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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本质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 销售成本 控制
一、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
根据北京一家数据统计单位对经济危机对生产企业的影响问卷调查发现，大约三成认为金融危机对企业效益影响很大，接近六成认为有一定的。大约10%的企业认为没有影响或不清楚。
首先，根据北京某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可以知道，大约六成的企业认为金融危机会使企业的收入下降，利润减少。公司应收的账目也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无法完全收回。
其次，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下降，造成世界货币持有者处于观望态势，不敢贸然将资金投入某一市场，这就导致世界资金流动缺乏活力。加之很多资金瞬间被撤离，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供求影响价格，这是调节市场的一项重要规律。需求量减少，商品价格随之下跌。
二、控制销售成本对企业意义重大
1、一件产品从生产厂家到消费者或客户需要经过很多环节和顺序，根据这些环节，可以讲企业的生产成本归结为以下几条：（1）存储、推广、开发的费用。员工出差的相关费用、员工的办公费用，货物运输的费用。（3）后端费用，包括售后服务的费用，信用的损失的成本等。（4）管理的费用，包括销售人员的培训成本，销售的分支机构的设置成本等。
2、金融危机是所有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在这一危急关头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才能使企业走出困难，重获生机。这是大部分企业在危机到来时做出的明智选择。具体的来说，销售的成本控制对企业主要存在以下意义：
首先：控制销售成本使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从而达到控制总的销售成本的目的，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的销售，增加企业利润，还可以使市场获得更大的份额。
其次：销售的成本控制可以是企业的管理跨上一个新台阶，企业管理以及销售成本的控制是整个企业都要关心和努力改善的事情，而不单单是销售部门的事，只有将企业的管理以及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协调好，控制销售成本，发现并弥补企业的管理漏洞，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腾飞。
三、当前企业控制销售成本的现状
1、没有将控制成本的观念在决策时真正的体现出来，谁决策，谁负责，如果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那么企业只能自食其果。在决策时应该做出一个完善的市场开发长期规划，选择一个正确的渠道，这样才不会在基于之前失了先手，增加企业销售成本。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在决策制定时成本观念不是很强，最终导致销售成本过高。
2、没有在整体上做好规划。控制企业成本是整个企业的事情，如果各个部门各自为战只能使企业徒增成本而不能再效益上取得什么进步，只有各部门之间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心，协调一致，才能实现企业的成本控制，效益增长，成功地在金融危机中脱险。
四、关于销售成本控制的应对措施
1、选择一个最好的销售渠道，在运输商减少成本
销售速度的快慢决定了企业周转的速度，只有在销售上选对了渠道，才能最快的将产品销售出去，将资金投入到新一轮的生产中去。传统的销售渠道往往会有很多的中间商，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的费用，莫不如采用直接送货上门的方式，这样就省去了一大笔费用。以市场为导向，可以进一步扩展销售渠道，使企业大幅度扩展终端市场，增加市场的占有率。
2、减少间接地销售成本
一些企业员工出差和办公的费用等间接成本居高不下，也有一些公司随着销售额的增长，这些费用也随之增加。究其原因，都是在业务流程和销售方式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只有采取以下措施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裁减冗员
对于那些已经发展成一定规模的企业，整体的运营体系已经相当的稳定成熟，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对销售区域进行重新的划分，减少冗余的销售人员是一个值得选择的措施。
（2）严把经费审批关，弥补漏洞。资金审批决定了资金的流动数额和流动方向，只有把好了这一道关，才能避免审批方面出现漏洞，避免一些领导为了自己管辖区域的业绩随意的给自己的员工额外的批准资金，造成企业的资金流动紊乱，战略部署被打乱，对此财务部应该与销售部强强联合严厉打击。
（3）对客户的管理进一步优化
有了稳定的客户源才能保证企业的销售渠道的畅通以及企业的稳定发展。在衡量价值的基础上确保有价值的老客户急需维持，并且关注对新客户的开发。
3、在销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消费者处于比较优势的一方，也就是买方市场
因此售后的服务是企业比较重视的一个方面，守护服务的成本也是销售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控制好服务成本才能降低总的销售成本。现在，厂商售后服务的费用是以经销商上报的数据为依据的，因此经常出现经销商虚报数据的情况，只有在企业与经销商之间建立一个护理的利益联盟，经销商负责对消费者的具体问题进行解决，企业定期排除技术人员对经销商的一线人员进行培训。
4、信用的损失应当计入成本损失当中
信用是一个企业的软资产，一个企业有了一个好的信誉会给企业带来无尽的优势。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成熟，不守信用的企业行为时有发生，对信用的保护是很多企业比较重视的一点，信用损失的成本主要是由于企业的信用额度而产生，对发展比较成熟的企业，建议他们取消信用额度制度，这一制度更加适合那些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实力较弱，体系不成熟的企业，在它们开发市场时给予助力。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应该慎重考虑使用此制度，以减少坏账产生。
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的本质范文2
在金融市场，公允价值会计、金融工具与畸高的债务风险常常是紧密关联且直接导致了经营失败，这其中颇具警示意义的就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公司通过证券化业务维持增长，同时通过各种公允价值会计手法掩盖银行债务，实际的银行债务却是有形资产净值的四十余倍。雷曼公司破产提示人们重视与公允价值会计有关的债务风险。在国内，监管部门明确要求“谨慎适度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且上市公司的债务水平也普遍低于发达国家。但上市公司在采用公允价值会计之后的金融投资行为仍然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很可能对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行为带来重要影响。从样本公司来看，在2007～2011年间，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等占总资产的比例是2.8％，但在2004～2006年间，以成本模式计量的金融投资占总资产的平均水平只有1.2％。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增加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否显著相关？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否增加了债务风险？
