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文化论文范例6篇

管理文化论文

管理文化论文范文1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国家体系创新。它不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存在性依据,成为当下中国行为的一种文化生态,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全面的制度创新、路径改革和价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产业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参与入世后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整体进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转移,协调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推进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创新系统建设。张晓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因此,入世后在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对称竞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产业发展格局的不对称:以夕阳产业换我朝阳产业;(2)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以产业实力搏我资源潜力;(3)已承诺开放领域竞争的不对称性:以产业高端对我产业低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WTO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张晓明认为,鉴于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手段和内容的矛盾,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具有一种“后来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趋势,中国在制订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并遵循这样的原则: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传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大开发

管理文化论文范文2

企业文化英译为CorporateCulture,又被称为公司文化,传入我国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自从企业文化传入到我国之后,就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重点话题,因研究不断地深入,对企业文化的定义也有较多的定义。在学界中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领导者和全体员工共同培育、自觉遵守的,具有企业自身价值特色的物化精神的总和。物化精神主要包括企业形象、企业制度、企业产品。从企业文化的构成方面来看,主要由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层组成,所谓的物质层就是指企业所有员工共同创造的产品、设施等,主要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所谓的行为层就是指企业行为文化,主要是由企业的经营、教育宣传、人际关系活动等方面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的精神层,就是指企业在制度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体制、企业组织结构两个方面。

2企业管理制度相关论述

在研究的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站在广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的相关标准、文化特色等方面。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管理的标准、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等,主要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制定的、以书面表达的形式来归定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生产情况等条例、规则的集合。企业管理制度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一定时期的管理目标,并且能够维护员工的共同利益。

3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上文中曾经说到,企业管理制度能够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这是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具体来说,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包括的方面较广,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虽然是外在的一种表现,但是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企业自身的文化价值。②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能够体现出企业的文化。企业管理制度主要是对员工的行为规范做出规定,因此可以从这里发现企业信奉的价值观念、处事风格等,是企业文化的展现。③通过企业制度管理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怎样去做,能够将企业文化推行得更加深入。另外,企业员工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需要表达的企业文化,并且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淘汰劣质的文化,能够从自身发展的环境中吸取先进的、优秀的文化。

4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融合的对策

管理文化论文范文3

1加强学院精神文化建设,形成“管理文化”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校园、文明班级、文明宿舍、文明办公室,做文明人等活动。把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和任务融入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中,注重引导作用,抓具体,重言行,促行为,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使制度管理、文化管理有机结合。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术优先的原则,学校高度重视专家、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决策咨询作用。根据其实际情况,围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推进、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循序渐进、扩大影响。各级党、团、工会、妇联、学生组织加强引导党员、团员青年、师生员工了解文化建设的内涵和作用。结合特点提出符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和实施办法,做建设校园文化的明白人、组织者、带头者。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力度,利用学院有利资源展示教师教学成果、学生学习成果,形成展示专业特点的文化载体。加强网络管理。网络信息部门要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对网上内容进行甄别,将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以及色情等有害信息的网站、言论要予以屏蔽、过滤。加强网络安全技术,通过先进的防范病毒传播和破坏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技术,建造防火墙,启用分级过滤。加强正确引导,以自觉维护主流思想、自觉传播先进文化、自觉抵制低俗之风为重点,提高自律意识,遵守网络道德,不断巩固网上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积极推进网络信息健康发展。

