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知识范文1
能否享受文学生活是衡量人生活质量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小到个人，大到民族，都是如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懂得享受文学生活的民族，文学承载着民族文化，传达着民族的心声，是国人的精神家园，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为建设好这个家园出力。这一道理古代文学研究者都懂。但是如何出力，很多人可能没有思考过。我想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国人提供新鲜而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用理工科学者的话就是“注意知识的转化”。知识是生活前提，没有某一方面的知识，就没有某一方面的生活。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新的成果，但是很少有学人致力于把这些成果转化成教科书上的知识。结果是，古代文学研究日新月异，进入教育系统和公众传播系统的古代文学知识却陈陈相因，甚至存在许多不准确之处。首先说不新鲜。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在特殊意识形态作用下，古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阐释模式，以人民性为内容标准，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艺术标准来评价所有的作家作品。“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成了不可移易的经典描述。那个时代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种特殊的阐释模式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已被彻底抛弃，但是在众多中小学教科书中（包括部分大学教科书中），在中国中小学教师的传授中，李白仍然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仍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次说不确切。笔者几年前偶尔翻女儿新发的初中语文课本，是苏教版的（很权威的版本），课文选有柳宗元的《黔之驴》，心里很高兴。我在1984年考研时就是靠这篇初中时背的课文而答上“默写唐宋八大家一篇古文”一道大题的。可再看一下课文所归入单元，就高兴不起来了。单元名称竟然是“动物世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语文读本3》对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赴河陇》、《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作背景交代是“：唐代开国以后，西域边关战事不断……”这一描述对第二首诗比较合适，对第一首就不是那么合适了。“河陇”虽然在西部，但毕竟不能和“西域”混为一谈。再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语文3》中对“秋兴”的解释：“就是借秋天的景色感物抒怀之意。”解释未必错，但很不贴切。“秋兴”是因秋景引发的诗思，强调秋景的兴发感动，而非先有诗兴再借秋景以抒怀。
造成上述知识陈旧和错误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很少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现有的编写者多是学习现代汉语的、现当代文学的和语文教学法的。由于知识结构所限，或是没有能力到众多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中找寻新知，或是不愿去寻找新知，有的甚至对教材中选不选古文都产生了质疑。一位曾主持中学教材编写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就公开表示没有必要把古文选入中学课本。理由是课本使用者是现代人，用的是白话文，何必要学古文？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心编写的，由开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语文读本》，共有六本，就一篇古文也没选。细碎的学科设置造成学者通识贫乏固然是形成上述局面的一个原因，但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知识普及和转化方面意识不强，努力不够，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大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非常重视创造新知，却不太重视将新知转化为常识。而常识作用是巨大的，一个人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大多数人对众多领域的了解仅限于常识。如果你和一个不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讲：宋以后也有好诗，甚至不比唐诗差，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其实费多少口舌，讲多少道理，都不如编一本《宋诗三百首》，或《元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清诗三百首》。如果选出来的诗真比《唐诗三百首》中的作品好，甚至超过那三百多篇唐诗，就会大大改变人们对这些朝代诗歌的印象。在很多人那里，五万首唐诗就是三百首唐诗，二十五万首宋诗就是三百首宋诗。文学史从来都是选家的文学史。但近些年来学者很少把精力花在选注选讲上。人们完全可以再选出一本与《唐诗三百首》不重复的水平丝毫不降低的《新编唐诗三百首》，但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大众了解唐诗还在使用清人的选本。
既然大众所需古代文学知识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知识选择好，更新好，传播好，就十分重要了。当你知道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生都需要了解这些知识时，当你知道需要这些知识的读者数以亿计时，难道你还能说这是不值得花费精力的小事吗？广大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发起一个“重读名篇，清理常识”活动，以几十年研究古代文学积攒起来的功力，把常见的名作重新读过，把积非成是的说法翻过来，把最新获得的知识加进来，把精彩动人的地方讲出来。常见的东西不见得没有问题。刘禹锡《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一首是否表现男女调情的欢歌？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否表现了一个女子苦闷的情思？李商隐《登乐游原》是否在感叹唐帝国将要灭亡？都有问题。刘禹锡善唱《竹枝词》，白居易《忆梦得》诗题下自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欢快的情歌如何能唱入令人愁绝的曲调？“道是无晴却有晴”一定是在使用南朝乐府的双关手法吗？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明明是写一个新嫁娘晨起刻意打扮，怎么就成了表现闺中女子的愁绪呢？更何况这首词是被人以“中吕宫”的欢快曲调演唱的。李商隐《登乐游原》写诗人因心绪不佳而登乐游原，登上后欣赏夕阳美景留恋不舍，怎么就成了感叹唐帝国将要灭亡呢？要注意把那些得到学人公认的成果转化成知识。例如关于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事迹的考证就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韦应物家族墓志的发现，我们就知道了韦应物的字是什么了。类似这样，孟浩然的字是什么？《菩萨蛮》是不是李白所作？学术界都有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应该成为可以传播的常识。
要注意把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经验传达出来，以提高民族的语文能力。例如发掘唐人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写景，如何抒情，如何叙事，如何议论，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如何使学生学会读诗，把诗歌的好处读出来，进而能以恰当的语言把这些感受表达出来，如何使唐诗的名言警句成为今天生活的话语，为我们今天人们的生活增加艺术的品味等等，都是需要学人花大力气琢磨的。由于考试的需要，中小学语文教材和教参的编写者一贯的想法是力图使语文变成一门他们所认为的科学，要在具有高度个性化和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类似于数学公式的东西来，结果眼睛只盯在字、词、句、篇（主要是层次结构）上，至于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审美韵味则说不好，也压根儿不想说。完整的艺术品被拆碎得不成片段，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变成了兴味索然的东西。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教会人们应该如何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p#分页标题#e#
古代文学研究者要积极宣传新的知识，自觉维护已有的常识，积极参与到各层次的教材和普及读物的编写当中，通过各种手段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施加影响。例如袁行霈主编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里的古文选取眼光就明显高于以往同类教材。《文学遗产》应该开辟专栏，发动学者监督大中小学教材中古代文学知识的使用情况，发挥权威刊物的批评和引导作用。批评可以避免知识上以讹传讹，引导可以使师生在教和学中有所归依。古代文学研究者要进一步改进古代文学知识的宣讲方式。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很吸引人，但讲古代文学时多爱讲故事，成了另一种“说书”，没有达到宣讲的最高境界。宗教界人士特别注意宣讲，历史上曾留下“石点头”、“天花乱坠”的故事。星云大师一场演讲下来，很多人立刻跟着出家。这种能触动人心的宣讲经验值得借鉴。应该把众多优秀作家作品的真精神讲出来，讲得令人心驰神往。古代文学研究界应该出现一批这样的宣讲家。
考古学知识范文2
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国际与国内动物考古学学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工作越发重视起来。从学科构成来看，动物考古学主要包括动物解剖学、埋藏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考古学等方向的内容。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来看，其动物考古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4］:(1)动物解剖学及埋藏学，即由陈全家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动物考古学》、《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藏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2)埋藏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即由陈胜前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考古学理论》、《遗址过程》;(3)环境考古学方向，由汤卓炜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环境考古学理论探讨》、《环境考古学文献导读》、《环境考古学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等。根据以上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学生可以更好地通过利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类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从而使其能够达到对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初步整理，掌握遗址内出土动物遗存的科学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方位、常见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方法等。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页标题#e#
考古学知识范文3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体位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考古学知识范文4
壹环境考古学产生的背景
对人类古老性问题的认识和进化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在18世纪晚期以前的欧洲，对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依赖于传统的《圣经》。“七天创世说”以自然和人类乃是上帝刻意之作的理论否认远古时代和原始人群，与此同时，在那个时期地质与古生物学所揭示的一些人类与灭绝动物共存的事实也被掩盖，以乔治•居维叶（GeorgesCuvier）、威廉•巴克兰（WilliamBuckland）为代表的一些地质学家宣扬“灾变理论”，一系列生命形式的进化被解释为上帝超自然的创造。然而，越来越多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证据使得《圣经》的解释与人类古老性问题备受争论。1785年，詹姆斯•赫顿（JamesHutton）为地质史提出了一种均变论的观点，认为从地质学上讲古代与现代情况类似，所有地质层都可以用长时间里一直运转的、目前仍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动力来解释。1830年到1833年间，查尔斯•赖尔（Charles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支持了地质变迁的均变假设。地质学上的均变论表明，过去是一个漫长和在地质学上并未间断的时期，其间有可能发生其他的事件。对人类古老问题的正视同样使生物进化的观点在一些科学家中被普遍讨论。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为科学和政治问题提倡一种一般的进化方法，环境这一概念也在他的推动下完成了从原本的浪漫与美学的范畴向具体和科学意义的转变。1859年11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这本书浓缩了近30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均变论和地质学的启发，大大推进了进化生物学的发展，广泛普及了自然选择的概念。18~19世纪，对人类古老性与进化论思想认识的核心在于：人们开始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去解释。另一方面，均变论与进化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可能透过现在的地质材料为重新研究过去提供条件，也可以用生物进化的过程来说明现代物种的起源与分布以解决古生物学上的演变。对人类古老性的认识和进化论成为后来环境考古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此时期发现的众多地层上的共存关系为后来的地层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均变论与进化思想是环境考古“将今论古”原则的一个重要的思维前提，而地层学则是考古学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
贰世界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
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19世纪中期，在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的欧洲一系列史前考古学实践，显示了当代考古学雏形的各种特征。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后期环境考古理论发展的渊源。斯文•尼尔森（SvenNielsen）是这一个地区最早过去的关注生存方式，并试图通过考古材料推断史前生存方式科学家。尼尔森运用模拟实验和民族志标本进行系统比对以确定石器与骨器用途的尝试，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论贡献之一。他还第一次将生计发展与技术变迁联系起来研究，这也许是用过程方法来解释史前变迁的最早例子。另一位科学家约翰•亚佩特斯•斯廷斯特拉普（JohannesJapetusSteenstrup）在发掘丹麦泥沼的过程中，揭示出一种森林变迁的方式。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初，斯廷斯特拉普开始意识到文化进化与环境史的联系，并在最后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分别与森林变迁的松树、栎树、榆树阶段相对应，完成了汤姆森三期说中的器物序列与环境变迁的对接。詹斯•沃尔塞（JensWhalsay）在1843年《丹麦的原始古物》一书中将汤姆森三期说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广，并将其与尼尔森和斯廷斯特拉普的发现结合到一起，从而对丹麦史前史作出了一种总体的解释。1846年以后，沃尔塞访问了不列颠和爱尔兰，对这些国家史前遗存的观察使他深信汤姆森的三期框架是可以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整个欧洲的。
19世纪50年代初，以沃尔塞、斯廷斯特拉普和约翰•乔治•福希哈默（JohanGeorgForchammer）领衔的丹麦交叉学科委员会对“厨庖垃圾贝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的研究中虽然没有就贝丘的年代达成一致，但内容涉及到古环境的植物背景、季节变化和动物驯化和人类行为干预等等方面，开启了考古发现与它们的古环境背景相结合的先河。他们整合了考古学、生物学和地质学方法来调查史前丹麦人是如何生活的，无疑是一次空前的超前性的尝试。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的发展为瑞士的重要考古研究提供了榜样。1853年到1854年间，由于冬季干旱，瑞士西部的一些湖面下降到空前的低点，将保存在饱水环境中的古代居址暴露出来。这些湖居遗址（LakeDwellings）为瑞士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人群在自然环境中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最终考订了他们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瑞士的研究比斯堪的纳维亚和苏格兰的研究有着更为优越的材料，为环境考古尝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中期，史前的考古学研究在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欧洲就已经具有当代考古学的雏形。虽然此时北欧考古学的根基是用考古材料结合运用共生发现物、简单的式样排列和地层学背景来建立相对年代学的能力，即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还停留在分类和分期上。但这一批北欧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已经颇为超前。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如进化论、文化———历史学、过程———功能方法论等有史前考古学特点的理论渊源。人工制品基本上不在以物论价，而是作为一种了解过去人类行为的信息来源和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依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北欧考古学家所用的这一套方法论，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普遍的接受与使用。