针对于此，我们考察了公允价值会计、金融投资行为与公司资本结构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在公允价值计量下，由于价值相关性原则以及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有着活跃的证券投资行为；而且，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上市公司的债务风险呈现了显著上升的趋势。影响机理在于：在成本计量模式下，由于遵循稳健性原则，对证券投资行为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在公允价值会计下，由于价值相关性原则的导向作用，证券持有利得被视为综合收益，这促使管理层有强烈的金融投资动机，加之提供了金融资产分类和证券择机处置这个管理工具，因此对金融投资活动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导致了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在内源性资金难以满足现金需求的情况下，导致有息债务比率和总负债比率显著增加，进而增加了债务风险。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1)对价值相关性原则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从制度涵义的视角拓展了会计的研究领域；(2)考察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上市公司金融投资行为以及债务风险的影响机理，为深入理解市值会计对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分析基础，有助于深入评价市值会计的制度后果，深化了公允价值与金融风险两方面的研究。
二、文献、制度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与制度
现有研究在四条主线上考察了企业的最优负债水平。第一条主线是权衡理论。(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 Modigliani and Miller, 1963; Miller, 1977)。第二条主线是融资优序假说。Myers and Majluf(1984)和Myers(1984)的分析显示，由于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企业会按照资本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融资，因此不存在确定的目标负债率。第三条主线是择时理论。Marsh(1982)和Baker and Wurgler(2002)等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发现，市场时机是影响股份发行和债券发行的重要因素。第四条主线强调经济制度的影响。其中，Rajan and Zingales(1995)较早发现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宏观经济环境导致了资本结构的差异。
对会计与负债水平的研究，国外文献主要考察了会计信息质量对债务水平的影响。例如，Dhaliwal(1980)研究显示高负债率的公司会选择使盈余波动性降低的会计方法；Liang and Zhang(2005)研究发现会计信息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的债务水平越低；Oztekin(2011)研究表明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下会有较高的债务水平。在国内，童盼和陆正飞(2005)等大量研究对公司资本结构进行了解释，考察了税收、信贷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如，赵冬青等，2008；王跃堂等，2010)。但无论国内国外，目前还极少分析会计准则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和负债水平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对资本结构可能存在重要影响。李礼等(2007)虽然没有把会计政策作为研究重点，但他们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财务会计政策变更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子高于证券监管政策变更、外贸政策变更以及投资项目评估与审核政策的影响”。按照我们的理解，新会计准则主要遵循公允价值理念与资产负债表观，与原来遵循的稳健性原则以及损益观存在较大的价值冲突。尽管会计准则原本主要是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但计量模式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准则的治理涵义。鉴于此，深入考察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是颇有必要的。
(二)理论分析
深入比较稳健性原则和相关性原则的涵义，可以发现会计是一个可以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和资本配置产生深刻影响的规则体系。在稳健性原则的导向下，对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主要遵循成本计量模式，对“坏消息”和“好消息”的确认时间和计量原则存在系统性差异(Basu, 1997)，要求尽可能预估所有损失而不预估任何利润(Watts, 2003)，因而对金融资产持有损失与持有利得的会计处理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以至于在成本计量下有承担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损失的责任，却不能享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的收益，于是增加了经理层的金融资产监管责任，所以对金融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在公允价值计量下，以市场价格作为资产或者负债的计量基础，市场价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在扣除递延所得税之后计入当期损益或者股东权益，于是经理层在承担证券价格波动损失责任的同时能够确认证券价格波动的风险收益。所以，在价值相关性原则下，公允价值计量对业绩和价值的估计超越了传统稳健主义的限制，更有利于体现经理层对金融资产的管理绩效，进而更可能激励经理层的金融投资行为。
