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论文范文1
关键词 世界遗产城市：城市地区；空间变迁；土地利用
中图分类号 TU98；K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14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24
在此之前，我们探讨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空间变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其空间载体记录着人类社会更多的生活经验，同样，如果把研究的视野放到全球，那么世界遗产城市地区无疑成为我们所要关注的对象，因此，作为对之前研究的补充，本文同样从土地利用的视角探讨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
1 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相关研究
国际科学界关于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相关研究涉及到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关系，如关于全球变化背景下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气候与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鸟类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土地利用与物质过程关系，如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陆地生态系统全球碳循环变化模拟研究以及关于人类土地利用对全球过去6000年碳循环的影响研究；土地利用与能量过程关系，如关于以生物能源为例讨论全球能源系统和土地利用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政策对城市运输系统能源使用的影响评估；关于土地利用特征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如关于高分辨率全球植被和土地利用数据对气候研究的支撑性探讨以及关于近3个世纪全球土地利用变迁、森林采伐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利用方式研究。从对国际科学界关于全球尺度土地利用相关的研究可见：关于全球土地利用特征及其与物质过程关系的研究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也相继开展；近10年来以Yamamoto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土地利用与能量过程的关系。
2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概述
2.1世界遗产城市
本文以世界遗产城市为例进行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研究，世界遗产城市联盟(OWHC)是世界遗产城市自下而上形成的联盟，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遗产城市联盟共拥有242个城市成员，其全球分布如图(见图1)所示。
2.2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概述
人文与空间是地区研究的两个方面，而作为连接两者(生产者与生产要素)的生产工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也可以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发展相对应，全球历史时期主要发展阶段的土地开况包括：在青铜时代，全球土地开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土地开发类型多为非持续农业；在铁器时代，全球土地开发增加并拓展到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土地开发类型中出现了更多的持续农业；在西方的中世纪阶段，全球土地开发拓展到美洲以及澳洲等地区，土地开发类型多为持续农业；而在上世纪末，进入现代以来全球土地开发伴随人口的增加迅速扩张，广泛分布于全世界除南极以外的各大洲，土地开发类型多为持续农业。总体来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开发过程是全球历史时期土地开发过程的集中体现，而全球人口增加和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阶段是在近300年间，因此，这一历史阶段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土地覆盖是如何受人类影响而发生变化将成为后续研究要具体探讨的内容。
3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研究
本次研究同样采用Goldewijk，KK所提供的全球环境历史数据(HYDE)，其由近300年(1700―1990年)全球土地利用相关数据组成，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人口密度和土地覆盖，城市地区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包括点和面两种类型，本文涉及到的是点类型数据，采集位置为城市地区中心点。
3.1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历史断面研究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近300年来全球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地区扩散。根据全球人口密度分布整理出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人口密度的历史断面，其结果如表1所示。
与全球人口密度分布历史断面相对应，近300年来全球土地覆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转变是与全球人口增长和迁移相对应的，体现在农业用地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区域扩散，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最近的100年当中，即20世纪。根据全球土地覆盖分布整理出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覆盖的历史断面，其结果如表2所示。
3.2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历史路径研究
从近300年的变化(见图2)情况来看，农业为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的世界遗产城市由1700年的53个增加到1990年的96个，而半农业／牧业主导土地覆盖类型的世界遗产城市在此长彼伏中维持了基本平衡，大致在40个左右，最终，大部分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牧业。
近300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具体的转变路径如下表(见表3)所示，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加拿大，非洲的突尼斯、马里共和国、摩洛哥，欧洲的德国、捷克、意大利、波兰、俄罗斯、西班牙以及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这一阶段的中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墨西哥，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南美的秘鲁，欧洲的比利时、德国、俄罗斯、法国、捷克、克罗地亚、圣马力诺、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也门、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同样也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后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非洲的肯尼亚、利比亚、摩洛哥、刚果民主共和
国，南美的巴西、智利，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国、俄罗斯、捷克、立陶宛、葡萄牙、圣马力诺、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韩国、斯里兰卡、叙利亚、也门、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以及半农业／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4 关于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的结论
通过对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尤其是近300年来土地利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
从历史时期全球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发展相对应，全球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也呈现对应的关系，大规模土地开发的地区从青铜时期的亚欧大陆逐渐向非洲、美洲以及澳洲扩张，而主要的土地开发类型也由非持续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变。
