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方法范文1
[关键词]考古发掘；文物保护
我国原本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可谓是历史悠久，有很多文明古迹随着时代的演变被历史掩埋了起来，通过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已经有不少的历史文物、历史古迹再次展现在人们眼前。但是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产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考古发掘之后的文物保护工作该如何进行，这是一个值得所有考古学家探讨的问题。
一、考古发掘之后的文物保护的现状
1、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文物是古人存在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理应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但是目前有很多地区政府都没有认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至今都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文物保护和研究部门，例如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文物研究所等。使得文物保护工作远远落后于其它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政府的认识程度不够，影响了考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很多考古工作者只是为了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开展相应的考古工作，并不是站在文物保护的角度上开展考古工作的，使得大量文物在出土之后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时间一长这些文物就会因为氧化作用而变得破烂不堪，特别是像青铜器、壁画之类的文物，最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为长时间的无人问津最终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
2、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目前也有很多地方政府虽然认识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将大量的资金都投入在了考古发掘工作上，使得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由于缺乏资金的支持只能停滞不前。甚至有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都没有一个正规的文物保护所，只用简单的库房来代替，导致很多文物在出土之后一直被放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由于缺乏专门人员的管理，很多原本就已经残缺不全的文物更是不知所踪。有些地方政府或许已经建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很难开展破损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原本完好无缺的文物也变得残缺不全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1]
3、考古发掘人员的思想观念有待转变
很多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负责将文物挖掘出来，至于文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都不再自己工作的范围之内，因此很多考古发掘者在工作的过程中漫不经心，认为自己只要将文物挖掘出来即可，不在乎文物是否完整，使得很多文物在挖掘的过程中就已经被损毁了。还有一部分考古发掘者认为只有保存完整的才可以称得上文物，至于那些原本就已经破损的不要也罢，因此在挖掘的过程中，只是将一些保存比较完整的文物挖掘了出来，至于那些已经破损的就留在原地自生自灭，造成很多文物下落不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落实。
二、考古发掘之后文物保护的措施
1、转变文物保护的观念，提高对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
无论是地方政府和考古工作者都应该转变自己的思想，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考古工作者，最应该转变自己的观念，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到文物不仅仅是历史遗留物，历史遗迹也是很重要的文物，在历史遗留物中，保存完整的是文物，残缺不全的一样也是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应该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不仅仅是文物保护研究部门的工作，考古工作者一样承担着文物保护的责任。只有考古工作者树立了这样的观念之后，才能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在发掘的过程中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2]
2、加大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
地方政府在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之后，就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首先政府应该出资建立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例如博物馆、文物研究所等，将一些可以移动的大中小型的文物，放置在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当中，并配置专门的人员进行保护，做好文化的修复工作，保护文物的完整性；对于那些不能移动的文物，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保护，特别是一些历史遗迹，例如车马坑、秦始皇陵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壁画等。其次加大保护设施的建设力度，保护设施在文物保护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和无法移动的大型文物，保护设施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政府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做好保护棚、围栏或者是看护房等保护设施的建设。另外，当地政府要加大科研投资力度，例如购买一些实验仪器、监测仪器等，做好考古发掘工作，为文物保护打下基础。最后还要做好日常的文物保护工作，文物管理人员应该注意文物保护所的日常管理工作，例如防潮、除尘等工作，这样才能全方位的做好文物保护工作。[3]
3、完善相应的文物管理法规
政府想要更好的落实考古发掘后的文物保护工作，还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约束考古工作者和管理者的行为。首先国家应该完善文物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文物的保护，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很多条款定义模糊、工作人员职责不清、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操作难度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政府应该结合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适当的借鉴外国一些先进的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文件，完善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其次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有利于当地开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工作的制度，并明确工作人员的责任，切实落实考古发掘后的文物保护工作。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考古发掘后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工作同等重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认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这样才能让文物展现出原有的光芒和价值。考古工作者应该树立文物保护的理念，并将文物保护工作落实到考古发掘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这样才能全方位的开展考古发掘后的文物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吴东风.考古发掘之后的文物保护现状分析[J].文物春秋.2011，11（12）：11-13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2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抗日战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汉(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胡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3
一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1790—1832年)对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标志着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1](P11)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搜集。当时由于科学的埃及考古学尚未确立，埃及政府也没有颁布相应的法令将自己国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护之下，致使祖先的遗产遭到无情的破坏，尼罗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场所。
