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1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现实利益 博弈 美国选举
美国新闻媒介是政治选举候选人与众多选民之间的桥梁，也是选举消息的主要管道。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则试图巧妙利用媒介，向公众传达更多的正面信息，让有利于自己的议题，成为媒体报导的议题以间接主导选举命脉。候选人在媒介上的频繁曝光，既让选民通过报刊、电视的新闻报道，电视演讲、辩论，乃至竞选互动网站等多种方式更多了解其竞选理念，也藉此募集到更多竞选经费。同时，巨额的竞选广告也让各大媒体赚到盆满钵满。
近年来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都急剧攀升。这些经费的最主要开支方向之一，就是用于在媒体投放候选人形象广告。在候选人砸下的大把金钱面前，主流商业媒体很难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完成其“提供大众正确选举信息与教育大众”的专业使命。在权势、利好政策、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美国媒体常常陷入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利益诱惑、压力的两难中。并与其标榜的“自由、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神话渐行渐远。
一、理想的政治选举新闻报道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几十个最高法院的决议，为新闻报刊对政治领域的报道留有了相当宽泛的余地。也正因为如此，有限的法律法规制约美国新闻业扩张迅速。现今的美国媒体，在对政治事件和公共政策的报道上遵循“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包括媒体在民主社会中的权力与责任、媒介伦理、新闻从业人员的教育体制规范以及一系列通行的新闻报道实践的规范与准则等。以上种种似乎都应将新闻报道引向所谓公平公正公开的实践方式上去。现今的专业新闻记者“承担一种政治上中立的对立面角色。以批判性的眼光检视事件各方。从而保证在最大程度上公正报道事件”(Bennett 1988)。民众期待专业记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持守，能超越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在政治选举中提供公正、独立的选举报道。从而使读者(观众)对两党候选人有准确、客观的了解与认识。
对于一个民主公正的新闻报刊而言，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就是新闻专栏和社论专栏之间的严格区隔。而这样的区隔，对一个新闻媒体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新闻实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媒体所有者与媒体编辑的政治信念，在社论专栏得以畅快表达的同时，他们的政治意见不应影响到新闻报道的公正立场。依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准则，新闻报道所呈现的内容应该客观公正，不因媒体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政治立场有所偏差。华盛顿邮报总编小伦纳德・唐尼认为，华盛顿邮报在区隔新闻报道和社论专栏这一点上。是完全彻底的执行的。他相信“美国绝大多数新闻媒体中。负责新闻报道的编辑和记者都不参与社论专栏的工作；同样，负责社论专栏的编辑也不会参与到新闻栏目之中”(Seib 1994)。由此可见，这样一种“区隔”的做法，在新闻行业内得到了普遍认同。
然而，随着媒介行业商业化、垄断性发展的程度不断扩大加深。各方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势力逐步渗入媒介行业，政治事件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也日渐受到威胁。本文从分析在政治选举中新闻媒介所扮演的角色人手，以检验相关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从而探讨为何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在政治选举新闻报道中无法贯彻。
从历史角度来看，新闻媒介在政治选举中承担了两个关键性角色，首先，它是选举候选人与广大选民之间的信息管道，绝大多数选民是透过新闻媒介，来了解候选人及其政策主张。同时，候选人也期待透过新闻媒介，将他们希望传达的信息，及时准确传达给他们的潜在支持者。其次，新闻媒介常就关系到当前国家局势的重大议题，组织各党派候选人在媒介上展开讨论甚至是辩论，就此探讨针对相关议题，各方的政策主张与解决之道。尽管新闻媒介有时会附和一些政治精英的言论口径，但大多数时候，媒介是作为怀疑者甚至挑战者的面貌出现的。
二、政治选举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难以持守的原因
新闻媒介在近两个世纪中持续扮演了这样两个角色(信息管道与政治精英的怀疑、挑战者)，但在其后的时间里，新闻媒介在这两个角色的扮演上呈现出很大的扭曲。新闻媒介不再是客观中立的信息提供者，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政治宣传的来源。新闻报刊的社论专栏，被错综复杂的选举背景势力所影响，新闻报道专栏也逐步出现了赞同选举某方声调的倾向性报道。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了众多选民的投票意向，并在不知不觉间说服选民转而支持媒介所鼓吹的候选人。由于新闻媒介号称是一个客观中立且公正的信息源。而非单方立场的党派报刊，因而更容易被利用成为潜在的政治宣传利器。
(1)媒介政治、经济环境因素。
要检验媒介社论专栏的政治选举论调。对新闻报道中倾向性语气的影响，不可忽略的是媒介的政治环境与经济背景。在媒介机构所在地占相对优势的党派的候选人，显然比较容易得到更多的当地媒体的支持，同样，媒介的所有者、经营者自身的党派立场，或是与特定政治经济势力集团的经济往来，也会影响该媒体新闻报道的口径与语气。肯尼迪家族向《波士顿邮报》所提供的5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让这个一向站在共和党立场的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综合类日报转而支持候选人肯尼迪。
(2)新闻媒体的组织、工作特性。
对于同一新闻媒体的社论专栏和新闻报道栏目，在政治选举话题上保有同一倾向性语气，我们能做的推测是，由于新闻媒体特殊组织结构和工作特性：新闻报刊就像是一条装配线，线上员工要赶在一个时限之前，合作完成一个产品的下线，而担任总工程师角色的总编。则必须确保工作的按时完成，同时也要尽可能避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而有时会援引先例，以保持整个新闻产品的一致性。记者的角色也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事件观察者，反而更像是大机构里的基层员工，等待自己的报道能通过上级的层层审阅，从而得到最终采用，这也使我们理解，为何新闻报道在语气和口径会无可避免地追随编辑社论。雄心勃勃的记者们会察言观色写出讨好主编和出版商的报道，而后者显然决定着哪篇报道可以发表，哪个记者会得到任用或是升迁。Page(1996)指出，和报刊媒体编辑或出版商持相同政见的记者在特定媒体更容易成功获得任用和升迁。对此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这些记者即使更容易得到任用。却也更容易对工作产生不满从而离职。Sparrow(1999)则更进一步指出，某些
记者的新闻报道，如果在语气和口径上会对行业、机构的利益产生威胁。新闻编辑部会利用一些无形的调控手段，对这些记者加以规范。使他们自动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并进而调整自己的报道语气和口径。以适应整个媒介机构的报道风格或是政治偏好，从而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能更快、更顺利达到成功。
(3)候选人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
另外，新闻报刊的倾向性社论或新闻报道的产生，也由于相关政治候选人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力范围，可能覆盖特定媒体机构或是该媒体的经营者、所有者，可以在行政上、立法上、经营上，对特定媒体做出正面或负面的推动影响。特定媒体的经营者、所有者于公于私都希望与此候选人及其相关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稳定、友好的盟友关系，对此候选人的正面、乐观报道，显然可以促使该候选人在当选后。提出更多对此特定媒体更加有利的媒介政策，同时该候选人及其相关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也会成为此特定媒体的一个友善的信息源。
(4)关于特定候选人的过往新闻报道。
另一个引发倾向性报道可能的因素，则是源自特定候选人的过往新闻报道。如果某位特定候选人在其过往的政治(或其他职业)生涯中，曾得到较多负面报道或评论，则此负面印象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公众、媒体编辑、新闻记者对他的评价，从而在其后的政治选举进程中。更易手得到负面的倾向性报道，反之亦然。
(5)候选人个人因素。
其他可能会影响新闻报道倾向性的因素还包括候选人的从政经验、个人魅力、受欢迎程度、竞选资源等，甚至竞选者之间竞争激烈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9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政治名望不高的肯尼迪，以微弱优势战胜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原因之一就是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中。较之刚因脚伤入院治疗而表情痛苦、形容憔悴的尼克松，潇洒倜傥的肯尼迪明显赢得了更多电视观众的心。
三、倾向性报道的方式与影响结果
媒体编辑和新闻记者也试图以各种不同形式，在政治选举新闻报道中做出倾向于特定候选人的报道。有些表现得较为晦涩微妙，有些则比较直白外露。而在读者最易受到吸引的报纸头版头条或是新闻大标题，编辑和新闻记者也更愿意在此处大做文章加入倾向性的内容或语气。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2
一、困境描述：“共生”迷局及其新闻专业主义质疑
1、恐怖事件传播的争辩：“共生论”与“工具论”
