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分析范文1
财政收入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通过各种形式所筹集起来的一部分社会产品或社会产品价值，其最?K目的是实现政府职能。本文利用山东省2000-2015年共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并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税收、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对地区财政收入的影响。
二、数据选取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选取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山东省统计年鉴-2016》，并将各年份数据按统一变量的单位为标准进行调整。因为地区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一个经济体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地区财政收入又与当地经济水平息息相关；而税收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收入来源，财政支出反映财政收入的归宿均被纳入解释变量范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购置和建造固定资产的经济行为，可以有效拉动财政税收整体增长，也被纳入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从财政收入的不同角度探究其影响因素，我们的模型设定为：。利用Eviews软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结果中可得。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值很高，达到0.999612，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与实际数据相差不大，但是解释变量X1和X4的显著性检验未通过，说明该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度不足，所以我们将对该模型进行序列相关性、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等检验，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
三、模型的检验
（一）序列相关性检验
序列相关胜是指对于不同的样本点，模型的随机干扰项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影响模型的准确性。我们的模型是一个基于时间截面数据的模型，对于这种模型，产生序列相关性的原因是模型的函数形式有误或者是有某些解释变量未被考虑进模型。此处采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含1阶滞后残差项的辅助回归结果显示：辅助回归方程中1阶滞后项系数（t（值为0.857410小于临界值（13）=2.160，是显著的，且检验统计量 LM的值为1.095692，查分布表得（1）=3.841， 1.095692（3.841，因而同意原假设，认为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二）异方差性检验
利用Eviews软件进行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从得到结果可以看出，Prob=0.5140（chi2=0.1318，P值大于0.05（（=0.05），故接受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异方差性。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从模型OLS模型估计结果看，由于较大且接近于1，而且F=7085.005（（4，11）=5.936，故认为山东省财政收入与上述解释变量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但（11）=2.201，由于其中X2、X3、X4前参数估计值均未通过t检验，故认为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由表1中数据可以发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十分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但是考虑到这个计量经济模型在现实中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特性，或者说财政收入与税收、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只是本例中它们相互影响的程度可能已经非常深了，因此，将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就能得到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对数表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建立对数的多元回归模型，可得一个新的拟合方程：lnY=-0.353760+0.073908ln+0.626865ln+0.251170ln+0.061017ln
但是可以发现该方程的自变量仍然没有通过检验，检查其多重共线性，得到的结果显示各变量依然存在极强的多重共线性，遂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修正多重共线性。分别作lnY对ln、ln、ln、ln的一元线性回归，从得到的结果中可以发现ln、ln的一元回归，从得到的结果中发现和可以作为基础，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回归后，结果发现，与在显著性水平下，t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要被剔除出去，因此最终修正严重多重共线性影响后的回归结果为：lnY=-0.016272+0.519942ln。其中，Y是财政收入（亿元），是税收（亿元），是财政支出（亿元）。
四、结论
财政收入分析范文2
关键词：杭州市；财政收入；实证分析；影响因素
引言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表现为政府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个财政年度）所取得的货币收入。财政收入是衡量一国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财政收入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宏观调控的首要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问题，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包括总量上的平衡和结构上的平衡两个层次的内容。
我们从财政收入的来源构成来分析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财政收入分为市区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且与当年财政支出相关。那么它们究竟对我国财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又是多少呢？这是我们所研究的目的。
1 数据收集与模型设定
