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是社会信息资源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信息储量大，具有广泛的实用性[1]。近年来，我国各级档案部门相继探索依托互联网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共享平台。如何宣传档案，让档案更多地为公众所熟知，对宣传路径的探索显得颇为重要。新媒体作为前沿宣传平台使用广泛，利用新媒体进行档案信息资源传播已逐渐成为宣传趋势。
一、新媒体及新媒体的特点
1.新媒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2]。2.新媒体的特点。（1）数字化。新媒体从技术层面讲，具有数字化的特点，与传统传播方式不同的是它摆脱了受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必须同步的特点，实现了异步性，即受众在任意选定的时间进行收听收看，如有兴趣有必要可以反复收听收看。数字化的新媒体，信息的传播流通更为自由，尤其是互联网通过其各种强大的功能，形成了海量的信息源[3]。（2）互动性。从传播特征上看，新媒体具有高度的互动性。使用者可采用多种方式在传播平台上获取想要的信息，同时也可以自己的信息。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4]，可见其传播特性，因而在各个领域均有采用。为了实现档案信息的有效利用，档案部门也在档案利用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媒体。
二、档案信息资源利用新媒体宣传现状
1.档案信息资源普及不充分，利用效率不高。随着信息化发展，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休闲娱乐，因此，多种娱乐方式应运而生。但由于档案信息资源具有历史厚重感和严肃性等特点，档案馆往往选择出版物等传统形式进行呈现，因此在受众和传播范围方面受到限制，造成档案资源普及不充分、效率低。以“听书”APP“喜马拉雅”为例，据笔者统计，在“喜马拉雅”app中，以“档案”为搜索关键词，可以搜索到的专辑数量是31个，历史档案类的仅有38个，其余的专辑内容多为杜撰小说故事，主播也多为个人。在这些专辑中，按热度排序，“国宝档案”的182集播放次数达到了1亿次，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国宝档案”即为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的音频节目，只是截取电视节目的音频部分，转化方式简单，主播为该节目的主持人，非官方档案馆，更新时间不太固定。可见，“听档案”很有吸引力，但档案信息资源在这里却乏善可陈。2.缺乏互动性和参与性。以往的研究表明，我国各地档案馆的社会关系并不紧密。我国开通微博的档案馆，微博档案工作上是相对独立的，基本处在“单打独斗”的状态。国内的微博档案工作及开通微博的档案馆由于互动较少或不互动，处于孤岛状态，无法实现档案馆之间信息资源的有效联动。信息资源的大多来自自身馆藏开发，与其他档案馆的信息交流几乎为零，非常不利于档案工作的推广[5]。不仅是微博，我国档案馆的官方网站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各馆之间都鲜有链接推送，更不要说资源共享和转发。因此，导致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不充分。档案馆对自身新媒体的宣传同样缺乏互动性和参与性，导致信息资源利用不充分。各级档案馆包括高校档案虽都有微信公众号，但维护方面良莠不齐。有些档案馆会定期一些档案研究成果文章，持续更新，也有一些只工作动态，还有一些公众号仅在建立之初了一些文章，之后就再无更新。微信订阅号和公众号都需要用户关注后才能看到其内容，因此如不能定期更新文章，很难引起用户的关注。对于用户的后台留言，回复不及时，或关闭评论功能，也是造成互动性差、无参与感的原因之一。3.新媒体平台宣传不充分，形式单一。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互联网普及率55.8%，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6]，截至2017年9月，微博月活动人数共3.76亿，比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7%，日活跃用户达到1.65亿人，较去年同期增长25%[7]。移动互联网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目前，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的仍然多借助传统媒体———电视、广播等进行，这使得档案信息的传播效果和关注度大幅减弱。虽然也有很多档案馆的信息资源共享在自身官方网站，但由于宣传力度不足，文章形式呆板无趣，功能性不强，很难引起大众关注。并且对于经营的微信、微博等，宣传力度不强，传播范围不广泛，使得很多受众根本不知道其设立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等新媒体平台，在档案馆的公共展厅或其出版物中也没有进行宣传展示，因此只有少数迫切需要使用的利用者，才会使用搜索工具检索出微博、微信甚至网站地址，大多数公众知晓率很低。
三、利用新媒体联动宣传路径探索
