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论文范例

人类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范文1

(一)盖碗茶

盖碗茶茶叶多选龙井、毛尖、普洱茶、茉莉花茶为主,泡茶前先准备一壶热水,然后把茶叶、冰糖、桂圆等原料放入茶碗内,称为“三香碗子茶”,“若加葡萄干和杏干,就称为“五香茶”,如果加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白糖、茶叶,则称“八宝茶”,配制后,用沸水冲泡五分钟即可”。除了三香茶、五香茶、八宝茶之外,盖碗茶还包括“红糖砖茶”、“白糖清茶”、“冰糖窝窝茶”。饮茶者一般根据季节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调配不同的茶。一般情况下,夏季多饮茉莉花茶、绿茶、冬天多饮陕青茶;而驱寒暖胃多饮“红糖砖茶”;消积化食多饮“白糖清茶”;清热泄火多饮“冰糖窝窝茶”;提神补气、明目益思、强身健胃、延年益寿饮“八宝茶”。盖碗茶除了自饮自酌,多是穆斯林民族待客的一种香茶,“金茶银茶甘露茶,赶不上回回的盖碗茶”,体现了回族和其它穆斯林民族对盖碗茶的赞美和热爱。

(二)奶茶

穆斯林民族的奶茶根据原料不同分为三种:普通奶茶,即用砖茶或茯茶熬成茶汁,然后加入鲜奶和食盐即成;第二种是奶皮子茶,奶皮子的提取是将马、羊、牛和骆驼鲜乳倒入锅中慢火微煮,等其表面凝结一层脂肪,用筷子挑起挂通风处晾干即成,制作奶皮子茶则先将茶汁倒入碗内,再加熟奶皮制成;第三种是酥油茶,即普通奶茶或奶皮子奶茶中加入少量酥油而成。烧制奶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混煮法,先将茯茶捣碎,放入铜壶或水锅中煮,茶水烧开后一直煮到茶水较浓时,用漏勺捞去茶叶,再继续烧片刻,待其有所浓缩之后,加入约水量五分之一左右的鲜奶,要不断用勺拂茶,以免溢出,再次煮沸,即成奶茶。而第二种做法将茶水和开水分别烧好,喝奶茶时,将鲜奶和奶皮子放入碗内,倒入浓茶,加盐即成鲜香奶茶。有时喝奶茶时,加人适量的白胡椒面,奶茶略带辣味,可以增加热量,提高抗寒力。奶茶根据味道来分,又分为甜奶茶、咸奶茶、香奶茶,甜奶茶,煮茶及调奶法同上,饮用时拌入白糖或蜂蜜,边饮边吃。咸奶茶,则是饮用前加入适量食盐。香奶茶则是在煮熬茶汤时,加入用胡椒、桂皮、丁香等研制的香粉,诸料融为一体,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喜饮此茶,撒拉族制作奶茶则将半炒的小麦、茴香、核桃仁、杏仁、茯茶捣碎,放入锅中煮十分钟,沸后加入鲜奶,多味融为一体

(三)香茶

穆斯林民族以经营香料著称于世,因而他们也养成了饮香茶的习俗,香茶茶品种类繁多,风味独特,茶叶用花茶、绿茶、沱茶、春尖茶,配以桂圆、大枣、芝麻、菊花、莲子、枸杞等果实花卉,香茶因除加盖碗茶配料外,还用胡椒、花椒、茴香、生姜、丁香、甘草、木香、槟榔、草果、人参、丹参、党参、红花、芹芥、五味子、银耳、乌梅、桂花等做料。制造香茶时,应先将水烧开,然后将捣碎的茶叶放入开水中,出茶汁,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姜、桂皮、胡椒、花椒等香料放进煮沸的茶水中,然后轻轻搅拌,经五分钟左右香茶即成,为避免斟茶时茶渣、香料混入茶汤,在煮茶的长颈壶上往往套有一个过滤网,避免茶汤中带渣。常饮香茶可以防病健身,健胃御寒,解油腻。

(四)罐罐茶

在我国的西北、西南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喜欢喝罐罐茶,罐罐茶主要用陕青茶或砖茶,罐罐茶制作过程较为简单,煮茶时,将半灌水的茶罐子围放在火塘上,加热待水沸腾后,放入茶叶,茶叶数量可根据人数和个人喜欢酌情处理,然后继续加水,加热,直至茶叶又一次煮沸时,才算将罐罐茶煮好了,罐罐茶即做好了。

(五)麦茶

麦茶流行于西北少数民族部分地区,尤其是撒拉族最爱。麦茶是将麦子或者青稞炒半熟,然后捣碎倒入茶罐中,佐以食盐盛水熬煮。麦茶熬成后看似琥珀,其味如咖啡。

(六)炒面茶

炒面茶不仅是裕固族的茶品,西北一些穆斯林民族也多饮炒面茶。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互助、相互融聚,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相互学习,创造出新的文化。穆斯林民族的炒面茶就是在吸收蒙古族“奶茶”和藏族“酥油茶”的基础上的文化再造。其制作过程是先将砖茶捣碎,放入锅中加水熬制出茶汁,然后将鲜奶、炒面、酥油、草果、食盐、茴香、姜等加入搅匀,加热后酥油便会散开,如同盖子一般,在上面将碗面盖住,喝时须用勺子将其搅成糊状,趁热盛入碗中饮用。穆斯林茶文化内容丰富,茶品众多,除了以上提到的茶品外,还有烤茶、擂茶、油茶等,即使是同一茶品,因为材料搭配不同,种类也很多,比如三香茶,可以由花茶、桂圆、砂糖;春尖茶、桂圆、冰糖等茶方,而于处于散杂居地区的流动穆斯林和城市穆斯林来讲,茶的饮用则更为丰富。

二、穆斯林茶文化的多层面解读

(一)茶与清真饮食的“共生互补”