结合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即从市区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四个方面进行考虑。以1995-2010年相关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建立数学模型。
1.1 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模型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1.2 模型形式的设计：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为
其中Y为第t年杭州市财政收入（万元）；X1财政支出（万元）；X2为地方财政收入（万元）；X3市区财政收入（万元）。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收入Y，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出X1、地方财政收入X2、市区财政收入X3。
2 模型的估计与调整
2.1 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市区财政收入对财政收入的回归
利用EViews软件，生成Y、X1、X2、X3、X4等数据，采用这些数据对模型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所示：
由此可见，该模型=0.999753，=0.999691，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16182.07，明显显著。但X1，X2的P值>0.05，而且x1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相反，这表明了很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选择X1、X2、X3、X4数据，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表如下：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证实确实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2.2 修正多重共线性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分别作出Y对X1、X2、X3的一元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加入X3的方程最大，以X3为基础，顺序加入其它变量逐步回归，结果如下：
经比较，新加入X2之后最大
所以：
2.3 异方差检验
由white检验，，在自由度为2下查卡方分布表，得。比较临界值与卡方统计量值，即，
2.4 自相关检验
样本量n=16，两个解释变量的模型，5%显著水平，查DW统计表可知，dL=0.982，
dU= 1.539。DW=1.618670，du
3 本文的结论
（1）最后的结果是：
通过以上的模型的回归和检验，可以看出，市区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对杭州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很大，拟合也很好。在拟合过程中，通过根据变量间较高的相关系数关系，剔除了当年财政支出对收入的影响。
（2）地方财政收入对杭州市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大，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一万元，市财政收入增加0.3万元。因为杭州市占地面积大，地方上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山区发展落后，因而总体经济能力较弱。
（3）市区收入对杭州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很大，市区财政收入增加一万元，市财政收入增加0.9万元。原因是市区发展早，项目资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对财政收入作用强。且有两区萧山区和余杭区财政收入高，拉动了市区的财政收入。说明市区与地方经济实力存在差距，市区经济增长对杭州市带动更大。
（4）本文未能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证明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影响，但是财政支出影响收入这一结论应该是合理的。增加财政支出，会使得政府投资、福利等增加，从而带动消费，影响收入。本项研究在这方面的失败，可能是因为财政支出效果的滞后性。
（5）政策建议：建议一：加大对地方的经济扶持，提升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让地方经济实力稳步上升。建议二：维持市区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让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建议三：适当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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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非税收入；现状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2-0065-05
引言
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通用的非税收入概念是2004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明确指出：“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非税收入在中国财政史上不是一个新事物，但是确实是一个新的概念，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非税收入的概念和管理，一直使用的是“预算外收入”的概念和管理体系。一直到2004年才启用“非税收入”逐步取代“预算外收入”这个概念。具体来看，按照财政部2007年预算收支分类改革的内容，非税收入包括政府性基金、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公益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八类。
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明确的政府非税收入范围，有必要从微观层面更近距离对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规模及结构进一步加以把握，深入分析地方政府非税收入规模、增长速度及其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非税收入目前的发展现状，找出地方政府非税收入所面临的问题，为寻找改革创新的路径提供更加坚实的决策依据。本文以广西2004―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样本数据来自《广西统计年鉴》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与自治区本级各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各年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另外，还有2012年各地市对地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和各年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对非税收入规模、增长速度及结构做更深入全面的剖析。
