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论文范文1
1.实现旅游市场营销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背景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旅游业正在持续稳定地发展着。目前，全球的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有三个特点：（1）战略性，国家在相关的战略决策中加入了关于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具体策略；（2）全球范围看，GDP中旅游业的比重在持续上升，成为了国家的支柱产业；（3）世界旅游业的重心从欧洲向亚洲地区偏移。此外，融合发展不仅是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趋势，同时也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背景和趋势下，旅游企业能否在其旅游市场营销环境下生存，能否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下发展将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中的要点，因此旅游市场营销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无疑是一个迫切的智慧的持久的策略。不难看出，旅游企业生存的物质基础是旅游的市场营销环境，而旅游市场营销策略是在旅游企业所处的环境的基础上以企业经营的项目为内容制定的。这是旅游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前提。
2.实施旅游市场营销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1）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各类旅游市场将营销活动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相联系，使旅游市场营销活动有利于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开展旅游市场营销有利于理顺旅游市场营销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推进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2）有利于旅游市场形象的“美化”旅游市场营销活动始终都和重视环境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旅游市场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旅游市场形象是旅游市场文化内涵在市场上的外在体现，只有做到内秀外美，才能使旅游市场具有最佳的信誉度和最强的竞争力。
二、旅游市场营销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路
1.制定旅游市场营销战略。旅游市场营销战略，就是根据消费者和社会的要求，并结合旅游市场现状及其长远的经营目标，对市场营销活动制定的长期性、全局性、系统性的方案。
2.旅游市场应加大技术开发、引进、消化、吸收和改造的力度。通过旅游市场营销，将增强旅游市场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意识一般认为任何一个旅游市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特别是提高节能降耗水平和环保能力，努力使产品既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
3.树立旅游市场绿色形象。开展旅游市场营销，需要旅游市场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它不仅可以充分调动旅游市场内部的各种有利因素，推进旅游市场营销不断地向纵深方向发展，还能有效地获取广大消费者的信赖与支持，扩大旅游市场的绿色影响。
4.培育旅游市场营销健康文化。在旅游市场营销中，旅游市场应通过良好的公共关系，显示自己在健康领域的努力，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良好的旅游市场形象。健康公关能帮助旅游市场更直接更广泛地将健康信息传送到广告无法达到的细分市场，增强旅游市场的竞争优势。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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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设置初衷及目的
法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因而要求相关的教育活动能够向受教育者提供完整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但是，从全球性的发展趋势来看，各国的法学院在早期基本都呈现出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特点。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往往只具备分析理论问题的能力，却缺乏独立解决具体案件的能力和经验。因此，各法学院采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几乎是针对学院教育这一缺陷的应激反应，希望借鉴医学教育的经验，为学生开设专门的实践环节，提供接触模拟或实际案例的机会，使其对法律职业方面的实践知识产生全面而直观的认识，最终平衡法学院毕业学生的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由此可见，凡是开设法律诊所的各个法学院一般都会将其定位为培养学生法律综合能力的必要环节。而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1．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
在法律诊所的课程中，学生一般会被放置在真实的“法律事件”之中，由指导教师逐步引导，让学生亲自参与案件处理的全部过程，使其掌握基本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技巧。
2．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
在案件的分析和处理过程中，学生可以切实感受法律职业的不同分工及各自的职能，并由此直观感受不同法律职业的伦理道德。通过有意识的引导，让学生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具体内容，使其认识到法律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并树立健全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
3．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具备基础法律知识的前提下，学生有机会通过法律诊所搭建的平台与真实案件直接接触。而诊所案件通常所具备的社会公益性的特点，能够让学生在校期间就通过自己的努力维护个案正义，从而实现社会服务和教学效果的双赢。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体现出了与传统法律教育模式截然不同的特点。具体体现为:(1)突出学生的能动性，使其直接接触冲突和纠纷，锻炼其理论结合实践能力;(2)倡导教学方式的多元性，以纠纷解决为目标，灵活选择个别辅导、集体讨论、课堂讲授等各种形式;(3)确保教学环境的启发性，利用真实的案件或模拟场景使学生融入其中，通过互动提升教学效果;(4)挖掘教育时间和内容的延展性，打破传统教育方式中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条块化的分割，着重培养学生法律运用的思维与方法。从以上目标和特点可以看出，诊所式法律教育之所以在短期之内就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的青睐，不仅仅在于这种教育模式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实践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法律诊所体现出的独特教学方法，将矛头直接指向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种种弊端。大力倡导诊所教育的教育者们希望通过诊所教育所传递出的教育理念，希望人们普遍认识到传统法律教育中广泛存在的“培养模式僵化，创新能力不足”，“教学形式单一，传授方法机械”，“实践精神薄弱，课堂社会脱节”等顽疾，并利用诊所教育模式的传播契机，探寻解决旧有教育模式缺陷的切入点和有效方案。因此，对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价值追求而言，其之于社会法治环境的维护以及法律教育自身的改革都倾注着浓烈的使命感。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基本运行模式
为了真正实现上述目标，诊所法律教育必须形成自己较为完备的教育模式，以此作为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承载基础。就各国目前的诊所教育模式来看，其主要还是根据美国法律诊所的基本架构而建立起来的，包括校内诊所和校外诊所两种类型。
1．校内诊所
校内诊所(on－campusclinics)是以校园场所为平台的诊所教育，通过在校园内设置专门的教学场地，让学生接受完整的职业教育。而以案件的性质为标准，又可以将校内诊所分为援助型诊所和模拟型诊所。前者是由诊所向学生提供真实的案件，让学生直接接触并办理案件相关事宜，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后者则由诊所设计模拟案例，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完成案件的全部流程。相较而言，援助型诊所教育的实践内容真实、直观，在教师的指导下，有助于学生个体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的塑造。而模拟型诊所的案例一般具有典型性，指导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案件，有助于学生对于法律实践全面而透彻地理解。同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校内诊所都开设了专门的实践技术的理论学习环节，由诊所教师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法律实践必备技能，以此作为学生从事真实或模拟案件的前提性知识储备。除此之外，在校内诊所基本的框架之下，各法学的诊所式教育在推进程序上还存在其他的共性。例如，课程要求保持较低的师生比例，坚持教师的指导和引导定位，注重学生学习效果的记录和总结，设立完整的评估和评价机制，等等。而这些因素都是能够决定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也是课程构建过程中关键的建设步骤。
2．校外诊所
校外诊所(fieldplacement)是诊所教育中相对新兴的教育模式，是指在校外的司法机关、政府部门或非营利性法人中设立教学场所的法律诊所。与校内诊所这类传统实践课堂相比，校外诊所的模式产生根源在于各法学院感受到了早期诊所教育内容的局限性，希望通过与各法律相关部门签订协议的方式，由这些部门协助法学院进行诊所教育，从而拓宽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范围。在校外诊所的环境中，学生的学习重点在于了解真实法律系统中各具体机构的日常工作及分工协作方式，从而领会更加具体全面的法律实践技能。根据校外诊所联系的部门机构的不同，学生在诊所中的工作任务也有显著差异。例如，司法部门教育的重点以辅助司法裁判为中心，教导学生庭审程序、会见当事人、案卷整理分析等方面的内容;政府部门的教育重点在于立法方面的技能训练，体现为政府法规条文建议、分析等等。同时，在课程设计方面，考虑到法学院与各部门进行衔接的特殊性，采用校外诊所的法学院往往对课程采取较为严格的监控机制。例如，指导教师和相关部门机构会联合对学生进行选拔，设定课程人数，并根据行业的特性对学生的相关资质提出要求。而在学习期间和学习完成之后，由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诊所工作中所反馈的信息给予学习效果和学习表现方面的综合评定。
二、我国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中的普遍困惑及根源探寻
