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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业论文范文1
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金融程度在不断深化，规模日益扩大，机制逐步健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增长也遭遇了一定的瓶颈，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和优化。因而，通过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在明晰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后，运用区域金融发展来调控和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国外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直是国外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但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金融支持还不是很完善。金融发展理论根据思想流派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分为：①金融结构论。Goldsmith（1969）开创性地用金融相关比率（FIR）衡量金融结构发展程度、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认为金融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是解释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的基本功能在于合理安排储蓄和投资、有效地配置资金，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并提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金融相关率不断提高但有限度，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产业发展重心改变，速度更替。②金融抑制论。Mckinnon和Shaw（1973）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通过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投资的利率弹性为正值。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实际利率，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以此促进经济增长。③金融功能论。Merton（1995）和Levine（1997）从金融功能入手，依据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选取4个金融中介指标和4个经济增长指标，通过实证手段研究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系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储蓄的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施加公司控制、促进风险管理、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仅能够加速资本积累的速度，而且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国外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结构优化，而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所以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国内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开展较晚，但发展迅速，研究主要集中于寻找两者间的影响机制，希望找到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有效措施。在宏观层面上，范方志、张立军（2003）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制，然后具体实证分析了1978-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认为各地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的拉动作用由东部向西部递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差距是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1］。王纪全、张晓燕、刘全胜（2007）分析了我国金融资源的特点，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东部、中部和全国范围内人均金融资源的增长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在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这种稳定的关系［2］。在微观层面上，蔡红艳、阎庆民（2004）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的影响，计算出中国39个工业行业的成长性指标，研究了资本市场内的资本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互动关系。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着重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研究，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只是在经济增长的机制中被简单提及，没有进行详细而深刻的论证，同时对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的界定还不明晰，因此，本文将重点剖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作用途径，并以上海市为例，引用明晰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寻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3］。
三、上海市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分析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上海进入了金融业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日益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中介机构吸纳资金的能力不断增强，并按照经济原则使储蓄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高效流动，调整资源配置状态，提高投资效益和要素生产率，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从萎缩部门向新兴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Goldsmith认为金融的发展是金融结构的发展，并提出了一直被视作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其定义为某一时点上金融资产总量与实物资产价值总额（即国民财富）之比，如果将存款资金存量及其变化看作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那么贷款资金的配置就是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贷款存量也是各地区的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而在区域层面，如果不计流通中现金的影响，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4］，这与我国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以银行存款和贷款形式存在的事实相符，所以本文借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王子明以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表示金融资产总量的方法，选取金融相关比率（FIR=(L+S)/GDP，其中L表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S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为区域生产总值）代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5］。