经理层在公允价值会计与成本计量下的投资心理会存在差异。在归因心理的影响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给经理层创造了将功劳和收益归于自己，同时将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的损失归咎于市场的机会，但在成本计量模式下由于只承担持有损失不确认持有利得，因而没有这种机会(徐经长、曾雪云，2010)。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奖轻罚现象，管理层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中获得了超过其他利润的薪酬激励，但在面对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时却存在着薪酬黏性(徐经长、曾雪云，2010)。因此，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及价值相关性原则导向下更可能激励管理层的金融投资偏好。
在公允价值会计下，金融资产分类规则提供了通过证券择机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当前的国际会计准则准予将以公允 价值计量的证券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类。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计入利润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直接计入股东权益。因此，只需要将有价证券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就可以通过审慎选择证券资产持有利得的实现时点来进行盈余操控。大量研究发现，证券利得交易不利于投资者做出合理的价格判断和投资决策(Hirst and Hopkins, 1998; Maines and McDaniel, 2000)。所以，金融资产分类以及利得交易的有用性可能促使经理层有更强的动机进行金融投资活动。综上，我们提出假说H1。
假说H1：鉴于价值相关性原则和证券利得交易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行为具有激励作用。
在公允价值会计的影响下，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对资金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对于新增资金需求，企业有提取现金余额、股份融资、债务融资，承担无违约风险债务等多种融资方式。Myers and Majluf(1984)以及Myers(1984)指出，由于公司内外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成本，因此当投资机会和现金存量改变时，企业惯常以资本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筹措资金，经理们的行动就好像他们在当前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利益冲突中代表了当前投资者的既得利益，最佳选择是尽量降低资本成本和尽可能使用内源性资金。如果外源性融资是必要的，则会首先采取不引起新老股东利益冲突的方式，也就是债务融资，然后用混合性质的股权融资，之后才是股份融资。
融资优序假说在国内得到了大量支持。例如，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符合融资顺序理论，不符合权衡理论。就融资顺序来讲，尽管赵冬青等(2008)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行业在信贷政策收紧时经营性应付款的增加是主要资金来源，然而，当企业进行金融资本配置时，则不宜以日常周转的经营性应付款作为资金来源。这是因为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大，以至于虽然有活跃交易市场但却并非随时有处置时机。这实际上大大降低了现金流动性，因此需求有稳定的新增资金来源。按照这个分析，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当内源性资金不足时，企业可能以债务融资方式进行金融资本配置。尽管银行不至于直接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证券投资，但是经理层可以通过增加项目融资规模、延长项目融资期限、申请增加授信额度等其他变通的方式获得信贷资金，进而导致有息债务水平和负债比率显著增加。综上所述，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在现金余额有限的条件下，企业可能以各种方式拆借银行资金或者增加债券规模，进而导致负债比率显著上升。据此，我们提出假说H2。
假说H2：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下，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由于内源性资金供给有限，企业的负债水平很可能显著上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1)
考虑到金融投资行为存在公司个体特征，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通过模型(1)检验假说H1。
被解释变量：SI是证券投资规模。在成本计量下，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应的是“短期投资”，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应的是长期股权投资中的“长期股票投资”。因此，证券投资规模＝［(短期投资＋长期股票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1)FVA，表示公允价值计量。2007年及以后，FVA=1；否则，FVA=0。依据假说1，FVA的系数预期为正。(2)PICK，表示利得交易，用于衡量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动机。假如公司i第t年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前的总资产收益率()大于0并且低于所在行业当年所有正值的中位数时，可能存在盈余平滑动机，令PICK=1；当小于0并且处置后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大于0时，表明存在阈值管理动机，令PICK=1；否则，令PICK=0。(3)，等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前的净盈余。依据Hirst和Hopkins(1998)对择机处置的定义，经营性净盈余越低，盈余管理动机越强，因此的系数预期为负。
控制变量：ADEQU表示自有资金充足率，等于期末所有者权益除以期末负债。SIZE表示公司规模，等于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CASH表示现金流，等于经营性现金净流入除以总资产。GROWTH表示增长率，等于营业利润的年增长率。GOVER表示股权性质，如果最终控制人是政府或者国有机构，GOVER=1；否则，GOVER=0。FSR表示股权制衡，等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二)模型(2)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通过模型(2)检验假说H2。Capital代表资本结构。Controls是一组控制变量，在赵冬青等(2008)，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以及王跃堂等(2010)等研究中惯常使用，包括宏观经济、公司特征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