“恐怖事件”有特指含义，即由恐怖分子制造的针对民众社会或公共设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一直以来，学界对恐怖分子与媒体之关系有“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倾向，“共生论”将媒体与恐怖分子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恐怖事件为媒体报道输送广为关注的话题，恐怖事件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民众对媒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为恐怖份子提供了信息输送网络。在西方社会，持“共生论”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鲍耶?贝尔认为，“就像媒体无法抵制恐怖事件那样，恐怖分子也离不开媒体。他们俩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① “共生论”持有者在“恐怖分子需要媒体来帮助传递信息”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工具论”则认为媒体是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可以宣传反恐力度，疏导民众心理，管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恐怖事件风险。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繁荣，“共生论”与“工具论”进入一个全新视野。由于恐怖话题的敏感性，社交网络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扩散的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更多的现实依据。而“工具论”也在新媒体的土壤中生出新枝，特别是随着媒体“官微”的开启，以及媒体人和社会精英的网络参与，不仅抑制了社会恐惧感，而且对自救常识、防暴策略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二论”争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是在20世纪初西方媒体煽情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两种理解维度：“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②实际上，这两种维度规划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其一是媒体作为独立行业所引申出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伦理话语，即专业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或政治为了呼应这一独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所实施规训的权力话语，促使其合理履行社会角色分工。“共生论”和“工具论”可看作是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方式的矛盾外化。“共生论”的潜在思维是媒体作为一种中立的社会公器，既可为反恐阵营所用，也可为恐怖分子所用，任何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争夺处于公平关系；“工具论”的潜在思维在于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拥有绝对权力，媒体应该具备社会责任、行业道德和公共追求。
但是，以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交平台却让“工具论”陷入悖论：一方面，社会个体话语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使权力对媒体的规训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因而社交媒体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网络互议不仅在“规训”传统媒体自律，而且在各个领域督导政府行为，这种“反规训”颠覆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功能。
3、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在恐怖事件传播中的存疑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刨除了西方新闻理念中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存留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现行制度的成份，“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③也可以说，“客观、独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恐怖事件传播中，这三种专业秉性均受质疑。
客观性原则要求传播中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态度上不带有主观情绪。在恐怖事件中，情感指向性异常明显，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大部分伤亡者为农民工及家眷，现场视觉冲击力无法让传播者完全处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理性客观之中；新闻独立性原则要求传播者处于被传播事件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之外。在恐怖势力与普通民众对峙的格局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传播者无法处身事外；真实性原则要求被传播事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是符合实际的。在恐怖事件中，具体真实受到道德质疑，比如行凶时的残暴镜头和行凶后的血腥画面可能点燃社会复仇情绪，引起潜在恐怖势力竞相模仿，关于警方侦查计划的真实传播也将扰乱反恐布局。
二、案例分析：昆明暴恐事件中的媒介恐慌与新闻专业主义
1、新媒体与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其思想脉络承袭了“共生论”主要理论，承认了媒体对民众恐慌心理的制造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信息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恐慌的传播速度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时，最早通过网络对外消息的是网名为“我要存钱买药”（9点25分）的网友：“为什么警察救护车还没来！”，这条微博引起了恐怖消息的井喷式爆发，信息中的恐惧信号也明显上升，9点31分网友“黄Y3欣-Dione”：“在餐厅吃饭，突然冲进一大堆人，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全身黑的，拿着两把长刀追着人砍，太恐怖。”当信息渐趋清晰之后，网络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从“疯子”变为“维族人”。类似恐惧性信息之后，全民陷入恐慌。这种社会情绪蛰伏期很长，乃至事发半个月之后，全国多地发生了因“砍人谣言”而造成的大规模人群逃散。
2、昆明暴恐事件的媒介传播过程与专业主义演进
通过对昆明暴恐事件新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舆论场，形成信息递进推力，给恐怖事件制造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
在第一阶段，网友报料信息较为零散，散布的信息中蕴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恐怖分子的第一感觉是“疯子”，镇定之后的目击网友甚至开始对恐怖分子进行文学性描写：黑色蒙面人、统一的侠客着装、秘密组织的图腾、身手不凡的女杀手。这种信息刻画具有文学叙事情结，客观性和真实性元素稀缺；第二阶段，当晚10点钟之后，当地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并公布了一些眼见或耳闻的表面信息，多数只追求“现象真实”。这一阶段的媒体尚处于兴奋期，传播血腥画面是一种媒介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体现了专业精神，快速、权威地传递了有效信息；第三阶段，媒体传递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在现场的指示和表态，将事件升级至仪式化的政治高度；第四阶段，“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 “官微”开始对歹徒动机、警方进展、伤者救治、死者人数等信息进行定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第五阶段，随着网络互议话题方向的多元化，专业主义出现分歧。
3、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介修正
随着事态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五阶段”循环中逐渐苏醒，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共生”和“工具”之间拉锯。在昆明暴恐事件中，媒体官微的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理谣言，阻止媒介恐慌的蔓延。
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专业主义理念：第一，时效性。现场的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通过网络随时、随地、随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解释性。新闻记者不可能精通包括政治、经济、刑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所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恐怖事件传播中“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所需的背景或因果，网络互议平台足以吸聚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精英，参与事件评价，并对事件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这比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栏目邀请一两个专家现场解说更具有知识广泛性、深邃性和互动性。
三、路径研究：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与应用规范
1、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
伦理和权力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前者要求传播具备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职业理念，后者则暗指政治对媒体的权力规训。在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着诸多悖论，阻滞了恐怖事件的正常报道和理性传播。因此，在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理应有所突破。新闻专业主义应积极强调媒体的公共属性，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与社会公众共同面对恐怖袭击这一巨大的现实，传播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非借机争夺眼球、讨好政治或资本权力。
在伦理话语中，传播者无法逃离伤害、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语境和恐惧性阴霾，传播者让受众读懂了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悲伤；传播者更无法享受超脱的独立性，在传播之时，不仅需要受到来自法律的管制，同时需要承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比如针对某一民族或宗教的挑战性、亵渎性传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制裁。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本身处于反恐阵营，立场鲜明；真实性是一个逐渐显形的过程，上述的传播五阶段实际是现象真实向整体真实，具体真实向本质真实的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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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时代 艺术类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李岩（1981- ），女，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音乐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艺术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山东 聊城 25200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6-0062-02
