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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范文1
关键词: 金融危机 投资银行制度 风险管理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830.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040-03
一、 前言
自199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华尔街已风声鹤唳，而随着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的先后“倒下”，次贷危机演变成今天的美国金融危机。
美联储于9月22日宣布，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从投资银行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这意味着华尔街仅剩的两大投行可以设立商业银行，通过吸纳存款来“自救”。专家称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华尔街最巨大的制度转变。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投资银行的终结？
笔者认为，这只是美国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采取的暂时解决办法。投资银行还会出现，因为投资银行在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方面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二、 美国投资银行制度的特征分析
美国著名金融投资家罗伯特・库恩在其专著《投资银行学》中对投资银行下了四个权威的定义：
定义一：任何经营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银行都被称为投资银行。这是投资银行最广义的定义，它既包括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也包括保险公司和不动产经营公司，从事与华尔街金融活动有关的所有内容，如国际银团承销、企业证券发行和房地产及保险等。
定义二：投资银行是指经营一部分或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这是投资银行第二广义的定义。这里的资本市场主要指为资金需求者提供中长期（一年或一年以上）资金的市场，包括证券发行与承销、公司理财、收购兼并、商人银行业务、基金管理、风险资本运作、私募发行、咨询服务，以及风险管理和风险工具的创新等。但是不包括向客户零售证券、不动产经纪、抵押、保险以及其他类似的业务。
定义三：较为狭义的投资银行是指经营资本市场某些业务的金融机构。其主要的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与收购兼并，但不包括基金管理、风险运作、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工具的创新等。
定义四：最狭义的投资银行是最传统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即在一级市场上承销证券筹集资本和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证券的金融机构。这种定义排除了投资银行从事的其他重要的并具有创新性质的业务，是十分狭窄的，不能概括现代的投资银行。
目前美国投资银行处于创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放松了对市场和机构的管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这一系列法规的出台对投资银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美国投资银行在80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
20世纪90年代，美国投资银行继续创新，向全方位服务和全球化方向的趋势发展，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遍布整个资本市场业务，如证券承销、证券经纪交易、兼并与收购、风险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以及金融创新。投资银行的发展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特点如下：第一是业务多样化。证券和经纪业务作为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虽然在其业务层次中仍居于基础地位，但都呈收缩态势，而兼并与收购、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投资咨询等创新性业务在总业务收入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二是资本和资产规模化。投资银行为了提高竞争力相互之间也进行了资产重组，扩大了资本规模和资产规模，提高了风险抵抗能力。第三是经营全球化。美国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均建立了负责协调全球业务的专门机构，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都设立了分支机构，业务网络逐步完善，全球性的业务网络基本形成，实行经营国际化。并且海外经营在美国投资银行的整体经营格局中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美国投资银行制度遭遇重创的原因剖析
美国投资银行制度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是为什么会破产或者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呢？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投资银行的致命缺陷。
（一）美国独立投行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存款来源，即没有流动性支撑，一旦出现信用危机，持有债券的人要求提前支付，就会出现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三大投行相继破产、美国政府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原因。7000亿美元将主要用来购买受困于抵押贷款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务，以防止信用危机进一步加深，动摇美国经济。
（二）杠杆经营使得风险性太大。投资银行为了实现更高的收益不惜承担更高的风险。它协助发行体发行债券抵押证券，首先需要协助其设计证券，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分析。事实上，研究、分析能力，而不是资金、销售实力，才是投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然后向投资者销售上述证券。当然，资金、销售实力同债券抵押证券，上述创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杠杆经营；通俗的说就是“以小博大”。它们成倍地放大了收益，同时成倍地放大了风险。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五大投行之所以陷入困境，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其自身而言，风险性太大则是其直接原因。
