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范文1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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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社会矛盾的同一性。人类社会随时随地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谐就要求矛盾的双方或多种矛盾在运动过程中达到并保持双赢或多赢的结局，既要达到事物内部矛盾在对立中统一，又要力求事物之间在对立中统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各种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人们生活在矛盾之中，然而人们追求的却不是矛盾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而是寻求矛盾的解决或减缓。
二是社会系统的协调性。和谐是自身不断发展、结构不断完善、环境影响、内部要求、新陈代谢是进化的动力，是和谐度不断增加的系统的表现。协同与竞争并存、渐变与突变同在、决定与随机兼具构成进化的多种方式，增强总功能、显现新性质、适应新环境、融合新元素是进化的目的。系统的稳定是暂时的、相对的，进化发展是永恒的、绝对的。
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和谐社会应当是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的劳动方式的变化。人是社会的主体，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目的也正是要满足人的种种需求。所以和谐社会应当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追求社会的和谐，是人类实践活动内在的永恒的价值目标。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依然较大，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产业结构不优、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据专家测算，如果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为3％，中国年增长率为8％，那么中国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如果美国增长率为4％，中国增长率为7％，那么中国需要118年才能赶上美国。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念，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位置。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下，建设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涉及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关系。
可以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大大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新的更完整的坐标系。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潮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发展和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新贡献。
三、从经济哲学的层面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经济哲学的层面看，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呢？笔者认为，减少和消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不和谐”因素，才是我们经济哲学中应该关心的问题。
首先，全面协调城乡发展。其基本内涵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促使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关系问题和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性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处理好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也就比较容易处理。
其次，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全国统一市场是实现生产力合理布局的一个重要载体。因为只有借助于统一市场的选择机制，区域比较优势才能得以显现和最终确立，区域比较利益才能得到具体度量和实现。实践经验表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业基地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大局。
第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以克服市场机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我国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税收体系、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借此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的收入、保护和扶持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高度关注和帮助，除了稳定的需要之外，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
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因此，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中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彻底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要普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
第五，坚持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发挥本国的优势和潜力，这是最为根本的。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和资本日趋国际化，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又必须置身于世界经济这个整体之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对接，努力扩大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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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难题
无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还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和国有股权的转让出售，以及国有资产较低的积累率，必然是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最终是退居次要地位。这实际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体现？有一种说法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体现在质量上、控制力上或发挥的作用上，典型的如国家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可以控制超过自身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产。应该承认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国家作为大股东如果能够控制股份公司，则这样的股份公司与传统的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弊端照样存在，这样做，不符合改革的初衷和要求。
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条件还是要在数量上占优势、保持优势，有了数量优势，作用上的优势也就有了保障，但又必须符合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则是要将国有制与公有制区分开来，并且不要将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即：国有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性质也大不相同，这说明，国有制本身并没有一个什么固有的内在性质，相反，它的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服务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私有制，如资本主义国有制；相反，如果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公有制服务的，它也就是、也才是一种公有制形式。实际上，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基本形式就存在于民营经济之中。
二、社会经济形式结构图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公有、私有、民营等等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形式所作的分类，不同的分类是相互交叉的，许多人搞不清这一关系，这是造成有关概念混的原因。所以，下面我对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作一个系统的分类，见下表。
基本社会经济形式分类表
按经济性质
公 混合 私
按经济主体 国家（官） 国家公有国营 国家混合国营 国家私有国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按产权结构
国家公有民营 国家混合民营 国家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社会（民） 社会公有民营 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社会公有国营 社会混合国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上表作出的分类一目了然。经济性质维度：公—混合—私；经济主体维度：国家（官）—社会（民）；产权结构的维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态。三个维度两互交叉，构成12种基本类型（应该是8种，考虑公、私混合经济性质，为12种）。
“国家公有国营”和“国家私有国营”就是我们常讲的“国有国营”，性质有公、私之分。同样，“国有民营”也有公、私之分。隶属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国有资产股份结合以后，就成为“混合国有”，它有国营、民营及公、私之分。
类似地，民（社会）有也有公、私、混合及国营、民营之分。合作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有民营”形式；而“股份合作制”则是一种“社会混合民营”形式；“社会私有民营”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公有经济，有两种类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明显分离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的大私有制。“社会公有国营”、“社会混合国营”就是过去存在过的集体经济和集体国有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国营的，故被称之为“二国营”。
从上表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公有制形式有哪些呢？它应该就是“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公有民营”，在此基础上可作一些扩展，如国家混合民营。国有国营只是少数。少数国有国营企业的目标主要不是盈利，而是社会目标、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至此，我们可以就标题中的“民营经营”作一说明了。最广义的“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相对称，指“国营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形式，既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也包括其他非国有（包括公有和私有）的民营经济形式。狭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是“民有民营经济”，既有私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有公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最狭义的“民营经济”则指私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们最好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民营经济”这一概念，或者范围再小一点，仅指“民有民营经济”。
三、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概念的形成有其原因，它们最初确实包含“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中国经济的观念”——当时谁敢说中国经济还可以甚至应该包括非社会主义的成份呢！于是我们又用强调“中国特色”撇开了一些抽象的无意义理论之争，特别是批判了纠缠于理论是非忽视实践和阻碍实践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的不良风气。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它的实际含义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它强调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将非公有制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归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之中。
所以，现在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概念确实有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但它已约定俗成，我们不妨继续使用，只是要明确它的具体含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指中国经济，它所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是说，这一概念已内含着“非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的含义，如果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就是出尔反尔，并引起人们的误会了。
