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科学原理范文1
[关键词]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代，各学科的蓬勃发展丰富着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人们无论在时间亦或空间视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来都被思想家们所重视，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渴望从历史中得到启发的愿望使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一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近代西方观点普遍认为：进步的理论正是被蕴含在历史哲学之中，“相信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历史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其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其研究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
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人们心理越来越趋向对一个观点的信任即：通过实验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学实验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发言权：“18世纪，历史思辨发展的标志是拒绝神学的与天意论的解释，而同自然科学家在其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目的一致。”实证这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实证主义――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方向的学术理论。它的最早的理论源泉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即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为衡量其理论科学性的标尺，实证主义排斥以目的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崇为唯一一种适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实验方法才是科学的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释感官经验。实证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传统研究理论一样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实证主义对历史事实非常重视，力求在史实资料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由此而变得更为严肃和谨慎，也使思想家们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与审查，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的一步步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曾经说过“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门学科一直试图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以注重感觉经验以及实验检验为根本，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觉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历史材料的客观性湮没，而真实的科学规律是通过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而对现象进行的归纳。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也一样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它们都是可以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认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并且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确定事实和总结规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实证主义者坚信只要用足够准确充足的史实资料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适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显然，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则和方法。
实证主义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去假设人类知识获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类在对待知识时候的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或哲学态度。或者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特定规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实证主义的原则还区分了在知识体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问题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实证主义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特点，将自然科学完全移嫁于历史学使历史学研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类比使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实证主义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将历史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社会科学置身于科学之下，俨然已经成了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和解释文化事实和被各集团所实现的社会事实，并且阐述人类行为方式的必然性。”随着经典物理学的可信程度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人们开始用更加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科学的概念，逐渐的反实证主义的呼声越来越有力度。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范文2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 “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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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科学原理范文3
［关键词］历史地理思想教育通识教育
［作者简介］杨文华（1978- ），女，湖南洞口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及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等方面的研究。（重庆400031）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5-0140-02
