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矛盾知识点范文1
关键词：；治国哲学；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6－0014－04
哲学是实践的最高概括和总结，为具体领域提供理论指导。治国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以及对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治国哲学具体而集中地解决治国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其基础上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原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蕴涵了依据唯物辩证原理构建的治国哲学。
一、基于矛盾理论构筑了治国哲学，其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也由此展开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和易发期，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问题异常突出，能否驾驭它是对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并期望动员社会力量将其转化成现实秩序。然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内容和特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成纵横交错的矛盾网络。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实践中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成为治国的主题，更是治国哲学的新命题。
始终坚持认为：“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p.133）“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p.109）
1957年2月，在认真分析中国具体情况，尤其是在1956年后探索和试验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提出新问题、新经验，撰写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处》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创造性地提出并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每个原理、概念的阐发都颇有针对性，展现了特有的实践理性风格。文章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在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3](p.767)。《正处》勾勒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理论，丰富了他的治国哲学。
第一，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高度强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同时，传递出“人治”的理念。1957年1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就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4](p.348)。在探讨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问题时常使用两个词，即“解决”和“处理”。使用“解决”时常含被动语态；使用“处理”时更多强调主动因素。由此可见，《正处》的主题是引导人民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学会在实践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本领，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其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忽略了制度设计的刚性保障，用当下的“法治”理念解读，较多显露出“人治”的色彩。
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向自然界开战”[3](p.770)，把人与人关系的规律套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过度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处》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3](p.797)。通过向自然界开战的形式，“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p.770)。殊不知，与天斗与地斗属于自然斗争，与人斗属于社会斗争。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矛盾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多了几分敢想敢干，少了几分对客观规律或者说对自然必要的正确认识与敬畏。《正处》希望通过增产节约来精简机关和下放干部，同步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重大意义，从而一揽子解决经济、政治问题，在改变穷国落后面貌的同时克服主要存在于干部中的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等危险倾向。模糊了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在形式、手段上的区别。
第三，在处理国与国或党际关系上，倡导尊重差异，却无意间弱化了开放意识。从实际出发造就了的自主性思维，这表现在他的治国哲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主线。尽管《正处》未出现“独立自主”几个字，但通篇洋溢着独立自主精神。从哲学意义上说，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自身，发展的动力在于自身的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必须依靠和发挥内力作用，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独创精神。在独立自主与依靠外援这两个矛盾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主体、主流和本质。不仅在中国的建设实践中笃信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推己及人，指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3](p.789)。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独立自主”仿佛影响了的“开放”视域及其现实选择，在提到“向一切国家好的经验学习”时，强调突出“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3](p.798)。忽视“开放”的自主选择性致使在实践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难以贯彻，尤其是当苏联经验暴露出问题时，只能必然地关闭“开放”之门。
二、治国哲学中的个性思维特征 哲学系理性思维成果，但并非纯理性的结果，因为一切哲学思想都无法撇清哲学家的个人因素，哲学家的个人经历、性格、气质、品质都会影响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当时的领导体制下，的价值取向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威价值，哲学观点也超越了个人学术思维范畴，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乃至左右党的集体思维方式。
第一，的治国哲学蕴含了强烈的斗争思维。经常使用“矛盾”这个词，在他的辩证法中，斗争性是永久的。他坚持认为自然和政治现象，都要服从斗争或矛盾引起事物变化这一共同的发展规律。他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潜在的矛盾，会导致人们只满足于现状。正确的做法是要不断强调一分为二，突出斗争的持续性，统一与平衡的暂时性。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尤为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并主张用一种思想方式来反映世界上斗争的存在。因此，辩证法裹挟其思维方式渗透在他涉足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之中，矛盾、斗争、辩证法构成了他的中心理论。我们知道一种思维常常是与一种体制相适应的，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因为角色变了，制度也不同了，思维也应当由革命时期“斗”“破”思维转向“立”“和”思维，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理念。由于忽视斗争性的时代前提，为此后处置矛盾失当埋下了伏笔。
第二，的治国哲学是政治伦理型的，以伦理为中轴是其思维特点。从哲学形态看，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在的治国哲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青年时代的，就怀揣着改造哲学重构价值判断系统的理想。早在1917年8月，就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p.49)从中可读出三层含义，第一，哲学作为认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必须适应时代需要，去总结和汲取这些新成果；第二，改造社会应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入手，哲学伦理学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才会根本改变；第三，将哲学从被禁锢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少数精神贵族垄断为广大群众摆脱精神奴役的思想武器，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哲学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肯定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在理论上论证了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建国初期，开启了哲学改造之旅。哲学普及与解放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革命和建设寻找答案。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作为一种学说的倡导者，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家……他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东方道德标准的哲学家。”[5](pp.252,253)为推动哲学的群众化和大众化，针对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状况，批评了轻视哲学和将哲学神秘化等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首先要破除哲学的迷信，其次要改造哲学教科书，以通俗的语言、切身的经验实例、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表达抽象的哲理。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出色实践者。