伊斯兰教严格要求穆斯林的饮食生活,将恪守伊斯兰教饮食律例,作为穆斯林的一个标准,在饮食中界定了许多合法与非法的食物,这些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饮食,叫做“清真饮食”。《古兰经》中明确禁止猪肉、血液、酒精饮品、自死动物、诵非安拉之名宰杀的动物等五类食品。因此穆斯林民族在其制茶、饮茶时也严格遵守“清真”要求。以油茶为例,回民油茶俗称“肉面子”,其制作过程,先准备面粉,将面粉炒至微黄,然后加入牛油或者羊油与面粉炒拌,拌匀入碗待冷却凝结成油坨以备食用。食用时,在碗内放油面,然后用滚烫的沸水冲入搅拌,即可饮用。回民油茶与其它少数民族的油茶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在选材和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守“清真”。可见,穆斯林茶文化是其“清真”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共生互补”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念,体现的是“文化系统和睦共存、和谐共生、取长补短、协同进步和发展”,穆斯林茶文化属于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与其它穆斯林文化在共生单元里互为依存,互利双赢,与其它民族的茶文化相比,既有竞争和冲突,又在竞争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互补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茶文化。穆斯林茶文化和其它非穆斯林茶文化又在尊重其它参与方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扩大了各自的共享领域,实现了不同茶文化的求同存异、平等相处。当然,穆斯林茶文化不仅是清真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穆斯林生活礼仪中的重要媒介。因穆斯林禁止一切与酒有关的致醉物品,所以茶充当了重要的媒介。穆斯林提亲时要“下茶”,定亲时要“订茶”,结婚时要喝“交杯茶”,这便是所谓的“合茶”,合茶象征着夫妻双方要恩爱一生,永不分离。每年的封斋月,穆斯林所干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给亲友中的封斋者赠送茶叶,其它的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教节日亲友之间也要散茶,增进友谊。

(二)穆斯林茶文化的功能主义

文化功能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它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研究任何文化现象都应置于文化整体中去考察”。穆斯林民族聚居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大多地处高原,常年气候干燥、降水少,且许多民族以牧业为主,饮食以牛羊肉及奶制品为主,这些食物热量高,难消化,而茶可以取燥热,助消化,因此茶的需求量较大。穆斯林茶文化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建立的一种耦合关系,这种关系是其伊斯兰教宗教信仰、“清真”饮食习惯和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茶类的选择上,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交通状况又与具体的茶类选择密切关联,历史上穆斯林地区大多贫困,交通不便,所以以边销砖茶为主,而砖茶也就成为民汉茶马互市过程中交换的重要商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现阶段,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少数民族开始定居,“细茶”渐渐替代砖茶,消费档次也随之提高。穆斯林民族饮茶不仅满足了其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穆斯林民族以茶修身的生活实践,他们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静心、静神,陶冶情操、去除杂念,实现了茶与伊斯兰教“念”、“礼”、“斋”、“课”、“朝”五功的契合。茶与穆斯林信仰外表形式和内在实质的有机结合,使穆斯林心灵深处得到净化与提升。

(三)穆斯林民族茶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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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教育的关注是由非正式教育(家庭教育)入手的,即婴儿成长过程中教育信息的获得为切入点,探析人类通过平常生活习俗中得到教育的重要性。比如玛格瑞德•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年),米德在本书的最后两章,在重新系统地叙述萨摩亚养育儿童的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与美国儿童的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并作了对比剖析。她在书中这样描述萨摩亚姑娘的青春期:“萨摩亚姑娘的青春期与生命中的其他任何时期别无二异,甚至会因为可以自由地谈情说爱而显得更加美好……那种在别处会出现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压力在这里消失了……萨摩亚社会的轻松愉快的生活态度使青春期变得容易度过。……这正是由萨摩亚社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人类学对教育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因此后来人类学领域发展出了一门教育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专门研究人类获得教育信息的途径、方式、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教育人类学主要涉及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进行研究。教育人类学在1970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社会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其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1900年,止于1960年;第二阶段从1960年起持续至大约1970年。在第一阶段中,人类学家驳拆了关于美国公立学校中移民、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层次儿童以及殖民地属地中原住民儿童学习症结的“错误理论”。他们对这些儿童在学校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对学校的问题提供了一些选择性的解决方案,并开展了研究工作,以为更好地解决学校问题提供知识扶持。第二阶段所做的主要大事为,人类学家开始鼓励在大学前的教育层次教授他们的学科。美国人类学协会成立了一个课程研究委员会负责开发和散播合适的课程材料。人类学家准备了一份教育参考书目,组织了多场研讨会,并就具体的教育问题撰写了论文。将人类学家引进教育的另一个原因是为纠正文化概念被误用的需要,教育研究人员和干预主义者针对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民族儿童提出的“文化匮乏”论。“文化匮乏”论意指这些儿童不具有他们来自主流白人中产阶级的同龄人中所常见的一些“特质”。人类学家反对这种对文化的特质定义,支持少数民族群体关于他们的儿童在学校遇到困难的原因是基于他们的“文化中断”的说法,并在不同少数民族群体和学校展开民族志研究以展示和寻求解救这种文化中断。……1970年由关注教育问题的人类学家和对应用人类学概念解决教育问题感兴趣的非人类学家共同成立了人类学与教育理事会。该理事会下设12个委员会,对学科与文化研究、认知与语言学研究、人类学教学、少数民族事务以及教师备课等兴趣领域开展研究。从此,教育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得于发展。”人类学的教育研究就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从1970年开始美国黑人孩子在官方学校(正规学校)所遇到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委员会的人员站在体质特征上认为黑人孩子(或少数民族和收入低下的家庭孩子)在学校跟不上所设课程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身体在进化过程中存在缺陷,由于他们的文化低下、脑部不发达所致,用一种文化偏见和人种歧视的眼光去看他们,而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差异不在于体质上的不同,而是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差异不应该用文化高低来看待,而是每个人群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文化中断”现象,所以人类学家提倡在这些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地区去了解情况,进行民族志的调研,要找出文化差异存在的根源,从而解决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问题等。那么,中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内地(沿海地区)和边疆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且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因素和传统非正式教育系统,因此,在中国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的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对学习乏味、在巨大的压力中学习、应付考试、理论学习跟实际应用联系不上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在新疆地区大学、中学甚至在小学也存在着。下面笔者举例新疆教育中的问题和双语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作一番探讨。

