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1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智慧 外交理念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中。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2344号决议，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独具东方智慧的世界治理新方案，正日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背景
时迁世移，新元渐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各国在谋求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迫切呼唤着平等相待、团结合作。但我们需看到，当今世界仍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世界格局也正不断变化，呈现若干新特点。
首先，西方国家的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提升。明@标志是七国集团从讨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议题的“富国俱乐部”，变成主要聚焦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西方大国论坛。经济议题被边缘化后，政治议题难以达成共识，更无法操作，社会问题重要性稍显逊色，这使得七国集团受关注程度大大下降，影响力明显减弱。
其次，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下降，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明显上升。典型标志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国家后，二十国集团从财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其主要使命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许多金融、财政议题先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达成共识，再提交相关国际机构落实执行。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二十国集团中占多数，因此，他们的具体经济主张，有望通过这一途径产生全球影响力，甚至成为国际经济规章制度的一部分。
第三，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甚至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可旨在推进全球贸易的多哈回合2001年启动后迟迟没有大进展，2009年后实际上已经被搁置。许多国家转而推进区域整合，一些发达国家纷纷以“公平贸易”为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中国的全球角色地位凸显。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坐二望一，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整体上依然处于中下游。推进经济全球化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也符合发达国家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行业部门的主张。和平崛起依然是中国的坚定信念与现实选择。
在上述背景下，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主席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表明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阐述打造这一共同体的途径：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17年1月18日，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方案，旨在打造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球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智慧
各国都希望给世界打上属于本国的烙印，大国尤其如此，而且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也深受中国当代文化的熏染。
文化包括普遍性成分与特殊性成分。前者使得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共识成为可能，后者体现文化差异性并构成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拥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思想与胸怀，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主张“礼”、“和而不同”、“道法自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之遥相呼应：彼此以礼相待的世界显然是一个有序而和平的世界，奉行“和而不同”理念的国家互为伙伴，个人与国家的发展需要符合生态要求，不同文明都拥有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相互碰撞交融，各美其美。
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深刻认识到构建与强化社会价值观体系的重要性。党的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是现阶段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最大公约数的表述，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前进的结果，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2
中国正在参与塑造新的全球秩序，这是一幅迅速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激动却又十分陌生的图景。
然而，毋庸讳言，在历史观和价值观层面，我们还远未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局面，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将会迅速浮现出来并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构成重大挑战：
1.救亡时代渐次形成的独立自主、抵御外辱的文明史观如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相互协调？
2.以民族国家为基准的国家形态构造如何与生产环节日益全球分布的全球化新时代相适应？
3.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全面改革如何实现国内共同富裕与跨国、跨区域共同发展相协调？
世界正在快速变化，全球化正在呈现不同于往昔的崭新面貌。中国也在快速变化，它被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全球化的运行轨迹共同影响，百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动员模式和使命召唤正遭遇全球化时代的全新命题。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修远基金会正启动系列课题，并展开相关研讨。本报告即是上述系列课题的开篇报告，它缘于6月22日召开的“新型全球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研讨会。希望本报告能引发关注“一带一路”、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人群的深入思考。
引言
今天，全球化出现的新变化集中体现为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这不仅仅是指商品交换和消费的过程遍及全球，也是指经济的核心环节――生产过程――分布于全球。生产、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全球化，意味着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市场更具威势：它不再只是国家秩序的附属品，也不再由少数国家主导，它愈发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体系。与这一过程伴生的，是由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的衰落。美国霸权在今天的衰落，并非仅仅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因为世界市场已经成长到不由单一主体决定的时代。这可能意味着由于霸权缺失而导致的世界性动荡，也可能指向一个更平等、更合理、更多元的世界秩序。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与此种全球化新形势正面遭遇：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成长，已经到了新的阶段，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跨出国境，为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走出国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依靠商品、资本输出而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或许已经不再可能，取美国而代之主导世界秩序的幻想也应该被抛弃。我们的民族复兴不能以恢复以往“天朝上国”的荣光为目标，而是需要以一种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对全体中国民众而言更为理想的生存秩序为追求。在此种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国政治领导层提出的“共同发展”的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可以发现，它们并不是空洞的道德理想，而是既具有现实迫切性，又具有理论可能性的新的思想命题――只是，它需要我们超越国际战略、外交模式等技术性视角，从更深层次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形态来进行思考和探索。 “建国”：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
从“救亡图存”到“全球风险”
中国人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初步接触，是在现代武力的巨大压迫之下进行的。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下，原本支配着中国人思想的“天下秩序”逐步崩解;在外部武力的直接威胁下，“天朝上国”的自满迅速转化为“保国保种”的生存焦虑。从此，外部世界不再是“蛮夷之疆”与“化外之地”，而是强有力的他者。中华文明也不再是世界之中心，它只是众多文明之一。这种危机感激发了古老文明体内部强烈的救亡意识。此种意识是在过去的辉煌与当下的困境的强烈对比之下产生的，是一种极为强烈的集体激情。它有利于凝聚人心和积蓄力量，但也容易激化为对自身传统和外部世界的怨恨与悲情。这种集体激情成为近代塑造中华文明新主体――新的民族、新的国家、新的政党――的重要条件。然而，它同样也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历程来消化与激情伴生的怨恨和悲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和国的成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中华民族重新塑造和中华文明政治体的现代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程，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复杂互动中不断自我定义和自我革新的动态历程。