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存贷款余额的数值越大，在GDP一定的条件下，其金融相关比率越高，反之亦然。图1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金融相关率的变动情况，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和上海市金融年鉴。自2005年以来，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从2005年的4.3826上升至2013年的5.2594，且从2008年至今，这种上升的幅度更为明显，说明上海市的金融活动较为活跃，区域金融蓬勃发展［6］。同时上海市每年的存贷款余额均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说明上海市的金融规模在不断扩大，且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表明上海市的金融机构吸纳资金和使用资金的能力在逐步提升，金融结构合理，环境相对安全，整个金融体系正在稳步健康发展［7］。
四、上海市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分析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迅速，备受瞩目。上海市从实际出发，积极地进行了三次工业改组，使产业结构逐步从重化工业到轻工业再向服务业调整，率先实现以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转化，1990年以来的浦东开发又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推进，在开发开放的重要契机下，制造业开始经历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迅速转型，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扩展，金融、贸易和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强化，对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999年，上海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大关，意味着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开始以服务经济为主，2012年，比重首次超过60%，基本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从开始到基本形成，上海用了12年时间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8］。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整体情况是三次产业的产值均在不断增加，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在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之和相应上升，但由于地区主导产业的差异、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不同，各区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并未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因此，采用产业结构优化率（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在GDP中的比重）来衡量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比来衡量各个产业的优化程度［5］。图2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变动情况，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近年来，上海市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占比较低，且在逐步下降，由2005年的0.8776降至2013年的0.5985，降幅高达31.80%；第二产业比重除在2009-2010年有小幅上升外，其他年份均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在近年内一直保持着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比重迅猛增加，2013年达到62.24%，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化趋势大致相符。同时在日益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支撑下，上海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在完成“工业化”后逐步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五、上海市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Eviews对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进行回归，探索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一）样本数据及模型设定本文选取2005-2013年上海市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表示其金融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该区域GDP的比重（CY）来衡量其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分别用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比（CY1、CY2、CY3）来表示上海市第一、二、三产业的优化程度，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和上海市金融年鉴（2005-2013年）。由于时间序列模型一般是不平稳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设定了以下相关模型：①利用单位根（ADF）检验单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②分析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得出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回归方程；③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由于存在变量的非平稳性而出现虚假回归，需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时间序列一般是不平稳的，但可以通过差分形式将其变为平稳，仅当回归的两个时间序列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防止伪回归，先确定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IR）、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第一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1）、第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2）及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3）的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中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FIR、CY、CY1、CY2和CY3的水平值在三种形式下和10%的显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即它们的水平值是不平稳序列，而它们一阶差分形式则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