一、引言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学科。在我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因为其源头可追溯至中国疆域沿革地理。而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还不足一个世纪，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学科理论尚在建设之中。我们的历史地理学科是在吸收国内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并采取相应研究方法的。目前，在国内大多开办历史学和地理学的高校中，一般都将历史地理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以满足高校培养宽口径、厚基础人才的需求。历史地理课程的学习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了解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及其规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空间组织结构，熟悉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规律，为日后进行历史、地理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但是，从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属性和特色出发，结合目前我国大学生人才培养的实际状况和笔者本人长期开设历史地理通识课程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应该将历史地理课程在更多专业更广泛的范围内开设，历史地理课程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有重要作用。
二、历史地理课程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1.历史地理学科属性决定历史地理课程在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历史学学科的八个二级学科中，历史地理学是与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门学科。时至今日，历史地理学已经能够做到直接将研究成果与国计民生结合，走上了学术研究服务社会，服务当代的道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覆盖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应用性，如对历史边界、中外关系、行政区划、地区差异、经济开发、社会变迁、文化区域、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与迁移、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指出，历史地理是一门含金量很高的学科，可以为现实提供非常有用的指导，而这些内容的学习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2.我国当代人才培养的实际缺陷决定了开设历史地理课程的必要性。高校是社会化的重要机构和主体之一，承载着文化传递和大学生人格塑造以及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但是随着功利化要素对现代社会的无限渗透，以升学、就业为主的利益导向使得文化的无效传递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就开始出现。曾几何时，我国的小学教育没有了历史、地理课程；中学的文理分科使历史、地理仅仅成为应付考试的工具，而理科学生对历史、地理知识知之甚少；大学以后，职业导向又使得历史、地理等人文素质教育被完全忽略，这必然造成一代又一代的人文素质的缺失和社会失范的发生。历史地理课程不仅让学生了解文化常识和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够让学生将历史事件置身于相应的地理环境和时空背景下，了解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环境起始因素，复原各种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规律。
3.历史地理课程在高校作为通识课程开设的成功实践。目前，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都有开设历史地理类公共选修课。其中最有名的是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在北大，历史地理从“冷门学科”到“热门课程”，该课程在2008年成为部级精品课程。课程主讲教师是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韩茂莉。一位网友在北大未名BBS课程区用三句通俗的话概括了韩老师的课程：课程本身特别有意思特实用；课讲得特别好，不枯燥；韩老师人太好了。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以外语为主的大学，没有历史和地理相关专业。自2005年以来，笔者在学校开设“中国历史地理”通识课程，学生好评如潮。这些都说明将历史地理课程作为通识课程是符合学生需求和心理期待的。
三、历史地理课程对大学思想教育的意义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历史地理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部分，这两部分中都有大量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结。比如历史疆域地理的教学可以使学生熟悉各个历史时期祖国疆域和版图变迁的始末与原因，从而激发维护祖国领土统一和完整的信心和决心；历史民族地理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在熟悉各个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变迁的基础上增强民族自豪感，尊重民族现实与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历史地貌地理、历史水文地理等历史自然地理的教学又能使学生对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繁衍的地理环境有更多了解，从而增强学生对历史上的空间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2.培养学生联系古今的能力。观古宜鉴今，无古不成今。博古通今是传统学术的基本要求。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完全不局限于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和近代历史地理学只注重政区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课程在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几十年，课程内容包含了地貌、水文、气候、生物、疆域、政区、军事、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交通、人口、民族、文化等分支，与现代社会各部门的联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现代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变迁以及社会发展的演变历程，并探索其内在演变规律及原因，无疑会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提供重要借鉴和参考，可以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具有规律性的预见。大学生通过历史地理课程的学习，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树立尽全时空的观念。现代历史地理学吸取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讲求对所有定性文字尽全地计量推理，客观全面地展现所有地域点的本来面目；既注重所有地域点的静态分布，又注重所有地域点上的动态演变，讲求建立连续的地理剖面分析，力求探索人地空间时间函数上的变量。通过历史地理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建立起科学的人地时空观念，能够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开拓学生的视野，使之更深刻地认识人类所经过的历程，把握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今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符合科学的决策性建议。
4.培养学生关注人地关系，树立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现代历史地理学将人地关系作为研究的最终归结点，强调分析社会现象的环境起始因素。在人类普遍关注未来，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涉及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并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将能够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历史地理课程的教学能够使学生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决定性作用，认识到人类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从而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
四、历史地理通识课程教学中实施思想教育的途径
