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根本出路范文1
关键词：失地农民；就业困境；就业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导致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实现失地农民转移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关键环节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困境、失业原因、就业出路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对有效促进失地农民转移就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维护农村长期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一、失地农民的就业困境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维持家庭生计的可靠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就等于丧失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失地农民的就业出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现阶段我国失地农民转移就业却面临着诸多的困境。
1.就业安置难。《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做了具体的规定，安置方式主要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用地单位安置以及货币安置3种：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方式的风险较大。比如集中开发式安置模式，由于农村集体生产经营项目存在权责不清楚，运行不规范、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经营风险较大，一旦出现亏损甚至倒闭的状况，就会造成农民失地又丢钱。第二，用地单位安置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一方面，随着城市建设加快，用于市政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等非生产性项目的越来越多，难以提供大量岗位安置失地农民。第三，一次性的货币安置方式存在很大弊端。这种安置模式是指征地部门将征地补偿费用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给被征地农民，让其自谋出路。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很难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生计问题。
2.就业质量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技能型、专业型人才紧缺与农村综合能力低下劳动力剩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差，竞争意识不强，整体素质难以满足市场需要。失地农民与就业岗位对接难度增加，“有人无岗，有岗无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
3.就业竞争力弱。失地农民属于非自愿转岗人员，其整体素质甚至低于自主流动的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就业最困难的主要有三类群体：一是大龄失地农民。由于年龄偏大，择业观念比较保守，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难度较大，要转岗就业十分困难。二是文化程度偏低者。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其在就业中的学习能力和适应力差，非农就业的成本较大。三是女性劳动力。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一半。在劳动力成本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身体素质不同，用人单位更倾向于雇佣男性劳动力，这样就使得女性劳动者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4.就业保障差。第一，工资薪酬低，几乎没有福利。大多用工单位把最低工资线作为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有的甚至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与物价上涨部分相抵消后，农民工工资实际上是负增长。三是福利少，由于现行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均衡、不对接，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很低，失地农民可以获得的社会福利呈现为制度性缺失状态。第二，用工不规范，劳动权益无保障。一些用工单位为逃避责任，降低用工成本，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了合同，合同内容也只是单方面强调用工单位权利，规避有关的法律责任。
二、失地农民就业难的原因剖析
1.心理原因。失地农民就业意识与市场要求差距较大造成了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城郊失地农民因为其区位优势，不愿屈身于一般性就业，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劳动报酬期望值较高。新生代的失地农民对职业要求较高，不愿从事工资低、工作累、条件差的工作。另外，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有靠政府解决就业问题，要政府安排工作的依赖思想，缺乏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2.能力原因。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难以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镇劳动力进行公平竞争。这样就增加失地农民非农就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失地农民原本从事的是直接农业生产劳动，大多数失地农民都无一技之长。专业技能缺乏导致失地农民难以适应工业化程度较高企业的用工需求，成为制约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一大瓶颈。
3.市场原因。目前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待业人数庞大，包括城镇下岗职工、转业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等待业群体。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每年大约900多万，且不考虑失地农民和其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城镇就业岗位缺口就已经达到600多万。另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投资减少、出口下降的冲击下，劳动力市场拉动就业能力进一步减弱，一定程度上对新增失地农民就业产生挤压效应。面对竞争激烈、供大于求的城市就业市场，失地农民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三、失地农民就业出路的政策建议
1.加强教育培训，增强就业能力。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体系。通过建立“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就业培训体系，让失地农民真正掌握实用的职业技能，提高转岗就业能力。
农业的根本出路范文2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针对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现象，温铁军分析道：“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15%，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15%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同理，面对8亿农民，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或者政府补贴农业，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因此，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2010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的8183亿元。但是，假定这些投入全部是对农民的补贴，平均每个农民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综上所述，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农业的根本出路范文3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意见》，对农村工作又进行了年度安排。中省市相继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对《决定》和《意见》，分别进行了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去年，市委、县委全委会，比中央早一步对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综合这些重大部署和重大决策，下面，我讲四个方面的意见。有些意见，在以往的会议上已多次讲过，今天再集中整理，作以强调。
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三农问题的严峻性
解放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的三农工作同全国一样，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这是事实，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尽管如此，为什么说三农问题仍然还十分严峻呢？到底严峻在哪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严峻。