当然，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用“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来指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更好，而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指 “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地位，或者用于强调中国经济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关的另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从调节经济的手段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经济的，首先，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其次，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以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五大报告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提法，我认为是非常慎重的。
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因而中国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这些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将非公有制经济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堆里归呢？我以为仍然是“恐私症或恐资症”在作怪，这又与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下决心切实纠正实际生活中的偏差之外，理论上的问题也应该搞清楚。但决不能为了使非公有制名正言顺而采取将它硬塞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框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对理论的进步都毫无补益，反而混淆了问题，使人们重新陷入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无谓之争。
道理其实很简单，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具体来说，公有制也好，非公有制也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都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将非公有制、将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明白了，也就大可不必因为“恐私症”的阴影违背基本常识而牵强附会地将非公有制、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归到社会主义的名下，大大方方宣称它们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1 朱正国：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主义劳动股，学术，1996（6）；
2 朱正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1996（10）；
社会经济范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
1、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
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龄化过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其老龄化程度和趋势表现也不相同，同一地区各个民族老龄化程度和趋势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情况十分复杂。
具体来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年轻型。青海玉树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为6.10%，1990年为5.81%。而根据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龄化预测，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62%，2005年为5.64%，2010年为6.38%，2050年为14.46%。（1）。从2000年四川民族地区年龄构成看，人口年龄结构大多处于年轻型。例如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是5.12%、5.36%、5.48%。（2）有的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镇的水平，这可能与乡村少数民族年轻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关。
第二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我国少部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惯性等影响，还处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四川德格县更庆镇城区人口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属于年轻型人口，而农村的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则达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从全镇总体看，应该属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3）
第三种类型，有的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很早进入了老龄化阶段，1995年广西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6.61%,1996年为7.06%,1997年为7.62%,1998年为7.52%,1999年为7.95%,2000年为7.12%。由此可见，广西是在1996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4）新疆石河子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也基本进入老年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区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达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区已步入老年人口社会，而且呈现逐年递进上升的趋势。（5）
贵州黔东南州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3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突出的表现为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逐年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53.09万，其老年人口系数也将达到12.7%。（6）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大差异性。从发展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龄结构未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也必然发展到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分析
1、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资、消费、储蓄、税收、财政支出带来相关影响。
第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赡养功能的发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必然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不足。同时，民族地区老龄化加快，使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负担，也必然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代际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区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增加，从而对在职人员收入产生影响，也必然加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子女负担，从而导致两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
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区反贫困难度。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会对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产生冲击。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尊老的传统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区各民族人们心里。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冲击，也会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整个社会心理受到冲击。
2、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某些积极影响，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出生率也会产生影响，对可能对推动教育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区老年市场形成和老年产业发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从多方面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从长期趋势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三、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和对策措施
1、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突出的“未富先老”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路径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
2、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制定科学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稳定适度增长。
民族地区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人口老龄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进入老龄化，“未富先老”必然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民族地区稳定与和谐产生极大危害。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未雨绸缪，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
第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缓解“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压力。
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就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对经济本来就落后的民族地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确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养老为主的功能，贯彻“以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城镇，国家和企业要承担养老责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在民族地区农村，推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等项目以及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第四，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农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强机构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
必须加大民族地区城市和老有所养，农村社区环境、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和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加强其硬件、软件建设，使民族地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可以变人口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效益，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此外，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的孝文化，构筑符合民族地区老年人生存的社会伦理环境也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有其自身特点，而且发展迅速，已给或将给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面临诸多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同时，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从而为民族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时正中.青海高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J]，西北人口，1994（4）；
[2]、四川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四川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蒋彬.四川藏区城镇化与文化变迁——以德格县更庆镇为个案[M]，巴蜀书社，2005；
[4]、陈喜强.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去影响广西的经济？[J]，百家言，2002（11）；
[5]、杨晓熙、刘平等.石河子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石河子大学学报，2004（12）。
[6]、贵州省黔东南州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黔东南人口的现状与未来》第82页，巴蜀书社2004.