欧洲人最初在埃及的发掘十分野蛮、粗暴，往往比公开的掠夺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例如，一个名叫德罗韦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担任过法国驻埃及领事，利用其领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贩卖大批珍贵文物，先后三次以高价分别卖给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来构成了都灵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欧洲国家驻埃及的外交官中，披着领事外衣从事盗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1780—1827年)，同样热衷于此事。从1816年起，萨尔特雇用意大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为他搜集、发掘古物。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的手段实在野蛮，竟使用攻城槌开路，闯入各埃及古墓，并说他“每迈出一步，都踩碎一个木乃伊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数千年的古物，顷刻之间就被轻率地毁坏了。尤为不幸的是，有许多古物无可挽救地毁灭了。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发掘，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的盗墓行径。
但以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为首的一批严肃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将考古作为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尽快弄到值钱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赞助，率领普鲁士考察团赴埃及、努比亚调查各种古迹，发掘埃及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顶斜坡墓130座之多，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学家们所忽略的古迹。列普修斯最先测量过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庙浮雕和铭文拓本，并获得古埃及纸草纸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现于1849—1859年间问世的12卷本《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物志》。[3](P10)这是最早介绍埃及古迹的详实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价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馆埃及馆馆长。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根据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体系，将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这一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学者研究埃及学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记录并临摹铭刻、浮雕与绘画，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国的列普修斯外，还有一位英国学者威尔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尔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发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都留下了这位临摹专家的足迹。威尔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风俗习惯》，这是他费时12年撰述的一部权威性埃及学著作，于1837—1841年间相继出版。这部著作附有文献复本和出色的插图，内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描写了法老时代埃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威尔金森对英国早期埃及学的贡献甚大，被誉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学开创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马里埃特任职于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感到这样任意掠夺会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决心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改变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丢置于脑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发现埋在沙中的狮身人面像，便立即招来工人进行发掘。两年后出土了141座狮身人面像列队的大道和萨拉匹斯神庙，庙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铭文，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这一重大的发现，从此改变了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运，使他由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普通博物馆馆员一跃而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从此他与埃及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埃及发掘4年后，马里埃特回国就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请，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长。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护条令，制止随意发掘、搜集和贩卖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对埃及境内古墓和寺庙的大规模掠夺，使乱盗乱贩文物之风得以控制。1863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接受了马里埃特的建议，在开罗附近的布拉格建立了近东地区的第一所国家博物馆，成为今天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这是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开罗博物馆，拥有10万件以上的藏品，为世界之冠，马里埃特的贡献，功不可没。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病逝，葬于开罗博物馆门前的花园中，这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学家从此就长眠在他为之献身的埃及国土上。
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达30年之久，发掘了30多处重要的大型遗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为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但他决不是完善得无可厚非。他一生主持过规模浩大的发掘工程，却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他的大部分发掘成果，这一缺憾便由他的继任者马斯伯乐(1846—1916年)补偿。1869年，马斯伯乐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讲授埃及语，187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埃及学教授，后率领法国官方考察团赴埃及，该团后来成为法国东方考古学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继续组织考古发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在此5年期间，马斯伯乐调查了萨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发现古王国时期的宗教经文，1894年用《萨卡拉金字塔铭文》一名发表。1881年因怀疑王陵被盗而捕获一盗墓贼，并椐其供词而发现戴尔•巴哈里附近悬崖上隐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殓于镌刻文字的石棺内，其中装饰品和随葬品亦极丰富。马斯伯乐对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发表于所著《戴尔•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书中。[4](P279)1886—1889年，马斯伯乐回到巴黎，重返大学讲授埃及学。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并开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个博物馆内的大量古物，这些古物后来成为开罗博物馆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东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纪所能看到的一切资料，第一次将古代埃及的历史纳入古典东方历史发展的广阔范围之中。他详细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语言和艺术，确定了古埃及宗教与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马斯伯乐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间，进一步规范了考古发掘工作，继续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动，他当之无愧地继承了马里埃特所开创的埃及考古事业。
到了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蛮发掘的误区，逐渐朝着有计划的科学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方向发展，埃及学的新纪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现代考古学标准，马里埃特和他的后继者马斯伯乐在发掘埃及重要遗址时也嫌过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到之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轨，他就是第一个用严谨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 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J.Malek.and W.Forman.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M].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
[2]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Egypt:Land of the Pharaohs[M].Virginia:Time-Life Books,1992.