严峻之首，就是农民收入问题严峻。收入低，收入少，且不稳定、不持续。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764元，洛南2402元，相差2362元，占50.4%。全省3136元，低734元，占76.6%。1978年，洛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5元（全国134元）。30年来，咱们每年平均净增76.23元，将2362之差，除以76.23，得数为30.98。也就是说，截至到去年，我们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相差30.98年。我们忙了30年，反而相差近31年。假设我县今后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净增400元，到2020年，与全国平均水平静态相差12年，动态相差20年以上。与全省还差至10年。同志们，问题严峻不严峻？
严峻之二，就是三农自身问题严峻。集中体现在：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农业弱，即脆弱。全世界的农业本质特征都是一样的，都是弱质产业。弱就弱在，其天生就脆弱。病不得旺不得，旱不得涝不得，热不得冷不得。农产品多了也挣不了多少钱，少了自己还要吃又不能换钱。加之，我们的农业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的靠天吃饭阶段，产业化还未形成，水利、农机、防病等外部条件，还远远不够。农村穷，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虽有很大改善，但与生产、生活、生态之需差距很大。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管理和服务虽有较大改善，但与农村之所需差距很大。“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随处是厕所，常年不洗澡”，“农村象非洲”，就是穷的生动写照。农民苦，苦就苦在，油、盐、酱、醋、肉、蛋、奶等基本生活条件，在“凑合”的档次上摇摆。衣、食、住、行、教、医、保等基本生存条件，在“将就”的标准上徘徊。今天能够温饱，明天不一定能够小康，甚至还返贫。从早到晚，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日子仍然难过。三农自身的这些问题，不仅严峻，而且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严峻之三，就是城乡差距问题严峻。二元结构的鸿沟，无论是单项鸿沟、各项鸿沟，还是综合鸿沟，比改革开放之前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拉大了。仅以城和乡居民收入为例。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5元，收入绝对差为228元，相对差为2.98∶1。而年全国为15781元，我县为2402元，绝对差13379元，相对差6.57∶1。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帐面”上的差距，如果要把城里人明的、暗的各种福利、保险、津帖等再算上，实际差距，专家估计在10左右。而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警界线为4∶1。可见，城乡差距形势，应当说异常严峻。
严峻之四，就是制约和影响着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农村是大头，农民是大头，农村不小康，农民不小康，何谈洛南小康。小康社会是“比较殷实”和“安然度日”的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小康的国家主要标准是：“人均GDP2.5万元”，我们还差18336元。“非农产业就业比重60%以上”，咱们还差11.2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支出比重）“城镇应在30%以下，农村应在40%以下”，而去年，洛南城镇居民为40.6%，农村高居46.9%。“农民人均纯收入8000元”，我们还差5598元。“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达到100%”，而咱们刚刚起步，标准还低，并且还有很多就没保险，是空白。“人均受教育年限应达10年”，而咱们才6年多，等等。可见，细帐不敢算，差距不敢量，小康社会建设路漫长。
严峻之五，就是危害和影响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城乡差距越大，区别越大，社会仇富心态就会越浓，社会不公平因素就会越多。作为经济问题的三农问题，就完全可能漫延、升级，甚至恶化为政治问题，诱发重大不安、不稳、不祥事件，那将彻底动摇构建和谐社会的根基。
以上这五个严峻，足以充分说明当前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其中，农民收入低、收入少，是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是所有严峻性之根源，之命穴，之总钥匙。必须从着力解决农民收入入手，破解三农之困，破解三农之难，破解三农之急。对此，各级党委政府，都必须深刻认识三农工作的严峻性、现实性和突出性，必须深刻认识党中央、国务院将三农工作定性为“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针对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必须深刻认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向、根本出路和根本举措。否则，我们将对不起农民，对不起历史，对不起组织。
二、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们中国的三农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是世界级难题。因为，除了农业都是弱质产业，农村都穷，农民都苦，与国外基本相同之外，咱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国情，即总体上“僧多粥少”，不少地方“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这样的特殊困难，给本来就难以解决的三农之难，难上加难。从历史的角度讲，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忙活了四五代人近百年，实际忙活的都是同一件事——农民问题。其区别是：1949年之前解决的是农民“政治翻身”问题，而1949年之后解决的又是农民“经济翻身”问题。难怪洋洋几万字的《决定》，提出了“三个之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缓慢，最需要加快。纵观世界各国，总结60年特别是30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概括起来无非就这三条：第一，农业，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化；农村，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农民，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第二，就三农抓三农不行，必须跳出“悟空圈”，跳出三农抓三农，只有这样才能有质的突破。第三，任何片面地、单打一地解决农业，或者单打一地解决农村，或者单打一地解决农民问题，也不行，还要组装搭配，必须打组合拳，打套路拳。形象地说，解决我们的三农问题，不能演“独角戏”，不能跳“独角舞”，要唱“大合唱”，要跳“集体舞”。
产业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因为，农业不仅天生就脆弱，而且利润很薄，甚至无利、亏本。道理很简单，不加工不升值，不包装不值钱，不销售变不了钱。即便是包装了、加工了，由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也难以形成竞争优势。“黑毛猪家家有”，“你有我有他也有”，都是大路货，难以形成独家优势。什么叫产业化，通俗地讲就是：产品、加工、销售、商品一条龙。没有卖出去的农产品都叫产品，不叫商品。只有卖出去的产品才叫商品。只有嫁出去的女儿，才叫媳妇。没有嫁出去，就不叫媳妇。之所以要对农业实行“产业化”改造与提升，其真谛、其窍门、其“祖传秘方”在于：只有进行产业化，才能把“产品”变成“商品”，把“贱的”变成“贵的”，把“小生产”变成“大产业”。对于我们，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只有产业化才能够把“绺绺田”的千千万万个“小农户”接到、联到、推到“大市场”。只有进行产业化，才能通过“链条”由“园子”延伸到“贩子”，延伸到“厂子”，延伸到“盘子”。另外，由于农产品还有“工业原料”、“生物质”、“生物基”的功能，同样的，也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由“园子”延伸到“厂子”、延伸到“罐子”（化工生产）、延伸到“盒子”（医药）、延伸到“车子”（燃料），等等。唯有“产业化”，唯有动“大手术”（推广良种、调整种养业结构、标准化种养等也有效，但仍然是小处方，是小利），才能从根本上将剪刀差之差尽量减小。才能将农业变成可以在市场中立得住、活得旺的，会游泳、经风浪的成熟产业。退一步讲，既就是农业产品实现了产业化，仍有不少还是薄利，并不是暴利。我们好几个农业龙头企业，一年一年又一年，迟迟不能投产，表面上看是没有钱投入，实质是有钱的大老板不愿投入，银行也不想凑这个热闹。如果说，农业龙头企业利大利厚，那为什么解放60年了，全县、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农业龙业企业仍很少、很小。而钼矿、金矿等，为什么还要托关系，走门子，挤破头地要开矿，要办厂。为什么一说就建，一建就起，投多少钱都能拿得来。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抓农业、抓农业产业化，真难。