近年来，历史学界一方面力图超越救亡时代形成的民族主义叙事，另一方面也在突破一元化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历史叙述。这两种看似不同的历史叙事，事实上分享着同样封闭性的历史观。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又避免简单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就必须揭出动态、多元、东西交融的复线现代历史进程。事实上，关于“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史叙述，并不是事实：中国本身处于不断的自我调整之中，并且有着自身内在的“近代化”趋势;但与此同时，外部变革的冲击――来自西方的冲击是不可否认的：对我们影响至深的工业生产模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生活模式基本是从外部习得的。
中国近代所遭遇的，是一种内部变革与外部变革交织的复杂历程。内部变革与外部变革的结合，共同造就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漫长的革命，它并不是简单的暴力和武装革命，而是多层次革命，并在其中创生和塑造出民族、政党与国家的这些新主体。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中华民族这一新主体得以创生。原本士农工商的等级差别、满蒙回汉的族裔差别、南人北人的地域差别，在“保国保种”现实压力之下，被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所取代。中华民族一体的观念在救亡的危机之中逐步被广泛认同，并经过各种历史叙事的重新梳理成为一种具有影响现实能力的新的政治认同。而将中华民族从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凝聚为具有行动力的政治力量，依靠的是具有政治动员能力的新主体――政党。在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的改组，标志着新的政党的形成。这种政党是以革命和建国为目标的，通过吸收精英、宣传主义、动员大众来凝聚意志和力量，并运用掌握在政党手中的军队，来扫清阻挡创建现代国家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中国共产党在与的竞争中，以其更为强大的民众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脱颖而出，并在包容历史观、世界观、民族革命和政党革命等多重历史要素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是一种高度异质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也不同于苏联的国家形态。与单纯的民族国家相比，它介入并影响着经济运转和物质生产过程，与苏联相比，它又能为多元性和自主性保有空间。
正如沟口雄三等人指出的，中国的现代转型绝非是一个纯粹由外部世界影响而产生的应激性反应过程，也不是一种内部固有秩序的自然演化，它是一种综合了内外因素的“新生”。重温中国的近代化历史过程，可以理解中国国家形态所具有的独特历史意义：非西方的传统文明体，依然可以找到不用裂解为“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路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路径或许有着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今天，从内外之变角度看，内与外，中国与外部，变得更加不确定。外部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华夏消融的蛮夷地区，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文明形态。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何为中国”也变得不确定了。此种不确定性导致了共同体意识面临危机，碎片性的认同观念与利益、族群、地域等要素纠缠在一起，进而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统一。从生产形态之变角度看，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则，生产形态发生着新的变革。这些新的变革，或许正在改变以往的产业分布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则，进而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可能会重塑我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理解。
从2013年以来，中国政治领导层相继提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新思路，标志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被动性的融入世界秩序到开始主动性的布局，将自身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结合到一起。政治领导层的此种思路转变，也刺激着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进行新的评价与定位，并力图在更深刻理解全球化变局的基础上，探索塑造理想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走到今天，已经到了新的历史端口，需要走出“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摆脱怨恨与悲情，迎接来自全球化时代的“全球风险”危机意识的新型挑战。
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
新问题和新挑战
全球化以不同人群、不同文明的接触和遭遇为表征，并以新的生产形态和技术手段为条件。客观而言，全球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正像布罗代尔等人所描述的，商业贸易推动了早期的现代化进程。贸易伴随着暴力和征服，但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内部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法权理论来试图为贸易行为和国际交往进行规制和立法。从16―18世纪，英格兰、荷兰和法兰西等地相继出现了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逐步建立了新的个人观、国家观和世界观：霍布斯将权力延伸到个体之上，实现了国家观念的革命;格劳秀斯则以贸易自由和海洋共有为原则为近代国际法奠定基础;孟德斯鸠则描述了自由与专制对立的图景，在反对“东方专制”的前提下重构对西方文明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定位。这些理论在当时只是诸多相互竞争中的理论中的一种，但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被逐步“拣选”出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权理论。到了18―19世纪，由自由贸易、契约治理、高效的商业组织形态、灵活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武装起来的西方，无论在物质力量层面，还是在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与对法权秩序的构造层面，都已经超越其他地区。而在西方内部，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的海洋帝国模式和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存在不同之处。这种混杂性也使得其时的国际秩序存在二元架构：在理想层面上，由普遍平等的民族国家通过国际条约塑造国际秩序，欧陆式现代民族国家架构成为区分国际秩序主体中文明与野蛮的标准;但在事实层面上，存在的则是帝国主义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结构，并且，这一等级结构由贸易和生产链条的国际分工得到进一步加强。 欧洲难民危机
当下的全球化进程正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它客观上承继着现代化的历史影响：包括以民族国家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架构、国际分工的中心与边缘结构等等。在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重新定位之时，也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张之时。改革开放更是中国主动追求加入世界市场和融入世界秩序的象征。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接纳来自于它们可以引导中国进行转变的自信：经济上融入世界市场进行的自由化改革，需要政治上为削减交易成本而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作为后续。而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国也可以得到一个类似于新兴市场国家一样相对中间的位置。此种框架的关键之处在于，它由美国输出秩序和安全，其他核心国家、中间国家（包括中国）担负相应的成本，由此分享和平、秩序和发展的红利。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这一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全球化是通过普遍抽象规则的制定而形成的资本、人口、资源等的自由流通，信息技术、国际标准是其得以实现的根本基础。从表面上看，这些新技术和标准具有开放性，对不同国家、组织和个体普遍开放，实际上它们掌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跨国企业和跨国资本手中，可以作为强权制造封闭性的手段。因此，事实上这一阶段全球化秩序的内在结构并不民主，也不平等。
新世纪以来，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新主体和新权力的不断涌现。正如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所说的，“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来统治全球，而是由占有和行使各种各样权力的多重主体来实施统治。”除了国家这一历史悠久的权力主体之外，还出现了大型企业、跨国机构如IMF、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等新的权力主体。国家的“君主地位”正被这些全球化的“新贵族诸侯”冲击。“全球治理”意味着国家需要向这些权力主体寻求合作，以期在商业、金融、技术、资本乃至舆论层面获得它们的支持。这些国际间的新主体，正像曾被孟德斯鸠视为自由承载者的“中间权力”，被卡尔・施米特视为自私自利的“比希莫特”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相应的“政治性”――其内部架构的等级制和对外的封闭性使它们具有成为新的权力寡头的倾向。缺乏“全球公民”这一实体的制约，这种多元权力主体协商的全球治理往往呈现出寡头制的面貌，就如同“达沃斯论坛”所呈现的一般，它们只是精英之间的利益重整，世界范围内的普通民众都被隔绝在外――99%的联合远比1%的联合要困难得多。如果说原有的民族国家架构，至少在一定地域的范围内实现了全体民众在法权层面的平等，并以代表制建立起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性互动，塑造出了一种共同体意识。而现在，在以企业家、政治家、文化名人和技术精英为代表的全球精英获得高度自由空间的同时，边缘性人群也在不断涌现。在一国疆域内，这一现象表现为被淘汰和失去保护的失业者和贫民，在国际范围内，则是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难民等边缘性人群。不断溢出国家管制的精英人群和边缘性人群的大规模涌现，瓦解着国家的税收基础，导致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并动摇和影响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认同，使得代议制政府丧失整合能力。 无处不在的跨国企业
与此同时，新型权力也正在改变传统的权力格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韦伯对权力进行的经典定义是“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在韦伯看来，权力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就是建立在垄断暴力性权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对人员和地理空间的渗透和管理。全球化时代，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并没有消失，但新的权力――以资本的退出权为表征的新权力不断涌现。此种权力以不投资或者撤出投资为要价而得到服从和满足。在全球经济竞争的背景下，各种新权力急速放大。跨国资本、跨国企业成为极其重要的权力主体，并分享和占据了很多原本由民族国家所享有的权力。然而由于资本的私人属性、盈利属性和全球流动属性，这些新权力主体无法与其驻在地的多数公民建立一种“责任-保护”关系，导致了资本退出权正在侵蚀和瓦解民族国家在各国内部维系的权力与权利，瓦解了国家与公民、阶层与阶层间的脆弱平衡