2立足现状、拓宽载体构建“品牌文化、特色文化”建设以“校园文化艺术节”为阵地、以打造校园艺术团为载体,积极利用举办、参加各类文艺演出、比赛,节目制作、作品展示等活动为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着力打造一批传统节目、保留节目,扩大社会影响力。建立多维一体的校园文化宣传平台,拓展文化宣传载体,在充分发挥校内报纸、刊物、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络现有基础上,构建学生寝室文化氛围建设,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能力,使之思想政治工作能有效地进入寝室,促进学生形成集体观念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3建设科学规范、激励自律的,构建以制治校的“制度文化”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制度。加强群团组织管理,加强对“两会”(工会、团委会)的指导,“两会”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组织者,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部门,是学院与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院务公开,凡是涉及学校改革、发展、建设的重大决策等事项都应公开,采纳广大师生员工意见,支持他们建言献策,积极听取意见、接受监督、加强沟通、加强交流、广开言路,建立起采纳良言的工作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制度。开展“春风奖、春晖奖、春蚕奖”的评选活动,发挥学生在师德师风教育中的作用,评选出学生喜爱的教师,从而宣传典型、树立模范,使广大教师学有榜样、行有目标,从而以优良的教风带学风,以优良的教风促学风。加强校风制度。提炼出校训,充分挖掘学校多年来办学历史的宝贵资源。引用“C模式”管理坚持进行爱校情怀教育,大力营造爱国爱校、崇尚科学、严谨求实、善于创造、独具特点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学院特色的良好校园风气。加强考核(评)制度。形成奖罚分明、约束有力的各类考核(评),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结果不断总结、积极反馈、合理利用。

4建设个性鲜明、充满活力的“行为文化”促进学术交流,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每年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进修、访问、参加培训和合作,积极引进专家到学校讲学、交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内容丰富的交流与合作,开阔视野;积极引进专家学者和高职称人才,扩展教师学缘结构,汇集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提高整体学术水平;鼓励教师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自身文化背景优势,与兄弟院校交流,促进学校间的学术交流;鼓励青年教职工积极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深造,注重加强实践技能锻炼,拓展学科领域使之其“一专多能”,使之其成为既是学术专家又是专业能手,促进后备力量水平。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充分发挥网络、手机短信、微信等手媒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引导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短信、微信等活动,牢牢把握主动权,使之成为校园文化建设新阵地。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多样性于一体的校园网站、论坛,拓展信息传播的渠道和空间,鼓励师生利用校园网站、QQ群、博客、微信、微博等平台,共享学习资料,发展网络虚拟社区。建设短信群发系统、飞信群、微信群平台,通知信息、节(生)日问候,开展短信创作大赛、编发速度大赛等趣味性赛事,使之形成加强人际沟通、和谐共融的“网络文化、拇指文化”。提高学院学生团体的整体水平。开展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活动,要充分利用发挥学生团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扶植力度,开展活动注重形式创新、扩大影响,对学术科技型学生团体,鼓励学生结合本校特色,引导学生出成果,并规范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帮助学生处理好兴趣与学业、与成才的关系,倡导社会公益型、学术科技型、精品特色型团体,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服务人民,服务于社会,鼓励学生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贫困地区支教计划等,为校园文化增加生机与活力。充分发挥优秀毕业生的影响。成立校友联谊会,加强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发挥优秀毕业生在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创业观中的独特作用。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用优秀校友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职业历程、创业成就,激励大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学院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鼓励大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提高创业技能,使之成为创业引导的载体,创业起步的平台,自立自强的榜样。精心设计、认真组织好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奖学金颁发仪式、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创业大赛等具有特殊教育意义的活动,激励大学生踏实勤奋、求实创新。

二结束语

管理文化论文范文4

尹教授对曾教授发表的《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见2000年2、4期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中有些观点提出异议,并撰文对中国电视剧进行文化学和政治经济学剖析(《意义、生产与消费》,见《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冲突与共谋》,见《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曾教授于2002年在《现代传播》第2、3两期作了数万言的回应,指出中国电视剧当下的社会角色既是艺术事业,又是文化产业,其经营并非企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化,同时表明自己非“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中国电视剧发展40多年来,电视剧的理论问题研究显示出严重的缺失,曾庆瑞教授较早介入这一领域,在电视剧的本质规律探讨上作了奠基工作。在过去的电视剧批评中,人们习惯于就作品进行随感式的分析,国外并无“电视剧”概念,因而无从借鉴。有限的理论资源大都从电影艺术挪移过来,再加上文艺学的某些理论,拓荒时代的电视理论工作者的确经历了一番煎熬。然而当下各学科的学术交融蔚为壮观,各种文化思潮几乎涉略每一个领域。电视剧出现的这种论争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代文化思潮反映在电视剧领域的重要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代文化思潮的最主要的表现之一。

