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传播范文1
关 键 词：新农村 传统艺术 传播
民间传统艺术文化教育的传播发展，不仅是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文化传播的一种活动，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群众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传播致富求发展的一种创造，对于构建新农村的和谐社会的环境，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河南宝丰的新农村艺术文化教育伴随着民间传统艺术文化的悠久历史，得到传承与传播发展，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文化特征。尤其是魔术、曲艺音乐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文化教育基础，近两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在当代“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建设中，农民群众利用自身的艺术文化资源进行广泛的教育传播，以艺术致富求发展的创造探索和实践，扩大了艺术文化产业发展，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对于新农村的“三农”工作建设及艺术文化教育，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艺术文化教育资源的形成与传播
宝丰位于河南省西部，现人口约48万，有13个乡镇，320个村。民间传统艺术文化历史悠久，魔术、曲艺音乐的群众基础深厚，素有“曲艺之乡”“魔术之乡”的称号。影响较大的艺术文化教育形式为马街书会和魔术表演。
马街书会是我国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1996年被列入“中国十大民俗”之一。现今每年正月十三，来自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聚集在马街村展示说书音乐艺术，已成为马街、宝丰等农民的重大节日和曲艺盛会。马街书会至今已有700余年文化艺术教育的历史，据《宝丰县志》记载：“此会源于元延佑年间（1316年），当时有一老艺人，演技精湛，广收门徒，在曲艺界德高望重；且正月十三，农民艺人便从四面八方赶来，负鼓携琴，吹拉弹唱，为其献艺祝寿。以天为棚，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在河坡处、山冈上、麦田里、小路旁摆下阵势、扎起摊子，台台相连，说书献艺。时间仅一天，到会艺人多时达3000人，千余台书汇成了波澜壮阔的曲艺海洋，听书群众多时达10多万人。”①在马街村广严寺及火神庙碑刻中记载：“马街书会源远流长。”②马街书会在当今，既是艺人的展示与农村群众的自娱，又是节目演出的交易会。艺人的表演，称之为“亮书”，如被人请到他乡继续演出，称之为“写书”。这种风俗延续了数百年不衰成为中华奇观，马街书会的形成与发展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产生的，它深深扎根于民间，它的延续和发展与河南宝丰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宝丰魔术表演艺术源于唐宋时期，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粗犷、幽默、滑稽、神奇的地方特色。宝丰民间剧团和农民表演有着历史的传统，解放前每年遇灾年，常出现成群结队的农民外出表演戏法，以求得温饱，混口饭吃。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木偶魔术民间剧团。民间魔术剧团开始在赵庄乡出现，至90年代，民间剧团迅速增加。目前，宝丰县13个乡镇拥有民间表演团体1200家，从业人员5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商酒务、赵庄、肖旗、石桥、大营、张八桥、前营7个乡镇。其中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形成比较集中的是在赵庄乡，有魔术专业村6个，民间表演团体600多个，演出专业户2000多户，从艺者2万余人，分布在世界及国内许多地区，形成了农民魔术表演艺术团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宝丰文化现象”的产生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农村剩余劳动人员的增加和广大基层群众艺术消费的高涨，为“宝丰文化现象”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广大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则是其直接的推动力。
二、传统艺术文化教育成为新农村的文化产业
目前全县拥有50个团体以上的民间表演专业致富村达15个，平均每年演出42万场次，观众达5000万人次以上，年收入达2亿多元，占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2004年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演出总收入达2.86亿元，约占全县GDP的5.6%，成为宝丰县经济发展的六个主要产业之一。据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了解，全国共有2000多个民间演出团体，10万多人的民间艺人，宝丰县均占了一半。他们走遍了全国农村演出市场，到过青藏高原，走出了一条农民自办文化、政府扶持农民办好文化，农民办文化乐起来、富起来的农民发展新路子。
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演员大部分来自农村，大多数团体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小部分团体坚持常年在外演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集魔术、杂技、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团体；另一类是以武术、气功为主的表演团体。较大的团约有120人，较小的团以家庭成员为主。从经营状况看，有部分的团体演出、管理水平较好，每年的门票收入在100万元以上，主要在国内大中城市演出。一部分团曾到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演出，另一部分团已与我国香港、澳门等文化演出公司签约演出。
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主要演员收入多在每月5000元左右，有65%的团体具有中等表演水平，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演出地点主要在县城及城乡结合部，有时在集贸庙会上演出，演出形式主要以大篷车、大盖棚为主，有的在城市剧场。还有200多家团体演员素质较低，装备和管理水平差，演出多在偏远乡镇，收入仅能维持生存。
目前，国内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宝丰文化现象给予了很大关注，外国电视台为马街书会拍摄了电视片，题为《当田野成为舞台》。河南省和宝丰县文化部门也对民间演出团体不断提高认识和管理，改变针对个别表演团体在演出中存在问题进行围追堵截的做法，提出“全力支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逐步提高”的方针，促进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形成了目前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艺术文化教育传播的思考
宝丰的民间文化发展，不仅是一种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群众利用自身音乐文化资源传播致富求发展的一种创造，它对于促进“三农”工作，扩大音乐文化产业发展，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积极的思路。