城镇化，是农村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实质上是加速推进和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增加城乡居民就业岗位，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合理地向城镇转移。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城镇经济实力的增长，帮助城乡居民增加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综合素质，改善生活质量，加快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共同富裕。按照经济学家研究的规律，城镇化过程可分为初期阶段、加速阶段和后期阶段三个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为初期阶段：处于前工业化社会阶段，经济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城镇数量少，农村散居占主导地位，城镇人口增长缓慢，发展时期漫长。城镇化率高于30%为加速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镇集聚，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地域大幅度拓展，进入工业化社会，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后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60-70%以后，进入城乡一体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第三产业逐步占主导地位。去年，咱们的城镇化率达到33%，三产结构为32.6∶38.3∶29.1。说明我们刚刚步入城镇化的加速阶段。现阶段，我们必须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把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二三产业的产业拉动效应和就业拉动效应，力促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随着板洛高速今年上马，洛南融入西安经济圈、融入华山旅游圈的外部条件即将成熟，加之洛南拥有“粮仓金山”、“背靠华山”和独特的避暑资源等优势资源，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决心，把二三产业拉起来，促上去，大力加快城镇化进程，大大拓展“农村人”的生存空间，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比重，大大地反推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以中心镇为纽带，以重点村为支点的城镇化体系。
非农化，是农民的根本出路。种地只能解决温饱，守在农村最多只能解决宽裕。想要富裕，要想小康，甚至将来过上“大康”殷实富足的生活，农村实在是资源有限，“装不下”，承载不下。只有非农化才是彻底解决过剩、过多的农村人口的根本措施。我县有40万农民，如果囿于、闭于、锁于现在的地里、沟里、村里，无论你怎么折腾，断然不可能使我们的农民兄弟全面、彻底走上小康，走上富裕之路。因为，“生我养我”的资源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持之以恒地走培训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之路。非农化的具体途径主要有四条：一是大力兴办工业。吸纳农民，变农业工人为工业工人。二是大力建设城镇。在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镇“外壳”、“瓜皮儿”的同时，还要研究解决“瓜瓤儿”的问题。出重拳，逐步拆除城与乡之间的篱笆，冲破“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的“围墙”，实现城乡之间来去畅通，政策平等。积极吸纳农民进城入镇，从事第三产业，主要是经商作买卖，还有当各种各样的三产服务员、技术员、保洁员、修理员、信息员、咨询员、美发员、经纪人、广告人、文化人等等。三是走出去，打江山。包括考学在内，走出洛南，闯荡江湖，换脑子，挣票子。不想回来，定居在外，想回来，就不要受“故土难移”的束缚，定居县城，搞二产，搞三产。四是离土不离乡。就近从事非农产业，如办乡村游、跑运输等等，就近从事各种社会化服务。一句话，就近从事非农业的“360行”。通过这四条路子，一批又一批地转移，一年又一年地积累，对农村人口“消肿”，对高边远的甚至“腾空”。把有限的土地和山水林木等资源让渡出来，让少数人大规模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从根子上解决“僧多粥少”的问题。只有“人少多种地”、“种好地”，靠种地才有可能实现小康，走向“大康”。这，就是非农化原因之原因。
三、必须进一步明确增加农民收入的“洛牌”骨干产业
要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项目在哪儿？财源在哪儿？要逐级、逐村算细帐、算清帐，订规划、下任务。不能打忽悠，不能嘴对嘴空喊。要丁是丁，卯是卯，往实里砸。农民挣钱点、收入点很多。有“芝麻”，也有“西瓜”。县、乡党委政府都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丢了“西瓜”，捡“芝麻”。党委、政府上手抓的增收项目，必须是覆盖面大、拉动力强、增收稳快的骨干财源。好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和积累，目前已经形成了切合我县实际的畜、桑、果、烟、药、劳务六大“洛牌”特色产业。条件是具备的，项目是成熟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去捣腾，如何去落实。要把农民增收六大骨干项目抓好，要有分有合，分上下两头抓。县乡联手，以乡镇为主，抓产业基地的落实，县委、县政府主要抓龙头企业建设。
到2012年，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年的2402元，增加到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4500元，部分乡村要力争达到5000元，平均每年增加524.5元以上，为2020年赶上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创造条件。这一目标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形势所迫，全省、全国大局在此，咱们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要完成这一繁重的历史使命，要按照上下两头抓的思路狠狠地抓。
在乡镇这一头，主要是集中火力抓基地。抓基地，就是抓“第一车间”，就是抓农村的工业原料基地。一是生猪。由去年的两个65万头，发展到两个100万头。即饲养量抓到100万头，仔猪出栏抓到100万头。人均饲养生猪2.5头，人均出栏生猪1.5头，每头收入300元，小计450元。人均出栏仔猪2.5头，每头收入300元，小计750元，人均从生猪项目中收入1200元。二是蚕桑。由年的6.9万亩发展到12万亩，人均3分桑，每分桑收入200元，3分收入600元。三是核桃。2007年全县核桃420万株，人均10株，届时都能挂果，一株核桃平均产4斤，1斤卖10元，10株400元。同时，再发展180万株，达到600万株。四是烤烟。发展到10万亩，1亩收入1000元，人均250元。五是药材（或薯芋）。发展到10万亩，一亩收入1000元，人均250元。六是劳务。稳定输出10万人，每人年收入6000元，一家4口平均一人1500元。这六大产业总收入合计为4200元，占4500元目标任的93.3%。这还没有算粮食、大豆，鸡、牛、羊，瓜瓜菜菜，以及转移性收入，等等。简单的老婆帐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紧紧地、狠狠地抓住六大产业，抓住骨干财源，就完全可以实现4500元目标。如果不算细帐，靠想象、凭感觉，老是觉得可望而不可及，总是觉得不可能。正象“十一五”初，即2005年提出到2010年实现财政收入翻一番达到2亿元一样，当时大家都觉得难度太大，不敢想象，结果2007年提前三年就实现了。
从县上这一头抓，主要是集中火力抓龙头企业。为了给家家户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之间，筑一道“防震墙”、“防火墙”，防止出现卖难、难卖问题，最大限度地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县上要狠狠地抓“4+2”“六条龙”，即生猪屠宰财安公司一条龙，缫丝加工九州公司一条龙，核桃加工飞鹏公司一条龙，洋芋加工成华公司一条龙，以及烟草收购准龙头公司，秸秆造纸（分类是轻工业，但原料来自农业）准龙头公司。如果成华公司投产，可将药材退下来，将薯芋纳入六大产业，这样在六大特色产业中除劳务外，就有“五条龙”舞着撑着拉着猪、桑、果、烟、薯五大产业。再加上造纸公司这条龙，还能将麦秆、烟秆、玉米秆，杨树、柳树、杂木树，草草秆秆都挣钱，我就不信，基地建不起来，产业拉不起来，钱袋子鼓不起来，4500元拿不下来！
四、必须进一步明确增加农民收入基本方法和抓好农村工作基本要领
增加农民收入基本方法：就是“加减乘除法”，小学一、二年级学生都会的“四则混合运算法”。俗话说，车有车路，马有马路。农业的出路是产业化，农村的出路是城镇化，农民的出路是非农化。“四则混合运算法”，就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牛鼻子”，为“抓手”，为“拳路”，拉动产业化、城镇化、非农化“三化”并举。抓起“三化”缆绳，将其打包成捆，捆在一起。按照拳路打组合拳，打套路拳，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就是依托六大特色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减”：就是执行好各项强农惠农支农政策，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乘”，就是奋力舞起、舞好、舞活“六条龙”，千方百计向农业产业化要增加值、高附加值，要“乘积”效应、“乘方”效应。“除”，就是八方出击向城镇化、工业化、劳务产业、知识经济和一切非农产业，要就业岗位，要生存空间，要发展空间，把农民变成市民，把农民变成工人，把农民变成商人，甚至把农民变成大知识分子，变成“白领”，千方百计“除”去、减去、转移过剩、过多的农村人口，实现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向农民的“非农化”。
做好农村工作基本要领：就是“一二三四法”。大家都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党委政府以及县直各部门，在身处下面直接抓农村工作时，在身处上面指导农村工作时，怎么抓好，怎么指导好，都不能哑巴吃饺子——心中无数。根据中央近四五年以来涉农重大决策精神和现阶段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做好农村工作的基本要领，概括起来就是“一、二、三、四”“茄子辣子统筹法”。即一个中心、两类生产、三项管理、四种服务，共十大项。
“一”个中心：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中心。前些年，我们是以“扶贫开发总揽全局”。而现在，2002年以十六大为标志，我们已经踏上了奔向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以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标志，农村工作的“总纲”就是新农村建设。从起点、内容、标准、质量等诸方面衡量，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都高于、优于、全于、进于之前的“扶贫开发”之标准。简单地说，“扶贫开发”主要解决的是“温饱”，而“新农村建设”主要解决的是“小康”。复杂地说，新农村建设的标准适合于科学发展观的标准，适合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准，适合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标准。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农村工作，必须牢牢地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个总纲，这个中心。这个中心的内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五句话二十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生产发展”是这个中心的核心。