一、广西非税收入的规模分析
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以来，由于各级财政部门依照法规，加大了征管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西非税收入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
（一）全口径下非税收入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分析
21世纪以来，广西非税收入迅速增长，规模逐渐扩大，已成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除税收以外的重要收入来源，并且占各种收入的比重也是居高不下。
从绝对规模上看，广西自治区在按照2004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号）中明确的政府非税收入范围，全口径计算的非税收入规模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由2004年的240.17亿元扩大到2012年的1 047.61亿万元，增长了4.4倍。
从相对规模上看，非税收入占全区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07―2009年这下降速度较快，这主要是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然而，2010年又有所上升，并且除了2009年低于30%之外，其他年份都高于30%，也即是占到财政总收入的1/3，可见，非税收入在广西财政总收入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占广西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总体呈现比较平稳的趋势，都在百分之五六十，也即是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已经成为超过税收收入的一种重要来源，而且一直居高不下。占广西一般预算收入（2011年之后也即是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总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所占比重非常之高都在将近百分九十以上。占广西GDP的比重总体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从2004年的6.99%增长到2012年的8.04%，所占比重也是非常高。
（二）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分析
2003年5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审计署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财综[2003]29号），广西针对全区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不断进行改革，逐步把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范围，取得了一定成效，所以在全口径分析非税收入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基础，有必要从纳入预算管理（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的角度，进行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分析。
从绝对规模上看，广西自治区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规模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由2004年的74.2亿元扩大到2012年的403.52亿万元，增长了5.4倍。一方面反映广西非税收入的规模不断扩大，另外一方面反映出广西在加强了非税收入的管理。
二、广西非税收入增长速度分析
自从东盟博览会长期落户南宁，近年来，一方面广西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伴随广西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全区各地加强征管力度，提高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法治性、科学性、合理性，也带来了非税收入的快速增加。当然，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不排除仍存在着大量不合理收费的因素。
从总体趋势来看，广西区非税收入，不管是全口径下的非税收入还是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自2004年以来，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总体上远超过同期GDP和税收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是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增长速度更快，这也是广西区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必然结果。
从平稳性来看，其增长速度较GDP、税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波动性较大，起伏较为明显，全口径下的非税收入在2011年出现猛增，达到了29.19%，而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在2012年出现猛增，达到了33.21%，将近是同期税收增长速度的2倍，是同期GDP增长速度的3倍多，是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不过，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来看，除2007年之外，这几个指标基本上是同步增长或同步下降。
三、广西非税收入内部结构分析
（一）分项目构成情况
在中国，非税收入按资金来源划分为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6个项目。近年来，广西区非税收入也是以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为主体，其他非税收入为辅助的非税收入结构体系。而由于2007年开始实行政府收支科目分类改革，因此，2007年及以后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从各类收入的增长情况看，这六类收入总体上都是呈现上涨的趋势，除了2009年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收费、罚没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有所下降，及2007年其他收入有较大幅度下降之外，其他各类非税收入总体上保持着快速稳定的增长势头，尤其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在近两年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从各项目的比重情况来看，起初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和罚没收入一直占主体地位，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始终占最大的比重，尤其是2004―2006年期间，比重一直处在80%以上。2006年以后，随着2007年开始实行政府收支科目分类改革，因此，2007年及以后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所占比重也不断下降，逐渐失去了主体地位。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近三年来比重有较大的提高，成为非税收入新的增长点。