社会经济范文5
狮子由于不太适应经济社会的法则，而成为落魄者。它整天为生计发愁。许多动物都去老鼠的公司打工，薪酬很可观。可是，狮子不想去。因为它很爱面子，它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它觉得尊严是不可以随意放弃的。想当年，自己是动物世界的大王，多么威风呀。老鼠算什么东西，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动物。整天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转来转去，都不会用正眼瞧它。如今要上门为老鼠打工，这也太让自己难以接受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饿得骨瘦如柴，连走路都摇摇摆摆。狮子的思想产生了变化。狮子想，生命与尊严相比，显然是生命重要。它决定放弃尊严来捍卫生命。
它来到老鼠的公司找差事。老鼠见狮子来了，慢条斯理地说：“只有门卫一职，我看很适合你干。干不干，你自己拿主意。”
狮子心想：你这个坏家伙，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难道公司里没有更体面的职位吗?但是它知道，此时，自己已经没有了选择余地。它同意干门卫这个行当。老鼠看出了狮子的心思，它对狮子说：“现在是经济社会，一切都由金钱说了算。你原来是大王，可是现在你却是流浪汉。我收留了你，你要感恩才是呀。”
狗因为不善于经营而成为穷汉。狗找到老鼠，老鼠让狗负责捉猫。老鼠说：“你是一个对付猫的天才。你捉到一只猫，我就会给你发一笔奖金。”
狗想，我与猫没有仇恨，可是，如果放着大把的钞票不去挣，那也太傻了。于是，它整天不睡觉，在猫活动的地方等着。许多猫被狗捉到，送到老鼠那里听从处置。
被捉到的猫常指责狗：“当初你为主人看家护院，我为主人捉老鼠，虽然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我们也算是同事。你讲不讲道德，讲不讲情义呀?你将我们逼入绝境，不感到内疚吗?”
狗说：“眼下是经济社会，谁还讲什么道德，谁还讲什么情义?你的说法太不合时宜了。现在老鼠给我发工资，老鼠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必须听老鼠的。老鼠叫啥我就干啥。你没有发财，你挨欺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动物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孔雀被老鼠聘为艺术团演员。孔雀拜老鼠为艺术导师。许多动物说孔雀是那样的高贵，是那样的有品位，怎么让老鼠给收买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孔雀说：“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要穿衣吃饭，没有经济的支撑是不行的。再说了，现在哪个艺术家不爱钱呀。如果空谈高贵啦、品位啦，有什么意义?我问问你们，我想穿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你们谁能给我?我想住世界上最豪华的房子，你们谁能给我?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你们谁能给我?”