它们是一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三）协整检验由于FIR、CY、CY1、CY2和CY3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如果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协整的，则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为了验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Engle-Granger二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1）首先对FIR和CY、CY1、CY2、CY3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2）然后运用ADF检验对以上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整性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拒绝了是不平稳的原假设，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即FIR和CY、CY1、CY2和CY3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四）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以上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可知，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总体产业及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不明晰，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对此问题进行说明。由上可知，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是产业结构优化和三次产业优化的原因，接受了上海市总体产业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不是影响其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的原假设，表明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是其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因素。随着上海市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总体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会不断调整和优化，即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由以上回归结果和因果检验可知，从总体上来说，上海市高度发展的金融水平，通过影响资金流向的变化，调整区域生产要素的分配，使得上海市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高级化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市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但基于产业划分的三个层次，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一、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9］。结合回归方程可得，每当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一个单位，上海市的总体产业结构会有0.002491个单位的优化，对第一产业的结构优化会产生0.002491单位的负效应，同时，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也会遭受0.087332单位的负面影响，只有第三产业能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受益，能够得到0.089818单位的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目前上海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现代服务业，所以会加大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支持，因而难免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
（二）对策建议
金融结业论文范文2
笔者在《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之维》中论证了“研究特定经济运行环境中的人”[1]已经成为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机的“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必然选择。”因为，“任何经济发展模式本质都是由一定的人与社会关系所支撑的”，[1]而在现时代的中国，“人”则以更加不可替代的身份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因而，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体系中人的问题的消解路径选择框架，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一、全球金融危机与自我伦理危机
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空前的破坏力涤荡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经济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所危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些看起来纷繁芜杂的物质生活世界，它还以一种更严重的破坏力危及到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场空前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正在不期而至。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并没有自然带动现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应提升呢？在马克思或福柯看来，殖民主义性质的财富增长或科技进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带来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则有可能使人与自身之间的鸿沟愈陷愈深，进而将人类卷入一场空前人与自身极度分裂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所谓自我伦理危机指的是由于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被剥夺或重构，所造成的人与自身（灵与肉、身与心、主体性与客体性）内部伦理秩序的混乱状态，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人类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体纷扰。由此可见，自我伦理危机一方面表现为理性屈从于欲望、经验所造成的人对自身主体价值缺席的焦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被欲望、经验重新塑铸的人对自身客体价值有限性的焦虑。事实上，所有焦虑的实质并不在于获得、占有或经验多少“最为丰富的外在善和过度”才能获得人类自我的满足感，而在于人类应如何在道德层面摆脱由于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体困扰，进而达致“灵魂的宁静与肉体的无纷扰”，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些问题构成了现代人进行自我伦理规划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可以说，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人类自我的伦理危机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下，自私、虚荣、嫉妒、贪婪、背信弃义、股市非理性繁荣等现象的流行难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证吗？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其消解路径应该如何构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伦理危机的道德化解路径
