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史范文1
【摘要】对于榆林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地市电视台来说，想要在新媒体大环境中赢得竞争优势，不仅要改变自身的传播理念，更要从选题定位、报道形式、角度选择等方面进行创新。榆林广播电视台《瞭望周刊》栏目，就是以“追忆流金岁月”定位，策划播出了一系列历史题材专题，在回忆性报道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以《瞭望周刊》栏目为例，拟从栏目的背景、运作、影响、启示四个角度来解析该类节目如何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还原历史、重温记忆，引发观众共鸣与思索，为市级电视台探索打造精品节目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 瞭望周刊；口述历史；电视转型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着网络、特别是微博、微信、移动通讯等新媒体的出现，新闻业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闻已不再是记者的专利，人人都是记者，海量资讯信息碎片化满天飞，传统媒体包括电视传媒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地市级的电视传媒必须努力改进报道方式，提高节目质量，创作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能引发观众共鸣与思索的精品节目来。
让英雄开口说话，让历史再现荧屏；让榜样激励后人，让信念照亮现实。这是策划、改版的原动力。
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勾起了亿万观众的怀旧情结。回观眼下富庶的榆林，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或愿意想起那些曾在这片贫瘠的高原厚土上，一代又一代前辈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为了广大老百姓能彻底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汗水？而他们，大多已辞世，即便健在的也均年事已高。作为电视人何不立即行动，通过对这些健在的老英雄、老革命、老领导的采访，还原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呢？这既是一项挖掘性、抢救性工程，更是一项通过宣传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的精神来激励教育后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再教育工程。
基于以上认识，榆林广播电视台专题部在原《今日榆林》栏目基础上着手创新改版，把镜头瞄准为大多数人们所不熟悉或几近遗忘但又感兴趣的地方历史事件，通过采访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抢救、挖掘、留存珍贵历史影像资料。栏目名称确定为一档每期十五分钟周播栏目——《瞭望周刊》。
英雄娓娓讲述，还原烽火记忆；前辈谆谆教导，句句启迪后人。历史文献纪录片，不仅是一档档节目的制作，更是一段段心灵的洗礼。
《瞭望周刊》栏目改版之初，栏目组以纪念建国六十五周年为契机，以全市当时健在的十三位老红军为采访对象，以“英雄的足迹——寻访榆林健在老红军”为主题，采访、制作了七集文献纪录片。
第一集报道的老红军黄进山，既是老红军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又是最有故事的一位老红军，采访时已经103岁高龄，记者基本上不能和他进行正常沟通，怎么办？栏目组翻阅了黄进山三十多年前撰写的《三大战争回忆录》，观看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神府游击队》。有了文字资料和影视资料，黄进山这一期节目做起来就十分顺畅，纪录片一开始就从《神府游击队》中黄进山的影视资料切入，在播放了三十多秒影视同期声后，解说词才这样缓缓跟进：
“这是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神府游击队》，剧中这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战士黄进山，并不是斗么文学虚拟人物，而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不仅有原型，而且原型就叫黄进山。让人们欣喜的是，这位八十多年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目前仍然健在。”
与黄进山一样，在采访其他老红军过程中，同样遇到很多困难。居住在定边县的94岁老红军崔文华，记者采访时已经卧病在床，不会说话。正当大家十分失望的时候，比崔文华小二十岁的老伴刘淑东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吸引了节目组。刘淑东出生在北京，五岁时随姑母来到天津，十五岁时响应组织号召，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崔文华。比起革命战斗故事，他们两个人的故事更加精彩悲壮，催人泪下。于是，纪录片先通过刘淑东简短讲述崔文华的革命事迹，然后着重围绕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展开。
除七集纪录片《英雄的足迹——寻访榆林健在老红军》外，节目组还策划制作了八集历史文献纪录片“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榆林抗战纪事”，以“那些年那些事”为题，策划、采制了“陈智亮的革命人生（上、下）”“塞上名医张鹏举” “许浚与佳临黄河大桥的故事”“共和国第一代飞行员李增发的故事”“坑镇的传说”等一大批回忆性报道。
革命前辈口述历史，现实时代省身共鸣；荧屏再现感人故事，引发普遍价值认同。小小尝试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对栏目的关注，更是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复杂社会心态的涤荡，对信仰、信念回归的醒示，更是对新闻业态尤其是电视宣传艺术创作转型的实践。