资本结构：Capital用于度量资本结构。(1)LEV，表示资产负债率。(2)PAYA，用于度量无违约风险债务，等于(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期末资产总额。(3)LOAN，表示有息负债，等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期末资产总额。(4)SEO，是指示变量，表示股份增发。如果该公司—年有增发新股，SEO=1；否则，SEO=0。
计量模式：FVA×SI表示公允价值会计下的证券投资规模，用于解释公允价值计量下上市公司金融投资行为对负债比率的影响，符号为正，表示支持假说H2。由于2007年以来影响资本结构的政策性因素比较多，例如信贷政策和税制改革(苏冬蔚、曾海舰，2009；王跃堂等，2010)，因此FVA在模型(2)是控制变量。
宏观经济因素：(1)经济增长率：借鉴Levy and Hennessy(2007)，用ΔGDP表示。(2)信贷配给政策：用CREDIT表示①，等于三至五年期商业银行贷款的年利率。(3)所得税率变动：用ΔTAX表示②。等于实际税负的变动。根据税率差别假说(DeAngelo and Masulis, 1980)，ΔTAX的系数预期为正。(4)股票交易价格：用市盈率PE表示。依据市场择机假说(Marsh, 1982; Baker and Wurgler, 2002)，PE的系数预期为负。
控制变量：(1)非债务税盾，用NDTS衡量，等于经总资产平减的固定资产年度折旧。(2)有形资产价值，用INVEST衡量，等于经总资产平减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的期末余额。(3)盈利能力，用衡量。(4)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以赫芬因德指数(HHI)作为。当市场竞争程度激烈时，企业的竞争行为会更加强硬，负债水平变得更高(James and Lewis, 1986；姜付秀、刘志彪，2005)。
四、描述性分析
(一)样本筛选与数 据来源
本文以2004～2011年为样本期间，选取2007年以前上市、持有证券投资至少三年的非金融类公司作为分析对象。要求2007年之前上市，是为了在同一公司基本面下对两种计量模式展开比较。要求持有证券投资在三年以上，是因为这些公司的证券资产以及资本结构更可能与计量模式有关联。剔除金融类公司，是因为金融行业的投资行为和资本结构需要专门研究。这三项剔除后，共获得5554个公司—年的观测值。再剔除所有者权益小于零或者审计意见为否定或无法发表意见的观测值共200个，剔除各变量的缺失值共922个，最终得到4782个有效观测值，代表了696家公司，平均长度是6.87年。
本文的数据有两项是手工收集。一是2007年以前的“长期股票投资”数据。二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置利得。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金融研究数据库。为了获得稳健的分析结果，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按1％的比例进行Winsorize处理。
(二)描述性统计
表1栏目A对样本的分布情况做年度描述。第一，持有证券投资的公司—年是3354个，占总样本量的70.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行为具有持续性和重要性。第二，在公允价值模式下有更高的证券投资持有率，2007～2011年间有70.1％～78.5％的样本公司持有证券投资，而2004～2006年的证券持有率只有52.7％～66.4％。
表1栏目B对证券投资规模与公司资本结构做年度描述。第一，金融资产规模在成本模式下相当低(在0.7％～1.5％之间)，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呈倍数增加(在2.0％～4.0％之间)。第二，我国企业的总负债率(LEV)基本稳定在50％左右。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就证券投资规模(SI)来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证券投资占总资产的比率均值是2.2％，中间数是0.4％。SI的均值和中位数比较低，主要是因为成本计量下的证券投资规模相当小的缘故。就计量模式(FVA)来说，有64.1％的公司—年取自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就证券交易(PICK)来说，有10.2％的公司—年(487例)界定为利得交易，这些公司通过证券处置实现了盈余平滑或者规避亏损目标。就负债比率(LEV)来说，国内企业负债比率的平均水平是50.6％。这个比例显著低于发达七国。就资本结构来说，经营性应付款(PAYA)占总资产的比例是13.7％，债务融资(LOAN)占总资产的均值比例是21.6％，选择股份增发(SEO)的公司占总样本的6.7％(320例)。其他变量的解释从略。
表3对两种计量模式下的证券投资与资本结构进行分组检验，显示了以下结果。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规模(SI)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比之前高出1.8个百分点，这个差异在1％水平下显著。第二，总负债比率在2007年之后显著增加，均值是51.3％，两者差异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第三，有息负债(LOAN)在公允价值计量下的均值是14.1％(中值是12.1％)，在成本计量下的均值是13.1％(中值是11.6％)，差异在1％水平下显著；经营性应付款(PAYA)在2007年之后呈现了显著下降。第四，股份增发在2007年之后显著增加，可能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实施有关。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证券投资行为的影响
表4报告了假说H1的实证结果。回归1～3分别以公允价值计量(FVA)、证券利得交易(PICK)和经营性净盈余()为解释变量。从回归1来看，公允价值计量(FVA)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证券资产规模有显著增加。从回归2来看，证券利得交易(PICK)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利得交易是金融资产规模的解释因素。从回归3来看，经营性净盈余()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经营业绩越差，上市公司持有证券资产规模更大。回归4对FVA和PICK做同步检验，回归5对FVA和做同步检验，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是一致和稳健的。回归4和5已经控制证券交易动机PICK和的影响，因此FVA的估计参数可以解释为相关性原则的制度后果。综上所述，我们验证了假说H1，实证结果说明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投资活动存在显著的激励作用。
就其他变量来说，自有资金充足率(ADEQU)与证券投资规模(SI)显著正相关，说明内源性资金是重要来源。经营性现金流(CASH)与SI呈现负相关，说明在业绩恶化的情况下企业会持有大规模证券资产。大股东持股比例(FSR)与SI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会有激进的投资行为。我们用OLS回归对假说H1进行检验，公允价值计量(FVA)、证券利得交易(PICK)和经营性净盈余()的系数依然显著。此外，公司治理因素不显著，主要是成本计量模式下的证券投资不活跃(徐经长和曾雪云(2012))。