应该说,这场论争的背景是“全球化语境”下衍生的当代大众文化思潮。中国经济转轨后,“市场”概念在文化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平台。“文化”被赋予了经济学意义,作为特殊的“物质”而非纯粹的“精神”。换言之,“文化”在工业时代具有了商业价值,它非但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还可以产生商业利润。当下各行各业大都贴上“文化”的标签,例如“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厕所文化”、“园林文化”……诸此种种具体的物质与文化交合的背后是企业的商业目的。这种“泛文化”现象在实际利益上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物质品格。然而文化概念的混乱与滥用引起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忧虑与不满,同时还有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将“泛文化”作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工具,以此呼应西方大众文化思潮,两者在文化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各自不同的立场。而时下流行的全球化语境就成为两种立场交锋的阵地,一方呼吁和西方交融,一方抵制或拒绝。“全球化”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领域概念,后来延伸到其他领域,在文化艺术界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化”在中国的热炒是建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一定成效,物质文化取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文化要在世界获得身份,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面前又要奋起抵制和反抗。这是交融与抗争的文化较量。中国电视剧似乎历史地被推到了潮头,它以当下传播最广泛,受众最多的优势成为领军艺术样式。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与中国电视史相伴而生,40多年来,电视剧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契合的,经济的因素似乎天然地与电视剧有不解之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腾飞,电视剧又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这有充足的理由吸引人们去探究经济、商业与电视剧的存在关系。商业因素的介入给电视剧发展带来诸多好处,如电视剧风格、类型、题材、表现方法的多样多元;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渐丧失,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滑落。是继续保持电视剧艺术品格还是沿着世俗审美文化轨道前行?这是关系中国电视剧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论争的双方都将电视剧作为体现中国大众意志的最佳承载,焦点集中在电视剧是否已经是“大众文化”,“大众化”是否是电视剧发展的标尺,以及由此涉及的当下中国电视剧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尹教授认为中国电视剧已经“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位移”、“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结论。而曾教授将“官方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市民通俗文化”三者结盟来反对“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联盟必须明确它们各自的立场之后才能确立,值得商榷。

邹广文、常晋芳对“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简单地说,当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注: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页。)在描述“大众文化”特征后,他们发现了隐藏其后的悖论,即大众文化表面上对其他处于中心意识形态的文化形态进行消解,实际却不能摆脱,“只是使之具有了更新的形态,并为对立面的互补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挑战和契机。”(注: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页。)法兰克福学派很早就指出“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划一性对个性和人类创造性的扼杀,它同样也会成为一种控制力量而存在,进而消除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而极具欺骗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虚设的话语集团。“大众文化”的虚设者首先是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而后主流意识形态也认可并将“大众文化”作为亲和对象来与其他话语集团抗衡。