（一）开创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随着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农民以传统民间艺术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组织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在城乡巡回演出，并逐步形成艺术文化产业，走上一条发展民办文化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据宝丰的赵庄乡文化站统计，在宝丰赵庄、商酒务等乡镇的农村，1998年仅魔术一项全乡收入达1000万元，人均800元，2000年上升到4000万元，2004年将近6000万元，早在1996年，赵庄乡就在全县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和村村通电话的目标。不少从事民间艺术表演的家庭盖起了楼房，买了轿车，走上了富裕之路。
宝丰民间演出艺术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的服装、道具、音响、大棚、运输和广告设计等十多个产业的发展。据统计，这些相关产业每年可为当地农民创造产值700余万元。现在，宝丰县赵庄乡已经成为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民间演出服装、道具、灯光音响服务市场，仅加工作坊达20多家。他们生产的魔术道具物美价廉，周边外省等地农民演出团体常到这里采购。
民间演艺团体的负责人赚到钱后，还在家乡投资发展工业、高效农业和服务业，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地少人多的农村，如何加快发展又不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宝丰农民通过办文化来致富的做法，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有专家说，“宝丰文化现象”是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以非物质生产的方式分流农村富余人口的创举，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
（二）艺术文化教育产业的文化价值
宝丰县民间音乐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起初，大多数的民间艺术表演团体依法经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称赞，但也有个别表演团体受利益驱动，上演一些格调低下的节目，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变堵为疏，制订管理规范，加大宣传力度，搭建行业平台。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表演比赛等，进行正面引导。
特别是2003年5月，为防治“非典”大部分团体返乡，宝丰有关文化部门借这一有利时机，全面摸清了新农村民间演出团体数量和人员的情况，组织了“十大表演才艺标兵”“十大诚信演出标兵”和“十大守法表演标兵”的评选表彰活动，有效树立了新农村农民表演团体的楷模，促进了民间演出团体和民间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同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作适应新农村农民喜爱的新节目，如：从木偶到小魔术、硬气功，再到现代魔术、综合歌舞等艺术表演形式。
宝丰县民间文化团体的演变发展过程揭示了民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真谛，任何演出团体、企业既要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又要接受政府的规范管理；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要坚持健康有益的教育原则，演好戏。县政府对民间演出团体的管理立足于促进行业发展，既要加强对民间演出团体的规范和引导，又要注重对其关心和帮扶，做好服务，帮助演艺团体做大做强，对推进河南和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构建新农村和谐社会具有的教育价值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正在不断提高，开拓音乐艺术文化产业市场，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目前音乐艺术文化产业，特别是演出业，很多集中于大城市，对农村和中小城镇的低端市场开发不够。宝丰民间艺术表演团体来源于农村，演出作品来源于传统和民间，又有时尚因素，符合农民喜欢的艺术样式，很适应农村和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对填补低端文化市场的不足发挥了一定作用。
宝丰农民在办音乐艺术文化中，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农民已有二十多年的办团经历，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走遍全国各地演出，达到见识开阔、谈吐不俗的水平。有的农民魔术演员技艺已达到国家演员水平。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忙时务农，闲时演出”的形式，又使农民有活干，有钱挣，提高了自身素质，促进了家庭和谐，改善了邻里关系，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封建迷信、等现象明显减少，几乎没有上访事件，有的乡镇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关心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在赵庄乡周营村、大黄村，依靠表演发家致富的农民自愿出钱修建村里道路，为县文化设施、修建学校捐款捐物。
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贯彻科学教育发展观和艺术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农村，需进一步加强保护和开发本地民间传统艺术文化教育。
注释：
①《宝丰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 1987年3月第1版第56页
②《宝丰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 1987年3月第1版第103页
参考文献
文化艺术传播范文2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的追求，所创造的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浓厚，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文化艺术传播范文3
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在此以后，传播已成为人类学中的关键性词语和概念，并且也成为民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对其研究应愈来愈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此间民间风俗的传播及其生态问题，以此来考察民俗文化如何在传播生态层面保持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因此，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研究，可拓展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视野。“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指的是情景中的传播过程”③，它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关于“传播生态”的概念，主要可从三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传播生态是研究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看重的是传播符号的演化过程;其次，把传播生态看作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复杂的传播环境的研究;其三，传播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和价值，以及传播环境如何影响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由此可看出，无论是对于传播符号演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社会语境下人类生存状态的研究，传播生态终究离不开对于环境的研究。
