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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有着信号的高速性，信息的高共享性、高互动性、多媒体化和个性化等特征。
1.新媒体对大学生生活的影响
新媒体具有多元性、娱乐性、互动性和虚拟性等特点，很容易被大学生群体接受和喜爱。另外，新媒体广泛的信息来源，能开阔学生的眼界，开发学生的思维，为大学生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新媒体言论的即时性，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利于大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为大学生丰富自我、完善自我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机会；新媒体社交网络的运用，不仅能使大学生更好地保持和亲朋的联系，而且能结识新朋友，获得情感交流，得到尊重。
2.新媒体对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影响
新媒体打破了学生靠教师指导的传统学习模式，学生通过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工具，就能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而且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实际工作中，教师要努力探索出在新媒体时代，适合学生教育管理建设的可行性理论和办法，以建立管理载体与手段的结合为重点，推动高校管理教育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二、新媒体在大学生管理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在新媒体时代下，教师只有充分认识新媒体，才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更好地做好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1.新媒体的导向作用
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重要大学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群体，认识并能快速接受新事物是他们的天性，而新媒体包含的大容量和生动性的信息，又比较容易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可见，新媒体的导向作用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重要。但是，当今价值观多元化，大学生面对的诱惑较多，学生道德意识受到市场经济和物质社会的冲击，学生德育工作面临着新挑战，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成为新时代的课题。
2.新媒体有效促进学校的信息交流
当下，高校基本采用院校两级（院系两级）管理体制，这种模式更加明确了各教学系部的职责，能充分调动院系管理者的积极性。但是，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种资源的浪费，一些制度和设施的重复建设，也不利于教师的交流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新媒体以其快捷的信息传递、多样的表现形式等特点，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大交融、大变化，逐渐打破了系部之间的隔阂，教师交流、学生交往以及资源共享已日趋广泛，使得校际之间、院系之间和系部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交流程度越来越深远。
3.新媒体科学带动学生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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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全面发展。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风向标，要正确引导舆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支持和谐社会建设；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风向标，应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弘扬正气，鞭笞落后，加强舆论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完善自身建设，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1新闻媒体要正确引导舆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支持和谐社会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状况、新局面、新问题，新闻媒体应该充分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通报解读有关政策、法律、问题和情况，满足大众的知情权，消除大众的疑惑和误解，增加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二是充当大众的“喉舌”，满足大众的表达权，及时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意见和呼声。政府部门通过对这些愿望、要求、意见和呼声进行有效梳理，逐一加以解决、解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大众利益。反映民意的渠道畅通了，民众的利益协调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有效调动起来，营造“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才有希望。