[3]N.Grimal.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M].Blackwell:Blackwell PublishersLtd.,1994.
[4]M.L.Bierbrier.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M].London:The EgyptianExploration Society,1995.
[5]D.J.Brewer and E.Teeter.Egypt and the Egyptian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0.
[6]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4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途中，于1926年2月22日路经夏县西阴村时，李济先生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3片带卷边，4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
不久，他们即返回北京。嗣后，李济因病耽搁了半年时间，当他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即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先生商量发掘西阴遗址这件事。毕士博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商量了几条合作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2、考古团的经费由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承担；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
于是，李济和袁复礼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对西阴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他们采用了“探方法”，即每个探方2×2米，共8个，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在探方的处理上，李济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来逐件登记标本。前者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后者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层、第三分层，从其记载簿上可查出其深度为1.17---1.25米。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标本，仍可看到当时的标记。发掘工作由李济先生主持，袁复礼先生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发掘工作进行的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次。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箱，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富。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石印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确为憾事！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该书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超级秘书网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3年8期。
2、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北京。
3袁复礼：《西阴村史前的遗存·附录一图说》。
4、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5、严文明：《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5
一、手工绘图依旧是取得考古现场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
我国20至21世纪的考古工作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绘图主要依赖手工完成。不仅贯穿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从我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绘图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不仅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图录主要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要亲自动手，文物一旦露头，……必须完成当天的考古记录”，即使在考古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已经加入了新的技术因素，大量在现场依照实况和器物实体手工绘出的图纸，作为现场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临摹、修改、复制、打印等后续而成的二手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在摄像与电子技术高度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今天，人工对遗址现场的全景、地层、地形、遗迹及其分布的实测与绘图，仍是保留现场信息的必要步骤，方格网等方法依旧被作为最基本的测量和绘图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遗址和器物的原貌。