进入到20世纪的初期以后，与环境有关联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先后在世界各地展开。1905年R.Pumperlly主持在中亚土库曼地区的考古发掘时，第一次对恢复史前遗址的古环境进行了努力；1914年两河流域第一次完整发掘巴比伦王国城市建筑。科尔德维和安德烈发掘了巴比伦城和亚述城，成为生态考古的先声。1926年K.Brayn研究了新墨西哥史前人类生活与现代沉积的关系，探讨了美国西南印第安人史前社会环境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左右，英国率先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F.E.Zeuner于30年代在伦敦考古研究院建立了环境考古部，迈出了环境考古学系统实践的第一步。生态学在这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从建立到框架化的发展。这个时期生态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基于“过程———适应”理论的分类，生态学建立起一个以不同地理区动植物关系为基础的框架，各种生物的多样性和分布都被考虑，并相关联，最终为食物链、食物网和生态位等生态学概念作出了定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与考古学看似是独立发展的两个单位，但实际上生物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了模范，这一时期生态学“过程———适应”的理论为以文化生态学为基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对下一时期考古学理论的转变有很大贡献。#p#分页标题#e#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环境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已经初步包含了气候，水文，古动物群等古环境成分。但该时期大部分古环境研究，领域还不够广阔，针对环境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自然生物环境的描述和恢复，很少涉及古代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探讨。19世纪20年代之前考古学基本概念还未建立，20年代到30年代的考古学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考古学家倾向于从外部解释变迁，将其归因于传播和迁移，在具体的与环境结合的研究中，对人地关系或者人类对环境干预问题上探讨很少，比起之前19世纪中叶的北欧甚至可以说是退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人们研究环境变迁与考古学文化变化的关系时通常将考古学变化归结为环境变化或直接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看得很模糊，从而陷于“环境决定论”中，缺乏对环境、人类活动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系统探讨和人类行为在考古材料中的解释。另外，环境考古中研究的文化与这个阶段定义的“与人群相对应的遗存组合”的文化概念的不匹配（众所周知，考古学文化的区分标准主要是器物组合，但器物的变迁不能与环境的变迁直接画上等号），考古学文化所依赖的判定标准无法与环境变迁建立直接的联系的事实在当时的研究中也往往被忽略。
二、环境考古学的早期功能———过程阶段（主要是20世纪40~5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意识到，文化———历史的考古学方法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新的方法应运而生。这些新途径一般被称为功能论和过程论。需要注意的是，环境考古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考古学解释仍没有产生有效的支持。早在20世纪初期，地质学家杰拉德•德•吉尔（GerarddeGeer）就开始利用冰缘湖泊的叠压纹泥序列来为斯堪的纳维亚过去12000年来的冰缘消退断代，并得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历纪年校准的自然年表。使得将文化变迁不仅与序列而且可以与涉及的实际时间长度一起加以考虑。另一位瑞典人伦纳特•冯•波斯特（E.J.LennartvonPost）利用孢粉，改善了斯廷斯特拉普对冰后期植被变迁的先驱性研究。大约1916年，他得出了意在显示斯堪的纳维亚史前期相继阶段中各类树种百分比图谱，并对应于德•吉尔的冰缘地质年代学得出了更为精确的日历。孢粉分析方法是环境考古学发展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这种分析方法有着更高的效率，它不仅分布广泛而且为较大区域内的差异性研究提供了可能。1940年到1960年间，生态学方法主导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石器时代研究。孢粉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引入英国，并由生物学家哈里•戈德温用于考古学研究。类似的环境功能———过程论还被应用于探讨黄土堆积与聚落分布、粮食起源的绿洲与干旱理论、农业起源等等问题上，并涉及北欧、中欧、美国、俄国等等国家。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20世纪50年代左右，生态学进入了时空上综合研究的阶段。生态学研究从标准的分类方法转变成了注重相互过程的方法。人类学（包括考古学）也在此时相应地提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些对人类社会与他们的环境背景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促成了人类行为重要方面的一种功能———过程观点。这种方法鼓励进行古环境以及史前文化对这些环境进行生态适应的研究，认为自然环境对于适应种类会产生制约，导致对特定反应的性质产生可能的作用。
早期功能———过程阶段与环境考古密切相关的主要探索包括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经济学方法、格拉厄姆•克拉克（J.G.D.Clack）的生态学方法、泰勒（WalterTaylor）的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和威利（GordonR.Willey）的聚落考古。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偏离了传统的文化———历史学方法，并在后来试图仿效经济史学家的工作，寻找史前期普遍存在的经济趋势，并以此来解释传播的特定案例。他的研究结果展示在《远古的东方》（TheMostAncientEast1928）、《青铜时代》（TheBronzeAge1930）和《远古东方的新启示》（NewLightontheMostAncientEast1934）三本书内。柴尔德不只将文化变迁解释为技术发明的结果，他也留意影响采纳这些发明的广泛经济和政治背景，并将一些经济变迁解释成对环境挑战的反应（例如他赞同之前的绿洲理论）。这样一种经济学方法本质上含有一种多线进化的视野，虽然柴尔德的有些论证有着解释特定考古发现而非一般观察的嫌疑，但是他也从另一方面拉近了对史前文化进行静态重建与求助于外来因素解释演变之间的距离。在许多方面补充了功能论的另一种方法是由格拉厄姆•克拉克首创的。克拉克认为，考古学应该“研究人类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并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考古材料必须从功能观的视角来予以观察，并只有与社会关联才有意义。一个文化的基本功能或生活方式是要保证一个社会的生存，这意味着文化的所有方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著作《考古学与社会》（ArchaeologyandSociety）中，克拉克发表了一份流程图，将文化的各个方面与食物供应联系起来，后来又添加了生境（HABITAT）和群落作为生计之下的双重基础，这也许是最早发表的将文化与环境因素作为单一系统组成部分加以联系的图示。在《考古学与社会》中克拉克宣称，考古学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解释考古材料。在后来十年里，克拉克试图通过完善技术来发展他的生态学方法，并着重探讨了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1949~1951年间，克拉克发掘的饱水遗址———斯塔卡（StarCarr），他对这个遗址的研究堪称环境考古研究的典范。在发掘期间，克拉克撰写了《史前欧洲的经济学基础》，将生态系统概念系统地应用于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被克拉克视为相互作用，而经济则被定义为“对特定自然和生物条件所做的某种需求、能力、希冀和价值观调节”。在克拉克的引导下，考古遗址出土动植物遗骸的实验室研究，以及对它们从生态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阐释成为重要学科交叉的专业化趋势，并被诸如动物考古学、古植物学、生物考古学的名称所涵盖。
1948年沃尔特•泰勒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AStudyofArcheology）倡导一种“科学”的方法，认为应该将“为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变寻找通则”是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最终目标。泰勒在论文中声称，几乎没有几个文化———历史考古学家关注系统重建史前人类的生活或解释史前期发生了什么，相反，他们热衷于纯粹的“编年史”，进而指出，由于美国文化———历史考古学家有限的目标，造成了田野考古工作分析十分马虎，动植物遗存的提取和鉴定往往很不够，因此考古学家对古人类的食谱、生业方式毫无了解。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泰勒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建议在传统的调查之外，应特别留意考古材料的关联性和数量、空间分布、制作与使用方法……也必须收集有关遗址的古环境背景信息和民族志材料。泰勒试图从功能整合的文化形态来了解考古材料，“掇合方法”的一个独特方面是赋予了一个遗址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重要性，并强调了考古的目的在于运用证据重建史前遗址居民是如何生活的。泰勒的方法，使以前许多被人忽视的古环境细节被重新关注，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因此加以扩展。但与克拉克不同的是，泰勒并没有把文化看作一个生态适应性的东西。#p#分页标题#e#
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第一位明确采纳人类行为唯物主义观点的美国民族学家，他极大地增进了对生态因素在塑造史前社会文化系统中所发挥作用的了解。1938年，朱利安发表文章指出，“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应该设法了解文化变迁的性质，为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分析作出贡献。因此，考古学家必须停止专著与器物的形制分析，并开始利用他们的材料研究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形态的变迁。斯图尔特这种利用生态学方法了解文化变迁的理论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是现代环境考古的理论基础。受到斯图尔特和克拉克的影响，生态方法的重要性日益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已经有一批重要的研究项目有了多学科团队的参与，开启了利用考古材料详细研究人类历史上重要经济和社会转变的先河，如：布雷伍德主导的西亚农业起源研究、伊拉克的扎摩尔计划、特瓦坎考古学———植物学计划等。在聚落考古调查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是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计划中，他采纳斯图尔特的意见，运用聚落形态调查的方法。然而在对所收集材料的阐释上，威利选择视聚落形态为一种“对考古学文化作出功能阐释的战略性起点”，他进而宣称，聚落形态“反映了自然环境、经营者在其中采用的技术以及由文化所维持的、社会互动和控制的各种机制”。与斯图尔特不同，威利的研究将聚落形态看作人类行为诸多方面的信息来源而不仅仅是生态适应方式。威利在维鲁河谷的研究成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继汤姆森三期说把考古学研究的落脚点至于器物之上之后，威利的方法把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扩大为遗址。威利的成果激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复杂社会起源和发展进行深入的区域调查。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聚落对研究小型社会内部文化变迁以及对区域多样性和适当复杂性认识的价值，并被鼓励去研究人类行为而非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相伴的文化和民族身份。
从以上这些考古学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以后的早期功能与过程理论正试图通过内部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决定这些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关联、以及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功能———过程理论的出现，意味着人们的研究视线从之前的历时态转向了同时性，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关注系统如何按惯例运转而不在意对主要变迁加以说明。考古材料功能与过程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威拉德•利比（WillardFrankLibby）建立的放射性碳测年法导致了考古学家对器物排列和交叉测年的依赖性减小。日显技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对民族身份的专攻，被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变迁的充满活力的关注所逐渐取代。这一阶段的环境考古学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技术上有了一个焕然一新的面貌，对文化解释的关注与重视使环境考古的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一系列要求重视生态学和聚落分析的方法论扩展了环境考古的研究内容，高科技手段的发明则给予环境考古的研究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此时的柴尔德、泰勒、克拉克等人虽然意识到了要从内部来解释文化的变迁，但是却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方法。早期功能过程阶段的考古学理论仍然依赖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限制了对考古学材料和文化过程的解释。但我们仍应该看到，早期———功能过程考古学对文化研究兴趣的衰退和对行为研究兴趣的增强，不仅与其他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也预示着史前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进一步变革的到来。
三、环境考古学的过程考古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沃尔特•泰勒《考古学之研究》出版后的十年里，文化系统内部变迁的概念在美国考古学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转变一方面得到了来自考古学内部特别是生态学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的激励，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强调文化规律的新进化论人类学日趋流行的推动。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美国考古学家共同为新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建立了基本和不朽的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都空前繁荣，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的乐观与自信反应到美国的人类学界则表现为对文化进化兴趣的复苏，和新进化理论的重大影响。生态学领域长期性的、方向性的、规律性的变化理论影响到了美国人类学研究，与生物一样，不同文化对相似环境的各种适应方式也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征。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中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的两位主要倡导者是莱斯利•怀特（Leslie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特。怀特反对当时博厄斯学派主张的“不同文化群体不可以比较”的观点，提出了“一般进化”概念，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可比性。斯图尔特则倡导了强调生态适应的文化进化研究法则。1960年，新进化理论在梅格斯（B.J.Meggers）的《作为实际研究工具的文化进化法则》（TheLawofCulturalEvolutionasaPracti-calResearchTool1960）一书中第一次得到了考古上的运用。梅格斯在书中提出“文化=环境×技术”的公式，认为考古学家可以通过重建史前文化与环境以基础推断其他部分的关键特点。新进化论提出的作为文化变迁原因的许多关键变量，包括生计、聚落形态、人口变化对于考古研究而言相对比较容易把握，这一理论对文化规律性的认定也为后来新考古学的主要理论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契机。1959年，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Caldwel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美国考古学》（TheNewAmericanArchaeology）的文章，全面考察了一些促成考古学转型的主要趋势，并认同之前泰勒的观点，认为“变异无穷的文化现象和特定历史状况的背后是数量有限的一般性历史进程”。考德威尔认为考古学不应该继续被看成是各种留存至今的器物类型和特征的总和，文化亦必须作为完整的结构和功能上整合的系统来加以分析。考古学家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从文化进程来解释考古记录的变迁。