“两类生产”：即物质产品生产和精神产品生产。物质产品生产，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人口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产品生产。就我们的农村来讲，工业生产很少。大多数乡村现在还不具备办工业的实力、能力和条件。就拿县政府和县级部门来说，县上办一个厂子往往一办几年，困难重重，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乡镇乎？而农业生产，也不是瓜菜带什么都抓，乡镇重点抓畜、桑、果、烟、药五大基地，“一村一品”，以及三大战线造林。把这些抓好了，就是最大的“第一车间”，最好的工业原料。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乡镇办工业，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不予强求。而劳务，重点是抓组织、抓协调、抓培训、抓服务，实际上用不了多少精力。
精神产品生产，主要是对各类法律、法规、文化、技术、科技、信息等精神产品，引进好，消化好，吸收好，转化好，传播好，培训好。用法律、用文化、用科技，把“笨人”培训成“能人”，把“粗人”培训成“匠人”，把“懒汉”培训成“勤汉”，把“泥腿子”变换成“阔佬大亨”，最终把“农村人”变魔术、变戏法地变成“城里人”。一句话，把传统的农民，培养成“知识型”、“技能型”、“专业型”、“科学型”新型农民和新型市民。
“三项管理”：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
“四种服务”：即政策法律服务、生产技术服务、市场信息服务和社保社救服务。
以上这十个方面，构成了现阶段农村工作主体框架。茄子一行，辣子一行，很明朗。这十个方面，有主、有次，有主角、有配角，“十个指头不一样长”。其中“一个中心”、“两类生产”，就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中之重，就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做饭时调味的“盐为主”，其他都是酱、油、醋，就是一丛鲜花的“红花”，其他都是陪衬的“绿叶”，都是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的，都是“敲边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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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发展现代农业“三农”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只有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才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全面进步，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一、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是指世界上生产力最先进的农业。目前现代农业大体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经济发达国家已达到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根据世界农业的发展状况，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设备，代替人畜力的工具和设备；二是在农业中广泛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代替了过去单纯依赖经验的传统技术，农业生产已越来越需要依靠深入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三是农业生产日益社会化。其基本趋势是在农业企业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协作范围越来越广泛而密切，形成了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所有这一切，又使得对农业经济实行科学管理变得日益重要。
现代农业，从其结果看，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从土地生产率来看，单产大幅度提高。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在农业已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农业劳动力能够耕种几百亩、上千亩耕地。农村经济现代化是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工具装备来武装农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以及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来管理农村经济，从而把传统的落后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具有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农村经济。
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可从一些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中窥见一斑。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业劳动力份额由75%下降到10%，英国大约用了三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大约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日本用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农业劳动力份额从50%左右降到10％左右，法国用了一个世纪，日本用了半个世纪。
二、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在日益增长，农业必须实现持续稳定发展，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
1.发展现代农业是保障农产品需求持续较快增长的需要
从2006年的情况看，我国城镇居民对植物油、肉禽、蛋类和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分别比农民高15.5％、47.7％、133.3％和200％。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我国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必须保持稳定的持续增长。
2.发展现代农业是资源约束条件下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农业的生产条件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一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二是淡水资源短缺；三是近年来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
3.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我国农业要打破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提高资源和投人品的利用效率。
三、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发展思路
结合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实际及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要求，我国农业和农村今后的发展思路主要是：
1.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
当前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牢固树立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思想，在政策上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坚持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
2.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全面取消农业税收，对农民实行各项直接生产性补贴，中央财政建立对财政困难县乡和产粮大县的奖励补偿机制等。这些都标志着具有我国特点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
3.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产业化经营在一些地区就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又一次创新，它将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4.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2000年以后，国家逐步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农业的根本出路范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策
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确定的今后一个时期内带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体上可按照“一路”、“两制”、“三化”、“四项改革”、“五大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多层次予以推进。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创新发展之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三农”为对象，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与思想观念的创新，实现以创新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创新引领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创新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和标志是：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民、建设现代农村。