近300年是全球人口发展和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球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地区扩散，同样，全球土地覆盖也发生了相关的转变，这种转变明显体现在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空间演变之上，并主要发生在最近的100年当中，即20世纪。
在这300年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大部分都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前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以及亚洲，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中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非洲、欧洲以及亚洲，转变类型同样也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后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洲，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以及半农业／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其空间变迁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从全球的视角更好的理解城市地区发展的历程。
5 世界遗产城市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比较及结语
本文考察了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情况以作为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研究的拓展，在对两者各自独立研究基础之上同时也关注两者之间的异同，通过初步比较探悉，得出的一些结论如下：
人文与空间是地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维度，这种关联体现在全球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对应之上，而我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同样也与土地开发相对应.但与全球相比，两者在同构之中又有差异，总体而言，我国的人地关系更为紧张，人地矛盾也更早出现。
近300年是全球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时期，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全球土地利用更多是一种外延式增长，人口以及土地开发都发生了世界性的迁移；而这一时期我国的土地利用多是内生式增长，人口以及土地开发的分布范围变化不大，总体来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在这一阶段的土地利用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世界农业论文范文2
（1.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节点共同参与的开放性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到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的影响。文章应用NW小世界网络模型，通过特征路径长度、集聚系数、顶点度和知识交流频率等统计参量，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关键词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小世界网络；复杂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01-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项目（2013FJ3080）；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3C096）
1 引言
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这是党中央连续关注三农问题的第12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完善科研院所、高校科研人员与企业人才流动和兼职制度，加强对企业开展农业科技研发的引导扶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的协同创新。可见，党和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支撑，并将其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而当前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缺乏金融支持及各参与主体协同合作水平低等问题，故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具有较重要的应用与理论价值。
2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复杂性分析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节点共同参与到新产品调研、开发、生产和销售环节，各节点能有效参与协同创新的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主要是指农业科技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地域性和不稳定性。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参与主体的复杂性，以下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发展阶段对其进行了探讨。Spielman等（2011）应用社会网络研究农户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充分肯定了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对农业发展的贡献[1]。徐振宇（2011）指出农业组织创新的实现依赖于农户的企业化，在农业组织演化过程中，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2]。李天来（2012）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尤其是农业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3]。
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结构及模式的复杂性，史炎文（2013）以河南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和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载体，分析了农业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4]。Lee（2000）研究了校企合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及校企合作的技术转移过程[5]。熊婧等提出广西产业集群发展关键是官产学研金（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的联合[6]。
3 小世界网络模型及其适用性
1967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Milgram S率先用“传信”实验发现，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最远距离是6个人，世界虽大，但人与人的距离却很小，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六度分离”理论。这种“小世界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Watts和Strogatz（1998）提出了WS小世界网络模型[7]，使“六度分离”理论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为学术界研究复杂网络提供了新方法。Newman和Watt（1999）对WS小世界网络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NW小世界模网络模型[8]。Jelena Govor ina等（2013）[9]等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方法改进。小世界网络模型现已广泛的应用于物理、经管和生物等学科，大量的实证研究均验证了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小世界网络特性，小世界网络能为理解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特性提供方法支撑。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影响。用小世界网络模型分析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适合的，目前鲜有专家学者应用小世界网络对此进行分析。文章正是基于此，应用小世界网络模型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4 应用小世界网络分析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演化机理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应用NW模型，通过特征路径长度、集聚系数、顶点度和知识交流频率等统计参量分析，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4.1 度与平均度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总数用“N”表示，节点总数越多，表明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规模越大。各节点之间的商流、物流、信息流为该网络中的总边数，用“M”表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连通图，用“G”表示。某节点i与该节点连接的其他节点的边数称为该节点的度，用ki表示。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某节点企业的度值越大，表明其与越多的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其重要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的稳定性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至关重要，故应关注较大度值的关键节点，增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稳定性。
