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个体特质 1．认同表现的能动性和层次性人都有自身独特的主观能动性，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时同样也会表现出来。所谓认同表现的能动性，主要是指作为认同主体的大众个人或者群体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认同;相反，他们一般都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精神追求、情感认知、专业知能等因素主动接受和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指导自身实践的过程中，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机动灵活地改进、修正或强化认同。当然，强调大众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主体的能动性，并不等同于忽视其认同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作用，而更多地表现出大众作为社会中的人的应有本能，同时也符合认同本身一般都要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相应互动而建构的原理。一般认为，“认同总是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层次”［4］。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也不例外，一般都会由于个体的身份、经历、思维能力等差异呈现出不同的认同层次，如认知认同阶段的“知道、了解”，情感认同阶段的“认可、赞同、遵守”，行为认同阶段的“内化、外化、践行、信仰”等。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包括国家制度层面、社会集体层面、公民个人层面等不同内容，大众个体或群体也会根据个人的认知结构、接受能力及兴趣爱好而产生不同的显性认同或隐性认同、积极认同或消极认同、自发性认同或自觉性认同、公开性认同或口号性认同，等等。 2．认同过程的渐进性和自调性吉登斯认为:“认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一个动态的、没有终点的过程。”［5］(P233)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样是一个过程，并非一次完成，一般都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不断扩展认同范围，提高认同程度的渐进过程。如从理论知识学习教育的认知认同上升为情感共鸣、互动交流和感染的情感认同，再到逐步内化和外化的行为认同，从注重感性认知的感性认同、本能认同上升为较为全面科学深刻的理性认同、理智认同，从较为抽象的理论认同上升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现实认同，从最初的表浅认同上升为高级的深层次认同，从自然朴素的自发认同到最后积极主动的自觉认同，等等。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也有可能出现认同的波动性。与任何政治认同一样，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一旦形成，“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6］，并且一般大都可以根据自身的认知程度、思维能力、外在环境等因素进行自我调节，随时改变认同的强度乃至方向。如，由于大众个体利益的有效维护而逐步产生对党和国家的深刻认同进而升华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和接受，由于大众个体身边先进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和榜样引领而产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新认知认同，由于单位组织规章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健全而使大众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性认同与深层次保留并存逐步上升为普遍性认同与少部分保留并存，等等。 3．认同结果和践行的相对稳定性尽管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具有一定的渐进性和自调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始终不存在一个可以确认的认同结果。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事实上反映了大众作为认同主体在与认同环境的互动中所体现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认同客体认知和接受的相对同步性。一般都是经过相对较长时间的学习感知、情感体验、理性思考、反复判断和强化而形成，因而一旦确立起来，就将逐步成为其自身个性的一部分，控制和支配其自身的言行，并在一定时期内将保持相对稳定，并不会轻易改变。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群体特质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基于不同的年龄段、生活圈、职业域、利益诉求等因素，大众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且有不同的认同心态、认同能力、认同期待和思维指向，因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但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群体特质①。 1．党政干部群体认同的政治性和双面性从广义上讲，党政干部群体既包括专门从事领导管理工作的党政干部，也包括各级各类公务员。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该群体主要是指当前在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工作、纳入国家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履行国家公职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工作的专职领导和工作人员，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全国政协和地方各级政协、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的组成人员及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纳入了公务员管理范围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党政干部群体是社会大众中的一支特殊队伍，大都“身处要津，是政府与民众的中介体，是国家兴亡、事业盛衰的关键”［7］(P273)。曾深刻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8］(P526)该群体大都具有自觉的政治指向性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且在日常工作中被赋予较强的组织依附性、政治原则性，较高的政策性、纪律性，严格的工作轨道和规律性，特别是一举一动都置于日益严厉的舆论和制度监督之下，有着很高的社会期望值，因而与其他大众群体相比较，一般都能主动认可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其为指导，规范自身的行为，呈现出强烈的认同政治性。当然，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因素，党政干部及公务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世俗眼光中身份和等级的象征。进入该群体，就意味着获得体制内的保护，成为了被很多民众羡慕不已的“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尽管从传统的社会角色和形象定位来看，该群体无疑应当是人民的“公仆”，但在实际生活中，长期置身权力运行的复杂环境，其行为“虽并不完全以利益为驱动，但受利益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9］，因而有时又很容易使其产生思想的异化，由此导致其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双面性，即形式上似乎已经真正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内心深处却不一定完全认同，表现出典型的政治“伪人格”。具体到实际生活中，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看成是来自上级的工作要求和工作任务，推行形式主义，而不是出于内心的思想提升需要和真实的价值认同，“易于产生理性认知与情感指向的游离，思想与行为的脱节”［7］(P273)。 2．工农群体认同的稳定性和务实性所谓工农群体，主要是指当代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一线从事劳动工作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其中，工人阶层主要包括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作的产业工人，以及在上述单位工作的农民工;农民阶层主要是当前长期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工农群体是当代中国社会人口最为庞大的人群，也是社会大众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工农利益也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地位。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就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联盟。农民虽然不是领导阶级，但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向来以广大农民为基础，无农不稳是长期历史实践证明了的真理。自改革开放以来，工农群体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生活水平大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利益得到了较好的维护，因而与其他社会大众群体相比较，一般都能认可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一旦接受，不会轻易改变，拥有较大的认同宽容度和较强的主动接受感，呈现出强烈的认同稳定性。但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社会转型的逐步加快，传统的利益结构开始被逐渐打破，工农群体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群体。