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接受并发展了考德威尔的上述观点，并在美国年轻一代考古学家中普及，从而开启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世界公认的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先河。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asAnthropology1962）和《考古系统学与文化过程研究》（Archaeo-logicalSystematicsandtheStudyofCulturalPro-cess1965）两篇文章中宾福德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正式认定考古学的目的与美国的传统人类学一致———是全方位解释文化行为的异同。宾福德还提议通过把人类行为与功能整合的文化系统联系起来以达到这个目的。解释被看作对系统变迁和文化进化采取一种通则的形式，在宾福德的设想中，人类行为有着很强的规律性，这使在我们解释社会的变迁的单一事件和类似变迁的整体事件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的主要关注在于说明跨文化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文化这一概念被宾福德视为人类体外的（超肌体的）适应手段，只有在人类群体以不同方式适应其环境背景时才有意义，为此，文化系统所有方面的变化可以从对自然环境波动、人口压力变化以及与邻近文化系统竞争的适应性调节来解释，另一方面，文化变迁则是由人类群体对自然生态变迁产生的压力做出理性反应的结果。在新考古学的理论背景之中，人类能像生态系统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用相同的方法加以分析，对文化规范的关注显得次要，相比起对器物类型的特征比较，器物在活体文化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才是更值得研究的方面。为此，以推论或者演绎的方法“验证假说”成为了新考古学主要的研究方法，社会变迁程序的一般规律成为了新考古学下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20世纪70年代后，为了进一步廓清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宾福德设法对考古材料提供的行为解释参照框架概念做重新的定义，并发展了中程理论。中程理论关注从考古材料来推断行为，在过程与他们的结果之间建立了稳定和独特的因果关系。这一方法成为后来环境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另外，在有关新考古学的纲领性宣言中，宾福德反复呼吁用系统论（systemtheory）的方法来研究文化演变。肯特•弗兰纳利（KentFlannery）是史前考古学最著名的系统论倡导者，他强调的一般系统论从过程而非历史的角度研究生态驱动的文化变迁方法，并进一步发展了新考古学，将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反馈的形式连接起来，避免了单一的解释。在系统论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模型的基础都与环境背景和资源相关。这样，环境考古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叉学科，而是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对环境考古概念的定型和体系的建立影响深远，环境考古工作在分析和解读考古材料上的科学性进一步凸显出来，从前期的一个辅助性的角色演变成了考古发掘中需要贯穿始终的必要手段。与此同时，环境考古范畴大大拓展，并开始频繁地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新理念对解释和系统论的强调促使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由原来的静态向动态转变。环境考古学的概念在此也基本形成。#p#分页标题#e#
四、环境考古学的景观考古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有意地对过程考古学另辟蹊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大约在1985年，伊恩•霍德（IanHodder）将这个新趋势称之为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主义新理论的建立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塑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中的文化、个体和历史的重要作用。反映在环境考古学领域，则是在后过程思潮的影响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环保主义运动的催化下产生了景观考古学。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在英国Cranborne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而现代景观考古学的很多关注从霍德对史前欧洲房屋和墓葬与其地理背景关系的象征性研究发展起来。景观考古学被看作一种后过程的、以文化为取向的聚落考古学。绝大多数学者都强调，景观考古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学，其理论基础也不同于聚落考古或过程考古学对环境的关注。景观考古学更强调的是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和认识，而不似传统环境考古学一般把环境作为纯自然、静态的实体，仅在研究目的上探讨环境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景观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自然物体，而是人为的景观。随着人类认识的变化，景观的含义也发生变化。景观考古学反对环境决定论，强调人与环境是互动的，景观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受制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精神信仰。而景观考古就是要探讨景观的人文含义。侃普和艾室莫（Knapp&Ashmore）对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定位在西方较具有代表性。1999年，这两位学者联合主编了一本景观考古学论文集。在为该书所写的绪言中，侃普和艾室莫从理论上对景观和景观考古学作了系统论述。其他景观考古学的代表人物还有费曼（GaryFeiman）、费舍（Fisher）和瑟斯通（Thurston）。目前西方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这种理论对新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人类过去物质文化遗存的象征意义”的构建，实质上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终极性反思。它的出现是环境考古的又一次革命。但不可否认的是，过程论背景下的环境考古研究仍是环境考古的主流研究。
五、环境考古发展的两条主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考古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研究，是建立在两条主线之上的，第一条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另一条是生态学对环境考古的推动。
叁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
众所周知，作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考古的发展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息息相关。在中国，虽然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研究成就瞩目，但由于起步晚、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考古学的发展与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停留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和早期的功能———过程阶段，这也使环境考古的发展程度大体仅停留在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与国外的环境考古学不同，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一件舶来品。20世纪前期国外环境考古的方法和技术才开始对中国的考古产生影响。由于中国的环境考古起步晚，发展还不充分，不能完全与西方环境考古发展的四个阶段相对应，在此将其分为两期：20世纪2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前环境考古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环境考古初步发展时期。考虑到各自的特征和出现的研究趋势，两个时期可以概括为分类———描述阶段和功能———过程阶段。
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20~80年代中期）前环境考古时期是一个中国考古学从拓荒到逐步成熟的阶段，环境考古学则伴随着考古学谱系的建立以及与第四纪地质学的结合而蓄势待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是一批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先驱对石器时代文化与古人类的发现写下了中国考古学的初篇，为环境考古提供了契机。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的奠基人袁复礼先生参与仰韶村与西阴村考古发掘，他将地质学与考古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启了中国新石器考古的初页，成为我国地质考古的先驱。裴文中先生在著作《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难得的把地貌与遗址分布联系起来，使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发生了关系成为我国环境考古的先驱。20年代左右顾颉刚先生和李四光先生开始强调环境概念以及环境对文化与人生的重要性。这些环境与人生关系的科学论述为中国后来普遍接受国外环境考古理念做好了铺垫。随后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我国考古学的类型、地层年代与谱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第四纪地质学的建立与走向成熟又为我国考古学与地质学结合而孕育的环境考古学创造了条件。前环境考古学时期，属于科学的环境考古学并没有真正展开，但在此期间一些考古发掘中的综合研究，关注环境与人、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思想为后来环境考古的展开树立了榜样。20世纪50年代以后碳十四与孢粉分析等科技手段的引进，则为中国环境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武器。20世纪40年代以后，旧石器时代的大量材料被发现，其中包括以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早中晚期的旧石器和早期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化石。难得的是，对一些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庙后山、周口店等）进行了地质、气候、植被、动物的综合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获得进展，旧石器文化演化有了眉目，成绩斐然。这一期间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也突飞猛进，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年代学的基础上，各区域的考古文化序列逐步明朗。由于文化序列有了眉目，遗址和考古资料的积累，考古学文化专题的研究被深入推展，包括农业、聚落、生业方式的问题被关注。20世纪60年代夏鼐先生力主考古学与相关学科渗透，要求重视“物质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为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指明了道路。孢粉分析法于50年代开始在我国建立，并应用到半坡等遗址的发掘中，这一时期对古环境方法的引进还包括沉积物古环境研究和人类食谱及动物食性的研究。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1957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来统筹我国第四纪研究工作。自此以后，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开始步入有计划的快速发展时期。60年代第四纪孢粉分析和碳十四测年实验室的建成，奠定了我国第四纪研究实验的科学基础。这个时期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工作主要停留在基础性的文化分区、谱系研究和序列研究之上，对于高层次的诸如人地关系问题的探讨涉及不多，与此同时，该时期的学科合流还没有形成大趋势，地质学与考古的工作未能完全地结合起来，古环境研究的领域还不够广阔，环境考古的主要研究内容还处于对古环境的复原这一初期状态，考古学家多倾向于用传播和迁移解释文化的变迁。因此这一阶段属于早期的分类———描述阶段。#p#分页标题#e#
二、环境考古学功能———过程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国外当代考古学的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环境考古学界。与此同时，生态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和考古学的合流使中国的环境考古有了新的动向。这个时候一部分环境考古工作者对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环境考古开始不单单停留在对古环境的复原工作之上，演绎、解释等一套动态的新因素开始逐渐见于环境考古的研究中，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开始出现功能———过程甚至过程考古学的萌芽。1984年张光直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做了九次演讲，包括文化生态学、聚落考古学等国外的早期功能———过程考古学思想在国内得到宣传。1990年，俞伟超先生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序言中，全面地分析了外国的考古学发展脉络，介绍了外国主流的考古学理论流派和方法，并在文章的最后肯定了中程理论的研究，呼吁中国考古借鉴国外的方法。两位先生尝试用国外新的理论方法来推动我国学术演讲的努力，深深影响了一批年轻的考古学工作者。1987年，以侯仁之院士为主任、周昆叔先生为副主任的“北京城市古迹保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在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平谷文物管理所的合作下开展了上宅遗址与平谷盆地的环境考古。这次由周昆叔先生提议并完成北京地区环境考古研究，将人地关系的演变作为了研究主题。该考古实践证明：动态的解释在探讨史前环境变化与人类生存空间的转移上，以及从环境变化，生产的发展到阐述北京城的兴起上是行之有效的，它实现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考古研究。
1987年周昆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标志着现代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开端。1989年周昆叔先生在论文《北京环境考古》中主要讨论了北京地区30000年来环境变迁与古人类活动的关系，将古环境视为北京史前文化的重要渊由。周先生结合对待古环境与考古学文化的观点，意味着“环境”与“考古”自此正式从两个独立研究的部分走向了交融。这篇文章也被刘东生先生认为是中国第四纪地质与考古文化结合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91年周昆叔先生在论文《关于环境考古问题》中，再次强调了环境考古的研究任务是揭示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并力主环境考古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作为中国环境考古的奠基人，周昆叔先生根据自身的实践，并结合中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种可称为“考古地理”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在该模式下，环境考古工作首先是去探求环境演变规律，其次是认识环境演变所引起的地质地貌变化导致人类生活场所的变更，以及人类与文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具有了很深的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特征。2004年，汤卓炜先生在《环境考古学》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环境考古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方法，并对一些专题进行了论述。他将环境考古学定义为：根据反映古人类生活时期的环境信息、资料及实物，利用环境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古代人类的环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一步弄清环境与人类及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业模式的发展和演替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一门学科。汤先生在实践的基础上构架了一套以“资源”为中心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并从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积极地运用环境学理论进行环境考古解释。汤卓炜先生的努力是一次中国环境考古与西方研究接轨的积极尝试，标志着以遗址为中心、以资源获取为切入点、以环境学理论为阐释工具的多层次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形成。2004年陈胜前先生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从两个角度开展了考古学解释方面的研究，一是在文化生态学背景下的对中国农业起源的探索，二是在以遗址形成过程基础上对考古遗存的功能的探讨。这两个角度均考虑到了环境变迁对考古遗存和文化变化的解释。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基于考古材料，而是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中提出问题，从问题出发进而综合利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为包括环境考古学在内中国考古学找到了一条崭新的研究路线。他继承了Binford先生的研究方法，将文化作为适应手段而不是看作代表人们共同体的遗存组合，这就为探索人类活动和环境背景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之后其他学者也借鉴了这条思路，将动物利用与生业方式相联系，利用相关材料来形成一个推理的框架，而不局限于分类和描述。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环境考古学，受到外国新思想和多学科合流趋势的影响，出现了多种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批学者的实践、引进与创新使得中国环境考古学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在传统的文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外，我们亦能看到早期功能———过程甚至过程主义研究的影子。中国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方向也随着研究方法的变化产生了包括：人地关系问题、遗址域研究的引进、物种驯化与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系的探索、考古遗址的解释、文化生态学等在内的几个新的主题。与此同时，随着跨学科合作趋势的加强，DNA、食谱分析、锶同位素、GIS环境考古等新的科技手段也日益被应用到环境考古中来。与国际接轨、应用科学科技和跨学科合作似乎已成为中国环境考古未来发展的几大趋势。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的环境考古主流研究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美一样，是以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为中心的。从研究理论与思路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环境考古大体上仍处于分类———描述阶段。虽然也已经有一小部分关于家畜起源、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文明产生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环境考古学角度的探讨，但毕竟不占主流。整体来看，中国的环境考古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过程主义及后过程主义学术环境下的环境考古学研究范畴，我们的研究多以“客位”的视角看问题，并缺乏主动的解释。所以中国环境考古现在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肆发展中国的环境考古学