1.以时间和环境变迁为线索，补充学生历史文化知识。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与其他学科关注历史和文化变迁不一样的是，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和文化的关注是以时间为轴的。在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学不仅采用人文学科的方法，还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孢粉分析法、彩红外航片的解释原理等方法。历史地理学的关注点不仅包括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制约关系，还包括政治格局的地缘因素以及国内外诸多热点问题。因此，通过历史地理课程的教与学可以让学生了解和学会解释现代自然地理、社会发展、人文背景等因素的演变历程。在课程教学中，教师既关注历史人文传统，又具有明显的现实关怀，在变化着的时间主轴上，将大量的历史知识和文化常识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了解祖国灿烂文化的悠久历史并培养文化自豪感的同时，增强对文化发生和发展的时空环境的了解和尊重。
2.充分利用历史地图的辅助作用，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手段，对历史地理的认读和利益是历史地理学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因此，历史地理课程教学必须充分重视对历史地图的利用和对学生认读与利用历史地图能力的培养。通过在课程教学中大量利用历史地图，能增强课程教学的现场感，训练学生对地理环境的理性思维和全面感知。
所以，在历史地理通识课程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史学素养，培养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和掌握，培养学生对史实的解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让学生将特定的史实置之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时期，加强对人地关系的分析和理解。同时，作为一门经世致用、关注现在的学科，历史地理通识课程教学还要让学生关注历史时期环境的变迁以及历史事件与当今现实的纵向联系。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历史地图的比对和认读，让学生加深对现实政策和决策的清醒认识和领悟。
3.密切关注现实，培养学生现实情怀和人文意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段从历史时期一直延伸至当今时代。与历史学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历史地理学科更注重历史事件的纵向延伸和与地理、人文环境的纵向影响，因此历史地理的学科研究更强调对现实的影响、价值与意义。作为通识课程开设的历史地理课程也就被学生当作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科中最具有现实性的课程之一。在历史地理课程教学中，要将课程内容更多与现实相联系，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现实情怀和人文意识：
在课程教学内容方面，授课教师要随时注意收集和更新素材，将最近发生的经典案例做成素材库，引导学生运用课程所学对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如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当代，可以更多向学生讲解历史时期城市发展与布局的状况，让学生了解城乡布局与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并对当今城乡分布、布局与规划进行相应评价和思考；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们共识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历史地理课堂组织学生进行环保方面的调查和宣传，并引导学生利用历史地理的手段复原各个历史时期区域环境和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让学生更充分地了解和领悟“十”以后关于生态文化建设的决策。
在课程教学方法方面，历史地理课程应该采取更多样、更灵活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可以综合运用沙盘、模型、手绘地图等多种教具，更生动地演绎课堂内容。授课教师可以通过预先设置相关议题，让学生以小组讨论、小型会议、辩论等方式建设更为活跃和更具参与性的课堂。鼓励和指导学生自主设置议题，将课堂教学自觉延伸至学生的兴趣点和生活热点，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举行课程辩论赛、演讲赛、历史地理图片展等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活动，将课程教学效果往纵深延展。
4.重视实践教学，常态性地进行课程考察和调研。历史地理学前辈侯仁之先生说过，历史地理工作者， 应该保持一定的时间， 走出书房， 在实地考察中， 去开阔自己的科学视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变迁的时空和环境，知识点多且非常零散，为了让学生“穿越时空”，更直观、更真实地领悟各个历史时期的时空变迁，单纯地依赖课堂单调的讲授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必要的实践是历史地理课程所需要的。
作为通识课程的历史地理课程课时量少，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式主要以实地考察和调研为主。通过实地考试，让学生走近文物古迹现场，广泛收集相关的考古、石刻、民俗、口碑、地形、地貌等资料，走出浮于表象的文本记录，走出当下的历史隔阂，还原历史真实场景与面貌，将书本知识与考古、文字记载相结合，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思考当下。
作为通识课程的历史地理课程的实践教学中要注意以下要点：制定专门的课程实践教学大纲；注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紧密结合；确定实践教学的具体方式，将远程考察和就近调研相结合；加强实践教学的考核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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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科学原理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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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课在中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近年来，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和中学历 史教师为提高中学历史教育质量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与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跟上中学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新形势，要适应21世纪中学历史教育的需要，还要做更多的努力。
是什么因素制约着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的质量和发展呢？这自然是包括现行教育观念对中学历史课赋予过多 的功能性期望目标、中学历史教育目的过高、课程设置不尽科学合理、历史课自身性质和特点在中学生心目中 难以引起足够重视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关键的因素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不完全符合中学生的需要、 中学历史教师素质不高。要想大幅度提高中学历史课程质量就必须在这两个方面狠下功夫，投入大量气力，一 方面要加快历史教科书建设的改革步伐，精心地科学地编写既符合中学生心理需要又能激发中学生历史求知欲 的、内容丰富生动、印刷装帧精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另一方面要尽快认真地严格地培训历史教师，全面提高 历史教师的素质。本文仅就历史教科书的改革谈谈个人意见。
中学历史教科书是进行中学历史教育的基本工具。历史教师主要依据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则凭借 教科书获取知识、历史意识和历史能力，陶冶意志与情操。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历史教科书的建设，从50年代至 今，仅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先后编写了8套历史教科书。从整体看，这些教科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历史知识 的系统性、完整性，重视历史知识的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突出具体史实与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同时注重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训练，力求“寓论于史之中”。从教科书的结构、编写体例、史料选取、文字叙述、插 图习题、印刷装帧等方面看，质量都是比较好的。其选材慎重、表达严谨、文字规范、语言简练为大家所公认 。