平均度〈k〉是指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度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可反映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紧密联系程度，即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密度。即：
（1）
4.2 特征路径长度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连接任意两节点i和j之间的最短距离，用dij表示。最短距离主要受地理距离、节点之间同质性、文化的相似性、社会与制度临近性等因素的影响。最短距离（dij）的简单平均数，用“L（G）”表示，即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如下：
（2）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若特征路径长度较短，则表明节点之间对应较短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通道。此时，即使节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商流、物流、信息流，也可以通过与其它节点建立起较短的间接联系，从而加快节点之间的信息传导，减少信息传导时滞。
4.3 集聚系数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与某一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两个节点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直接联系，即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内部的集聚特性。若某一节点i与其它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实际边数为ki条，则称该节点的度为ki。该节点与其它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理论边数的最大值为Mi条，则。某一节点实际边数与最大理论边数的比值大小可以反映该节点与其它节点的紧密程度和集聚情况，用Ci（G）表示，即：
（3）
Ci（G）越大，该节点对应商流、物流、信息流范围越广，业务伙伴越多，紧密程度越高。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集聚系数C（G）可用该网络内部所有节点的集聚系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表示，即：
（4）
其中，0≤C≤1.C=0，表示所有节点均未与其它节点建立商流、物流、信息流；C=1，表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连通图是全局耦合的，即任意两个节点均已建立商流、物流、信息流。以上两种情况的网络连通图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网络连通图一般既不是完全随机的，也不是完全规则的。整体集聚系数C（G）越大，对应的空间联系和社会联系就越紧密。空间联系主要是各节点地理位置上的商流、物流、信息流，社会联系主要是各节点之间由于企业的同质性、文化的相似性、社会与制度临近性所带来的商流、物流、信息流。空间联系是驱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形成与演化的主要因素，但其扩散作用正在不断减弱中，故各节点更要关注社会联系，利用社会联系增加业务量，增强协同合作能力。
5 结论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影响。文章基于小世界网络模型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并得到了以下结论：节点总数越多，表明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规模越大；某节点企业的度值越大，越有可能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的稳定性对网络整体稳定性至关重要；平均度可反映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紧密联系程度；较短的特征路径长度，对应较短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通道，可加快信息传导速度，减少信息传导时滞；集聚系数越大，对应的空间联系和社会联系就越紧密，各节点除了要关注空间联系外，更应关注社会联系，要利用社会联系增加业务量，增强协同合作能力。
参考文献：
（1）Spielman D J，Davis K，Negash M，et a1.Rur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networks：findings from a study of Ethiopian smallholders[J]。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11，28（2）：195-212.
（2）徐振宇。小农-企业家主导的农业组织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李天来。充分发挥高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J]。中国高校科技，2012（4）：11-13.
（4）史炎文。农业创新体系及其创新绩效评价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5）Yong S。Lee。The Sustainability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An Empirical Assessment[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0，25（2）：111-133.
世界农业论文范文3
林毅夫拥有一张线条硬朗的脸,这使他看起来,比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更有力量。在春节前,他就“将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传闻,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一句平实的“现在还未确定”背后,让人无法想象他的表情,更无法猜测他的内心。
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要发生在春节之后。因为在2月5日,春节放假前的一天,所有一切的传闻才最终尘埃落定――这一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宣布,任命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任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即使在一切明晰之后,林毅夫对外辞令的语气和内容,依然是那样的严谨而低调――他表示,“准备5月底上任,一方面是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春季学期的课程已有安排,总要教完再去;一方面是在教书之外,补上世行的课,关注一下国际问题,特别是非洲、南亚、中亚、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务,尽量多吸收、多了解、多向人家请教。”
三农助推
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应该说是林毅夫此次获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关键所在。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是,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是,世界银行的主要功能定位就是帮助贫困国家消除贫困、关注并扶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三农问题”理所当然都是个重大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钟情于林毅夫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任命林毅夫的声明中明确表示,“林毅夫的到职将会给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他期待在非洲发展、南南合作以及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等诸多领域与林毅夫进行密切合作。”