近十年，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推动社会由传统媒体时代，进入以网络为平台，数字化传播为基础，新媒体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时代。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作为校园大学生殊群体的艺术类大学生，其思想政治教育无可避免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学校教育与管理者，只有牢牢把握新媒体时代的特点，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新媒体时代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新媒体时代的特点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时代，从信息技术的革命，媒介传播的多元化，到网络博客的逐步盛行，已经或正在颠覆着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新媒体时代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技术上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依托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新媒体时代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空间上的封闭，一方面打破传统媒体时代的身份界限，利用博客、MSN、BBS、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获得者、传播者、者，可以自主地同他人进行在线交流，从“新闻消费者”转变为“新闻生产者”，达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中进行平等交流。
2.交流上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随着博客、MSN、BBS、电子邮件、手机网络等的广泛应用，新媒体时代颠覆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和接受中的单向性和被动性，实现全面的双向交流和适时互动。这是因为信息获得者可以自己控制何时以何种方式在网络上获得何种信息，而信息提供者可以及时接收信息获得者的反馈。这种适时的双向和互动使得个人的主体性大大加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创造力，也为新信息和新知识提供了宏大的生产群体和广泛空间。
3.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和广泛性。依靠新媒体技术，新媒体时代信息制作与传播的速度更加快捷。新媒体传播只需要输入信息，就可以直接将信息传播出去，不需要太多的中间环节。对于时效性较高的突发事件，完全可以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立即通过网络将信息传播出去。此外，网络对于信息的更新也非常方便。信息传播具有较好的即时性。而且受众不受时间、地点场所的限制，可以随时通过新媒体在电子信息覆盖的地方接受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信息，使得信息传播具有较好的广泛性。
4.思想建构具有独立性和自由性。新媒体时代，虽然个体交流互动更加活跃，虽然信息传播快捷广泛，是“所有人面对所有人”的时代，然而从本质上看，开放程度是以个体的自愿为前提。这一特征决定了个体的思想建构依然保持独立性和交互的自由性，也正因为思想建构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使得在新媒体时代建立个体思想的公信力和道德责任意识成为可能，从而实现在新媒体时代正确引导个体交往。
二、新媒体时代艺术类大学生的特点
艺术类大学生是校园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同其他院系学生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
1.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个性鲜明，自我意识突出。艺术类大学生长期接触艺术，感受艺术之美，领略艺术作品中丰沛的情感，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同理心，情感丰富，思维活跃，爱憎分明，思想和行为颇具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有时考虑问题易忽视现实基础，遇事容易冲动，对外界刺激较敏感，情绪易受环境干扰和影响。思想比较偏激，考虑问题不够全面，思考问题深度不够，不能够辩证认识和看待问题，缺乏政治辨识度和敏感性。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标新立异，敢想、敢说、敢做，易感情用事而不顾及后果。专业学习方面，同其他专业相比，艺术类的专业设置、教学模式、教学环境、教学方法等方面更重视个体和个性，使得艺术类大学生个性鲜明，不盲从，不随大流，具有较强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但这种专业学习模式也容易导致他们养成我行我素、自我中心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集体观念、团队意识相对淡漠，纪律观念、自我约束能力差，做事散漫、随意，不服别人管理也不善于管理别人。
2.专业情节浓厚，重视专业学习，文化基础薄弱。艺术类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包括文化课成绩和艺术专业成绩两部分。除了进行文化课的学习，艺术类学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专业技能学习和实践，势必影响文化课成绩，造成艺术类学生文化基础薄弱；另外，有的艺术类学生从小学或从中学起就开始练习专业，参加各种比赛，获得各种荣誉，对专业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痴迷专业，将专业当做自己的乐趣和寄托，在专业中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文化课的学习时间，文化课成绩较差；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文化课成绩较差的学生将艺术当做自己通过高考的一条捷径，高中改攻艺术，强化学习，从而进入大学。文化知识的欠缺，专业学习时间的倾斜，文化课学习的忽视，造成艺术类大学生进入大学后文化基础薄弱的局面，表现为人文知识面窄，思辨性不强，组织文字能力较差，文化素养欠缺。
3.参加校内外社会实践机会较多，易受负面影响。由于社会对艺术专业有着较大的需求，凭借专业的优势，艺术类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校内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接触社会较早。很多艺术类学生在高考前就远离父母参加考前辅导班，高考时到各地高校参加专业考试，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独立生活能力较强。由于接触到社会上的不良信息，本身又欠缺良好的人文素养，缺乏辨识能力，艺术类大学生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沾染世俗气息，不求上进，不思进取，精神萎靡，无心学业，目标模糊。
4.自我了解不足，自我评估不够全面、客观。艺术类学生更多地沉溺于自己的专业方向和艺术领域，对时政要闻、国内形势等关注度不高，容易出现眼高手低的状况。由于专业优势，艺术类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校内外各种演出，更容易获得多方赞誉和荣誉，很容易陷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怪圈，无法从客观现实分析和评价自己，变得自负和过度自尊。表现在学习和求职中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期望值偏高，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由于缺乏足够的理性和心理准备，面对挫折，也很难顺利进行自我调适和目标调整。
三、新媒体时代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毫无疑问，通过使用新媒体，学生可以及时全面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可以拥有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缩短与外界接触的距离，但是，新媒体也给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带来了挑战。
1.新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如何使用新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艺术类大学生是新媒体的热衷使用者，他们思维活跃，追求时尚和流行，对新媒体技术保持好奇和兴趣，运用熟练。和学生相比，教育者往往处于信息占有的劣势地位，甚至出现运用新媒体的意识淡漠或掌握新媒体技术能力不够等方面的弱点。如腾讯公司新推出的QQ微信、微博、飞信、手机网游等往往先在学生中流行起来以后，教育者才慢慢了解。其二，如何适应并运用新媒体语境下话语的表达方式。新媒体语境下，艺术类大学生们对网络话语比较敏感和喜爱，熟知并频繁使用网络语言，如“亲”“萝莉”“高富帅”“白富美”“神马都是浮云”。教育者如果不熟知网络话语表达方式，同大学生沟通就会不知所云，出现交流障碍。其三，如何应对新媒体带来的话语“霸权”的瓦解。新媒体时代对于知识边界的消解，打破了教育者对知识的垄断。新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化的传递呈现一种多元趋势。这种趋势既给予学生发表言论的机会，显现平等性，也瓦解了教育者的话语“霸权”。其四，如何满足新媒体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途径提出的新要求。艺术类大学生逐日和新媒体相伴，手机浏览新闻、更新个人空间、登录网络学堂、关注亲友网络动态以及同好友保持联络已经成为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方式。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托两课、辅导员与学生面对面沟通以及党校和团校的实践活动。课堂教学手段单一、互动性不强、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同新媒体活动的多元、开放、自主、自由相比，新媒体活动更能满足他们的心理、娱乐需求，从而造成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同大学生日益疏离。
2.新媒体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形成较大冲击。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即时、广泛，新闻越来越简单、快捷，深度报道越来越少，由于艺术类大学生本身缺乏敏锐的政治辨识度，缺乏深厚的人文素养，因此极易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先入为主地接受媒体观点，不经过独立思考和深入分析，更易偏激、冲动；新媒体技术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容许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者，各种现象、观点、思潮在网络上激烈碰撞，加之艺术类大学生相对较多的社会实践，多少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利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艺术类大学生本身纪律观念淡薄，缺乏自我约束能力，面对注重感官刺激的网络游戏、香艳小说、花边娱乐新闻，更容易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荒废学业；网络提供给学生的虚拟空间，使得学生在发泄个人情绪时无所顾忌，利用网络造谣、诋毁，甚至利用网络从事违法乱纪活动，造成恶劣影响。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快捷使得不良信息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范围影响到青年学生。笔者亲历一女生由于一件小事对一男生心存不满，将造谣谩骂的匿名短信群发给男生的诸多老师及同学，对该男生造成极大的困扰和伤害。总而言之，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比较单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阶段，政治辨识度低、人文素养欠缺，容易被手机网络、互联网络上良莠不齐的信息所影响，思想观念形成较大波动起伏。