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以此为理论引导，把民俗文化置于20世纪这个特殊又斑驳的时代背景中，研究当时环境对于民众生活、民间习俗、风俗面貌所构成的影响，同时探究民俗作为特殊的传播符号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化变迁和文化涵义。这里的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另外，民俗文化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
民俗文化涵盖的领域极广，从生产劳作到衣食住行，从人生礼仪到信仰禁忌，从岁时节日到民间戏曲，无不渗透着民俗文化。截取民国时期的民俗文化进行考察，可有助了解民国时期历史、民众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民俗文化“不仅要研究俗民们传递了什么，即研究所传的民俗符号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更重要的还要研究俗民们是怎样传递那些用民俗符号构成的民俗文化信息，亦即研究“传”的活动本身。”④民俗文化不仅要关注其本体特征，也应关注文化受众的生活环境和活动特质，不仅要研究民众怎样传递民俗文化信息，还应重视为何要如此传递民俗信息，也即“人—环境”作为探析民国民俗文化的两个重要元素，对于其传播生态考缺一不可。民国时期，还仅是现代传播媒介出现的滥觞期，在大众传播媒介尚不发达或传播手段较单一的传统习俗环境中，民俗文化信息“传”的传统形式是如何与大众传播的现代传播形式形成碰撞和重整融合的，对于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要研究民国社会中的各种活世态，要立足于具体历史环境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进行思考，关注点简而言有三:首先，传播生态关注民俗文化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次，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再次，民俗文化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文化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文化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下面以民间戏曲艺术的演变为切入点来透视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民间戏曲艺术，作为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民国时期的戏曲艺术发展有以下特征:一是随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成都等沿海、沿江大都市的兴起与繁荣，一些曲艺艺人纷纷流入城市行艺，在竞争中使演唱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了戏曲艺术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二是为适应城市各阶层文化娱乐的要求，茶楼、书馆、戏园、杂耍园子遍布，为城市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三是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出现了大量反映抗战爱国的新作，顺应了民心。四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曲艺这一属于大众人民的艺术吸引了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其间，并有许多人进入了戏曲艺术研究领域。”⑤清康熙以来，在民间产生的如“梆子戏、皮黄戏、秧歌道情戏、花鼓戏、采茶戏等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⑥，这些新的声腔发展势头迅猛，有研究者认为清光绪至抗日战争之前的近现代，是我国地方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其中当然包括有民国时期。
无论从创作题材、语言风格、还是舞台表演、故事模式上看，民间戏曲的表演风格较为简单、形式轻松活泼、生活气息浓厚，但也存在艺术性较为粗糙等特点。源自于民间舞蹈与民间说唱的民间戏曲大多是在会社、灯会或乡村集会上表演，鲁迅的小说《社戏》中就有对这种曲艺表演形式与场面的描写:“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多美的一幅“社戏”场景!清末的地方戏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强烈欢迎，它以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的大众艺术表演形式解构着封建阶层所构筑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制度，因此遭到自康熙以来到雍正、乾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控甚至禁毁。但更多的较为远离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小戏仍在民国期间得到了发展和沿袭，如流行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花灯戏，则是利用每年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节，结合人们的岁时民俗文化，边唱边跳的一种民间表演形式。清纂民国修《湖北通志•风俗二十一》中记载:“正月十五为灯节，前数日为试灯，十六以后为续元灯……有所谓花灯者，妆饰男妇，沿门唱杨花柳曲及荷花、采茶等歌、尤敝俗也。”民国时期，随着末代王朝的灭亡与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的革命运动，社会形态与民众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西方外来新学说对国人学术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遗存，以及在夹缝中生存以求一席之地的民间文化，多种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都处于动荡摇摆期。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变化使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创作与表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播出相应的信息内容，民间曲艺所负载的信息传达着民国时期民俗真实的时代政治内容。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艺术的传播承载着其民俗文化转型中所透视出的时代社会变迁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清末到民国时期直至建国初期，我国约有300多个地方剧种，上演的剧目则更多，而时至今日尚在存活的地方戏只有几十种了，活力较强的则更少。比如建国初期仅山东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剧种就有十余个之多，山东地方剧种的代表首推柳子戏，中国古代四大声腔剧种“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中的“东柳”就是指山东柳子戏，但柳子戏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之后在数百年的传承中，柳子戏几近消亡。