事实上,林毅夫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始于其任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前。他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此论文被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此外,林毅夫还曾在中国农业政策部门工作多年。他于1987―1990年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专门研究“三农”问题。他还曾于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同年他因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中心政策论文奖。
与国内其他经济学家相比,林毅夫是当之无愧的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第一人。林毅夫的“新农村建设”体系有两大特色:1.从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切入点,而非从农民组织、从教育为切入点。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非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
尽管时隔近一年,但许多人仍记忆犹新,在2007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举办的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记者招待会上,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曾表示,“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
在世界银行对其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务正式任命后,林毅夫对其5月后正式赴任的世界银行,作了部分阐述,“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机构,世行非常需要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在这种限制条件下的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这也是世行从发展中国家选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最重要的意义。”
中西相合
在林毅夫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办公室,还从来没打算“屈尊”迎接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一历来为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的职位,此次为林毅夫破例,其人中西结合的文化背景亦至关重要。
从台湾―大陆―芝加哥―耶鲁,再回大陆。在林毅夫的人生经历中,拥有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习、工作经历6年。在这6年里,林毅夫一方面身边大师云集,对西方文化深有体悟,另一方面与爱人陈云英还要养育一儿一女,简朴的生活亦使他对西方民情洞若观火。
正是这样中西相合的文化背景,在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卸任后,考虑从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学家担任这一要职时,遴选委员会才选择林毅夫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候选人之一。在加里・贝克尔、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四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林毅夫作了联合推荐之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位最终在林毅夫身上定格。
与当代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言必称希腊”不同,林毅夫更为强调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落地”,且话语表现形式中也常常伴有浓厚的“中式”元素。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在林毅夫对经济学理论的诠释中,时不时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
比如在解释经济学理论的因果逻辑时,林毅夫认为,“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解释我国20世纪60年代“大集体会出现‘磨洋工’,而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则迅速提高生产效率”的现象时,林毅夫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里寻找到佐证。他说:“《吕氏春秋・审分》里面曾记载的‘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反映的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会有不同的选择。”
林毅夫“西天取经”的经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汇于一身,再经由他过人的“调和”能力,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继而厚积薄发为全球经济学界所认同。
术道相融
在中国经济学界,很难有人如林毅夫那般“上得学堂,入得庙堂”。他自如地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均有建树。作为学者,林毅夫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权威经济学刊物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论对政策的切实推动,林毅夫作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是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第一人,而自2004年起,“三农”问题已连续5年作为“中央1号文件”所提及。
与纯粹的学院派相比,林毅夫更强调经济学对现实环境的实践性。例如:林毅夫关于“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其本身就为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林毅夫对经济学的实践功能的强调,在持续2年之久的“后发劣势PK后发先势”的争论中可见端倪――这场争论的对手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杨小凯博士(现已逝世),曾被誉为华人经济学界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
虽然,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们不宜妄加评论,臧否两位经济学家各自理论的短长。但我们从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理论所引发的“制度内生说”(制度是重要的,但一个最优的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内生制度其实与发展阶段有关)中,可以看出,林毅夫在经济学理念的研究中,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
不空谈“道”,而是“术道相融”,注重经济学理念在现实情况下的可操作性,显然也是林毅夫最终赢取世界经济学界最高职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要旨所在。因为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其职责除了自身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外,还有更多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管理世行庞大的研究部门,担任世行发言人,研究和制定世行发展战略,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对重大决策作出战略性研究等。
正如林毅夫此次世界银行职位的推荐人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林毅夫的评价一样,“林毅夫在中国长期致力于新农村发展,这对世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问题是经济发展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而CCER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这表明了林毅夫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未来之路
就如同当年1979级的北大同学,无法预料林毅夫这个大龄同学,20多年后会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这些似乎都证实了,对一个人宽泛的人生预测,在林毅夫身上并不适用。这就无怪乎,众多媒体在对他进行访谈之后,对其人都用上了“传奇”二字。
对于一个在更广阔领域博取持久声名的人来说,56岁其实还很“年轻”。但通观林毅夫过往57年的岁月,“传奇”用在他的身上,其实一点都不显得过誉。
今天,在林毅夫尚未正式履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之时,我们预料他世界银行之后的人生,诚然会显得空泛。但此刻,我们却可以预测他的“世行之旅”――一定会顺畅。这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绩、来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和努力。