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同于编撰普通历史著作或学术论文，它的编写指导思想、编写原则、编写方法及教 科书的体裁形式、内容取舍、行文格式、插图选用、习题设计等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中学历史 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了“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定作了严格的规范，使我国的历史教 科书既体例严肃，又结构严谨，在叙述历史过程的字里行间渗透着编写者对历史的认识，包含着明显的思想教 育因素。特别是编写原则明确要求历史教科书应内容线索清楚、问题头绪集中、教学重点突出、叙述具体生动 、思想教育充分、能力培养全面。但因受课时及字数限制，中学历史教科书对历史问题的叙述又显得过于简洁 ，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只用十几句甚至于几句话就概括了，中学生读后很难体会出它的整体轮廓，也很难回味 出当时的历史氛围，无法在大脑中形成历史场景的潜象，难以使中学生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产生共鸣而引起兴 趣。即使是有头有尾地叙述某一历史过程，也因渗透着多重教育目标而引不起学生的注意；再加上不少内容偏 深偏难，脱离了中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心理需求，如要年仅十一、二岁的初一学生认识“分封制与宗法制”、“ 废井田、开阡陌”等概念就十分困难，它也不符合中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如“奴隶社会”、“奴隶制 度”、“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等理论性极强的抽象概念中学生更难理解。教科书知识概念的成人化根本 无法引起中学生的阅读兴趣，缺乏可读性，使历史教科书在历史教育中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也降低了历史 课在中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我认为，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与撰写一般历史论著的最大差异是必须时刻考虑到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缺乏 认识复杂历史问题能力的青少年学生，而不是对历史过程有较强分辨认识能力的成年人。所以编写历史教科书 一定要根据青少年的认知水平与认知特点，把历史研究成果中最能反映历史过程又较为浅显的材料挑选出来， 并考虑它的知识性、教育性，依据国家教委规定的各项要求作进一步加工，使之变成简明扼要且生动形象的叙 述性文字，把复杂深奥的历史过程编排成通俗易懂的普及性历史知识。即利用历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来编排出 最基本的历史过程。编写历史教科书不同于研究历史问题。后者是把不可认知的历史材料经研究加工成可认知 的历史材料，它的工作主体是充分利用已有历史材料来揭示历史的原来面貌，恢复历史的真象；而历史教科书 的编写则是把经历史学家加工过的已可认知的历史材料重新搭配组合成更宜被人们接受、简明通俗的历史知识 。在一般情况下，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不需重新研究考证历史过程，只是把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通俗、生动、 具体、形象地表述出来。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涉及到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概念，实质上都 是在利用和推广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中学历史教科书具有明显的普及科学历史知识和推广历史研究新成果 的双重作用。
过去编写历史教科书由于受到传授史学研究重心观念和旧历史教科书撰写习惯的影响，在内容上都是以王 朝政权的更迭为基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斗争，轻视人类征服自然的斗争。教 科书始终在“阶级斗争”学说中徘徊，多以政治史为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且编写时过分强调历史内容的思想性 和教育性，把知识的完整性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忽视了青少年学生的心理需求，使相当多的概念性知识脱离 了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因而加大了历史教育的难度。多次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总是摆脱不了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 ，在编写指导思想上始终没有大的突破，而只是在具体编写原则与内容结构体例、文字语言表达等方面做修改 或调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国家对历史教育将会提出新的要求，以适 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精心编写能适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交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 高质量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已势在必行。首先，要在编写指导思想上改变对历史教科书赋予过高过多教育目标的 传统观念，使历史教科书在历史教育中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从课程论原理看，教科书的编写指导思想是一定 历史时期、一定教育目标与政治需求的具体反映，因此，就应当根据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情况不断调整更新 编写指导思想，以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教科书。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出阶级斗争史的编写指导思想 已显得陈旧而滞后了。因而有必要对传统编写指导思想进行认真总结，分析利弊，权衡得失，保留行之有效的 精华部分，准确认识历史教育的各种功能作用，不要单方面强调或不切实际地突出历史教育的某一方面的功能 作用。同时大胆参照、借鉴、吸收教育发达、社会道德好、国民素质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指导 思想，取其合理部分加以利用，以形成全新的教科书编写指导思想。
其次，要降低中学历史的教育目标。几十年来，在中学历史教育中我们始终强调基础历史知识的系统传授 ，强调通过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逐步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以及 运用这些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但这些历史教育目标是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真正得以实现，却很少有人 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与研究。据初步了解，在全国十几万所中学里真正达到上述教育目标的学校不是很多 ，数以百万计中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思绪很难提到这样高的层次。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目标与教育发达国家 地区相比，无论是基础历史知识的传授、思绪教育要求，还是能力培养，均难度偏大，要求过高，且教科书内 容标题繁杂而不精练，课文内容分量过重。据此进行教育很难减轻学生负担。因此，在制定新的历史教育目标 时，应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充分考虑并严格区分出历史学的不同层次，历史知识的不同层次，历史教育的不 同层次，历史教科书的不同层次，搞清楚中学历史教育的层次以及与之对应的教育功能层次和教科书编写层次 ，逐步建立起历史知识教育的量化指标体系，科学地编制出不同层次人员所需历史知识的信息量，合理地构成 中学生的历史知识面和历史知识量，使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真正达到既教育学生又减轻学生负担的目标。也可以 说，正确地把握好历史知识层次，从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征出发，是编好历史教科书的重要条件。