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引导农业走上“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产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的新路子。其中，“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是现代农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而“产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则是现代农业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注重运用现代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装备和改造传统农业，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及其向现实生产的转化能力；必须注重运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发展农村现代物流业，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及健全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必须更新发展观念，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鼓励发展“订单农业”。
培养新型农民，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懂技术、会经营、能管理、有文化、有组织、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农民，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培养新型农民的关键是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使作为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的农民具有较强的务工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能够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
建设现代农村，就是要彻底改变我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保守及脏、乱、差的面貌，并在那里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具体内涵和要求而言，生产发展，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效益的基础上，促进农业和农村非农经济的蓬勃发展。生活宽裕，就是要使全社会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并在生产不断发展和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的前提下，促使广大农民享有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就是要使全社会共同文明进步，并在不断克服传统生活陋习、加强精神文明创建和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使我国广大农村更加宜居。管理民主，就是要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落实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基础上，确实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二、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乡村治理机制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基石，也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在长期稳定这一基本经营制度条件下，必须切实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应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按“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要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作用，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要科学总结农村基层和广大农民创造的新经验，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逐步破除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
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相结合，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农村基层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机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它客观要求在广大农村，既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也要注重发挥共产党员和其他先进分子的示范带头作用，还必须确保村民依法自治，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使村民自治机构履行自治事务管理、组织和服务的职能。此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与不断完善，不仅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也必将使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根本保障。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实践中，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村务公开、民主议事及一事一议制度；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妥善处理农村各种社会矛盾，创建农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三、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市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适用于城市和现代工业发展，也适用于农村和现代农业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必须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农村新型工业化路子。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在农村发展新型工业，应以发挥农村资源优势为基础；以构建和延伸农副产品产业链为方向；以农副产品深加工、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为重点；以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民稳定增收为目标；以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及体制创新为根本动力。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借鉴二三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注重培育具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推广“龙头带基地”、“公司连农户”、“产销一条龙”等多种先进经营模式，并进一步完善企业和农民利益的联结机制。要充分发挥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积极作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面向市场，必须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国内外衔接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并不断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
农村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表征。农村城市化的本质不是将农村发展为大中城市，而是要不断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集镇。根本上讲，城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承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而且可以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并大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素质。在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规划先行、量力而行、突出特色、引导扶持”的原则；不搞形式主义与政绩工程，不搞强求一律和包办代替。
总之，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以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市化，以农村城市化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四、积极推进农村产业结构、政府机构、社会事业与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主要目标，是使新型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我国农村相互支撑、互动发展。其基本要求是使我国农业步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良性发展道路。其工作重点，是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培育和壮大农副产品知名品牌。其指导原则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品”乃至“一县(市)一品”，形成特色经济，实现增值增效。