正是由于诊所教育具有填补学院教育缺失环节的功能，同时考虑到可能为教育改革提供良好的契机和平台，我国部分高校的法学院自2000年9月开始接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设立诊所式法律教育以来，以美国的诊所教育模式为基本参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改进，成为各自法律教育流程和目标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这一模式迅速在国内各法学院之间推进，引起了法律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我国本身并没有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生成根基，加之时间较短，各法学院开设诊所课程的模式基本上照搬了美国法学院的现成模板，其中相关的具体课程规则及流程规划也基本上都是从其已有的经验中移植过来的。于是，当国内各法学院的诊所教育在外界的扶植下仓促上阵时，对于诊所课程的迷惑和怀疑便难免成为法律教育界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而从目前国内一些刚刚开设或准备开设法律诊所的高校的实践情况来看，相关教育工作者主要反映出以下诊所运行困难的现象:1．国内法律教育界对诊所教育的定位不明，容易将技能培养课程开设成案例研讨课程;2．学生习惯于灌输式教育后可能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启发式教育产生不适应的反应，影响教学效果;3．国内诊所课堂找寻典型案例的渠道有限，难以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技能培训效果呈现不稳定性;4．高投入需求与经费来源紧张的矛盾导致诊所经费不足成为普遍现象，成为诊所教育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困境;5．许多诊所教育重技能、轻伦理的教育现状，将法律诊所引向了其教学目的的对立面;6．众多法学院存在指导教师知识储备不足、经验不足的情况，难以满足课程对教师的要求;7．部分法学院对诊所教育重视不足，课程时间难以保障，在其他主体课程的压力下被挤压和边缘化。除了上述已经出现的较为普遍的典型难题之外，还有许多新的棘手的问题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被反映和提出。对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法律教育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确实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办法。但是，若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从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考察。而针对上述诊所式法律教育所体现出的诸多困扰，我们可以根据形成原因的标准进行类型化区分，并层层推进直至抵达问题生成的核心环节。
(一)个体非普遍、非典型问题的甄别与排除
若要解释中国诊所式教育的困扰根源，我们必须首先从现象中剔除可能的干扰项。从当前开展法律诊所课程的高校所反映的问题来看，尽管其提出的困境可能从外观上大致相同，但造成这类困扰的原因却迥然有别。部分法学院虽然提出了与其他同仁类似的疑问，但经过仔细区分就会发现，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具有本校的特殊性，不能作为探寻问题根源的前提条件。例如，部分法学院提出本校开设法律诊所效果不佳，教师指导目标不明确、学生积极性不高、校方不重视、资金紧张、案源不稳定、课时难以保障等等，看似都是各法学院所提出的普遍问题。但是，经过仔细辨别就会发现，这类法学院所出现的困境主要是由自身的特殊原因造成的。其中所提出的困扰往往伴有本校法学师资力量薄弱、学生生源不佳、规模小、校方制约其发展的特有原因。尽管与其他法学院开展诊所课堂具有类似的困境外观，但其真正原因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对于这类情况，一方面，需要此类法学院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以保障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两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分析诊所教育的普适困境时，为防止结论出现偏差，需要在统计数据中排除此类情形，且当中所总结出的实践经验也不能直接作为参考方案由其他法学院完全移植照搬。
(二)模式形成初期机制磨合原因的提炼与弱化
在排除了特殊情况的信息干扰之后，我们需要对各法学院开设法律诊所课程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而从解析的目的性角度考察，对于这一问题，利用因素代入的思路，有助于我们将已生成的问题按照生成原因和解决难度进行层级化的分类。针对国内法律诊所教育的问题，首先被代入的因素应当是该教育模式被引入的时间维度和基本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是在美国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完全没有相关的教育机制，且至今也仅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就容易造成以下的局面:第一，在固有教育机制和全新教育的磨合过程中，必然生成对新模式的不适应性，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衍生出的问题难以得到立即的解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弱化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按照此标准进行判断，那么国内出现的许多诊所教育的普遍困境，在本质上属于“水土不服”的一般症状，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调整，并采取针对性的积极措施，目前一些看似棘手的问题通过目标性的方案和举措就能够得到实质的解决。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配套教育模块的积累，诊所模式的一些教育理念会逐渐被接受，所占教育资源的比重也会逐渐增加，案源、资金的获取渠道以及课程的流程安排亦将步入程式化的操作阶段。即是说，对于因短期内磨合原因所生成的模式困境，我们应当从当前的普遍问题中提炼出来，并加以弱化理解，以便让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根本问题表现得更加鲜明。
(三)诊所教育全球范围内先天性缺陷表征的辨识与弥补
当时间维度和引进方式的因素代入完成之后，我们紧接着代入的因素就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所存在的固有缺陷。换句话说，为了外显我国法律诊所最核心的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必须对于诊所教育的固有问题和我国的特有缺陷加以区分，并在标明问题来源之后分别设计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尽管法律诊所在国外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不可否认，法律诊所从设立初期就已经表现出一些与该模式相伴而生的问题，且各国法学院在注意到这些缺陷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固然可以削弱其负面影响，但问题本身并未被根除。同时，当诊所教育在我国的移植活动开始之后，也必然会在国内各法学院的教育环节中再次体现出来。比如，在援助型诊所教育中，学生案件的能力局限和法律障碍、指导教师参与力度难以把握、相关部门是否配合的随机性都是该教育模式长期以来都难以排除的困扰，而解决措施在任何方面的举动，都可能直接对教学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再比如，在诊所式教学活动中，对于实践技能的片面往往会导致教育过程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忽视或缺失，而这一趋势所产生的副作用可能远远大于诊所教育的积极价值，因而一直都被各国的法律教育人士所反复强调。根据此种区分思路，辨别诊所教育共性问题和特性问题的意义在于认清缺陷的原因差异，从而明确各自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于共性问题，可以参考国外的既有经验并根据自身情况予以协调;而对于特性问题，区分活动会让其目标更为鲜明，这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便利的前提环境。
(四)我国诊所教育特有普适缺陷结构性根源的探寻与外显
按照因素代入性思路层层推进，各种干扰性信息被不断剥离，我们也离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近。尽管这种区分和识别的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但就当下的已知因素来考察，我们似乎已经能够对于我国诊所教育问题的根源进行基本的定位。在排除了个别原因、临时原因和先天原因之后，我们可以把针对我国诊所教育特有普适缺陷的视野集中在诊所模式植入我国的教育体系之后和原有教育机制的融合度之上，而这种结构性的原因，或许就是我们所要探寻的终极目标。至于此类问题的具体作用方式，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行文中详细论述。
三、造成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传统教育机制融合度偏低的表征机理及不良后果
对于中国现有法律教育和诊所式法律教育之间难以融合，并且会给诊所教育带来严重阻碍的命题的真实性的论证，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假定模型进行反证，即如果上述的所有原因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排除，诊所教育是否就能够在我国实现其既定的教学效果和教育目标?同时，对于“融合度低”这一结构性原因的根本性的论证，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假设性的疑问，即如果回避这一结构性原因，能否通过其他的方式消除国内法律诊所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障碍?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将从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入手，探讨其历史进程中的步步变化，以及法律诊所被植入以来两种模式的相互影响方式。
(一)中国法律教育模式构建过程的特殊性及缺憾
在理想条件下，一国法律教育活动的兴起源于本土社会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因而各国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往往带有本土法制文化鲜明的特点。以欧洲各国的法学教育为例，尽管罗马法复兴运动洛尼亚大学的法律教育模式为各国法律教育的基本体制奠定了基础，但在各国本土的发展中，仍然出现了“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主的学徒制”和“以法学专业理论研究为主的学院制”两种教育模式。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逐渐弥补两种模式的显著缺陷，各国又开始逐渐改良自身传统的法律教育体制，以全面培养学生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为目标，或是健全学校的相关课程，实现法学理论与实践的通识教育;或是明确各教育机构的职能分工，全面构建学院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配合协调机制，并在不断的磨合过程中实现对各类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但是，对于我国来说，法律教育的产生背景较为特殊，是随着大陆法系的整体移植而一并产生的，并且在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的几次彻底的反复中呈现出曲折发展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法律教育的连续性与继起性才得以保障。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我国法律教育在形成初期就不得不面对以下尴尬的局面:其一，现行法律教育模式在本国的科学性未得到确认，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存有疑问;其二，法制建设人才极度匮乏，迫切需要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向社会输送大量的法学理论研究与职业人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律教育都将重心及考核标准都放在培养学生的数量上，并没有思考输出人才的质量以及现行教育体制合理性。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国的法律教育几乎是在没有全局规划和系统部署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在现有的整体结构中，大多数法学院所表现出的是欧洲学院制最早期的教学思维和模式，只考虑核心理论课程是否开设和完成，课堂教学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与社会环境对法律人才的实际需求相脱节。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律教育体系中却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加以培养，从而造成了整体的法律教育“一条腿走路”的局面。相反，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其需要的则是能够处理法律实务的专业人士，但在经过招聘之后，往往获得的是只具有初步理论知识的毕业生，无法将其直接放入工作岗位，而必须对新招聘的人员设置专门的培训程序，这实际上是在弥补法律教育所缺失的环节。因此，从宏观结构来看，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实际上空缺了实践教育的部分，而这种结构显然是无法满足国内法制建设的需要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生成初衷及其与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结构性错位的表征