部分工人因“下岗”而成为弱势群体，一些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务工，难免寄人篱下，其政治地位和利益维护发生巨大改变，且贫富差距、文化差距、利益诉求差距的逐步加大，使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心态颇为失衡，不满情绪较大。由此导致他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方面开始变得更加务实，排斥远离生活实际的思想说教，总是以周边生活和自身经验为验证，来衡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接受性。尤其考虑其与自身利益的相关性，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肯定没有兴趣接受。 3．经营管理服务者群体认同的功利性和求异性一般认为，经营管理服务者群体集中体现为两大阶层: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二是自由职业者阶层。二者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兴起的社会阶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新成员”。所谓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主要包括在各级各类企业，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领导者阶层，即所谓的“厂长、经理、董事长、总经理”等。而自由职业者阶层，党的十六大以来被认为是“那些不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又区别于个体、私营企业主，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技能并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从而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如商业保险人、证券专业投资人、商品推销员、经纪人、自由撰稿人、家庭教师、健身教练等”［10］(P270)。经营管理服务者群体直接从事经济发展实践活动，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谓当代中国经济振兴的希望所在。一般来说，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利益追求的考虑，该群体大都比较关心国家政治和社会形势，渴望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动向，关注国家改革动向和利益调整，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变化，因而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体现当代中国整体价值取向的主导价值观认同方面，也会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意识、开放意识、物质利益意识日益彰显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内心深处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取向和法则会逐渐消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以及双重或多重的人格会随时呈现出来，由于利益需要而产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也会在理解上逐渐碎片化，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甚至在一定时刻将个人利益视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更妄谈什么核心价值观。同时，在社会转型期国门逐步打开的现实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经营管理服务者阶层开始有条件跨出国门，接触外面的新世界，因而有时并不一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完全的接受和认同态度，转而对一切新的信息、思潮产生特殊的敏感，产生强烈的求异心理。甚至主动接受一些西方思想文化理念，滋生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意识，向往西方，追求西化，沉醉于生活享受之中，成为社会上产生消极生活方式的扩散源。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4．科教文卫知识界群体认同的真理性和责任性所谓科教文卫知识界群体，主要是指工作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和部门的科技人员、文化工作者、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医生和医务工作者等群体，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该群体是社会大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主要从事精神文化生产，有着较强的思想辐射力，因而常常被视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支撑力量和“新思想的发源地”。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属性，该群体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方面，常常呈现出较强的真理性和责任性。一方面，该群体作为真理的生产者、维护者，也是真理的质疑者、批判者，敢于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明显的独立性、自主性，不愿人云亦云，随俗沉浮。近年来学术界、理论界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概括等问题的争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由于该群体源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士”阶层，大都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热爱国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而一旦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就必然全身心地接受和认同，并积极主动地促进其广泛传播和创新发展。当然，随着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力度的逐步加大和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的不断发展，该群体在认知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也开始逐步出现一些新变化。一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空洞说教、信仰灌输，开始更多地追求一些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新思想和新思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求异排斥心理。这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5．青年学生群体认同的信仰性和实用性青年学生群体，主要是指目前接受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在高职院校和成人自学教育体系中求学的在读学生。他们既是当代中国充满朝气、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成员，也是社会大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定位来看，他们大都正处于自我完善、走向成熟的阶段，即由“生理自我”向“心理自我”的演变过程之中，是典型的社会敏感群体。不仅思想较为敏捷，接受新生事物较快，而且也具有冲动、片面、辨别能力差等不足，特别是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定型，因而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理想性和实用性。青年学生大都长期生活、学习在学校，居于思想文化信息吸收发散的交汇地，易于接受思想前沿的呼唤，对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富于幻想，希望寻求现实通往未来的通道，甚至沉溺于对未来的向往之中，因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带有明显的信仰性。一份关于当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状调查表明，对于政治信仰，“有近一半的大学生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愿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生的信仰去不懈追求，有78．2%的大学生坚信共产主义会实现”;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一半的大学生是为了为社会做贡献，有1/3是为共产主义信仰”［11］;“80%以上的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新农村建设、社会法制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内容表示高度赞同”［12］。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好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虽然该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上颇为认同，但就具体践行来看，很多青年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价值行为与其价值认知并不完全一致。在对很多现实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时，常常从个人情感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做出选择，其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存在着明显的脱节现象，表现出典型的个人本位、讲求实用倾向，甚至于其价值取向“从乐于奉献的理想生活转向注重实惠的物质生活，从追求理想和知识转向追求金钱和物质”［13］。广州大学城8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道德精神中的突出问题是‘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尤其在功利与德性的关系方面，主张功利合理性的学生占69．9%，有18．9%的学生主张最大限度地满足自然欲望的冲动”。 作者：孟轲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