究其原因，应该是地方戏曲类的民俗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传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的确，任何文化都需要传播，而任何文化传播都面临历时性传播与共时性传播两个方面，就历时性传播而言，我国许多传统文化面临传承难以为续的问题，有学者尖锐指出:“近现代戏曲作家数量少，而且大多数以整理改编旧戏为职，新创作的戏曲文学名著寥若辰星，接收欧风美雨洗礼的文学巨匠多致力于追逐现代品格的小说、诗歌和话剧创作，少有人涉足戏曲文学创作。新时期戏曲文学仍然存在缺失:部分作者仍热衷于搭乘政治快车，简单配合现实;用民族性取代世界性，缺乏走向世界的自觉意识;剿袭导致少数作品雷同，趋同导致对作家艺术个性的遮蔽;部分作品出语粗疏，诗性品格丧失。”⑦这是从民间戏曲创作主体的缺失层面痛感戏曲艺术品种与个性化风格的丧失，原因源自近现代以来的民间曲艺传播生态的“欧风美雨”环境、到新时期仍把其传播看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由此所造成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对于艺术感知与价值的变异。就共时性传播而言，又涉及到传播受众的文化接受问题，同样在社会环境不断变迁、异域民俗文化不断冲击本土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文化受众是否乐于接受本土民俗文化，还是热衷于国外民俗文化的崇拜，传播媒介和生态环境的营造应在此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从传播主体到传播环境再到传播受众，如何协调各种关系，以达到民间戏曲艺术在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的生态平衡，是一个值得深思并深究的问题。#p#分页标题#e#
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启示
在传播生态学中，传播生态系统重要的生态因子除生态学上界定的气候、土壤、地形等五类生态因子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受众等。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莫过于政治、经济、创新、受众、审美这几类。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后技术时代，艺术传播正发展为一种以形象或图像作为文化主因的视觉文化传播，当然，实际上戏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属于听觉艺术。传统艺术传播在顺应当代文化的走向时，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状况:“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众。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⑧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播有多种影响因素，而人的需求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高雅艺术往往对其欣赏者提出要求，能够欣赏一定的艺术作品往往是欣赏者个人素养的一种检验方式。马克思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⑨如果你不能欣赏美的音乐，那并不能证明我的音乐不好，只能证明你的耳朵是“非音乐”的，是缺乏艺术素养的。而在艺术的当代传播中，文化的权利与艺术品的质量检验标准发生了转移，文化精英的趣味不再成为唯一标准，大众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传统戏剧艺术在经历过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也要以大众消费者为服务对象，能否赢得一定数量的消费群体，是传统艺术当代传播成功的一个标志。
传统艺术的现代生态传播需要创作者与欣赏者二者的结合，共同发力，即既需要培养欣赏者的艺术鉴赏力，艺术作品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赢得观众，使传统戏剧艺术的美学追求与受众的审美心胸都能得到提升。受众的需求把握住了，传统戏剧的价值空间才能得到更大的扩展。因此，创新因子，是传统艺术与现代传媒接轨，实现戏剧艺术当代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录音与电视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形态在现代科技的带动与支持下，已经发展出新的传播形式与途径，电子书报、网络广播与电视、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介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在昆曲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就应积极寻找当下社会热点话题与传统艺术表现方式的共契点，“以社会的热点包装昆曲艺术的亮点”，江苏省昆剧院就把高铁和昆曲二者做了巧妙的结合，打造了“高铁昆曲”这样一个全新概念，“高铁大概是现在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将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将最现代的科技和最传统的艺术结合起来，将须臾纵横千里的空间感受和瞬间穿越千年的时间体验结合起来”。⑩不论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它仍要传递和交换信息，它所要传达的都是人的观点的延伸。正如麦克卢汉把传播当作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文明现象，我们虽不似麦克卢汉所认为的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但媒介在现代传播中所承担的表述功能，或可把媒介看作是人的思想的延伸。在传统戏剧艺术的传播中，现代传媒就是传统文化艺术信息与思想的传递中介。如“环球昆曲在线”的创办，就是一个昆曲的“网络电视台”，正如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柯军所言:“因为未来就是网络的时代，信息都通过网络传输，……我们在南京的每一场演出都是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的。”瑏瑡?当下社会，人们常常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样式的衰落，归咎于文化开放和文化的市场化，在抱怨戏曲等传统艺术门庭冷落的时候，就会说是由于年轻人普遍地选择时尚的、源于西方的快餐式文化娱乐，而冷落了本土的传统样式，从而导致传统文化样式与艺术市场的萎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化的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文化艺术的开放在拓宽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使国人更全面的了解作为支撑我国这样文化资源大国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重要性。另外，传统艺术样式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环境，归咎于对于这些文化样式所采取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有化的院团体制，抑制了艺术家的热情，妨碍了演出市场的发育，由于体制原因导致的传统艺术样式与传播形态的退化，在新的世纪里随着政府抢救和保护传统曲艺的政策扶持，传统艺术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结语
文化艺术传播范文4
一、文化艺术：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
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思想不断解放开化、文化日益多元发达、艺术渐趋丰富精彩的动态过程。