大家一听，都目瞪口呆。它们说，也许狮子、狗、孔雀的选择是对的。在经济社会里，金钱改变着一切，一切都与金钱有关。
社会经济范文6
1.维护经济发展秩序。
社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良好的秩序，这样才能够保障发展质量。通过会计工作，可以明确国家和社会各个财务部门的财务状况，减少会计操作中的不良行为，从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减少财务管理中的各种风险，更好地维护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秩序，带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最终达到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运行。
2.提升经济管理质量。
科学的会计信息能够为国家经济管理提供准确的数据，从而满足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通过科学的会计管理工作，可以确保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财务管理质量，实现我国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我国会计行业的运行水平，从而提高我国经济管理质量，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除此之外，在进行会计信息处理时，会计人员需要认真对各项经济数据进行核算，并将相关的资金、成本以及利润指标落实到实处，并保存好原始数据，帮助单位做好经济财务管理，从而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会计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会计职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会计人员在进行相关工作时需要充分发挥会计职能，这样才能够达到会计工作目标，减少会计失误，从而更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一旦会计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尤其是对于核算和监督两项工作来说，它贯穿于会计工作的始末，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时需要保障其准确性、完整性以及实效性，并将这些数据系统的记录下来，为经济管理人员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从而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实际的会计中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变化较大，管理人员也无法及时掌握市场经济数据，导致财务信息的不准确，会计数据失真，财务管理中的成本与利润不够真实，最终导致资产的流失，无法真正实现会计中的监督与核算职能，严重时还会制约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质量的提升。
2.会计人员的经营管理意识相对较差。
财务管理人员在进行会计信息处理时，应该具备良好的经营管理意识，充分分析相关单位在发展中可能存在风险，从而提升其发展水平。然而许多会计人员由于经营管理意识相对较差，对单位自身发展预测不够科学，导致其市场市场运行风险增加，不利于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许多会计人员在工作时只限于对会计数据的处理，他们意识不到经营管理的重要性，在工作中不能够从单位实际发展需求出发，使得会计信息科学性不足，容易出现如采购数量不准确、库存积压、成本上升等现象，甚至会影响到单位未来发展战略的科学性，不利于我国各行各业的稳定发展，最终影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3.财务管理工作相对混乱。
财务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人员要保证自身工作的质量，从企业的实际状况出发，制定出完善的管理方案，实现企业的量良好发展。如果财务管理工作比较混乱，就会导致企业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下降，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无法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不利于企业的进步与发展。除此之外，由于财务管理工作不到位，使得会计账表不够健全，影响了企业会计工作的正常开展，进而会降低企业生产发展积极性，降低我国市场经济活力。
三、会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能够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会计人员在进行相关工作时应该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从而为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良好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中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其重要的运行法则，它可以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国家在进行分配时需要做好资源的配置，这样才能够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会计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它能够反映出企业和相关单位中的财务数据，帮助政府分析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并结合这些数据来制定为经济资源配置方案，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率，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在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会计管理人员必须要充分重视资源的使用效率，比如要分析哪些行业的产品成本比较低，哪些企业的市场风险较小、收益较高。通过这样科学的分析，可以真实反映出企业和单位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结合现金流量来制定出更加完善的发展方案，充分利用各行业的有利资源，降低自身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2.科学的会计准则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会计准则是对会计人员以及企业财务部门的行为规范，科学的会计准则可以减少会计问题，提升企业以及相关单位的发展水平，从而达到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增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因此说，科学规范的会计行为准则是促进我国会计行业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是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撑。通过制定和完善会计行为准则，并将其准则落到实处，确保企业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客观、公正的反应企业内部的资金运行状况，发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处理，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市场发展风险。在这样的会计准则指导下，可以满足管理者、投资者、债券人的需求，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秩序，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终达到会计准则制定和运行的目标。
3.完善的会计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会计制度可以对企业以及各个单位财务状况进行真实的反映，帮助政府了解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会计制度的监督运用越来越明显，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监督以及对财务部门行为的规范，可以减少企业偷税、逃税现象，要求财务人员能够及时足额缴纳税款，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好的实现政府经济职能，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会计作为实现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实现国家与企业之间经济的合理分配，同时国家也可以通过会计制度来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掌握企业实际发展运行状况，并结合这些数据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为我国良好市场环境的建设提供强大的财政资金支持。因此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要充分利用会计制度，减少企业违法行为，监督企业做好会计信息处理工作，保证各项数据的真实性，提升国家税收收入，进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
4.会计制度能够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通过制定完善的会计制度，不仅能够提升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增强国家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众所周知，会计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会计人员在工作时需要保证自身行为的科学性，加强对会计信息的处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准确的依据，制定出相对科学的发展战略，这样能够降低国家的金融风险，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度加强，一旦国际经济出现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到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通过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可以帮助国家准确把握市场经济信息，提前做出应对策略，从而降低金融风险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破坏程度，实现经济的良好发展。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