（二）分地区构成情况
根据表6可以看出，广西区各地市的非税收入分别占各自财政收入的比重看，各地比重大小不一，可以反映出非税收入在各地市财政收入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比重偏大的有柳州市和百色山市，分别有占69.19%和64.24%，比重偏小的有南宁市、河池市
小结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广西非税收入的现状表现出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居高不下；发展速度过快；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有待进一步找出存在的问题，创新管理路径理顺政府分配关系，完善财政分配职能，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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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分析范文4
1.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看，财政收入总额表现为来自各经济部门的收入。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部门。本文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和就业人口总数（万人）作为影响财政收入的经济变量，所使用的数据为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文中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使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对我国财政收入、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四组数据进行了价格指数处理，得到我国实际财政收入、第一产业实际增加值、第二产业实际增加值、第三产业实际增加值，同时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变换后不影响原序列的相关性。分别用LnGSH，LnPI， LnSI，LnTI和LnEmp，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实际财政收入、第一产业实际增加值、第二产业实际增加值、第三产业实际增加值和实际就业人口总数。
由逐步回归过程可知，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实际增加值、第三产业实际增加值和实际就业人口总数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财政收入，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对其影响最大，关联度最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步提升，对GDP的贡献率基本上在60%以上，个别年份达到70%。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增加。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增加起主要拉动作用。第三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贡献度还相当有限。因此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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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汽车市场的强劲增长在全球一枝独秀［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数据显示，得益于对小排量汽车的消费激励政策，2009年我国全年汽车产销突破1360万辆，增幅达46%，超过美国，跃居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2010年高温态势依旧。据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汽车产销超过1800万辆，增幅32%，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最大的新车销售市场。在此背景下，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也进入了高速增长，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突破100万辆大关以来，2003年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2010年全年，北京市汽车销量达85万辆，机动车保有量达470万辆，其中私人小微型客车的比例达到了74%(见图1)。为有效遏制拥堵，北京市政府于2010年12月23日颁布并实施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将2011年小客车保有量增额限定为24万辆，相比2010年近80万辆的增额减少近70%(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这对北京市的汽车消费市场及汽车相关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进而对北京市的经济财政收入造成了一定影响［2］。本文在对小客车数量限购政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途径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小客车相关行业的税收以及消费者购买小客车所上缴的各种税费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进而对此计算出该政策在实施前后对北京市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为政策实施的短期效果评价提供理论及实证依据。
二、小客车调控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机理
如上所述，小客车数量调控会直接影响汽车销售量，从而会对财政收入造成直接影响［3］。而汽车销售量的变化同时会影响上游的汽车生产企业(包括整车生产和零配件生产)以及下游的汽车服务业(如汽车修理、汽车美容、零配件销售、汽车租赁等)，并且会进一步影响财政收入，这是小客车数量调控对财政收入造成的间接影响［4］。在考虑调控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时，不仅要分析直接影响，还要考虑间接影响。
三、小客车相关行业与小客车相关税费分析