七集纪录片“英雄的足迹——寻访榆林健在老红军”播出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许多观众被节目中老红军的英雄事迹、传奇人生深深地感染、打动，对节目从选题、策划到拍摄、制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样，八集文献纪录片“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榆林抗战纪事”以及陈智亮、张鹏举、许浚等纪录片也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赞扬这些纪录片确实是一项抢救性工程，不仅给广大观众讲述了发生在本土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故事，让大家接受了一次红色革命教育，而且也有力地配合了建国六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和正在全市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凭借“口述历史，抢救记忆”系列节目，《瞭望周刊》栏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视率，其中， “坑镇的传说”仅手机观看就达两万多次，在全台栏目手机收视率排名中名列前茅。栏目在各类创优评比中获得高度评价和多项殊荣，在2014年全台栏目评优中，《瞭望周刊》栏目以绝对优势被评为全台最佳栏目。在一年一度的全市广播电视创优评优中， “一个人的村庄”“老红军崔文华和他老伴刘淑东的故事”分别获得全省广播电视社教专题二等奖和纪录片三等奖。栏目制片人也因此荣获全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并在2014年全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就栏目策划、创作做了经验分享。
对于市级地方电视台来说，与其苦思冥想试水电视转型突围，不如脚踏实地立足本地历史人文，更接地气地挖掘身边的有价值的素材宝库，以最质朴的方式，用最真实的情感还原、记录即将逝去或正在发生的这个时代的故事。历史文献纪录片，是地方电视台改进宣传报道方式、提高电视收视率的一种尝试。当然，要做好这类节目，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追忆性报道，要在采访对象及其涉及的历史事件上下功夫，力求做到客观、准确、全面
追忆性报道，一般来说追忆的事件年代比较久远，为大多数人所不知，这就要求媒体参与者在报道时尽可能多地了解、熟知采访对象所在的历史时期、经历的历史事件。如对老红军黄进山的采访，节目组除详细阅读了他本人所写的《三大战争回忆录》、收看了二十集电视剧《神府游击队》外，还查阅了大量有关神府红三团的创建、战斗事迹、部队发展演变历史的资料。在对陈智亮的采访中，节目组查阅了陈智亮曾经工作过的八路军120师、晋北野战军、晋绥二中相关文献资料。此外，在追忆性报道中，对于一些时间和事件，一定要严格进行甄别，确保报道真实、准确、严谨。
二、要充分发挥电视优势，突出“口述”特色，多用采访同期声，尽量少用文字解说词
追忆性报道采访对象一般都年事已高，他们是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亲口讲述本身具有很强的真实性。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老人要么逐渐失去思维和记忆，要么即将离开人世。因此，即便是再优美的解说词也没有他们的亲口讲述更精彩，更能吸引、打动观众。在“那些年那些事——陈智亮的革命人生（上、下）”两集纪录片中，节目组先后两次对陈智亮进行了采访，录像长达五个小时。由于陈智亮讲述得比较精彩，在撰稿过程中，节目组基本上以同期声为主，文字解说词仅仅起一个交代背景、承上启下、穿针引线作用。同样，在对老红军、塞上名医张鹏举、共和国第一代飞行员李增发、许浚的采访报道中，都充分发挥电视声画同步的优势，大量运用当事人的采访同期声，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追忆性报道，语言风格要更加通俗、平实、鲜活
电视语言不同于报纸语言，本身要求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给人以真实、亲切、自然的感受。追忆性报道，因为内容主体是回忆往事，采访对象大多都是老年人，这就要求语言风格要更加朴实，要与采访者的同期声相匹配，尽量不用华丽词藻，不讲空话、套话。七集纪录片“英雄的足迹——寻访榆林健在老红军”解说词，娓娓道来，让观众听起来亲切自然。
四、追忆性报道，要改变传统一问一答式采访，主要以采访对象讲述，记者记录为主
要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特性，耐心倾听采访对象的叙述，切忌急躁。在采访103岁的老红军黄进山时，录像长达三个多小时，但剪辑后仅剩不到一分钟。虽然看似简短，但对于节目整体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追忆性报道不同于其它成果性报道，记者对一些事件并不知情，因此不能主题先行，按照记者的思路采取一问一答的模式去把握整体采访。
《瞭望周刊》栏目已改版运行一年，节目组在追忆性报道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收获很多，也留下不少遗憾。在老红军纪录片播出不到一年后，十三位老红军先后有五位老红军相继离开了人世。老红军的渐次离世，更加说明老红军纪录片的创作确实是一项抢救性工作。
广播电视史范文2
[摘要]：
本文以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为依据，参照相关学科的建设情况，首次相对完整地提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设想；并进一步从学科的观照维度、结构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出发，系统阐述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理框架与内容安排等问题。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the other related subjects construction， the state of the history practice and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V criticism study， this article completely puts forward a new academic concep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levision criticism，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nd further， from som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such as the research dimensionality， the structure paradigm， the research method，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theories outline for the conten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V criticism.