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有些问题跟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与基础教育相关。中国人口众多,各个地区都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后就选择了报考硕士研究生,导致研究生也难就业的问题。这些光追究学历不考虑质量的教育体系为什么会蔓延?是学校教育,即教育体制所导致的。我认为中国的孩子负担最重,他们一生下来会走路以后就承担了国家未来发展的艰难任务。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是不是忘记或忽略了非正式教育的环节呢?按照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人类的重要环节。那么现在的孩子们学会了生存的基本技能了吗?就像现代人对电脑或网络依赖性越来越强一样,他们对正式教育的依赖性也越来越高,没有自己的设想、爱好,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没有创造力等。我们的教育似乎在在制造一些机械性的机器,总想把孩子培养得十全十美,让孩子什么都要学,课外学习音乐(钢琴、小提琴等等)、美术、外语、数学等,当然以上课程对于孩子的思维发育有好处的,但是强迫的学习会使孩子对这种正式教育产生怀疑,失去积极性。有些孩子怕长辈,只能应付性地学习,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会起反面影响。“家有小儿,一天,忽地问道‘:爸,我明天可以不上学吗?’父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随口应了一声:‘嗯!’却突然听见了欢呼声:‘哦!明天不上学了!’父亲这才想起,明天即非周末,也非公休日,怎么就可以不上学呢?于是狠狠地说:‘不行,明天得去上学!否则周末不带你去玩儿。’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理由想象,这样的状况绝不仅仅只发生在一个家庭……”越来越多的都市孩子面临如此的困惑,而想上学而没有条件上不了学的偏远的牧区、农区孩子也很多,这种问题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也在研究并寻找解决的方法。现代人对于工具的依赖远远超出了原始人使用工具的情况,虽然原始人所创造的工具很粗燥,但那是他们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的斗争中所制造的,是普通生活中发现的。因此,培养孩子也要考虑地方特色和非学校教育中所学到的内容。

(一)教材和教师梯队缺乏,是影响双语教学顺利进行的根源

边疆民族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相同,因此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传承和非正式教育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化教育并存的特点。所以全国统一进行的双语教育教学模式很难适应各地区的教育实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学校教育时统一的教材(统一编的小学、中学汉文教材)不能普遍使用的原因就是统一的语言———汉语。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们也非常渴望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没有很好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设施,甚至缺乏优秀的汉语教师,而且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辽阔的土地上分散地居住着众多民族)学校设立在偏远的牧区或山区,教学环境很差,教师的待遇也不高,因此很少有教师愿意在那里教学。个案:“为了传承哈萨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阿依特斯”文化的传承和培养接班人,我们从2011年开始编纂阿勒泰地区青河县中小学通用的课外教材《哈萨克族阿依特斯文化教材》(1)(2)(3),目前已经在青河县各中小学开始试用,如果自治区政府和教育厅同意使用,我们想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等哈萨克族聚集区普及使用,这在哈萨克族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期对哈萨克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起到保存和传承作用。”以上个案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地方性教材(尤其是文化类的教材)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保存和传承少数民族优良口头传统文化。

(二)民汉合校和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富裕人民和解决这些地区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牧民定居、奔小康、建设食宿学校(在牧区)、民汉合校(最近几年全疆市、县、乡学校都实现了合校)、进行双语教学工程等,其中我认为存在问题最多的应该是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工程的实施。民汉合校指同一个市、县、乡的民族学校和汉族学校一体化,并统一管理,统一授课。在这种一体化过程中明显发现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的差别,文化、习俗、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民汉合校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提高民汉学生交流学习、提高团结、共同学习,但是交流肯定带来一些冲突,尤其是文化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明显的、容易发现的身体间的冲突,而是在思维方式、文化差异、习俗方面的冲突。民汉合校后为了加快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在小学、中学理科类课程都用汉语授课。这种教学方式,第一,对授课的民族教师带来压力,以前一脉相传的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教学的老师,一夜间要求汉语授课,使这些教师很难接受。第二,对于刚在小学和中学开始学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以他们的汉语水平接受这种教育会很吃力。一门学科最关键的部分应该是专业词汇,小学、中学物理、数学、化学等课程都有自己的很多专业词汇,这些孩子所学的只是初级汉语,只掌握了日常使用汉语,专业汉语学习还很差。这种情况下有些孩子会受到歧视,对学习不感兴趣,越往后越没有学习的兴趣,严重时会导致退学、逃学等现象。也有部分都市孩子适应很快,容易适应这种学习氛围,但是这些占少数。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要用少数的成功案例来分析民汉合校、双语教育中的问题,其实在这些教育模式中仍有很多问题。这些学生考入大学后,在大学基本上都用汉语授课,由于基础很薄弱,在大学的专业学习和汉语学习中都遇到很大困难。甚至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利用他(她)们业余的时间学习外语(英语、外语、日语等),而不愿意学汉语,问题的根源出在基础教育层面上,使他们对汉语学习失去了兴趣。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中小学以及大学教育教学中没有地区特色,教材中缺乏地方性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在大学教育教学中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很差,缺乏书本知识和实际实践联系能力,缺乏创业意识的培养。

三、解决的措施

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民汉合校后,双语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的改革,其次是中小学教材和相关课程设置中的问题。双语教学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教学的核心,也是提高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由于在小学、中学里教学方式的不妥当,导致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受挫。由于突然实行民汉合校、汉语授课措施,给没有心理准备的教师和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应该实行教育改革之前对少数民族教师进行培训,在专业和汉语授课方面能够全面发展。在小学(民族班)课程里设立一门专业汉语学科,包括小学数学、物理、化学的专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词汇相对应的内容。而初中和高中也同样设立这样的专业汉语课程并编出教材,同时从小学开始教授初级、中级、高级汉语课程。这样学生进入到大学对于汉语授课的环境并不陌生,容易适应这种教学环境。大学教育教学中,设立专业时要考虑社会的需求,并且设置一些地区特色的课程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地区,如全校设立民俗、民族文化等公共课,以便更多的人了解新疆独特的民族风情,设立旅游专业时也要考虑民族文化、民族民俗、人类学的有关知识跟旅游资格证等挂钩,让民族文化以正宗的方式介绍给旅客。在大学教学中尽量塑造条件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提高,改变教学观念,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学生也应该在大学能接受到创业、企业操纵等工作的运行过程和创建过程,从而及时适应社会,转变观念,把知识转变为职业能力,减轻社会就业压力。

四、总结

人类学论文范文3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人类学论文范文4

在成人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长期从事相关技术工作,所以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对技术理论的认识相对模糊,在实际工作中,当涉及理论论证和科学计算时便显得力不从心。针对这种情况,在授课时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基本计算的讲解,使学员在充分理解理论的基础上,能够运用基础原理和科学计算解决日常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发现科学计算和经验估算的差别。同时,经过不断的实践,最终达到将基本原理、科学计算、工作经验三者互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使专业理论和工作实际相结合,从思维方式和知识运用方面全面提高学员自身水平,从而达到成人教育的根本目标,彰显成人教育的意义。对于一些课程涉及的复杂理论,既不应该长篇累牍地冗长赘述,更不该草草略述,一带而过。道理很简单,一些复杂理论往往是应用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其原理所在,只有理解这些理论才能进一步推导出这些技术的实际操作方式。但这些理论的推导过程是十分繁复的,往往涉及复杂的数学过程并和其它学科的知识产生交叉,所以一般难以理解和记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深入浅出,化繁为简,注重理解,简单应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授课教师必须将理论的原理讲解清楚,但不必让学员一定记住复杂的推导过程,可以有选择地跳过部分推导过程,将理论总结为可以直接应用到实际的方法和公式,使学员在遇到相关问题时,首先明白问题解决方式的理论归属,然后直接通过简单的方法和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二、传统知识与新知识并重