如果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视角审视整个法律教育，就会发现，法律诊所模式在我国根本不存在本土生成的土壤，而只能通过移植的方式在国内获得生存的空间。这是因为，法律诊所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两个目标作为要素前提的:其一，法学院的专业培养应当迎合职业需要，在与职业机构分工协作的同时，完善自身的教育职能;其二，如果法学院的理论能力或职业能力教育出现僵化的趋势，就必须通过适当的改良方式来维持应有的教学效果。基于这两项要求，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诊所的发源地，就在于其法律教育机构以向用人单位提供合格的“教育产品”作为教学的价值导向，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运用中也确实容易产生“脱离实际”、“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的情况，需要通过现实的或高度仿真的演练环境来刺激学生的感官，以此来加深对职业技能及职业伦理的理解及内化影响。根据这一情况来判断，法律诊所模式无疑是最优的改良选择。按照上述标准来考察我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就会发现，这一纯粹移植于国外既成模式的教学方法在国内完全是法律教育的“空中楼阁”，缺乏本土法律教育体制的支撑，也与现有的教学内容完全脱节:其一，法律诊所模式效果的发挥必须以宏观层面正确的教育导向和完整的教学配置为前提，但我国的法学院普遍还不具备上述条件，其既没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没有理论结合实践的法律实务的教学安排;其二，法律诊所早期的运行是以培养合格律师为主要目标的，而这种以校内诊所为基本模式的培养方向仅可能解决单一职业的需求，却无法弥补其他行业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教育的空白;其三，法学院其他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法律诊所的授课内容基本没有关联，二者之间无法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汲取经验的良性互动关系，诊所课堂缺乏法律教育环境的哺育和滋养。由此可见，我国在引入法律诊所模式时，并没有对我国法律教育的现状及特殊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基于“国外运行良好且我国还未采用”的评判标准，就将相关的机制全面照搬且直接适用。诚然，我们应当肯定该行为的初衷，但也必须正视这一做法所造成的本土模式与引入模式难以融合的客观事实。可以说，除了上一节所提到的各类表现原因和客观原因之外，我国法律诊所运行中的绝大多数困扰都是由此而生的。
(三)结构性问题引发模式运行不良后果的基本过程及具体表现
面对教育结构错位的现实性，不同的法学院在进行法律诊所课程时会出现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以及相应的行动在不同层面上都造成了诊所教育效果不佳的结果:
1．忽视自身实际情况，盲目照搬既有模式的困境
如果回避两种教育模式难以融合的结构性事实，而是直接按照国外的经验和赞助者的要求予以推进，那么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上难免会产生以下问题:教师的教育理念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没有理解诊所教育的本质目的;学院忽视教师相关的知识储备，认为长期从事理论教学的教工可以直接胜任诊所教学工作;法律诊所作为独立的课程，没有课程之间的衔接和教学内容的配合，等等。面对以上情况，多数诊所课堂的场面表现为教师带领学生严格走完教材的流程，却难以体现诊所教育的精髓所在。于是，接受诊所教育的学生往往会产生相应的迷茫感。从接受诊所教育学生反馈的信息来看，这种困扰主要表现在:不知道学到的理论知识如何运用到课程中，不清楚每节课具体的训练目标，不明白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思维差异。而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依然习惯于在课堂上被教师灌输知识，却无法通过模拟练习将知识转化为个人的实际能力，面对真实的案件依然会有无措感和恐惧感。显然，当诊所教育无法与国内法律教育资源实现互助与配合关系时，其教学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2．积极改变现状，努力实现和保障诊所教育效果所面临的难题
如果能够认识到两种教育模式难以融合，那么为了保障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授课教师就必然会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前期的准备过程和课堂的效果评估中去。而这种前期准备和教学目的就包括:必须首先让全体参与课程的师生实现教学思维的转化，必须让选课学生先具备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能力，必须通过课堂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贯通，必须通过实践让学生在社会环境中理解规则的运行原理，等等。由此可见，这种积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实践法律诊所教学目的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在以诊所课堂为契机，试图弥补我国现行法律教育体系中缺失的环节。但显然，这样的压力和责任不是一门课程所能承受的，需要上一层级的宏观调配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法律诊所自行为课堂打造外部环境的做法，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但由于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有限，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占用了教学的时间，部分目标却依然无法实现。所以，对于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来说，当其无法与现有教学模式融合时，教学活动就陷入到了一种二难的逻辑怪圈之中，即无论采用积极调整还是消极模仿的方式，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都是无法保障的。因此，结构性问题是诊所教育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若要实现法律诊所引进之初的目标，我们必须从理念上对于我国的法律教育现状进行彻底的反思，并基于此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
四、改变诊所式法律教育现有困境的基本思路及调整方向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尽管引入我国仅十余年的时间，但法律诊所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对未来的走向做出选择。从现有的趋势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改革的任务艰巨就索性放弃相对先进的教学模式，而是要根据诊所教育的实际需要对法律诊所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挖掘其更多的价值，并对我国的法律教育体系进行相对应的调整。基于这一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只有我们在现有基础上设计出科学的、符合本土需求的法律诊所教学体系，才有可能实现制度引进之初撼动我国僵化法律教育模式的终极目标。但是，从改革工程的规模来看，这既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单凭对法律诊所的改造就能实现的，而是应当在法律教育体系全局的视野内，以诊所教育为中心，对全部教育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当改造。基于此，我国的相关改革措施可以将以下思路作为突破口，对本国诊所教育进行尝试性的变革，并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以实施效果为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以法学院为单位，在宏观层面为各自的法律诊所设置配套资源和条件，为诊所课程提供基础性保障
对于国内各法学院来说，学院层面的支持才是确保法律诊所良好运行的前提。而以改革为目标，学院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完善的硬件环境和充足的课程经费，更重要的是，应当为课程的调整提供相应的空间和具体的支持。例如，对诊所教师来源进行细致的挑选，确保课程的实践性特点;对选拔教师进行专门的师资培训，帮助其思维的提升和技能的锻炼;设置足够的课时，以保证教学目的的实现等等措施，都是我们为教育改革提供的环境前提。
(二)增加法律实务教育的课程环节，为法律诊所的运行提供知识性储备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之所以我国不能直接照搬国外法律诊所的既有模式，就是因为我国的法律教育结构不完整，只注重抽象的理论教育，缺乏对法律实务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法律诊所教育丧失了基本的依托。因此，我国诊所教育改革的必要部分就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与本国法律实务相关的知识的讲授环节，通过对我国法律实务的现状的描述、基本规则的介绍、部门之间分工衔接的梳理，让学生从宏观思维上建立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的连接方式，进而在观念上理解诊所性实践教育的积极价值。以此作为诊所教育的必要准备，一方面能够填补我国法律教育的空白，实现教育内容的全面、均衡;另一方面，学生在获得相关知识之后，容易迅速进入法律诊所的学习状态，对于诊所教育特有的方法、目标也能够有充分的领悟。
(三)扩充角色训练类型，从而建立起法律诊所向各类法律职业输送人才的平台
如果从制度引进的角度看，我们对于现有的诊所教育模式的内化工作还没有完成，扩充职业角色训练目标似乎为时过早，但从本国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来看，这却是让诊所教育真正融入我国法律教育体系的良好契机。从我国的法律实务界来看，由于职业教育职能及相关机构的缺失，对于职业人才的需求是全方面的。而目前法律诊所主要针对律师职业能力的培养的思路，显然与我国的实际需要格格不入。因此，我国的法律诊所本土化的改革方向必须是建立起全面的职业角色技能培训，这不仅是我国法制环境的需要，也是法律诊所在我国充分发展的必经之路。否则，如果诊所课程脱离了现实需求而自行运行，那么不仅无法起到服务社会的作用，僵化的模式必将在法律教育的进程中被淘汰。而按照这一思路，利用诊所教育的思路指导校外实践、实习，将实践部门资源同学校资源结合起来，或是大力发展校外诊所等方法，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四)完善法律诊所课程设置，实现标准化与特色化相结合的开课模式
法律史论文范文3
在我国的教育机制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拥有健康的思想，才能指导自己正确的行为。在高中阶段，设置一些法律知识的教育是丰富政治课的教学资源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一些法律知识，可以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因此，在政治课的教学中，教师要不断地向学生渗透一些法律知识，以补充政治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丰富政治课堂教学的资源，从而让政治课的教学达到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相结合的双重教育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为提高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益服务。
二、结合案例进行教学，让教学更具说服力