四、新媒体时代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1.充分认识和研究新媒体时代的特点，转变思想观念，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同志和同志分别于2008年8月和2009年3月对话网民，同网民亲切交流和互动，积极推进网络问政，直面网络时代的影响和变革。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关注网络新媒体的影响，主动研究、积极利用网络新媒体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稳定工作服务，不断丰富工作的新手段，开拓育人的新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充分认清形势，把握新媒体时代的特点，意识到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带来的巨大影响，以理性的思考和积极的姿态应对挑战。应该转变思想观念，积极学习新媒体知识，掌握新媒体技术，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对学生加以正确引导，要注意教育模式应由“封”与“堵”的被动参与模式转变为“疏”与“导”的主动参与模式，由“居高临下”的灌输转变为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与互动。
2.占领传统媒体，熟练运用新媒体，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双向互动和配合。传统媒体具有规范性强、公信力强、导向鲜明、易于把握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占领传统媒体，充分利用信息栏、宣传牌、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弘扬主旋律，正面引导校园舆论。高度关注新媒体，熟练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当新媒体上的信息传播和舆情引导出现偏差时，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运用新媒体亲自担当或积极培养“舆论领袖”，正面引导，及时跟进，制造正面舆论的声势，扩大正面舆论的声音，从而积极有效地引导舆论走向。
3.适应并构建新媒体语境下的话语体系。一些艺术类大学生热衷网络词汇，频繁使用网络语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因为网络话语和手机短信等语言不够规范和严肃就对之采取批评或漠视的态度，更不能拒绝与使用这种语言的学生沟通。相反，作为艺术类大学生的教育管理者，应该接受学生使用的网络语言，重视这些语言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相关性，在与学生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包括对语言正确使用的引导，正确观点观念的引导。只有这样，学生才愿意交流和接受，实现有效沟通，才能让学生关注教育、接受教育。
4.推陈出新，改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加强主渠道教育。作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始终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于艺术类大学生而言，传统的课堂宣讲稍显枯燥无趣，学生积极性和参与性不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差。针对艺术类大学生而言，教育者要注重主体性实现的途径，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特别注意要使得课堂“有用”“有趣”，设法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学习兴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学生的头脑，引导学生真诚交流、真实参与、真切感受，从而切实提高艺术类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辨识度，使得他们在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下保持头脑清醒和明确政治方向。
5.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建立健全信息监管机制。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建设和完善。通过精心设计网站内容，更系统和更连贯地传授知识，实现知识共享，也要注重价值共享，即将精神共享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提供可以传达价值观、触动和影响学生思想的内容。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建设和完善，牢牢占领网络舆论阵地，掌握网络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使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成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新媒体信息管理机制。通过设立网络虚拟组织、高素质高水平负责任的网络管理员等方式加大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适时建立校园网络发言人制度，在新媒体环境下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形成健康的社会舆论，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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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4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需求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于今年8月20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一则专题广告。这则被称作“小三逆袭宣言”的广告，因其用词低俗及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引发了巨大争议。
针对这个事件，可以从广告营销、社会伦理等领域作出不同解读，而就媒体运作来看，人们的质疑与批评集中于《南方都市报》此举所表现出的媒体职业道德缺失，折射出公众对于媒体社会功能的强烈期待。媒体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话语生产系统，是社会守望者，又是大众的公共论坛，其有监督权力运行、协调社会关系、传承先进文化等责任。而《南方都市报》此举，如同一位网民所评论的：让媒体的大众道德“守门”功能顿时丧失。
在西方自由报刊时代，当新闻自由权利被滥用、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等变得严重时，报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被新闻界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职业理念体系，并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新闻工作者认同、共享和应用，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虽然自诞生以来便在研究与实践中处于建构与解构的循环过程中，但是，作为一种将“客观性”、“社会责任”、“公共服务”等视作核心元素的职业理念，它具有塑造现实的力量，是新闻媒体实践的指针。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在中国实践的探讨，有助于我国新闻业更好地胜任其“论坛”、“监视者”、“教育者”等角色。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一种主导性的新闻职业意识形态，其伴随着美国独立报刊的发展，在新闻工作职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而成。其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传媒是社会的公器，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非仅仅服务于任何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新闻从业者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而非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新闻从业者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新闻从业者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后，新闻界便又兴起了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与探讨。在新闻教育和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理念与实践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而在实践层面，“中国新闻界呈现出‘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和专业主义办报交错’的局面”，诸如《南方周末》、《财经》、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等秉承社会责任感，以服务公众为目标，恪守独立、理性与平衡，被视作实践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媒体代表。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境
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如同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所言，作为社会守望者，代表公众利益，应从纷繁复杂的观点中搜寻专业知识告知普通公众。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在于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然而，新闻业置身于政治、经济等权力网络中，在权力与商业两大主要逻辑的控制下，其专业主义理念面临着现实的诸多困境。
首先，权力逻辑影响到新闻从业者与传媒生产的所有环节，不仅从宏观上影响媒体属性、媒体议程设置等，媒体对权力的舆论监督也常会遭遇源自被监督权力方所制造的种种阻碍，诸如暴力抗拒、打击报复等。以2001年广西南丹矿区特大事故报道为例，被刁难的《人民日报》记者与强行曝光的胶卷反映出被监督者对于舆论监督的阻抗。
而商业逻辑的钳制，体现在媒体被视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客户具有两重性，一个是新闻产品的消费者即受众，另一个是广告商。这两者都能制约新闻生产。