谈到传统知识与新知识的关系,从成人教育机电类课程教学内容的演变过程就可一见端倪。上世纪90年代前,由于我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的落后,技术、工艺、设备几十年来还停留在早期水平,所以在成人机电类课程授课内容中传统知识占主导地位,而一些新知识只是作为介绍或展望,这是与当时国情相吻合的。但近些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有了飞跃发展,由于新的技术不断应用到生产中,社会发展对新知识、新技术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所以机电类专业增加了许多新的课程,如数控技术、计算机应用等。由于总学制的限制,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压缩,授课过程中,传统知识部分的内容受到一定程度的删减。所以在不同时期接受成人教育的学员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时代的印记。比如老学员对传统设备和工艺津津乐道,但如果使用需编程的数控设备就一筹莫展了;而新学员可以按图示尺寸、形位公差等技术要求编订完整的数控机床加工程序。但同样的加工任务,需编制适于传统设备的工艺流程,新学员往往也会出现许多低级错误。传统知识与新知识哪个更重要?在现实的科研和生产中,哪种知识会发挥最大的作用,更有现实意义?关于这个问题,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中不乏经典的实例。作为全新知识和全新技术的典范,上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的SR-71黑鸟侦察机试飞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种达到的“双3(飞行高度3万米,速度3马赫)”飞机。为了达到这一惊人的性能,飞机从材料到设计都采用了最新技术,如钛合金、机体涂料、混合喷气发动机等等;而作为前苏联航空工业的杰作MIG-25高空高速截击机同样达到了“双3”,但由于技术方面与美国的差距,飞机的设计与制造全部采用传统工艺,尤其是机体主材既没有用钛合金,也没有用铝合金,而是采用最常见的不锈钢焊接工艺,但所有工艺配合都达到了极佳的水准,正所谓把传统技术和工艺发挥到了极致,再进行天才的组合,最终达到惊人的效果;而我国生产的歼-7战斗机项目堪称传统知识、技术与当代最新知识、技术不断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典范。这款战斗机的原型机是上世纪自前苏联引进的米格-21飞机,经过多年的不断改进升级,在传统技术上加入了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使这款40余年机型老而弥坚,服役至今,不但仍然是我国空军装备的主力战斗机之一,而且产生大量的派生新型号,出口很多国家。从本质上讲最新的歼-7改进型号已经是和原型机大相径庭的全新机种了。从上面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新技术,还是传统技术,或是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有益结合都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因此如何平衡传统知识和新知识的关系,做到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学好传统知识,这是基础。然后,在新知识教学方面不能仅仅停留在了解的层面,必须付出和传统知识教学等同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新知识是传统知识的延续,是连接当代科技水平与未来更新的科学技术的桥梁。作为授课目的,必须让学员了解传统知识与新知识的联系与区别,最终目的是使学员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正确选择和应用传统知识和新知识,将新老技术有效融合,形成在某个时间段或某个具体任务中的最佳效果。

三、实践课要有的放矢,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际操作练习

机电类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大部分属于应用科学,因此实践环节必不可少,这对所有学员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课程内容会有很大帮助。除了一些基础课程所规定的实践课程外,所有学员还要进行若干综合实践,比如阶段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综合实践课,传统的方式是所有学员都做一个或几个课题,对于普通高校和大中专院校的教学体系,这样做是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因为这些院校的毕业生的职业方向待定,这样的实践方式会使他们在就业后较快融入工作当中。而对于成人教育而言,这种实践课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合理性。因为大部分接受成人教育的学员都是有了固定的职业方向和一定程度的专业经验。课程规定的一些实践内容可能对一些相关专业学员来说显得过于普通,而对于其他专业的学员来说,离他们本职工作又相去甚远。如果是这种情况,实践环节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对于综合实践环节,可以进行另一种尝试,即根据学员专业构成情况设计综合型的实践课题,完成此课题可能涉及到的机械设计、结构设计、机加工、热处理、自动化方案设计、数控等等诸多门类的知识和技术,所有学员分成若干小组,负责整个课题的某个部分、某个工艺环节或某个阶段。学员可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同组学员一起做出所负责的方案。整个实践课题各个部分的方案完成之后,各组之间再寻找各自技术接口,进行方案对接。当方案的对接完成之后,全体学员再进行集体讨论,对整个方案进行整改或优化,最终在全体学员通力合作下,提出最佳方案,完成课题。这样既可以使每个学员得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实践锻炼,同时又可以了解其他专业的技术特点及与其他专业人员之间的配合经验,从而使所有学员在实践环节受益。

四、将学员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引入实践环节

人类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财经类;大学英语;人文素养

财经类大学是我国以社会学科为主的高等院校,针对财经类大学中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定位应结合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充分实现现代化公共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将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作为教学重点,使教学内容得到全方位提升,开拓学生英语视野,促进教育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充分发现自我、完善自我,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教育人才。

1人文素养的含义

人文素养主要指人文科学的知识水平及研究能力,将人文科学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得到完全体现,以挖掘人内在品质为重点进行的教育模式,深度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趋势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实践到各大院校当中,财经类大学作为社会学科的教育院校,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实践到英语课程教学中,提升学生对人文素养的认知程度,并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相互结合,实践素质化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1]。

2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起因

2.1符合客观教学理念设定

在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应结合国家教育部门的教育指针,教育部门提出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指出,英语并不仅是交流信息的工具,而应结合国内外的文化知识,开拓自身语言视野,增强学习者的知识涵盖量,进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由此可见,教育部门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在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中,合理运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培养具有较深的教育含义。

2.2符合时代教育思想

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曾提出教学过程中应将理论知识与德育教育进行完美结合,如今在我国各大院校也已将德育教育完全融入课程教学当中,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财经类大学作为代表性的社会学科院校,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的培养,是提升学生道德品质的有效途径,任何院校的理论知识教学都离不开思想道德教育辅助,因此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需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开始,为学生构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观[2]。