上世纪20年代初到现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环境考古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从最初单纯的记叙环境到科学时代对人地关系的实验求证再到今天在多学科，高科技的背景下解释人与环境关系的尝试……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已逐渐走出了拓荒期，并在崭新的道路上成长着。然而，由于作为科学的环境考古是从外国引进到中国的，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差异和长期的封闭发展导致了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起点低、起步晚，并且不可能与国外环境考古学一样，在自身的理论建设上走一条自成体系的道路。俞伟超先生提出，在过去的30~4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建立我国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这一基础性的建设上面，这样，尽管近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其目标已达到欧美第三阶段的水平，具体阶段还是走在第二阶段的道路上。丰富的研究材料与相对落后的研究水平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我国环境考古工作科研成果一直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不可再生的考古学材料来说，得不到最充分的利用也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环境考古学研究需要改革，实现环境考古学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任重而道远。#p#分页标题#e#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多学科的合流和外国先进理论的引进，中国环境考古学界才出现了许多对于功能———过程方法论甚至是过程论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方面，传统方法与新理论的博弈、各种新理论之间的交流，使得新时期的环境考古学界呈现出许多种不同的面貌，为环境考古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新的选择；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环境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的尝试，并没有形成国外60年代以后的思想潮流和思想流派。一言以蔽之，中国环境考古处于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转型时期，传统研究模式目前仍主导着主流的研究工作，而新模式的指导思想正在孕育和萌发之中。理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石，它不仅左右一门学科的探索方向，而且也涉及一门学科中的方法论设计和分析结果的诠释。而研究方法论的转变是一个学科的研究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全新时期的标志，它不仅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加科学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能赋予研究者更为广阔和更有深度的视野，是研究工作进步的有力助推器。在国外环境考古的发展轨迹中，这样的转型在上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左右经历过两次，分别是从分类———描述阶段过渡到功能———过程阶段以及从功能———过程过渡到过程考古阶段。根据国外环境考古学发展的轨迹，再结合当今中国环境考古学界出现的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科学的、解释的环境考古学将是中国环境考古发展的大方向，并且，由于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国外理论的影响下成长，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借鉴国外最先进的理念来设计自己发展的道路，去粗取精，在功能———过程考古学理论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发展到外国五十年代水准的程度上对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进行尝试，从而少走弯路，实现更加有效率的方法论上的跨越。要实现在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上的超越，环境考古学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革。
一、概念体系的转变在传统的分类描述乃至功能过程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中，对于考古材料的把握是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体系下进行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认为：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部分和作为这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的自然环境的遗存部分组成的，进而，他们很容易将考古学文化作为整体或其分区与环境背景进行对接，以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陷入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将环境、人类活动与文化三者之间确切关系简单化。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表示有时空特征组合的遗存组合，代表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在这一体系下，遗存，主要是文化遗存，被视为是可以反映“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脉络的，因而可以区别不同的文化。然而，基于文化生态学背景下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却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环境考古学的假设中，人是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并且遗存（主要是自然遗存，其中包括纯自然遗存，也包括经过人类活动这一文化筛筛过的“自然”遗存）可以反映出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所以，环境考古学中的文化并非代表了特定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脉络，而是一种人类对于环境做出的适应性的手段（这一点与新考古学的理论直接相关）。传统特定人们共同体文化的变迁即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不一定归因于环境的变迁，反过来，环境的变迁与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也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所以，作为环境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文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用以区分和代表特定人群的“考古学文化”而是一种在人类群体以不同方式适应其环境背景时才会产生的动态的“文化”。明确了文化的概念，环境考古研究的对象则也需要发生转变。首先，我们的研究不能再以一个文化区为中心，而应该收缩到一个聚落或者一个遗址的范围。因为主要根据器物特点划分出的传统文化区的面积一般非常广阔，内部环境异常复杂，在同一个文化区内产生一致的环境考古学中的适应性“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一个聚落或者一个遗址内，相对单纯环境条件则为环境考古进行人地关系分析和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可能。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主要根据遗物进行区分的文化区，而是主要根据遗迹区分出的聚落或者遗址，相应地，环境考古的分析单位则应该从遗物向遗迹上转变。
二、中心问题的转变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基础性建设基本完成，高科技的断代测年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环境考古研究重视聚落遗址而淡化文化区概念的背景下，环境考古学的中心问题也面临着从传统的分期、排队和划分类型到对考古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的转化。中心问题的转变，要求考古学家在传统的对于考古材料外观、质地、年代和演变等比较表面化的认识上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挖掘，要求考古学家将材料和环境联系起来，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方法为手段，在充分考虑到人类能动性的基础上解释考古材料与现象。这个转变，如俞伟超先生所说，实质上是为达到探明历史文化进步规律这个最高目标而建立中间环节的理论。环境考古的研究如果不从传统的历史唯物概念的直接解释中跳出，许多现象是过渡不到普遍规律性的认识上去的，那么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将停留在静态的文化区划分上而止步不前，对于人地关系问题、物种驯化与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系的探索、考古遗址的解释、文化生态学等等问题的研究都将成为一纸空谈，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将没有办法转化为其他学科可以利用和社会公众可以理解的知识。所以我们需要对环境考古研究的中心问题进行转变，以获得一个动态的、鲜活的、发展的历史。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理论与研究目标的转变相应的需要一套与之配套的研究方法。传统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基本围绕材料而做，因材料而做，使得许多材料的丰富内涵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同时影响了研究的效率，往往造成了研究成果价值不高的局面，阻碍了我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基于新考古学理论的环境考古学应该完成从以材料为中心到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转变。我们应该意识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有着更大的价值，比起围绕材料进行分析的传统做法，以推论或者演绎的方法“验证假说”将给未来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带来更多的课题，同时也带来更旺盛的生命力，为我们探索社会变迁程序的一般规律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持。另外，新时期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还应该摆脱传统上孤立的考古学发展的模式。在当今学科合流，边缘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多学科的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大趋势。环境考古与生物、地质、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势必将给环境考古带来更广阔的学科视野，给予环境考古研究课题的提出与解释更加强大的科技和人文支撑。#p#分页标题#e#
四、走自己的路从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环境考古萌芽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基于国外发展的前提下发展，环境考古作为一件舶来品，受到外国的理论、方法、技术各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国外的先进理念与技术无疑为我国环境考古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然而，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地域与文化性差异的存在。国外的先进理论都是在基于国外大环境的背景下循序渐进地产生的，它们深深依托于自己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土壤，有些理论固然先进，用于我国也不一定适用。所以，在借鉴外国的理论与技术（尤其是理论）时，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全盘模仿，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我国环境考古指导思想的发展就无需照搬国外逐步进行从文化历史时期、功能———过程到过程考古的过渡，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后两个理论阶段一起发展，实现理论上跨越式的进步；主要基于新考古学理论发展起来的现代环境考古学也不必拘泥与新考古学的全部理论，还应该认识到新考古学理论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在重视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历史学的价值，正视考古学在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和对考古材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的重要性，并充分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对考古学家的释读能力和考古材料的信息含量有一个客观合理的认识。最后，我们还应该在不断地实践中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环境考古理论，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考古学知识范文5
20世纪西方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仅大大增加了获取资料的手段，使得研究资料与日俱增，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日渐丰富，而且考古学的发展冲击着学术界，对相邻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艺术史学来讲，考古学不仅扩展与丰富了艺术史研究的对象，而且从方法、理念等层面影响着艺术史研究。美术考古学①在艺术史学界的提出可以视为艺术史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展和延伸与考古学发生碰撞而产生的新的学科增长点。由于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其与美术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在对象、方法、目的诸方面有着部分重叠，然而更多地则表现出一种有别于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研究的独特模式。因此，梳理美术考古学的产生、性质及其与美术史学的关系，既有利于认清美术考古学自身，也有利于美术史研究边界的讨论。 一、“美术考古学”的由来 美术考古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1929年,郭沫若根据滨田耕作的日译本,将德国学者米海里司的著作EinJahrhundertKunstarchaologischerEntdeckungen翻译为中文,并沿袭了日译本《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的题名。后来该书再版时改用《美术考古一世纪》。从此,“美术考古学”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米海里司，还是郭沫若均未对“美术考古学”的定义做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书中也未涉及任何关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构想。米氏仅仅在序言中提及“美术考古”时，作了如下说明:“‘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且‘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不带美术性质的单纯的文化的产物，只是时时言及而已。”[1]尽管在20年代末，美术考古一词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然而美术考古的研究并未自觉展开，学者们基本上是在两条路上分别前行。一方面考古学传入中国不久，其主要的目标是寻找地下材料，为历史研究服务，所以早期的考古学基本上是历史学的附庸，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美术品基本上是为或证实或补充或否定古史传说或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中国美术史研究虽然已经开始了自古典形态向现代的初始阶段，但重点依然是对绘画史的系统梳理，而且以叙述性的史料为主，研究还不够深入。 直到20世纪中叶，美术史研究才开始逐渐利用考古发掘获得的丰富美术资料进行专史和专题研究，从而促成了相关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化。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成立了“美术考古学社”，负责考古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2] 这是国内首次出现以美术考古命名的学术机构。大约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整合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趋势，甚至一些著作开始冠以“艺术考古”或“美术考古”之名。② 其间滕固、岑家梧、史岩、冯贯一等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撰写美术史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内向观与外向观结合的研究方法，具备了初步的美术考古方法论的意义。但是他们在美术考古学研究上的不足同样明显:一是没有提出美术考古学研究所需要的理论与方法;二是分析美术考古资料的方法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3]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时期的学者并未自觉将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并从理论上去探讨美术考古学的相关问题。80年代以前学者视野中的美术考古研究还只是美术史研究的同义词和附庸，其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基本上回归到美术史研究中，另外，对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构建则是自始至终未能进行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出版1986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夏鼐先生在论述特殊考古学时，提到美术考古学，首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说明，认为其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随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第一次出现了“美术考古学”词条，该词条对夏鼐先生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美术考古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分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是第一次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的全面说明，奠定了长期以来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基础。 