就自我伦理危机的产生原因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是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应对方可奏效，但就作为人类终极自我关怀的伦理规划视角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则需要诉诸于人的内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样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功效呢？纵观人类伦理思想史，在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问题上，各种伦理学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笔者在综合美德论、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关于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消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德性应该是自我公正。虽然美德论与功利主义论伦理学体系中都没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这一概念，但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尼个马可伦理学》关于公正的“总体德性”与“具体意义上的”[2]区分;穆勒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功利主义》对作为“作为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公正研究中间，关于这一概念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
实际上，美德伦理学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相对于“总体德性”的“具体意义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体意义上的”公正，它与“总体德性”的关系怎样，“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伦理学派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2]“事实上，这种守法的公正是总体的德性，但它不是总体的德性本身，而是对于他人关系上的总体的德性。由于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总体。不公正不是恶的一部分，而是恶的总体。”[2]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总体的德性”实质是一种相对于人与自身关系相对的“对于他人关系上的”德性，但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总体的德性”只是为研究“具体意义上的”德性提供一种理论铺垫，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标。那么“作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体意义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德性”或“道德品质”就是“一个人在积极和他人之间分配时如果对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获得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较少的一份，而对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损害过少，使别人受损害过大，而是使彼此达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两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时也这样做，他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公正。”[3]因此，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应该是保持作为体现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理性对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对优势或优先地位的一种道德张力。
在功利主义学派理论体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即每个人保持其所得与“应得”之间平衡的一种道德行为品质。问题在于，公正为什么是“正义”的“一项义务”，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
在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穆勒看来，公正是正义美德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在涉及权利时，保持公正毫无疑问是义不容辞的，但其中体现的只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赋予每个人权利的义务。”穆勒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坚持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的原则，即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为一种正义义务成为履行其他正义义务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内容。”[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义美德一项义务，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则的体现，即每个人的幸福与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价值。因为，“倘若根据‘应得’信条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那么必然意味着我们对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视同仁（当没有更高层次的义务来禁止这种行为时），同样社会也对所有应得到它的平等对待的人（即应当得到绝对平等对待的人）一视同仁。这是个体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一切社会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应尽最大努力向这一标准靠拢。然而，事实上这种伟大的道德义务基于的是一种更深的基础，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从属或衍生教义的逻辑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确切含义。功利原理之所以成为具有理性意义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承认一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拥有完全平等的价值（在程度上被视为是同等的，种类上允许有所差别）。”[4]综上所述，在穆勒看来，公正能够成为正义的一项义务，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体现了每个人的道德价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约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为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穆勒认为，“个体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在于整体意义上的即“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逻辑起点在于每个人对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自我公正被赋予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含义。