（三）缺乏透明度。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是，投资银行对这些产品进行交易，因为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这种交易有巨大的利润。如果能够把交易链上的种种机制去掉，可以强迫他们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有更高的透明度。在基金帐目上，一级资产和二级资产、三级资产有对应的比例。一级资产是在市场外的资产，如果你有IBM的股票，当市场闭市时，你就知道股票的价值，二级资产是市场模型的资产，就是选择一些与一级资产类似的资产，三级资产是只能估计的资产，这些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75%到80%的资产是二级和三级资产，不能马上在市场上标价。如果这些资产有更高的透明度会更健康一些。
（四）缺乏良好的监管。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总结的：“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金融系统缺乏良好的监管，这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失控和金融市场的危机。在问题出现之前，美联储没有及时提升利率，政府在加强信贷监管上也太过柔和。”银行对风险的强调主要在市场风险，虽然此次加强了对理财产品的监管，但是没有充分注意发行人的风险，区别在于，以往投资银行作为担保人或者发行人风险有限，但是随着次级债券危机的爆发，投行作为发行人或者担保人，却变成风险最高的一环。
（五）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华尔街的薪酬体系中,高管的报酬包括基本年薪、分红、股票奖励以及股票期权,其中主要来自于分红、股票奖励与期权。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公司的股价与上一年的公司业绩。这些全球顶级的公司从下到上都有一种从事高风险高回报业务的冲动。投资银行高管的薪酬与一般的商业性公司比起来要高得多。
四、华尔街金融危机对现资银行制度构建的启示
（一）美国投资银行制度的经验教训
美国投资银行要想重整旗鼓，需要在以前的基础上完善公司治理，吸取教训，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1）建立存款账户。这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投资银行最大的启示。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证券承销、证券交易与金融咨询，或者说是“表外业务”，其主要收入则是收费。但是应该从事一些基本的表内业务，最低标准应该是存款业务，只有有存款账户的支持，才能降低经营风险，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危机。
（2）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杠杆交易，都有期货衍生品，为什么金融危机首次发生在美国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表示，最大的风险在于，衍生产品与原有的原生性产品的关系脱节。美国已有220万户退房、断供，占全国独立房屋的一半，联系衍生品的原生产品垮了，于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所有衍生产品的现金流和商业信心就全都崩溃了。次债危机的演化，按照“住房贷款―住房抵押按揭债券（MBS）―债券抵押证券（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的金融产品链条循环膨胀。随着次级债危机的演进，越来越多的次级房屋贷款者断供，卖出CDS者承担的违约赔偿义务也由理论变为现实。CDS卖出方根据行情的变动，需要随时补充保证金，保证金是变动额的5%，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同时调低对CDO评级时，导致CDS价格飙升，使得AIG需要向交易对手补充数百亿美元的抵押品，正是这几百亿美元令AIG几乎破产。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CDS。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至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由于银行资本的大部分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是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一旦脱离了信用制度这个基础，虚拟资本就站不住脚了，因为衍生产品是不会产生利润的。是纯粹的一种金融交易、虚拟交易。能产生利润的只有原生产品，支持衍生品的原生产品和信用出现问题，那么衍生产品风险就会显现出来。要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必须保证原生产品的安全，防止发生信用风险。只有找到危机的根源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3）完善金融衍生品定价机制。美国金融危机缺乏透明度的原因之一就是投资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价格不明确，投资者根本就不知道资产真正的价值，如果对其创造和持有的衍生品不能理解价值所在，就不能定价，就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交易。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机制，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4）加强监管力度。美国投资银行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一般是由审计委员会、执行管理委员会、风险监视委员会、风险政策小组、业务单位、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公司各种管理委员会等组成。但是此次金融危机却显得力不足。要加强发行人信用风险的监管，同时投资银行应当建立一个良好的风险拨备制度，在有风险时及时处理，而不是等到危机出现时再解决。
(5) 设计合理的、激励相容的投资银行薪酬体系。如何建起合理的薪酬制度,而不会引起过度的冒险行为与导致金融机构内外部的不和谐,也许是投资银行应该衡量的问题。
（二）在吸取美国投资银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投资银行制度未来发展道路的若干政策建议