进入90年代，关于“美术考古学”的思考与讨论日见增多，许多学者开始从美术考古全局的高度，自觉思考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针对美术考古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性质诸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这些涉及学科层面的讨论标志着美术考古学开始作为一个学科而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的美术考古机构、高校设立的美术考古专业、专业刊物开辟的美术考古专栏进一步扩大了美术考古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与方法还在探讨之中，争论与分歧构成了目前的主流。但是这些讨论与思考对于进一步认清“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性质、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推进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美术考古学的定位 如前所述，美术考古学自传入中国之始，便缺乏明确的界定，虽然近几年关于美术考古学的讨论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但是争论与分歧依旧，特别是在美术考古学学科性质这一核心的问题上争论尤其激烈。目前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要来自考古学界，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另一种倾向认为其应当属于美术史学的分支，代表了艺术史学界的基本认识。这种对立表明，虽然大家共用“美术考古学”的名称，但是考古学界和美术史学界认识的侧重点并不同。从考古学的立场看，“美术考古学”与“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是并列的，都是“特殊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分支。 美术考古学是在考古学的框架下对美术遗迹和遗物进行的研究，只不过这些研究对象有些特殊罢了。但是美术史学界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美术考古学是在美术史框架内对考古材料的研究，也就是说美术考古学的目标指向与美术史别无二致。针对“艺术史对抗考古学”的争辩，最近又有学者提出美术考古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学术共同体、特定的研究方法”，已经具备了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3]。这些争论对于我们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为正确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分歧的存在，模糊了人们索求学科进步的视线。对美术考古学的合理准确定位成为美术考古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我们认为，要正确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与归属须从两方面来考虑。首先是要从美术考古学的发展历史来考察。在西方，美术考古学是伴随着古物学的分化而萌发的，早期的考古活动主要是“美术考古”，这也是米海里司在《美术考古一世纪》的序言里说“‘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术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参与者的身份往往是一些对艺术品有着强烈兴趣与爱好的人员。这些参与者一方面对于古典美术相当熟悉，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的发掘中探讨考古学的方法与技术并促进了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这一事实表明，美术考古学的实践主体须具备美术史与考古学的知识及相关的训练。而我国早期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学者，几乎全部具备这种素质。其次，要把“美术考古学”放在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来考察其目标定位。当前，美术考古已经被认为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这虽然是多数人的共识，①但并不恰当。我们知道美术考古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单纯从考古学的角度无法深入全面认知美术遗迹和遗物，这既是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也为学科间的合作提供了空间。毫无疑问，尽管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考古学自身力量就能完成这一终极目标，还必须联合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攻关。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既然是具有美术性质的遗迹和遗物，其除具有一般实物资料的性质外，还具有美术性质，考古学的优势在于将其当成实物资料进行研究，对于其美学价值的认定与分析显得无能为力，因此有必要与美术史学者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并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只有相关的合作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发挥各学科自身的优势，才能促进学术的进步与繁荣。无论将美术考古学倒向考古学和美术史学中的任何一方，都将是对另一方的忽略。 由此，从美术考古发生的历史、美术考古学的实践主体及具体研究模式来考察，美术考古学更像是一个连接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桥梁，其适当定位应当是美术史与考古学之间跨学科性质的一个交叉领域，而不是某个学科的附庸。 三、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关系 由于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其与美术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总体上看，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术考古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实物资料 美术考古提供的材料主要是经过科学发掘而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这些资料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关系、确切的共存物品而具有年代确定、作品真实等特点。这一特点为美术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美术实物资料。 (1)美术考古学的资料分析为美术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具有共同的研究资料，美术考古学利用地层学、年代学、类型学等方法对资料的分析研究，不但可以确定美术品的年代，复原美术品的组合关系，而且可以探究美术品的发展演变谱系，这就为美术史进行深入综合的研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2)早期美术史的建立主要得力于美术考古资料 在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只注重绘画与书法，而绘画则只重卷轴而鄙薄壁画。这固然有文化传统的因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资料的匮乏。考古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大批早期的美术资料，依靠这些材料，完整的美术史的建立成为可能。只要我们简单地比较一下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两本中国美术通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仅史前美术史的写作全部依赖于美术考古资料，就是历史时期的美术史也因考古学材料的引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由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种类之多，样式之繁，美术史的研究种类在广度上早已远远超出绘画史的单调格局。 (3)美术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不断充实和改写美术史 美术考古资料的复杂性及出土的偶然性，促使我们不断修正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考古学所研究的过去所发生的事物，只是古人生产生活遗留下来的物品，这只占极小的比例。就连这极小比例的事物，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考古学发掘出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会有更多的资料被发现，新材料的出现不仅丰富着美术史的框架与内容，有些还可能会改写原有的认识、修正已有的结论。例如过去我们对于辽代绘画知之甚少，甚至对于传世的辽画将信将疑。随着大量辽墓壁画及卷轴画《深山会棋图》、《竹林双兔图》的出土，不仅证实了辽画的时代风貌及高超技艺水平，而且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传世辽画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物。源源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使得有些美术史学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美术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撰写总是明显滞后于考古发掘，每年都有新材料使我们感觉到有修改美术史某些章节的必要。”[4] 2.美术考古学促进了美术史研究方法及观念的改进 除了提供可靠的资料，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对美术史研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总结近三十年美术史研究的历程时，顾平先生提到考古学对美术史的影响使得美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术史研究对考古材料的利用;其次是美术史研究对考古学方法的借鉴，最后是美术考古学方法的形成。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于传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及观念上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1)美术考古学整体研究法的思路对美术史研究的启示。古代艺术品与生产、生活方面的种种资料，都是人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多数情况下，都是共同依存的，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术考古学重视整体的研究方法，在关注美术品本身的颜色、质地、造型等方面的同时，也重视对其存在环境的研究。这种研究思路无疑对于传统美术史只重作品本身的做法有着启迪作用。 #p#分页标题#e# (2)美术考古学中的相对年代学与形制学的普遍应用，对美术史研究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年代学的研究不仅对于考古学至关重要，美术史研究中对作品时代的断定同样是前提条件。美术考古学中地层学的运用可以对美术品的相对年代做出判断，同时结合类型学的分析及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能进一步的断定美术品的绝对年代。特别是美术考古学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强调客观性的同时也减少了经验判断造成的误判，从而使得结论科学、严谨、更具说服力。这对美术史强调目鉴法是一个极好的修正与补充。方闻先生在进行书画鉴定和研究中，结合考古类型学与传统美术史研究方法总结出的“视像结构分析法”，便是对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综合归纳与升华的结果。四、考古学背景下美术史研究边界的泛化如前所述，受考古学的影响，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大，直至与考古学产生一定的交集，由此美术史的研究边界逐渐模糊。不但美术史的内容被不断充实和改写，传统的绘画史已经逐渐缩小成美术史的一个特定分支，而且那些以新材料开辟新领域的美术史家逐渐摆脱了争取主流认可的边缘境地。考古学家与美术史家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美术考古学的提出则使这种鸿沟日渐消失。美术考古学力图将古物的历史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促成了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交汇，进一步模糊美术史研究的边界。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的，既包括人工制品，也包括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物。人工制品中具有审美意味的部分被纳入到美术史的研究范围。 在研究对象上，美术史越来越依赖于考古学的补充和完善，说中国早期美术史的建立几乎完全得力于考古学的帮助并不为过。考古学与美术史学在研究材料上的共享，使得美术史学难以在处理材料的基础问题（包括材料的年代、共存物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上保持独立性，而美术考古学的提出与发展，进一步消解了这种独立性。受制于材料的处理，在方法论及研究结论的利用上，美术史研究向考古学的倾斜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势必会加剧美术史边界的模糊性。虽然目前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仍然以传统的中国古代绘画、雕塑和建筑为主，但是受考古学的冲击，这种局面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一旦这种量变转换为质变，那么美术史的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在这个量变的过程中，美术史边界的模糊将不可避免。 考古学向美术史学的渗透,考古学的方法也开始影响美术史研究。美术史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重视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传统美术史研究的困境势必要求寻找新的出路与归宿，而向考古学的过度倾斜可能会导致学科独立性的丧失，因此具有中庸意味的美术考古学成为美术史学科新的增长点。由此,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在美术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受考古学方法的影响美术史学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如视觉结构分析理论、物态学等等,这极大的丰富了美术史研究,也为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然而,我们在感到欣喜的同时,是否也会有一丝担忧？因为美术考古学并不是美术史学的附庸，也不是考古学的灰姑娘，在学科交叉、整合的学术背景下，美术考古学也在寻求独立。① 联想到最近对美术考古学性质归属的争辩，实际上是与学科边界的指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认为美术考古学是美术史分支的提法本意是为了厘定美术史的边界以与考古学相区别，而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却难以迎合这种意愿。 今天我们讨论“跨语境美术史研究”②、美术史研究的边界与范式诸问题，恰恰是因为在学科联系密切、相互影响深入的今天，美术史研究边界的模糊与范式的缺失。2008年9月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应：传统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势在必行。艺术学院出现的艺术考古研究所、考古与美术博物馆系及美术考古专业已经开始了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融合过程。虽然美术考古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其性质与学科的影响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术考古学将在某些方面取代美术史研究并将日益成为主流似乎是可以预见的。