文学艺术领域曾经出现过“高雅”与“通俗”之间的论争,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认为通过倡导高雅文化途径无法达到改良社会文化结构,提高社会文化素质的目的,便改向世俗文化途径由下而上地试图实现理想,达到某种殊途同归的愿望。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思潮的转向,“大众文化”因而在中国得以立名。它建立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的体制背景下,并受西方大众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某些影响。平民大众在经历精神禁锢、物质匮乏、文化缺失后,对当代商品社会提供的丰富物质进行狂欢式的消费,同时伴生着对文化的超常消费。而面对这样的社会消费现象,不同的利益集团纷纷站出来企图通过自己的权势话语发言,其目的是想左右这一消费现象的导向,进而控制它并从中获利。“大众”被戏剧性地推到台前,就像多头狮王抢夺的绣球,“大众”本身是沉默者,并无话语,它所享受的只是被抛来抛去的感官体验,所能发出的只是一连串惊叫和抚慰后的感叹,绝无权力对狮王们说:“你们轻柔一些……”而“文化”只是运动与抗争中的载体,“大众文化”是话语权力集团所赋予的虚拟语境,是精英知识分子改良文化思想的策略。当它命名之后便必然地被置放在焦点位置而被争夺,似乎是一块土肥地沃的伊甸园,缠绕着上帝、亚当、夏娃、毒蛇之间的争斗。“大众”是虚设的,“大众文化”是虚设的,消解的意图在于精英知识分子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软性颠覆,平民是被争夺的对象。当下所呈现出来的“令人鼓舞”的“大众文化”张扬,是不同利益的话语集团虚构的繁荣景致。“大众”最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并未获得独立的立场和独立的身份。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市场经济极不完善,物质生产并不如“大众文化”倡导者想象的那样丰富,人们的文化素养、思想意识尚待提高,在这个基础上来消费“标准文化”和“平面文化”只能造成文化更加落后的局面。而倘若以张扬“大众文化”作为策略来试图融入全球化语境,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我们连起码的对话能力都将失去。当然,“全球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有助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习惯于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要么以此反抗西方文化的渗入,要么以此向西方炫耀,我想鲁迅的原意一定是指文化的交流而不是对立。当下文艺美学界蒲震元教授等人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转换课题可能为我们加入“全球语境”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在文化的范畴中,可以说艺术是其主要的表现形态。仲呈祥先生曾指出:“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时期,往往孕育出某种领其时代文艺创作潮流之衔的文艺样式,如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十年浩劫后,又曾出现过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以《于无声处》为发端的话剧、以《班主任》打头阵的短篇小说、以《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的报告文学,再往后,则依次兴起过中篇小说热、电影故事片热、长篇小说热;待到世纪之交,恐怕要算电视剧才是最为热门的艺术了。”(注:仲呈祥:《中国电视剧与中国女导演》,《中国电视》,2002年第10期,第2页。)电视剧也同样被“大众文化”倡导者作为最具大众文化特征的文化样式(他们消解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认为是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产物,对电视剧的观看仅仅是一种文化消费。)在当代文化思潮的背景下讨论电视剧的发展,并参与曾、尹教授之间的学术论争是有现实意义的,便于澄清电视剧发展的某些基础理论问题。

中国电视剧历史虽有40多年,但其飞速发展实际上就是近20年的事。相对于诸多成熟艺术样式而言,电视剧的历史可谓短矣。我以为中国电视剧尚处在发展阶段,对其过早地定性、规范将损害它的自由发展。人们对电视剧的认识最早是从对电影艺术欣赏经验获得,20世纪80年代初的电视剧还没有发展成一个有着独立品格的艺术样式,学者对其研究的理论经验也大都来自电影、戏剧、文学等艺术领域。尹教授认为:“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向大众传媒形式转化的开始,许多观众和部分电视工作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寄托现实梦想和宣泄心理欲望的娱乐叙事形式。”(注:尹鸿:《意义、生产与消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第2页。)在这个年代,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或是其他艺术形式,受自由思想的启蒙,都纷纷对自己内部的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关于“宣泄”和“娱乐”的话题,作为电视剧艺术的老大哥电影艺术,理论工作者尚才刚刚把它纳入研究视野。电视的本质、特征等基础理论建设也才刚刚起步,电视剧作品尚未达到量的积累,难道许多大众对电视剧的认识就已经到了如此的高度?此外,“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电视从70年代开始从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转变,那么,在中国,这种转变是80年代以后开始的。”(注:尹鸿:《意义、生产与消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第2页。)这种结论应该澄清,很显然,中国从来没有商业电视,这是一个常识。电视始终作为政府的传媒工具而存在,“”的性质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没变,中国电视的控制权在国家政府手里。商业因素的介入使电视剧的制作多样多元,改变了原有的纯计划拨款的方式,但资本经营的多元不能撼动电视国有的性质,国家资本在各种资本形式中是主要控制力量。