第二，进一步推进农村政府机构改革。农村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指县乡(镇)机构改革。改革的基本目标，一是有利于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二是有利于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健康发展。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精简机构、规范职能，提高效率。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使政府的决策科学、执行规范、监督有力。改革的重点，是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政府机构及编制法定化；配套推进干部人事制度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依法行政的保障体制；切实解决政府机构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多头执法及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的腐败等问题。
第三，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农村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在农村树立健康文明的新风尚。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使农村社会事业体制由“农民主办”型尽快转向“政府社会主导”型。这既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内部分相对发达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项改革的切入点，是着重和优先解决在农村“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及文化生活贫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农村劳动力定向培训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进一步深化农村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其中的所有环节都需要资金支持。那么，如何解决如此庞大的资金筹措问题呢？中央制定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此指明了出路。就历史而言，在我国现代化战略的“前两步走”实施过程中，农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民作出了巨大的利益牺牲。可以说，在现有条件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就“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内涵和要求而言，“放活”即可通过市场运作和社会机构筹措一部分建设资金；“少取”即可通过农民自身的积累用于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多予”即必须增加国家和政府的扶持。在此三者中，“放活”是基础、“少取”是保证、“多予”是关键。所以，进一步深化农村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也就明朗了：即在农村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大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强建设资金流向的监管，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财政保障。
五、认真落实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五大工程
这五大工程或五件实事包括：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养老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及“绿箱补贴”。关于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养老保障前面已有叙述，且有关目标、原则、措施等，中央文件中已有明确的规定，重点是一个抓落实的问题。这里主要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补贴进行一点探讨。
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耕地质量和农业生态建设，全方位推进“田间工程”、“沃土工程”和“生态工程”。二是要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村村通(公路、水泥路)工程”、“饮水安全工程”、“清洁能源工程”(改圈、改厕、改厨)、“农村电网改造续建配套工程”、“农村信息化建设工程”，以尽快解决农民生活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三是要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从解决农民要求最急迫、受益最直接的问题入手，把治理重点放在解决村内道路、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及人畜混居等实际问题上，逐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
关于农业补贴。当今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实行农业补贴政策，而我国长期走的是一条“以农补工，以乡助城”的发展道路。我国实行农业补贴还只是近几年的事，且补贴额度相对较小。WTO《农业协议》规定要限制“黄箱措施”(指成员方政府为保护国内生产而对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进行直接价格干预和财政补贴)；约束“蓝箱措施”(指与限产相联系的直接财政支付)和“微量支持政策”(指最低减让标准或合法支持上限)；但许可“绿箱措施”，并规定实施“和平条款”(即不能对“绿箱措施”采取反补贴措施，且在行使反补贴权时保持“应有的克制”、“损害或丧失利益行动”在一定范围内适用。)所以，作为WTO正式成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不能不对农业实行补贴(否则将使我国农业处于更加不利的竞争劣势)；又要使补贴符合WTO规则的要求，以避免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可能的争端。具体来看，我们要把握以下三点：其一，用足“蓝箱”规则，如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时，直接对农牧民支付“休耕补贴”或“限牧补贴”。其二，用足“合法支持上限”，只要“综合支持量”不超过补贴产品生产总值的10%即可。其三，扩大“绿箱补贴”，建立中国特色的农业财政支持体系。
农业的根本出路范文6
关键词：农业基础设施；面板数据；产出影响
中图分类号：F426.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1001105
一、引言
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先行资本和物质基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现实的情况是，农业基础设施从质量、数量、结构、效益各方面，都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国家充分认识并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对我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十五时期” 全国投入4 500亿元用于农业设施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存量显著增长。2003～2005年国家投入建成的水泥路、沥青路17.6万公里，全国90%的乡镇、行政村与公路相通。2013年农业农村资金在中央预算内的比重达到了50.6%，投资总量超过2 200亿元。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势必给农村经济带来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各项投入对农业总产值发挥的价值是有待考究的问题。
诸多研究表明，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陈文科[1]（2008）、张贵友[2]（2009）等提出农业基础设施会降低生产、运输成本等一系列成本和农业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对农业生产有重大影响。刘伦武[3]（2006）、谢海军[4]（2008）、路铁军[5]（2013）通过误差修正模型、Panel Data、格兰杰因果检验双对数等分析工具均验证了发现农业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刘生龙、周绍[6]（2012）采用DEA方法，从微观层面上验证包括道路、通讯和自来水三大基础设施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Castrolealetc[7]（2000）的研究却表明，投资基础设施所获得的收益远比预期的要低，有的农户的状况甚至恶化。石爱虎[8]（1996）提出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存在三种经济效应，分为物质基础效应、效率提高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林毅夫[9]（2002）、孔群喜[10]（2007）等提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投资不足、结构不合理、投资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彭敬东、汪金敖[11]（2009）认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来支撑农业现代化。