第三，要改进与完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编写原则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科书编写的 具体要求，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文化教育状况。不同的编写原则体现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人才培 养的要求，因此，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要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在全面总结几十年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对那些有益的原则继续坚持，同时还应本着改革精神大胆提出一些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编写原则。既要增加历 史教科书的知识面，又要降低中学生的历史学习难度；既要全面介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各种知识，又要保持 中学历史教学知识的相对稳定；既要保证历史教科书的质量，又要方便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考虑到如何使历 史教科书真正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范文5
关键词：历史地理；研究性学习；新领域
中图分类号：G62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1-0263-02
一、强化基础性研究，顺应史地融合的大趋势
（一）高端学科的低端起步
学科综合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走势，是课程发展的必然选择，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学科，是重点大学新兴学科。该科在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之间交融搭界，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场所演变的过程和基本规律。社会文化地理学是大学地理系研究各种社会类型的区域分布、探讨人地关系的又一新兴学科，强调社会因素对地区文化景观、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内容包括人口、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地理问题，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作为基础学科的高中地理，横跨自然和人文两大领域，“从时间动态来观察世界，认识地区特征及人类和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过程”，包含对人类活动与地表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而且，在地理教学中恰当引入历史学上的历史演变等内容，能增强趣味性和实效性。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人便是舞台上的演员，不同的民族演绎着不同的民族风情，每种民族特色的背后都有地理环境的烙印，地理知识与历史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高中的历史学科，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记录。历史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其活动地域。地理环境就成为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重要前提，也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和发展水平，进而制约着国家政权的形式和职能。
笔者的感触是，高中史地开展的开放性研究性学习，时常会涉及几门学科，特别是嫡亲的史地学科！而且，这种融合性的研究，也是学生对小学社会课的延续：“明白当今社会生活中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些常见的科技灾难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初步了解我国在控制人口急剧增长的问题中所采取的有效政策及重要性等”。所以，师生对史地交融类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必要性，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实战演习的广阔领域
按传统的说法，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等，高中阶段，应用最多的是历史人文地理，包括：民族、古都、农业、人口等，也涉及到战场、关隘、长城等军事设施。学生对传世文献、近代考古发掘材料、野外实地勘察等，进行相关研究，利用如文献逻辑推证法、实地考察法等，了解人与地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活动，有受制于地理的方面，也有影响地理的一面，“人”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影响“地”，而且这种作用愈来愈强烈。
笔者简单介绍我校2011界高一（5）班研究小组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研究结果：历史中古希腊是“小国寡民”，地理条件上的希腊半岛面朝东背朝西，以爱琴海为中心，向东发展，较早地接受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各先进文化的影响。与亚非的长期接触，促进了希腊经济、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灿烂文明；古代罗马半岛上仅有纵贯南北的亚平宁山脉，通过修建公路网把意大利各地联系起来，便于向半岛扩张，从地理角度讲，罗马军事立国的国策，影响了欧洲的交通布局，条条大路通罗马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举些学生相关的选题例子：《“南海一号”沉没与岭南的经济发展关联》、《清代的华尔街――广州十三行的变迁考证》。
上述所言，两个学科，无明确的界限，也就没必要人为地割裂，当然，指导学生研究类似的选题，需要一定的条件。
二、强化教师的综合意识，提升指导水平
（一）跨科进修，开阔视野
针对基础教育学科呈现交叉的趋势，复旦大学附中校长郑胤飞等专家提出“通识教育”，提倡不同学科老师“适度客串”，使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能互相融合，从而给学生以更多启发和指导。故此，要适应教育的新形势，我们教者就必须把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融合起来，改变“单打一”的局面。要提升下一代的综合素质，我们教师就必须跨学科进修，成为复合型教师。我校史地学科一起备课，互通有无，共同探讨，结成了“亲戚”关系。
（二）用好媒介，搭起桥梁
梁启超先生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基础也。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常见的就是地图，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历史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地图，如，政治上有疆域图，军事上有战争形势图等。再比如，历史中的《郑和下西洋路线图》的“西洋”，是古代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地理概念。
“左图右史，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良好习惯至关重要，平时的教学中，教者留意两个学科的结缔点，就会有备而战。所言的结缔点，大的方面，可以是史地的渊源，小的方面，也可以是微小的一个字，例如“豫”。考证文字历史得知，“豫”形象比喻为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直到现在，河南省仍简称“豫”；考证地理得知，在距今约3000多年前，我国中原地区的气候比现在暖和得多，那里生存着许多热带和亚热带动植物，热带标准动物――大象几乎随处可见。
（三）会诊办公，联合评定
对学生所选的，涉及地理、历史的研究性课题，教师采用会诊式办公，设立史地研究性学习指导小组，两个学科教师坐在一起，就学生的课题可行性、研究过程等，开展评定工作。这种会诊式办公不失为学科间知识综合化的一条途径。我校2012年度高一的研究性学习中，《广州的发展与海岸线的变迁》这样的指定题目，就是经过指导小组共同商讨，之后布置给同学的。针对学生自主选定的学科交叉类课题，由指导小组共同指导，不过分强调学科的归属，给同学一个广阔的空间。（四）努力引导，鼓励为主