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使其获得了更大的议价能力，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因此，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国家的资本化愈发严重。资本主义经济原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建立内部和外部的交换关系，由于不存在超国家的政治权力，也就无法以国际间的财税制度（转移支付）和福利制度来矫正经济交往过程中的不平衡结构;与此同时，市场与产地的分离，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也使得民族国家很难以间接性的财政和税收制度调节国内阶层和行业利益的巨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为担负必要的福利职能，只能以财税能力为质押来实现信用化。这就意味着，国家要维持一个未来的发展前景以满足于当下所需，为了现在透支未来。20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国家还可以通过很多其他的方法，如通过战争、殖民等等行为，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剪刀差来开拓市场，但是到了现在，世界市场已经拥挤不堪，可以引发市场全面升级扩展的技术创新依然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期性。在质变性的技术变革不可预期的背景下，需求与生产的不平衡结构集中显现。国家本身不介入生产环节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无法调节迅速成长的社会和政治矛盾。
目前，国际金融一体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平衡，使得核心国家的信用危机更容易向全球扩展。美国出现危机全球都受到威胁.边缘国家更难以应付危机，全球产业链条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集中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本身就已经存在的严重社会分化，这些分化与复杂的族群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制造动乱和分裂的燃料。美国的激进中东政策又往往成为这些地区爆发动荡的助燃剂。这些边缘国家的崩解和破碎化的恶果，已经开始向中心国家和地区扩散。“911”事件、伊斯兰国等现象，都表明“被边缘化”地区以拥抱极端主义的方式来对抗世界市场，以同归于尽的怨恨心态来对中心地区进行暴力攻击。边缘地区世俗化政权的失败以及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最终又通过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向中心国家和地区渗透。在中心地区和中心国家内部，劳动和资本的不平衡结构在产业外移和新技术的双重冲击下也日益凸显。这一问题，又因为中国的崛起而逐渐尖锐化。
综上所言，在今天，原本在民族国家时代通过惨烈斗争而形成的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平衡结构已经被打破：私人性企业、公司、机构越来越多地侵占了原来国家的支配能力。这些新主体依托于封闭性的科层制管理，新生的权力更难被制约和监督，社会和国家的“公共性”基础由此受到冲击甚至瓦解。这进而导致了两个不平衡：首先，是国际层面的不平衡。新主体、新权力使得由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霸权模式难以持续，但多元主体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公平、更民主的国际秩序，更可能意味着持续性的动荡。其次，是国内层面的不平衡。新技术、国际产业分工穿透了国家的“保护壳”，也打破了原本由法权秩序维系的公民的平等地位，不平衡的社会结构再度呈现，导致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功能受到冲击和瓦解。这两个不平衡已经深刻地扭结在了一起，国际性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和金融动荡与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呈现出相互转化的趋势，因此，国内问题的解决需要放置在全球背景下加以理解和应对。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丰富
全球化秩序想象的新契机
大约以2008年为界，中国思想界相继出现“中国模式”论等新的思潮。这些新思潮的出现，说明目前中国思想界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旧有的全球化叙事和西方政治理论的盲目信从。但是，对“模式”的强调也往往把关注重心放置在对过去中国取得成就的肯定和抽象，执着于描述中国与美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和比较优势，不利于解释中国未来改革的迫切性和可能性，也不利于理解解决中国问题所需要面对的全球化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或许可以改变这种“自我封闭的肯定”，或许意味着重新定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形态和国际交往原则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是中国向西开放的现实需求，也是构建西部安全体系的客观要求，它既反映着中国国内的资本实体、商业主体和民众的扩展需求，也是保证国家安全、统一的现实要求。但如果“一带一路”仅仅延续自由贸易的旧有思路，必然会在原本族群问题和阶级问题就十分突出的沿线地区，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和反抗，可能将我们引入地缘动荡的泥淖。因此，思考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我们必须具备应对全球风险的意识，思考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已经有了诸多作为。以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为例，中国路桥不仅是作为承建商，而是同时作为规划者和建设者，推动该国交通网络的全面发展：完成了1000公里的公路建设，正在推进500公里公路的新工程，未来还规划1000公里的发展蓝图，还和该国交通部一道，为这个不通铁路的国家规划未来的铁路发展战略。除此之外，中国的电力公司为该国修建了400多公里的输变电线帮助他们降低能源费用，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从为该国建立基站入手，逐步取代朗讯成为该国通讯市场的主导者。在“一带一路”地区，除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中国还可以以强大、完善的工业体系为后盾，持续性、全面性参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作为，尽管包含着“逐利性”动机，包含着资本、商品输出的传统逻辑，但与此同时，也包含着突破“中心―边缘”模式的可能性，包含着更具深度、更为平等也更为合理的面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仅仅是将他国作为能源基地或商品销售地，也要为他国建立工业体系和奠定现代化的基础而努力。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未来若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以推动周边地区作为生产环节的承担者为条件。在“霸权”模式的国际秩序难以为继，各国都普遍面临国内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调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各国企业、广大民众多方力量参与的共同事业，或许具有成长为新的国际交往规则的可能性。
之所以具有这种可能性，与中国本身具有的两个复杂特质密切相关。
其一，中国的国家概念中包含着复杂的平等观。中国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民族国家概念相比，更具丰富性，包含着不同于同质性平等观的更为复杂的平等观念。如前文所述，以公民、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以多元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疲态尽显。而中国国家形态，尽管在近代以来一度经历过“伪装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但其内在特质与民族国家形态并不一致，它更具复杂性和多元性。它自身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同时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过去对于“大一统”历史的叙述，更多强调的是“书同文、车同轨”的一面，今天，对“大一统”的理解和解释，更应该强调的是游牧与农耕、中原与边疆在丰富中华文明上的正面价值，强调“大一统”背后的多元性与平衡性。正如同汉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融合而成的民族一般，我们今天更应该发掘中国国家内部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包容性的大一统结构。这个包容性的“大一统”，意味着是对“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重新定义：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费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保持差异，又能保持统一。这种平等自认不能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分配平等，而是发展机会与发展权利的平等。这就要求，我们需要重新去理解国内政治中平等的问题，探索以共同发展为原则的国际交往新模式;我们需要认识到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以此形成对于发展权平等的保障。延伸到世界秩序上，就是要反思和跳脱出现有的同质性平等观――建立在原子化的个体观之上的同质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意味着要去探索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平等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需要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平等、如何重新解释平等和如何实现平等的问题。这或许将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 “一带一路”的“通”与“达”
其二，中国的国家形态具有介入生产的能力。传统中国就已经形成一套以复杂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组织经济活动运行的机制，这是一种人为主导而非市场主导的分工体系。尽管这种分工可能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但此种分工和组织能力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国家可以不依赖商业逻辑创造社会的信用运行机制。今天，在欧美式的信用国家机制由于金融危机和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而普遍面临信用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可以依靠执政党、政府的组织能力来维系创造社会机制，依然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等形态介入生产环节，维系经济发展。在今天，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可以发挥引导作用的物质基础在于掌握着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大规模的资本持有量。中国处于世界经济结构节点之上，不仅连接作为资源提供者的发展中国家，也连接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在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链条网络，亚洲地区开始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如果中国能从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找出既促进他国发展也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分工结构，就可以逐步探索落实“共同发展”的承诺。 “共同发展”所追求的，就是根据区域内不同国家、地域、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任务和不同挑战，以差异性的工业化布局、产业布局来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主导区域秩序重建。