2.3提升学生对英语课程核心的理解

英语是现今世界运用相对广泛的语言之一,拥有着较强的人文特征,在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中,结合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思想人格。基于此,对于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所进行的人文素养培养教学模式,应结合学生的兴趣开展教学,使学生在寓教于乐的学习氛围中,掌握英语的理论知识并完成相对应的模拟训练。英语作为现今多个国家所认可的语言形式,拥有着各个国家的融合性特征,包含国家的历史、文学、艺术、地理等多种因素,使学生对其背后的文化底蕴进行深度剖析,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量。

3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人文素养培养现状

3.1缺乏对人文素养培养的关注程度

理论知识的传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重点,英语作为社会性、系统性、工具性学科,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可,近年来众多学生选择英语学科作为必修学科,但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只停留于考取相应的等级证书,理论知识相对丰厚,实践经验有待提升。在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着重于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培养,认为人文素养教学并不能对学生提升考试成绩产生有力的帮助,长此以往,忽略对人文素养的培养使学生只执着于考试分数的提升[3]。

3.2课堂互动性不强

传统意义的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主导地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在现今新课改教育背景之下,教师已逐渐将学生转换为教学重点,但理论知识的传授仍由教师进行主导教育。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教育重点集中在英语的语法、句型、词汇的教导,因此学生只需跟随教师的教学思路进行笔记记录即可,导致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中教学氛围过于呆板,学生对学习内容缺乏兴趣。教师的固有教学模式,造成了学生局限性的学习方法,部分教师以照本宣科的形式对课程内容进行宣读,进而导致学生对英语失去兴趣,制约英语课程教学中人文素养培养的发展速度。

3.3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有待提升

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中对于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首先要选择具备专业人文素养的教师进行教育,因此对于大学英语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培养应作为教育重点。正所谓“师者言传身教也”教师的人文素养表现,可对学生产生直观的影响,在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同时,应充分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但是在现今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中,诸多教师将自身的关注重点定睛与对教学理论知识的传输模式拓展中,忽略了自身人文素养的提升。

3.4大学英语目标定位有待优化

在21世纪全球已进入经济化社会发展进程,对于英语的运用覆盖面积也在逐步加增,尤其是德国、日本等许多母语非英语的发达国家,也已将英语作为公民素质教育的培养基础,强化公民的英语教学,提升公民英语掌握程度,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综合实力。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定位,应随着国家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更新,结合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对学生施行人文素养的培养教育,使学生重新认识大学英语教学中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可结合欧美文学课程教学理念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培养。

4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4.1合理融入英美文学教学理念

现今我国财经类院校以管理学类和经济学类为热门学科,原因源于国家对经济管理型人才的极度缺乏,进而使得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偏向于经济学与管理学,但在财经类大学教学中,应着重对学生进行人文知识及人文素养的专业培养。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缺乏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意识,使学生执着于对理论知识学习,将目光定睛在所学知识上,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在经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竞争力,而忽略自身人文素养的培养。因此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师应结合这一现象更新自身教学理念,将英美文学课程有效融入教学设计方案中,培养学生养成英语教学理念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挖掘人类知识、能力、心态的综合反应,增强逻辑分析能力与自然社会科学实践能力,进而促进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历史哲学进行有效结合,促进学生道德品质培养、增强学生艺术素养[4]。在财经类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可通过开设的英美文学课程鉴赏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英美文学文化底蕴,提升学生鉴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深入挖掘文章的潜在含义。熟知的英美文学创作者有莎士比亚,JaneAusten,萧伯纳,Shelley等,其中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创作了大量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如《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李尔王》《哈姆雷特》等,其中《哈姆雷特》主要叙述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替父报仇,杀死篡夺王位的叔父的故事,教师可通过带领学生对文章进行阅读鉴赏,充分理解文章的创作背景,使之领悟文章的创作核心,丰富自身的文学储备量,进而为培养学生综合人文素养奠定夯实的基础。海明威是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独特的简约、精炼、直截了当的文学风格而被人们熟知,在创作生涯中OLDMANANDTHESEA作为其代表作,描述了一个打不垮的硬汉老人形象,内心表现出的绝望与不甘放弃的精神得到完美诠释,其中的经典名言“amancanbedestroyedbutnodefeated”,也成为众多青少年的座右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

4.2丰富大学英语课堂内容设定

财经类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丰富现有教学课堂内容设定,将英语教学分为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及跨界交际英语三种不同类别。引导学生对课程进行选修,可设置必修课、限定选修课及任意选修课形式,充分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增加自身的知识储备量,加强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使学生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从中提取自身所需的知识点,丰富自身的文学素养。英语作为世界运用相对广泛的语言学科,近年来已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应包含对国外语言知识环境的分析讲解,有助于学生掌握国际语言使用环境,了解国际文化,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可充分融入西方文化中的至理名言,对其进行优化讲解,例如“Hap⁃pinessisnotinthemerepossessionofmoney.Itliesinthejoyofachievement.Inthethrillofcreativeeffort”,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5]。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文章语法进行合理分析,探索文章背后的创作环境,增强对西方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认知,培养学生的英语文章鉴赏能力,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4.3运用课堂讨论模式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在财经类大学的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运用课堂讨论形式开展教学,可针对教学主题使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增加学生的课堂互动,培养学生自主思考能力。例如:在英语课堂教学中以Velues为主题展开话题讨论,教师可提出“whatdoyouthinkrichnessis?/canmoneybuyhappiness?”等问题引发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充分明白金钱并不是万能的,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5结束语

财经类大学主要以经济学类和管理学类而闻名,在财经大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应结合对西方文学的鉴赏教学模式,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使学生在英语理论知识掌握的基础上丰富自身的文学储备,进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文曦.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人文素质培养的几点思考[J].科教文汇,2020(16):167-168.

[2]乔兴兰.非英语专业英语阅读移动学习教学改革探索——以广东财经大学为例[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0,36(1):13-19.

[3]白萨如拉.蒙古族非英语专业开设《英美概况》课程的探索[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9,17(6):118-120.

[4]杜欣霓,黄方方.大学英语与媒介素养教育整合的可行性及意义探析[J].红河学院学报,2018,16(4):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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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武术;武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与内隐的民族精神愈发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术无论是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还是区别于西方的人类身体文化和艺术,对于国人而言都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目标和要求.在这种历史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武术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为迫切.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武术与中医、书法等能够反映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武术传承人群体文化的理念与信仰、精神与追求或可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武术作为一种活态传承,文化保护的意义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价值.而其中,作为活态传承的主体———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值得广大研究者高度关注和重视.