一方面，小客车数量调控规定的实施会直接影响北京市汽车市场总体销售量的下降，而汽车市场总销售量的下降又会导致汽车销售企业的总体营业额下降，并相应地降低相关税收额。而小客车销售额的下降又会直接影响汽车生产厂商的产量，从而导致汽车生产企业的收入下降，相应地会影响到这些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小客车数量调控，北京市的汽车保有量增长速度将会减慢，与非调控的情形相比，会导致汽车修理、燃料销售、汽车保险等行业的营业额增速下降，相应地，这类企业的税收增速就会下降。严格来说，这也应当属于小客车数量调控规定所造成的影响［5］。小客车数量调控所影响的行业不仅涉及汽车销售，还涉及上游的汽车生产以及下游的汽车服务。为此，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对小客车相关行业按照生产、销售及使用3个环节进行了划分(见表1)。综上所述，可以通过图2的流程来说明小客车数量调控所涉及的行业及其主要税种。根据以上分析，将小客车相关企业分为3类:生产企业(整车与零配件)、销售企业(新车与二手车)及服务企业(维修保养、汽车租赁等)。所涉及的税费主要包括以上3类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企业及个人)和营业税以及关税、车辆购置税和车船使用税等。
四、北京市小客车相关税费及其分析
(一)小客车限购没有对北京市整体经济及财政收入造成大的影响北京市国税局和北京市地税局相关数据显示，由于汽车限购政策的实行，2011年北京市汽车相关行业的税费增幅减慢，若按2003—20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计算，2011年小客车相关税费的增额减少了63.8亿元，占北京市2011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的2.1%。但从北京市整体经济看，小客车限购并没有对北京市的整体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对北京市总的公共财政收入也没有造成大的影响。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数据，实际上北京市的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了27.7%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北京市经济综合实力的提高，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见图3～4)。
(二)小客车相关企业的税费稳步增长，车辆购置税大幅减少根据北京市国税局和北京市地税局相关数据，首先，从税费来源看，2011年北京小客车生产企业(整车和零配件)、销售企业及服务企业所上交的税费占比分别为46.1%、10.7%和4.5%，汽车购置税和车船使用税分别占31.8%和6.8%。即北京市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和汽车购置税占北京市小客车相关税费总额的77.9%，是两大主要构成部分。其次，从增长速度看，小客车限购后，2011年除了车辆购置税减少了32.4%外，其他项均保持稳步增长。实际上，若2011年的车辆购置税按之前7年18.9%的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则2011年的车辆购置税收入减少了65.8亿元，这接近于前面按总量计算的63.8亿元的增量损失。也即2011年小客车相关税费总额增量的减少主要是由2011年车辆购置税的减少造成的(见图5)。
(三)车辆购置税减少直接来源于销量的减小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北京市国税局和北京市地税局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统计显示:2008—2010年这3年的单车均价变化不大，销售量分别增长了42%和30%，而车辆购置税的涨幅分别为9%和60%，与销量涨幅不一致。这主要是由2009年和2010年对车辆购置税实行调整所引起的。我国自2001年起开始征收车辆购置税，征收额度为售价(不含增值税)的10%。由于受自2008年起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培育汽车消费市场，2009年对1.6L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0年调整为7.5%，2011年恢复为10%(见图6)。2011年由于小客车限购政策的实施，新车销售量下降了56%，但由于单车均价上涨了39%以及2011年取消对小排量车的购置税优惠政策，因而车辆购置税的降幅为32.4%，小于新车销售量的降幅。
(四)汽车销售企业受到一定冲击，但税收仍保持大幅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统计数据，小客车限购对北京市汽车销售企业直接造成了冲击，最直接的表现是新车销售量由2010年的92万辆下降到2011年的40万辆，降幅达56%;而北京市汽车零售额从2010年的1556.5亿元，减少为2011年的867.8亿元，降幅达44%。但从图6看，2011年汽车销售企业上缴税费的增长速度(59%)甚至比2009年(42%)和2010年(17%)高。进一步调研分析发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1)2010年市场形势大好，致使销售企业大量增加库存，从而增加了增值税的销项税，而2011年由于限购政策的影响，市场前景不明朗，大部分销售企业都选择减少库存，甚至不再进车，从而减少了销项税。(2)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统计数据，在限购政策出台前的2个月，京城的汽车销量集中爆发，销量近26万辆，而其中部分企业的缴税申报在销售之后的几个月进行，从而造成了部分税费计入2011年。(3)据北京市国税局和北京市地税局数据，由于限购政策的实施，2011年的单车销售均价较2010年增长了27.6%，因此，销售额下降幅度较销售量下降幅度小。可以预见，随着限购政策的进一步实行，北京市汽车销售市场逐渐趋于稳定，类似2010年那样的市场波动所造成的影响作用的消失，汽车销售企业所贡献的税收将很可能会减少。
(五)汽车生产企业总体上继续稳步增长，税收贡献率不断提高①从图5可以看出，北京市的汽车生产企业上缴的税费增长势头仍然很强，并没有明显受到限购的影响。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1)全国整体的汽车消费市场仍然保持稳步增长。单从全国乘用车销量看，2011年全国的乘用车消费能力虽然受到前2年的提前消费的影响，但其销量总体上仍有5.3%的增长。也就是说，虽然北京的汽车消费市场受挫，但全国范围内的汽车市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从而对北京的汽车生产企业也没有造成大的影响。(2)随着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的提高，人们对汽车的品质要求也在提高，促使汽车生产企业从原来的数量增长逐渐转变为质量增长。从北京的汽车产量构成变化趋势看，北京市2011年的汽车产量与2010年基本持平，为151万辆，但轿车产量较2010年增长了7.9%，轿车产量占比也增加至45%(见图7)。(3)随着国内汽车品质及国外市场对中国汽车认可度的提高，尤其是日本2010年的大地震对其汽车市场的冲击，中国在2010年和2011年的汽车出口量分别增长了65%和49%，2011年达到了82万辆。