1.拓展宣传路径，提高成品转化率。托现有的出版物进行视频和音频的转化，是效率高且成本较低的一种方式。将已出版的档案书籍或编研成果请专人用生动的语言朗读或讲述出来，配合动画、视频、图像等，吸引历史爱好者或对档案感兴趣的受众收听、收看。比如，2005年，中央档案馆曾将45名日本战犯的笔录影印出版，但9年只卖出1000套。2014年，中央档案馆把这本书的内容，经过扫描、包装、上网，立即轰动全国，传遍世界，点击量以10亿计[8]。这些视频和音频的转化产品，可以投放在“听书”或“短视频”等第三方音视频平台以及自身的网站中，也可以投放至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上，以获得地域特定的传统受众群，更可以投放到公交、地铁、电梯等新媒体平台中，作为城市宣传的一种方式。视频还可以借助网络登录数字电视媒体，提供给有需要的用户。韩国记录院早在2008年就与韩国电信签订了年度广播通讯融合公共服务企业共同示范协议，主要内容是提供网上阅览国家记录服务，使国民享受国家记录院提供的新媒体服务IPTV（网络电视），此举方便公众不受时空限制获得档案信息资源，很有借鉴意义[9]。2009年2月4日，北京卫视《档案》栏目作为讲述式纪实类节目，利用国内外档案机构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历史，以讲述故事的形式提供历史真相、还原历史，带领观众进入历史场景。该节目一经播出，便在用户中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收视率颇高[10]。《档案》栏目的推出是档案界利用数字电视新媒体进行自身宣传的成功典范，其较高的收视率充分表明了档案的价值与优势，显示了公众对档案信息的浓厚兴趣。2.借助新媒体平台，提高互动性。针对目前档案新媒体互动度低、传播力弱的局面，档案部门可积极引导广大公众利用新媒体，参与到档案信息资源的挖掘、利用等层面中，共享档案信息资源平台带来的新型服务。畅通的微博、微信平台的互动渠道，可以帮助档案部门收集公众的意见，因此应及时作出回应。档案部门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信息的双向交流，公众需求的信息，才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传播功能方面，利用微博传播范围广和微信传播关系强的优势，针对不同内容选择不同的平台，对于政策信息等告知类的信息，可以利用微博进行；对于档案研究成果等文章，则可利用微信针对订阅者进行传播。传播形式和风格方面，根据不同新媒体平台的特点进行多种方式传播。微博可采用正式的语言和文种，同时可与视听APP相结合进行综合性宣传；微信公众平台可通过轻松的文体形式，利用版面特色、幽默的语言吸引读者，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同时，根据朋友圈转发，还可进行二次传播，读者通过朋友圈即可阅读，具有便捷性和即时性。3.探索新互动方式，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对档案的研究，往往都是档案学者及历史学者的工作，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档案实体。对于档案或者历史的了解，都是通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可以说是属于“二手”的信息。档案部门可以尝试搭建一个让普通人可以研读档案的平台，犹如提供一座未开采的矿山，里面的“一手”资源信息，由公众自己挖掘开采，令其感受参与研究的乐趣。对档案的解读，研究者可能因到自身信息来源的不同、关注内容的差异及理解层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对档案的开放研究，也许因为更多人的参与而呈现出不同的解读，挖掘出更多的思想内涵，给档案注入新的活力。群众通过新媒体平台，简单的身份注册后就可以自由阅读档案，利用标签功能，在档案图像的任意位置写下自己的注释或感受，也可在评论区写下自己对这段档案的解读。随着档案数字化的加快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此项设计在技术上很容易实现。公开的档案应配有相关时代背景，方便读者的研究与解读。网站也可开放供读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字数可多可少，但可代表一家之言，不失为一种互动形式。另外，也可以在档案的利用大厅或在线查档平台的查档服务后增设评价功能，受众查档后，通过微信平台或网站，对所调阅的档案进行评价或写下服务感受，增强其参与感。这需要在利用大厅、展厅等显著位置宣传此评价入口，方便公众自助进行。4.利用多种新媒体途径，丰富宣传形式。根据不同类型新媒体传播路径和特点，选择全方位、多方面同步宣传，以增加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和曝光率。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类型，选择多种新媒体途径同步宣传，增加曝光率，视频类等档案信息资源不仅可在网络、数字电视上，还可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进行同步宣传。比如，2001年中央档案馆同北京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文献电视片《红旗飘飘》，不但在电视台播出，而且在北京市政府的千龙网上播出，在北京广播电台广播，制成光盘公开发行，解说词在《北京日报》上全文刊出，后又印成图书，这比单纯的电视片的影响扩大数倍[11]。再有可以与一些门户网站合作，定期为其历史、文化频道供应稿件———视频、音频、文字等，可以选取档案趣闻、名人手札、书信等，突出档案文化传承的内涵，发挥文化传播的作用。除此之外，可以创造性地将档案故事、城市历史融合进游戏、阅读、电影和AR互动中，使青少年通过游戏、动画等方式深刻地了解历史，将档案中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下一代。如敦煌莫高窟的展厅里，将壁画以动画的形式呈现，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前去观赏。利用新媒体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宣传，可将档案信息更多、更快、更准确地传播给公众。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档案部门既对信息进行去粗取精，还应保护好档案本身；既要确保发掘出档案中的文化内涵、思想意义，又应注意做好档案保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作者:梅雪艳 单位:法库县综合事务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