上述研究表明，学者主要关注农业基础设施功能，侧重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而较少采用面板数据，尤其是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农业基础设施中哪些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的作用较为突出，究竟怎样真正发挥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效用，这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二、模型设计与指标分析
（一）模型设计
根据投入―产出函数，既定地区的产出是由实物资本和有效劳动投入所决定的。此处我们考虑不同地区间实物资本积累，建立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面板数据较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要有优势。采用面板数据首先突破了总量研究的同质性界定，同时大大增加了样本的个数，从而提高了数据分析和模型的解释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种类繁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农产品流通重点设施建设、农业机械等；二是农业非生产性设施，主要包括通讯设施、科研、教育和娱乐设施等。本研究最终选用农业科研投入、电力、交通、水利、通讯和教育这五类代表性基础设施，以及作为农业基础设施经营主体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作为自变量，选用农业总产值作为因变量，以测算出这六项指标对农业总产值的作用效果。综合考虑衡量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的各种因素，最后选取6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方程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的农业生产的生产函数模型：
Y=AXβ11Xβ22Xβ33Xβ44Xβ55Xβ66eμ
其中，因变量Y是地区农业总产值，农业R&D经费X1，X2为农村用电量，X3为每万个农业人口所拥有的公路里程，X4为有效灌溉面积，X5为农村固定电话，X6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β1、β2、β3、β4、β5、β6分别表示其对应的弹性系数，μ为残差序列，代表随机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及说明
1.农业总产值Y。该指标定义为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的总量，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选取农业总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2.农业R&D经费X1。农业R&D经费反映了一国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可改善农业科技的基础条件，对农业产出有增产增效的贡献。
3.农村用电量X2。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农村用电量反映农村电力设施的完备程度。
4.每万个农业人口所拥有的公路里程X3。本文采用该实物资本存量来反映交通基础设施的积累情况，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中的重要一部分，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该指标数据是通过将等级与等外公路的公路里程求和，除以全国农业人口得到的。
5.有效灌溉面积X4。有效灌溉面积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指标，是指在有水源、平整地块、配套设施完备条件下能够正常灌溉的有效耕地。根据指标定义，本文选取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为有效灌溉面积。
6.农村固定电话X5。选取农村固定电话代表通讯设施，在推行“自然村村村通电话”的背景下，农村电话普及率有所提高，通讯设备成为生产、分配与消费等方面的有效连接手段。
7.第一产业就业人员X6。作为农业基础设施的经营主体和直接需求者，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虽不属于农业基础设施，但是农业产出的重要影响因素。故选取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2001～2012年），研究时间跨度为2000～2011年。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代表农业基础设施的典型设施，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用2001～2011年我国28个省市区（不含、上海、宁夏，由于的数据与其它省份数据有过大差异、上海和宁夏的数据缺失过多）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于少数缺失的数据则通过查阅相关统计资料进行必要的补充，使数据更加全面和连续。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能够使得趋势线性化并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分别对农业生产总值和各项衡量指标取自然对数。
表1处理后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变量变量含义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Y农业总产值30715.538 90.931 212.563 817.418 3X1农业R&D经费30713.898 03.004 33.861 817.204 3X2农村用电量30712.066 51.308 87.902 314.642 9X3每万个农业人口所拥有的公路里程30713.528 71.222 09.998 816.505 3X4有效灌溉面积3075.630 42.065 90.000 09.176 5X5农村固定电话3076.697 20.964 14.1008.154 2X6第一产业就业人员3073.282 80.505 72.205 04.522 3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论文共选用了307个样本量，取自然对数后的各项数据的均值从3～16之间浮动，标准差的数值均较小，表明数据的离散程度较低，具有一定的集中趋势。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对取对数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目前应用普遍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上述变量中农业总产值与农村固定电话用户数均存在单位根，LnY1、LnX1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平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在同阶单整的前提下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采用的是Kao Residual Cointegraion，残差方差和HVC方差均大于临界值，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指标与农业总产值之间了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2Kao Residual Cointegraion 协整检验
检验方法检验假设统计量名t统计量临界值KAO检验H0：ρ=1残差方差0.013 6-3.31HVC方差0.016 7
（二）估计结果分析
1.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通过使用Eviews6.0软件采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对固定效应方程和随机效应方程进行估计得到表3的结果，如下所示：
总体来看，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的回归结果都较好，二者调整后对分别为0.965 1和0.733 1。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之间做出选择，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结显示的概率值为，低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1%，拒绝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固定效应的方程为：
LnY=3.24+0.26X1-3.23X2+0.54X3+0.74X4+3.4X5-0.12X6
（2.22）（10.17）（-1.97）（6.73）（2.07）（-0.88）
R2=0.968 8，R2=0.965 1，F=257.99，DW=0.804 7
根据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农业科研经费、农村用电量、每万个农业人口拥有的公路里程、有效灌溉面积、农村固定电话的系数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通过t检验，仅有第一产业人员的显著水平无法通过，变量系数与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调整后的R2为0.966，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F值表明方程的显著性较好。六项变量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和农村用电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是负的，其它4项影响均为正向影响。
（1）农村通讯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趋于发达。具体表现为通讯设施对农业产出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农村固定电话增加1%，农业总产值增加3.4%，通讯设施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远远其他基础设施。实证结果揭示了农村通讯设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这也是政府近年重点实施村村通电话工程的原因之一。通讯设施便于农民与外界联系，掌握市场行情，大大降低了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农村通信覆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现代流通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农村产品顺利实现其商品价值。