在教学法律知识的时候，结合具体的案例教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对案例进行必要的分析与探究时，既能使法律条文更加的生动、具体，而且这些真实存在的案件又可能对法律的条文提出一定的挑战，引发学生的思考，提高学生对相关法律的认识和理解。此外，案例教学也有助于“活化”政治教材，而且还能够改革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有效地解决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问题，逐渐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实例引入到政治课堂教学中，能增强学生学习政治知识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有效地促进教学相长，为构建高效率的政治课打好坚实的基础。比如，在组织学生探究“依法办事，树立社会主义的权利义务观”的相关内容时，为了更好地突出教学效率，让学生更好地吸收这些知识点，教师就可以举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邻里关系，特别是居民楼中上下楼层之间的相处关系。学生也举了很多这方面的真实案例，通过学生间的讨论、分析等，让学生知道了依法办事的重要性：依法办事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同时也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把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权利义务观，是实行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让学生掌握一些与自身实际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逐渐地促使学生养成遵守法律的好习惯，让学生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能够依法办事，自觉地去履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的理念。
三、在实践中深化学生的法制意识与观念
学习政治知识切忌死记硬背，因为死记硬背的收获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传授法律意识的时候，教师要寓法制教育于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当中，这样不但能让政治课堂“活”起来，而且还能够激发学生积极参与的热情。比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模拟选举人民代表或者模拟法庭；讨论一些关于“青少年应该如何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辩论赛；也可以让学生自编一些法制小报展评的知识竞赛等。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既能活跃课堂的教学气氛，还能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促使课堂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实践活动的开展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四、结语
法律史论文范文4
（一）美国法律教育回溯
美国的法律教育基本是由研究性大学的法学院承担的，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建立了这些研究型大学作为“推理”和“文化”的场所。”①现代美国法学院就是建立在这种推理和文化的思想上。在19世纪末期，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得尔倡导了案例教材、案例教学法与考试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成为现代法学院实践中的唯一教学方式。然而，在20世纪的末期，美国的大学数量和规模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增长，同时，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被投入到教员的研究和学术上、研究生的培养上，而本科生教育就像是一个幸存的穷兄弟似的。而研究型大学的结构性改革在要求法学院教育应该更丰富、更广泛的同时，也帮助巩固了案例教学与考试制度。但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结构型调整的结果是，不仅在研究型大学里而且在其下属的法学院里，以文章为决定是否取得终身教职、增长工资以及是否得到领导地位的标准在最近几年里已经出现并且日益提高。在这种环境下，老师不可避免只能是简单地重复案例的教学方式与考试方式，而极少注意学生的反馈。导致研究型的目标也开始转变为追求优秀大学，追求优秀的大学显然已经将权力和影响力从那些专攻“推理”和“文化”的教员身上转移到其他能够为“优秀”的教学、研究、学术开发以及与教学工作相关其他方面建立客观标准的管理人员或者行政人员身上。然而，接收追求“优秀”的大学教育的法律学生往往对学习传统案例教学缺乏兴趣，或者如果没有全面的指导和实践的话将写不出关于复杂主题的合格文章。由此，美国大学中的法学院开始反思和探索适合自己的法学教育模式。
（二）美国法律职业教育的演进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美国法律职业教育的演进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世纪初期的学徒式法律职业教育，“美国的法律教育可以追诉到19世纪，当时正式的法律院校已经存在，但对未来律师的教育和培养是学徒式的”②学徒式教育一般包括阅读法律教材和案例，观摩教授或指导老师在真实案件时的律师实务等，这是美国现代法律教育的初始阶段。早期学徒式法律教育流行的原因在于“在早期的英、美，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门‘技艺’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传授的。而作为一种技艺的传授，则以学徒式为最佳。”③第二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得尔的案例教学与期末考试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案例教学法，让学生通过分析上诉法院的判决来学习法律，但此种教育模式，法学院的教授们往往忽视实践技能的培养，而专注于学理研究和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第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前，改革时期，即有杰出法学院的教授以案例分析为方法的、对法律原理的研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提倡案件来学习法律，以及给学生开始研究和写作课程，总体而言是试图对案例教学加期末考试的方式进行改革，但大多数法学院的基本模式仍采用兰得尔教学方式。第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使法学教育更加贴近实际并使法律界完成其新的宪法规定的和职业道德本身包含的、为贫穷人口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法学院纷纷开设法律诊所，法律诊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了继续，并获得了美国律师协会新的法学院认可标准。从以上美国法学教育的演进来看，美国也在寻求适应其社会发展的法学教育模式，而不同阶段的法学教育模式与当时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这种不断探索法学教育的思路给我国目前停滞不前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借鉴之处，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一定要适合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不能超越本国的具体情况去实施那些好高骛远的模式。
二、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嬗变
美国的法律教育可溯源至19世纪，但“在美国，‘诊所’一词与法学教育最早联系在一起是在19世纪20、30年代，它反映了当时法学教育的一股发展潮流，倡导者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中的一群学者。”④法律现实主义者倡导诊所式法律教育，是针对质疑兰得尔的案例教学模式而提出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案例教学法让学生通过分析上诉法院的判决来学习法律的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理论知识，但缺乏实践技能。而西方工业革命的爆发引导社会需求既具有法律理论知识，又具有实践经验的法科学生为社会服务。因此，需要美国大学的法学院培养具有实践经验的法科学生为社会服务，也正是为了弥补兰得尔案例教学法的不足法律现实主义者极力推崇诊所式法律教育。但“直到1930年，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念才出现在学术刊物上。”⑤“广义来讲，诊所式教育包括了作为法律角色的学生在某种受到指导的环境之中的表现。在法学院的诊所或校外实习时，学生可能真实的当事人；他们也可能参加模拟的诊所工作，如法庭辩论、谈判、会见当事人和提供咨询服务。诊所教育的基本点是通过一种涉及复杂多变的当事人、事实和待解决问题的途径，把理论知识和实务技巧结合起来。”⑥从美国法律职业教育目的来看，提倡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律师。而且美国的法律教育之所以向诊所式法律教育方向转变，是因为“现在美国的法学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进入法学院的学生必须有本科学历，以满足概括性教育的需要。而实践性技能教育是缺乏的，这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土壤。”⑦由此可见，诊所式法律教育是针对兰得尔所倡导的案例教学法的不足而提出的注重实践技能的法律教育模式。然而，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产生及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法学院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诊所式法律教育需要大量的费用；第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老师必须精通实务；第三，诊所式法律教育需要法学院的教师普遍接受；第四，诊所式法律教育能够作为法学课程。原因以上原因的存在，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诊所式法律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又得到了发展，这是因为“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理念从单纯培养学生的律师技能转变为服务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从事关涉穷人的法律实践，”⑧从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来看，法学院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社会需求，教育模式以实践促进和培养学生树立公平、正义的法律适用的核心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尤其是进入21世纪，诊所式法律教育亦越来受到重视，但其弊端也逐步显现，由于学生过分注重实践经验而忽略其他课程，诊所式法律教育成本增加，需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等。而且，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置的，尽管其仍具有较大的研究探讨空间，但目前在美国的法学院中，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基本是处在课程设置的边缘，其原因不仅在于案例教学法仍是大多法学院的主要教学方法，也在于从事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老师在法学院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地位较低，收入也少，同时诊所式法律教育也未受到司法部门的尊重。所以，就目前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尽管法学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等，但由于不能受到司法部门的重视，以及社会资金支持不足等原因，导致其价值和功能没有真正得到发展。受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并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2000年9月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7所高等学府开始开设诊所式法律课程，此后，其他高校也逐步开展了诊所式法律教育，但受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师资因素等的制约，诊所式法律教育并为在我国产生普遍的影响。