Key words: history of TV criticism；construct；dimensionality；paradigm；method
一个学科的成熟和完善，既需要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方法论的确定，也需要有对本学科历史的深入研究，没有对学科历史的清理，我们便无法在历史的语境中去还原和把握研究对象，也就无法去进一步推动这个学科的向前发展。基于此，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便成为制约当下中国电视批评实践和整个电视学科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本书中，著者首次将这一问题置于现象－系统－模式－概念的研究范式之下，对中国电视批评实践活动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合建构。
一、电视批评与电视研究
为了把本书的主题、性质和范围界定清楚，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所提的“电视批评”的具体含义与研究范畴。2000年6月，著者在《电视批评论》中认为，电视批评就是指“以电视节目的欣赏为基础，以电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等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1]此后，经过五年的沉淀和思考，结合中国电视批评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状况，著者在2005年12月出版的《电视批评学》中，对这一概念修订为——“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背景，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2]。在此前后，胡智锋、周安华、时统宇、徐荃乐、王君超、刘建明、李道新、应天常等各位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或侧重于艺术或侧重于传播对电视批评的概念规范问题进行了论述。[3]
从总体实践来看，这些论述都侧重于从批评本身进行界定，而对其在电视研究中的学科定位与自身谱系却均缺乏必要的观照与清晰地梳理。在本书中，为了避免上述界定中所存在的模糊化问题，著者借鉴刘若愚先生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对文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方法[4]，主张把电视研究从宏观体系上整体划分为电视史和电视批评两大门类。这里的电视批评，实际上包含了具体的电视批评实践和电视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见图1-1）。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叙述范围，即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展开，对电视批评整体进行历史向度上的梳理、统纳与评点。因此，从本质上说，本书的主要指向是历史的，其次则是分析和评点的（参见图1-2）。
二、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原因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无论从实践发展还是学科建构上，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已成为中国电视研究发展的必然之举。
（一）完善电视批评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实践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虽然自2000年欧阳宏生教授的《电视批评论》出版以来，有关电视批评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但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学术视野对电视批评进行纵向梳理和系统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
在这些著作中，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肖小穗的《媒介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曹祖龙的《影视批评学大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陈犀禾/吴小丽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上海大学出版，2003）、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晔原的《电视剧批评与欣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沈义贞的《影视批评学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李岩的《媒介批评——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欧阳宏生等人的《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张文娟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王艳玲的《在无序中探索有序：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雷跃捷的《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基本代表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研究的最新状况和最高成果。这些著作以自己各有侧重的研究视域和理论成果丰富、发展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内容体系，但正如上文所说，真正将研究的视角放在历史发展的纵深向度上，对中国电视批评现象和理论探索过程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历史性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刘建明教授的《中国媒介批评史》研究工作虽已基本告竣，但其重点却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思想状况的研究而不在对具体媒介领域的分析上，其作为社会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也要远远大于其作为具体媒介批评史的意义）。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早已拥有自己批评史的状况相比，中国电视研究领域批评史建构的滞后与缺失已经让电视批评实践和学科建设在现实发展面前遭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和身份质疑。丧失了扎实深厚的史学生长平台，电视批评实践的辉煌也就失去发展的镜鉴和检点的基础，而理应由其承担的指导现实、瞻望未来的功能也就不得不在这种状况下随之宣告失位，这已经成为令实践者和研究者倍感忧心的问题之一。
（二）研治中国媒介通史尤其是广播电视通史的需要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研究从1987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出版以来，逐渐步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郭镇之教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以电视媒介发展为研究对象的通史著作《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全景式勾描了中国电视媒体自1958年到1988年30年间的发展历程。之后，于广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钟艺兵/黄望南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张庆/胡星亮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陈志昂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通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004）、乔云霞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徐光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等以广电通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纷纷问世。这其间，郭镇之教授的《中国电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也在1997年简编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但是，这些以“简史”或“通史”冠名的所有史学著作却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专题史研究不足的尴尬境遇。正如李煜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广播电视专题史研究的匮乏与薄弱“使得大部头的‘简史’、‘通史’的内容显得先天不足”，通过对“通史”或“简史”的阅读，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片段、零星的事件记录，而不能对诸如体制的变迁、制度的建设、节目形态的递进和沿革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5]正是基于此，全面建构电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基础性专题史（包括文化史、批评史、传播史、艺术史和各种具体形态具体领域内的研究史）的研究便显得十分迫切和急需。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电视批评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实践操作才能真正走上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发展道路，也才可能真正在长远切实的层面上对电视媒体传播实践活动形成指导和助推作用。