在北京大学,林毅夫的勤奋众所周知。一个众口相传的事例就是:2004年3月13日晚上,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勒德克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而林毅夫白天上了一整天课后,在办公室吃了个盒饭,就又匆忙赶去接待这位欧洲前政要,第二天还接着上课。
与这一事例相对应的,北京大学还流传着林毅夫的一句话,“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世界农业论文范文4
一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但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该书的“不足”，实际上是城市史乃至整个历史学面临的难解之题。姑且不论现实当中著述活动的篇幅限制，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概念和历史理论都难以做到全方位地透视悠远混沌且广阔无垠的过去世界，尤其是面对城市这个几乎聚集了人类文明一切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的话来解释就是:“历史哲学犹如探照灯之光柱”，历史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探视过去的光的投射方式，如果稍微变动一下角度，光柱可能在雾霭中迷失，或一幅新的图景进人清晰的光线之中”。
世界农业论文范文5
【摘 要 题】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正 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 ％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 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 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 will feed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 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世界农业论文范文6
【主题词】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宝藏”与“山岳”科学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反思主义思潮，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宣传“大同”理想。本文探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指出如同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以孔、孟为代表的，体现“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体现为以“安贫乐道”论、“不患寡而患不均”论、“奇技淫巧”论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以“农本”论、“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以“大同”主义、“礼运”精神为号召的中国古典“公有”论。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乃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既为“宝藏”，又为“山岳”。“宝藏”存在于“山岳”，经由对传统的珍视、扬弃与弘扬，对“山岳”的攀越、“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为“宝藏”。反之，任“山岳”为“原生态”的存在，其必为中国现展的“精神大山”。笔者站在这样的思考平台上，尝试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作思想的梳理。
一、对“物质论”、“科学论”的深刻省视与“幸福论”、“非富国论”的提出
杜亚泉1918年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惊异地发现，自己生活的地球，居然变成“物质主义大炽”的地狱。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叔本华的“意志论”，争相登台，一概演化为强权主义。西方在堕落中，宗教本位的希伯来文化惨遭破坏，理性本位的希腊思想也被“蔑弃无遗”。世界失去道德的界限，“权利”与“意志”成为人间的主宰。“国是之沦丧”、“教育之破产”、“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教育界之实用主义”，诸多弊端，源出于一，此谓“物质主义”。
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看来，西洋学说尚未传入之时，中国人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而今西学大盛，“纲常”失坠，国民迷茫。值此现状，杜亚泉主张师法周公、孔、孟，实行“文化统整”。“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当代之“整统”，即为集孔孟之大成，拒西学之邪说。1
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对曾经向往过的欧洲文明大失所望。他告诉人们，世界大战的炮声给了世界一个莫大的刺激,自己的人生观也因此发生“大变化”。他确认西方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
他为西方的前途悲哀，认定世界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他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王国维怪罪“西方”，凡事都要去服从“科学方法”，其实“科学方法”所能驾御的，也只是空间和时间、物质和人类与动植物的躯体，至于心灵境界及社会国家，“万不能以科学方法治之”。西方人不懂这个道理，迷信“物质”与“科学”，实在是“务其一而忘其他，能方而不能圆，知往而不知返”。2梁启超告戒国人：欧洲人长期做着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醒了过来，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3章士钊沿袭清末顽固派的口吻，将科学与“奇技淫巧”相提并论。他反复宣传：中国本有农家淳厚之风，而今“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丧。如此以往，中国一天天走向沦亡，恐怕就要害在工业国之“物质文明”。
反思主义者提出“幸福论”，与“物质论”与“科学论”作思想的对峙，进而提出“非富国论”与“非富强论”，力陈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均“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岂可“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章士钊坚决发愿：“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
梁启超用他惯习的“情感的笔触”，将“富强”、“物质”，比喻是一个“大黑影”。中国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现在是走在路上的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的凄惶痛苦。
梁启超庆幸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幸福”，因为不要再去追那个影子了，并且还广播“幸福”种子于世界。他牢记中国人的伟大“责任”，中国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对于人类的幸福,应负四分之一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取消“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让世界和中国一道，“安贫乐道”。4
中国万不可“以富强为国是”。为此，王国维痛心疾首：有了这个“国是”，国与国争、上与下争，人与人争、贫与富争，一个“争”字，“其病在贪”，病深无治，“反以自毙”。5
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大段复述他在《国宪议》中的旧话:国而富也,不过是在国内多了若干个工厂,海外多了若干个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是在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他责问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抱着“富国”论不放，居然还“以此为长策”，这是在做“一场梦”！6
二、反对“商业精神”与“竞争市场”，主张“长为农国”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与“工商立国”。辜鸿铭直论“商业精神”为“世界大敌”，“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强权崇拜与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7。
章太炎早在1907年写《讨满洲檄》时就说过：中国“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8梁漱溟将章太炎说的“泰西文明”，称为“都市工商文明”。他著《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明示：推行“西洋都市工商文明”，势将“内而形成阶级斗争”，“外而酿发国际大战”。这是一条食利者“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泱泱九州“何可再蹈覆辙”。9