认识到中国所具有的上述两大特质，并不是为了编织一种“中国例外论”，而是为了以此为基础来应对新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和挑战：在欧美式权利与权力平衡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模式已经被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变革趋势瓦解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权力、治理和组织等基础性和原理性的层面入手，努力探索实行新的政治平衡、社会平衡和经济平衡。 承载未来的”一带一路“
因此，当前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竞争、欧洲的竞争，也面临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机构的组织竞争――现代性权力来源于组织，组织竞争也意味着权力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事业能否得以推进、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能否实现、中国民众能否应对全球化风险，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在激活中国国家形态所具有的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特质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容纳和联系新主体的组织形态。为此，我们必须探索企业等新主体与国家的关系、企业等新主体与社会主义政体的关系。我们不能将目标仅仅限于从分配的环节调节贫富分化，也不能仅仅关注、民主等主题，而是需要深入到类似于民族救亡时代创造新的主体、创造新的政治能动性这样的意义层面之中。这或许意味着，政党和政府这样的权力主体需要进行变革：执政党需要重建政治能动性，探索执政党在全球化时代的群众路线;政府需要重新探索选拔后备干部的机制，使其可以协调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发展。执政党和政府机构还需要从国家的政治运行机制层面出发，探索新的具有整合能力的动态政治运作过程，将各个阶层、新生主体与权力形态容纳到统一的国家架构之下，同时又保持多元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组必须维持的张力，也是政治运行的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3
疫情的防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我所在的咸宁市已经基本解封，全面复工复产正在火热开展中，我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可以走出家门到公园里去转转。经历了艰难疫情时期的洗礼，后疫情的阳光终于照在了神州大地上，沐浴这阳光，我百感交集，有很多情况想向组织汇报。
首先是2020年6月，主席于22日将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这是中方领导人同新一届欧盟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中方愿同欧方一道，推动本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后疫情”时代的中欧关系再出发。新冠疫情应该是今年最大的挑战和机遇了，由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中国作为最严重的疫区却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到疫情前的社会生活水平，这无疑引起了世界上仍饱受疫情侵袭国家的关注和求援。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理所当然在其人民的生命受到病毒危害之时出手援助。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我国向委内瑞拉，塞尔维亚，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先后派出了多只医疗救援队，与此同时中国还与更多国家在疫苗、药品研发等方面展开了深度且广泛的合作，得到了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一致称赞。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方会永远铭记。中国给予塞尔维亚人民战胜疫情的希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塞尔维亚人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真诚可靠的铁杆朋友。塞方将尽力照顾好在塞中国公民。其愿同主席继续保持密切交往，塞中友谊万岁。疫情无情人有情，在这个全球抗疫的寒冬时期，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适用于风险日益增多、挑战频发的时代。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还将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度又越来越高。因此，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挑战需要全人类来共同应对，并且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融入到全球发展体系之中，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当我第一次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我的第一想法是这个价值观有些过于无私了，毕竟当今世界个体的利益往往是被绑架在国家的战车上。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少数国家领导人狂热好战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该国民众大多被迫出征参与到反人类的残酷战争中。若干年后当人们冷静下来看待这两场战役之时，各国人民以及学者都作出反思。无论是侵略者还是反抗者，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反对战争。尽管如此，当他们踏上陌生的土地，还是不会吝啬给当地带来战火与伤害。每个人民的本心是善良的，但个人的意志往往不能和国家机器对抗。因此，与其期望国家之间能够严格遵守规则，不如强大自身，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做到世事百变而以不变应万变。
我的这个想法虽然肤浅，但也不算是空穴来风。步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局势趋于稳定，大规模武装冲突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软实力的博弈。和平中谋发展，公平中取进步本来是顺应人和的。但是总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剥削对象翻身进步，于是会在其蒸蒸日上之时采取蛮横无理的手段遏止。这种人的典型就是美国，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所推崇的“美国优先”便是这种霸权思想的集中体现。曾经的美国在与苏联冷战期间为了增强实力结交了一系列盟友，如北约集团，东亚的日本、韩国。在结盟初期美国确实扶植如战后的日本韩国快速发展步入了发达国家的阵营。但当其继续发展以至于威胁到美国自身地位时，昔日的盟友即刻成为敌人，美国用广场协定让日本陷入经济发展的泥潭中一蹶不振。如今又以贸易战的形式大搞单边主义，胡作非为，扰乱世界市场秩序。一切的一切，美国政策的最终目的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从在海外扶植傀儡牵制苏联到亲手打压盟友确保自身优势稳固，美国的反复无常证明了结盟是不可靠的。相比之下，新中国自建立初便遵循不结盟，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无疑是真诚可靠的，是最理想的伙伴。
俗话说的好，日久见人心。当特朗普彻底撕下了美国的面罩之后，世界各国人民都确切的知道了其根本面目。当虚伪的谎言无法赢得尊重和团结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共同的利益才是值得大家一起追逐的。这也正是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所最先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事求是，不指望天上能掉下馅饼，于是中国人奋发图强，“撸起袖子加油干”；目光长远，在发展中注重可持续，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心怀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的祖训，中国人民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努力带动相关国家的发展。
有人将地球比作一艘大船，190多个国家就是这艘大船的一个个船舱。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承载着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地球号”才能乘风破浪，平稳前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4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开放；文化包容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0-0016-02
“一带一路”建设开始三年来，起步顺利，开局良好。
“一带一路”涉及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40%的GDP和75%的能源资源。现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同34个沿线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300多个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投资总值759亿美元。
1992年，作为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赞衔副代表（主管文化），本人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十年》重走古丝绸之路活动引回中国，向世界宣传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宣传做了铺垫。自此，大大促进了国内的古丝绸之路研究，至今已做了26年研究。
一、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文化结晶
敦煌石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各种文化的交融。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36年，没有丝绸之路的支撑，在人烟稀少、水源奇缺的敦煌开建这样大的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后这一工程延续千年，和万里长城一样是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工程。其工程量之大、所需劳力和各种专业人才之多，没有丝绸之路的支撑也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古丝绸之路就是一条文化之路。