（三）整理电视批评现存史料的需要
作为一个有始无终的开放现象，电视批评已经完成了一段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批评史实和相关资料。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一年，全国就出版和发表有关电视研究的书籍与文章104部/2938篇，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261部/4419篇，5年内增幅达到150.96%和50.41%。无论是从“鉴古”的层面上，还是从“知今”的层面上，对这些史实和资料进行爬梳和整理都已经是十分必要和亟需的行为。美国媒介批评家Robert L Shayon曾说，媒介批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还要重要，[6]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建构，也有着超越电视批评学术研究狭隘一隅的普泛性社会意义。
三、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视野维度
中国电视批评实践一向分为业务性电视批评和理论性电视批评两个大的域畴，业务性电视批评多就业务实践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而展开，诸如对电视新闻电视综艺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电视广告等具体节目形态的批评、对节目主持人的批评、对节目传播艺术和传播效果的批评、对电视媒体具体管理和运营环节的批评等；理论性批评则多就电视自身建设和本质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它又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电视本质理论发展的研究；二是对电视外部关系理论的研究，包括电视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科技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三是对电视本体理论的研究。电视本体理论包括电视传播学电视艺术学电视语言学电视心理学电视美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7]这些不同向度上的要素共同支撑起了电视批评业务与理论研究的多重维度，从而也成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必须直面相对的对象和场域（参见图1-3）。
广义的电视批评还包括了电视评论，电视理念批评、电视现象批评、电视节目形态批评和电视创作主体批评等均是其在不同发展向度与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作为电视批评的主要内容之一，电视理念批评承担着对电视研究理论既建构又解构的任务，它既要从鲜活的具体批评实践出发，又需要超越单纯的口头批评实践，将其中的批评意识抽象升华为具有普泛性指导意义的理论和观念形态。电视现象批评，则以其纷纭变幻、富有时代气息的特点，成为电视批评家为关注的另一项批评内容。所以，对电视现象的批评必须认识到电视现象与电视批评的关系、电视现象批评的现状与问题。电视节目也是电视批评的主要对象和立论基础，电视节目的形态是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创新的，因此，分析电视节目形态与电视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是电视批评的主要表征。电视创作主体作为电视传播和艺术创造的基源，同样是电视批评所要涉及的重要对象之一，对电视创作者的批评可从技术专业、艺术美学、思想政治、市场商业四个价值取向来进行；从批评实践来看，又可从社会系统、电视系统、创作主体、文本系统四个角度来进行。
从电视批评的空间与范畴来看，电视批评又涵盖了批评的基本理念、批评的审美阐释、批评主体的内在意识、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文本等内容。电视批评的基本理念有选题视角的针对性，方法理念的科学性、知识的综合性、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性及社会参与的广泛性等。电视批评具有艺术审美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对包括电视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现象、审美表现以及审美理论等在内的内容进行证述阐释。另外，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本人也是构成电视批评研究的一重重要维度，批评家的文化修养和思想素质，包括明确的导向意识、开放的美学意识、民族的文化意识敏锐的语言意识、成熟的思维意识、多元的知识结构等，都应该也必须纳入到电视批评史的研究视阈中来。
四、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理论范式
（一）以批评理念变迁为线索的结构体系
理论范式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关键，也是建构任何一门学科所必须首先重点解决的问题。所谓的理论范式，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就是指赖以对电视批评活动和理论研究现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勾描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学科结构上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必须一同遵守的批评理念与逻辑架构问题。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批评内容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电视传播事业的变迁而变迁，但架构学科结构的理论体系和引领学科发展的思维逻辑却会保持相对地齐整和统一。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电视批评理念的变迁和传播形态的沿革具有着贯穿历史古今的线索意义。
以此为基点，观照中国电视批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发展划分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创时期、1979至198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1986至1992年的拓展建构时期、1993至1999年的理论自觉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建构时期等几个阶段。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批评理念、精英文化意识主导的历史审美批评理念、本体建构意识主导的学术批评理念、民族意识与西方理论杂语喧哗织就的文化批评理念、产业主管部门与媒体经营者联合缔造的产业批评理念相对齐整地占据了各自相应时期的主流话语位置。五个阶段、五种批评理念之间的演进与嬗变架构勾描出中国电视批评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轨迹。
中国电视批评诞生之初，电视批评的主体还主要局限于电视实践领域的从业人员。早期的广播电视刊物《广播业务》上的电视批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等，几乎都是创作者和一线操作人员的经验总结。此外，最早期的中国电视批评主体还包括了一些文化名人和极少数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电视观众，像田汉、吴冷西、王蒙、阮若琳等先生。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了较大改观。学界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接过实践者手中的批评火炬，成为从事电视批评和理论研究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批评文章占据了相关刊物批评文章总量的50%以上。由于他们长期从事电视理论研究，拥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积淀，其批评也较通常的业界批评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其他新闻业者和广大电视观众也是电视批评中的重要力量，这其中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来自政府管理层的批评。他们是电视观众群体中的“特殊受众”，因为他们的批评会更大程度地影响到电视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随着受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自身的批评意识与发言欲望也很强烈，对于这部分群体，需要注意一个引导和规范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电视批评。