媒体在充当党和政府“喉舌”的时候，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①有些重大政策措施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而群众对此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媒体在报道时最好先做好政策的解释说明工作，作些舆论的准备。例如当前很多地方正在开展的拆除违章建设工作，由于违章建筑的存在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当政府决定拆除这些违章建筑时，很多物主感到难以接受。安徽的《新安晚报》在报道合肥市的拆违工作时，采取了循序渐时的方式，拆违前作了充分的解释工作，在拆违工作进行当中，又即时报道了政府对物主和租赁户们的救济帮助，取得了物主和读者的理解支持，推动了拆违工作的顺利进行，收到了比较好的报道效果。②对党和国家政策冷静分析，降低受众的期望值。由于多种原因，受众可能对某些政策产生过高的期望值，媒体对此类事物的报道宜淡化处理，以降低受众的心理期望值，否则，一旦失望，受众心理难以承受。当前房价居高不下，房价虚高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党和政府为降低房价出台了多项措施，每当一项措施出台时，众多媒体一哄而上，一片叫好声，群众由此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值，但由于房价牵涉到多方面的利害关系，有些措施收效不甚明显，群众感到失望，也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被动。③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体要充分尊重受众的知情权，及时信息，引导群众积极应对危机。群众既是危机的受体，也是危机防御的主体，危机爆发后，群众通过媒体及时了解危机的真实情况，既可避免出现恐慌局面，也有利于群众及时接受指导，参与防御危机。2003年“非典”肆虐时，前期由于主流媒体的“集体失语”，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许多大城市甚至出现了抢购风潮。直到4月份，央视等主流媒体向社会上公布了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及各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抗御“非典”的疫情动态后，民心才逐渐安定下来，并最终战胜了“非典”。
2新闻媒体要切实加强舆论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在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下，种种消极、丑恶的现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不稳定的隐患。这些消极、丑恶的一面，如果通过媒体的揭露，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而使问题得以解决，群众感到正义得到声张，邪恶得到惩治，怨气得以平复，社会就相对稳定；相反，如果黑暗一面总是被遮盖着，可能使群众觉得有理无处说，有气无处出，从而不再相信党和政府，或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因此，有效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保持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朱镕基同志曾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写也四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四句话高度概括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正因为传播的广泛性和公开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威力，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要按照刘云山同志提出的“出以公心、针砭时弊，解决问题、有利工作，增进团结、维护稳定”的要求，认真把握好“度”，既不能把个别现象当作普遍现象，也不要把局部的问题夸大为整体的情况，尤其要避免炒作，一哄而上，带来负面和不良影响。在具体的监督报道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2.1坚持监督报道的事实性监督报道往往涉及到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或某一个人，记者要本着对监督对象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事件的前因后果，切忌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或是以偏概全，报道失实：
2.2坚持监督报道的客观性记者在深入调查时，接触到的大多是负面情况，听到的往往是沉重的呼声，置身现场，记者容易受到感染，影响了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头脑要冷静、清醒，要客观、全面、公正地等待问题，不偏不倚地选择新闻事实，选定采访对象；兼顾各方面的意见，力求平衡话语权，防止偏听偏信；更要注意避免掺杂私人感情，带来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2.3坚持监督报道的引导性监督的根本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披露，达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高社会和谐程度的目的。因而监督报道要着眼于当前实际，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向正面的、积极的方向引导，不可恶意炒作，造成新的不和谐因素，甚至引发新的不安定局面。
3新闻媒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人，给这些弱势群体以更多的关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近年来，某些新闻媒体“精英化、娱乐化”的倾向和“官本位”意识愈来愈强，客观上使弱势群体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心理反差越来越大，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弱。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大都集中在年末岁尾，此时的弱势群体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更多的只是政绩报道或政策宣传的对象，如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等，这样的宣传对改善弱势群体的现状又有多大作用?占据中国人口十分之一以上份额的弱势群体不是也不应该是“被遗忘的角落”，给予弱势群体以更多的人道关注和人文关怀是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使命。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以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江苏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和中央电视台民生专题栏目《共同关注》等为代表的民生节目，突破性地把视角聚集到平民(包括弱势群体)身上，成为电视新闻的亮点。这些节目以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关照各种民生选题，并以其亲民的内涵和贴近百姓的特性，赢得受众的亲睐。弱势群体借此可以表达自身的诉求，解决眼前的困难。