(二)证券投资行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表5报告了假说H2的检验结果。被解释变量是资产负债率(LEV)。由于规模变量SI控制了证券投资对内源性资金的依赖以及虚拟变量，FVA控制了2007年之后政策、市场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FVA×SI的估计参数主要解释上市公司金融投资活动对资本结构变动趋势的影响。回归1显示，FVA×SI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公允价值计量下，随着证券投资规模的增加，负债水平呈现了显著增加，是对假说H2的验证。从分组回归来看，回归2显示证券投资规模(SI)在成本计量模式下的估计系数是－0.433，回归3显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的估计系数是－0.288，比前者增加了0.135。这个系数变动表明，在公允价值计量下，随着证券投资规模的增加，对权益资金的依赖度减少，债务水平有显著增加，这进一步解释了本文的假说H2。
表5还显示，宏观经济增长速度(ΔGDP)越快，负债比率显著上升，这可能是宏观经济向好时，投资机会大量增加，因而需要通过负债筹集更多资金。在信贷政策(CREDIT)紧缩的情况下，负债比率显著下降，这与曾海舰和苏冬蔚(2010)的分析结果一致。税率变动(ΔTAX)与负债比率的关系不显著，可能债务税盾并非影响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大股东持股比例(FSR)越高，负债比率更低，说明委托问题对融资能力有重要影响。赫芬因德指数(HHI)的系数不稳健，可能产品市场竞争对负债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非债务税盾(NDTS)对债务税盾(LEV)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股票价格(PE)与负债比率的相关性比较弱。其他因素中，资产规模(SIZE)越大、盈利能力()越低、营业增长率(GROWTH)越高的情况下，负债比率越高，这些结果与已有文献是一致的。
(三)对融资顺序做 进一步分析
表6对融资顺序做进一步分析。从解释变量来看，回归1显示FVA×SI与经营性应付款(PAYA)的相关性较弱，回归2显示FVA×SI的估计系数与有息债务比率(LOAD)在10％水平下显著相关，回归3显示FVA×SI与股份增发(SEO)无显著相关性。这说明在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下，有息债务随着证券投资规模的扩张出现了显著增加，但经营性应付款和股份增发与金融投资活动关系不显著。从控制变量FVA来看，回归2显示有息债务比率在2007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受到了信贷政策紧缩的影响；回归1和回归3显示经营性应付款和股份增发在2007年之后有显著增加，由于FVA×SI的系数显示证券投资不是主要解释因素，因而可能是经济环境不确定、定向增发政策等其他原因的影响。从证券规模SI来看，证券投资规模与两类债务比率都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自有资金是金融投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综上所述，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影响下，随着证券投资规模的增加，上市公司的有息债务比率呈现了显著上升，这说明银行借款和债券发行是证券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也说明公允价值会计对债务风险有显著增强作用。
(四)稳健性测试
我们执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重新选取样本公司。以2004～2011年连续八年持有证券类金融资产的139家公司构建样本，解释变量的系数比在主样本中的估计值更大，显著性水平也更高。(2)重新划分研究区间。以2007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前后各三年重新划分区间，实证结果也是一致的。考虑到牛市行情对证券投资存在激励作用，我们剔除2007年重新构建研究区间，检验结果保持不变。
六、研究结论
金融危机的本质范文3
2001年中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率都有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却随出口曲线下降，说明外部需求在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所以，要看清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就必须先看清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走低，2000年终于出现了转折，增长率开始上扬，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更有乐观者认为，走出增长低谷和通缩阴影的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先是从去年3月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陆续转入负增长，然后是从7月份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显示出货币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和通货紧缩回归的趋势。从工业生产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长率还高居11?2％，进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进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进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长率只有7?9％，创1998年以来月增长率最低水平。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01年的GDP增长率只有7?3％，不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启动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以来，2001年可以说是内需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全年高达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个百分点，是1999年投资增长率的2?4倍！从消费看，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全年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个百分点。两条国内需求曲线，一条显著上扬，一条平缓上扬，当年只有出口增长率从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条陡直下跌的曲线，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净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曲线不跟随占主导地位的国内需求曲线上升，而是跟随出口曲线下降呢？
金融危机的本质范文4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解读 启示