从笔者对美德论与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层面的梳理当中不难看出，在这一概念应该成为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的认识层面，两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在对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带有明显的动机论色彩，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效果论倾向。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所著《尼个马可伦理学》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作为一种德性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只是“灵魂”的“合乎理性的”“实现活动”，即精神领域的。因而，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义学派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义》一书整个理论体系中间，作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个体行为效果层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据。因而，与美德伦理学派相比较而言，功利主义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脉脉的道德情怀。正因为如此，在看来，道德的合理性依据应该是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所谓自我公正，就是人类自我在驾驭权利时保持的自身主、客体价值之间内在平衡方面的一种张力，这种平衡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种主客双方的和谐状态。就是说，自我公正德性对自我的伦理危机的化解需要社会公平正义呵护，更需要人类自我内心信念坚守，因为这种坚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社会秩序的和谐，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使深陷于现代社会泥淖中的自我为自身更好地构建起美好精神家园的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就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人类精神生活世界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消解，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对驾驭自我权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养，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参考文献：
[1]齐小军.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之维[J].改革与战略，2009，（7）.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王旭凤，陈晓旭译.尼个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英]查尔斯·库利，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金融结业论文范文3
专科毕业两年可以报考在职硕士，这个在职硕士通常指的是同等学力申硕考试，也就是学生在原工作岗位上担任一定的工作任务的同时进行非脱产的学习，修满学分，获得在职读研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满足申请硕士学位的流程之后，通过国家组织的每年五月份举行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完成研究生论文并答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证书。没有学士学位的同学不能参加申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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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业论文范文4
关键词：高职数学 考核模式改革探索
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借进和延用“开卷”数学考试模式
南朝 宋 鲍照 《芙蓉赋》：“杂众姿於开卷，阅貌於昏明。”，开卷考试形式,可借助书面资料答题，近年来，一部分高职院校数学教学试行了“开卷”考试模式。对传统的闭卷考试做了改革，把数学的实用性扩大，淡化研究性，多用在工程，生产，成本核算，盈亏核算等实践上。“开卷”考试模式是允许学生在考试考试时携带一张纸或便条，学生在考前自己归纳重要知识点，公式，或换算方法和典型例题解法以及步骤，写在纸上，考试结束交试卷时把这张纸一起上交，老师根据这张“开卷”的内容也作为评分权重。根据学生反映，以前考数学之前就紧张地记公式记步骤和原理，现在学生认为，用“开卷”这种考试办法，大大缓解了考前紧张情绪，不用再死记硬背那些数学公式（如积分、微分、导数公式等），学生归纳这张“开卷”的过程就是浓缩知识精华的过程，轻松应考并主动抓住了重点。同时在考前学生间可以资源共享，但又不能雷同。这种带着公式资料卡的考试，其实就彰显数学学科的实用性，实践性，为高职学生走上各自工作岗位科学性地查资料找数据分析数据提供了准备。对数学学科来说，思维素质是最重要的。
（二）换个角度换个位置学生制作试卷再精选模式
在传统大学数学教学中，通常都是老师出好试卷，学生应考。出试卷的资格是神圣和权威的，和一种责任感。学生在考试前都很紧张，猜不到老师出的什么内容的题，介于对老师的崇拜和敬畏，对考卷内容的好奇心，各种因素造成了考前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在教学实践中由学生每小组组织一套数学试卷，学生在准备试卷过程中，查阅大量资料，经过不少演算，和考试内容的增删，他们觉得这个任务非常神圣而崇高，大大缓解考前紧张，激发了学生对数学学习兴趣与复习的积极性，教学效果明显提高。出题教学步骤：首先在期中考试前给学生宣布学生制作试卷的考试模式，学生群情昴地接受这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第二步：班上分为四个小组，每位同学必须出一份试卷，然后由小组长综合出一份团队试卷，做好标准答案，在整个出卷过程中，学生们不断地积累所学知识，掌握重要知识点，反复演算，精挑细选，大大加强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步：数学老师在上复习课时，当着学生的面，选取一组的综合试题作为半期或平时考试试题，并对各组试题作出评价。第四步：科学评价学生成绩，权重以学生试卷质量占百分之四十，考试成绩占百分之六十。
借进和延用此“开卷”数学考试模式，大大地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全面复习以及注重各个环节，在出题过程中，学生们热烈地讨论，提高了学生学习研究的交流能力。学生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
（三）结业课程形成性考核与生产实践核算论文相结合模式
二十一世纪我国高职院校教育指导思想是：I培养学生学会认知；II学会做事；III学会合作；IV学会生存。在十几年教学实践中我们数学教育工作者在课程教学和考核中一直贯彻实施并一直在努力探索。高职数学教学不是简单的数学学习和研究，而是重点培养学生职业生涯中如何应用于生产实践能力，本人一直在思索几门数学学科《高等数学》《经济数学》的教学评价方式即考试模式，直接和学生在生产实践工程核算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相结合，课堂教学考试成绩占百分之四十，工程应用知识占百分之七十的权重。课堂考核包括出勤率，课堂表现，完成作业质量，出试卷质量等占百分之三十。
学生数学实践应用知识的考核。
数学教师根据学生去企业工学结合的情况，分为四到八个人的小组，包括组长，在企业工作实习期间完成实用数学相关知识的调查报告，以及生产方案报告。在两月之后上交报告在答辩时可以小组协作回答问题和阐述观点，以及应用到的运用数学知识点。在《工程数学》中就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学“积分变换”，“复变函数”“线性代数”“概率论”“场论”等数学知识点。 工程数学是为了让工科学生用更加方便的理论工具来处理工程常见问题。要求学生掌握基本工程数学中演算方法，教师要求学生就如何利用极限、导数、微积分知识进行对工程问题、投资问题、造价问题、产品成本与利润边际问题。学习的关键在于实践，在于将几何，分析，代数的思想融会贯通。片面的追求知识面，其对实际工作的效用不会太大。相反，把一些关键的思想贯通，则可收到触类旁通之效。