三、我国法学教育的模式及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两种发展模式，其一是以德国为主导的理论讲授型的素质教育模式，其二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实践职业教育模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如何选择，学界分歧颇大。但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世界接轨，以及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情况，无论当务之急，还是从长远考虑，法学教育定位于多元化模式是科学的，即以理论教育与职业实践相结合的法学教育模式，既要注重培养学生掌握深厚的人文知识背景，具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也要进行实践锻炼，使他们成为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一）传统理论讲授型模式
法学教育的传统理论讲授型教育模式，是以综合性大学中的法学院（系）、专业政法院校、政法职业学院、部分社科院以及其他本科院校中开设法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的模式。该模式以法学教师讲授法律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等内容构成，这种法学教育模式与我国成文法体系相一致。其优点是容易使法学教育对象掌握法律基本知识，缺点是单纯的讲授型教育模式，使学生得不到实践锻炼。鉴于该教育模式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目前，法学院校（系）基本上都要引入其他教育模式相辅助。
（二）讲授型为主实践型为辅模式
该模式是我国法学教育针对单纯的讲授型模式的弊端而进行改革的一种模式，该模式除以讲授基本法律知识外，尚需要开设案例分析课程、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课程、学生到司法机关或者律所实习等实践课程相辅助，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此种教育模式，使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不仅能够让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也能够学到初步的实践经验，所以受到法学院校的推崇。但存在的问题是，我国法学院校（系）的学生实习仅是模拟形式的，而非真正的司法实践，因此仍需要进行改革。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
面对法学教育模式使法科学生不能真正掌握司法实务所需要的技能，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逐步兴起了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它是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所需要的法律服务。”⑨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需要，我国有7所大学于2000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同时启动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由于这种教育模式能够让学生将理论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受到我国法学院校（系）的推崇，并逐步形成与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趋势。目前，我国已有120多所法学院校（系）建立了法律诊所，让法科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接触法律实务，并在具有实践经验的老师指导下办理具体案件。从以上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中能够看出，其是逐步由大陆法系的素质教育型向美国诊所式教育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法学教育模式的发展方向。但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以教育学生在法律与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学会思考、学会分析与学会创新为主要价值取向”，⑩其原因在于“现在美国的法学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进入法学院的学生必须有本科学历，以满足概括性教育的需要。而实践技能教育是缺乏的，这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土壤。”由此可见，诊所式法律教育是美国法学教育逐步改革的结果，其产生、发展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该教育模式有其合理因素值得借鉴。但笔者认为，如果由此种模式逐步替代我国目前的教育模式，则是脱离了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是不科学的。因为：第一，从我国法学教育机构来分析，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仅是一种改革的思路，多为重点法律院校实施，更多的院校（系）则是有其名无其实。其二，从社会效果来看，社会民众解决司法问题，不是看你掌握了多少法律知识，而是看你有多大能力支配司法资源，满足其需求，如果让一个学生去实习其案件，公众不会接受。其三，从法科学生来说，其关心的重点不在于什么教育模式，而是就业，所以通过司法考试、考取公务员才是真理。所以，就目前我国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的状况而言，其主体只能是为数不多的人。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目前处于一个选择价值取向的历史时期，应以素质教育为主职业教育为辅的教育模式，并逐步加强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刑事法诊所式法学教育倡导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逐步得到我国法学院（校）的认可，并逐步成扩大趋势。因此，法学院（校）加大与司法实务部门及律师事务所的合作，鼓励老师多接触司法实践，引导、设置诊所式法学教育课程有利于对法科学生基本理论知识、职业伦理及实践经验的培养。目前，鉴于社会公众对刑事法律司法适用结果的公平正义呼声日益高涨，法学院（校）的教育模式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等，社会需求及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召唤刑事法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倡导或许已经势在必行。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求。
法学院（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法学教育模式，从上述美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相适应。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需要高度民主化，经济模式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方面正在提倡我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必须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刑事法律的适用也必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基本内涵，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客观需求。如上所述，刑事法律的适用不仅事关公民的财产权、人身自由，而且事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等基本人权。所以，刑事法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倡导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法学教育内外动力的要求。
法学院（校）生产的产品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即它们培养的学生能否就业及就业的数量是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认可度的衡量标准，所以这种外在的标准督促法学院（校）培养的学生适应社会，能够就业及就业数量逐步扩大。而且，这种评价标准客观上会促进全国各法学院（校）进行法学教育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从法学院（校）自身来说，如果它们要发展生存，也必须从人、财、物等方面提升自己的实力，否则将逐步萎缩，并退出法学教育的历史舞台。所以，从客观上讲，法学院（校）在内外压力、动力的促进下，提倡诊所式法学教育不仅能够促进法学院（校）提供自己的办学水平和能力，而且也能够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产品。
（三）司法实践部门的需求。
由于法学院（校）的产品在学校学习的是法学理论知识，多了进行模拟法庭、假期实习等实践，但没有真正实践过真实的案件，社会中的案件形形色色，如果法学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没有经历所谓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实践，他们进入司法部门后，显然无法复杂、繁琐的司法实践。对刑事法律来说，就更为重要了，如果没有多年的社会磨练，很难客观、全面、合理、合法适用刑事法律，典型的如“天价手机案”、“天价过路费案”，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官之所以机械、片面的适用刑事法律，与其所受到的法学教育有必然联系，这个结论是课题组与司法人员交流得出来的。所以，司法实践需求刑事法诊所式法学教育。
（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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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赞成废除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因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法律实践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具有法律意识的守法公民。这就要求法学本科生在毕业之后能够熟练运用法律通过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争议问题。不掌握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法科毕业生和法律人才。毕业论文恰恰能够达到检验学生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的目的。在不废除毕业论文的大前提下，笔者认为，很多高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思路和评价机制偏离国家对本科生或学士学位申请者的要求，需要改革。根据我国《学位条例》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条件是：“（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①不要求本科生达到硕士或博士的学术水平，即“对所研究地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②或“做出创造性的成果”③。换言之，本科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学术科研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用见解独到或创新性来衡量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也不能要求学生去解决一个学术或理论问题。对此，可能有人要问，不具有独到的见解或创新性，不解决学术问题，还能称之为论文吗？