学生把历史知识运用到地理研究中，说明综合能力提高了。但是，引用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中的一句话：“历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指的是在一定时空中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具有其真实性。所以，两个学科的交融，一要适量使用，二要分清主次。绝不能无节制地大量引进史料，扭曲地理的研究主线。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中的“天时、地利”就属地理因素，“人和”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当然，基础教育阶段，注重同学的研究过程即可，不要过分强调专业性，对偏激的观点，可以保留意见。如，对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有学生归结于1813年3月初，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时遭遇的一场暴雨：暴雨一下，一切火器都无法进行射击，拿破仑军队无敌大炮无法在泥泞的泥地上前进，使得拿破仑击溃联军的计划泡汤。据此，学生得出结论：没有这场雨，欧洲历史可能会改写！
三、史地相融性研究遵循的若干原则
（一）人地时相结合原则
指导同学研究相关的课题，涉及到人与地时的关系，应以人为主体去研究，离开主体的人去研究，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一定要坚持研究特定时间内的，特有空间下的，一定团体的人的活动。
2010届高二（11）研究小组，选的课题为《番禺的广州，还是广州的番禺？》经过我们史地教师联合指导小组评定，此课题研究符合人地时的三结合原则，突出了人的活动，认可以下的研究结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兵分五路统一了岭南地区，并在岭南珠江三角洲设置南海郡，郡治设有“番山”和“禺区”，是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发展成为岭南最早的经济都会。“番禺”一名一直沿用到1921年，随着广州市的正式设立，番禺成为县府，后来番禺县从广州老城区迁至新造和市桥，成为今天的番禺区。
（二）秉承生态教育原则
历史是一面镜子，让人类欣赏自身智慧美的同时，也让人类看到了自身活动的瑕疵：酸雨、沙尘暴、物种灭绝等，恰如一位呼吁环保的人士所指出的“人类不可一世的中心地位正在它越来越孤独的生存环境中悄悄的转移”。通过学生的研究，反思历史，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获得发展，才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走向。
玉米在16世纪初传入我国之后，起初主要是在少数平原地区种植，从18世纪中期始，普遍推广到山地种植，使得大量人口拥向山区，形成明清时期我国人口高峰期和经济繁荣期。
学生在研究玉米的贡献时，忽视了环境问题，教师要及时跟进。笔者引用了《徽州府志》里的记载：“自皖民开种包芦以来，沙土倾泻溪竭，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以此来强化环保意识。
人类历史科学原理范文6
从某种意义上讲，口述史学与其说是一门日趋成熟的历史学科，不如说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如前所述，史学领域吸纳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分支学科才得以最终确立。换言之，横向的方法引来了横向的科学。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由此可见，方法论在学科构建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现代历史科学领域，口述研究是一种为人们所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本章则是探究这一方法的具体方法。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法和模拟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信息学的若干方法也被口述史学家任意挪用。
1、口述凭证的搜集
口述凭证的搜集是口述研究的基础，它也是整个工作流程的第一步。口述史学家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研究者应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在整个调研过程中，研究者既要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又要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因此，访谈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所谓访谈，是指口述史学家以现代化的手段（如音像技术）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一般而言，口头调查的对象极为广泛，其成员来自社会各界。
在访谈之前，口述史学家往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和选题，制订出较为详尽的调研计划，以确保口述凭证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访谈过程中，口述史学家以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为目的，可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多次调研，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各个方面取证。此外，他们还应尽量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不参与提出新的凭证，这一点类似于社会人类学的调研方式。
除了访谈之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形式各异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例如，天才的学者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曾经引用过一些评论和个人回忆，其中包括许多内容丰富、生动形象的奇闻轶事，这些口述史料分别来自各种报刊杂志和白皮书。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寻口述凭证的有效方法，历史学家H.梅林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2.口述史料的整理
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料的整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的目的在于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一般而言，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可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对口述凭证进行分类。众所周知，口述凭证的特点是生动形象、内容翔实，但系统性不强，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因此，口述史学家必须对其进行分类。在分类过程中，口述史学家既要把握学科分类的原则，又要注意历史资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第二步是对口述史料进行比较分析。在口述凭证的搜集过程中，口述资料出现多次重复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口述史学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对其进行综合比较，以筛选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料的查证工作必须同文字史料的考证工作结合起来，以确保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3.口述文献的利用
此概念并不矛盾。口述文献是一种以口述史料为主要内容的特殊文献，其载体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如书面的、出版物类别的、音像的等等。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历史学家对这类文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许多事例表明，口述史学家直接向社会提供有关的音像制品，这种做法往往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为数众多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对这类原始资料颇感兴趣。
除了上述音像制品之外，口述史学家所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定期对口述史料进行编目加工，定期出版专业期刊、文摘杂志和索引目录。目前，就口述史料的提供利用而言，美国和英国仍是拥有较大优势的国家，其雄厚的研究实力和悠久（相对而言）的传统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例如，在国际史学界颇具影响的定期出版物《口述历史评论》、《口述历史书目》等，均出自美国人之手。英国早在60年代初就出版了一批专业期刊，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人员编写了若干部分门别类的工具书（如《劳工个人回忆词典》等），为后来口述专著的大量出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想见，由于口述史学本身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因此，口述史料提供利用的服务面是相当宽泛的。