面对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投资银行路在何方呢？许多新兴市场的央行和决策者无疑在庆幸没有采用金融创新或者有少量的金融创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新型市场国家应当吸取的教训不是不采用自由市场原则，而是采用自由市场原则，为什么会导致美国目前的状况。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是证券化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即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不能因为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就否定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值得肯定的。金融创新确实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缺乏的就是金融创新。因此，在我国利率、汇率正逐步放开的环境下，加快开发各种风险分散工具，以及避险工具已显得十分迫切，当然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注重风险控制机制的配套建设，“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即掌握好度的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当时还是封闭的经济，躲过了危机，仍旧能够快速增长。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不应改变中国开放资本市场的基本路线，中国的问题在于管制太死，不利于金融创新，放松仍旧是大趋势，但是，鉴于我国目前的整个金融系统不够完善，加上美国经济破灭的外部环境，中国应十分谨慎地开放资本市场。
中国银行业目前还是分业经营。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不过大多数银行有投资银行业务，中国的证券公司具有部分投资银行功能。而美国银行业采用的是混业经营，有专门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是中国部分银行今后的发展方向，据说建设银行银行未来就走投资银行之路。
华尔街巨变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金融企业自身的内部控制与政府的外部监管。在一个不确定的商业世界里，只有搞好风险管理，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专门从事风险经营的金融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加转轨经济更是如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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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范文2
日本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的爆发，始于泡沫经济的产生和崩溃，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发生。而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随着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日元升值导致人们对经济和地价、股价的预期高企。第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历史性低利率和高货币供应量导致的长期金融宽松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运作。第三，在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制尚未完善之前，利率自由化已成主流，使金融活动变得极为活跃。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虽然泡沫经济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原因交织造成的，然而，不管资产泡沫的形成还是资产泡沫的崩溃导致通货紧缩，都与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有着直接关系。央行不仅要在平稳时期采取常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而且在经济及金融市场不稳定时，更有必要及时果断地采取正确的货币政策。同时，平时建立好应对制度，要求相关人员进行模拟测试极为重要。作为它的前提，同样重要的是，按金融检查指导手册的要求，构建严格的金融机构检查体系，通过日常性检查把握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实际规模，在发生危机时要及时公布不良资产总额，减少不必要的猜测，保护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应急对策
1.恢复市场机制和金融功能是央行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最重要作用。在危机发生时，清算体系失灵及流动性危机会导致市场机制失效，严重影响经济运行。因此，此时央行必须动用特殊手段来恢复市场功能。
日本的主要经验是：（1）向市场注入资金，使国债等安全资产得到保值，恢复流动性和市场功能；（2）央行以非常规手段购入股票来修复风险资产的定价，提升股市信心，降低流动性溢价；（3）在恢复上述最低风险和最高风险资产的定价机制以后，除不良债权外的金融资产（包括房地产基金REITs）价格可以逐步得到恢复。由于大量的不良债权来自房地产，因此通过修复房地产基金的定价机制，市场重新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评估，从而可以进一步处理不良债权。
2.为避免大型金融公司倒闭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应当在宣布破产前及时“解除”与外国交易对手方的合约。日本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倒闭的最大原因是不当交易使客户蒙受巨大损失，并通过会计手段掩饰问题，最终遭到曝光。为了避免山一证券违约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日本政府立刻联络全球的交易对手进行解约并支付了相关费用，从而避免了山一证券的破产给国外相关机构带来的巨大影响。而雷曼事件没能吸取这一经验教训，没有和国外有交易的相关机构进行解约处理就突然倒闭消息，从而对全球其他金融机构产生巨大影响，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全球危机。
3.应对金融危机时，为了消除市场上的不安情绪，应按照正确顺序，采取大胆、必要而充分的措施。要尽快通过设定短期、中期、长期三类政策时间表，给市场一个准确的政策预期来稳定市场。必要时还要大胆投入政府资金，但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必须同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4.处理银行不良债权的同时，必须大力推动企业重建。对于因债务过多而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如果盲目地进行不良债权清理任其破产倒闭的话，将会导致失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对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的经验是：完善破产法制，制定自行协商处理不良债权的指导政策；设立“产业再生机构”，针对拥有经营价值却债务负担过重的企业，以政府担保或提供出资等方式，解决企业流动性问题，帮助企业重建（日本产业再生机构成功地实现了40多家危机企业再生）。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企业做不好，公司高管和股东都应该承担各自明确的责任，重组绝不是救济。