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活动，很多哲学词汇、哲学常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逐渐在群众中普及、扎根。诚然，哲学深入群众的程度必须视哲学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定。有外国评论家认为，不了解哲学词汇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生活[6](p.75)。不可否认，核心价值调控和制约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但也须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体系须臾不可剥离法律、制度等要素。治国实践中，重价值轻制度无论如何不可取。
第三，的治国哲学体现了敢想敢干的速决性思维。所谓速决性思维，即在思维的导向和价值取向上倾向于立即解决问题，速战速决。与的战斗性一样，速决性思维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和对主观能动性的推崇。速决性思维可缩短决策过程，奏效快，然而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程度极高，决策的“边际效应”和“外部性”较难把控，在哲学形态上容易滑向主观性思维，强调主观努力，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主观随意性代替客观科学的论证，严重的话会蔑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从欲有所为到有所作为，乃至为所欲为。在治国实践中会倾向靠政策、决议治国，轻视法律支撑和制度支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自动的，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不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人类就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和从事主动实践，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换言之，就是在人的参与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除了具有绝对性，还具有相对性。
然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犹不及，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惨痛的教训。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坦言：“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7]、、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过分夸大主观规律性，忽视客观条件酿成的失误。建国初，无产阶级依靠政权力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生产资料等均采用国家所有形式，归国家支配，仿佛政权的意志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起决定作用，可以忽视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向经济发号施令，可以不顾自然规律，粗放发展，任意攫取资源，等等。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指导职能的绝对化。
三、忽视制度转换，治国哲学滑向哲学治国 治国固然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然而，治国哲学属理论思维层面，它不能替代制度建设，政策也不能取代法律，若将治国哲学误读为哲学治国，直接用于实践操作，极易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失误。《正处》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但在著作发表后不久，先是发生整风和反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之在经济建设方面发生了严重偏向。反思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理论与制度不同构，直接用哲学成果指导社会运行，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高度抽象，包含着我们认识现实问题所要寻找的答案，但哲学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方案。哲学成果需要具象的转换才易于实践和使用。如观念形态的治国哲学，只在理论上论证事物的内在联系，要实现从思维层面向操作层面的转化，使之从“应然”变为“实然”，尚须制度依托。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制和制度载体，具体化为各个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作用于政治、经济过程，发生实际效用。否则，直接用于实践领域，缺乏可行性。这实质上是方法问题，一向推崇实践方法，常讲“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8](p.1440)；“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6](p.54)。也赞其“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9](p.335)。“平衡论”是的重要哲学观点，他反复强调“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这种平衡“会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3](p.769)，“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客观规律……是经常的、绝对的”[10](p.111)。平衡不是天然的、固有的，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这里，不断打破平衡，寻求发展的哲学推导是成立的。然而，过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关系，淡化互补关系，忽视了和谐也是一种平衡的社会机理。在实践中试图用不断革命的方法去促进生产的发展，不停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味地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步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制度建设乃系统工程，最忌轻率和急于求成。辩证法首先是观点，然后才是方法。哲学上的方法论，与通常所讲的方法分属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属于世界观层面，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方法原则；后者则是哲学方法论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中的转化形态，是实际工作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方式或手段。
第二，缺乏制度转换，导致在哲学观点和现实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现象。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p.16)感性认识通过抽象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通向实践需要以试验为手段。以一个哲人的热忱关注人类、自然和宇宙问题，较好地完成了第一个过程。然而在治国理政的实践环节，却数度暴露出问题，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如，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没有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2](p.305)。“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12](p.307)在实践中却忽略矛盾的实在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缺少激励机制的“大锅饭”，不仅显失公平，也无益于提高社会生产率，阻碍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又如，他时常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2](p.288)。哲学乃理论范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密切联系实践，任何思想的自满及其绝对化势必导致僵死的教条和独断。因为认识是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哲学思辨的素材不断丰富，哲学思考亦无止境。这是推动哲学改造的一贯原则。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初步展开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发生了某些脱节[13](p.531)，骄傲了，急躁了，以至于说，我们说的、做的超过了马克思，超过了列宁；辩证法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他自己这样讲，理论宣传中，则讲得更凶。都是创造性发展，谁说半个“不”字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4](p.599)。“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干过许多蠢事”[3](p.833)。
第三，忽视制度转换，导致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8](p.1298)“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8](p.1286)这里阐明的是党的政策策略同党的认识过程和全部实践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如不能处理好政策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就无法为社会运行提供良性的稳定机制。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形势的复杂多变，开始感觉法制不如政策灵活、应变快，在公开场合片面强调会议决议和政策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在法制问题上，甚至提出负面影响极大的观点，直接导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相继撤消了司法部、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出现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的倾向。
回顾历史我们悟出，“善政”和“善治”皆取决于“善制”，靠“人治”远不及“法治”。必须处理好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政治民主的健康推进。
参考文献：
[1]刘思齐.的哲学世界[M].北京：中国书店，1993.