尽管出现了“民生新闻热”，但笔者认为媒体关注弱势群体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还需进一步增强，针对弱势群体，宣传报道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需进一步提高。在具体的操作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认识到弱势群体的出现与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不是单由弱势群体自身造成的，要注意消除他们的自卑无助心理，引导他们以坦然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主动融入到社会大家庭中来；其次，媒体要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弱势群体现状，如实反映他们遇到的就业难、增收难、讨薪难、就医难、孩子就学难等问题，把他们所想所盼的信息及时传递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的重视，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再次，弱势群体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在为改变自身的现状不懈努力着，并涌现出许多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典型。媒体要把目光更多地对准这些积极因素，树立弱势群体的正面形象，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争取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平等权利，从而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
4新闻媒体要完善自身建设，着力构建和谐传媒，用精品佳作来陶冶人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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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论文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要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个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和合法公决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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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管理论文范文4
1.1选拔教学老师
由护理部主管教学的老师及护士长研究决定，选拔从事门诊护理工作3年以上，业务知识全面，临床经验丰富，有一定教学技能且个人素质好的护师以上人员担任。
1.2课件制作
多媒体硬件包括计算机、投影仪、数码摄相机、录像机、U盘。软件包括Windows7、Pow-erPoint2003中文版。制订教学方案，查阅有关文献，了解患者对导诊护士的服务需求，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提前制订好每月的教学计划，教学课时安排，确定以职业礼仪规范、沟通技巧、分诊预诊知识、专业知识培训、急救技术培训等五个部分为教学内容，按教学内容对教学效果进行考试考核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评估。
1.3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课时安排，教学者明确教学目的，在护士长的指导下，收集需要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Windows7为操作平台，将课件通过投影仪投射到屏幕上进行演绎教学，让教学更直观、更形象、更生动。每次教学完后，用10min提问讨论，结合实践案例进行模拟训练，促进工作的改进，提升患者和医生的满意度，学习完后写心得总结。
1.4考试考核方法
培训结束1个月后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考试考核；问卷调查和座谈的方式对满意度、护士的职业形象、自身价值认可及岗位稳定性进行对比考核，并建立长期考核机制。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知识和技能培训考核
培训后，门诊护士分诊预诊及专科知识、沟通技能和急救技能的考核得分较培训前有明显提高，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
2.2满意度、专家评估结果及护士受尊重程度
通过对培训前后问卷调查对比，结果显示：培训后，门诊患者、专家满意度及护士受尊重程度较培训前均有所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护士的职业形象、自身价值认可及岗位稳定性
通过对培训前后护士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培训后，年轻护士选选择导诊人数、高年资护士选择导诊人数、认为导诊服务与病房护理有同等价值的人数均显著增加，认为无所谓的人数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以看出护士的职业形象、自身价值认可及岗位稳定性均优于培训前。
3讨论
3.1门诊具有多学科知识
门诊是一个集医学、社会学、伦理学为一体的多学科部门。门诊患者具有时间短、患者多、病种复杂、对医院环境和就医流程陌生的特点，这就对门诊的运作管理和护士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2]。护理质量管理在提高医疗水平、促进患者康复、满足患者需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3]。护理人员只有达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三位统一，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4]。因此，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一切以患者为中心，将规范化操作、规范化语言、规范化行为应用在工作中，更好地落实卫生部开展的“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3.2多媒体教学改变传统的护理管理模式
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知识更新愈来愈快，学生的知识面愈来愈广的情况下，传统教学愈来愈显出其不足[5]。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引入教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计算机多媒体教学具有强大的承载能力，可以通过多媒体把文字、图像、声音有机地结合起来，能生动、形象、直观地呈现教学信息，易于激发门诊护理队伍的学习兴趣，为实现教学方法的飞跃和教学效果的提高提供有利条件[6-7]。