一方面，为了追逐商业化利益，媒体定位上将社会主流人群设置为目标读者和发行对象，讨好都市中的专业和商业阶级，内容制作上也会相应作主动调整。在市场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中国媒体行业，可以看到媒体受制于商业资本逻辑而导致其传媒公共性受到侵蚀。具体表现在：新闻传播目标受众结构上，媒体将目光是聚焦于政、商、市民群体，而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被忽略；在内容制作上，新闻低俗化、娱乐化，甚至是策划新闻事件的现象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自媒体推向市场化运作后，在盈利模式上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广告商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媒体的运作。随着竞争压力增大，有些媒体广告数量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其所提供的新闻内容的比重，且广告内容上也缺乏底线把控，出现了庸俗广告、虚假广告等现象。从这次《南方都市报》整版刊登有关“小三”商业炒作广告，可见商业资本逻辑对媒体的影响。
《南方都市报》创刊于1997年，被视作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操作理念的先驱媒体之一。在业务管理上，其对采编人员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操作的理念要求与严格标准，采取调查员制度。2005年建立的南都新闻奖学金，如其章程所言，旨在鼓励与嘉奖“怀揣新闻理想、秉持专业精神，并积极赋予传媒实践”的高校学子。在其发展历程中有许多体现传媒责任感、树立舆论旗帜的标志性事件，如2001年重力出击质问收容制度；2003年策划了不仅在深圳也在全国影响深远的《深圳，你被抛弃了吗？》，促成并推进了领导与市民关于深圳如何发展的互动。
从该报对某些重要事件的报道以及运作管理等可以一窥其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这也是其一直以来比较受社会关注和尊重，被视作是一家有责任、有担待的媒体的原因之一。而这次刊发广告中所传播的价值观明显违背社会良好风俗，已然触及人们对于媒体伦理道德的底线。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我国报业、尤其是都市报遭遇重大危机。2012年，报业成为唯一一家广告收入下滑的传统媒体，而其最大的替代性竞争对手——互联网广告则发展迅猛，报纸业态转型生存压力凸显。但是一份以市民为目标群体、以服务公众为口号的都市报的经营如果没有坚守底线，与资本走得太近，忽视社会效应，就会损害自身的公信力。媒体作为影响广泛的社会公器，理应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加强、突出和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三、如何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我周的新闻传媒初涉市场经济时，“没有作为职业或专业精神的熏陶，在各方面都显现出缺乏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尽管有些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但是，党管媒体体制下被推向市场的媒体，在没有建立职业行业伦理、商业纪律、公平竞争、公民参与规范等的情况下，其市场化竞争是瘸腿的。不仅有权力逻辑对媒体的宣传与意识形态控制，商业逻辑更使得新闻媒体的公共性被商品性所遮蔽，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的实践是“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5
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历来是学校培养人才第一位的目标――无论是邓小平同志的人才培养理论，还是国家教育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把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放在首位。21世纪，人才竞争全面展开，社会更加开放，社会对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人们有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远大的价值理想和抱负，开放的环境、激烈的竞争需要人们有更强的事业心、成就感和敬业精神，以高科技为手段，以分工进一步细化为特征的社会生产运作机制需要人们有高度的协作精神，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成熟需要人们树立起守法、诚实、守信、勤奋、节俭、负责、尊重他人的道德人格。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大学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高级专门人才的预备队，这支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类产业是朝阳产业，*传媒学院作为培养传媒类高级拔尖人才的本科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与综合类高等院校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传媒学院大多数专业是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办法与普通院校不同，专业特征也十分鲜明，这又使*传媒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水平与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存在着某些差异，从而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呈现出特殊性。本文在对*传媒学院学生进行采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回顾*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绩，查找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和成因，提出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若干思路。
一、*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绩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得到落实，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
近年来，随着*传媒学院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影响力、美誉度的提高，学院党政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院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学院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成立了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开设了“传媒先锋”网站，配备了一批专（兼）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形成了院党委领导，党委学工部、学生处管理，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办公室等党群部门密切配合，系部总支和行政具体组织实施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到*年5月，*传媒学院全日制学生6200余人，有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人员70人，其中政治辅导员26人，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13人，职能部门管理人员20人，专任教师11人。这支队伍中有博士1人，硕士10人，本科58人，1人本科在读。另拥有一支由班主任、德育课任课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人员组成的约100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兼职队伍。较为完善的网络在*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形成了传媒特色
1、“两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积极发挥作用。为切实推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学院加强了“两课”教育的师资配备，在学院专任教师中硕士研究生比例只有%、副高以上职称教师比例只有%的情况下，社科部11名专任教师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教师8名，占比例为72.7%，副高及以上教师6名，占比例为54.5%。“两课”兼课教师也大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社科部积极开展课程建设，推行“两课”教学改革，德育课课程实行理论课与实践课分开，理论课由资深专家、教授和党群领导讲授，实践课由系总支书记、辅导员负责，从而使德育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环节上都得到加强。*年起，社科部还推出“两课”教师联系系制度，每个教师必须选择一个系作为联系单位，全面参与联系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做到了因材施教。
2、不断创新党建工作机制，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有力。党建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在党建工作创新方面，针对生活区学生集聚、生活设施尚不完善等现状，*年，校播音系学生党支部把温暖送进学生公寓，在学生公寓开辟了“学生党员之家”，学生党员轮流值日，“家”里订有青年学生喜爱的报刊、书籍和党建类杂志，备有针线包、常用药、茶水，定期开展理论学习、专题讨论和丰富多彩的活动，邀请广大团员青年参加。党支部这一贴近学生生活的创新形式深受学生欢迎，今年年初，这一经验开始在全校各个学生党支部中推广，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活力、战斗力增强，为学校改革和发展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3、以社团为抓手，以培育以浙广精神为核心的特色校园文化形成。为培育“敬业、博学、求真、创新”的浙广精神和具有*传媒学院独特风格与内涵的校园文化，学院精心打造社团文化，成立了摄影协会、电子协会、时代剧社、凡石文学等多种社团，全校70%以上学生进入社团组织，社团活动结出了累累硕果。时代剧社《雪落无声》在全省大学生戏剧大赛中荣获金奖，影视作品《漂流》选送波兰国际大学生影展，《无题》荣获第二届中国艺术院校大学生媒体作品大赛“最佳音乐片奖”和“最佳摄影提名奖”，校辩论队参加*省“联通时空”杯辩论赛荣获季军，“摄影协会”“凡石文学”两大社团获省级优秀社团称号，动漫社团参加国际电脑节COSPLAY比赛获优秀奖，动画作品被新浪网选登。精品社团真正成了学校出精品文化、学生骨干、专业骨干的摇篮。学院还经常邀请校内外影视专家、文化名人如余秋雨、张纪中、徐克、童自荣、周传基、敬一丹等来校讲座，每年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大型文娱竞赛活动，从而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学院组织的文化艺术节活动、鸦儿川支教活动、主持人大赛等，学生参与面广，中央和地方有关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大学生整体精神风貌积极向上，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明显