大家在敦煌可以实地看到，敦煌石窟多种文化、多种宗教交融，多个民族和谐相处的艺术再现。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公开、包容的宗旨，不仅是一个生动的诠释，而且给出了创新的启迪，这是使古丝路焕发生机的宝贵遗产。
丝绸之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路。
丝绸之路有包括敦煌在内的近500个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分布在沿线国家，占世界总数的1/2。因为本人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委员会中国委员，因此深刻了解不同国家的遗产具有明显的普遍价值，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这就是丝路沿线国家文化自信的积淀和基础，也是我们文化交流、分享学习、借鉴和创新，使文明古国复兴的源泉。
二、丝绸之路以建设性的包容补今天经济全球化的短板
今天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也是人类的福祉，但是今天经济的全球化遇到一些挫折，“一带一路”建设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一项创新性举措。敦煌不仅给世界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借鉴，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汉代沿丝绸之路、尤其是沿我们所在的河西走廊段长城的修建和河西走廊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其重要作用之一是保护丝绸之路畅通，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大规模的欧亚交流之路得以持续。也正是由于沿线各国在通路安全和行政管理的保障，古代丝路才得以畅通。而古代丝绸之路几起几落，丝绸之路衰落和中断之时，正是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目前中国在南海领土岛礁上的工程建设和行政管理出于同样的目的，支撑和促进国际贸易的繁荣，对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借鉴有助于消除全球化认识上的障碍。
古丝绸之路也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西欧就以洛可可艺术装饰元青花瓷瓶，显得很和谐，现已有很多藏品流回中国，这个借鉴也可以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互益的。
三、丝绸之路沿线以人与自然和谐的水文化建设沿线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本人早在1992年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制定了水资源缺乏的指标体系，目前已在中国、美国和法国等多国应用。丝绸之路沿线多为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当年借鉴了水资源更缺乏的河西走廊（降水30～160毫米）的经验使得古代丝绸之路在国际上持续。
水是生命的源泉、生活的必需和生产的基础。今天“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提倡珍惜和保护自然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的水文化必将促进沿线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科学利用，建设海绵城市。“一带一路”不仅不会破坏生态，还会进行生态修复，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绿色之路”，让沿线国家共享。
本人在2001年就主持制定和指导实施了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批准的《黑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当年共四个规划被朱F基总理批示为“一曲绿色的颂歌”，至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四、“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工业园区联盟”成立，科技、文化合作是重点
本人自2014年起研究、筹备、组织“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工业园区联盟”，并于2015年在西安举行的“欧亚论坛”上宣布联盟成立，科技工业园区和沿线各类园区如兰州新区就是“一带一路”的驿站和支点。联盟重在科技与文化的交流合作，在古丝绸之路时代，文化交流带来了科技交流，科技交流又促进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不仅是科技合作的基础，也是科技创新的源泉。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5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时代背景；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37 ― 02
党的十以来，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曾多次谈到“命运共同体”，对此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看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关乎全世界发展的新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现实国情、世情下的时代产物，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深入研究“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对于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其核心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促进全世界共同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报告中曾指出，当前的世界以及未来的世界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首次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来，也曾数十余次在演讲中强调“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在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发展态势进行深入准确判断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国际格局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当今世界虽然仍存在地区矛盾和冲突，但总体上来说，各国之间合作的可能已大大增强。各国都已认识到局部地区的冲突，地缘政治，新合作机制等问题如若处理不好，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国家间的危机冲突。为了各自利益，也为了避免和减少冲突矛盾，各国都应从共同利益出发、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拒绝“零和”思维。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地球村”的距离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日益强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一个世界大国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政府展现大国担当，以天下为己任，提出并强调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协同合作、共同发展。正如所言：“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租金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二）全球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各国之间的共同治理要加强。
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仅仅是和平与发展、南北关系、环境污染等问题，还包括生态失衡、人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以及信仰危机等一系列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若这些问题不解决，则会严重妨碍全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所以，世界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共同治理当前面对的诸如此类问题。在去年的尼泊尔地震大救援中，中国在这场国际援救中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非常好的体现出来。中国政府及民间力量在尼泊尔地震后从各方面、全方位的对其进行援助，得到了国际组织和尼泊尔政府、人民的肯定，这不仅是和平中国的最好体现，也是对在国际社会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最好实践。一国的安全并不安全，只有普遍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只有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一系列完善的管理机制、治理机制，才可以使共同的利益得以实现，进而实现各个国家的更好发展，才可以使世界长期处于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习式外交的新理念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得以改善。
十以来，数十余次在公开场合谈及“命运共同体”，这已经成为习式外交的一个新理念，“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在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讲话中提及的话语，并提出要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诸如此类，在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会晤访问时，也都有提出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向世界展示只有坚持平等相待，真诚相助，方可实现各自的利益，只有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不断增加凝聚力，方可实现国际公平公正新秩序的构建。十之后“中国梦”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对于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中国梦”，还是“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这都对我国的对外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和维护我国的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思想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化源头，而中国文化的源头正是“和”文化思想，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信仰。中华文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发展变化，但其本质的“和”文化是不变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和”思想认为各个个体之间都是相互的，是同一的，具有统一性，用“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指向世界的统一性及人类世界的统一性。“和”简单的可以理解为简单的加起来，而深层次的来讲，即指万事万物相生相克、刚柔并济，或者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又或者物极必反。“和”存在于世界万物的发展过程之中，所以说，事物的存在具有稳定性，事物的发展具有多样性。