（二）以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为结构框架的批评模式
现象－系统－模式－概念是建构任何一个学科体系都不可或缺的参照体系，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所有的现象梳理和历史勾勒都必须纳入到中国电视批评史－中国电视批评－中国电视实践－中国电视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的整体观照系统中来。在这个系统下，对每一桩具体历史事件、每一种具体批评理论和对每一个具体批评家的历史评述都必须建立起相对统一的批评模式，即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的模式。在这重模式中，批评标准、批评目的和批评方法三个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它们以电视批评实践中的相关概念和话语体系为支撑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批评系统主客二分的角度上讲，这重批评模式实际上也是维系主客体之间恒定批评秩序并保持其相应批评关系的手段和方式。电视批评史中所有的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问题、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问题、批评家的理论见解和批评对象的实际发展问题、批评整体与其发生的社会背景问题、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有时会重合）之间的斥合互动问题都有赖于纳入这重模式的沟通和整理之下，这个问题主导着批评史历史叙述的基本姿态和叙述效果，也主导着批评史话语表达的基本特征和理论维度。
（三）以叙述立场的辩证选择为出发点的阐释方式
任何一种历史叙述，尤其是批评史叙述，都无法回避叙述立场的选择问题。叙述立场的选择，反映在具体的建构层面，实际就是指学科建构过程中创构者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所秉持的态度问题。历史绝对主义观点、历史相对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构成了这种叙述立场选择的三分视野。
历史绝对主义以追求历史事件本真面貌的机械呈现为最高追求，刻意淡化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逻辑关联，以割裂著述者主观介入既成事实的方式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这种历史观不但在理论上存在着悖论，而且对于实践特色极为明显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也明显无法成立。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任何史学建构都不可能完全摒除掉作者主观因素的渗入，机械的校勘和考订并不能完成批评史所有的历史叙述任务，也更无法达到其助益现实的最高追求。历史相对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现象和事件，均可以摆脱原有历史情境的制约和规范进行随意阐释和发掘。如果说历史绝对主义是抹煞了今天的存在、取消了发展的观点的话，那么相对主义则是故意削平了历史发展的深度，并刻意淡忘了事件发展的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兼顾了客观性原则和逻辑性原理的统一，在阐释描述历史时不但注意了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的“透视距离”（即既要考虑到阐释客体所处的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要兼顾到阐释客体出现以后一切时代的价值观）问题，而且还考虑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辩证关系的存在问题，从而相对完整地实现了电视批评发展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的互通与融合，成为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宜采取的主要话语阐释方式和叙述立场。
五、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方法
（一）学理审视与历史体认交融
“批评史研究并不是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也不是一项纯粹描述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思考”。[8]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所面对的时间段落虽不算长，但由于电视传媒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批评群体的多样性与活跃性，却资料浩繁，对于这些资料的取舍自然就成为研治电视批评史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史学门类，电视批评史必须接受历史发展前存在、学理审视后跟进的治史通则，这就产生了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之间的时间差问题：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文献资料的真切把握需要返回过去，对其原初情境进行体认；另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批评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又需要立足当下，作现时地观照。解决过去和现在、回望和前瞻难以并行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历史情感的培养和造就。“历史情感是一种深沉含蓄的情感……也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强烈的情感。它不像文学情感那样，通过虚构和浓缩，表现得夸张而热烈……历史情感的力量来自它的真实……”[9]这种历史情感的培养和形成会为我们在过去与现时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为我们的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建构起一座融合共生的平台。
（二）宏观论述与微观阐析结合
建构电视批评史和做任何学问与研究一样，既要有宏观层次上的理论、观点、方法、模式等系统的支撑，也要有对具体批评家、具体批评理论和具体批评事件的观照。如果说历史时空和理论维度是一个大的逻辑性建构，那么具体的材料和史实便是支撑起这座大厦的砖石和木料，二者只有配置妥当、并行不悖才可能完成一个系统工程的完美建设。
叶兢耕在上世纪40年代评价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时曾说，“研究文学批评就得先从文学批评的本身——批评的意念入手，用史的眼光分析考察，找寻中间的脉络，也即是史的发展，然后贯穿起来，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文学批评史的间架”。[10]这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富有启发意义。电视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史实资料只是形而下的存在，它不会自发地给建构者提供研治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术链条和内在逻辑，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史”的向度和“论”的构架里来考察，才可能揭示出电视批评发展错综复杂的面貌。例如对于1979年年初中国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第一则电视广告的争论、对于1988年电视纪录片《河殇》播出后所产生的社会大讨论、对于1990年末播出的电视剧《渴望》所引发的不同批评声音等现象，如果脱离开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我们就很难彻底理清它们对于电视传播观念本身、对于电视批评者群体和对于电视制作者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无法给它们一个恰切的历史定位。反之离开了这些具体生动的个案，历史视野和理论维度也会失去脚踏实地的依著，显得空茫并塌缩。
（三）主次分明与详略轻重并行
由于中国电视批评史所涉及的层面和领域横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诸如技术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美学的等等，再加上电视媒体领域本身理论研究的细分，使得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著述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都平均用力，这既不可取，也不现实。事实上，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所宜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述要”而不能是“述总”， 选择与删减是其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省略的步骤，当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之上；而电视批评史具体领域内的深入研究，诸如文化研究、经济技术研究、艺术理论研究、本体美学研究、产业与传播研究等则需要更为专门的批评史的出现。
（四）史德与史识兼容共生