（2）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起次要作用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远没有预期的高，有效灌溉面积增加1%，农业总产值增加0.74%。灌溉设备对农业生产增长的效果并不显著，这与樊胜根[12]（2002），Fan[13]（1999）和Thorat （1999）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以灌溉水利为代表的农田基础设施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洪涝、旱灾使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农田水利设施能有效防御自然灾害，把灾情损失降到最低。据资料显示，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80%用于建设，仅有20%用于日常维护，农村中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普遍存在设施老化、更新不及时、维护不善等问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并不是很大。
（3）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影响较为突出
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的作用也较为突出。与R.G. Teruel、Y. Kuroda[2]（2005）、Barrios[3]（2008）研究结论相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道路设施（公路设施）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巨大。公路是广大农村地区最主要的交通方式，过去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十一五”期间政府大规模投入农村公路建设，行政村的农村公路通达率已经达到了98%，为农产品实现市场价值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正是政府部门以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建设为重点，加快村与村之间、村与镇之间道路衔接建设，有力的改善了农村农业交通道路状况，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和流通费用，农产品顺利流入市场进行交换，在降低农民生产成本的同时顺利实现市场价值。
（4）科研投入对农业生产总值影响不明显
在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其他控制变量中，农业R&D对农业产出的弹性系数仅为0.26。农业科研是一项经济回报率较高的高投资，一般来说能大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农业R&D对农业GDP的效果不显著，农业科技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可能是因为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不配套，必须加强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实践的联系，发挥农业科技的溢出效应。
（5）农业用电量与农业从业人员对农业GDP呈现负影响
电力设施具有防范自然风险、保持农业总产值稳定的功能。农村用电的弹性系数为负，实证的结果与预期不符，表明我国农村的大部分电力是用于生活，农业生产用电未发挥该有的作用。部分农村电网遗留未改造问题，许多电网改造项目与村镇建设规划不同步。有的已进行改造的电网因电力需求快速增长出现供电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的用电需求，农村电网的供电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科研投入替代了农村的部分劳动力，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现阶段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会造成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过剩，富余从业人员都可能导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对农业产出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2.东中西地区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各个省市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情况不尽相同，本文进一步选取广东、湖南、陕西作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代表，考察2000～2011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各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产值的影响。为了消除序列的自相关性，本文运用不相关方法进行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下图所示。表4 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常数-1.423 1-0.023 30.176 8**X10.000 1***-0.012 8*0.001 0X2-1.208 40.002 6***-0.144 9X31.684 2**0.004 2-0.121 0X40.001 10.001 6***0.000 8*X50.018 8**0.015 1*0.014 7***X60.015 80.005 1-0.005 4调整后R20.968 80.962 80.960 1F值148.4987.21105.22注：***表示1%以下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以下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以下的显著性水平。
上表的结果显示，代表省份农业基础设施各项投入指标对农业总产值的产出弹性基本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投入农业基础设施，获得了一定的产出效益。通讯基础设施对三个地区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与全国面板数据的结论一致。从区域差异角度来看，中部地区农业灌溉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比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由于平原地形优势，水利灌溉设施能发挥较好的经济效益。从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的弹性系数看，中部最高，西部最低。中部地区以国家“四万亿拉动需求”为契机，构建公路基础设施交通网络，承担流通载体的农业基础设施能更好的发挥农业产出效应。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平行数据模型估算了各项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发现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农业产出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值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在农业总产值贡献中，通讯设施产生的经济效应明显大于电力设施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虽然农业R&D对农业增产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科研投入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党中央必须给予一定的重视。因此，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的产出效率还有很多的政策空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同时拓宽农业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产出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政府一方面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比例，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逐步形成以地方投资为主体、民间资本与外资相结合，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格局。
2.优化农业基础设施结构。我国农业资源约束趋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应加快农业大型灌溉区的节水改造，重点建设防洪工程、堤防应急防渗处理等项目，通过强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保证耕地实现旱涝保收；完善我国农业电力供应的相关配套设施，改造老旧电力设施，保障农业电力供应安全；进一步加快农村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信息流动提供平台。
3.重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管理。针对农村存在水利设施管理不善、年久失修、带病运行等问题，建立管护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长效机制。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政府作为主要承担者，应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有规划地制定农业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体制目标模式，建立多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并存、产权清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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