现场示意图、剖面图是考古遗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骤。以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为例，所做的大量对遗迹的结构、分布、地层堆积、坑底细部情况绘制的平剖面图不仅是对现场的第一手记录，也是后续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结构复杂的各墓葬、窑址等清晰的绘图，是动态发掘过程中不可遗漏的重要证据。对其深浅层位进行精确的测绘，明确遗物的出土位置、叠压关系，对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证，具有极重要的证明意义。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场合，现场绘图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绘图不断运用于考古新领域。2010年“南澳I号”的沉船船体和文物发掘中，绘图工作是在水下数十米深处与现场发掘同步进行，现场对考察“南澳I号”复杂的遗址堆积状况的记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学界揭示南澳岛水下的遗址群的概貌、探讨南澳岛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义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传统考古绘图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少数匆忙开发的遗址，由于缺乏专业绘图理念，未能遵循正确的绘图原则，往往造成第一手绘图资料的缺失。如某些遗址的发掘，由于忽略了现场绘图记录，不仅缺乏宝贵的现场记录资料，也为后续的叠压关系研究、器物鉴定、排序与研究造成困难。
绘图软件的大量应用，一方面带来绘图工作的便捷和细致，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即便没有绘画能力，各种软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绘图工作。这导致传统绘图方法被忽略，手工绘图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应由专门人员完成的原始资料图由技术工人，将绘图视为现场的简单记录。
问题的出现是考古工作中对绘图工作的理解出现误差。事实上，考古绘图并不是单纯图录备用，而是将现场复杂信息整理、筛选和保存的过程。特别是对地下遗物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准确保留第一现场的必要信息，将叠压的复杂关系正确传递给后续研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我国长期考古工作的经验表明，传统手工绘图无法取代。它不仅贯穿于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并且会在21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使考古绘图有着广阔的发展领域。在承担野外调查、现场发掘任务之外，考古绘图贯穿于器物整理、考古报告、现场复原全过程，并且正在不断深入影响考古学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绘图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武汉考古所等为盘龙城宋窑与商墓遗迹所做的大量清晰绘图，清晰地表明了黄陂盘龙复杂的多层文化，为学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的附图包括遗址示意图、探方图、地层堆积剖面图、各个时期的器物图、纹饰图等数百幅。而记录600座楚墓，反映东周文化的考古报告《江陵九店东周墓》，正是其图绘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学界的批评。
器物的修复整理，往往需要对原物预先绘图，特别是对彩绘器物的修复，必须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详细记录描述器物各个部位的彩绘颜色、范围和保存状况”，“采用多种颜色进行绘制，详细记录描述每层彩绘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在对秦俑一号坑新发现的断裂数块的彩绘陶俑进行抢救性处理前进行的保存原样的绘图，就是修复器物的规范做法。
图文并茂是考古学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苏秉琦以北首岭出土双唇口、壶罐形口与姜寨壶罐形口的比较图提出关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论点，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述论》，以数十幅历代城池遗址图、地形图论述中国都城考古的发展成就，都显示了我国考古学家图文并长的研究功力。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6
【摘要】考古现场作为文物出土的第一现场，其安全保护的技术及方法滞后，存在着人力不足、设备匮乏、手段落后等不利因素，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考古现场人身安全； 本体安全；资料安全 ；考古现场大、小环境安全类型 ；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迎来黄金时代，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考古项目数量激增，科技应用日益广泛，重要发现层出不穷，课题研究屡有突破，发掘报告大量出版。南京市文博事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蓬勃兴旺的良好态势。在政府和文物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及倾力支持下，博物馆内的安全保护工作在资金投入、设施配备、方式方法和管理水平上发生了极大地改观。