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由于所牵涉到的评述对象大都还与建构者处于同一时空之下，而且有可能还是自己的师友或亲好，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坚持批评标准实事求是的难度。要做到既不随意吹捧贬抑他人，又不抱私心刻意为自己或师友谋取声誉与利益，没有良好的史德无疑是行不通的。史识同样也是中国电视批评史建构过程当中建构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没有史识，就无法做到去芜存精、辩伪存真，也就无法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真实地有意义地总结，也就更无法为电视批评的现实实践和未来发展提供镜鉴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德与史识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先决条件。中国有“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在电视批评中，我们与其对电视实践做出一个结论性评述，“捧杀”或“骂杀”，反而不如给实践者以一个切实可行的反思与审视逻辑，帮助他们学会自审，真正让电视创作者“明辨”而“笃行”起来。
“批评史不应成为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而应该阐明和解释我们的现状”[11]，美国著名批评史学家雷内韦勒克的这一观点正好切中了中国电视批评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研究体系中，批评史应该是一个富有提问并具有应答能力的主体，积极参与当下及未来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实践，而不应该只是以一个单纯的被动者的面目出现。20世纪80年代，林青先生就提出“史学研究除了要考虑它的学术价值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即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与现实联系，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12]电视批评本身就是实践性和目的性极为明显的社会文化活动，它对电视文本的阐释与解析、对电视传播的监督与匡正、对电视功能的引导与疏通，无不同社会现实发生着密切地联系。以电视批评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批评史，对电视媒体文化属性、艺术属性、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多维观照与系统梳理，无疑会对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文化调整、媒介解体重构关键时期的中国电视实践，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参考，为其当下的改革和未来的发展带来指导意义和助推作用。
[注释]
[1]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相关论述参见胡智锋、罗振宇《学院精神与学理路径——理论视野中的“电视批评”》（《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王君超《媒介批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道新《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应天常《电视批评：在探索中前行》（《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高静郁《多生语境中的中国电视批评》（中国传媒大学2005年学位论文）。
[4]参见[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5]李煜：《治中国广播电视史要应对的八种关系》，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
[6]黄新生：《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页。
[7]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
[8]杨冬：《批评史的意义》，载《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9]郭镇之：《历史与情感 历史与经验——广播电视史研究札记两题》，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6期。
[10]张国风：《清华学者论文学——《新生报》副刊选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广播电视史范文3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
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
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
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
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 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 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
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 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 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 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 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广播电视史范文4
关键词：《声音档案》 声音文献 口述历史 先声夺人
《声音档案》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的一档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名牌节目。2006年开播至今的六年时间，已制作节目三百多期。它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六十多年来积累下的丰富而又珍贵的声音资料为依托，结合当下时政、新闻、纪念日和主题活动，揭开尘封的历史，去重新解读“声音文献”，审视历史，从亲历者、学者的口述中发现“新闻”。节目充分发挥了以声音见长的广播特色，再加上精良的制作、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江浙沪听众的喜爱。题材涉及历史事件、民俗风情、奇闻轶事、海上掌故、电台往事、珍贵留声解读等。
由于《声音档案》以珍贵的留声为依托，吸引了不少声音发烧友；由于节目题材涉猎多为上海本土化内容，久而久之，她成为了一张“解读上海发展的声音名片”。她很好地吸引了有兴趣了解上海发展的人士，在上海已形成广泛而固定的收听群。开播至今，在激烈的收听市场竞争中，她作为周播的文化类节目能时常出现在上海地区广播收听前20榜单上，这是不多见的。回顾节目走过的岁月，分析其成功之道，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
一、多方查找“声音文献”
文献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声音文献可以理解为以声音形式固化记录在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科技电影、幻灯片等载体上的文献。在近代以前，中国人的听觉感官世界有四个来源：“自然、生活、典礼和享乐”。除了“自然”之外，“生活、典礼和享乐”所包括的各种声音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开口说话，使用的是祖先流传下来的语言；品味戏曲，也没有忘记古人创作的经典，但是在缺乏完整记录复制技术手段的岁月里，声音只能通过历代口传和文字记述来流传，而且在口音语调上我们已经与古人大相径庭了。所以，我们传承的是一种声音的演变，古人原汁原味的声音早已成为绝响。在留声机问世以前，声音不能复制，只能模仿，模仿声音的最高境界当推口技。而人类信息的记录史上，留声机的发明，是继照相机之后又一革命性变革。留声机自1877年发明以后，很快对世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留声机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唱片制作与销售中心。留声机与唱片，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先后被赋予多重意义。‘留声机’的名字是1890年由上海人叫开的；近代中国第一批唱片是1903年在上海灌制的；弄堂里飘出留声机播放的靡靡之音，是老上海的特别风情；一曲《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使上海历史文化名城色彩更为亮丽。从经济角度看，唱片业曾是上海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