3.3取得效果
3.3.1多媒体教学有效提高了服务质量通过表1显示：多媒体教学大大提升了门诊护理队伍分诊预诊及专科知识、沟通技能和急救技能。每次制作课件前要大量查阅收集资料、图片、案例，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不断补充完善内容，让课件准备的更充分，让讲课的老师更有自信，不但提高了团队的知识面和凝聚力，同时也训练了大家的交流沟通及表达能力。通过情景模拟训练进行角色互换、双边互动的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突发事件的急救成功率。3.3.2全面提升了科室在医院和社会的影响力通过前后问卷调查表2显示：患者及专家的满意度、护士受尊重程度较教学前有提高。护理人员帮助患者康复工作中，在维护良好医患关系的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8]。通过多媒体教学让大家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和肩负的使命。一方面不断提高专业知识，能从多方面评估就诊患者作出综合判断，不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提高准确分诊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角色互换认识到患者的不容易，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使大家自主改变“患者要服务”为“我要为患者服务”的服务理念，保证了护理安全、护理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从而减少护患纠纷，患者满意度提高了5%。分诊护士综合素质提高，主动服务的意识增强，提高了诊断室管理、病情观察及应急处理能力，将门诊的差错事故降低4％，让专家们体会到护士不再只是维持秩序，按号叫诊，而是把医院的各项服务承诺以及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大大方便了患者，优化就诊流程，得到专家和患者的好评。3.3.3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价值的体现和岗位的稳定通过表3前后问卷调查显示：运用多媒体比较灵活的教学方法，提升护士的职业形象、自身价值认可及岗位稳定性。Fagerberg等[9]研究表明，护士间相互学习、互相支持、分享经验等和谐的职业群体氛围，对个体的职业认同、专业知识技能等发展至关重要。Leanne等[10]研究发现，积极的职业认同感有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找到自身价值，减少其离职倾向。Larrabee等[11]研究发现，积极的同事关系，有效的医护合作及高水平的团队凝聚力，不仅能提高工作满意度，而且是留职意愿的重要影响因子。因此作为管理者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和谐团队，可使护士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彼此交流感情、热情帮助、互相学习和真诚支持，找准自己的位置，亦可使其在工作中发挥其自身最大潜能，保持良好职业心态、职业形象，有益于岗位的稳定性。
4结语
媒体管理论文范文5
2014年4月，本项目组在浙江财经大学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了实地调研。在教学区、图书馆、生活区等校内场所随机派发调查问卷共计572份，收回问卷560份。其中，有效问卷548份，有效率高达95.8%；男女生人数分别为206人和342人，性别比为0.6：1；调查对象覆盖了全校11个学院30多个专业。因此，总体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录用、统计采用EXCEL进行分析处理。
1.高校自媒体发展现状
2014年伊始，自媒体迅速发展，尤其是高校学生对自媒体的青睐更是与日俱增。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可知，97%的学生都在使用自媒体，并且这些学生的电脑或手机都安装了某一个或多个自媒体平台的软件（PC端或APP）。在这97%的学生中，有92.5%的学生都使用了微信，89.3%的学生使用了QQ空间，微博和人人的使用率分别为62.3%和46.4%。由统计数据可看出，浙江财经大学学生使用率最高的自媒体平台是微信。这是因为微信在阅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微信在移动客户端点对点的传播模式、微信公众平台的人性化服务，为它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自媒体平台奠定了基础。QQ空间依托于QQ庞大的用户群体，在传播方面要强于微信，这也是它依旧能够保持89.3%使用率的主要原因。至于率先推动自媒体时展的微博，因为其主要是面对点的传播，并且缺少直接的交流，导致如今使用人数的急剧下滑。在选择使用哪一个或哪几个自媒体平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又对自媒体的使用习惯和使用用途进行了分析。浙江财经大学自媒体平台使用频率多的人数占68%，这可能是因为微信的使用率为97%、QQ空间的使用率为89.3%。微信的主要功能就是点对点的交流、阅读和分享一些资讯，通过该自媒体平台，很多学生可达到关心朋友、阅读分享的目的，而QQ空间的大部分功能主要集中在休闲娱乐和记录生活上。现在大部分大学生在QQ空间的利用集中在休闲娱乐，这也符合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学生们需要得到放松的想法。少和较少使用自媒体平台的只是占参与调查学生的18%，说明大部分学生的日常生活其实离不开自媒体平台，他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自媒体的影子。如今，高校社团已开始利用自媒体平台宣传自己的活动，很多参与调查的人都表示曾经阅读和分享过这些宣传。这也给高校学生社团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把握自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将社团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到自媒体平台中，充分利用自媒体的优势，宣传推广学生社团活动，从而将融入了思想政治文化的社团文化借助自媒体平台的力量在全校传播。
2.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