4.口述资料的估价方法
这是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国际史学界对此存在着不少非议，直到现在，史学家们对此尚无定论。采用何种估价方法是口述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人已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努力。有鉴于此，笔者只能泛泛地谈及与之相关的若干原则。
首先，口述史料的完整性是不可或缺的。调研计划要周密，内容要一致，目的要明确，访谈和取证工作都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其次，完整性是客观性的前提条件，二者之间绝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口述史学家必须对林林总总的口述凭证进行比较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确定比较和分类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再者，口述史料所反映的内容必须符合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等特定的历史条件，换言之，应当从宏观上来检验口述研究的客观性；最后，口述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印证历史，而非解释历史。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口述史料是文字史料、实物资料的佐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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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口述史学对现代历史科学的贡献
任何一门历史学科对历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均有所贡献，然而，口述史学对现代历史科学的影响却与众不同。口述史学所走过的50年的历程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其意义也是深远的。笔者以为，这一论点应该能够成立。归结起来，似有五条理由。
其一，口述史学对历史科学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虽然这一方法的产生并非始自今日，但其功能的完善和模式的形成却是在本世纪后半叶完成的。现代音像技术乃至计算机技术的普遍应用，给传统的史学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其二，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墨守成规的旧有模式，从而向几千年的传统的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是一门科学，从理论上说，来不得半点虚伪，即便从这一角度来看，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普通人生活经历的文字史料不能说没有，但确属凤毛麟角。西方口述史学家认为，各类群体的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用作历史的原始资料，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层面。下层民众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主体部分，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毋庸置疑，口述史学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了“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昭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第四，主动接近和研究历史是口述史学的另一大特色。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依据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这显然是一种被动的研究模式。口述史学家在制订调研计划和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换言之，他们可以有目的地查寻和“发现”历史。其实，这种独具特色的调研方式与其说是“发现”历史，不如说是“发掘”历史。其原因在于，许许多多的史料就掌握在民众的手中，只不过未充分发掘罢了。由此看来，口述史学的“拓荒”功能是其视角开阔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可以“促使史学家来塑造多种多样的独创性观点”（陆象淦先生语）。
最后，从纵向的方面讲，口述史学是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从横向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门典型的综合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口述史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作者注）。应当说，口述史学的问世及其后来的发展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七、口述史学与邻近学科的异同
这个问题是有讨论价值的。有趣的是，它常常是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而口述史学的内涵则往往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应当承认，学科界线的模糊不清往往会使人们误入歧途，然而，邻近学科之间多有重合也确属正常，在许多领域，泾渭分明的“三八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原因很简单，多视角的交叉研究导致了一切的一切。
1.民间叙事文学
民间叙事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门”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而许多内容又多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叙述性是二者的共同特点。芬兰学者安娜·西卡拉女士明确指出，叙述诗和家谱知识是“口述传统的一种记事方式和历史的纪念碑”。埃及学者纳比亚·萨莱姆教授在其近作《一部古老的阿拉伯史诗中的现代女性》一文中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阿拉伯民间史诗代代相传，逐渐丰满完善，直到形成一个完整的形式。在此之后，它很快就通过叙述者之口，在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中间流传开来，那些叙述者完全懂得怎样把民间文学的特殊魅力传达给公众。”由此可见，民间叙事文学和口述史学都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口述的传统。正是由于上述特点，在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史、家族史、系谱学等领域，两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往往互有重合。
民间叙事文学注重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它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口头文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历史，是能够反映文化和社会状况的史实。神话学、史诗、传说、谚语和民间故事均属传奇范畴，加之附有文学色彩，其客观性（就历史研究而言）自然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2.民俗学
民俗学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如果不存在争议的话，民间叙事文学应当包容在民俗学之中。民俗学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叙述性也是一种人人公认的传统因素。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社会性和叙述性构成了民俗学的主要特点，这也是口述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动因。