要求学生交报告中必须有数据与事例分析，防止纯理论抄袭。论文的质量与答辩情况占数学成绩的百分之七十。
在教学中，实施这种考试模式，执行过程中也没那么顺利，没想像的那样轻松和容易，学生在这种考试模式从这种考试模式，开始阶段学生非常赞同，因为在表面上取消了坐下来考试这一关，随着过程实施的体验，学生中会出现畏难情绪，有些学生不知如何迈开第一步，在教师的指导帮助和与同学的相互交流合作下，他们逐步学会了合作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模式试验结果表明：11%的学生能较优秀完成，且对金融类业务已较为熟悉；56%的学生能基本通过论文答辩，已对经济数学知识基本掌握；33%的学生的论文质量与答辩情况不是很理想，其原因有对数学知识理解不够深透，知识应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能力的缺乏，也有12年中小学应试教育的惯性。
然而，这一模式不同程度培养和锻炼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应用能力，有利于解决问题能力、社会调查、交往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由单纯考核课程的知识转变为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核。
四、结语
《汉书・宣帝纪》：“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现今的高职数学学科考试就是能知识才能和应用能力的测试，我们高职数学教育工作在教学过程中摸索出：借进和延用“开卷”数学考试模式；学生制作试卷再精选模式；结业课程形成性考核与生产实践核算论文相结合模式；考试模式的改革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涉及教师，学生，以及教育管理部门的配合，考试模式的改革只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小方面。所以，确立新的教学目标，改革陈旧教学模式是推进考试方法的改革，完善考试制度与评价体系的关键和保证。考试模式的改革是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多样化的不断实践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各教育机关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数学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会取得很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二）――项目教学方法的本土化实践 杨黎明
[2] 卢晓东等．北京大学本科考试模式改革的研究[J]．高等理科教育，1999（4）．
金融结业论文范文5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良好的企业效益及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的高水平人才涌入，为农信社后续发展储备了巨大能量。能量的有效发挥有赖于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而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方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信社人才能量的大小。人才培养的模式一直备受各省联社、农信社、农商行的关注。
模式之探：多元并存
人才培养越来越多地得到农信社在“战略”层面上的重视。在对我国东中西部农信社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后，记者发现，如果从形式和内容两个关键词切入，农信社人才培养的突出做法可归纳为 “六大模式”。
从人才培养的形式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与高等院校联合培养模式。其中又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在高校内部设立金融班，大一起对学生进行定向培养，主要教授金融学和与农信社操作事务有关的课程。入学之初，信用社与学生、高校签订“三方协议”，要求学生毕业后直接到农信社工作。如滨海农商行在天津财经大学成立的“滨海班”、吉林省联社与吉林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联合开办的“农信班”。二是与高校合作，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集训”，时间一般为3～12个月。如江西省联社组织新进员工到江西师范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带薪培训。三是与高校联合培养在职硕士研究生，如浙江省东阳联社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作，每月邀请大学教师到东阳联社为员工集中授课两天，员工结业后通过相关学科的考试、论文答辩，可申请硕士学位。四是与高校联合举办研修班，组织高管人员去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进行管理学培训。此类研修班更侧重于管理能力的培养而非学位教育。
第二，“自主投资式”人才培养模式，指自主成立培训中心或商学院，逐步培养自己的内训师团队，对员工进行培训。如，浙江省联社专门另设大楼成立的“员工培训中心”，江西省联社、广东东莞农商行、浙江瑞丰银行等成立的商学院，多以国内集中培训和国（境）外学习培训为主要形式，并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后备干部进行轮训。
第三，与非高校类机构联合培养模式。前两大类培养模式主要侧重对员工综合素质的培养，除此之外，农信社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如，潞城农商行为使新招员工能尽快接受和运用微贷技术，在招聘之初就对员工进行相关潜能的面试，并聘请专业微贷技术公司对员工进行微贷培训；部分农信社、农商行还聘请专业礼仪公司，对农信社员工进行礼仪培训等。
以上三种模式目前在我国农信系统中普遍存在，且各有利弊。在高校联合培养模式中，“金融班”培养的定向性和针对性强，但培养周期较长，学生毕业之后的去向存在不确定性，容易产生学生违约的道德风险；“集中”训练的方式有利于员工素质的快速提升，但人才培养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较高；与高校联合培养在职研究生或研修班的模式，上课时间灵活自由，有利于员工在工作之余提升自身水平，但此类课程往往课时费较高。“自主投资式”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建设培训中心，并拥有一批自己的内训师，前期投入的成本较高。与非高校类机构联合培养人才一般更具针对性，但往往是局限于某个专业技术岗位进行的专业培养。
从人才培养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一是订单式培养模式，对不同层次的人进行不同类别的培训。如，浙江东阳联社对中层管理人员，推出“赢在中层”人才培养办法，对新入职的青年员工则采取“春苗计划”。不同需求的员工参加不同种类的课程，提高人才培训课程的针对性。
二是流程培养模式，即为员工设立一套完整的从“雏鹰”到“雄鹰”的培养流程。一般情况是：入职之初，设立职业生涯导师，帮助做好员工近期和远期的职业规划路径，并每年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工作过程中，根据员工职业规划路径，有计划地对员工提供针对性培训；设立公平公正的晋升路径，保证员工自身成长成才后有更大的才能发展空间，实现员工从“雏鹰”到“雄鹰”的转变。
三是梯队培养模式。省联社根据行社班子建设的需要和后备干部的具体情况，确定后备干部培养目标和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拓宽培养锻炼渠道，不断加大对后备干部的培养力度。实施干部上挂下派管理办法，探索开展行社优秀干部提拔上挂任职，组织省联社青年干部下派基层行社学习挂职，形成了干部动态培养的长效机制。
反思之困：问题交锋
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法就像一剂强心针，为农信社人才注入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血液，提高了不同层次人才的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使其在掌握银行业务的同时，更加理解和融入农信社“立足三农、服务三农”的市场理念和文化理念。然而，面对资源、能力、财力等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农信社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在探索和创新阶段，农信社必须直面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矛盾，正视问题的交锋。