反思主义者反对“商业精神”，此乃“商业精神”本于“竞争精神”，而此“竞争”为人类理念所悖，为“农国精神”所无。他们强调：“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为中国“农国精神”之本旨，“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是西洋“工国精神”之恶政，任“竞争”滋长而无阻，必导致世界大乱、国家不安。10
1922年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得出经济竞争导致世界“血战”的结论。“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11
由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进而反对“工商立国”，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发展工商”，祸害农村。刘师培竭力说明：“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岁江淮之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以至人增而谷不益”。12
章士钊认为工商立国有二恶。其一，造成“乡里”与“通都”的格差对立：“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其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增造富族，豪侈无伦”，一方面又制造贫困，民不聊生，“贫富两阶，相去太殊”。13
反思主义者认为，西方与中国原来都有其“建国之本原”及所谓“国本”。“工商”与“市场”不符合中国立国“本原”，绝非中国“国本”，因此不可能在中国立足生根。章士钊在《农国辩》一文中说：中国与西方，“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有为，无足贵争”。14
章士钊论“国本”乃中国延续数千年不坠的固有传统与习惯。“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以农立国”向来是中国的“国本”，怎么可以另择道路。他很了解“国本”，因此“谋国至此，可无遗憾”。
有“国本”，还应该有“国是”。1923年他写《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国是”论：中国当“确立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15
章士钊将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及二十世纪初仅有的一点工商进步，都贱视为违背“国本”的歧路旁门。中国“工商”与“市场”发展了，他就不幸与郁闷。发展慢了或遇到阻力，他就“可幸”与通畅。“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16
既然工业立国有这么多的弊端，那么中国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农业立国。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也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梁漱溟强调，中国“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振”。杨开道则称：过去的中国本是农业民族，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现在的中国不仅工业幼稚，且还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几样重要资源；除去农业，何以立足。17
三、“大同主义”的再弘扬与“均平寡安”论、经济“统制”论的新阐述
1902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述论建立在农本主义与民本主义基础上的大同社会愿景。在此社会中，“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则人无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
有了土地公产还不够，还要实行“资本”公产。具体而言，一是“公商”：“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政府商部统之”；二是“公工”，“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18
孙中山也受到“大同主义”的影响，特为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精神，成为民生主义的强力思想依托。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19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着重将“民生主义”定义为“平均地权”，以后具体充实为“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均贫富”、“节制资本”。孙中山将这样的思想与当时已经流行开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作等同的思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0
“大同主义”现代承接的结果，是把财富私有视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梁漱溟回忆，民国元年的时候，从家里的旧书堆里拣得一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其中讲到“资本家”、“劳动者”这样的话，虽然没有骤然接受书中的观点，但其中反对私有制的意思却深深地印进了脑海。“我即不断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的反对，好象忍耐不得。”张君劢则主张：“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尊社会之公道，然限个人之自由，“废除私有制收归社会所有，化私人经济而归国有”。21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由反对财富私有而主张产品平均分配。王国维说：“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人治政，未有不务均中者”。22张君劢认识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这样的社会“除生命财产之保护上所必要的干涉至最少限度外，政府不应再有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应一律停止”；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为“最高原则”。23他反复权衡，觉得这样的制度不适于中国，“均平寡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刘师培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一个传统者。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来看，他有旧社会的幻想，然而即使激进如斯的他，也对中国古典社会主义颔首赞同，大力鼓吹。他说：既然没有了政府，那么“人民共产，无统治被统治之分，然后物质文明，力求进步，以利益民众，斯为善政。”24
他反对清末新政，因为“新政”包藏着“兴实业”与发展资本家的内容。他历数新政危害在于：
实业既兴，佐以资者，均悉富民，凡民生日用之物，其生产机关，握于少数富民之手，垄断市利，致小民自营之业，不克支持”，“既奖励资本家，至不惜封以崇爵，不出数年，舍资本家之外，殆无一而非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劳力辱身，而所制物品，其利咸属于富民，以视工商之自由营业者，果孰利而孰害耶？加以实业既兴，则贫民为富民所制，豪商奸贾，权势日伸，因富而而贵。25
他进而反对一切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活动，斥其为“病民之根”：“中国自古迄今，凡朝廷之变法，恒与民变表里。王莽变法而新亡，荆公变法而宋弱。盖举行新政，名曰图富强，则尤为病民之根。”
反思主义者主张高度集中管理的“统制”论，而梁漱溟则是“国家统制”的坚决倡导者。他说：“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国内倾向这条路的人可能还要更多一点，更有势力。26
中国现代反思派大都属于中学派，而西学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表现出对于反思的“反思”。梁漱溟曾与胡适、吴景超为有过激烈的交锋。胡适与吴景超“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梁漱溟直斥此为“主观的梦想”。他坚信中国“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27
反思主义者希望中国出现“共同设立之总机关”，对全国经济作高度计划性“统制”。章士钊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上的“公共买卖局”，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一概“由公共买卖局设立”。28
康有为主张建立“公政府”，赋予它以最大的经济权力，成为全国“计划经济”的总指挥部，日常生产悉从“指拨之命令”。公政府之下又设“农部”，“总天下之农田”，然后“各度界小政府皆立农曹而分掌之，数十里皆立农局，数里立农分局，皆置吏以司之”。29
“统制”之利，在于形成“自足”的经济社会：“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他们倡议“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30