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实生物”、“和而不同”指出了世界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用“厚德载物”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不约而同的指向了各个体的共同体命运，需要所有行为体之间相互对他者要厚德载物，寻求社会治理的创新优化，寻求合作、互利、、共赢，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且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日益增长，出现了国家之间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日益增长，需要国家之间合作、互利、发展、共赢，寻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此“和”文化思想的意义正体现于此，民族、国家的利益促使各主体之间构建起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并赋予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意义。
（二）“和谐世界”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在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之后的一个重要理念，对于丰富我国的对外政策，深化对外战略、提高国家软实力都有重大的影响。早在新世纪之初，首次提出这一理念，并在国际上多次阐述“和谐世界”理念，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四个方面阐述其丰富内涵。政治上要求世界各国建立和谐共处、公正、民主的社会；经济上提倡各国间进行互利合作，实现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文化上倡导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安全上提出新安全观，促进各地区间的安全稳定，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世界。
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的全球范围的快速流动，使得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虽存在冲突和矛盾，但也有谋求合作的愿望和可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出建立命运共同体，号召世界各国都秉持一个包容开放的态度进行合作，以更好的促进世界的发展，以合作共赢的态度建立新型的世界大国关系。
（三）新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外交活动中的发展，在1953年首次提出，用于建立各国间的正常关系及其进行交流合作时应该遵循的原则，并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它所提出的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逐渐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提出后，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处理双边关系及多边关系时，都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系起来，使得中国周边关系得以改善。
现阶段，中国所处的环境正是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在大国外交的地位日益升高，但与此同时，中国又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协调国际关系，坚定不移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新时期，提出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优化国际关系，促进各国发展。
（四）“合作共赢”精神
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十报告中还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而“合作共赢”的精神也就是今天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身，“合作共赢”所倡导的就是要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国际关系，同舟共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
中国保持自身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时期，也是为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正能量的时期，中国在此时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作用，主动在国际外交中提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促使各国间树立牢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把建设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的目标和自觉行动，共同实现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是新时期国际关系发展大势所趋。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历史赋予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我们要有智慧和勇气，超越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开辟人类合作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共同发展的崭新道路。
中国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外交方向，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精神。中国将持续深化同世界各国的互帮互助，全方位推进睦邻友好合作，同时也希望世界各地区、国家与我们共同努力，共建世界各国的繁荣，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参 考 文 献〕
〔1〕郑必坚.世界热议中国：寻求共同繁荣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N〕.人民日报，2011-09-07.
〔3〕李海龙.中国外交新思路：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分析〔J〕.燕山大学学报，2014，（04）.
〔4〕蔡亮.共生国际体系的优化：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J〕.社会科学，2014，（09）.
〔5〕.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3-04-08.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文6
〔关键词〕 “关系理性”，人的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观理性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5-0017-05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从思维的角度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反思时代性的人的生存问题和困惑，体现不同历史阶段人的发展要求。理性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引导和塑造着人的生存方式和状态。因此，对时代性的人类理性形态进行反思就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一项根本任务。从哲学对现当代人类理性形态的反思来看，人的解放要求实现从“主观理性”向“关系理性”的转换，亦即“关系理性”的自觉是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一、人的解放需要“关系理性”的自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从思维的角度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反思每个时代人的生存问题和困惑，体现不同历史阶段人的发展要求。理性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引导着人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人的生活状态，从而构成哲学反思的基本对象。就此而言，对当代社会人类理性形态进行反思，就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一项最根本的任务。从哲学视野来看，当代社会人类的理性形态是主观理性，它是在消解前现代社会客观理性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社会的成就和困境在深层上均植根于此。
（一）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的转换：现代性兴起的内在支撑。所谓客观理性，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和取向的、对共同体无条件服从的理性形式，体现了前现代社会的同质性和未分化性的特点。具体而言，在前现代社会，个体作为从属于“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1 〕22而存在，这一时期的共同体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个体对共同体是完全依附的关系，缺乏自由、独立和权利，无法满足自身的多方面需要。而全社会需要的中心是共同体的需要，自由、独立和权利也只有对于共同体来说才是存在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终极根据和根本出发点，规范着社会一切事物的合法性，赋予并衡量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外在于个人的普遍性、强制性的价值法则和尺度。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在前现代社会，“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其本身只能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 〔2 〕9。这就是说，与前现代社会“客观理性”相对应的是，个人受共同体价值的强制约束和限制，个体的自我意识从属于共同体，没有完全从共同体的意识中分化出来，这个时期的个人，其思想和行为采取的是从“我们”而不是从“我”的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
与前现代社会客观理性占主导地位不同，哈贝马斯指出，“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 〔3 〕22。与主体性原则对应的理性形态是主观理性，正是客观理性到主观理性的转换，构成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性过渡的内在根据。马克思曾概括指出，整个近代社会的过渡是以“非神圣形象”消解和代替“神圣形象”的过程。所谓对“神圣形象”的消解，不仅代表着对至高无上的神、上帝的质疑，而且还意味着对它的世俗代言人――封建共同体及其统治者权威的解构，从而为个人地位的确立奠定基础。而客观理性是封建统治和宗教特权的内在精神支柱，因此它也必然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解。“非神圣形象”消解和取代“神圣形象”的过程就是主观理性消解和取代客观理性的过程。可以说，主观理性的觉醒构成现代社会兴起的内在支撑，它贯穿了近代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成为现代社会的思想原则和生活实践原则。对此，黑格尔明确指出，“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 〔4 〕291，“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 〔4 〕126。主观理性的觉醒使个体摆脱了抽象共同体的约束，从而普遍性、强制性的外在价值原则已无法被个体接受，人们转向以自我或主观性作为一切的根据和尺度，因此人们思考和行动的角度已不是从“我们”而是从“我”出发，个人独立判断、自主决定一切事物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典型特征。