交锋之一：培训与培养
人才培养是对人进行选拔、教育、培训，并给予其发展培育的过程。人才培养模式，实际上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实现这些培养目标的方法或手段。就目前农信社的人才培养来看，绝大多数的培养侧重于培训阶段，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从选拔、培训到发展培育的完整体系。
全国农信社几乎都会制定相关的年度人才培训计划，一部分农信社、农商行建立了专门的培训中心组织培训工作，对不同层次人才及不同业务进行专业性、针对性的培训，但是对于培训结束后人才在业务能力、综合能力上的提升及后期管理上却很少有明晰的规划。四川省农信社建立的“80后理事长、主任助理”机制、江苏沐阳农商行的“内部导师制”等一系列类似的在培训课程之外的人才培养方式值得肯定。构建一个课程培训、综合能力培养、职位晋升培养相结合的立体式、流程化、精选型的培养模式，对于农信人才的未来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交锋之二：结果与效果
在农信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培养的结果往往通过鉴定报告、结业考试、操作测试等相关的水平考试来衡量，如此的衡量标准侧重于短期的结果，评估方式较为单一，且不具有全面性和针对性，更忽视了其长期效果。目前，在农信人才的培养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影响培养效果发挥和后续评价的问题。
首先是培训教材问题。在对江西省联社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无论是与院校还是培训机构合作，培训教材的选择都成为一个首要问题。高校教材偏重理论，培训机构教材往往缺少严格的资质认证，严重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其次，培训效果的考核及评价体系不够明晰，这也是合作双方发生分歧的地方，建立一套权责明确、短期效果和中长期效果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对于合作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效果控制的跟进不够及时。在进行专业培训后及进一步培养过程中，关注人才的后期发展及走向，加强对人才的人性关怀，是对人才培养效果的有效控制手段。能够在保证人才向着既定轨道发展的同时，防止人才流失。
发展之向：路在何方
“一个银行能否办好，取决于有没有好的银行家。”山西省联社晋中办事处刘海滨主任有着这样的观点。以往，农信社人才培养局限于战术水平而非战略高度，现在越来越多的农信社认识到，人力资源是银行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因此，多位业界专家认为，农信社人才培养模式应开辟三条路径。
路径一：人才培养的“全面培养”模式。要由侧重于对新入职员工的培养，向新老员工、中层员工以及高管的“梯队化”全面培养转变；要由侧重于对基层柜员、会计岗的技能操作培养，向操作序列、营销序列、专业序列、管理序列等多个岗位系别并重转变；要由入职后再培养，向入职前参与实习、入职时进行集训、入职后进行定期培养转变；要由单一定岗，向定期、不定期轮岗转变，并实现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全面调动。
金融结业论文范文6
【摘要】由于会计与税法的不同,在企业负债处理上也有区别,表现在:放弃债权、预计负债、借款费用、应缴增值税等方面。本文就企业负债的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差异作一比较,剖析其差异的原因,并提出差异协调的建议。
【关键词】负债;差异;会计与税法
在经济领域中,会计和税收是两个不同的分支,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规范不同的对象。本文就准则与税法对企业负债处理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一、负债方面的差异表现
按《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财政部令第33号解释,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企业的负债,按其流动性不同,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会计政策与税收政策在负债方面的主要差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放弃债权
放弃债权指债权人主动或非主动放弃应收债权的行为。对债务人而言,债权人放弃债权后就有一个如何进行会计处理与申报纳税的问题。从实践上看,大致有三种具体情形:
第一种情形,因债权人破产、撤销等原因,债务人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转入资本公积;按照《会计准则指南》作为营业外收入。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因债权人缘故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应作为其他应税收入计算纳税。
第二种情形,债权人与债务人进行债务重组后,债务人少支付的债务,执行新准则的企业,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规定,重组债务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计入当期损益(作为营业外收入)。国家税务总局的2003第6号令《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规定,“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计税成本与支付的现金金额或者非现金资产相关的税费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计入企业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一次性并计纳税确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在不超过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国家税务总局取消该项审批后,按国税发[2004]82号规定,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债务重组所得占应纳税所得额50%以上的,才可以在不超过5年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第三种情形,债权人主动宣布放弃债权,债务人转为资本公积或长期挂账,对此应否计征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尚无明确规定。
(二)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包括企业对外担保、商业承兑票据贴现、未决讼诉、产品质量保证等很可能产生的负债。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规定: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而税收上针对费用和损失,通常坚持实际支付(发生)原则,故企业所得税法不承认预计负债。