《声音档案》节目自开办以来，利用各种途径，在海内外多方查找“声音文献”。比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节目推出的一个以挖掘历届世博人文历史内涵为主题的系列专题，充分发挥了广播在声音方面的优势，颇具可听性。人类在最初的几届世博会中，“倾听自己的留声”是最炫的一道风景。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引进留声机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唱片制作与销售的中心。从人类留声的历史来解读世博会，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角度。主创人员发挥自己长期收藏各类留声的专业特长，并从海外寻觅到许多世博会早期的留声。这些资料都是人类声音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珍品。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专家的帮助下，节目组播出了下列留声，声音来源于：最早与爱迪生在英国会晤的中国人；1878年在巴黎世博会上第一个见到留声机的上海人；最早用上海话在留声机里留声的人。节目组还对留声机通过世博会流入上海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考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组在采访了爱迪生门洛帕克博物馆馆长杰克斯坦利时，让“骨灰级”的发烧友听到了爱迪生1877年发明留声机时录下的原声《玛丽有只小羊羔》——它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留声。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留声是一段10秒的法国民歌《金色月光》的录音——150年前的一位法国女子的歌声。这段由美国录音收藏协会收藏的录音，在节目中播出。此外，节目还向听众介绍了最早在留声机中留下声音的中国人——上海人黄炎培。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随中国实业代表团到纽约参观。通过引见，黄炎培到纽约郊外拜访了68岁的爱迪生。爱迪生热情地接待了黄炎培，带他参观自己的工厂，并请黄炎培试用他发明的远写机（合留声机和授语机为一体，一方电话机可自动记录对方说话的机器）说了一段上海方言。
二 、尘封的声音资料是一座埋藏已久的“声音的富矿”
中国的史学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以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资料，大力推动“家史、厂史、社史、村史”的整理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刊物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但由于多是政府行为，内容、范围、对象比较单一。所收集的资料十分有限，在方法上也比较简陋，以笔录或个人自写为主，少数留有录音带，不过品质与保存也都不尽理想。
广播电视史范文5
张海涛在会议讲话中强调，在座的各位是为中国广电做出过贡献的，没有各位的奋斗就没有今天的辉煌。是把老干部看成财富还是看成包袱是衡量一个干部很重要的尺度，对老同志的感情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事业的尊重，做老干部的工作就要尽心尽力。
关于老科协的工作，张海涛说，要把老科协办成老科技工作者之家，办成老科技工作者沟通、交流的桥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老科协要有规划，有组织，有章程；老科协要发挥优势，服务工作大局，为事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材培养献言献策，再立新功；老同志有条件去记录历史，总结广电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原则、基本做法；老科协要在当前中国广电从模拟向数字的变革时代，积极热情对待改革，对待变革，要当改革促进派、参与者，不当旁观者，在改革中贡献力量，形成合力；总局也要为老科协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计财司、科技司、办公厅、老干部局都会积极支持老科协的工作。
老科协理事长章之俭就五年来广电分会的工作向大会作了汇报。
中国老科协广播电影电视分会成立于2002年，曾编辑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科技发展历程回顾文选》，目前正在进行《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广播电影电视新技术科普丛书》、《广播电影电视技术--干部必读》三套书的编写工作。
2004年，老科协曾组织老专家考察西新工程，并重点考察了871台、2021台、916台和2022台。2006年，老科协组织大部分理事参观、考察、访问了广电总局下属的全国有线电视监测中心、573监测台和沙河地球上行站。2006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计财司又委托中国老科协广电分会进行了广播电视工程建设标准（定额）报批阶段的审查工作、工程设计与工程咨询等资质的评审工作、行业优秀工程设计评优活动及推荐国家优秀工程设计的评审工作。目前，多项广播电视工程建设标准仍在审查中。
广播电视史范文6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使国家文化软实力有一个大的提高。广电传媒集资讯、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和属性于一身，其以引导力和吸引力为主要内涵的影响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增强自身的影响力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广电传媒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
一、增强中国广电传媒影响力的历史机遇
（一）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空前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同国家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近30年来，我国的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理论和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文学艺术日益繁荣，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文化影响力逐步增强。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格局，丰富了亿万人民的文化生活，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激荡人心的文化乐章。
从文化事业的进步，到文化产业的拓展，从文化体制的转变，到文化内容的创新，文化大发展的脚步留下了一组喜人的数字：图书出版由1978年的1.45万种，发展到2006年的23.39万种；报纸由1978年的186种，增加到2006年的1935种。互联网迅猛发展，全国已有1.62亿网民，居世界第二位；手机用户4.87亿，居世界第一；中国广播电视更是迅速成长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电子传媒。[1]一个有声有色、充满生机的文化中国令世界瞩目。
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做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和目标。中华文化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我国综合国力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
（二）中国广电传媒影响力明显增强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广播电视传媒已经成长为中国目前在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中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据有关方面统计，截止2006年，中国广播和电视人口全国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5.04%和96.23%。全国共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498个，全年共播出公共广播节目1078.05万小时，公共电视节目1360.45万小时，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电子传媒。[2]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全面规划和部署了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中国广电传媒的发展方向、十大目标、重要任务和三大重点工程，以及重点政策和保障措施，描绘了发展的壮丽图景，特别提出了大力繁荣创作和生产，发展影视制作业、广告业、会展业、数字内容和动漫产业等产业示范基地，着力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提高国有文化企业竞争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提出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推进广播电视数字化，发展新兴传播载体等一系列重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事业、产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举措，给中国广电传媒的大发展大繁荣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氛围。
二、增强中国广电传媒影响力的主要路径
中国广电传媒影响力体现在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个方面，前者以增强凝聚力为主导，后者以增强吸引力为主导。无论是增强对内凝聚力还是对外吸引力，必须走又好又快发展的这一根本途径，而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不断创新。