[2]文集（第8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李蓉.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5][美]罗斯•特里尔.的后半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6]鲍学根.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7]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17,30日）［EB／OL］.
[8]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西方学者论思想[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4]许全兴.与二十世纪哲学革命[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高中政治哲学矛盾知识点范文2
【关 键 词】实践论 矛盾论 创作背景 理论来源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哲学论著中两部重要的代表作，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思想的理论基础。“两论”是经典的理论哲学作品，标志着从一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一跃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合理的扬弃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本文从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两论”，以便全面研究“两论”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一、“两论”的创作背景
“两论”是1937年4月至7月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部分章节。《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是7月份讲授的；《矛盾论》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是8月份讲授的。“两论”在抗大讲完之后，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将整个讲课提纲进行了整理，经同意，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式印发。目前保存最早的是1937年9月的油印本。“两论”部分结构内容较为完整，基本上形成独立论文，因而又以单行本形式油印出版，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就已经广泛流传。
“两论”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并非偶然，其产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立起来的，成立伊始既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表现出来了卓绝的英勇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既无充分的理论准备，又无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对于革命斗争中敌我友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扑朔迷离的变化势态也缺乏正确的策略和应变能力。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为了挽救我党、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及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左右倾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及时地批判，其不良影响还严重存在着。当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又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复杂势态中，国内外各种矛盾相继产生，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面对这种情况，以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路线，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主义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如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做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要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只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左右倾主义的不良影响，必须要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清算。“两论”便是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党员，提高全党的理论认识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工作水平。发表“两论”时的题解明确指出“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两论”经本人亲自修改后重新发表。《实践论》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收于《选集》第一卷中；《矛盾论》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收于《选集》第二卷中。1991年《选集》再版时将《矛盾论》收于第一卷末篇。
同“两论”初创背景一样，“两论”在50年代初重新发表时所作修改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编辑出版《选集》的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形势的需要。其一，它为在建国初期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特别是哲学理论学习运动提供学习文献。其二，它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提供思想武器。其三，它为新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两论”的理论来源
马列著作是“两论”理论的直接来源。一贯重视对马列著作的学习，自1920年第一次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就一直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学习马列著作。在大革命时期，已经直接或间接阅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部分章节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时期，能够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对得到的马列书籍很珍惜并反复阅读。据刘英与吴黎平的回忆，在长征途中一直携带并反复读过的马列著作有：《反杜林论》、《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甚至生病躺在担架上也在读这些书籍。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收集了大量马列著作，其中有《资本论》、《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马列著作并写下了数以万计的心得、札记和批注，其中许多就是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
《实践论》中直接用了马列著作的九条引文，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列宁的《怎么办？》，从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各引用了一条。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一书摘要》中各引用了三条，这些引文主要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人的认识来源、发展过程、真理的两重性和检验真理标准的论述，既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又强调了认识发展过程的辩证法。《矛盾论》中直接用了马列著作的十五条引文，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黑格尔一书摘要》、《共产主义》、《黑格尔第一卷一书摘要》、《再论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错误》、《怎么办？》、《对布哈林一书的评论》中各引用了一条，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引用了两条，从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引用了六条。这些引文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矛盾观、发展观、联系观的论述，在《矛盾论》中融合吸收了他们的观点，并将其充分地发挥。