考古学知识范文6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和艺术史学两大学科间的交叉学科,从事考古研究和艺术史研究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自觉或不自觉的进行美术考古方向的研究。但是近来,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理由是“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美术考古学研究有几个特点,首先她不注重获取材料的过程,尽管对于美术考古研究来说,材料的来源和属性非常重要,然而“获取”研究材料的过程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关注,无论是传世品还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只要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得到确认,美术考古研究就可以展开;其次,美术考古并不局限于研究古代艺术品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她还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艺术品的美术价值以及纹饰的变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一、美术考古的历史 在西方,美术考古和考古学应该是同时发生的,早在15世纪后半叶,一些欧洲的学者和艺术爱好者就在意大利半岛搜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品,掀起收藏艺术品的热潮。古代希腊罗马艺术充实到欧洲各地之后,又促进了古代艺术玩赏和研究之风的发展。大约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初期之间,在搜集流传古代艺术品的基础上,经过研究之风的推动,逐渐产生了欧洲古典美术考古。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而在中国,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的下属学科,但美术考古的历史远远长于近代考古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界、思想界空前活跃,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深入的研究古代实物遗存及碑刻资料,企图从远古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和制度中找到理论支持,并通过“托古改制”实现自己的抱负。传说孔子曾经在太庙研究过欹器,“孔子观于鲁恒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韩非子在《十过》中借由余之口,指出尧的时代饮食是用“土簋”、“土铏”,舜的时代用漆木器作为饮食器具,禹的时代“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樽俎皆有彩饰,商代的人则是“食器雕琢,觞酌刻镂”。这应该算是最早的见于史籍的美术考古学研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基于对更古老的器物进行美术研究后阐发的政论文章。 到了宋代,经历了唐末五代混战后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上层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试图恢复礼制,在这种前提下,知识分子阶层又开始热衷于收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礼乐器物,整个宋代社会从上到下都兴起了金石研究的热潮,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玉器、镜鉴、钱币、兵符、印玺、砖瓦、封泥、陶器、碑刻、青铜器等等。这些材料与现在的美术考古所注意研究的对象已经非常接近了。元明清朝代,金石学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如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李佐贤的《古泉汇》等。到了近代,科学的考古研究方法论建立以后,地层学和类型学为美术考古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美术考古不再局限于以金石研究为基础的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和审美研究。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手段来探求艺术发展的脉络和美术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对古代美术作品的断代分析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在很多方面建立了完整时间序列。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美术考古也将古代建筑艺术纳入到其研究范畴,拓展了艺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人们对美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的界限。 二、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及目的 美术考古研究的材料主要来自考古学,这也是美术考古中考古一词的含义。人们普遍认为,早期美术作品大都是为了墓葬、祭祀、祖庙而制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谓的礼仪美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顾恺之、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于是美术作品开始和艺术家个人联系起来。中外艺术史在发展阶段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的界限在中西方艺术发展过程中时间上并不一致。就中国来说,在大致魏晋南北朝以前,艺术品创作是由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团体来完成的,这样产生的艺术作品一定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主流认识,符合某一个阶层的审美情趣,在这个时期艺术家是一个团队,个人情感掺杂到艺术作品中的情况并不多见。 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绘画作品大量出现,题款上出现了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个人情感因素。“中外美术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分野是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的出现(独立艺术品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卷轴画,在西方则是‘架上绘画’和独立雕塑。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在中国出现的时期大致可定为魏晋南北朝。在此之前,艺术创作大体可说是宗教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目的在于把抽象的宗教思想和程式转化为可见可触的具体形象。”而美术考古学区别与艺术史的地方就在于,美术考古主要研究的不是艺术家的生平事迹,尽管在研究中,如果可能,美术考古也必须考虑到艺术家个人及其所属阶层,但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探究才是美术考古的重点。同时,美术考古中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考古发掘,其研究方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素材,采用考古、民族、民俗和宗教的眼光来对待这些素材,得出的研究结果还需要尽可能的排除历史文献研究对其产生的影响。考察材料来源和成因是美术考古学研究普遍涉及的问题,在获得一件考古材料以后,学者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该器物是什么,用于什么。此后就需要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分析其来源成因。这种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美术考古的典型手段,通过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分析。以铜镜研究为例,人们通过考古发掘能够将铜镜的历史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因此美术考古对铜镜研究的上限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角度也分门别类,包括镜的铸造工艺、形制演变、用途、象征意义等。杨泓在《镜奁.镜盒.镜台》一文中,将研究视角由铜镜展开,对盛放铜镜的器物进行研究,这些器物摆放的位置,古代画像作品中相关生活场景,制造镜器的材质和工艺,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称呼的变化进行了梳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古人使用和存放铜镜的生活画面。而霍巍则在《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从新出考古材料论中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通过对铜镜样式、纹饰以及镜铭的考证,揭示了铜镜在汉代社会的象征意义和镜的宗教意义,并总结了汉代镜饰的主题所主要表达的汉代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类似的研究文章还可见于巫鸿的《汉代道教美术试探》中对汉代三段式神仙镜的讨论。#p#分页标题#e# 美术考古研究不仅能够解决艺术品来源性质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能附带的解决文化和语言的演化问题。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胡床”,根据文献对其描述,人们猜测其可能近似与今天仍在使用的折叠凳,由于缺乏古代物证,长期以来人们对胡床的具体形象并不清楚。1973年陕西山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葬被发掘后,人们从墓内石椁上雕刻的精美图像中看到了“胡床”的实物图案(《唐李寿墓发掘报告》),结合文献描述才确定“胡床”的形制,并由此根据文献中人们将坐胡床称为“踞坐”,厘清了古代“坐”与“踞坐”的区别。美术考古研究中这种例子还很多,通过对美术考古材料的研究,能够有效的解决许多历史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这本身也是由于美术作品作为图像记录所带来的丰富的信息含量所决定的。对材料归属和性质的研究也是美术考古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了多种外来文化,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在研究古代艺术作品时,很难对其属性进行确认,事实上有的古代艺术品本身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要理清这些文化属性,就成为了美术考古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公元5世纪后期至7世纪前期,我国甘肃东部至河南的黄河流域流行起一种被称为“造像碑”的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涵盖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反映了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纪年以及艺术风格等大量信息,是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和民族史研究的适宜标本。在这之中,《魏文朗造像碑》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年代问题,二是碑上的造像是佛像还是佛道混合像的问题。其中造像性质问题,主要是通过图像学的研究,从美术的角度进行探究,通过对其中一尊造像的服饰、胡须(羊角须)、麈尾的辨识,确认其含有道教因素,造像应为佛道混合造像,这种从美术考古角度出发的研究,由于其证据充足、论证严谨在近年来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国家文物局编撰的《中国文物地图集》、胡文和编写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以及2006年张勋燎、白彬编撰的《中国道教考古》都采纳了佛道混合造像的观点。 对美术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并得出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是美术考古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任何研究都要有目的,否则就没有研究的必要,美术考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美术和考古的手段,审视考古学材料,并为历史研究服务,重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讲,美术考古的方法论是渗透到历史学和考古学以及艺术史学的各个领域里面了的,例如对有翼神兽的研究。“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考古学界对这样一个主题长期保持了极大的热情,有翼神兽也是考古学中比较热门的前沿专题之一。通过对有翼神兽的起源、形变等研究,人们最终将结论引入到中原和北方草原文化及古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上来,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提前到秦汉时期。并以有翼神兽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播路线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内部文化传播的路线,在西南边地,外来文化通过云南、四川一线最终影响到汉族的中心区域。“既然四川蜀布贩运到身毒后,可转运到大厦,那么,大厦琐罗亚斯特艺术随两地贸易传入巴蜀则是完全可能的。以犀牛为灵兽辟邪的传统一直沿袭到东汉。”在《中心与边缘:汉文化的扩张与变异》一文中,霍巍在研究了乐山麻浩一号汉墓图像后,发现“在远离中原汉文化中心区域的四川地区这一相对来说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因素,在经过与中原汉文化的反复熔炼过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异,开始形成新的区域性汉文化面貌;这些边缘地带的汉文化往往又经过一定的途径反馈到中心地区,被中心地区占主体地位的文化体系所吸纳,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意味深长的互动局面。”“正是经过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才得以实现由‘中心’向‘边缘’不断的扩张、交汇、融合,从而使自身面貌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对美术品历史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中,《武梁祠》无疑是一篇极好的范本。巫鸿通过对武梁祠图像来源、演变、布局和象征意义的研究,使我们透过冷冰冰的画像石刻认识了一位活生生的汉代儒家学者。武梁将自己对历史、政治和人生的理解,注入到身后享堂的设计中去,体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也表达了对家人和后代的期望。如果不是美术考古研究手段的介入,我们可能漏掉对武梁祠表达的个人历史观和道德观的认识,从而不能深度的探析汉代画像石刻的个体特征。以上结论的得出都是学者们将美术考古的研究手段作用于考古材料,并经过深度检索和加工得出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为历史研究和其他的文化学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三、总 结 通过以上的简单讨论和例证,可以看出,美术考古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突出的显现。或许这种重要性的逐渐体现能够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美术考古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考古学知识范文7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和艺术史学两大学科间的交叉学科,从事考古研究和艺术史研究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自觉或不自觉的进行美术考古方向的研究。但是近来,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理由是“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美术考古学研究有几个特点,首先她不注重获取材料的过程,尽管对于美术考古研究来说,材料的来源和属性非常重要,然而“获取”研究材料的过程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关注,无论是传世品还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只要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得到确认,美术考古研究就可以展开;其次,美术考古并不局限于研究古代艺术品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她还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艺术品的美术价值以及纹饰的变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一、美术考古的历史
在西方,美术考古和考古学应该是同时发生的,早在15世纪后半叶,一些欧洲的学者和艺术爱好者就在意大利半岛搜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品,掀起收藏艺术品的热潮。古代希腊罗马艺术充实到欧洲各地之后,又促进了古代艺术玩赏和研究之风的发展。大约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初期之间,在搜集流传古代艺术品的基础上,经过研究之风的推动,逐渐产生了欧洲古典美术考古。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而在中国,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的下属学科,但美术考古的历史远远长于近代考古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界、思想界空前活跃,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深入的研究古代实物遗存及碑刻资料,企图从远古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和制度中找到理论支持,并通过“托古改制”实现自己的抱负。传说孔子曾经在太庙研究过欹器,“孔子观于鲁恒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韩非子在《十过》中借由余之口,指出尧的时代饮食是用“土簋”、“土铏”,舜的时代用漆木器作为饮食器具,禹的时代“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樽俎皆有彩饰,商代的人则是“食器雕琢,觞酌刻镂”。这应该算是最早的见于史籍的美术考古学研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基于对更古老的器物进行美术研究后阐发的政论文章。到了宋代,经历了唐末五代混战后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上层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试图恢复礼制,在这种前提下,知识分子阶层又开始热衷于收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礼乐器物,整个宋代社会从上到下都兴起了金石研究的热潮,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玉器、镜鉴、钱币、兵符、印玺、砖瓦、封泥、陶器、碑刻、青铜器等等。这些材料与现在的美术考古所注意研究的对象已经非常接近了。元明清朝代,金石学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如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李佐贤的《古泉汇》等。到了近代,科学的考古研究方法论建立以后,地层学和类型学为美术考古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美术考古不再局限于以金石研究为基础的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和审美研究。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手段来探求艺术发展的脉络和美术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对古代美术作品的断代分析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在很多方面建立了完整时间序列。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美术考古也将古代建筑艺术纳入到其研究范畴,拓展了艺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人们对美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的界限。
二、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及目的