当然能，论文包括学术论文和非学术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非学术论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就应该是学术论文。就法学论文而言，有法律适用方面的论文，也有立法完善方面的论文。前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属于解释论范畴；后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弊端和修正，属于立法论范畴。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大多数学生喜欢选择后者，老师也乐见其成。这在以前很正常，因为以前我国的立法空白和漏洞太多，已有立法也往往存在诸多弊端，著文献策实属学者分内之事。但目前，我国各项法律已基本建立，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此前提下，如果还一味指导学生选择立法论方面的题目，就难免失之于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更为严重的是，此类选题侧重于学术研究，偏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还是更多地选择解释论方面的题目为宜，这才是法律学习的基础。在笔者参与的答辩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某论文提出的立法建议早已成为生效法律或者对刚刚出台的法律提出修改建议。这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在评价机制方面，从毕业论文的写作到答辩，一共有三个环节：指导教师意见、评阅教师意见以及答辩委员会意见。无论任何环节，一般高校都要求对论文的学术性或创新性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实际上是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用此标准评价本科毕业论文是不适当的，因为本科毕业论文不是学术论文，我国《学位条例》也不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具有学术性。笔者在参加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时，尽量回避对其进行学术性评价，但大多数老师仍然习惯与此，而没有认识到国家本科毕业论文的根本要求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总之，只要准确理解国家对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得出本科毕业论文不必具有学术性而应侧重实践性或应用性的结论。因此，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错误做法，恢复其应然功能。
二、将法律诊所课程作业作为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
为了矫正本科毕业论文对学术性的盲目追求以恢复应然功能，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就法学专业而言，笔者主张实行本科毕业论文形式的多样化，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作为法学本科毕业实践的重要环节，将法律诊所课程的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之一。凡是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并顺利通过考察的本科学生，即视为通过了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之所以如此主张，其原因在于法律诊所课程完全具备本科毕业论文的功能和形式。法律诊所，又称诊所式法律教育或临床法律教育，是对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之做法的借鉴，于二十世纪中叶发端于美国法学院，后风靡两大法系，而成为其法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2000年之后，被引入中国法律教育体系，并被全国各大主要法学院所接受，面向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法律诊所课程包括课堂讲授和案件处理两大部分，④其突出特色在于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案件处理都立足于真实的案例，并且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亲自处理或的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案例。因此，法律诊所课程与传统法律课程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中心，以实践为中心，一改传统课程的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灌输式授课模式。法律诊所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该课程的功能不是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而是运用其已经掌握的法律基础知识去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案例。在对真实案件的处理中，不仅能够反映出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和考察其运用法律基础知识解决现实争议的实践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顺利通过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学生，就达到了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水平，满足我国《学位条例》规定的相关要求，依法可以获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因此，该课程在功能上和本科毕业论文是一致的。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以后，不再另行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是可以的。从课程指导和考察的角度看，法律诊所课程与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也存在相同之处。在法律诊所课程的讲授和指导过程中，我国的法学院一般都配备多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专职教师以及从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选聘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充任兼职指导教师。我所在的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课程即是如此，我们有专职教师三名，都有律师执业资格和经验，在很多课程的讲授中也经常邀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现身说法，随堂指导。在结课环节，我们要求每一位同学提交一份办案报告，然后三位老师集中会诊，结合日常案件处理或情况，给每一位同学一个合适的分数。这与本科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模式是类似的。最后，除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比较契合国家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之外，法律诊所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公益性。这种公益性主要体现在法律诊所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所以，每一个法律诊所都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在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前的2008年，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就与内蒙古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建立了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对外开放。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后，法律诊所与援助中心合二为一。因此，法律诊所课程既是一门法学课程，又是一项公益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和检验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更能培养和考察其法律职业道德。
三、完善法律诊所课程以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
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和评价机制决定了其与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同质性，也就决定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可以作为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因此，建议教育部和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高等院校允许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本科生以法律诊所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这一改革，法律诊所课程本身也要进行相应的完善。首先，提高认识，重视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课程自开设以来，一直都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们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案例，可以认识鲜活的人物，可以了解复杂的社会，可以体会到法律的价值，可以感知胜诉的成就。就内蒙古大学法学院而言，每年要求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都远远大于该课程的容量（30人）。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师还没有认识到法律诊所课程的重要性，不愿意参与诊所课程，从而限制了该课程的容量。因此，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也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广大法学教师应当首先提高认识，积极参与法律诊所课程。其次，推动法律诊所课程的规范化建设。每一个法律诊所就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因此，实现法律诊所的规范化，就应当以法律援助中心的标准建设法律诊所。比如，实行案件登记制度，记录每一个来电、来访的当事人和案件基本情况；完善案件处理机制，为每一个案件配备一个主办学生和指导教师；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为每一个结案的案件及时建立档案，载明处理结果；等等。同时，作为一个课程，还应要求主办学生在结案之后及时完成结案报告，梳理案件事实，整理争议焦点，明确法律适用，阐述裁决结果。最后，落实办案经费，为法律诊所的良性运作提供物质保障。法律诊所为当事人提供的是免费的法律服务。但任何法律服务都是需要经费支持的，比如打印复印费、差旅费、办公经费，等等。这就需要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多方支持。据笔者了解，有些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都有福特基金会的专项资金支持，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但更多的院校是从本院的办公经费中挤出来的，大多不足以支持法律诊所的正常运行。因此，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教育部、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相关政策，为法律诊所课程提供专项教育经费。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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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终身学习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不断学习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然而，那些贫困山区脱贫的步伐却依旧缓慢，经济发展不起来甚至进入死循环。很多农民固步自封，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不理，继续粗放式发展生产，从事不利于自身健康、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工作，这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谐氛围格格不入。因而，为促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治安稳定，形成淳朴民风村风，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迫在眉睫。