然而作为文物出土第一现场的考古现场，其安全保护的技术及方法仍显滞后，存在着人力不足、设备匮乏、手段落后等不利因素，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工作实践，对加强和改进考古现场安全保护工作谈些粗浅的认识。考古现场的安全保护是关乎考古工作能否圆满完成的至关重要环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作，它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需要考虑和应对多个方面的复杂情况。保证考古现场的安全，重点是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安全工作：一是考古工作人员在考古工地的人身安全；二是出土遗迹和遗物的本体安全；三是考古资料的安全。以上这些方面，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在现场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因受资金、人员、设备和环境等因素影响，考古现场的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漏洞和不足。考古现场安全工作要真正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就必须从源头抓起。针对考古工地项目、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作对象、工作人员以及出土文物、遗迹和遗物的特点，通过对相关技术和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有的放矢地形成一套技术先进、手段科学、适应实际、切实可行的考古现场安全防范体系，切实提高安全管理实效，更好地为考古现场工作提供安全保障。考古工地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大环境安全和小环境安全两个类型，其基本内容见图1。
考古现场大环境安全中的大环境主要指考古工作面对的自然和气候环境。南京地下水资源丰富，如何有效地处理地下水对发掘区的影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难题。每年频发的雨水，特别是六七月间的梅雨天气极大地影响考古工作，对现场安全工作提出很高的要求。考古现场小环境安全中的小环境，主要指考古现场所面临的实际安全问题，也是考古现场安全面对的落脚点，主要有：①考古现场人员安全。人员安全问题是考古现场安全的基础，在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所面对的安全隐患多种多样。主要有考古劳务用工人员情况复杂；烈日下劳作形成的日光灼伤和中暑风险；因发掘工具使用不当造成的人身伤害；探方过深有坑璧坍塌及意外坠物砸伤；人员在隔梁走动时意外坠落摔伤；发掘区位于崖壁下，有落石的风险等。②考古现场文物安全。考古现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文物本体的安全。考古现场对出土文物采取临时性安全保障措施以确保文物的安全，包括对发现的文物予以及时抢救和处理。同时实施必要的保护预防措施，降低发掘现场对出土文物的损坏。③考古现场信息安全。数码技术、互联网技术、计算机辅助管理、远程监控系统等科学技术的发展给野外考古现场的信息提取、存储和传输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同时也埋下泄密、截收、窃听、篡改和伪造的隐患。以往考古队在每项考古工作开展前，都会对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预判，并采取相应的防护办法和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权宜之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弊端。首先是现场的安全规章制度并未得到完全落实，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闭环管理模式。其次是安全保护手段过于简陋粗糙，考古资料没有集中专门管理。再者是安全保护措施没有形成体系，不能及时发现各种危险和隐患。最后是各类遗迹临时性保护措施受资金等因素制约过于简单，不能彻底解决其存在的隐患。为解决考古现场的安全工作，主要应从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上予以保障。重点内容见图1。
一、制度保障
1.全面实施考古现场安防专业人员负责制。考古领队是考古工地的最高领导，他们具有较强的考古专业素养，既负责业务又兼管安全责任。这种模式有利于考古现场的集中统筹管理，但客观上分散了领队的专注力，极有可能导致考古现场安全管理失控。消除这一隐患的有效方法就是推行考古现场安防专业人员负责制，即在领队的统一管理下，由专职人员负责考古现场的安防工作。考古发掘单位可根据本单位人事、经费等方面的实际，采取以下三种方式组建专职安保人员队伍。一是从本单位安保人员中抽调组建队伍，或与专业保安公司签订合同。二是在考古现场所在地临时聘用符合安保工作需要的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安保业务培训后上岗。三是主动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积极建立与地方各级公安机关的联动、联防机制，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2．深入推行临时雇用人员准入登记制度。对临时雇用人员推行严格的准入登记制度，对于保障考古现场及出土文物的安全意义十分重大。要根据工作需要，详细制订临时雇用人员应当具备的年龄、文化程度、体能标准等条件，更要注重对雇用人员文物保护意识、思想道德水平的考察。对于初步符合条件的人员，还应进行与考古有关的专业知识培训及考核，考核合格者才能正式成为临时雇用备选人员。对于最终被选中、实际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的雇用人员，考古领队还应对其工作成效进行认真评估，凡实际表现与工作要求差距过大的解除雇佣关系。