（二）主观理性的片面性：现代性困境的深层根源。主观理性觉醒的过程是现代性诞生和个体自我独立的过程，然而，正如黑格尔所分析的，主观理性是“以知性的方式设定无限”，这表明它在根本上是以知性为原则的理性形态，从而使它不可避免地内蕴着统治和压迫的逻辑。具体来说，知性的特点是设定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立，在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定式下，秉持主观理性的个体视自身为一切存在和价值的绝对主体，而将自我以外的他者视为对象和客体，从而人际交往的结构就被塑造为主体――客体的单向对象性结构，由此每个人都变为孤立的“独白式主体”。而在这种将他人仅仅视为对象、客体的单向结构中，他人将难以得到与自我平等的对待，甚至导致将他人作为实现自我的工具、手段，而自身对他者控制和征服的欲望也由此产生。实际上，主观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充满了自身将他者视为工具、手段的情形。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后一种是市民社会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 〔5 〕30，恩格斯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认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供自己利用的手段” 〔5 〕446。可见，主观理性是产生自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根源，如此，人与人之间必然分离、竞争和对立，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的，这造成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无疑，在这样的境遇中，人们的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遭到了瓦解，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只能是他们利己的自然欲求和外在需要，而将他人视为工具、手段也必然造成对人侮辱、蔑视和奴役的关系。
主观理性曾带来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随着主观理性的深化和全面展开，标榜个人自由的主观理性却陷入了个人自由的对立面，即“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望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可以使自主性转变为依从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非理性” 〔6 〕51，从而使人类陷入了新的束缚和桎梏。
（三）关系理性：克服现代困境、推动人的解放的理性形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确立克服主观理性的理性形态，关系理性即是这样的一种理性形态。所谓关系理性，是一种立足于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主体间关系来理解人的理性形态，它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主体间关系确立为人的生存发展的尺度和根据，因而既是对抽象个体主义的主观理性的扬弃，又是对抽象共同体主义的客观理性的扬弃，是在现代社会、现代性取得重大成果基础上实现的理性形态的升华。
关系理性源于对人类生存实践本性的自觉，是合乎人类生存发展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原则。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 〕501。具体而言，生产活动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它是主体作用于自然对象的结果，但主体作用于自然对象必须依赖于与其他主体的联系，也就是说，主体间的关系是使主体性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具有比主体性更为根本的地位，即“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5 〕187。因此，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借助于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实现，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个人，完全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5 〕524。这种现实本质的意义表明，“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生存品性乃至生存命运都受到每个人与他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 〔7 〕。从这种视野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将共同体作为独立自存和终极根据的客观理性，还是将个体作为独立自存和终极根据的主观理性，都不是从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来理解人的存在，因而都是对社会关系所具有的根本意义的忽视和遮蔽。
与关系思维背道而驰的思维是一种实体化的思维。所谓“实体”，按海德格尔的理解就是不需要他者而独立自存之物，代表着一切存在和价值的终极根据、终极规范和终极尺度。对于“实体”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也作过类似的描述，他说，“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不可以用来述说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 〔8 〕309，它具有绝对的第一性地位：“事物之称为第一者（原始）有数义，（一）于定义为始，（二）于认识之序次为始，（三）于时间即为始。” 〔9 〕126 “实体”作为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规定，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源泉和依据，它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因而对自身以外的他者无需依靠，从而也就无需考虑关系，即非关系性的思维。不难发现，前述压制个体的客观理性和造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战争的主观理性正是这种“实体化”思维的体现，只不过前者将共同体作为“实体”，而后者将个体作为“实体”，统治和压迫的性质则是二者共有的特征。对关系性的忽视，是造成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片面和缺陷的原因。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关系理性的自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系理性在当代自觉的必然结果与体现，它在深层上秉持的是关系性的思维，走出现代性困境、通达人的解放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主体间关系为根据和出发点。主观理性是造成现代性困境乃至阻碍人类发展的深层根源，因而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采取超越主观理性的关系理性，将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作为思考和行动的依据和出发点。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反映了将主体间关系作为根据和出发点的自觉，是关系理性在当代的表现形式。这就是说，人的解放对关系理性的需要，在当代就表现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关系理性的自觉，深刻地体现在它对“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强调和追求上，也就是说，它是从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主体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具体而言，2012年11月，“中共十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并明确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10 〕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于当代人类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的视野提出的，它吸收了现代性重大成果――主观理性及其凸显的个体的自由、独立和权利，而又反思主观理性膨胀造成的问题，即人与人分裂、对立下的共同感丧失和生活世界统一性的瓦解，从而呼唤共同感，发出构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合乎人性的主体间关系的吁求。也就是说，它超越了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萌生的、反思现代性的理念，从而体现了关系理性的自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双重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特点，强调人类的整体性、普遍性，体现了共同感和共同体的维度。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共同繁荣”“ 共享安全”“ 共同发展”；同时，它反思客观理性以抽象共同性压制个体的片面性，要求对个体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予以充分肯定，承认个体、尊重个体，保护个体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的地位，从而强调了个体性、具体性，体现了自我感和个体的维度，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是“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 〔11 〕73。基于这种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人们应该在彼此承认、彼此尊重、彼此信任的关系中实现发展，因而内蕴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类统一的思想，是自觉的从人与人之间关系出发的思维方式。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觉吸收了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二者的合理性，剥离二者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将其升华到关系理性的高度。因而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使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类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合乎人性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很明显，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以及“类存在物”的理念是一致的。
代表着关系理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克服、超越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片面性的内在需要，对推动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具有重大意义。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现代社会属于人类历史的第二大阶段，在现代社会之后的人类历史第三大阶段是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1 〕107。自由个性的阶段也就是人的真正解放的阶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走向自由个性阶段的前提，就此而言，人的解放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在“关系理性”照耀下实现人的解放