5.加大国内以及海外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银行的监管机构金融厅、主管财政的财务省以及作檠胄械娜毡疽行三方，在平时和紧急情况下合作机制的建立和齐心协力，是应对危机的重中之重。为防范起源于海外或国内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其他国家，平时需要与海外相关监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国际合作框架包括：与日美欧央行合作进行外汇同时清算；共享重要国际性银行的监督信息等。
6.对于在决算系统中处于中枢作用且位于经济核心部门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要尽力避免随意破产。重要银行的破产不仅会引发金融系统中的连锁反应，而且对与其相关的公司和实体经济会造成重大影响。为避免此类银行的破产，就要尽早实施防范措施，有计划地进行早期干预，使其回到正常轨道。
7.核心银行遇到危机时需要特殊处置。在日本，此类特殊应对措施是否实施，是由“金融危机应对会议”（相当于危机管理委员会）来进行决策。该会议（委员会）成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官房长官、财务大臣、央行行长、金融厅长官。该会议根据是否会导致系统性风险来判断是否允许某一金融机构破产，如果该会议（委员会）认为应该实施特殊措施，方能进入例外处置程序。“例外措施”包括：如果要对资本不足的银行注资抢救，对资不抵债的银行，先对超出保险金支付的资金进行资助，再逐渐解体相应的金融机构，以及实行临时国有化措施等。
处理破产的金融机构，经典的做法是“周末破产”，即先设定一个托管人进行托管经营，赔付限额保护部分的存款；再对破产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分割，寻找各自业务的接盘银行，或者创办一个临时性的“过桥银行”。对于难以受到保护的存款，大部分由存款保险机构的下属机构进行管理，准确划分健全债务与不良债务并进行处置。
其他建议
1.金融风险和金融改革的关系。中国当前采取的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进行的措施是正确的。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日本的汇率市场化先于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之前，日元急剧升值引起经济紧缩，为了缓解经济下滑，日本央行采取了长时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巨大的资产泡沫。日本的教训是，汇率与利率市场化等对市场有较大影响的改革，应当在经济金融运行相对稳定时进行。金融市场化固然重要，但要做好相关制度和实际运作机构的安排，并选好时机，防止出现危机。
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给地方政府带来损失。日本“第三部门”类似于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很多是政府直接出资或政府担保的。政府虽然有一定的治理权，但没有直接参与第三部门的相关项目，损失往往必须由地方政府承担，历史上曾给日本地方政府造成了严重损失。地方政府需严格控制地方融资平台的设立和运营。
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范文3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这场令世人震惊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但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制度出了问题。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后来人们习惯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布雷顿货币体系。布雷顿货币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自由浮动，标志着布雷顿货币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与黄金挂钩不再受约束。美国可随意印美元，剥夺世界经济成果；世界各国也在研究如何给美元套上“缰绳”，并要求建立新的世界金融秩序。这是导致本次危机的制度性原因。
二是美国的消费增长模式出了问题。美国推行的是“高消费、低储蓄、多借贷”的消费增长模式。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出台金融政策鼓励穷人买房，可以不交首付。他们预测房价10年内涨一倍，假定一所100万美元的房子10年后就是200万美元，每年有10万美元的溢价。这10万美元5万归银行还帐，5万归买房的穷人消费。现在是房价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为负资产，穷人还不上贷款，银行亏损，房地产商倒闭，资金链断裂。据权威人士估计，次贷所形成的亏损有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14万亿美元的1/7。目前美国70%的经济靠个人消费，每户5张以上信用卡，信用卡债务累计近1万亿美元，汽车和其他消费信贷1万5千亿美元，私人性质抵押贷款10万亿美元。整个美国的债务是多少，很难算清楚。正是这种“高消费、低储蓄、多借贷”的消费增长模式促成了当今的金融危机。
三是美国金融监管出了问题。虚拟经济是美国发展的一大特点，即通过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自上世纪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来，美国大量的实体制造业被转移到了拉美和东南亚，而美国本土成了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中心，随后美国政府废除了金融管制法，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美国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使用，使人们投机心态加重，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被忽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形成泡沫经济。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霸权地位，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加入wto之后，我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也将不可避免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一是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此次浩劫我国也难幸免。在危机不断扩散的过程中，美国不断采取降息、注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防止经济衰退，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再加上中、美利率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更是无法阻挡国际热钱流入我国的步伐，使我国再次成为国际资本保值增值的避风港，也使我国的美元资产投资暴露于风险之中。我国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目前大约有1万亿美元左右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其中，我国持有“两房”相关债券3000-4000亿美元，占官方外汇储备近20%；我国商业银行持有“两房”相关债券253亿美元；我国商业银行持有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相关债券约6.7亿美元；中国投资公司持有美国投行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雷曼对花旗集团香港子公司欠款额约为2.75亿美元；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也曾主导给雷曼贷款5000万美元。若美元贬值、资产抵押品缩水，我国将替美国承担风险。