(二)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而，解决好农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全面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使其法律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农民自身法律素养提升的应然要求
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构建学习型社会，农民的学习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要提升农民自身的法律素养，着眼于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就是使农民从自然人成为法律人，就是促进农民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就是促进农民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形成，也是促进农民理性认知、利用和改造自身所处法律环境，从而使山区农民养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习惯，形成积极学法、遵法的优良风气。
二、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制教育严重缺失，没有法制教育的相关计划与安排;缺少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农民接受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报纸、网络等;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信仰危机，司法公信力较低，多数农民认为学习法律无用，或者认为法律程序过于繁琐;农民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法律宣传教育效果不明显;法制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关联性小，且法制教育以文本方式为主，教学方式陈旧不先进，农民对其不感兴趣。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民习惯、干部乐意的“人治”历史传统
中国普通百姓有勤劳善良、隐忍、逆来顺受等性格特质，文化水平低且社会地位低，遇到棘手问题多是依赖别人，不习惯独立解决。由于“有事找干部”、“有事找政府”等传统思想盛行，农民平时遇到纠纷时，常寻求村里的“智者”调和，想不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贫困山区多粗放式经营，经济相对落后
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可用耕地较少，因而农民务农收入并不高，村干部经济较差，没有形成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路，对村里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生产生活方式视而不见或者得过且过，山区经济发展一直跟不上时代步伐，仍旧是粗放式发展。比如，山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开山取石的传统，破坏了国家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原始森林资源，同时，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地质灾害。
(三)地理环境受限，普法宣传不到位
贫困山区多处偏远地带，交通不便，县政府对其监管不力。一些乡镇从未组织过村干部学习法律，更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干部自学或进行相关法律培训。比如，国家森林保护法、国家矿产开采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土地流转政策、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并未深入进行宣讲，对农民宣讲也不到位，并未分析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法律认同感。一些法律主管部门或者浅尝辄止，或者流于形式，在没有长期性规划的情况下便开始农民法制教育与宣传，导致成果不理想。
(四)农村干部阶层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很好地依法治村
虽然我国的普法教育已经进行多年，农民的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是贫困山区农民的法制观念依然淡薄。很多乡村干部对法律一知半解，处理一些农村基层工作时，很少以法律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常常以权压法、以暴制暴，甚至对一些积重难返问题放任自流。或者因为自身管理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乡村干部不依法办事，随意侵害农民合法权益，以权谋私，损害党在农民心中的良好形象。然而，农民却不懂法，常常无意识寻求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种现实对于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与农民法制观念的形成极其不利。
(五)农民本身文化层次低，接受法制教育的意识不强
贫困山区农民眼界受限，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常常怀有抵触心理;为了养家糊口，平时除了干农活、打零工外，没有太多时间娱乐或继续学习提升，就算有一点农闲时间也常聚众喝酒、打麻将、闲聊等，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多是随意，或者有一些对时事感兴趣的农民也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专业的法律语言不理解，对法律程序、法律制度更是难以知晓;有时听村长宣传相关法律知识，也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心理，多数人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自己只要本分劳动就不会惹事端。
(六)法制教育培训少科学规划，多主体造成责任分化
从纵向看，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民法制教育网络，但整个教育培训体系无统筹安排与长远规划，收效甚微。从横向看，目前涉及农民法制教育的部门众多，如组织部、宣传部、司法部、妇联、学校等，但是多方管理造成责任分化，没有主要牵头负责部门便无法保证农民法制教育的顺利展开。这使农民法制教育在实际的宣传与培训中，陷入零散、盲目、无头绪的混乱情形。
(七)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滞后，方法缺少针对性
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更多是法律条文的堆砌而非对文本的具体解读，更多体现国家强制性而较少关注农民实际的法制教育需求，内容多枯燥而少灵活性、专业性强而晦涩难懂，无法激起农民的学习热情。我国于2012年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但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各地方省市还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农民法制教育培训本身操作性不强，法理性不够。教育培训方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单向的传单发放，不关注农民的反馈意见;多采用墙报、村务宣传栏进行短期突击宣传，不注重长期宣传及后续跟踪。
三、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
许多学者对农民法制教育的探讨侧重从法律、教育、文化、新农村建设等视角，本文重点从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视角来分析农民法制教育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
(一)总体思路分析
1．充分考量农民心理及农民学习实际。
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农民形成了“安全第一”、“知足常乐”等生存伦理和价值取向。他们存有保守古板、小富即安心理，力图规避对基本生存形成威胁的风险。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又有脱贫致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在这种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影响下，农民形成了过分关心实际效果的学习理念，具体明确的学习目的;同时，因农民忙于农事而致使他们严重缺乏学习时间及学习空间。因而，在农民法制教育中，应凸显尊重体谅的人文关怀、身体力行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极端偏见下的过分说教、至高权威与随意指责;应自觉打破思维预设，敢于推陈出新，并积极引导农民破除麻木冷漠、保守愚昧等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充分利用时空资源，养成主动学习习惯，做好对农民进行长期法制教育的心理准备，真正将农民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2．妥善处理个群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各司其职。
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个人往往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活动。因而，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家庭内部与外部人力资源、关系资源、隐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协调好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其良性互动，更方便地开展农民法制教育。法律宣讲团成员在进行农民法制教育时，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了避免工作过程中互相推卸责任，必须提前进行工作分工:集体成员商议后确立短期和长期工作方案，组织部负责培训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宣传部负责前期动员与宣传;编辑部负责法律材料的编写与修正等。整个团队应注意个人与群体的良好协调及互动，并在活动中确立工作理念，逐渐形成科学的工作流程。
(二)具体操作方案
1．准备:创设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
(1)宣讲团成员提前深入农民生活，收集农民生活中的现实法律问题(离婚打官司问题、房产问题、子女上学择校问题、土地使用、流转问题等)，以这些问题为原型设置问题困境并形成宣传资料，在培训开始前将其发给农户;(2)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进行普法动员;(3)由村委会组织村民观看法制类影片并穿插法律宣传片，充分激发农民学习法律的积极性;(4)将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改编成小品、相声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农民以心灵的触动。
2．方法及计划: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