3．科学划定考古现场安保隔离与核心。考古现场容易引发群众围观，地下文物及出土文物极易发生因人群拥挤踩踏导致的损毁灭失，一些不法人员也会借着人多混乱之机实施盗抢。为此，在考古现场设立，把围观人群阻止于之外，既能保证围观人群的安全，又能有效防止文物意外损毁、失窃。在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前，划定考古核心范围，除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进入该。在核心以外划定考古隔离界限，设立围栏或警戒线，悬挂警戒标志、警示标语等，由专职安保人员负责值守，必要时可请求当地警方设置警戒线及标志，严禁任何人员进入该。对于依照规定或根据考古工作需要临时获准分别进入前述两类的考古人员及专职安保人员，均要进行登记签认备查，严禁任何未经登记的人员进入。④合理配置考古现场安保物防设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考古现场采取必要的物防措施是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最直接、最有效手段。现阶段可充分考虑考古现场实际，因地制宜地选用不同类型的物防设施，如网格式防盗栅栏、金属质地的围栏、隔离刺网、简易防盗门等安保设施，确实不具备条件的也可安装缠绕刺绳或钉有铁蒺藜的竹质或木质材质的安保设施。这些设施应当具备较强的阻挡通过、防止翻越等功能，实现对考古现场的防护隔离效果。此外，还要充分利用一切有效的方式方法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⑤制定考古现场安保应急预案。不同考古项目的发掘现场因地质、季节、天气及所处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安全管控的重点应有所不同。但是象可能遭遇的极端天气、突发停电、现场文物被盗、被抢等，则是比较具有共性的隐患问题，我们要认真回顾总结、深入反思本部门及同行业内曾经遇到的特殊状况，分别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定期对预案进行应用效果评价，对照新环境、新情况进行修订完善。
在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前，要在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制定专属本次考古工作具体实用的应急方案，明确规定遭遇突况时，考古现场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具体实际职责以及各项应对措施的操作程序，使之具备更强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组织考古小组全体人员提前学习演练，人人熟知，以便在特殊情况突然出现时，考古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能处变不惊、各司其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因素造成的损失。⑥严格执行考古现场安保问责制。保护文物、保护考古现场的安全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不履行职责或未全面完整地履行职责，导致考古现场的文物损坏或被盗抢的部门及个人都必须受到严格问责。只有追究文物保护中缺位的相关部门责任，对失职、渎职者予以惩戒，才能让缺位的部门尽快归位，为考古现场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保护网”。
二、技术保障
目前考古现场配置安防监控系统已成为一种趋势，主要运用现代信息传输技术，将考古工地监控中心的数据通过远距离无线传输设备，跨区域传送到发掘单位监控系统的监控计算机上。监控室值班人员协同考古现场保卫人员可24小时对工地实施监控，将考古工地安防纳入监控系统，及时预警因环境、治安情况突变变化对考古发掘现场和文物产生的破坏，保护相关人员和财产安全，为及时打击文物犯罪创造条件，起到提前预警、争取出警时间、延缓非法活动、缩小被破坏范围、方便事后追溯查证的重要作用。同时可有效减轻安保人员的工作负担，大大增加考古现场安防系统的安全性。并且还可对考古发掘活动进行全过程、多角度记录，这既可实现对出土文物的全程安全监控，又可将文物发掘中的文化层信息全方位记录，为出土文物的长期保存积累必要的基础资料。①加装报警探测器，用于考古人员退场后对考古现场进行入侵监视。将报警探测器就近接入网络型摄像机自带的报警端口，通过网络传输、交换以及现场网络录像机的编程，可以方便地对考古现场的报警探测器进行布、撤防操作，实现对考古现场入侵事件的实时监测、报警及联动。通过4G网络远端的监控中心也可以同步进行监测。②安装红外高清网络摄像机，实时监控考古现场的发掘情况，并对可能发生的盗窃行为起到威慑作用，同时为事件调查提供有力证据。③全面引进和利用GIS电子信息技术，对考古现场的安防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GIS技术逐渐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逐步应用于考古方面。通过对数码相机及监控录像生成的影音数据、图像数据、考古发掘人员记录的文字资料、环境监测系统记录的实时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归类、编码、矢栅一体化处理，建立相应的属性数据库和空间数据库，依托这一数据库进行查询、分析、统计、3D模拟等，就等于搭建了GIS信息系统。不但有利于提高研究工作，也能为发掘和保护工作提供各种方案，同时电子地图和电子监控也可以相辅相成。以上技术广泛运用于考古野外现场，将极大降低考古现场安全事故的发生。但实际工作中要注意以下五点：一是采用加密技术，确保系统的安全性。用户登录时，在网络中传输的用户名和密码信息经过128位DES加密处理，他人无法通过网络截取用户信息。在监控中心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同样也应采用加密技术进行存储，保证系统信息的安全性。另外，所有硬件设备均可设置密码并且通过网络防火墙进行保护，用户权限可根据需要做细致的设置，非管理人员无法随便操作系统。二是做好系统的维护工作，做好系统运行值班和交接班记录，明确责任时间段。三是考古工地的视频资料应确保完整，任何人不得随意删减、损毁、破坏。四是考古工地多在旷野之中，必须做好防雷安全。五是考古工程结束后做好系统设备回收，检测养护，以便再次使用，降低工作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