(六)汽车服务行业不断壮大，税收稳步增长从北京市汽车服务行业历年的税费总额看，汽车服务类企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汽车租赁业尤其得益于限购政策，据北京市国税局和北京市地税局数据，2011年其税费总额较2010年增加了60%。但北京市的汽车服务行业的规模较小(2011年上缴的税费总额仅占汽车相关税费总额的4.5%)，尤其是汽车维修保养及汽车租赁，2011年其税费总额分别占服务行业税费总额的2.9%和8.0%。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将是汽车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阶段，对财政的贡献率也将进一步提高(见图8)。五、结论与建议(1)从整体上看，小客车限购对北京市的财政收入影响不大，在不考虑汽车消费市场挤出效应的情况下，也仅为2.1%的税收损失(北京市国税局和北京市地税局数据)。随着限购政策的进一步实行，汽车销售企业的税收贡献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汽车生产企业和汽车服务企业的发展壮大会大大弥补该损失。并且可以预料，汽车产业的整体税收贡献将会稳步上升。(2)据北京市国税局和北京市地税局数据显示:限购致使北京市的新车销售量减少了56%，但由于单车销售均价的提高等原因，车辆购置税仅降低了32.4%。随着市场逐渐趋于稳定，车辆购置税也将趋于稳定。(3)由于国内外汽车市场的增长以及汽车生产企业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变，限购对北京市汽车生产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其税收也在稳步增长。随着国内汽车消费市场的不断开发，国内的汽车生产企业将会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研究和开拓新的市场，将是国内汽车生产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4)近年来随着北京市汽车保有量的剧增，限购对汽车服务行业的冲击不仅很小，反而使得汽车服务行业保持着快速的增长，限购甚至促进了诸如汽车租赁业等行业的加速增长。因此，虽然目前汽车服务行业对税收的贡献率相对较小，但随着未来几年汽车服务行业的发展壮大，其将会进一步增大其财政的贡献力度。
财政收入分析范文6
关键词：财政金融政策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调整
一、分析财政金融政策的必要性
通过分析我国不同时期财政支出以及金融发展情况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找出变化规律，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化开展考察，从而制定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结构出现了巨大调整，要分析财政金融政策如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需要开展阶段性的研究。本文分析了1985-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将其分成三个阶段，分别为1985-1994年、1995-2003年、2004-2017年，对三个阶段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对比，统称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二、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搜集国家统计局数据，并进行模型计算，整理结果为：第一阶段、第三阶段政府财政支出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为负相关，但政府财政支出在第二阶段明显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三阶段金融机构贷款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负相关，和第一阶段为正相关，对第二阶段没有明显的影响，说明当前阶段增加信贷投放会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三个阶段产业结构调整都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说明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定；第一和第二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对第三阶段的影响不明显；三个阶段城市化发展加快都使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明显扩大；经济增长率在不同阶段都没有明显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放程度在第二阶段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關，对第一阶段、第三阶段影响不明显；第一和第二阶段通货膨胀率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正向关系，对第三阶段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可以发现，在我国第三阶段（2004-2017）的财政金融正常可以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目前，由于党中央和社会大众越来越关注“三农”问题，并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而且为了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加大了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因此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三、建议和对策
本文通过分析1985年-2017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数据，总结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主要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从整体上来看，财政金融政策和三个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都为正相关，具体分析发现，2004年以后财政金融政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负相关，其中财政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效果很突出。所以当前我国推出的积极财政金融政策能够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同时，本次研究还发现，通过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可以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另外升级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城市化进程都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正相关。
根据上面的结果，要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需要做到下面几点：第一，要合理配置城乡财政预算，对地方财政支出进行优化。要对地方政府扶持当地经济发展进行鼓励，同时指导地方政府把财政资源向农业和农村进行倾斜。第二，为了促进金融发展，要使金融资源更好的流向“三农”，加快“三农”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要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扶持农业的财政资金，带动社会其他资源更好的支持农业发展，对于地方政府在开展投资、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偏向城市化的行为进行纠正，要很好的执行城市扶持农村和工业扶持农业的政策，不断推出惠农政策，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促进新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还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