(三)借款费用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规定,“借款费用,是指企业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及其他相关成本。借款费用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准予扣除:1.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2.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对借款费用的定义,这两项规定基本一致。从理论上说,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额也属于借款费用性质。财政部在财会[2003]10号文件中明确,“在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摊销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应计入当期财务费用,而不计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为了便于比较,这里重点比较长期借款费用的会计与税收政策差异。长期借款费用的政策差异,焦点是如何划分资本化与费用化的问题。具体来说,包括资本化的范围不同、资本化的确认标准不同及资本化的计算方法不同等三个方面。第一,就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而言,按《借款费用》准则和会计制度规定,只有专门借款(指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的借款费用才有资本化的问题,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为投资而借入资金发生的借款费用、为开发房地产而借入资金所发生的借款费用都有资本化或成本化的问题。第二,就借款费用资本化(成本化)的确认标准而言,会计上强调“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应资本化;税收上对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强调“交付使用前”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应资本化,对房地产开发强调“房地产完工之前”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应成本化。根据《借款费用》准则规定,对“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1.固定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实质上已经完成;2.所购建的固定资产与设计或合同要求相符或基本相符,即使有极个别与设计或合同要求不相符的地方,也不影响其正常使用;3.继续发生在所购建固定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几乎不再发生。第三,就资本化或成本化的计算方法而言,按《借款费用》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在计算固定资产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时,首先要具备三个条件,即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以及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已经开始;然后还要通过计算非正常中断时间(暂停资本化时间)、加权平均支出、加权平均利率;最后再计算出应资本化的金额。而税法并未作出类似具体的规定。
(四)应交增值税
现行增值税规定对一般纳税人采用规范的征收制度,即通过计算确定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后计算确定应纳税额;对小规模纳税人,则采用简易征收制度,即直接以销售额和规定的征收率计算确定应纳税税额。由于会计核算与税法规定不一致,一般纳税人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会计确认同税法确认产生差异,必然影响到应纳税额。销项税额的确认差异缘于收入的确认差异,有关收入的确认差异待后面再介绍,这里着重介绍进项税额的确认差异。按会计上的权责发生制原则规定,企业外购货物,不论货物是否验收入库,也不论货款是否实际支付,凡符合权责发生制规定的交易成立条件,均应确认为采购业务成立,相应的进项税额均记入“应交增值税”借方进行抵扣。而税法出于加强征收管理考虑,对进项税额的抵扣规定了具体的条件和时限。在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下,按国税发[2003]17号文件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抵扣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自该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证通过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认证通过的当期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期进项税额并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这项规定虽然不再强调货物验收入库或货款支付要求,但对于逾期认证或认证通过后未及时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会计核算与税法要求之间仍然会产生差异。因此对购货企业而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及时认证和抵扣至关重要。
二、企业负债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差异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差异分析,现行《会计准则》与税法间存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笔者认为,会计与税法的目的不同是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会计制度的目的,是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投资人、债权人、企业管理者、政府部门以及其他会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而税法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由于两者的目的不同,所遵循的原则也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则的差异导致会计和税法对有关业务的处理方法不同。
(一)会计的谨慎性原则与税法据实扣除原则的差异影响
会计的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在面临不确定因素下作出职业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到各种风险和损失。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费用。
(二)会计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税法的法定性原则的差异影响
“实质重于形式”是一项会计核算原则。该原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具体而言,如果交易或事项的实质与其法律形式不一致时,会计人员应当根据其经济实质而不是法律形式进行核算和反映。由于税法的法定性原则和会计制度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存在,使得按会计准则计算的负债与按税法计算的负债之间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三、企业负债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差异的协调
既然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的规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存在着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而且这种差异不可能消除,我们就要弄清差异所在,在实际工作中协调好会计与税法的关系,并积极研究和采取措施,尽可能地缩小这种差异。
(一)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的规定能一致的应当尽可能一致
国家财政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而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对立的统一。税收是国家财政分配的主要形式。考虑到经济决定税收,从长远来讲,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企业会计与税收法规能够一致的地方应尽量保持一致。
(二)企业负债会计处理尽可能采用与税收制度相一致的会计政策与方法
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纳税调整,以减轻纳税人财务核算成本和降低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会计政策是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留给企业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选择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应改善可能与税收制度相一致,以减少不必要的纳税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