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研究进展

1.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关注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始.从2003年我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出国家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以及«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重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要求,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并于当年公布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其中有110余武术拳种入选目录.作为我国较早从非物质文化视角关注传统武术的学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确提出了传统武术作为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尽快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此后,更专家学者针对如何保护传统武术,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内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发展,如邱丕相、王岗、吕韶钧、周伟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国家公布的五批部级非遗保护项目中,已有60余项武术拳种入选.近年来,非遗视角或背景下和武术保护、传承与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武术文化当展的梳理与分析,力求从文化层面上对当前武术的发展与保护提供学理层面的贡献,该领域研究成果丰硕,代表者如王岗(2013)、陈青(2006)等.二是运用地域学理论,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地域武术文化进行研究,该领域研究学者有郭志禹(2000)、韩雪(2002)等.三是对民间武术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研究,提出发展相关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龚茂富(2013)等.四是运用跨学科理论对武术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相关研究,如戴国斌(2004)、乔凤杰(2005)、吉灿忠(2000)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武术学者开始关注武术文化及传承人相关的研究,如刘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处,关于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学、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再进行赘述.

1.2武术“非遗”保护学术研究问题的思考

不难看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武术传承虽成为热点,但是对于“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关注度不高,研究成果相对薄弱.通过中国知网对“武术传承人”进行关键词的搜索,仅发现了30余篇以“武术传承人”为篇名的学术文章.其中,2008年牛爱军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传统武术传承人”保护问题的探讨»成为较早关注“武术传承人”的学术文章.2010年河南大学胡继云的«传统武术拳种传承人保护机制研究»成为国内较早以“武术传承人”为研究内容的硕士学位论文.自此后,相继有«陕西关中红拳传承人调查分析及传承对策研究»(张志成,2011)、«陈家沟陈式太极拳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影响研究»(郭建菊,2013)、«甘肃天水通备武学传承人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张含亮,201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峨眉武术传承人现状调查及传承对策研究»(林霞,2014)、«西宁市八门拳传承人研究»(武少洋,2016)、«武术传承人现实困境的三重视域解读———基于对雷家村梅花拳的考察»(宋领兵,2017)等硕士学位论文对“武术传承人”进行了相关研究.从整体上看,当前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拳种传承人的个案研究,其中不乏有较好的学术研究启示与学术成果展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宏观背景下的微观传承人层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参考与实践推进价值,但总体来讲,可能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学理困惑和学术拓展的方向.在研究内容方面,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密切,基于文化学思考的学术研究多趋向宏观和表层,多局限于单项技术层面或者历史文化因素的归因分析,以及局部特征的文化“模式”探讨,故研究内容点多线少,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主题与内容相对单一,尤其表现在对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内容相对匮乏和缺失.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对象拓展性不够,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度不够深入,对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研究不够,主要表现在对民间武术传承群体社会空间特征研究的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相对较少,跨学科应用的真正成果不多,同时也存在理论性的阐述较多,而微观的田野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的现象.在研究创新上,过多集中在“文化影响技术,技术反映文化”的传统立论,对于民间武术社会传承存在的核心深层问题与运行机制缺乏新颖立论和理论融合、创新.

2武术“非遗”传承人的文化研究关注

2.1武术文化研究更应关注“人”的文化活动

“文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1]武术文化的研究,其实质是在研究民族文化如何通过武术形式的载体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文化的流动”始终是武术文化研究给予关注的学术思维脉络.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大背景,民间武术文化保护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热点和焦点.民间武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关注更倾向于民间底层、大众草根文化,与传统的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研究视角有较大的区别.其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更关注于“人”进行的各类文化活动现象,如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传承法则、习武信仰、生存状态等问题将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与学院派的竞技武术文化研究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也就是民间武术文化研究的起点和意义所在.民间武术研究不仅仅要看传统的文化,更要涉及武术在当地社会变迁中文化的变化,因为只有真正意义上厘清了武术文化脉络中的“变”与“不变”,才能更好地去保护文化.因为文化保护并不仅仅在讲传统,民间武术的保护也不是“博物馆”意义上物品封存和文化固守.也因为没有人能拒绝现代,更不可能操控文化的静止与流动,因此,须从实践理论反观、诠释和重构民间武术文化,学术洞察武术活动的主体传承人的社会实践、文化空间与文化创造,以及通过文化写实来思考武术存在于当前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以及深入了解和诠释传承人的社会生存意义和学术启示等相关问题.

2.2构建武术“非遗”传承人“民族志”的整体系统研究方法与视角

从当前跨学科的视角看,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应用相对较为广泛.因此,无论是以注重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还是以文化为研究主体的人类学,在关注结构的同时,都无法回避对人的社会活动意义的深层学理探究.在一定意义上,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学理问题.正因为如此,早期以关注和研究“异文化”而起源的人类学,自费孝通“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的研究模式就开启了后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广泛融合,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交叉发展.因此,在某种层面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自觉融合发展都表现了其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拓新,都表明了两者在研究时无法回避或者忽略研究对象的整体系统性观察.如人类学的“民族志”就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民族志”既是最主要学术成果的展现形式,也是人类学整体性研究方法的体现.民族志主要从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亲属制度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来全面考察人类的文化活动.以民族志的形式从整体文化脉络中去梳理、分析和抽提民间武术文化,去勾勒和描绘出更加原生态的民间武术文化图景.而作为人类学较为新兴发展起来的影视人类学,其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表现,诠释图像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寻求对人与文化更本质的了解,除了记录、保存的功能,也是建构文化事实的一种展示.因此,可以设想,对武术传承人的研究是否可以采用此类方法,即运用影视人类学新兴手段和跨学科方法,以“武术民族志”人类学影片的成果形式,在学术文本和视觉文化两个层面,较为全面地反映武术文化社会现象存在的真实和传承人社会活动的文化空间,突破民间武术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武术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和研究空间,或许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但总而言之,全面系统性地把握“传承人”的文化空间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和方法.