“统制”将使中国出现平均主义的“乐园”：“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31社会产品悉据“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32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复存在，“只有公所、旅舍，更无私室”；吃饭一律排队进大食堂，“饮食列座万千，日日皆如无遮大会”，“亦有机器递入会室，听任取乐。”33
四、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的精神链接
如同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则出现倡导“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实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以“安贫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奇技淫巧”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中国儒家反对“聚敛”，反对财富积累，更反对财富向“资本”转化，视商业为社会“失衡”之源。“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4由“均”而“安”，由“安”而“和”，由“和”而国家“无倾”。
由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引出中国古代道德论与“幸福”论。儒家之义为道德之首，“富且贵,与我如浮云”35，由此安贫乐道的颜回受到孔子的嘉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6当一个文化中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占据话语，此文化中的科技意识也随之畏缩。“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科技与机械的制作，被斥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工具。37
其二：以“农本”论与“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孟子斥商人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中国历代以农为本。汉文帝下诏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重要思想家庭晁错强调：“方今之务，莫若便民务农而已矣。”38贾谊认为：“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39《盐铁论》则更明确主张：“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农本论”与“抑商论”创制于周秦，定说于汉朝，以后历代相延，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其三：以“大同”主义、“礼运”精神为号召的古代“公有”思想。《礼记·礼运篇》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突出反映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40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大同”主义云：“天下为公”，“大道之行”。“货”，“不必藏于己”，一切贡献于公家；“力”，“不必为己”，一切服务于社会，结果社会安定，“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反其道则“天下为家（私）”，“大道之隐（消失）”，伦理浇漓，物欲横行，结果“众以为殃”，“兵由此起”。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既体现为对五四精神的质疑与审视，也表现为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非物质论”、“非国富论”、“非科技论”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长为农国”，既体现对洋务运动、上世纪初“新政”改革，及至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弊端的省察与思考，也表现对以“农本主义”、“重农抑商”为表征的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回护与挚爱。
“社会主义，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代井田制正与今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41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将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作链接的思考。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经济“统制”理念的提出，实为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大同”论及古典“公有”论，即“古代井田制”思想的延伸与阐发。
五、贵重的“宝藏”与沉重的“山岳”
试想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做准确的评价，必须先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取中允的认识态度。我们想说的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是“贵重的宝藏”，同时又是“沉重的山岳”。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它是历史的存在与客观的现实。它虽属“空想”，但又不是穿凿之想、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中国社会“底版”的必然“镜象”。“农民”与“土地”，是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底版”）的基本元素，“市民”与“市场”，是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底版”）的基本元素，只要中国的古代“底版”还未达到现代型“元素”升级，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镜象”）还会长期发生作用，而具强大的思想号召力与社会动员力。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农本”、“民本”、“公有”、“公正”，是古代中国的“太平之道”，了解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将使我们对中国特有的文化国情与民众心理，发生深切清醒的感悟：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在中国传统、国情与人心的基础上开展，必须关切民众的思想习惯与精神要求，在民众所能达至的精神平台，渐进徐行，过细操作，制定民众所能接受的政策方略。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它能够对今天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思想助益。“农业中国”转型为“工业中国”、“市场中国”，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产生众多的问题。中国古典社会主义提出的社会方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可为今天调适保障体制，建立和谐社会，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开启宝贵的思路。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就像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大同”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民族资源。认为世界必然由“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通往“世界大同”；陈独秀预言“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青年则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42探究他们的思想，可见“大同”思想的清晰印迹。4344
然而，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又是沉重的“山岳”。这是因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包含着与时代不合的成分，犹如“山岳”，横亘于现代人的面前，处理不当，会成为精神的大山，思想的包袱。事实上，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消极思想成分，已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那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社会离不开“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唯当“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到达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才可能构成基础”，进而形成“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人类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5。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漠视“物质”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将“物质”与“精神”作对立的二元论思考，从而落入以“超精神主义”为特征的唯灵论窠臼。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山岳”，是因为这个“主义”是一个低次元的制度构图，是一个“向后看”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理方式理论指出：亚洲古代存在着以“村社”为组织基础，以“公有制”为产权特点，以国家统合为政治形态的原始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长期存在，是亚洲现展遭遇阻滞的原因所在。当我们分析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基本理论元素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元素契合无异。中国历代王朝叠现，都以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为指针，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进步受阻，长期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举擎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旗帜，就负面意义上说，同样会对中国现展发生阻滞作用。