（一）创新对内传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就对内传播而言，中国广电传媒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通过强有力的舆论引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体人民共识，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1．在理念方面
中国广电媒体要树立如下六个方面的理念。一是责任理念：要加强舆论引导，治理有害信息，旗帜鲜明地反对低俗化，提高公众文化品位和良好情操，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二是法制理念：要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对采访和传播的节目内容承担法律责任；三是道德理念：要遵守职业道德，提高道德修养，树立媒体的良好形象；四是市场理念：广播电视节目的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紧密相关，如果没有广播电视节目的社会价值，广播电视节目的市场价值就要受到影响；五是品牌理念：要塑造品牌、包装品牌、维护品牌和营销品牌，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含金度、传播效果和营销业绩；六是效益理念：要在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基础上，努力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2．在内容方面
中国广电传媒对内传播的主旋律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要创新中国广电传媒对内传播内容，须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量：首先是喉舌性与贴近性的和谐，要在确保喉舌性中讲求贴近性、群众性，在追求贴近性中体现喉舌性、导向性，在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融汇点上作足文章；其次是广泛性与深刻性的和谐，要在传播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下功夫，一方面让广大受众及时了解最广阔地域的欲知未知的信息，另一方面要对受众思想、情操乃至行为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是新闻性与知识性的和谐，既要实现传播新闻信息的基本功能，也要实现传播文化知识的拓展功能。
3．在形式方面
中国广电传媒要针对目前受众思维更加活跃、思想状况更加复杂的情况，从探索新形势下对内传播内在规律入手，不断创新对内传播方法，使其由经验型变为科学型：要适应受众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生动丰富、润物无声，入耳入脑、可亲可信；要把镜头对准基层，把话筒伸向受众，多用受众的语言，多联系受众身边的事例，多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多用疏导的方法、受众参与的方法、民主讨论的方法；要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手段，不断拓展广播电视对内传播的渠道和空间。
（二）创新对外传播，增强中华文化吸引力
就对外传播而言，中国广电传媒的影响力表现在通过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1．在理念方面
中国广电传媒要确立全球本土化[3]的传播理念，坚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和人文胸怀，遵循国外受众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用国外受众接受的方式，表现有中国元素的传播内容，以中国元素吸引国外观众，拓展国外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凸现出来。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因素相互激荡和彼此交融，使中华文化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现代文化景观，并为越来越多的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外受众所关注。因此，谋求中国广电传媒对外传播的全球本土化发展，必须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民族广播电视精品节目，因为“从传者的角度讲，本质上国际传播媒体之间争夺受众是以更生动地展示本民族的文化为手段的竞争，以更广泛地传播本民族的文化为目的的竞争”[4]。
2．在内容方面
中国广电传媒对外传播的主旋律是主动、及时、全面、客观、准确、生动地反映脉动中国、律动中国的那些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中种种政策、制度、法律的变革和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变革，使国外受众真正了解和把握正在发展、变革、进步的中国。
在具体内容方面，既要自然巧妙地融入上述中国元素，着力打造既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广播电视节目，又要主动自觉地融入种种国外元素，努力创作出符合国外受众心理和欣赏习惯的广播电视节目，促进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相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3．在形式方面
中国广电传媒在对外传播中要“讲究含而不露、引而不发，讲究软包装、硬内核，软着陆，硬效果，讲究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切忌耳提面命、穿靴戴帽，切忌硬、直、透、露，切忌拔高、溢美，堆砌形容词、大话、空话、套语”[5]，要善于把结论寓于报道之中，让国外受众从事物的内在逻辑中得出与传者相同的结论。
在节目形态和艺术表现形式上要与国际广电传媒接轨，创作出具有国际化胸怀的民族广播电视节目，在世界广播电视节目生产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譬如，同为12集的两部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故宫》在打造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民族广播电视节目品牌方面堪称范例：《大国崛起》把五百年的历史反思和人类的现代化紧紧结合起来，让镜头触摸历史，让历史感悟未来；《故宫》则以严谨的学术视角，将历史的真实性、叙述的客观性，通过先进的电视艺术手段对故宫这个皇家宫殿进行了历史和审美的诠释。这两部纪录片在节目形态和艺术表现手段方面均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在羸得国际声誉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回报。2005年中央电视台所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在北京签约，将《故宫》推向国际市场，《故宫》精编版已于2005年底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出，并且向世界各地发行。有学者评介说：“这一事件是我国电视节目对外传播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为海外电视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6]
结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离不开中国广电传媒的有力支撑。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广电传媒要迎接新挑战，抓住新机遇，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播电视工作者的积极性，不断创新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理念、内容和形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吸引力，为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 有关数据参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断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载《人民日报》2007年8月8日。
[2] 有关数据参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编著：《200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3]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是为了强调当全球化的产品或服务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时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而新产生的一个词。该词把世界全球化与地方化结合在了一起，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日本经济学家发表的文章中。该词反映了本土条件对全球化的反馈作用，揭示了普遍化与特殊化的融合之势。
[4] 任金州主编：《电视外宣策略与案例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