自媒体传播速度快速便捷、传播方式交互性强，促进了大学生之间、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但与此同时，自媒体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传播内容可信度差，这种点对点的、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很容易让虚假新闻资讯、错误思想在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的思想意识。笔者分析数据时发现，有27.4%的受调查者承认曾经看到过虚假新闻或错误思想，其中有7.2%的学生曾经间接或直接地参与过虚假新闻和错误思想的传播。其中包括“洋小伙碰瓷事件”“、五台山僧人围殴游客”“、军车进京”等消息。这无疑给高校学生工作者当头棒喝。面对这样的现实，应采取什么措施，在有效利用自媒体为广大学生服务的同时，又能杜绝虚假新闻和错误思想的传播，做到净化校园思想环境，坚守校园文化阵地，是一个高校学生工作者必须面对又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一些学生进行了面对面走访，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建议学校介入自媒体的传播过程，对学生舆论进行统一的监督，但并不支持学校对学生所有信息进行监督管理，他们仍希望个人言论自由权得到保障。一些思想觉悟高、意识形态优秀的“精英”学生已自愿承担对自己身边的自媒体舆论监督的责任。这让项目研究者开始思考：是否可以依托于社团管理，让社团中优秀分子（如会长、部长）监督管理、引导和服务会员的自媒体舆论，让自媒体为社团健康成长开辟新的天地。
二、自媒体在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创新中的应用
1.将自媒体融入学生社团管理的目标
自媒体与社团管理的结合，是利用自媒体本身所带的优势，为高校社团的创新管理提供技术保障、宣传阵地，以社团管理的方式，来监督引导自媒体思想的传播，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促进高校社团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建设。主要目标是突破传统社团管理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瓶颈”，解决自媒体在校园传播不利于思政教育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普及，高校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依赖逐渐增强，传统的管理方法已不再适用新兴的时代。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自媒体就显得尤为重要。自媒体所传播的错误思想和虚假新闻，给高校的思想政治领域带来了极大的污染，严重扭曲了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讲话中指出，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对这一深切的期盼和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者更应担负起净化校园的自媒体环境，保障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责任。
2.自媒体在学生社团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自媒体在学生社团管理中的应用，主要是以自媒体技术保障为基础，以社团管理信息化、平台化为切入点，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从而探索出适合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的创新型管理方法。自媒体平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迅速普及，为实施自媒体管理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依托于某一平台的技术保障，对社团会员信息分类、汇总进行集中管理，然后，通过多平台对社团活动、常规工作事项进行推送。学生日常的信息，也由每一个平台、每一个分级管理者逐一汇总分析，从而构建一个网络与现实双向结合、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上述工作流程是利用自媒体点对点、点对面双重传播方式的结合，能够有效开展学生社团工作的集中管理、分级管理、单个管理，使学生社团的管理方法实现多样化、全方面化。这不仅有利于社团管理的规范化、便捷化，而且对学生日常的思想动态有了总体把握，夯实了校园文化健康、积极、向上的发展基础。
三、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平台建设
1.研究目标
通过研究国内外各高校学生社团平台化的管理方法，了解当前学生社团管理的特点，形成对平台化管理对社团发展的作用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这种理念与方式有所思考。高校学生社团是一个很好地阵地，通过本项目研究，可很好地将自媒体和学生社团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创新管理与服务的新路子。本项目以“利用自媒体创新管理、服务高校学生社团的研究”为主题，研究自媒体在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服务过程中的作用，并汲取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自媒体的研究成果，分析其不足之处。本项目进行大样本的选取范围和类别，采取多形式、多角度、多层次，进而揭示和勾画出切实可行，又有理论支撑的高校大学生社团管理服务的新方法、新措施和新平台。
2.主要内容
（1）在理论上对自媒体进行定义，概括自媒体在信息传播和品牌推广方面的优势与特点，同时阐述自媒体在当下社会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媒体，是指一个普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通过现代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一种途径和即时传播方式。
（2）分析传统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服务工作中，在理论和技术上出现了哪些困难、哪些不便之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给我们生活工作带来快捷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效的工作模式、多元化的思想交流，知识和信息的高速传播等等。这些要求同样不可避免地漫延到了大学校园，也影响到了高校学生社团工作当中。而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满足这些变化和要求，高校校园依托网络和信息化平台提供管理服务的时代已来临，学生社团也应尽快适应这种变化。
（3）自媒体是当前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它不仅是单向的信息传播与接收，而是可以实现多向的思想交流与资源共享。高校学生社团，特别是学术型社团，亟需一个快捷便利的平台来实现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各种想法在一个平台的集中冲击，从而碰撞出创新的火花。而结合学生社团管理工作的特点，创新地延伸自媒体的定位和实际功能，可以实现更加快捷、高效、便利的日常管理与服务。
3.平台建设