把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有力代表,进而张扬世俗化、平面化、游戏化和批量生产,追求“感性娱乐”而非审美,其理论基点是商业力量改变了电视剧制作原有的单一模式,电视剧在艺术形态上表现出丰富多样性。“大众文化”倡导者又把这一论点扩展到整个电视行业,认为商业将大众推上了相互交流和文化信息共享的平台,商业剥夺了宣传的“传声筒”。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商业力量何尝不是一个话语霸权?它并不是大众的代言人,隐藏其后的商人、资金、利润毫无恻隐地剥夺了大众的话语权,媒体权力只是从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被分割出一小块,大众作为背景和饰物被粘贴在电视荧屏的各个节目中,除了维持人数上的优势,并无实在话语权,我们不禁要问,话筒在谁之手呢?因此,依靠商业集团的介入,幻想商业力量会给大众文化带来颠覆性的话语胜利是一种可爱的梦想。默多克一手操纵着西方世界媒体魔方的同时,另一只手正端着酒杯向大选获胜者祝贺。“大众文化”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途径和“革命联盟”都落入了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一开始就是自设的。“大众文化”理论要么就是某些想颠覆主流话语的精英获取权力的文化策略,要么他们就是得了唐·吉诃德式的“臆想症”。

商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电视剧的生产方式,然而认为促成了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这只是表面的乐观和理想。倘要完成转型过程,必须在一个前提下面,也就是国家意识形态不再控制电视媒体,电视剧的制作、审查、播出、发行等必须完全按市场规律来自我调节,而这一点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某些创作上的变化随时可以由国家意识形态及行业规定加以调整、控制,甚至取缔。当下,电视主管部门从来就没有表示过电视行业可以放任自由,电视剧制作在商业因素的作用下的确出现过非正常的操作,但也不像“大众文化”倡导者们所说的是按市场规律进行的。还必须澄清的是,电视剧艺术从来就被赋予了宣传教育的意义,无论是通俗剧还是主旋律电视剧。文化艺术的终极意义就在于人性的升华和精神理想的实现与超越。“好莱坞”工业化制作的标准产品《泰坦尼克》宏大壮观的视觉符号背后蕴藏着深刻的人类精神内涵,难道美国观众仅仅是去接受一次感官的刺激?美国的电视剧应该说更是典型的模式化生产,一个剧常年连续播出,有的甚至几十年不变。例如《都是我们的孩子》、《躁动青春》、《根》、《一家大小》、《野战医院》、《我爱露茜》等,无论是肥剧还是情境喜剧,大都也体现着美国文化的内涵。《达拉斯》还曾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遭到欧洲社会的普遍抵制。(注:参见苗棣:《美国电视剧》,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试问“大众文化”精英们,当你一面警觉地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为什么要执着地消解中国电视剧的文化内涵呢?当有一天唐诗被印到了“麦当劳”的包装纸上时,你是否能体味到个中深刻的反讽意味?

管理文化论文范文5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喻示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浮现:电子技术成为一系列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催生婆,这些传播媒介形成的冲击波正在打开生活的种种传统界限,重新书写一批著名范畴的涵义,诸如自然与文化,虚构与现实,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科学与神话,生与死,远与近,进步与落后,权力与民主,财富与贫穷,如此等等。一批传统界限的消失产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对于亲眼目睹电子传播媒介历史演变的人说来,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辩;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电话机或者电视机如同窗外树木一样"自然",与生俱来,那么,二者不都是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吗?

迄今为止,电子传播媒介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长的问题:电影给人们的视觉开启了什么?电影工业昭示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哪些根本改变?城市人口每日耗费几个小时的观看电视节目?电视与教育、书籍以及儿童成长之间如何产生联系?中等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是多少?移动电话改变了哪些生活观念?计算机联网为金融活动带来了什么?网络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政治竞选和商业信息?详尽地搜集种种统计数据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种种传统仪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会,师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跃在一个个村落的社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这些文化仪式拥有的象征符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某种新型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新技术的内化与文化的转型同时发生。一些理论家甚至主张按照生物学的原则理解机械,某些机械正在跨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马克·波斯特认为:"人类对于身体的机器复制过程已经到达这一时刻:人类正在以电脑和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交流系统对人脑进行一点一点的复制。一种智能性的机械身体如今已成为工业、科技和大学圈内许多人士梦寐以求之物。"这时,机械、电子技术与主体建构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得到正视。(1)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正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时机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久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如此引人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文明视若无睹。