二是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在国内楼市低迷的情况下，近来美国投行抛售在华物业。如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出售在上海的部分住宅项目，除大摩之外，花旗也酝酿将一处上海住宅物业出手。这都是基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才产生的连锁反应。现在，我国经济虽然没有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但也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所以美国投行抛售在华项目可能会加快中国房地产下滑。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的影响，还表现在打击购房者的信心。尽管各省市纷纷出台房地产救市政策措施，但市场观望气氛浓郁。金融危机也使房地产融资更加困难。银行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在下降，已经上市的房地产公司通过债权和股权进行融资的路基本已经被堵死，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想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融资也基本行不通，从整体上看房地产业陷入了困境。
三是对进出口的影响。我国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非常重要，2007年经济的增长，有2.5个百分点是进出口拉动的，而2008年出口明显萎缩，1-9月份出口平均下滑4.8%。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由于近期美元逐渐反转走强，原油、铁矿石等商品的价格显现下降趋势，这对需要大量资源性产品的我国来说本属利好消息，然而美国金融市场反复动荡严重影响到美元汇率的走势和持有者的信心，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似乎已被市场所认可。如此一来，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被再度推高，我国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付出的成本也将大为增加。
四是对经济增速的影响。目前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回落。我国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尤其是工业增速明显下滑。2008年1-9月我国gdp的增长率是9.9%，但9月份gdp的实际增长为9%，10月份的gdp增长率有可能低于9%，表明我国经济上半年增长较快，下半年增速有所下滑。就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而言，gdp增长率2003年为10.0%，2004年为10.1%，2005年为10.4%，2006年为11.1%，2007年为11.9%，而2008年1-9月为9.9%，并且下半年存在下滑趋势。2008年全年gdp增长将低于10%，相对近年来的强劲增长态势而言，近期经济增速下滑值得我们关注。
三、美国金融危机为我国留下的教训
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动荡尚未达到尽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未来不确定因素还将继续增多。所幸的是，由于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步伐较为谨慎，因此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成因却为我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及其可能的扩散效应。美国发生的全方位甚至有可能终结现有金融体系的危机，诱因首先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我们应看到，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与金融的最大风险。在我国，房地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4，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1/3。房地产价格很可能出现全面性下跌，与股票市场相比，房价下降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稳定房地产市场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
二要摆正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金融衍生品是把双刃剑，其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次贷危机也可以说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美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监管缺失或监管漏洞难辞其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引以为戒，对相似情形应有预警能力。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提倡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适度进行金融衍生产品开发，控制风险规模。
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范文4
关键词：管制金融 金融自由化 金融监管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 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 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 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 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 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 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 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范文5