（一）价值观影响人类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化艺术是一种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中的根深蒂固的伟大力量，对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健全人格的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学者看来，文化艺术在人世间的地位，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艺术，而不是政治或其他。［1］在我国，近些年兴起的文化艺术软实力研究向世人传达着一个非常明晰的信号：文化艺术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必不可缺的指标。在全世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因此，无论中西，无论哪种学派，都无一例外地在肯定着文化艺术的重要作用。将文化艺术的重要作用具体化，就是塑造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从而影响社会进步。毋庸置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接纳的文化价值观如何，都能够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人权等方方面面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来。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表示：“文化的重要性及价值观与进步的联系。”并且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根本的是文化、是这个国家的普遍价值观。”以经济发展为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或者不发达，并不是外界所强加的，而是社会自身的价值观选择。中国能够从贫穷实现温饱进而小康，到如今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最为关键的是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思想解放，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价值观的颠覆性转变。马列主义带给我们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思潮，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路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义强调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特定力量，文化艺术及其所塑造的价值观是属于社会意识的主要内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始终如一地引领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思想决定长远未来思路决定出路，思想决定未来。文化艺术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体系，更是一种对行为起到规范性作用的思想体系。有人说，只有思想才是永垂不朽的。其中，科学思想是决定未来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在迈向未来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除了必须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外，还需要有一种来自内心世界的文化信念支撑人们的内在精神，以加速推动历史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自产生以来，就持续保持着活力和创新性，是经受住实践多次检验的朴实的、管用的真理，中国现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未来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指引中国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注重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与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具体情况相适应，批判性地继承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话语，又能够在实践中突破陈规，超越固定化了的文本，在革命和建设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精神和实践性要求已经内化为追求真理和探索发展的理性的人文精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内在原因。
（三）寓于文化艺术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20世纪对世界革命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中国传播是从文艺界开始的。追根溯源，被称为“马克思理论中国传播第一人”，他在1919年5月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先河。此后，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纳了一大批的文艺界知识分子，如邓中夏、、瞿秋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传播关键性一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这一科学思想，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今天，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艺术仍然占主流地位，扮演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传播和使其深入民心的重要角色。
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品质。
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故步自封的理论最终只会被淘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坚持的优良品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在跟随时代的步伐，结合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也在变化中思索前行，不断创造文学艺术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从最初的零碎观点介绍到全面且系统的理论阐述再到逐步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这期间产生了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并在坚持文艺思想和高举邓小平文艺理论旗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得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加充实和丰富。