3武术“非遗”传承人保护发展的思考

3.1“田野中”寻找传统武术传承人文化脉络的中国逻辑

在2016年«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一文中,我曾经提出:“微观式的田野调查将成为地域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2]“事实上,田野工作之于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3].田野工作的学术贡献在于注重实践,为广大武术科研工作者重新强化和梳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让研究者更加尊重事实,做到有理有据,而非断章取义或者坐而论道式的“空谈”.武术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历史.正因为如此,武术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在注重社会田野调查中横向存在现象分析的同时,也不应忽略纵向的文化历史“惯习”(布迪厄)分析.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中,我们或许才能发现、找寻其文化的脉络和传统的逻辑.或许,这也正是印证了人类学家郭于华提出的“实现学术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自由穿梭”.此外,田野中寻找武术传承人的真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所在的地方.正如格尔兹所说:“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4].因此,所谓文化脉络的中国逻辑,是期望在武术传承人群体的调查中,能够发现武术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等系列问题,并以此围绕而展开深层次的理解.正如在«农村代际冲突中老人行动方式变迁研究»一书中,作者对安徽省某村的38位老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重点“讨论了老人在代际冲突中的行动方式,并从中揭示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过程和实践特征问题”[5].从我个人的理解,此类田野式的操作与实践正是武术传承人相关问题研究可以借鉴参考的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当然,近年来有关武术传承人的研究成果中,也有相似的探索和思考.

3.2“活态中”实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开展对于民间武术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众所周知,“重申报,轻保护”的老问题依旧存在并延续至今.国家非遗认定的部级、省级、市级等各类级别的武术传承人,这些特殊的群体(包括民间大量未入选成为传承人的武术拳师)在支撑着中国传统武术的“过去”与“未来”,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来进行传承与传播的,如何在活态文化语境中去推动民间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到利益与实效有机结合,则是今后中国武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传统武术是中国现代武术发展的根”,这句话好像已经“余音绕梁”了很多年,然而,在竞技武术对现代武术的推广方面,尤其是国际推广做出卓越贡献同时却带来了诸多发展问题的当下,传统武术的保护似乎更是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从2006年国家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然而,传统武术的保护与发展工作现状却依然严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武术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在“非遗”有利背景下推动民间武术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传承人的保护、技术传承的规范与体系化、经济收入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相关书籍、音像资料的整理等内容.特别是在民间经济收入较低、没有稳定工作却依然常年坚守武术传承的那部分群体,或许是更应该值得关注和保护的研究对象.2017年,一部纪录片«寻找手艺»感动和震撼了诸多有着或多或少传统文化情怀的国人,这种感动不仅仅是为了纪录片中拍摄者的无私奉献和守望传统的执着精神,通过镜头寻找的中国199名民间艺人平凡的生活空间,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何谓中国文化、何谓中国传统、何谓中国精神和文化自信.“当时我不懂,现在我懂了”[6](徐皓峰«逝去的武林»),文化的记录与研究在于对民族文化的顿悟、尊重与自信,武术传承人的研究也亦当如此.

参考文献:

[1]罗红光.人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07.

[2]陈振勇.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2):51G55.

[3]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2.

[4]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29.

[5]乔超.农村代际冲突中老人行动方式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

人类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花儿歌种;发展趋势

“文献”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对学生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现存资料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也是孔子感慨文献不足而无法深入去考证夏商之礼。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献的支撑使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处于滞后甚至空白状态,文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音乐文献学在音乐领域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音乐文献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音乐文献学是通过对音乐文献的研究,揭示音乐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发展规律,并为音乐文献的使用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较新的学科。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求,音乐文献学本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产生于明代的花儿作为广泛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音乐形式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花儿的研究近年也越来越得到学界专家的重视。

一、1979年—1989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检索到有关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异明显,以普通刊物为主。(一)文章研究的对象花儿音乐分析、花儿演唱、创作的花儿剧、花儿音乐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儿的相互关系、花儿的历史形成以及花儿音乐审美等方面。(二)文章的叙述内容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花儿、花儿会的民间传说、口头故事等进行介绍;从文学的角度对花儿歌词的语法、方言、词式结构等进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学术身份1.花儿演唱名家有朱仲禄、苏平等,他们对花儿音乐的类别、音乐表现和演唱技艺等进行了介绍。2.高校民俗学、文学等方面的学者有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柯杨。他在1980年与雪犁合编《花儿选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丛》第3期发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颗明珠——甘肃莲花山花儿漫记》,把花儿音乐介绍到了海外。此外,还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锡文、魏泉鸣等学者。3.专业音乐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于1987年在《中国音乐学》发表《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一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花儿音乐的形态从音乐材料的分析到其历史成因和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总的来说,对花儿的研究还是以文学性研究为主,对花儿的曲令音调的研究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这十年内发表的花儿研究文章为106篇,这一时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核心期刊中有关花儿的研究比上一时期明显提升。1.民俗学、文学角度的研究,从介绍、描述型发展到较深层次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如柯杨于1997年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的《花儿会——甘肃民间诗与歌的狂欢》一文。2.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杜亚雄1997在《民间文学论坛》发表的《“洮岷花儿”与生殖崇拜》已经涉及社会学方面的问题。3.文章研究涉及的内容与前一个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结构上有了一定的调整,花儿研究中音乐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学性研究向音乐性研究倾斜。

三、2001年—2011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2001年1月1日到2011年12月31日,检索到有关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共448篇,总量激增,从中国知识期刊网1979—2018年期间研究花儿文章,总体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核心期刊中花儿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也足以表现出这一时期花儿的理论研究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高,音乐在这一时期也越来越得到大众的喜爱,学界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花儿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音乐文献学视野下的花儿研究探析◎常虹薛松梅展,花儿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撰写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数量达到了一个高峰。花儿会和花儿民歌比赛的内容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学者的关注,同时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出现了有关花儿非物质文化与“非遗”保护方面研究的文章,非遗和花儿联系在一起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另外,随着国家对硕士和博士学位建设的加强,对硕士、博士招生量的不断加大,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传统音乐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硕博毕业论文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宽,更多硕博学生开始将中国的民族音乐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因此,一些硕博层次的研究生开始将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确定为“花儿”,这一时期可以检索到以研究花儿为主题的博硕论文共37篇。其中,2002年由福建师范大学的张君仁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花儿王朱仲禄》,是首篇从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对花儿演唱家的音乐学研究,该论文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音乐人类学中重要的参考文献,论文中的研究方法到现在为止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国化中的重要形成依据,该论文更是将花儿研究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此外,还有2005年西北师范大学的程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花儿中的女性和女性的花儿》、2006年西北民族大学戚晓萍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茶园“花儿”歌手研究》等,都拓展了花儿研究的领域。

人类学论文范文8

当前高校有不少人文课程拘泥于专业知识的抽象传授,缺乏形象生动的教学素材,尤其缺乏本土特色民族文化艺术素材,教材的内容和方法抽象、空洞、僵化、死板,很难激发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创造灵感,因此,建设本土化的特色人文课程教材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受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正在淡化、失传,民间艺术人才发生严重断层,因此及时挖掘和抢救民间艺术资源并建设成本土化的特色课程教材加以传承发展之,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研究任务。