近日,美国财政部推出的新一轮救市计划中,将压力测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压力测试结果,决定对各大型银行的注资方案。美国此次救市之举,给中国银行业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带来一份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搭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或成为国内银行业的当务之急。
第二轮救市的创新
为拯救本次金融危机中风雨飘摇的美国金融体系,两届美国政府均坚定地出台了救市计划。然而,首轮救市计划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充分考虑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以及宏观经济下行对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的影响,以致注入金融体系的资本迅速损耗,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有鉴于此,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以资本援助方案(The Capital Assistance Program, CAP)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金融救援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风险加权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19家主要银行均将接受压力测试,美国政府将依据测试结果决定其援助方案。
本轮资本援助计划中的压力测试方案,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美国货币监理署和储蓄机构监管局统一制定,并由上述监管当局与19家银行联合开展测试。该方案设计了两套假设情景:一是按照对经济普遍预期的基准线(baseline)假设情景――美国经济今年萎缩2%,失业率为8.4%,Case-Shiller住房价格指数下跌14%,明年经济增长2.1%,失业率为8.8%;二是按照经济较严重衰退的逆境(more adverse)假设情景――美国经济今年萎缩3.3%,失业率为8.9%,Case-Shiller住房价格指数下跌22%,明年经济增长0.5%,失业率为10.3%。
通过该方案的压力测试,美国财政部可对各大银行在上述两种不同程度经济衰退情景下的资本需求作出评估,并借以判断哪些银行适于首先求助于私人资本,哪些银行因无法从私人渠道筹措到资金,而需要政府提供“暂时性资金缓冲”。
在救援计划中引入压力测试,是本轮计划的一大创新。本轮资本援助计划中,以基于宏观经济继续下滑为假设情景,对银行资本的未来需求进行压力测试,采用了压力测试的前瞻性理念,是通过压力测试加强金融体系极值风险管理能力的有益探索和重大推进。通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应用,压力测试工具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何为压力测试
对于国内不少银行业人士来说,压力测试还是一个新名词。通过考察工程领域的例子,有助于理解压力测试的概念。桥梁设计领域中,经常使用压力测试来判定,超过荷载多大程度以后,桥梁会倒塌,进而分析桥梁结构中导致倒塌的薄弱环节在哪里。
在金融领域,压力测试指的是分析、评估金融体系或者金融机构资产组合在比较极端的宏观经济、市场波动等情况下所受的影响,并根据测试结果采取应对措施的过程。
一般来说,金融领域的压力测试包含以下几大步骤:(1)确定测试对象,即进行压力测试的机构和资产/负债组合,比如某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2)识别影响该组合的主要风险因子,比如房价;(3)设计压力情景,比如房价下跌的幅度;(4)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计算压力情景下测试对象相关指标的变动结果;(5)根据上述结果,判定组合/体系中的弱点环节,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响应和反馈,如可针对某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应急预案。
首先,压力测试是金融稳定性评估的重要工具。在总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5月联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简称FSAP),通过压力测试、金融稳健指标、标准与准则评估三个分析工具,对成员国和其他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和监测,其中最为核心的工具即为压力测试。目前,FSAP已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金融稳定评估框架,它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成员国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也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2008年初,总理接见IMF总裁卡恩时,表达了中国加入FSAP的意愿。
其次,压力测试在监管机构评估监管资本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在2004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巴塞尔委员会对商业银行开展压力测试作出了相关规定。新资本协议的第一支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对相关风险参数进行压力测试,第二支柱要求商业银行进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时,要进行前瞻性的压力测试,以识别可能对银行产生不利影响的事件或变化出现时需银行进一步增加的资本,银行和监管当局利用压力测试结果,分析、确保银行持有一定量超额资本。《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对压力测试的规定,代表了监管机构使用压力测试工具评估监管资本要求,来促进银行审慎经营的观点和态度。
再次,压力测试已成为银行评估业务、资产组合在极值风险下表现的重要工具。银行业最早将压力测试用于市场风险管理领域,用于分析投资组合在极端市场情况(如市场出现巨幅下跌)下可能面临的损失。风险价值(VaR)是在一定置信度(如99%)下管理市场风险的有效工具,但在识别和计量置信度之外的分布于“尾部”的风险时,就需要使用压力测试工具。压力测试和日常风险管理工具之间具有互补性。近年来,银行业逐步将压力测试应用到分析极端条件下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等领域。
金融危机的教训
近日,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专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在总结本次金融危机的七大教训时提出,针对当前金融危机中各金融机构的糟糕表现,金融行业应当开展更多的情景模拟分析和压力测试。