在大多数人那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电视分别被视为称职的安慰者、孤独者的伴侣、新闻中心或者良师益友。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电视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诠释和。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激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互联网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互联网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之中存在强大的控制。的确,电视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口正在向人们展示无边无际的经验,人们仿佛从这个窗口跃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们察觉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对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窗口隐藏的另一种威力。无论是呼吁、召唤、劝诫还是发号施令,电视的符号体系和传播范围都是无可匹敌的。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海关、边防线、国界、辽阔的海域和崇山峻岭--这些传统的空间栅栏对于互联网已经失效。民族国家赖以划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远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换言之,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通晓英语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文盲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不凡的机遇。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也许,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考察的双重视域几乎同时开启。如同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多数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逐渐从民主转向保守,从开放转向封闭,或者将局部的微型解放纳入总体性的权威体系;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某种辩证的转换。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解放和控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电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电视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观众的拥戴?另一方面,如果电视台运行的费用不是如此之高,广告商又怎么能如此规模地包揽文化权力,裁定电视节目的趣味,甚至充当唯一的裁决?[page_break]

这提示人们充分地关注电子传播媒介的性质。这时,人们迅速地想到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即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机械的意义不在于机械本身,而在于机械如何为人类所使用。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反复地阐述了印刷术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例如,"电力时代生活中的新结构和新形貌,越来越多地与机械时代陈旧、线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冲突。"电子传播媒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扩张式社会组织模式而产生了彼此纠缠和相互拥挤的内向性"爆炸"。(2)所以,技术程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的信息。鲍德里拉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

虽然麦克卢汉的论点曾经遭受异议,但是,媒介的性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麦克卢汉论点之上进一步说:"媒体的变化将改变信息。换个方式说,’媒体就是意识形态’。"J·希利斯·米勒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了出版、无线电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新的电传技术现在生产出用以取代所有这些的新形式。这些新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并不仅仅是以未被改变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或真实内容的被改动的母体。它们构成它们所’输送’的内容,并任意把那个’内容’改造成该媒体本身所强加的信息的表达。"(4)J·希利斯·米勒察觉到,电子传播媒介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规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释说,衡量电子技术的巨大突破决非仅仅局限于科学范畴。尽管发明者并没有蓄意地制造某种社会变革,或者预见这些发明的后果,但是,这些发明还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断裂。J·希利斯·米勒赞同地引述了德里达的观点:电子传播媒介终结了传统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他们认为,上述学科均是与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国家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刷新这一切。德里达甚至断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国家的地位没落了。电子传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种种内与外的界限。个体、自我、隐私、家庭、工作地点、大学等等无不随之改观。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也威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假定,即政治行动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确边界、种族和文化统一性的一个特定民族国家。"J·希利斯·米勒总结说,"民族国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电子社区在电脑空间中的发展,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产生--这是新的电传制度产生的三个结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许多思想家那样对于电子技术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期望电子传播媒介的开放性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性联合--因为"新电传技术可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但这种技术超越了创造者而具备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对于印刷文明,某些权威可能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启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扩大;但是,这不等于说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消失。人们无宁说,这是一个未确定的因而也充满了创造可能的新型空间--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充分意识到隐藏于大众之间的潜力。

传播媒介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历史呼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麦克卢汉认为,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粘合许多时代的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5)的确,新旧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风格不得不追溯至传播媒介的性质与构造。结绳纪事不可能产生微积分,长篇小说不会铭写于甲骨或者竹简之上,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彻底涤除了艺术周围神秘的崇拜气氛,互联网络对于传统的作者与版权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如何彻底地撼动了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学,印刷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联系,法律、规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印刷机器得到不断强化,这是许多人倍感兴趣的题目。巍峨的皇宫、朝廷奏议、烽火传讯、旌旗猎猎--这些历史景象与电视机里的竞选政治、电子信息组织的立体战争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空间正在遭受电子传播媒介--从电话、电视到计算机网络--的彻底改造。从信息的攫取、购物形式到身体的快乐,一系列变异或显或隐地陆续发生。一切都在证实,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传播媒介还决定了文化的类型、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和范围。[page_break]