浙江财经大学根据本校学生使用自媒体的情况，以利用率最多的微信为基础，自主研发了一套彩园信息门户系统。这套系统作为微信自媒体的后台管理服务平台，将学生社团、会员和信息交互等服务纳入信息平台开发基于移动互联的网络管理平台———彩园信息服务平台，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学生社团阵地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更好地进行社团活动管理、日常事务管理而专门建立的信息服务平台，旨在为校园社团提供信息化管理和服务。该平台由网页端和移动端两个板块构成。社团管理服务者利用彩园信息门户网站，实施各种日常工作的管理，包括活动信息的、会员信息的存储、社团信息的管理、活动考核的管理等。会员通过微信服务号“浙财社团”可查询喜欢的社团、及时了解社团活动，并在微信端选择报名，在活动结束之后，对社团的活动进行打分评价。这些会员的基本操作都会通过数据处理之后，反馈到彩园信息门户，然后进行统一处理，从而提升社团的服务与管理的水平。此外，由于学生社团及会员大多拥有微博、人人、QQ、微信等自媒体平台，所以，需要定期给学生们推送“时事热点、身边正能量、你说我听”等信息。通过全方位、多平台地利用自媒体，大幅度提高了学生社团管理和服务的工作效率。目前，浙江财经大学利用自媒体对学生社团服务和管理还处于开始阶段，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以后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将学生社团管理和服务提升到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学习的高度，为学生提供一个寓教于乐的大平台。
4.建议
（1）当代大学生（尤其是“95后”大学生）是随着我国移动互联黄金发展而成长的一代。因此，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糅杂了“移动互联思维”，他们对移动互联产品的依赖是与生俱来的，对“话语权”的要求也是与日俱增的，他们渴望在自媒体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展示他们的行为、发出他们的声音。同时，大学校园是他们思维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既是承上启下时期，更是易导时期，这就对高校思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利用和建设好高校学生社团，使其不仅仅是第二课堂，值得高校做更多、更全面的思考和探索。
（2）对自媒体和学生社团，首先要认识到自媒体在学生社团管理和服务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自媒体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工具，更是现阶段社团管理和服务的有效延伸和拓展。同时，在高校的广阔天地中，学生社团恰恰又是自媒体的生命载体和灵魂对话，一个好的学生社团是自媒体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打开灵动的翅膀，大学生和学生社团就能更具有创造力和创新力。
四、结论
媒体管理论文范文6
要想从根本上树立民营企业的形象，首先要具有基本的制度保证、组织保证以及思想保证，做好新媒体环境的分析和研究。企业要想塑造良好的媒体形象，主要有以下途径：
对媒体形象管理系统进行建制和规划民营企业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强化媒体形象传播和品牌意识，充分认识到媒体形象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民营企业要想通过媒体营销来获得长远的发展，就要提高自身传播能力。良好的媒体形象和媒体关系能够帮助企业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从根本上控制其发展风险，从而化解和防范潜在危机。企业在媒体形象树立和管理工作上要明确目标，比如媒体宣传要达到何种效果，要塑造和传递什么样的企业形象，建立何种新闻传播渠道和沟通平台等。
民营企业要想做好媒体形象的树立和管理工作，还要建立一支专业队伍，保证工作人员经过专业系统的培训，具备专业态度、专业精神、专业能力、专业知识等，在日常工作中较为关心企业形象的树立与维护，具有较强的与媒体进行交际的能力，善于制造出各种符合企业发展的新闻，对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不间断的传播，具有敏锐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有着广阔的社会关系、丰富的人脉资源以及宽广的知识面，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前瞻洞察力。
还要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企业在进行媒体形象管理工作时，要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确定媒体形象在树立和维护过程中的统一性，媒体关系的原则、目标、流程以及标准，对相关媒体进行分析和调研，建立起较为全面的资料库，了解媒体的运作方式、风格特点，制定并完善企业信息、宣传计划和目标，做好媒体危机管理工作预案，明确企业与媒体责任人之间的沟通原则和方法，组织并完善公关宣传的方法和手段，做好内部网站和报刊的创办工作，对媒体舆情进行监控。
强化对媒体的研究和调查，明确媒体关系维护工作的重点当下，媒体机构不断发展，多元经营、跨领域经营、合作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竞争态势。同时，媒体在舆论监督工作中也彰显出了强大威力，媒体影响力逐渐扩大，摆脱了传统的教化和宣传功能，产品增多，内容越发丰富，发挥着文化传承、新闻传播、娱乐休闲、信息服务、舆论监督等一系列作用。对不同类型的媒体特点进行研究时，要重点关注不同环境下各种媒体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报纸受新媒体影响，阅读率和发行量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杂志则变得越来越分众化，出现了很多免费直投杂志；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广播听众也开始恢复到电视普及之前的数量……对媒体特点进行分析，要结合媒体的具体运作方式来逐一进行，媒体的风格、背景、报道内容、报道方式、报道手法上的要求和特点以及受众群等层面，了解他们报道的实际角度，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不断提升民营企业媒体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通过学习新媒体技术，维护和塑造网络形象当下，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个体和企业对外沟通、宣传的主要通道，民营企业只有紧跟数字时代的发展步伐，对网络媒体进行运用和研究，才能适应时代要求。企业可以通过微博等平台对外信息，寻找到社会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挖掘吸引力较强、创新性较强的手段和方式，提升媒体互动语言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从而发挥出新媒体技术对企业信息进行宣传的作用，获得更加显著的宣传和营销效果。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