按照我们的理解,压力测试的应用分成三个层次。首先,压力测试是管理工具。与风险价值、评级模型等日常风险管理工具不同,压力测试是分析、管理极值风险的一种工具。进一步,压力测试是一种管理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任何金融机构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中运作的,当社会经济环境出现极端情况时,金融机构会如何表现?压力测试给银行家们提供了一种条件假设的思维模式。
更深一层,金融机构应构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以积极管理极值风险。一个全面的压力测试体系,不仅包含压力测试的各类计量工具,同时也应包含一整套应对极值风险的政策、制度、流程和预案,并须将压力测试的理念深植于每位组织成员以及日常经营管理流程中。该体系与常态风险管理体系相辅相成,共同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回顾本轮金融危机,尽管很多机构在部分领域采用了压力测试工具,来评估部分业务的极值风险,但并未将压力测试所代表的极值风险管理理念纳入整个组织中,也未将极端情况可能造成的危害的评估、决策、反馈机制纳入业务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国际金融组织、监管机构以及银行业均开始对现有的风险管理、压力测试和监管体系进行重新审视。
2009年1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征求意见稿。该文件是巴塞尔委员会首次的专门的压力测试监管文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压力测试要求。文件要求银行开展覆盖全行范围内各类风险和各个业务领域的压力测试,提供一个全行全面风险的整体法人的情况,以便促进风险识别和控制,弥补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不足。文件认为,压力测试应成为银行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和风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压力测试相关分析结果需要应用于管理层决策,包括董事会和高管层作出的战略性业务决策,文件特别强调董事会和高管层参与对压力测试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如果新资本协议的压力测试监管文件在2004年就开始实施,如果银行家们通过压力测试,提前看到了房价大跌的压力情景下的可怕景象,也许此次金融危机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深,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
他山之石
在本轮危机中,国内银行业损失较少。但幸运不等于高明,与国外“落水”的同业相比,国内银行业的整体风险管理和压力测试水平依然是落后的。从把压力测试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压力测试理念的渗透、构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三个层次看,国内银行业大部分还开始于第一层次,还处在将压力测试作为风险管理工具进行研究探索的阶段,仅有建行、工行等少数大型商业银行较为全面地开展了各种资产组合的压力测试,并开始着手构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例如,建设银行从2005年开始,开展涵盖全行信贷资产的宏观压力测试,2007年-2008年又专门开展了房地产市场下滑、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下滑等极端情景的压力测试,制定了压力测试管理办法,搭建了全面压力测试体系的初步的制度框架。
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也在大力推动压力测试在银行业的应用。2007年12月,银监会正式了《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各行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管理水平,制定各行的压力测试方案,从而在监管层面,首次对商业银行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压力测试的要求,在制度上保障、规范了商业银行压力测试体系的开展与运作。此后,银监会通过组织商业银行开展有针对性的压力测试项目、国际金融组织专家技术援助项目等多方面工作,将中国银行业对压力测试的研究和应用整体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对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次金融危机给国内银行业提供了难得的极值风险案例,国内银行业应当以此为契机,及时研究总结国内外风险管理体系的不足,及时制定相应的压力测试管理政策和制度,组建压力测试人才团队,搭建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基础、系统基础、计量工具基础),构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从而为积极管理极值风险、打造中国银行业百年老店奠定基础。
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教训范文6
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突如其来，打了投资者、政府和IMF等国际组织一个措手不及。韩国、泰国、印尼与马来西亚经济曾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奇迹”，1970年以来，连GDP年均增长率最低的印尼也达到了6.9%，而韩国则高达8.4%！东亚经济体各政府历来有颇为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记录，避免了过度的财政赤字，外债负担不重，也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外向型经济政策下，这些国家出口成长在大部分年份表现较好，同时有能力吸引较多的国外私人资本流入。所以金融危机是亚洲各国始料未及的。
亚洲金融危机后果的严重程度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汇率体系的瓦解与大幅贬值，利率的飙升，资产价格的缩水，使得私人公司部门平衡表急剧恶化，显著增加了债务负担，流动性困难迅速演变为清偿能力问题。企业的破产，银行坏账的激增，又进一步加剧了信用紧缩，导致投资与消费需求萎缩，打击了真实经济活动。危机后的第一年，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深重的衰退。印尼的GDP下降了15.3%，泰国为负8%，马来西亚为负7.5%，韩国为负7%。
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之广也出人意料。泰铢的贬值，不只是波及了经济发展水平或结构颇类似的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扩散到了已经实现工业化，当时属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的韩国，甚至香港都惨遭连累。大致而言，东亚经济体之间较强的贸易联系，较大的资本流动，地理的毗邻，加上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和“羊群效应”，大大增加了金融传染的发生概率、传播速度与杀伤力。