如同历史揭示的那样,早期的统治阶级控制传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垄断文化和知识,生产维护主导权威的意识形态,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文化卫士--巫师、史官、僧侣以及一大批骚人墨客无不程度不同地从属于这一支庞大的队伍。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崛起之后,商业与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介入传播媒介的争夺战。从报纸、平装书到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和传播范围日益强大,文化的成分与功能也日益复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地形图之中,文化是被决定的;文化如同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副现象。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对于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急剧地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视为电子传播媒介的杰作。许多时候,电子技术的胜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当然,这并非主张文化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但是,人们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传统范畴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组。电子传播媒介时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在成为最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电视的影像生产产生了巨额的利润,众多网站竞相涌向股市,这一切无不暗示了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生产与经济的共谋关系。电子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电子传播媒介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充分证实了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的阐述:"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6)虽然文化、商品、经济利润、意识形态各个环节的并非一脉相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与经济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织为一体,共存共荣;文化对于物欲的抗拒意义正在缩减乃至丧失。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体系、机械性能、运行费用、传播效果无一不在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合作推波助澜。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需要一门政治经济文化学。所以,电子传播媒介对于现实的影响、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维度的。从个体的身份归属、种族文化的面貌、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种核心。这个意义上,出现鲍德里拉式的断言并不奇怪--现实正在变成符号的模仿。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一切乃是人们深陷其中的历史环境。

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尽管"文化研究"的内涵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文化研究已经时髦地成为显学。或许,"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的程度--人们无法援引传统学科的范畴予以界定。理查德·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相近的意义上,詹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学科"。(6)许多时候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学科的疆界为活动半径。这时,人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至少证明了文化研究的兴盛恰逢其时。无论如何命名这个时代,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今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例如,电子传播媒介的考察必须联合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如此等等。换言之,传统的学科地图已经无法分配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文化研究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跨学科的分析也将产生另一些后继的疑问,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显示了突破学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从考察的对象到考察问题的方式,许多文化研究因为抛开了陈陈相因的程式而富于开创性。其次,文化研究成为显学之后的一个危险是被重新体制化。人们可能重新设立某些文化研究的规章和模式,予以定型,从而为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再度增添一个新的学科。表面上,学科提供了某种理论框架与学术规范;然而,这一切是知识生产、分类、占有与分配所形成的后果。所以,学科时常有意地呈现了什么,聚焦了什么,或者隐藏了什么,掩盖了什么--学科的所声称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来,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设立一个超级大型学科,跨学科的意义在于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对于文化研究说来,拒绝体制化--拒绝重新演变为一个固定学科--的动力源于日常现实的启示。日常现实的压力时常使学科的框架摇摇欲坠。文化研究抛开了精英主义、经院主义的习气,文化研究不再依据某个学科的传统版图--例如,文学,历史或者经济学--指定一个超凡的独立舞台,这包含了回归日常现实的企图。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时候,我所搜集的许多材料来自《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读物。它们的确不是经典,但是,它们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说明电子传播媒介已经多大程度地演变为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当然,回归日常现实决不是撤消理论分析的另一种说法。犀利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学科给予的不可放弃的遗产。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日常现实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强大张力。从历史性演变的描述到有线电视频道某一个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从符号学的阐述到计算机网络虚拟生存的经验,大理论与日常现实的结合无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胜的风格之一。[page_break]

注释:

(1)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192、23、24页

(2)《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48,259页

(3)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32页

(4)J·希利斯·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于此文

(5)同(2)

管理文化论文范文6

1人本管理核心

其核心是尊重人,激发人的所在潜能,他们的重点是要满足人们当前的合理需要,从而更深层次的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

2企业即人

人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因此,管理应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主。科研发展的最新成果表明,人的潜力是无穷的。要想使一个人的工作和学习状态发挥到极致,就需要让他处于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一个企业想要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就要让员工保持处于轻松快乐的工作环境中。员工是企业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之一,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充分发挥企业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那么他将成为优秀的企业管理者。

3企业为人

办企业是为满足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要,是为了使员工在企业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提升自身的工作能力,在企业中得到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把员工作为机器体系的一部分。“企业为人”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两者发生矛盾冲突时应该做怎样的抉择?这里涉及到价值系列等级的问题。最初人们以为最高的价值是经济价值,但实际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体验其余价值之前,首先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保障,所以应该把维持生命的事物摆放在重中之首的位置。企业与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相似的地方,维持企业的生存发展不仅仅是维持企业的最高价值,这同时也涉及企业价值观的问题。