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两论”的思想来源。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在小学时代就熟读“四书”、“五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执著的追求。青年时代在长沙读书期间，阅读了《史记》、《汉书》、《唐书》等，的一生中，都保持着对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及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
《实践论》阐明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的问题。中国历代哲学家都使用知行范畴来讨论认识的问题，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认识论体系。孔子、孟子、朱熹等人先后主张知先行后的唯心论，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孟子提出“人之能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行为后”，主张用直观、玄想以致知行理。与此相反，墨子、荀子、王夫之等人主张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墨子认为“是与天下之所以察之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荀子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於行之而止矣”，王夫之认为“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在《矛盾论》中批判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唯心主义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科学地阐明了知和行的关系。正如本人所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知行关系的问题，只有到了《实践论》才讲清楚了。
《矛盾论》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家很早就提出了矛盾范畴，用矛盾范畴来表述客观事物的矛盾关系，并且还试图用矛盾的观点来研究和解决自然、社会和人生关系的问题。《易经》曾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曾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先后相随”，王安石、叶适等人还从时间、过程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性。我国古代哲学家还朴素地提出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道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我国古代哲学家对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关系也作了一定的论述，“两不立则一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成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合二而一者，为分一为二所固有”。我国古代哲学家对矛盾普遍存在性、矛盾共性、个性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性、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朴素的论述，其中有合理性思想，也有局限性或糟粕思想。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思想，科学界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双方主次有别的合理思想，批判了矛盾双方地位固定不变的错误思想，全面地阐释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合理思想，摒弃了忽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行和对事物发展加以限制的错误思想，阐释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矛盾精髓问题；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斗争性的合理思想，摒弃了循环论的错误思想，揭示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尽管《实践论》、《矛盾论》产生于70多年前，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针对的主要问题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其科学价值，“两论”所蕴涵的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能正确把握“两论”的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就不能真正理解其价值，就不能真正了解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也就不能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应该珍视这一科学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9
[3]参见龚育之等.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26
高中政治哲学矛盾知识点范文3
一、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认识文化现象
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其中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文化生活无论从整体单元结构安排，还是从很多具体文化现象分析，都渗透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思想。
从单元框架看，文化及其意义、文化传播、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是从一般意义上讲述文化的有关专题；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内容则立足中国、着眼特色，是从个性意义上讲述中华文化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相关知识。从内容呈现的顺序上遵循了在普遍性指导下认识特殊性的方法。
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也体现在对许多具体文化现象的分析中。如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由于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实践有其共性，有普遍的规律，所以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但是，各民族间经济、政治、历史、地理等多重因素的不同，又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又是世界的，文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二、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理解文化现象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因此，文化无论其产生、发展、创新还是其作用意义无不体现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从文化的产生来看，文化是人所创造的，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从文化的发展和意义来看，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是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文化创新的根本标准。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引导、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此，生活与哲学在“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的内容中，也从文化角度作了分析：创新推动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创新实现的，社会主义文化也不例外。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理解文化知识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它包括：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2.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正确地预见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3.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这有助于学生理解文化的作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在文化力量的分析中就强调：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不同。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这正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哲学思想。又如，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这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完美诠释。