1.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存在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及其教材,更未存在有关这方面建设的研究,然而,在挖掘、保护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已成为全球热点和国家策略的大好形势下,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教学改革蔚然成风———如广西艺术学院《美术教学论》课程负责教师长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广西民族美术方面的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美术教学课程及其教材;广西民族大学《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负责教师也长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广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教学课程及其教材。杭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董春雷在《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上发表题为《民间美术与学校教育》的论文认为: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它既蕴藏着民族精神,同时又历经了时间的洗礼,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民间美术的原生态面临严峻的挑战。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胡俊涛在《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民间美术课程教学研究》也持相同的观点———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但该文更进一步地指出,民间美术的艺术形态的内涵与本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爱与重视,许多教育研究者也在不断地探索研究这个领域。为了能更广泛、更深远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该文就民间美术的艺术特点,着重分析了课程设置意义、教学方法等问题,力求探索出一套较为合理的、适合艺术专业学生的民间美术课程的思路。

事实上,许多高校艺术类或人文类的教师都已经开始投入这一教学实践中,就如何运用民间艺术资源(尤其是尚保持完整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来整合艺术类课程或人文类课程,掀起一股强劲的课程教学与教材改革创新之风。最为典型的成功范例是原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杰先生从1997年起,牵头申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教学改革项目“文艺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跨学科交融”,接着又组织文艺学、民俗学、民族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学科硕士点,联合向自治区教育厅申请“审美人类学系列研究”,获得立项后,他们便深入地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进行审美人类学田野调查,基于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来搞科研与教学,以审美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为一条红线,把中文系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贯穿成为相互关联的学术整体。在他的带动下,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审美人类学课题组积极探讨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方案以及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意义及其学理依据等等,自觉形成一门具有影响力的特色人文课程———审美人类学,该课程教学成果荣获2005年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很快,由王杰先生主编的《审美人类学概论》作为“十一五”部级教材开始了立项建设。

2.研究内容及其方法

基于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来开展高校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是一项具有时代性迫切要求的教学改革任务。然而,面对广西11个少数民族许多不同族群或支系,分门别类地去挖掘、收集、整理其中的民间艺术资源,并形成一部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庞大而繁难的教学改革“工程”。因此,在立项建设研究方面,必须选择这样的思路:从壮族开始,逐个对这11个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进行研究,并逐个形成相关的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以壮族为例,具体研究内容为:整合并利用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资源———侧重于壮族神话、山歌、舞蹈、戏曲(壮剧)、乐器、服饰、工艺美术等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运用网络及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的研究。在具体的建设研究过程中,我们将采取以下的研究方法:

2.1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研究为基础,展开多种学科理论及其方法的运用。课题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研究理论及其方法,对适合自己研究的课题内容进行研究,但要求在严谨的调查研究———深入壮族村寨开展田野调查以及进行相应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民间艺术鉴赏”中的“鉴赏”来展开教材建设研究,这一“鉴赏”要求从起源、发展、演变等方面以及从政治、经济或文化等方面,充分揭示该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尤其是审美方面)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意义。

2.2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影视、录像、摄影、多媒体等,制作相应的课件,开展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课堂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形成有效的教案或讲义,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应的教材内容的编撰工作。众所周知,如果一门课程的教材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无效的,则说明这部教材并非从扎实的教学实践中来,而是凭主观想象得来,而适合教学实践并能够推动教学实践的发展并产生良好的教学效益的教材,才是真正有效的教材,才能成为教学改革的丰硕成果。当前,我们必须学会以学生为主体,以人为本,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制作相应的受学生喜爱的课件,在多媒体教室或通过网络技术开展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课堂教学实践,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表现。总之,以壮族为例,我们对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的建设研究,将会有一个好的开端,为以后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研究意义

在高科技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人类危机四伏———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人的精神危机等等,造成人本身的许多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怀念过去,在无所适从的时候,这只能更增加精神的焦虑和不安。为了解决危机,人类学家们引导人们关注处于“文明的边缘”的少数民族———那些还没有被现代文明同化的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族群,深入到其中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寻求解决人类危机的“原生态文化方案”。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组通过田野调查,展开对当代广西共计11个少数民族———壮、瑶、苗、侗、彝、水、回、京、仡佬、仫佬、毛南———民间文化艺术的比较研究,收集整理其中已经濒临消亡的民间艺术,经过提炼加工,形成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学内容,事实上,这是一种解决人类危机的“原生态文化方案”。因此,该课程所讲授的“民间艺术”,专指“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是指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存活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原生态的民间艺术。所谓“原生态”,是以自然生态之义喻指这些艺术均由该少数民族某一族群集体创造并世代传承下来的尚保存完好的活态艺术,是非官方的、非现代的、非个人的元文化。其艺术表达可以变化发展,但其所蕴涵的该民族精神和基本话语结构没有改变,比如作为壮族族群之一的那坡县黑衣壮的山歌艺术中的“过山腔”,依然用黑衣壮话演唱,尚保留着古代完整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押韵风格,传达着古代黑衣壮特有的精神风貌。#p#分页标题#e#

毫无疑问,这些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一旦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就明显表现出两大相互矛盾的特性———当代性和原生态性。所谓“当代性”是指这些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具有当代的特征,反映当今时代的个性和追求。所谓“原生态性”,是指这些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保持有自古以来的精神内涵和话语结构,由民间集体传承着,具有原始原创性和集体传承性,任何个人或官方都无法改变。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当代性”,是因为处于“文明的边缘”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在市场经济、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或多或少地受到当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和都市文化的“侵入”或“渗入”而产生了“当代性因素”,与此同时产生了“对抗性”因素———“原生态性”。“原生态性”“对抗性”的接纳或反利用这些外来的“当代性因素”,在碰撞与交流中发生聚合性的“杂语共生”的文化景观———“原生态性”和“当代性”矛盾统一而和谐地构成了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象。在这里,“当代性因素”获得了另一种表达,而“原生态性因素”也逐渐发生了当代性转型,当代性危机或原生态性危机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化解。正因为这样,学习和研究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以及开展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便具有了以下意义:

3.1保存少数民族本土化的特色艺术的需要。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保存少数民族本土化的特色艺术,有助于及时挖掘和抢救民间艺术资源,促进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与此同时,在人类全面危机和异化爆发情势下,提供给人类消除危机和异化的精神武器,抵制现代文明和工具理性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