近年来，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明显。学生在思想政治素质上突出地表现为对学校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强。*年学院经历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件大事――升格为本科院校和迎接省教育厅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估期间，*传媒学院师生一致充分表现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在评估专家随机组织的各类各层次座谈会、调查问卷中，学生“校荣我荣、校衰我耻”、维护学院声誉的强烈的爱校护校意识和整体性原则给所有评估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年12月，在本科合格评估结束时，评估专家高度赞扬和肯定了*传媒学院师生的精神风貌，认为这是学院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此外，*传媒学院学生与其他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相比更为明显的特征是：乐于接受新事物，对革新和变革持开放态度；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对公众关注的问题乐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关注现在或未来，思想乐观。
二、*传媒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上。*传媒学院学生在整体素质上虽表现出了令人欣喜的一面，但在诸多具体微观层面却不容乐观，尤其是学风建设仍任重道远。4月中旬，我们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对190名学生进行了*传媒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采样调查，其中男生57人，女生133人；农村生源85人，城市生源105人；大一学生27人，大二学生143人，大三学生20人；普通文科生72人，普通理科生54人，艺术类学生64人；专科生114人，本科生76人。所统计的数据反映出了*传媒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上的“冰山一角”，经过梳理，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1、部分学生政治观念淡泊，缺乏抱负，价值理想失落
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缺乏对自己未来蓝图的勾画，有的同学认为追求理想、谈“三观”是幼稚可笑的，毕业后找个经济效益好、地理位置优越的工作单位才是实际的。本着这种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他们认为与就业直接相关的专业课学习十分重视，但对重大时事、政治事件缺乏足够的兴趣，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教育》、《思想道德修养》等公共德育课、基础课重视不够，上课不专心，迟到、早退、旷课现象严重，缺乏从思想上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观念。
2、部分学生对学习缺乏足够的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差。
在被调查的学生中，一周用于学习的时间22%的学生在5小时以下，平均每天不到1小时，只有25%的学生在15小时以上；有24%的学生较多或经常上课迟到或早退，另有5%的学生经常缺旷课。在对学风情况的总体评价调查中，有71%学生认为*传媒学院学生考试作弊现象比较严重或十分严重；有72%的学生认为大多数学生不热爱学习。
3、部分学生片面强调个性，缺乏集体意识。在对待外部评估、检查中，*传媒学院学生“爱校如家”的精神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在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层面，*传媒学院学生则往往表现得“自我中心”有余而集体意识不足。部分学生热衷于举办个人书画展、自办社团，或忙于社会兼职，营造个人的小社会，因个人社会活动或参加比赛上课请假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学院或系部组织的全院性的知识竞赛、文体活动等反而参与热情不高。在被调查的学生中，对团委、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校园集体活动明确表示感兴趣的只占18%，而对能充分发挥个性、施展个人才华的活动兴趣持肯定态度的则高达75%。
4、部分学生漠视人文素养的陶冶和积累或人文精神失落。有些学生对中国历史很模糊，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认识很肤浅，对唐诗宋词的了解也仅限于小时候学的那几首，有的甚至连自己国家的地理环境、省会城市都说不出来。对学院举办的各类开阔眼界、开启智力、陶冶情操的人文学术讲座，感兴趣的学生较少，以至学院在开办类似的活动时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如指定班级，实行点名）保证听课率，这与普通高等院校学术讲座会场座无虚席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另外，部分学生缺乏艰苦朴素意识，不懂自尊和尊重他人，在调查中发现，只有22%的学生对高消费持否定态度，29%的学生认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大学生高消费无可指责，而49%的学生对此不置可否或认识模糊。一部分学生追求高档服饰，讲究时尚，他们意识不到自己还未赚钱，而父母亲给的钱是用于学习和吃饭的。
（二）成因
从客观上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社会深刻变革时期各种价值观念碰撞冲突的结果。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更加深入，深刻的社会变革、新旧体制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及铺天盖地的高新技术、信息的视听冲击，使当代大学生在惶惶然中还未确立起科学理性的精神，从而在理想和信念上出现了错位，*传媒学院学生也不例外。
2、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招生规模扩大的结果。从*年开始，我省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迈进。*传媒学院也由此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机遇。*年，*传媒学院（*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仅有全日制在校生800余人，*年原*省广播电视学校与*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年学校由部委管理转为省部共管、以省管为主，*年学院升本，在一系列的大变革下，院党政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各项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年，*传媒学院全日制在校生数已达6200余人，相比*年扩大了7.5倍。但招生规模扩大的负面效果是生源整体素质在某种意义上的下降。加之艺术类专业招生的特殊性，*传媒学院学生年龄、阅历、文化基础、价值观念同普通高等院校相比更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3、大学园区化造成的管理上的真空尚未消失。建设高教园区是*的一大创举。*传媒学院于*年7月整体搬迁至下沙高教园区。由于种种原因，园区作为“大学城”其相关建设至今尚未到位，师生生活所需的基本设施建设滞后，周边治安环境复杂，目前*传媒学院除数量较少的教工单身宿舍外，基本没有配套的教工住宅。尽管学院实行了政治辅导员随住学生宿舍制度和中层干部值班制度，但广大教职工与学生缺乏课后的交流与沟通，这就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从学院教育的主观上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仍较薄弱。*年以来，*传媒学院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专兼职队伍建设，初步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但与新时期学院建设的任务和目标相比，这支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体素质上都不相适应。就政治辅导员队伍而言，按照*传媒学院“一个年级配备一名政治辅导员”的设想，目前政治辅导员的缺口在40人左右。另外，这支队伍学历层次偏低，硕士研究生以上比例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数；且大多数属近年新分配应届毕业生，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较为缺乏，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上办法不多，急需加强培训。
2、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两张皮”现象。即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两张皮”，思政工作与教学管理“两张皮”。特别是后“两张皮”，相当一部分教师和行政管理工作者认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群部门和思政教师的事，与自己无关。很多老师授课过程中不注重育人，与学生的交流仅限于课堂45分钟，上完课就走，对学生课堂以外的情况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甚至一部分系主任也认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分管的，自己可以超然与外。“两张皮”现象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打折扣。
3、缺乏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传媒学院在对学生进行阶段性思想政治教育上有过很多办法，作过很多尝试，建立了很多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往往是抓一段，好一段；抓一抓，放一放，没有持之以恒。有制度却不执行、不考核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长效管理机制的缺乏使学院学风状况时好时坏，*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任重道远。
三、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体系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环环相扣、上下联动、内外结合、整体协调的系统工程。为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发展和要求，适应*传媒学院升本后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需要，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不断总结*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特色，通过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新体系，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道德水准和专业水准的社会有用人才。
（一）以队伍建设为核心，构建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体系