（二）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地位世界知名杂志《时代》在2000年做过一次主题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人”的调查，马克思以最高票位列第一。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的影响之广泛，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有具影响力的学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文艺理界不可小觑。从当今世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建设实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地位无可撼动，并且会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而继续丰富和发展。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外，还扩展至今天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即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等等。［2］马克思文艺理论将会继续保持在世界文艺界的影响，并且一如既往地对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运动的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三）在多元文化竞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今世界各个领域竞争激烈，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得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处在多样化的境况中，各种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活动蓬勃兴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受众增多，已经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此外，电子媒体的发达尤其是网络的兴起和普及，由此引发的新文艺更是日新月异，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各种新生事物和文学艺术现象也催生出许多新的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着因高科技的冲击而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阐述，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根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起支撑性作用的主干力量，更是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出现的新现象，我们不必草木皆兵，但也不能听之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与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争论中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马克思文艺理论要直面现实，用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个普遍真理做出合理并有说服力的回答。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稳步发展和文艺政策既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又与中国国情相符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屹立不倒的最好的佐证。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我国文艺建设的指导性地位。
三、提升文化艺术软实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艺术传播范文5
1 广告设计融合民族文化的意义
1.1 民族元素是广告艺术创新的重要源泉
中华民族文化元素以其多样的题材、内涵丰富的文化和形式广泛的风格而流传久远。广告设计中的民族文化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它包括诗词、中医中药、汉服唐装等；其二是我国的民间文化元素，它包括民俗民风、京剧脸谱以及剪纸等；其三是我国的现代文化元素，它包括北京奥运精神、航天精神和中国电影文化等。[2]这些民族文化是广告艺术创作取之不竭的宝库，广告设计者若能收集、学习、借鉴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融入时代元素与产品特点完美结合，定能彰显品牌的文化意蕴，有效提升商品的文化品位。如宝马汽车“悦”系列广告中从中华汉字文化中汲取灵感，以一种更符合中国人审美的方式，将宝马汽车的高技术性能、创新和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以及关心社会和关注未来的公益心与责任心等品牌内涵展示在广告受众面前。
1.2 融合民族元素是广告艺术创意国际化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大趋势的今天，无论是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或是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如果仅仅采用西方的广告设计理念和文化进行创作，必然导致创作的广告作品由于同质化、缺乏特色而淹没在信息传递的汪洋大海中。只有坚持民族文化特色，一方面既能在国内市场中使受众的情感触动，另一方面能在国际市场中传播中国文化，在国外受众中留下深刻的记忆点。大量成功的广告案例启示我们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2016年百事可乐的猴年广告充分运用生肖和名著等中国元素；阿迪达斯武极系列将中国天干地支和太极文化融入服装和广告设计中；华美食品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了主打中国人亲情观念和节日传统的广告。
1.3 融合民族文化的广告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广告在中国的发展仅有短短的30余年，当前很大一批广告其设计风格是模仿甚至是直接移植西方的创作元素，大量展现西方的文化、文明和价值观。在今天各种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时代，我们眼球所及之处都能看到各种形式的广告，可以说广告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在消费导向上，同时还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广告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而一些低俗的、不健康的广告将影响社会风气。若中国各类广告在设计时重新审视民族文化，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将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历史文化的沉淀和中华精神的内涵完美地透过广告展示出来，定能激发国民对于自身文明的热爱与追求，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2008年奥运会会徽的设计即是中华篆刻文化、书法文化得以大力弘扬的例证。2011年起，腾讯公司“弹指间?心无间”的系列电视广告，通过对母子情、兄弟情、爱情的描述，在社会中传递加强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的正能量，在赢得大量泪水和感动的同时很好地塑造了品牌形象。
2 民族文化融入广告设计的策略探讨
2.1 发掘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广告视觉传达的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元素很多，但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适用于某一种元素，在制作广告创意的时候要详细地分析，寻找最能表达诉求、最能抓人眼球的民族元素，通过独特的创意将产品的特点表达出来。此外，当前很多广告设计仅仅将一些民族文化如山水画或汉字等符号简单处理或者多重拼凑，难以使人获得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无法达到产品宣传与受众需求有效交流的目的。因此，民族文化元素的在广告视觉传达中应进行深层次的艺术创新，采用更加丰富的艺术形式，这就要求设计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