高中政治哲学矛盾知识点范文4
从考查内容方面来看，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考查的主要是关于《生活与哲学》中的内容，很少考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如果命题者想借用古诗词或成语考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那么在设置试题时多以古诗词或成语为引子来进行考查，即古诗词类的内容只起辅助作用。从考查形式方面来看，政治选择题的形式一般是题干+设问+选项。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的题干一般由古诗词或成语组成，在这些古诗词或成语中，一般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生活与哲学方面的原理。设问一般是考查题干中给出的古诗词或成语体现的哲理，设问中一般用“揭示”、“说明”、“体现”等指向性的动词。选项也就是有关哲学道理的叙述。从考查目的方面来看，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能综合考查考生运用《生活与哲学》《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对古诗词或成语进行领悟和鉴赏的能力。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考查的内容来源于教材但又不局限于教材，注重考查考生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
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题干中给出一句（个）古诗词（成语），下面四个选项中给出的是哲学道理，让从四个选项中选出与题干中的古诗词（成语）蕴含哲理相符的一项。另一类是题干中给出一句（个）古诗词（成语），下面四个选项中给出的也是四句（个）古诗词（成语），让同学们找与题干中的古诗词（成语）蕴含哲理一致的选项。第二类试题的难度较大，学生不仅要知道题干中古诗词（成语）蕴含的哲理，还要一一弄清楚四个选项中古诗词（成语）蕴含的哲理。
一、常见的古诗词及其蕴含的哲理
1.“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2.“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矛盾具有特殊性，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受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制约。
4.“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5.“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6.“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看待一个事物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7.“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8.“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9.“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10.“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对同一事物人们的反映有差别。
11.“冬青树上挂凌霄，岁晏花凋树不凋。凡物各自有根本，种禾终不生豆苗。”――事物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
二、解答技巧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解答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的一般方法：“三审”（即审题干、审题肢、审题干与题肢的关系）“三排”（即排误、排绝对、排重）法。掌握以上一般的方法之后，同学们还必须掌握解答这类试题的特殊方法。了解特殊方法之前应先知道这类试题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涉及政治和语文两个学科的知识，是一种综合性试题。正确解答此类试题的前提是同学们要有较好的语文功底，借助语文知识来正确理解和把握古诗词（成语）的含义。所以同学们在平常的学习或复习中要加强对这方面的训练，提高对文言文阅读和诗词名言的鉴赏能力。能正确理解古诗词（成语），还不一定能够选出正确答案。最重要的是，还要熟练掌握、理解哲学知识，找到古诗词（成语）与哲学知识的结合点。
高中政治哲学矛盾知识点范文5
“体现类”主观题是近几年高考试题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题型之一，因为它实现了背景材料和教材知识的有机结合，既能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又能考查学生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体现类”主观题往往是给出相关材料，要求考生根据设问要求对材料进行分析、概括，说明材料体现哪些教材知识。设问中一般会出现“上述材料蕴含（反映）了什么道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上述材料体现了什么”“如何体现”等指向要求。
【解题思路】
这类题型主要考查考生的归纳演绎和聚合思维能力。解答时均可采用简便易行的操作方法：“1+1=1”，即从材料中提炼一条信息，找一个对应的原理（观点）、知识，组成一个答案要点。
具体的解题思路是：（1）明确设问范围。即明确考查的知识是经济、政治、文化、哲学中哪个模块的知识，或某一模块中哪个具体知识。（2）获取材料信息。认真研读试题材料，获取有效信息：将材料划分若干层次，可根据材料中的标点符号（一般是句号或分号）来划分层次，也可对这些层次材料进行简要概括。有些试题还要从整体上把握材料，概括整个材料的中心思想。（3）调用教材知识。即调用有效信息所体现的教材知识，如经济、政治、文化、哲学中的某些道理、原理（观点）等，或调用设问知识范围中相关知识、原理（观点）。（4）梳理整合答案。即将有效信息（或中心思想）与教材道理、原理（观点）一一对照，二者相符的就是答案要点。作答时要做到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
【典型例题】
（2012年新课标福建文综卷第39第1小问）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当前弘扬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义利观，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材料一：人们对义利观的探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孙中山提倡“大义所在”，坚持革命和民族大义，反对“重私心而忘公义”；中国共产党倡导“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自身的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1）材料一中义利观的演变过程如何体现了矛盾观点？（12分）
【方法点拨】
本题以义利观的演变过程为切入点，考查义利观的演变过程如何体现矛盾观点。解答本题共分四步：
（1）明确本题考查的知识是《生活与哲学》中的矛盾观点。
（2）本题的关键词是义利观的“演变过程”，有效信息有：①人们对义利观的探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整体意思）；②以往人们对义利的观点（孔子主张、孙中山提倡和反对）是将二者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而社会主义义利观（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既看到了二者的对立又看到了两者的统一；③不同时代（孔子、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对义利观的看法不同（简要概括）。
（3）调用矛盾观点中的相关观点，主要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对立统一观点（全面观点），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等等。