美术考古研究的材料主要来自考古学,这也是美术考古中考古一词的含义。人们普遍认为,早期美术作品大都是为了墓葬、祭祀、祖庙而制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谓的礼仪美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顾恺之、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于是美术作品开始和艺术家个人联系起来。中外艺术史在发展阶段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的界限在中西方艺术发展过程中时间上并不一致。就中国来说,在大致魏晋南北朝以前,艺术品创作是由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团体来完成的,这样产生的艺术作品一定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主流认识,符合某一个阶层的审美情趣,在这个时期艺术家是一个团队,个人情感掺杂到艺术作品中的情况并不多见。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绘画作品大量出现,题款上出现了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个人情感因素。“中外美术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分野是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的出现(独立艺术品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卷轴画,在西方则是‘架上绘画’和独立雕塑。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在中国出现的时期大致可定为魏晋南北朝。在此之前,艺术创作大体可说是宗教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目的在于把抽象的宗教思想和程式转化为可见可触的具体形象。”而美术考古学区别与艺术史的地方就在于,美术考古主要研究的不是艺术家的生平事迹,尽管在研究中,如果可能,美术考古也必须考虑到艺术家个人及其所属阶层,但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探究才是美术考古的重点。同时,美术考古中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考古发掘,其研究方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素材,采用考古、民族、民俗和宗教的眼光来对待这些素材,得出的研究结果还需要尽可能的排除历史文献研究对其产生的影响。考察材料来源和成因是美术考古学研究普遍涉及的问题,在获得一件考古材料以后,学者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该器物是什么,用于什么。
此后就需要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分析其来源成因。这种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美术考古的典型手段,通过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分析。以铜镜研究为例,人们通过考古发掘能够将铜镜的历史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因此美术考古对铜镜研究的上限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角度也分门别类,包括镜的铸造工艺、形制演变、用途、象征意义等。杨泓在《镜奁.镜盒.镜台》一文中,将研究视角由铜镜展开,对盛放铜镜的器物进行研究,这些器物摆放的位置,古代画像作品中相关生活场景,制造镜器的材质和工艺,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称呼的变化进行了梳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古人使用和存放铜镜的生活画面。而霍巍则在《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从新出考古材料论中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通过对铜镜样式、纹饰以及镜铭的考证,揭示了铜镜在汉代社会的象征意义和镜的宗教意义,并总结了汉代镜饰的主题所主要表达的汉代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类似的研究文章还可见于巫鸿的《汉代道教美术试探》中对汉代三段式神仙镜的讨论。美术考古研究不仅能够解决艺术品来源性质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能附带的解决文化和语言的演化问题。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胡床”,根据文献对其描述,人们猜测其可能近似与今天仍在使用的折叠凳,由于缺乏古代物证,长期以来人们对胡床的具体形象并不清楚。1973年陕西山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葬被发掘后,人们从墓内石椁上雕刻的精美图像中看到了“胡床”的实物图案(《唐李寿墓发掘报告》),结合文献描述才确定“胡床”的形制,并由此根据文献中人们将坐胡床称为“踞坐”,厘清了古代“坐”与“踞坐”的区别。美术考古研究中这种例子还很多,通过对美术考古材料的研究,能够有效的解决许多历史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这本身也是由于美术作品作为图像记录所带来的丰富的信息含量所决定的。#p#分页标题#e#
对材料归属和性质的研究也是美术考古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了多种外来文化,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在研究古代艺术作品时,很难对其属性进行确认,事实上有的古代艺术品本身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要理清这些文化属性,就成为了美术考古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公元5世纪后期至7世纪前期,我国甘肃东部至河南的黄河流域流行起一种被称为“造像碑”的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涵盖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反映了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纪年以及艺术风格等大量信息,是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和民族史研究的适宜标本。在这之中,《魏文朗造像碑》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年代问题,二是碑上的造像是佛像还是佛道混合像的问题。其中造像性质问题,主要是通过图像学的研究,从美术的角度进行探究,通过对其中一尊造像的服饰、胡须(羊角须)、麈尾的辨识,确认其含有道教因素,造像应为佛道混合造像,这种从美术考古角度出发的研究,由于其证据充足、论证严谨在近年来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国家文物局编撰的《中国文物地图集》、胡文和编写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以及2006年张勋燎、白彬编撰的《中国道教考古》都采纳了佛道混合造像的观点。
对美术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并得出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是美术考古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任何研究都要有目的,否则就没有研究的必要,美术考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美术和考古的手段,审视考古学材料,并为历史研究服务,重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讲,美术考古的方法论是渗透到历史学和考古学以及艺术史学的各个领域里面了的,例如对有翼神兽的研究。“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考古学界对这样一个主题长期保持了极大的热情,有翼神兽也是考古学中比较热门的前沿专题之一。通过对有翼神兽的起源、形变等研究,人们最终将结论引入到中原和北方草原文化及古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上来,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提前到秦汉时期。并以有翼神兽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播路线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内部文化传播的路线,在西南边地,外来文化通过云南、四川一线最终影响到汉族的中心区域。“既然四川蜀布贩运到身毒后,可转运到大厦,那么,大厦琐罗亚斯特艺术随两地贸易传入巴蜀则是完全可能的。以犀牛为灵兽辟邪的传统一直沿袭到东汉。”在《中心与边缘:汉文化的扩张与变异》一文中,霍巍在研究了乐山麻浩一号汉墓图像后,发现“在远离中原汉文化中心区域的四川地区这一相对来说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因素,在经过与中原汉文化的反复熔炼过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异,开始形成新的区域性汉文化面貌;这些边缘地带的汉文化往往又经过一定的途径反馈到中心地区,被中心地区占主体地位的文化体系所吸纳,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意味深长的互动局面。”“正是经过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才得以实现由‘中心’向‘边缘’不断的扩张、交汇、融合,从而使自身面貌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对美术品历史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中,《武梁祠》无疑是一篇极好的范本。
巫鸿通过对武梁祠图像来源、演变、布局和象征意义的研究,使我们透过冷冰冰的画像石刻认识了一位活生生的汉代儒家学者。武梁将自己对历史、政治和人生的理解,注入到身后享堂的设计中去,体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也表达了对家人和后代的期望。如果不是美术考古研究手段的介入,我们可能漏掉对武梁祠表达的个人历史观和道德观的认识,从而不能深度的探析汉代画像石刻的个体特征。以上结论的得出都是学者们将美术考古的研究手段作用于考古材料,并经过深度检索和加工得出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为历史研究和其他的文化学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考古学知识范文8
考古学家本身看来一直要到20世纪30年代才使用该术语，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极少将其列为一种独特的方法。经常被引用的欧文•劳斯的纲领性论文“文化历史学的策略”，是对“有关文化历史学研究调查规划”的一个回顾，而非相较其他范式的对某特定范式的描述。很显然，那个时期的大部分考古学家只是将自己看作是干考古的考古学家———研究考古材料，真正区别仅在于处理的究竟是史前期的还是历史时期的遗存。与后来阶段不同，那时很少反省，很少自我意识；另类考古学家如霍德的现代或后现代思想很可能被视为异类。这涉及到几个方面。首先是从事任何课题的智慧问题，希望用一些简洁和有用的方式来描述一种现象的特征，这实际上只不过是标签而已，它们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所依赖的一些概念缺乏关联、方法介绍不清和很难记住个性的模糊范畴。同时，它被警告存在从类型学来研究这些现象的危险。最大的问题，显然是将类型学建构与经验事实混为一谈的后果；即认为考古学家今天所分辨和掌控的、史前人类的生活单位和他们史前学科的分析单位是一码事。其危险在于将历史事实大体等同于一种类型学构建。这很容易将用类型学缩小差异而获得的共性，与某些原来实质的共性混为一谈。还有种种危险将文化历史学这门学科看作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实体，而其思想则可能是文化历史学和其他同时期传统如功能———过程论和进化论传统之间规范连续的一种主观大杂烩。
文化历史学家所担心的正是这些问题。在本文下面，我将介绍我所定义的文化历史学传统的代表性特点。规范性理论首先，文化历史学的文章以各种陈述为特点，以体现对古代文化性质的共同看法、它们的特性、它们如何与物质记录相关、还有考古学家如何来有效研究它们。就如布鲁斯•特里格所言，20世纪初，考古学家寻找新的概念，以便将数量激增和差异很大的物质遗存有序地加以安排。由于古典进化论的失势，于是考古学家采纳源自民族学和人类地理学的概念。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将考古发现即“组合”整合起来，并根据某些标准构建起与民族学文化相当的文化单位。这包含了几个彼此关联的假设。划分的文化（PartitiveCultureorCultures）文化历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文化构成了文化综合体真实或经验的划分，爱德华•泰勒将其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作为社会成员中个人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一种复杂综合体”。就如特里格所指出，“从这种文化的整体观和过程观出发，就很容易迈向一种将个别文化看作是由特定人群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而划分的观点”。后来文化的划分或文化单位的概念最初是源自德国的民族学和地理学，并在18世纪中叶被用来指称个别社会的习俗，并以文化历史学名称刊行。
大约19世纪下半叶，弗里德里克•拉策尔和弗朗兹•博厄斯推广了将文化作为地理上不连续的实体———文化区或文化板块的思想，它们具有由特征随机组合而形成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沃尔特•泰勒将这一概念概述如下：“就文化作为一个划分的概念，我指的是一种由历史产生的文化特征系统，它或多或少是指一个综合体（也即文化）可分而又整合的若干部分，它的各种特征被一个群体或社会的全体或特定个人所共享。”文化单位概念在美国民族学中以“民族区”和“时代区”的概念而流行，这也增强了考古学中的同类概念。结果，区分整体的文化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便成为文化历史学的主旨。规范的文化（NormativeCultures）最初也许来自涂尔干，第二个概念是这样一种思想，即文化是一批共同和独特规范的集合体，也即文化的规范观。就如柴尔德所描述的，文化（从划分的意义）是指一群人或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在传统行为标准下所共有的各种行事方式（“每个男性社会确实会强制要求其成员严格遵从多少有点严厉的行为标准或规范”）。于是，文化是由思想组成的智力构建。这也意味着，文化要作为一个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作为自然的一套组合内容，它们在规范上具有一致性。克里斯多弗•霍克斯的话可以看作是关键的一句格言：“将考古学所能理解的人类活动与一系列规范相对应，这些规范能够在文化的名称下整合起来。”流淌的文化（FluidCultures）划分和规范意义上的文化，进一步被理解为以一种喻为流水的方式运作，也即所谓的文化“液态观”。文化历史学文献充斥着类似“文化的源流”，“新的文化元素流入一片区域”，还有“广泛流动的思想规范潮流”等语句。这种思想为原来的时空概念所固有，其中文化特征被认为从其起源地———某处文化中心———像涟漪一般扩散开去。后来朱利安•斯图尔特说，考古学的“目的是要表现不同文化源流的发展、互动和融合”。颗粒状的文化（ParticulateCultures）文化被看作是液态的，但是也大体地被看作是颗粒状的，即由许多独有的特点所组成。
这些文化特点从文化中心扩散开去或从一个文化传给另一文化的观念，在拉策尔和博厄斯时代就已在民族学和人类地理学中牢固确立。在地图上标出文化特点的分布，人们就能确立一个文化的边界及其历史。而对于实际上一种文化特点由什么构成，无论在民族学中（如部落文化的某观察单位）还是在考古学中（如文化单位和某类器物）均无共识。尽管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共识，但是对文化单位意见不一，使得在文化历史学中普遍采用对文化异同的分类。进化考古学家声称，真正了解文化单位最好的办法，是注意它们随时间重复的成功。其他人则把文化单位从具体特点或器物的统计归类来定义。考古学文化（ArchaeologicalCultures）文化历史学典型地视考古记录并非文化本身，即一种流淌的规范现象，而是文化的产物，即文化物化表现的规范。由此而产生的考古学文化概念，被某些人认为是欧洲史前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特里格将其在欧洲的起源追溯到古斯塔夫•科西纳。科西纳将地图上标出的北欧器物分布用文化镶嵌来解释，是由生活方式和族群身份不同的互不关联人群的遗存所构成。这一概念被柴尔德所采纳，并在其使用中加以系统化。在美国，这一概念在米尔斯和其他人在俄亥俄河谷的早期工作有其独立的起源。#p#分页标题#e#
它最终被艾尔弗雷德•基德在西南部考古学的文化历史学最初综述中所采纳。文化类型学文化历史学研究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专注于分类和类型学。规范的文化理论意味着，考古学最好是对规范的文化单位或考古学文化的物质表现来做比较性的研究，这种单位用克里斯托弗•霍克斯的话说，就是“可以从时空上来定义，并从物质产品的标准系列来分辨”。于是，文化历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式样关系及其代表性器物的时空位置来记录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材料的分类文化历史学家用几种方法来整理他们的材料：分类（classification）、类型学（typolo-gy）和分类学（taxonomy）。欧文•劳斯制定了多少较为标准的程序。首先，器物根据材质归组（如陶、石、木、玻璃等等）；然后，它们根据生产技术、形状、纹饰、功能等加以细分。得到的是一种类别（classes）和亚类别（subclasses）的等级系列，每个类别由相同物理性质、用途和特点的器物组成。作为经验性的归组，这些类别被认为最适合用来描述器物的集合体或其他具有固定出处（如遗址、遗迹和组合）的物质单位，而它们能进一步被用作从事行为乃至族群推断的依据。根据这种类别（classes），人们继而能将类型（types）定义为“这样一组器物，它们共同拥有一系列特征，并以此与其他类别相区分”，同时劳斯将代表性特征系列称为“模式”（mode）。与类别（classes）不同，类型（types）是理论的和分析的单位，可以被用来“定义文化单位，用于分布研究或其他阐释性目的。文化或规范的类型从实际出发，需要类型来“将人类行为棘手的多样性减少到便于科学处理的可掌控范围”。但是，它们如何也能被用于证明规范的文化单位呢？文化历史学便用文化规范的抽象概念转变为器物特征中可见变异所表现的物质规范的具体概念来处理这个问题。肯特•弗兰纳利将这种观点表述如下：“文化历史学家将文化当作一批共有思想、价值观和信仰（即某群人的‘规范’）的实体来对待。某文化的成员以不同程度遵循这种‘规范’———这种‘规范’实际上是有关如何行事看法的一种铃形曲线。史前器物便被视为这样一种共有思想的产物，而它们也会有一种呈铃形曲线状的‘变异幅度’”。
霍克斯也有同样的清晰表述：“在标准的幅度内，分类的界线无论怎样精细地对应差异，类型的概念必须是一致的。而从一种规范到另一种规范的变化必须遵循类型的变化、以及能够推断规范产品标准幅度的变化。”结果，文化历史学会集中在被认为是反映了文化规范的代表性特征上，而不只是用途，以期从“文化产品中提取已逝人类脑子里的规范概念”，于是能够揭示“所有时空的文化中存在的内在规则”。实际上，这常常是个不断摸索的问题。根据形制特征定义的某些类型会有“有限而连贯的时空分布”，于是使得它们在发现和分析文化历史学单位时比较有用。这种设想早已被确认，即形制与功能变异彼此交错（cross-cut），形制能衡量规范文化的差异，就如李•莱曼等解释的那样“：因为形制变化独立于选择环境的变化，所以人们能够定义形制的类别（或类型）———历史性的类别———能够衡量时间；还有，因为形制的共性是传承所致，因此能够被用来衡量空间上相互隔离群体间的互动。”于是，文化历史学倾向于集中在类同而非趋同的共性上，它们可由某些类型予以衡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文化携带者认为相关的一种思想源流的界线”。符合这一角色的类型，根据需要分别被称为代表性的、文化的、历史的标志、特征、关键类型，有时则叫做标准化石。排列（Seriation）文化历史学需要一些方法来确定各种遗存类别的相对时代作为定义和比较各文化单位的基础。在放射性碳断代方法和广泛应用树木年轮方法之前，频率排列（frequencyseri-ation）———对构成文化历史学的类型做按比例的安排来对组合相对断代———是基本的方法。它不但准确，而且利用最普通的遗存：陶片。旧大陆长期使用的不太精确的排列方式，叫做前后有序的、发展的或门类的排列。这有几条必要的假设：（1）类型缓慢的历时变迁能够从地层学上观察到。（2）由于规范的传播，地理上相同的类型大致是同时期的。（3）类型会历时改善、进化或发展（很少退化）。根据这一逻辑，克里斯蒂安•汤姆森将欧洲的组合按相继的石、铜、铁时代安排；奥斯卡•蒙特柳斯将青铜器进行排列作为他区域文化序列的基础；而皮特里将埃及迪奥斯波利斯•帕尔瓦前王朝时期墓地出土的陶器进行排列。这些方法基于质量的（存在与缺失）比较和交叉断代，虽然不很精确，但是一直管用，特别在北美以外。