2.2 广告设计中综合运用各种民族元素
在当前很多广告设计中，对有形的民族文化元素如文字、图腾符号、剪纸和民族服饰等能够有效运用，但对于一些无形的民族元素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诗词意境、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等，在广告创意过程中缺乏思考，导致一些广告虽然在视觉上极具冲击感，却无法对受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因此，一名优秀的广告设计师不仅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高手，更应在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等人文素养方面拥有深厚的积淀，能够综合应用有形和无形的民族元素进行艺术加工和艺术创作。此外，广告毕竟是为时代服务的艺术产品，也应该选取当代中国的元素符号，如鸟巢、水立方等，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2.3 借鉴国外广告的先进理念和优秀表现形式
广告是为商品有效宣传和推广而服务的，一切有利于产品宣传的艺术创意、技术手段、表现形式都可以应用于广告设计。在经济贸易国际化浪潮下，广告艺术设计既要符合本国受众的认可，也要面向国际市场，因此设计师要充分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国外的广告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借鉴国外优秀广告的设计理念、方法和表现形式，可以更好地丰富和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平，设计出体现现代感和中国味，既能为中国消费者所接受，也利于西方消费者理解的优秀广告。例如，日本广告设计在吸收借鉴西方设计风格后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文化的广告艺术设计风格与特色。[3]中国广告设计也应在坚持本国民族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先进的广告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拓展中国元素的国际视野。
2.4 避免对民族元素的滥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起源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一些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着一些民俗禁忌，同时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禁忌，还有一些文化观念可能在人群中具有一些争议。这些都是设计师在制作创意时应该充分考虑的问题，否则将会引起公众的反感，进而抵制产品。
文化艺术传播范文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世纪化转折，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审美风尚都有了巨大变革，平均、单一、模式化的文化观念开始走向多元，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共存。新世纪以来，以影视传媒为载体的文化艺术在继续扩大这一文化转变的同时，更多地呈现出一些新的指向。
政治意识形态化导向与大众娱乐的调和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中央政府强化对影视文化的调控，政治意识形态化导向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主旋律”影视创作现象，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热方兴未艾，出现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创作题材的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在特定的时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以共产党优秀干部为题材的《焦裕禄》、《孔繁森》等；以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创作主旨的《大决战》、《百色起义》等；以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为主题的《开国大典》等。在中国影视文化的构成中，意识形态标准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和影视评选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电影的指令性行为与艺术性行为间缺乏融合，这使得多数“主旋律”影片在艺术上、市场上甚至意识形态教育上都没有收到想象中的传播效果。
政治意识形态导向与大众娱乐是影视艺术要面对的两个内在矛盾，如何使影视作品既能实现其审美教育的功能，又能充分满足大众娱乐的感性审美需求，是当代文化现实给影视艺术提出的一个严峻的课题。在经过对曾经的文化现实深刻反思之后，中国近十年来影视艺术在思想导向和大众娱乐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结合点”，通过“主旋律”影片的平民化和市场化探索与“娱乐片”的理性思索风格，来实现意识形态导向与大众娱乐的和解。这种力量，对这一时期影视创作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价值观念的表达以及影视语言创作都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时代风格。
《集结号》（2007年）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改变了英雄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中国电影中主流战争叙事那种人性的缺席拉开了距离，让人印象深刻地记住了甚至是触摸到了民族解放过程的残酷和不朽。它融合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影片中有血有肉的军人被呈现在残酷、疯狂的战争中，人被历史所淹没，被历史必然性所摧毁，就像一粒尘埃，几乎可以被忽略、可以被以历史和集体的名义取代。谷子地倔强地寻找着自己的兄弟们并为他们正名。强调个体感受及人性的概念，为每个人而努力，这不正是我们对战争最好的反思吗？个人永远是战场上的牺牲品，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每一个个人。同时，该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真实地再现了战争史实，在中国战争题材的影视创作中开辟了新的道路。
电影《建国大业》（2009年）是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影片，它在形式上摆脱了传统电影历史模式对这一类型片的宣传，说教的功能大为改观。影片侧重表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从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庆会谈到最后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中间4年多时间中的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的种种变化和纠葛都得到了一一展现，突出了当时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同时影片将国共两党主要人物的喜怒哀乐都给予了描写，凸显了人性化，突出表现生活化的领袖，着力把领袖还原成一个个普通人。在表现形式上，170多位国内以及国际一线明星倾情加盟，使观众在应接不暇的众星表演中重温了那段经典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