（4）将矛盾观点与试题材料中提炼的有效信息一一对应，即是试题答案。（图示如下表）
设 问 原理（观点） 材料信息
材料一中义利观的演变过程如何体现了矛盾观点？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义利观的“演变过程”：人们对义利观的探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矛盾的对立统一 社会主义义利观既看到二者的不同，又看到二者的统一
矛盾具有特殊性 不同时代对义利观的看法不同
高中政治哲学矛盾知识点范文6
关键词：诗歌典故；生活化；哲学；教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34-0082-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34.044
高中生学好《生活与哲学》非常重要，因为生活处处有哲学，学好了哲学可以帮助学生增长智慧，可以帮助学生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过，理论性强且抽象的哲学不容易被学生所理解，更谈不上运用，多数学生学习哲学只是被动的识记，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学习积极性。
那么，怎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呢？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恰当地运用流行歌曲、故事典故、名言名句、古诗词、寓言、歇后语以及生活中的典型实例，就可以使原本抽象的哲学道理变得异常生活化、通俗化。这样，学生就可以在浅显易懂、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里读懂哲学，进而能够领悟人生，从而能够陶冶情操，提高道德品质，也就能实现《生活与哲学》这门课程的德育目标。
一、借助流行歌曲帮助学生理解哲理，讲练结合提高应用能力
很多通俗歌曲体现了一定的哲学观点，如《爱拼才会赢》体现了事物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春天的故事》体现了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山不转水转》体现了要用运动、变化、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苦乐年华》不仅体现了不同的人的立足点不同，还体现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等等。
在教学中，如果能够借助流行歌曲辅助哲学的教学，肯定能唤醒人的听觉系统，引起关注，形成良好的课堂气氛，有助于学生理解哲学原理。例如，在学习“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就可以播放或是请学生演唱歌曲《酒干倘卖无》，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包含了“天、地、家、你、我”等以及反映出这些事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与此同时，教师可适时地给学生讲述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指出歌词描述的父女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联系，说明一切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师生共同归纳总结，认识到联系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而且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联系之中。
二、由故事典故引入，阐述哲学原理
哲学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还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面对实际生活，面对实际问题，所做出的解答都需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科学的解决方法，也最终能够圆满完成。在教学中讲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知识点时，我是先给学生讲一个“傻儿子”的故事：
古时候，有个秀才生了个傻儿子。一日，得知朋友要来拜访他，为了证明儿子不是傻子，他决定让儿子去显摆一下，还提前特意给儿子教了四个问答题：第一题，问：桃树怎么没了？答：让我砍掉卖了。第二题，问：牛怎么不见了？答：兵荒马乱的给弄丢了。第三题，问：钱怎么这么多？答：爹妈辛辛苦苦挣得。第四题，问：你怎么这样聪明？答：那当然，我们家世代如此。交代完了，秀才满怀喜悦地让儿子去招待客人。客人也确实问了四个问题，不过问的内容却不是他父亲教给的，而傻儿子回答的却是一成不变：第一问，你的父亲怎么不在？儿子答：让我砍掉卖了！第二问，你母亲呢？儿子答：兵荒马乱的给弄丢了！第三问，你们家门前的牛粪怎么这么多呢？儿子答：爹娘辛辛苦苦挣得！第四问，你怎么这样讲！儿子答：那当然，我们家世代如此！
学生听着会心一笑，想必业已理解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含义。紧接着，教师继续启发：傻儿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回答呢？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他根本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教师再跟学生讲清楚所蕴含的哲学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质是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来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三、名言名句体会哲理，对学生进行思想情感教育
上下五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存有大量的名言警句。而这些名言警句对于学生理解体会抽象的哲学原理有着启发作用。例如，刘备讲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实际上体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哲学原理。这句话的本意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件好事小而不去做，也不能因为一件坏事小就去做。而恰巧绝大多数高中生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由量变引起质变，当然首先是从量变开始的。同样，一个人的堕落变质往往也是从做很小的坏事开始，慢慢地、一步步走向违法犯罪毁掉一生。故而，我们必须做到防微杜渐，把坏习惯、坏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绝不能对生活中的那些所谓的“小错误、小缺点”不管不问。而同样的道理，能成就大事的人都是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因此，我们要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地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是微乎其微，只要是对别人或是社会的发展有益的事情，而千万不能因为事小而懒散不动。
四、用古诗辅助理解，渗透思想情感教育
在讲授到事物的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学生学过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两句诗。首先，教师要重点帮助学生理解这两句诗的意思。然后，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这两句诗中体现的哲学原理，明白在面对庞杂无序的事情时，不能糊涂，首先必须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且集中力量去解决。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中的“重点论”的。最后，教师还要趁机进行思想情感教育，对于青少年来说主要矛盾就是努力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其他的，如过早地谈恋爱、迷恋网游等坏习惯都是不好的，这就是典型的没有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体现。
列举的以上种种都是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的，而且应用上述几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启发、教育，确实能够起到变难为易、由浅入深的作用。这样，教学效果十分明显，学生的学习也很积极，有利于学生对哲学原理的理解和应用，最终的教学成绩与质量也肯定不会差，还能有效地进行思想情感教育。
总之，哲学并不神秘，哲学也并不遥远，哲学源自生活，哲学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哲学课的教学中，恰当、巧妙地运用一些贴近生活的素材，如流行歌曲、故事典故、名言警句、古诗词等就可以使原本抽象的哲学道理化难为易化深为浅，促成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还能领悟高深的人生哲理，进而实现了思想政治课的德育目标。这是我们所有高中政治教师值得一试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