“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走向自由个性阶段，使其成为人类解放的前提和条件，而它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路径主要体现在对个体之间冲突的消融，以及对个体与类的矛盾的化解两个方面。
（一）通过对个体间冲突的消融实现人的解放。如前所述，“实体化”倾向的主观理性使现代社会的人们仅仅采取从“我”的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即成为“唯我性”的孤立主体。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忽视了主体间关系的重要意义，束缚了人类的发展，造成现代性的深层困境。黑格尔对这种主体性可谓有着敏锐的嗅觉。他指出，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以他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 〔4 〕197。这就是说，睥睨万物的“实体化”主体是自大与自傲的，它自诩为高居一切之上的“孤家寡人”，“坚持的是自我捍卫和特殊的自我膨胀” 〔3 〕357。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主体间”关系对于主体而言具有使其成为可能的根本性意义，因此，当这种自大与自傲导致主体幻想无需依靠他者的时候，就从根本上自掘了它的现实地基而摇摇欲坠。对此，哈贝马斯以“排斥性的理性形象”予以称谓，并且指出，这种孤立主体“走得越高，就越是失去根基，直到最终枯萎凋落” 〔3 〕357。换言之，个人主体的实体化必然瓦解自身的现实基础，从而也表征了主观理性在现代性视域中的自反现象。
生发于关系理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将破解主观理性所导致的个人主体的“实体化”，使孤立主体转变为交互性主体，从而推动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通达面向未来的人的解放。具体而言，只有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认知下，个体才能真正学会视他者为己出，学会像对待自身一样对待他者。在此基础上，人们将不再以知性原则为依据将他者当作对象、客体来看待，而是将他者视为与自己具有相同地位的平等主体，从而使交流、沟通、合作的主体间关系得以被构造。这样，个体就不再是居高临下的与他者分离、对立的“独白式主体”， 即不是“主体―客体关系中的意向地指向客体的（认识论的）主体” 〔12 〕43，而是对自身与他者“共同在世”关系有着明确意识的主体。这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思维的自觉下，人们将摒弃知性的、认识论方式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建立起主体―主体即交互主体的人际交往结构。
交互主体内蕴着为他性和利他性的价值属性，消融了个体之间的分裂与对立。交互主体意味着每个处于社会交往中的人都将站在自我与对方的双重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将心比心”地看待和对待他人，从而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交往中的他者予以促进和实现，即一种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性质。对于交互主体的这种互相促进的性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说明。他说，在实现人的解放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信念不是抽象的“爱的原则”，也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更不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利己主义 〔13 〕516。显然，这只能是利己与利他统一的现实的互惠互利的原则和关系，这意味着个人成为一种交互性的主体，也就是说，交互主体内蕴着“为他性”和“利他性”的价值属性。“为他性”和“利他性”构成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必要环节，在此意义上，交互主体性也就是互为主体性、互利主体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 〔5 〕187。
凸显交互主体及其“为他性”“利他性”对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意义，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例如，胡塞尔反省“我思”主体基础上提出的“立场之可相互交换性”以及“主体间本位”；弗洛姆对利他精神促进自身幸福而利己精神导致自我空虚的揭示；伽达默尔对将“他人首先理解为知觉对象”的批判，以及对自我与他者在“谈话集体中沟通彼此的主体间性”的强调；梅洛・庞蒂对“他者”与“自我”的“相互纠缠”的说明；利科对“作为他者的自身”的概念的论述；以及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统一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交往主体性”的概念等。这些思想家共同向我们表达的是，真实的主体性只能存在于交互主体中，即只有在与他者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由，而交互主体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推动个体转变为“为他性”和“利他性”的交互主体，即使“每一个人都承认另一个人的自由并且都是为了提高另一个人的自由而行动” 〔14 〕143，由此，自我中心主义的“独白式主体”将被克服和超越，而隔绝自我与他者的围墙、壁垒也由此拆除，人们将真正敞开自我与他者沟通的窗户，学会将他者利益与自身利益内在关联，使利己与利他在自我活动中得到统一，而这也就生成了人类通往自由解放的路径和通道。
（二）通过对个体与类的矛盾的化解实现人的解放。如果交互主体的意义可从消融个体之间对立的角度理解的话，那么在新的维度上重塑生活世界统一性与人类共同感，就可看作“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化解个体与类的矛盾上所创造的路径。
现代社会，主观理性及其自我中心主义瓦解了生活世界统一性和人们的共同感，阻碍和限制着他人发展的空间，导致社会成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5 〕54。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把现代社会称作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 〔4 〕309。可见，当个人采取这样的思维方式时，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已经分崩离析，而把个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只能是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和外在需要，而不是人的精神、才能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意味着人还未成为“真正的人”，没有取得真正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联系的属性已经成为维护私人利益的外在必然性 〔1 〕25，而与外在必然性对应的是人的内在自由性的缺失，从而人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
这种联系的外在性表明脆弱的结合下隐藏的是深刻的社会危机。基于这种洞察，当代哲学家纷纷强调人们的“共在”和“结缘”关系，以此呼唤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的重塑和复归。例如，舍勒对人与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共契关系”的分析，海德格尔对人本源性的“共同在世”或“共同此在”的强调，维特根斯坦对公共性是语言本质的阐释，罗蒂对人们团结和“包容性共同体”的论述，以及鲍曼对“热切希望栖息”的理想共同体的殷殷描绘等。在此状态下，立足现代性重大成就――个人主体基础上对人类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的重塑，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具体而言，对个体价值和意义的尊重、承认与维护是现代性的一个重大成果，因此现代社会中对人的解放的追求必然对这一成果予以吸收。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承认个体发展前提下对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的呼唤。换言之，表征着关系性思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具体与普遍的双重维度，凸显了以联合中的自由个性克服个体与类的矛盾的旨趣。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个体应该始终被看成“不可以被别人以某种方式用作手段、工具、器械或资源的个人” 〔15 〕339。另一方面，它也使人们意识到“共同生活结构的破坏，同样也要影响到每一个人自身” 〔3 〕376。从而在这样的双向反思和自觉下，人们将积极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不断达成对对方和共同性的承认与尊重，使“社会互动和生活世界语境连为一体” 〔3 〕374，亦即在承认和维护个人的前提下恢复人类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
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对应着普遍性、整体性，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对应着具体性、个体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具体的普遍性的追求。就此而言，作为关系理性自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克服了从单一普遍性理解人的片面性，也克服了从单一具体性理解人的片面性，因而实现了对“唯名论”理解人和“唯实论”理解人的双重超越。这样，被重塑起来的共同感和生活世界具有统一性，是在保留个体地位和权利基础上，因而具有“有机”的性质，它不是将个体看作机械的从属于整体一部分的可有可无的“零件”，而是将每个个体都当作与整体血脉相通的不可或缺的活的“肢体”。概言之，个体作为现实的主体，只有抛弃自我中心主义的“实体化”思维，采取关系性思维，将自我作为“类存在物”的意识纳入自身，在自身具体的、现实的活动中自觉追求利己与利他统一的普遍性、共同性，才能真正实现具体的普遍性，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带有对具体普遍性追求的意义。
立足现代性成就的人类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的重塑与复归，意味着每个处于社会交往中的主体都将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对之平等地看待和对待，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的，真正的精神存在于互相差异、各个独立的自我意识的统一中 〔16 〕122。因此，与现代社会人们的关系“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 〔5 〕41不同，人的解放的社会必然是以团结合作为中介、以个人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或者说“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意蕴所在。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要求人们以联合的方式为个体的发展创造条件，在化解个体与类的矛盾中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敞开通往人类解放的路径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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