1、重点建设好专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努力提高这支队伍的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化程度。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直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人员自身的道德水准、素养和业务能力非常重要。一名优秀的思政工作者，他要不断完善自身的专业结构，特别是要学习了解所处院校的特色专业知识，能与学生在相关专业领域内进行对话交流；他要积极接触社会现实，要有健康的心态，要学会尊重学生，以平等、开放的姿态与学生相处；他要掌握管理艺术与管理科学，既能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和道义说教，又能以开展体验式教学、心理辅导等多形式的教育活动获得学生的尊重和认可。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教育和培训，设立专项培训经费，努力提高这支队伍的自身素质、理论修养和专业化水平。
2、提高全院教职工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校内联动机制，真正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局面。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成为单一的行为，不然的话，其教育效果很容易被负面的东西抵消。因此，要努力形成一个开放的、联动的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不断强化、巩固。这种联动机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手段联动。各种思政教育手段要互相关联、互相激发、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从而形成立体化的态势。第二，人员联动。思政教育不仅仅是专职思政教学和管理人员的事，也是每一个教职员工份内的事，这种意识应该贯穿学院的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学风问题关键在教风，我们这次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校内，学生们认为，对自己世界观影响最大的人是任课教师。因此，专业教师一方面要提高专业水平和讲课艺术，使学生热爱学习、热爱课堂，另一方面要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要做学生的表率，通过在专业课中贯穿思政教育内容，通过人格魅力、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校管理和服务部门的要人员互相配合、相互呼应，在各自的管理和服务行为中体现相互融合的思政教育内容，使育人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三，环节联动。要打造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环环相扣、紧密协作的流程，让学校的行政、管理、后勤、媒体等环节环环联动，共同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
3、高度重视、充分利用社会、家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努力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形成合力。21世纪的高等学府，不再是与社会远远隔离的象牙塔，学校无法保证学生不接触社会，而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也不可能按学校的教育口径来迎合学生。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必须与社会衔接好，面向社会开放；要尽量减少学生与社会的疏离感，使学生毕业后能尽快融入社会。要发挥好*传媒学院建立的各类社会实践基地、校友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通过请专家来校开展讲座、进行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设计，举办“常回家看看”毕业生成才报告会等多种形式，“请进来，走出去”，通过社会化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另外，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摇篮，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利用家庭教育的力量。*传媒学院近年坚持开展的新生家长会，是学院与家庭建立沟通联系的良好渠道，应进一步完善、拓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
（二）结合专业特点，构建有传媒特色的实践育人体系和校园文化育人体系
*传媒学院是以培养广播电视及其他传媒专业人才为己任的高等院校，专业特性使*传媒学院学生个性特征明显。他们大多性格活泼、思维活跃，自我意识强，对僵化、死板、传统的东西比较排斥。因此，必须从他们的特点出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构建有*传媒学院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1、以专业为依托建立实践育人体系。一方面，可结合专业大力开展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如播音、公关礼仪专业可组织学生为名胜、古迹、展览馆提供义务讲解活动，音乐舞蹈、文艺编导专业可开展“心连心”文艺下乡活动，美术动画类专业可开展志愿者采风活动，普通文理专业可开展扶贫助学、社区见习等活动，深化学生对人文、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使他们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接受集体主义教育和实践锻炼，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活动形式因能充分施展学生个人的才能，往往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和喜爱。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结合专业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要充分利用*传媒学院已建立的遍布全国各地的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好队伍，选择题材，摄制精品专题片，形成学院品牌，让学生在共同的专业实践中发挥主体的创造精神，达到“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目的。
2、进一步创建有传媒特色的校园文化育人体系。一要进一步打造好以社团文化、艺术团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精品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多组织社团活动、文艺活动，多参加主持人大赛、DV大赛、动漫大赛，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出发，把观念的东西用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其中，寓教于乐。二要建设好、利用好*传媒学院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让学生参与实验电视台、“未来之星”电台的实践和积极创办系刊、班刊、党刊、团刊，让学生在媒体的宣传实践中，用节目的形式、用作品的形式使自己受到教育。三要高度重视网络的作用，建好“传媒先锋”网站，使校园网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一。本次被调查的学生中，课余生活主要用于上网或看电视等娱乐活动的占35％，在所有的选项中（其它选项有：“学习”、“运动”、“外出游玩”、“其它”）占第一位。而在各种媒体对学生的影响中，网络媒体也占了最高比例，在男生中比例尤其高。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来正确影响、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非常值得研究。学校的校园网要成为学生网络交往的主渠道，形成健康交流的网络社区，使学生的想法得到交流，合理化建议得到采纳，情绪得到疏导。还可以通过举办一些有正面引导作用的网络大赛等，引导学生在网上参与健康的活动，以利于学生的成长。四要多举办高品位的人文学术讲座，大力支持社科部、图书馆等推出的“阳光讲台”，定期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来校交流、访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制定和完善学生德育考评制度和评优评奖制度，构建以长效管理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系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6
（接上）
传播 政治 经济 学在中国的使命
赵：在当前中国传播学界中，市场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话语，传媒经济学成为热点，定量方法受到推崇。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知识——权力结构？你觉得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怎么样才能使传播政治经济学重新得到重视？
吕：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有强烈的焦虑。从事新闻传播实践的人认为新闻无学，做新闻理论的人也觉得没有前途。党报理论已经过时了，西方的客观性理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甚至“公共领域”理论，也介绍得差不多了，专业主义也被讨论了一阵，再往下怎么走不知道了，看今天新闻理论方面的 论文 ，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些词。今天的新闻 教育 不教学生如何分析社会和确立自我，由文人办报传统而延伸的人文素质训练和社会理想教育也几乎荡然无存，让位于对传播学“社会 科学 ”方法的崇拜。而秉承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传播学，在八十年代中期通过把“新闻”客观化为“资讯”，已经完成了它的 历史 使命，就是为中国传媒的市场化铺平了道路。今天传播学最大的忧虑在于如何成为被认可的“学科”，传播学像个十字路口，不够自治，不能形成自己的道统，无法划地为界，别的学科可以随意进入，而我们却进入不了别人的学科，所以这个学科本身有合法性危机。但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的历史却正是由这样的新闻传播学界提供合法性支援的，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其互相配套的关系非常清晰。Www.133229.cOm只不过，新闻传播学界的这个取向并非由它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所确定的，那就是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认同。今天，学界热衷于从市场和技术的角度讨论新媒体、媒介融合等，但其前提恰恰是传统媒体完成了其垄断和再封建化的过程，是传统媒体在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才是网路上草根民主得以崛起的原因。是网民的民主需求促使了技术的 发展 ，而不是相反。这其中，专业主义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南方周末》的变化来看。《南方周末》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明确以底层关怀来竖立自己品牌。它成功地建立起弱势群体代言、媒体良心责任与市场的“正相关”的关系，并因此成为中国新闻改革最高扬的旗帜。他们论证说，正是由于市场化的改革，才为这些寻求正义的声音提供了可能，市场可以抵制专制，使我们走出“国家全能主义”。但是，这背后的重要因素并不被追究，那就是正是由于激进市场化改革，才使得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分化骤然加剧，社会悲情意识崛起，底层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焦点，使《南方周末》的成功得以可能。