如果说上述特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的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那么，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则是二者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外，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例如，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的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后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而口述史学则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它可以通过上述线索，通过与实物资料和文字史料的相互印证，最终完整地、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此外，就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也显然不及口述史学。
3.史料学
从表面上看，史料学与口述史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双方都是以史料研究为基础的。然而，当代史料学深受德国兰克派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认为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对历史学的宏观研究不屑一顾，这一点与口述史学的目的大相径庭。此外，这里的“史料”，指的是日积月累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与口述史料有着本质的区别。
口述史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是口述史料的搜集、筛选、整理和利用。史料学也不例外，史料本身的研究工作是该学科关注的重点。由于史料研究的工作流程直接关系到史学成果的质量，因此，每一个环节都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史料的搜集工作。另外，史料学理论的重要内涵之一，是逐步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和工具，逐步引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史料学的这些主张和观点显然顺应了当代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口述史学的相关理论不谋而合。
4.人类学
历史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学与口述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社会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都没有能够走出这个“怪圈”。众所周知，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厌其烦地深入生活是研究者必备的素质，他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应当说，这种与众不同的研究方式是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之一，口述史学家从中汲取了它的长处。由于文字史料相对稀少，人类学家搜取口述史料的积极性很高，其结果，大量的口述史料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而不仅仅拘泥于某些具体的历史史实。例如，历史人类学将习俗——体格习俗、姿态习俗、食品习俗、情感习俗、心态习俗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本质上说，人类的起源及发展处处都留下了文化积淀的印记。与人类学相比，口述史学更注重历史研究，二者之间的视角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八、新世纪的挑战与展望
我们已经听到了新世纪的脚步。它的到来，既意味着成功，也预示着挑战。口述史学家在新世纪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口述历史的自传模式问题。众所周知，个人回忆的生动翔实是口述凭证的一大特点，但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局限性。历史学家B.塔奇曼尖锐地指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却保存了“一大堆废物”。尽管多数历史学家不同意塔奇曼的观点，但也认为口述研究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因此必须设法确定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
口述史学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回忆的可靠性问题。叙述者的原始材料无论多么完美，但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更不能代替对历史的解释。除了采用综合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之外，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实物资料的相互印证和补充是至关重要的。
依笔者之见，口述史学在未来的新世纪仍将保持其固有的特征，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而某些方面的突出进展，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首先，技术革命仍然会“按部就班”地创造奇迹。本世纪后半叶，口述史学内部曾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50年代的“磁带革命”、70年代的“音像革命”和8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方法论上的突破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在21世纪，以计算机技术（或许还会出现更为先进的技术）的普及为特征的技术变革无疑会加速口述史学的发展。例如，电脑的普及将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电脑的利用将缩短出版的周期，互联网络等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应用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为口述史料的充分利用提供便捷的条件。可以断言，类似的图景并非天方夜谭。
其次，口述研究将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和发展。早在70年代，某些历史学家就曾断言，口述史学是学术界“发展极为迅速的新行业”。近年来，口述史学这一概念已得到世人的认可（包括中国在内）。在发达国家，口述研究已成为整个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也在日臻完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口述史学则是一门“新兴”学科。出于种种原因，一些国家的历史较为短暂，文字史料相对欠缺，因而口述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历史悠久的国家同样也具有悠久的口述传统，同样拥有口述研究发展的有利条件。正如P.汤普森所说，现代口述史运动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追根寻源，加之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因此，口述史学的兴起是不难理解的。
再者，交叉研究的演变或许体现了另一种发展趋势。就目前而言，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领域日渐增多。口述史学的这种交叉性质既体现了过去，也代表了未来。史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传统的分类方法亟需改变，概念更新已是当务之急。新理论、新框架、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层出不穷是口述史学家经常遇到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该学科富有生命力的征兆，同理，墨守成规永远是没有出路的。
口述史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寒暑春秋。这段历史明确无误地向世人表明，它既不是一无所取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科学的发展总有其内在的规律，科学的成果总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口述史学亦不例外。在这片耕耘了半个世纪的沃土上，口述史学家大有作为的天地无疑是广阔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学是勇于进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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