再有，这样的“主义”违背“历史的发展史观”。马克思指出：从原始社会演进到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列宁曾对俄国民粹主义作过深刻的批判。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将“村社”的原始社会主义指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结果否定人类社会必经的工业社会进程，希冀以躐等冒进的方式“直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结果混淆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严重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传播与实践。中国古典空想主义与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工业化，设置了与俄国民粹派相同的思想误区。难怪乎，列宁对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也做了客观的评价。当孙中山将大同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又将此说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列宁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真正人民的伟大的思想”，是“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然而又指出：这个思想与民粹主义发生着联系，因为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46
现代化一旦在某一个国家与地区出现，其他国家与民族为“生存与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结果将有效的组织民众，强化这个民族国家，最终达到民族的“生存与自保”。47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有“安贫乐道”论与“农本”论，中国反思主义者则主张“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48，将“捍御外侮”，放置到“徐图”次要的地位，认为：“幸福”是根本的，假如“富强”耽搁了中国人的“幸福”，宁可“牺牲富强”；“国本”是主要的，假如“富强”动摇了中国人的“国本”，宁可舍弃“富强”。然而，假如中国不改革，不进步，不富强，假如中国人贫弱且愚，做了列强的臣民奴子，还有什么“幸福”可“享”？还什么“国本”可“安”？
总之，对于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当持两点论的看法——认其为宝藏，而知其为山岳。“宝藏”在“山岳”之中，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体现为对“山岳”的攀越、勘察、“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而为“宝藏”。否则，“山岳”无法转化为“宝藏”，而为“原生态”的精神“大山”，而为中国现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包袱与道路障隔，而与科学社会主义发生抵牾。我们当见“宝藏”而开发之，见“山岳”而攀越之，而不是相反，废弃了宝藏，反倒把山岳背在了身上。
【注释】
1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5卷4号（1918年4月）。
2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5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6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参考巴图：《张君劢经济策论评析》，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7辜振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8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712-713页。
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第5卷第1-2期。
10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页。
11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9页。
12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13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159页。
14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67页。
15行严：《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16章士钊：《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章士钊全集》第5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17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18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56年版，第246页。
19《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
20《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21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1号。参考郑大华：《张君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4页。
22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23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参考巴图：《张君劢经济策论评析》，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4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5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26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1日。
27同上。
28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206页。
29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参考陈鹏鸣：《试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30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46页。
31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4），267页。
32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参考陈鹏鸣：《试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33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00页。
34《论语·季氏》。
35《论语·雍也》。
36《论语?雍也》。
37《周书·泰誓下第三》。
38《汉书·食货志》。
39《汉书·食货志》。
40《礼记·礼运篇》。
41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46-48号。
42：《伦理学批语》，1917～1918年。引王素莉：《“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C:\\DocumentsandSettings，人民网。
43《文集》(上)，第625～626页。
4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46《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4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