但是今天，市场化导致的权力重组大势已定，“专业主义”便开始谈社会秩序，谈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的重建。他们开始自我背叛这种“底层”关怀，他们说这是新闻民粹主义，是迎合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不满，现在该从这种“社会对峙”中走出来。所以，要转变成“专业主义”。他们认为当时的报导都不够客观，太情绪化，太主观主义，现在要写“中性”的符合专业主义的新闻，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不过是一种行当。[5]今天，的确可以看到中国主流媒体变得很“中性”，更多关注精英的问题，关注资本运作的问题，关注权力的博弈，但是这些资本、权力和博弈，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对于社会底层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却逐渐退场，他们即便关注底层问题也愿意更多是用“中性”的眼光。目前中国最主流的报纸都变成了 金融 类的报纸，上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专业主义本来被认为是对付“专政主义”最有力的工具，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它成为媒体以市场的方式确立霸权的合法性力量。我绝不是否认专业主义在具体的新闻生产中的意义，它可以帮助记者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避免个人偏见的过度介入，更多地呈现和揭示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当专业主义开始宣称与理想、激情和民粹主义脱钩的时候，我就无法不怀疑这种“专业主义”在中国的使命了。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带领我们走出“全能国家主义”，而是更深地陷入对国家角色在世界市场中的依赖，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专业主义的问题与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命运很相似。八十年代，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迅速接管了新闻学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并建立起学术霸权，一时间，新闻被“资讯”所取代，资讯满天飞，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用“去政治化”的资讯概念来抵抗新闻作为宣传的功能，这给国家主导的媒介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它直接体现在关于新闻改革的官方档中。目前传播学界热衷做的事情，不过就是用媒体的钱去生产资料，用政府的钱去生产资料，再卖给他们。在中国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批评声音出现，这与传播学与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成功“接轨”不无关系。我们过度沉浸在一种想象中，那就是把整个市场化改革看成是中国媒介解放或者自由的过程。一直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市场化给媒体带来了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我们却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应对，导致整个新闻传播界在现实面前的失语。我觉得，这与我们缺乏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直接相关，这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缺乏一个反思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视野，无法把中国的问题与更广泛的全球媒体正义与民主问题勾连起来。但，这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今天进入中国的使命。
赵：我在communication in china[6]一书中有关《南方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在报导不同新闻事件中对宣导性新闻和特定专业主义准则的不同运用的研究正好与你以上对专业主义的分析相辅相成。如我与合作者在《维系民主？》[7]一书中所论，作为专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闻新客观性不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而且构建了特定的社会传播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霸权。回到学术权力的问题上，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批判研究的发展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吕：有两个层面，一个方面当然是学术权力的资源垄断，已经占据学术资源的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压制“异端邪说”；另一方面还是有一些学者发自内心地相信资本主义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是对的，是普世价值，这使得他们本能地不愿把视野打开，不愿意把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纳入到他们对传媒的反思之中，而只是希望在媒体自律的角度里，从媒体的内部来解决问题。这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
赵：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把视野打开，接受批判的思想，是不是蕴涵了对回到“过去”的杯弓蛇影似的担忧？
吕：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
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我的一个博士生做的毕业 论文 是以《人民日报》为案例来讨论大众传媒与当代 中国 农村 医疗卫生报导的转变，做得很认真，也很谨慎，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和 文献 。但论文在盲审的时候被一位评审人枪毙了，所有的指标上给出的评判都是不合格。其主要理由如下，“论文首先在标题上就值得商榷，《人民日报》从创刊到现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不属于一般意义上讨论的大众传媒”，“作为乌托邦 经济 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产物，合作医疗已随着改革开放成为 历史 ，和那个年代所营造的制度神话‘大庆’、‘大寨’一样”，“从大众传播的资讯模式上来说，我们需要通过健康传播的推广来建构新的社会行销模式，而不是把廉价的意识型态幻觉和社会民粹主义当作社会未来的路标。”党报不是“大众传媒”？那么整个毛泽东时代都不存在“大众传媒”，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依托市场的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市场”的专制是不被看见的。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是乌托邦和神话？是“社会民粹主义”？那么我们今天重建的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想从哪里来的？是从西方的“健康传播”来的吗？其实西方的所谓“健康传播”指的只是健康知识的普及及其行为的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界既有的叙述里，《人民日报》已经被界定为宣传机器，它必须被当作虚伪的、不可以相信的东西，否则你就是要回到左的过去，回到文革。这样，任何重新理解的努力都会触碰禁忌。我终于发现，对《人民日报》的态度是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学界建立自我认同的核心，这个认同的想象正是建立在上述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该评审书的结论是：“论文把西方左翼学者意在批判西方国家传媒所有制结构的传播 政治 经济学来分析中国执政党机关报对群众运动的宣传性报导，既缺乏符合逻辑的论证过程，又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的应有尊重。”如此“尊重”历史的观念，在新闻传播界并不是个案。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在我的理解里，中国的党报系统是需要重新去理解的，这绝不是否认它们曾经存在虚夸、宣传等问题，而是需要去追究为什么党报会变得虚夸的历史条件。其实，《人民日报》很多记者对事实的尊重与群众的联系是大大超过今天我们市场化时代的记者素质的。我曾经建议我的学生去讨论“人民来信”，在传统党报系统里，人民来信是很重要的部分，它是政党和群众建立联系的一个管道。这样的管道在媒介进入市场化以后萎缩了，变成了对新闻线人有偿奖励这样一种生产关系，这使得我们传统的媒体和读者的关系完全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党报和“人民”的关系？它是怎样被转变为今天媒体和“受众”的关系的？《人民日报》的制度设计，它的上情下达的功能，是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这个政党的自我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制度设计本身有它历史的意义，这个意义是需要重新被挖掘出来讨论的。它的扭曲和改变，都与这个政党自身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变化又是与热战、“冷战”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讨论党报体系曾经出现的问题，是要探讨为什么当时制度设计的承诺没有被实现？为什么党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变得僵化？这种僵化的历史根源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分析的重大课题。简单地否定，导致的必然是历史的虚无。
今天，中国社会公共性的重构，既需要打破单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想象上的“公共领域”的迷思，也需要重新思考和 总结 “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人民与公共性的关系。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并非只有等待“市民社会”来孵化。跳出这个框架，就可以发现，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不同的公共性的空间和方式，这些都是需要重新理解的政治遗产。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申民主原则，重构社会主体，重新思考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并在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构建新的公共性理念与实践？这是我们面对的历史任务。
[注释]
1. lu, x. (2005). 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 new left review 31, 125−136.
2.参见吕新雨为《新闻大学》2009年冬季号编辑的「聚焦央视改革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