引言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从根本成因上看，金融危机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是实体经济危机的延伸。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源自金融领域，是金融领域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与实体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着深刻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背景，是实体经济的困境和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几十年来，金融领域频繁发生危机的前提在于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闲置资本，其中不乏投机资本。而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资本会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是因为受到与普通劳动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决定的总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闲置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寻找不到获利机会，只好将其逐利场所转向金融领域，于是，西方各类投资机构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同时，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时，都有实体经济领域的相关产品作为定价依据，如果这些产品出现严重供大于求、价格缩水的状况，就会使与之相关的金融产品价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诱因。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理就在于此。事实上，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来金融危机也是当时本地区实体经济领域困境的反应，只不过是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下，实体经济的困境深化成为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危机。
金融危机的本质范文5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如何正确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以及对全球的影响，世界应如何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 经济 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科学认识，把握和应对此次金融危机，这就是本文此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意味着国际上一场大规模的金融调整将不可避免。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这场金融危机，我们该如何解读其本质、根源，该如何反思？面对这场金融危机，
一、危机传导是个动态过程
华尔街危机对
三、深化政府改革，防止出现大的误判
金融危机的本质范文6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金融脆弱性；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
作者简介：胡星(1963－)，女，河南信阳人，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房地产金融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F1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1－0138－04 收稿日期：2008－08－12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
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房价下跌、持续加息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间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刘立峰，2000)。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魏波，2006)。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王德祥，2000)。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
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马宇等，2008)。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魏波，2006)。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在金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入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人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
第一，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由于我国没有对抵押贷款进行次优分级，所以房贷的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银行要严格房贷审查程序，特别注意那些有超出实际购买能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贷款人，应该更加严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状况、资信状况，尽量减少风险累积。 第二，坚持二套房贷款标准和首付款标准不能放松。尽管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有20％－30％首付比例的要求，但如果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转向，房价出现持续下跌，房贷风险必然将开始暴露。虽然美国次贷的风险很高，但这种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而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尚未证券化，其不良信用贷款的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一旦爆发，必然对银行系统以及整个经济体系影响巨大。面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现状，一方面可通过降低房地产交易税费、延长贷款年限、提高贷款额度等方法鼓励居民消费，但另一方面决不能通过降低二套房和三套房等投机性住房贷款标准及首付款标准的方法去救市。同时注意防止中国楼市出现大的跌幅，循序渐进地剔除房地产泡沫，使房价得到理性回归，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这也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得到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