起因探究
探究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从实证的角度，有几个非常重要而清晰的线索可以追寻：汇率政策的不当，经常账户的严重失衡，企业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错配。
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快速成长，贸易与资本日趋开放的环境下，当时的亚洲各国仍然继续维持固定的或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基本面发生逆转时，这种固定汇率制度就会承受极大的压力。在1995年至1997年上半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与韩国的经济过热，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曾达到了占GDP8%的高水平。央行为了苦挺人为高估的汇率，不惜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即期与远期市场。当央行外汇资产不断下降而基本面并无改观时，央行维持固定汇率的可信度也就相应下降。市场投机者的累累攻击最终导致固定汇率制的崩溃。
固定汇率制还给私人部门造成了一个“道德危害”，即政府为本国企业、金融机构、投资者以及国际债权人提供了汇率风险的隐含担保。尽管与拉美国家有别，东亚国家政府国际债不多，但在泰国和韩国，私人部门大量境外举债，企业与银行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币种错配，而且以外币短期债务为主，用于本国非贸易部门尤其是房地产的长期投资。当本国货币被迫贬值而利率上升时，债务负担显著加重，就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导致银行坏账激增，信贷紧缩，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经验教训
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初大萧条以后所发生过的最严重，波及面最广的经济危机。对于新生市场国家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最主要的教训需要认真吸取，它们涉及到汇率机制、金融体系与资本账户。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无论是采取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汇率制度的可信度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宏观政策与经济基本面必须与维系该种汇率制度的条件相一致。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重要，外部冲击因素增加，美国、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经济大国货币自由浮动的环境下，大多数新生市场国家更宜采用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无论如何，当经济政策基本面与固定汇率制的要求背道而驰时，市场压力往往会导致固定汇率制的瓦解。尤其在初始外汇储备有限或不足时，试图干预汇市以捍卫不可持续的固定汇率极可能徒劳无功。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了金融体系稳健的特殊重要性。它暴露出金融部门是亚洲经济结构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泰国、韩国和日本的制造业水平在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名列前茅，但金融发展普遍滞后。资本市场缺少效率，过度依赖银行信贷，透明度低，信贷决策不当，导致资本过多流入房地产，内部风险管理能力严重欠缺，外部审慎监管无效。宏观经济环境稍有逆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立即扶摇直上，危及金融的系统稳定性，加剧了汇率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而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但是其银行体系最为稳健，成功地接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正是因为汇率危机与银行危机的相互交织与相互加强反应，加快了亚洲危机的传播速度，也使得其破坏力大为增加。这种所谓“双危机”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亚洲危机的第三个主要教训是资本开放的复杂性。东南亚国家在全球新生市场中最先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尝试，也获得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的巨大好处。不幸的是，较自由的资本流动与相对固定的汇率成为了一对不自然的政策搭档，而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意味着这些国家不能有效地管理资本波动性增加后的风险。所以在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时，必须事先或同时进行金融改革。金融的稳健可以使一国获得开放资本账户最大的惠利，同时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中国为何能独善其身？
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中国不但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在亚洲危机平息的后续年份里经济蒸蒸日上，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实力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
中国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所谓天时，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而非1993年。这期间，中国成功地实行了财税体制改革、外汇机制改革和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严重过热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常账户扭转逆差为持续盈余，国家外汇储备由区区2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00亿美元，经济基本面有了根本性好转，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
地利就是尽管亚洲周边国家的危机对中国形成了巨大冲击，使出口需求与FDI流入严重下降，但与东南亚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与调整空间来应对亚洲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