被埋葬的，一般说来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物品。很明显，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铁并不是一种劣质金属，否则，人们是不会在铁制品上镶嵌美玉或用金银错饰出精美花纹的，统治者更是不会日常使用的。
综合起来看，在春秋时期，戈、矛、剑、戟等兵器不仅大量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尤其是当时的金属农耕具主要是青铜制品；[24]（P12）随着西周晚期炼钢技术的发明，人们不仅没有把铁视为劣质金属，反而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将其视作贵重金属，至少是与青铜等而观之的。因此，把“美金”和“恶金”分别解释为青铜和铁，尤其是把“恶金”解释为铁，显然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那么，“美金”和“恶金”究竟所指何物呢?或许所指皆青铜也。一方面，春秋时期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人们对于铁的认识还不够完善，铁器的生产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还有限。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青铜冶铸技术和生产发展到了高峰阶段，人们对青铜的认识已经相当成熟。《周礼·考工记》“金有六齐”的记载和现代冶金史学对青铜器合金成分的研究表明，当时的青铜工匠对青铜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通过控制铜、锡和铅的配比铸造出具有不同性能特点和用途的各种青铜器，[25]（P72—74）青铜器在材质上是有优劣之分的。有鉴于此，或可认为《国语·齐语》中的“美金”和“恶金”指的都是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三、余论
如果上述关于“美金”和“恶金”分别是指优质青铜和劣质粗铜的考古学阐释可以成立，那么就提出了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先秦古籍考释的方法问题。
我国的先秦古籍数量大，内容丰富，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从总体上说，先秦古籍大多言有所据，是可信的。但是，有不少先秦古籍或因为所记之事年代久远，或因为成书时间较晚，致使材料真伪杂糅，论述有同有异，或者语言过于简略而语焉不明，虽经汉代以来历代史家对先秦古籍不断进行整理、注疏和校勘，但仍有不少内容不甚明了或不知应作何种解释，成为学术界对某些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物质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近代考古学产生之前，对先秦古籍的研究只能采用从文献到文献的办法去注疏、辨伪和考据。在考古学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并不断发展的今天，采用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成果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先秦古籍，一些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或难以解决的难题，可能就会易于解决了。
自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来，研究先秦历史的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注重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结合了，并且实践证明这种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有效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充分运用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6]（P19）同样，在先秦古籍的考释上，尽量吸收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与传统的方法有机结合，应当说是实现先秦古籍研究不断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有必要大力倡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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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good metal" and "bad me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