相反，频率排列是量化的，不需要发展的假设，它基于审慎的发现，即类型（一般称为形制）的频率随时间以一种比较均匀的方式发生变化，也即所谓的流行性原理。形制出现后被认为会逐渐达到流行的高峰，然后逐渐衰落。从图表上来看，这种变化曲线会产生正态的、式样一致的或透镜状的形态———所谓的船舰形曲线。于是，从各遗址单一组构（component指同一批人群留下的遗存）中或地表采集的不同组合（assemblages），能够从所见形制的相对百分比或频率来进行相对断代。排列被从地层学发掘和树木年轮断代来证实，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欧美用于为建筑物断代，最终为排列提供绝对年代校正。频率排列看来最初是在美国中西部发展起来的，之前纳尔逊在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普韦布洛和基德位于佩科斯的普韦布洛（指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村落遗址）的不同层位中分辨出有规则的频率分布。但是，基德首先用流行性原理对从新墨西哥祖尼普韦布洛地表采集的陶片进行排列。这一程序被不断完善并被广泛采用，例如，在秘鲁的维鲁河谷、密西西比河谷下游、极地和中东。最近，某些考古学家重新表现出对频率排列的兴趣。分类和综合性的集合体（aggregates）文化历史学类型被广泛用于分类和将遗存的集合体联系起来，以构建较大的文化单位。按照劳斯的说法，这是通过“对遗址而非对器物、建筑或其中的组成部分进行分类”来做到的（当处理相同的文化遗址或组构时）。“人们根据文化材料的异同将各遗址或居住单位归入各类别（classes），注重每个类别所共有的文化要素，并用这些要素来定义由某类别所代表的某文化类型（type）。”在欧洲，追随奥斯卡•蒙特柳斯和古斯塔夫•科西纳，柴尔德用挑选的代表性类型或标志性类型将一个文化定义为“总是反复共生的某些遗存的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房屋式样”，后来为“在几个特定地点重复出现的相同类型的一种组合”。虽然他感到需要几种类型的一致性来定义一个文化，但是几乎不可能发现大量类型的一致性。但是，柴尔德仔细地在一个文化根据器类型学基础所做的定义，与罗列其组成要素的描述之间做了区分“：文化不是由作为标准化石的少数类型、而是由类型和特征共生的整个组合所组成。”为了确定一个文化的空间范围，柴尔德作了推论，因为“一群人总是生活在一片区域，而其延展在某种意义上一定是有序的，尽管并不一定连续，某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应可定义其主人的栖居区，因此这种分布最便于用分辨文化的代表性类型来揭示。因此，（某类型）应该围绕着某些多少能够辨认的集中点显示出一种清晰的态势或聚集。依伴生强度而依附于同一文化的其他各种类型，当将其在地图上加以标识时，也会显示相同的一般性分布态势”。#p#分页标题#e#
几乎不可能“在地名和文献记载的帮助下”，从考古学文化来辨认诸如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这些不同的族群。通常会贴上一个习用名字来指称一种代表性特征（比如战斧、大口杯、古坟）或加上某地理位置，有时则加上某时期的后缀（如新石器时代或英国铁器时代等）。采用地层学、排列、共时性的手段根据年代学将定义的文化安排成行，柴尔德首次建立起了欧洲几大区域的主要考古学文化综述。一些不同的系统在北美发展起来，其中主要是对两大基本方案的完善。格拉德温系统是用于美国中西部文化单位的等级性分类，基于特征共性的相对程度，包括共同的陶器类型。“根”（Roots）包括了较大的区域组群：制篮者、霍霍卡姆、卡多安。根由“茎”（Stems）组成，指称一批特定的区域文化单位。这些单位又进而细分为地理上更加特定的“分支”（branches）和“时段”（phases）（相当于柴尔德的文化）。树杈状分类所定义的时间、空间和式样上的共性，提供了西南部文化一种树状历史关系的表象，虽然它根本不能证明共同的起源及后来的分化。西南部之外比较有影响的是所谓的中西部分类法或麦克恩系统，原先是对大量没有地层出土背景的材料进行分类而发展起来的。它也根据形式标准对发现物分类。就像柴尔德的程序，从单一居住单位———组构———出土的组合（assemblages）根据共有的类型（形制）被归入“点”（foci）；点又归入“面”（aspects）；面归入“段”（phases）；段归入“型”（patterns）（后来麦克恩系统的“段”和“型”被取消）。就像欧洲的考古学文化，“点”和“面”被安排来构建局部和区域的文化年表。两种分类法的内容（经过术语和含义的修改后）后来经过综合之后被用来将大批区域整合到一起，福特和威利对北美东部史前期“段”（文化）的综合，采用了发展的阶段———古代期、埋葬土墩I期、埋葬土墩II期、庙宇土墩I期、庙宇土墩II期。该系统根据特征（类型、类别、组合）的时间延续以构建“传统”（traditions），并根据特征的共性从地理分布来构建“层面”（horizons）。文化单位的民族学解释文化规范理论内在固有的最初想法，是考古学文化代表了民族学意义上具体的族群或文化单位。于是，较大的文化单位常常被这样来解释。在欧洲，柴尔德追随科西纳和其他人，是指一批或多批人群的物质遗存。“如今，反复一起共生的类型不仅因为它们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也因为它们是由同一批人群所制作和使用的”。但是他说得比较模糊“，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对应者只能由非确定的人群来指认”；他也比较谨慎，“社会的某种单位———部落、民族、种姓、专业，很少能够单凭考古材料来确定”。
在北美也可以发现相同的解释。霍尔姆斯从族群和部落差异来谈古老性；斯皮尔从群体（groups）来解释陶器形制，而瓦里恩特则从人群（peoples）和部落实体（tribalentities）来解释。在谈及组构时，麦克恩说：“某一遗址的特征复合体，应代表了单一印第安群体在该地的习俗和生活方式。”格拉德温的“根”和“茎”好比人群的各群体，而“分支”好比文化区。科尔顿称文化单位为部落，而菲利普斯和威利将一处遗址或地点称为“社群”，而将“区域”称为部落。尽管经常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将考古学单位与族群和社会文化单位对应起来从未是文化历史学传统的核心。问题与争议文化历史学家在试图根据他们所见而分辨和定义文化单位时存在许多问题。根据少数几种代表性特征的一致分布来确定这类单位的界线时是极其困难的，民族学也有同样的困难。而且，这些问题因类型分布界线模糊、混杂、重合、交融以及类型式样的渐变，会随区域内甚至地层沉积中样本涵盖量和规模的增加或从数量上来衡量时而更加严重。今天了解比较清楚的类型学和采样的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被分别说成是行为上的（贸易或劫掠），谱系上的（历史关系），沉积上的（混杂）；它们很少被看作是类型学的结果。方法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在研究比较透彻的地区如密西西比河谷下游和美国中西部，亚类型和变体最好被设计来反映陶器的连续性。用来控制变异太多这个问题的方法，包括仅采用少数几种代表性类型（如标准化石、关键类型和标志性类型）来定义文化单位，并在区分单位时偏好质量上存在或缺失的标准，而非数量统计。劳斯指出了考古学家从材料分布来建立文化区时的困难，因为尽管存在明显的例外“，文化区并不像自然区那样会随时间而保持稳定”。劳斯建议人们不妨将其材料来指：（1）最为相似的某文化中心……在那里几个不同文化的部落比邻相处，因此不大可能定义单一的、文化同质性的区域。（2）主观的地理分区，就如格拉德温夫妇采用的地图四边形那样的绘图区域。（3）自然区域，就如仍在今天构建考古区域时所做的那样———具有某种文化同质性的地理上隔开的区域。所有这些反应都有掩饰差异和将文化单位概念具体化的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类关注经常充满了对类型含义的争论。
这些争论在福特和斯波尔丁有名的争论中达到顶点。斯波尔丁也许代表了大多数观点，认为类型在经验性上是真实的：它们潜在对应于其制造者自名的类型（emictypes），它们在物质上表现为诸多特征不连续的聚合。他认为，类型能够用统计学（聚合分析）和质量比较来发现。福特代表了少数观点，认为所有类型，不管是由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还是由古代工匠所提出，是被用来对文化连续体加以分割的分类方法。虽然类型“反映了被认为彼此相关的文化携带者某种思想源流的界限”，但是它们对于衡量文化历史鲜有助益。在对伽马虚拟岛屿上房屋时空变异的出色研究中，福特表明了某些民族学家已经表示的怀疑：即类型不仅随时间发生变异（依流行性原理），而且也与挑选用作定义的抽象层次相关，而且也是围绕着社会的———作为“它被定义的那个地点的一种功能”。福特显示，当样本范围较小的时候，类型会看上去是如何的真实和自然，但是当样本覆盖面扩大时，它们会开始重叠和模糊，类型的规范或平均值会发生变化。他的结论是，就文化类型概念多维性质而言，考古学家应该用他们的类型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权宜手段来将文化源流分割成主观的片段，就像在排列中所做的那样，来衡量所选择特征的时空变异。回头来看，这些争论看来有相互交差的目的：斯波尔丁的方法是想将各种特征组合成自然的类别，然后用分类从质量上对它们进行比较。而福特的方法是想用类型来衡量文化的时空差异。#p#分页标题#e#
考吉尔认为，这两种方法是不兼容的，而柴尔德看来是用同样的文化描述，将两者来区分某文化的定义特点。田野方法虽然方法论另当别论，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早期文化历史学家采用的某些田野方法会混淆而非厘清阐释的诸多问题。利用自然层位作为分析单位，会产生突然转型的表象，它常被说成是文化实际上的不连续性。同样，被认为足以从文化关系上来对遗址分类的横向发掘的有限样本，强化了文化同质性的看法。但是，如特里格所指出的，横向揭露范围内三维发掘和记录的现代方式是由莫蒂默•惠勒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而广泛传播的。历史的解释通过分类和类型学的展示来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从来不是文化历史学传统的主要目的。所以，文化历史学常常以描述为特点。还有，文化历史学的著述经常包含一般性陈述，试图从创造物质遗存的历史过程或动力机制来解释、说明、（或比较确切地说）阐释它们的多样性。文化历史学家所谓的历史是什么也颇有争议。就如J.霍克斯所言，“最终对个别事件进行重建”，是考古学根本的历史目标，而这看来是共识。针对这一目标，文化历史学被说成是支持历史学的目的。历史学目的在其纲领性文章中，劳斯列举了十项过程的范畴作为历史学的目的，它们是“文化历史事实的可能性解释”，其中六项范畴贴切地落在我所定义的文化历史学传统之中：传播与延续；独立发明；迁移及其他扩散机制；文化参与（partic-ipationinculture）；文化同化；平行发展。而其余的范畴———进化、系统发生、生态适应和其他进程———看来最好被放在平行的功能论、过程论和进化论的传统之中。无论如何，这些文化历史学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中心概念———传播论的衍生物。传播就其多变量的形态，是文化特征（器物类型、组合等）地理分布和时间延续的主要解释：“某单位在其分布上从某点传播到另一点———一般是从其最早或最复杂的一点传播开去的。”于是，这符合时代区的假设。地理传播可能是初级的，包含了“人群的实际迁移”，或甚至入侵，例如像“文化圈”情况下的那种复杂的传播单位。或者，它可能是次级的传播，包括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和文化转移（transculturation），并相当于“在没有人群实际迁移的情况下，某些影响从一个群体传给另一个群体”。具体地说，就是“相关群体彼此从对方借鉴各种思想”，就像通过贸易和其他文化间接触所发生的那样。
威利将这样的证据视为“入侵元素与本地旧式样的混合”。传播一直兼被用于解释和用于安排区域的直线序列，当它们的不同时性被认为是由于特征在空间移动中固有的时间差。另一方面，地理上不连续的证据可以从自然的（如河流或山脉）或文化的（如语言的、发展的和习惯的）同化和传播之间的障碍来解释。传播和迁移是文化历史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概念。同样，某文化单位随时间的一种连续或不连续分布的证据，也一直从世代传承或入乡随俗（en-culturation）来解释。首先，从某特征历时延续中所见的时代连续性，会被说成是文化变迁的自然速率（就文化的液态观而言，这是一种“规范的缓慢流动”）。另一方面，不连续性会被看作是例外，如果后续的特征发生突然变化，于是需要求助于诸如传播、迁移、贸易甚至入侵的过程来解释。当材料的频率（就如排列分析所见）揭示了规范分布，那么这种特征的延续可以进一步以其流行性相对和彼此的兴衰为特点———即上述的流行性原理，有时被叫做漂变（drift）、文化参与或时尚变迁。畸变的或非典型的特征要么代表了制作者正常的或偏离常规的行为，要么来自外界接触的入侵。极少求助于原创发明和独立创新来解释变迁，例如当序列中某新特征造成时代的不连续性时。有些人认为，这类事件对于凤毛麟角的所谓创造性社会来说也是有限的；其他人则怀疑这类发明是否真的发生过。特别在北美，传播论的解释根据特征异同的时代变化，从文化传统的衰微、改善、分异、趋同或延续为导向来陈述。
空间上的连续或不连续性则从文化层面（horizon）的范围来解释。如果真像斯波尔丁所说的那样，“不存在历史学解释这样的事情，而只有历史事件的解释”，那么文化历史学所做的阐释性陈述又当何论？斯波尔丁将文化历史学陈述与科学阐释做了对比，将其看作典型依赖含蓄性陈述对人类活动现象的总结，这种总结不管源自民族学还是历史学，都是基于常识而非理论上的证明（例如形制的影响、流行性、新特征的采纳、保守性、原创性等等）。结果，文化历史学的阐释常常参照柯林伍德的方法，被说成是观念论的（idealist）、想象的（ideational）、表意的（ideographic）以及特殊论的（particularizing）。归纳与合法性在1951年版的《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序言中，戈登•柴尔德说道“，按照惯例史前学著作上每段论述之前都要用这样的语言加以限制：‘就今天所掌握的证据而言，较多地倾向于支持如下观点’。”文化历史学的方法论在获取知识的程序上是归纳性的。法兰克福称之为“由此许多看似无关的事实被看作获得了意义和内聚力，并可能代表了一种历史真实的看法”。对柴尔德来说，这是一个用分类“将零碎片段（材料）整合起来的归纳法”问题。基德视理论为“从材料来构建自身”。还有，将文化历史学看作像某些学者声称的那样，没有任何理论和客观操作标准为特点是错误的。明显的是，文化历史学一般性规则来自有关文化规范性基础的一批共同设想。虽然这些设想很少采取类似规律—演绎方法论要求的那种清晰阐明的归纳法形式，但是这些解释也构成了某种假设。正因为如此，它们可以作为研究规范路径的组成部分而提供持续的评估。例如，有关文化单位时空变迁的设想往往会因新材料而发生改变，而对这些形态的阐释会流行或失宠。到20世纪中叶，迁移（或初级传播）让位给传播（或次级传播）成为一种偏好的说明。皮戈特将这类对考古事实的评估称为“累加的可信度”。评估随着1948年沃尔特•泰勒《考古学之研究》的出版，文化历史学日益受到批评，在规范—演绎法看来，它在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上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结果便是现已定论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衰落，让位于上世纪60年代所谓的“新考古学。”最近，莱曼等声称，文化历史考古学早年的创新———频率排列和文化多样性的唯物观（文化的颗粒-流淌观）———确保了考古学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人们从未意识到，他们称之为文化历史学“真实性的错误观”的东西是由一种基本的悖论表现出来的，并早在1946年就为布鲁所察觉。就如莱曼等所见，“一方面，文化历史是一条诸多特征的河流，不断变化着，从过去流向未来。另一方面，经验却认为，人类可分为大致独立的群体或文化，而需要解释的，正是这些群体”。根据莱曼等的看法，最要命的结果，便是两种原理体系———本质论的/类型学的思维和唯物论/人群思维的合璧，这使得文化历史学徒劳地试图研究诸如类型、文化、传统等类型学的单位，仿佛它们是真实的，而非一种人为的时空连续性的板块。与此同时，文化历史学对考古学的贡献是被广泛公认的。大多数人同意，它因奠定了必要的分类学基础，而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基本阶段；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从功能和过程视角来系统研究史前文化合乎逻辑的开端”。今天的文化历史学虽然在理论讨论中已经不占中心的地位，但是文化历史学仍然对考古学的思想和实践施以重大的影响。其概念和实践已经确立的作用可以从研究的几个方面见到。首先，就像特里格所言，文化历史学仍然在历史条件支持了解特定人群或族群的史前史和身份兴趣的地方存活，比如地中海西部岛屿上的例子。#p#分页标题#e#
特里格说：“各族群和民族群体仍然希望了解它们的史前史，而这种知识能够在建立群体自豪感和团结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尽管文化历史学的成果能够被在这类考古学以外框架中发展起来的重建史前文化和解释文化变迁的方法所充实，但只有一种关注特定人群史前史的方法才能满足后殖民时期各民族的需要。”文化历史考古学传统也在受人类学影响较小的考古学家中保持着影响。这适用于许多今天所谓的德国学派的欧洲史前学研究，在那里强调的是研究器物，主要是陶器和金属，主要目的是构建和完善文化序列。例如，这在地中海西部尤其如此。虽然有其独特的考古学传统，但是古典考古学，至少就其传统实践而言，在这样的程度上仍然是文化历史学的，即注重器物是文化单位的规范表现。就如威廉•比尔斯在其影响很大的《希腊考古学》一书中所指出的“，考古学家主要研究他们发现的器物或人工制品，设法将它们纳入区域的文化和历史框架之中。各种文化是不同的，因为考古学家拥有的重建这些文化的证据是不同的。”古典考古学家也倾向于从文化历史学角度来讨论物质多样性的问题。在对希腊铁器时代背景中原始器皿阐释分别被作为外来的———多利安人———入侵、迁移或文化传播证据的典型争议，就是最好的例子。
就今天大部分的考古学实践而言，都是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框架里操作的。对欧洲和美洲史前史主要综述的详察，反映了例如考古学文化、文化区、时段、传统和层面等结构概念仍然有效。我们相信，从发掘和调查中分辨的材料，以代表所知的类型，并接下来归入到已知的文化单位中，立足于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历史学设想上，即形制上的式样差异遵循着规范的原理———本质论的原理体系。正因为如此，文化历史学程序仍然能为低层次理论的兴趣服务。规范的文化单位设想也是大部分中间理论的基础，特别是交换和互动形态的考古学阐释。在缺乏分解性依据的来源分析情况下（比如衡量元素分析、同位素分析），这类研究一直依赖类型学分析来确定器物的分布与流动，并分辨它们是当地还是外来的。所依据的设想———往往不言自明———就来自于文化历史学：存在文化上独特的、考古学上能够分辨的形制式样的变异范围。最近，普罗塞尔和霍德承认文化历史学的普遍有用性“：描述某地区考古研究的各个方面，将遗址与器物归入能够比较和断代的文化单位范畴。对文化特征发展、传播和流动的描述，就能建立起一个时空体系，并成为一个新地区进行研究的基石。”在文化历史学框架内从事以田野为基础的研究中，有许多阐释上的好处———不管其终极理论目的为何，就像我们自己在努拉格文化聚落研究的工作中所证明的。在部分传承、部分新建的诸多文化单位（建筑遗迹、聚落、当地文化、区域文化、隔绝的文化）相互交织的系列中阐释各种发现，能够使重建具有社会和历史的恰当性。与此同时，这会迫使我们正视这些单位的分类性质，当我们将这些单位与新引入的（外来的）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时，这反过来会让我们思考文化起源、转变、影响和消失的诸多问题。明天的文化历史学但是，在所谓的后过程考古学之中，文化历史考古学还有前途吗？在提出一种看法之前，我想考虑一下文化历史学批评所指问题的含义。为何在不利证据面前，文化历史学仍能长期流行呢？答案十分简单，就如莱曼等指出的，它经历了50年从田野材料的反馈中令文化历史学家意识到规范———类型学———历史学方法的无用，于是转向较为现实的另外途径。但是，这看来早已显露许多端倪。方法论的严重问题包括难以确立多元特征契合的分布、难以建立文化区和解释过渡、重叠、中间的类型及类型学渐变的类型学意义。结果是：考古学家对类型及其时空分布聚讼不断，而对这些单位的文化意义则讨论较少。而且，确立的单位很少对应民族学来明确定义，或从考古学上获得支持；民族学家自己也在重新考虑文化单位的概念。与此同时，早期功能论学者展现了用另类途径如功能类型学和民族志类比来重建古代生活方式的优势。
面对证据，文化历史学无非就是用更多更好的类型学来应对。它的基本设想很可能受到更加严厉的质疑：文化是否是真实的、经验上可找到的单位而确实存在？也许可以有更多的结论，就如福特和布鲁明确指出的，即：类型———不管是器物、文化、时段还是传统；不管由考古学家还是由古代工匠所定义———都只不过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连续变异的物质材料———从不同视角构建的分类和将事物的概念化。总之，他们认为本质论和唯物论的两难是无法解决的，并最终放弃这样做的企图。但是，为何许多人不愿放弃呢？我认为，历史文化学家根本感兴趣的，既非人类群体存在的真实性，也非他们物质材料本身本质上的真实性。而是文化———分类的、规范的、以社会为中心的、表意的，常常是非理性地试图从令人生畏的多样性中理出头绪———将人类区分开来。就如莱曼等所指出的，“本质论的原理体系是人类思维的表现”。而兴趣的执着也在于此。这是为何斯波尔丁本质论的说法要比福特唯物论的说法为更多的文化历史学家所信服，前者承诺能够令他们更加接近器物后面的思想，而后者向他们承诺只有更多的变异，而整个文化概念的含义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文化历史学家想做的事情（许多人仍然在做）：将自名与他名联系起来，将学者的构建与主体（指古代遗存的创造者）的构建相契合是困难的，也许是做不到的。这包含了对思想意识的推断，霍克斯将其放在其推断等级的最高级别，“凡越是为人类所特有的活动，它们就越是难以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