4企业靠人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的主体是员工,企业想要长久发展离不开员工的集思广益,实行“全员经营”有利于调动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尽最大限度确保企业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企业内部建立友好合作的“团队精神”或“团队文化”,这是集体主义合作精神观的体现。这种管理模式倡导的是“人性尊重”,在此基础上凝聚起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就是建立起尊重人性的组织。

二人本管理的特征

现代经济发展背景下以人为本的管理有以下主要特征:

1人本管理的出发点和中心

指导思想是人在企业管理当中,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作为管理客体中的人,具有两面属性:一是客观性,即人本身存在的个性、期望和需求等,并由于社会的进步而日益得到释放,因此作为管理者就应该主动了解并掌握他们的个性和期望,而后通过各种方法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二是主观性,即作为管理客体的人可以主动地选择配合或拒绝管理者对其的管理建议,由此可见,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约束作用是相互的。

2人本管理活动

围绕着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展开在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的管理思想指导下,管理活动要求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确认充分运用多元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法,如参与决策或实行权变领导等,争取努力建立一个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机智与才能的激励机制,打造一个有利于培养人的能力和良好的心智模式的管理环境。

3人本管理致力于

人与企业的共同进步、同步发展在以前,人是为企业的发展服务的,作为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人被视为是企业发展的主要工具,着眼点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从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员工自身的发展。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经济模式快速转变,人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的个性化以及自我期望实现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认可。因此,把对人的关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激励与调动放到中心地位就成为了企业管理中的重中之重。

三如何实现管理创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良好的创造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组织创新,一切都取决于人的创造力。因此,管理者必须给员工创造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最大限度地挖掘员工的创造潜力。

1如何利用认知变化把握创新机遇

作为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必须洞察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趋势,抓住可能出现的机遇,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来临,就及时采取行动。利用认知变化创新需要以下四个要素:

1.1有创新敏感性

创新者与众不同的唯一因素是他们对机遇非常敏感。作为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必须洞察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趋势,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时机到来,就及时采取行动。

1.2当机立断

创新的另一个关键所在是当机遇来临时,创新者要当机立断抓住机会。变革和创新需要勇气和决心,人们不愿意改变习惯,因为习惯是一种成本很小的行为模式;人们还希望回避风险,改变意味着要面对不确定,也就是说,变革和创新往往要冒很大风险,变革和创新者要有为捍卫组织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1.3准确判断创新潜力

创新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深入周密的分析,深入周密的分析又必须依据可靠、及时而全面的信息,因此信息是权变的基础,因此企业要尽力提高信息占有率和应对能力。

2如何实践产品

创新作为管理者,要善于纵观全局,把握形势,既要关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又要密切联系员工,求得员工的理解和配合。

2.1发现问题

确立创新目标。管理者要想实现创新,首先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这里所说的问题是指实际状态与期望状态之间的各种差距。与期望状态相比,实际状态表现为落后或差劣,因而,导致人们不满足于当前的现状。这种不满足感是管理工作创新的力量源泉。要想发现问题,确立创新目标,管理者最好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确定切实可行的创新目标。

2.2创新实践

创新实践是创新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说确立创新目标和规划创新过程目前只是纸上谈兵的话,那么实现创新则需要生产实践。在这个阶段,管理者要组织员工齐心协力地完成工作任务。在实践过程中,管理者还要对原有的蓝图进行完善,积极采纳各种建设性的批评、建议,直至完成产品创新活动。

3如何激发员工潜在创造力

3.1相信自己有创造力

我们古代大哲学家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影响创造力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相信自己。杭州娃哈哈集团的领导人宗庆后发现儿童营养液有很大市场后,就果断投资与浙江大学一教授合作开发儿童营养液“娃哈哈”,结果一举成功。

3.2记下“一闪念”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为了解决某一问题,员工会提出很多不同的解决想法和创新意见,但是,实际上高达90%以上的解决想法和创新意见既未被落实采用又未能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