法国学者莱斯纳等人认为，成人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同时扮演继续社会化的客体、继续社会化的主体、继续社会化的施动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莱斯纳提出成人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机制，分析形成了三类教学方法:以获得规范为导向的传授型教学方法、以个体发展为导向的帮助型教学方法、以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为导向的介入型教学方法。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农民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结合农民本身的文化水平，农民法制教育的培训工作应该分阶段实施，循序渐进地完成。(1)培训初期应多采用传授型教学方法，比如讲解法(分为一般法律知识专题和与农民相关的农村法律知识、政策法规等)、读书指导法(重点解读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专业术语)等，侧重对农民基本与重点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其形成相关的法律概念与解决法律纠纷的图式;(2)培训中期应多采用帮助型教学方法，比如讨论法(讨论并学习借鉴农民身边熟悉的法律案件、纠纷的解决过程与审判结果，帮助农民理解法律问题的关键点及如何遵守法律法规)、心理体验法(有计划组织农民旁听县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会，让其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公正、法律权威、法律维权，并在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教育他们)等，侧重培养农民的法制观念与意识、形成解决简单法律纠纷的能力;(3)培训后期应多采用介入型教学方法，以实际生活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比如土地纠纷、村干部换届选举、婚姻财产问题等，侧重农民之间的互动，让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做“法律明白人”、“维权达人”。培训结束后及时总结并延续教学成果同样重要。经过集中式培训后，宣讲团要及时总结培训中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后期对村干部进行针对性培训，重点培养他们倾听农民心声、关心农民生活的习惯，鼓励他们及时发现并收集问题，帮助他们成长为农民的法律咨询员、调解员，最终促成村民与干部和谐共处、法律素养逐步提高。
3．内容选择:体现方向性，凸显地方性、时代性。
课程内容的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因此，农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农民。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应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应该具体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法律及文件内容，形成一套适合农民学习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宣讲材料，并结合最新时事动态进行修改完善。比如，教学内容可以包括:基本法律常识、农民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赡养父母问题、房屋买卖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纠纷处理问题等等。
4．启动:村委会牵头，整合人力、财力、关系资源。
法律史论文范文7
关键词:法律硕士;实践环节;法律职业技能;专业实习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硕士人才培养机制的设计初衷就是解决我国法律应用型人才的不足。从1996年开始招收以来，制度探索持续推进，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的规模不断扩大，仅2018年新增授权单位就达41家。但由于其相关制度的规定较为模糊，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进，培养环节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法本法硕在专业能力上比不上法学硕士，非法本法硕的专业能力比不上法本法硕，至于实践技能上与其他法学教育层次相比优势并不明显。培养对象的实务锻炼是法律硕士职业技能培养的重要环节，由于法学教育自身不具备全面培养学生实务技能的能力［1］，因此锻炼的渠道主要可以分为由培养单位承担的校内实践环节和由法律实务部门承担的校外实践环节。校内实践环节安排主要是指通过专门开设法律实务课程进行，包括法律诊所、模拟法庭、业务见习等;校外实践环节主要依托于法律实务部门承担的专业实习。这两大类实践环节安排虽然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都是服务于法律硕士职业技能的培养，目的是帮助学生适应法律职业的需求。法律硕士实践环节的培养具有以下特点:(1)差异化培养，注重法本法硕与非法本法硕的不同;(2)教育投入大，实践环节的培养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师资投入;(3)周期长，实践环节的培养侧重于法律职业技能的提高;(4)协同性，实践培养离不开法律职业部门的参与。苏力(2008年)指出中国法律硕士教育制度没有导致法律毕业生在技能方面和职业倾向明显增强，加强法律技能教育，要相信市场，相信消费者以购买力表达出来的需求欲望［2］。梅龙生(2017年)指出多数高校法学院(系)实践教学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实践教学的随意性、盲目性很强［3］。陈胜、王晓朴(2017年)指出目前在我国，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式是院校主导式，培养单位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与法律职业部门联系不密切［4］。据此，可以发现法律硕士实践环节的培养面临诸多外部制约因素，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研究探索。
二、实践环节安排的现状及问题
(一)校内实践环节
1．实践课程的设置不合理
实践课程设置的目的是锻炼法律硕士的法律实务能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①规定实践教学与训练不低于15学分，主要课程种类包括法律写作、法律检索、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调解、法律谈判。指导性培养方案设置这一学分比例相对于实践环节培养的重要性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由于开设实践课程的条件较为严苛，就目前培养的现状而言，培养单位对实践课程开设的并不全面，课程设置的目标也并不清晰，具体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职业技能较为模糊。实践课程的设置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实践类课程开设的针对性不强。实践类课程的设置目标，一方面，针对培养单位的优势办学资源，突出办学特色，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针对非法本法硕，应突出其原有专业的优势，从而进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但是就目前具体的培养方式而言，并没有遵循设置目标。加之，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衔接不畅，实践类课程开设的效果较差。非法本法硕法学理论基础薄弱，未能明确二者的联系，致使非法本法硕难以有效参与实践教学。教学模式缺乏创新，不能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实践环节的教学内容更侧重于解决实际法律问题，强调学生在课程中的高度参与，不再适宜采用讲授制。此外，为保障学生参与互动，教学方式应采取小班教学模式，但是目前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较大，难以实现小班教学。
2．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
实践课程的教学，需要教师具备深厚的实践经验。培养单位现有师资结构中，这类教师的比例是极低的。部分高校未设置专门的实践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老师，虽也参与实务工作，有一定实务经验，但是这类教师较少。还有一部分实践教师来源于校外实务专务，这类兼职教师的比例也比较低，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且这两类师资由于自身精力有限，难以满足高质量实践课程授课要求。虽然国家层面也提出法律实务部门与高校的人才双向流动(“双千计划”)来缓解师资不足的情况，但由于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进，导致效果并不理想，“双千计划”在互聘、挂职、反馈阶段分别不同程度的存在衔接不畅、效果不佳、机制不全等问题［5］。如何提高实务部门人员来校教学的积极性，仍需制度予以保障。双师教学已经在许多培养单位进行，但是这种双师培养的效果还有待考察。在同一门课程中，校内教师负责理论部分，校外专家负责案例分析，这种分工如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校外专家如何参与到课程评价中来，其评价的范围都是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摸索。
(二)校外实践环节安排存在的问题
专业实习是法律硕士大量接触法律实务的重要渠道，但由于培养单位对专业实习缺乏有效管理以及实习单位积极性不高等原因，致使专业实习流于形式，难以使学生得到有效的实务锻炼。
1．培养单位的管理缺位
目前法学专业实习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缺少一套科学合理的实习效果测评体系，难以保证法学专业实习的质量，造成法学专业实习形式化趋势严重［6］。目前，法律硕士的专业实习仍然以“完成”作为目标，缺少对实习的具体规范。实习开始前未能明确实习的具体内容。法律硕士校外实践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长，《指导性培养方案》中规定专业实习的时间是第二学年(含第一学年暑假)，不少于6个月，在较长的实习期间，缺乏实习具体内容安排，容易使得实习流于形式。专业实习一般由培养单位集中安排，未能考虑法律硕士自身的特点，例如非法学原专业的优势、学生的专长、兴趣等，造成实习安排学生不感兴趣，积极性不高。实习过程中，培养单位作为连接法律硕士与实习单位的桥梁，理应承担更多的监督责任。一方面监督学生在外实习，是否遵守实习要求;另一方面，监督培养单位对学生的培养，与实习单位及时沟通实习各项事宜。但是由于缺乏制度规范，这种过程中的管理监督被极大弱化。实习结束后，对实习完成情况的评判机制缺失，单一或者过度依赖学生提交的实习报告，这种考核难以在法律职业能力培养方面形成有效的督促机制［7］。而且现有的评价机制仅针对法律硕士的表现，未能评估实习单位的表现，对实习单位没有任何约束机制，也不影响后续的实习合作。
2．实习单位缺乏培养责任约束
就法律硕士教育制度而言，并未规定实习单位应承担法律硕士实践技能培养的义务。实习单位对自身的角色缺乏明确定位，对待前来实习的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基本上并不会区别对待，法律硕士普遍反应研究生阶段的实习与本科专业实习并无不同。前来实习的学生往往是承担繁重的行政事务，以法院来看，绝大部分的工作是整理卷宗与盖章，学生沦为“司法打杂”，变异为法律实务的“旁观者”而非实际的“操作者”［8］。绝大部分实习单位并未安排专门的负责人，法院承担实习生管理工作的往往是书记员，书记员由于其本身并非专业实务人员，对法律硕士专业的认识并不充分，由其负责指导，并不能明确学生通过实习需要掌握的知识与技能。长时间的实习未能实现人才的培养，反而拖累学生，实习效果较差。实习单位对法律硕士的评价考核较为笼统，往往从实习态度、不迟到早退等来评价实习生，对法律硕士实习掌握法律技能缺乏有效评价。
三、实践环节安排的改进
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不仅需要理论教学的支撑，还需要优化办学资源配给，提高法律职业部门的支持力度。在精准把握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高实践环节的质量。
(一)校内实践环节
1．实践课程设置科学合理
合理规划课程比重，提高课程设计中法律实务部门以及学生的参与性。首先，课程开设应综合培养单位办学资源，在突出培养特色(专业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尽量保证多样化。北京大学推行实践类课程的多样化，由校内外专家共同打造实践课程，关注不同法律职业视角下对同一法律问题切入角度和分析方法的微妙差异，为学生提供最直观的实操知识和执业技能②。清华大学加大了法律实务类课程的比重，特别规定了11学分的实践必修环节，采用小班教学模式，以便于授课教师和学生有效沟通和充分互动，更有助于教师对学生的指导［9］。其次，法律实务部门参与实践类课程的设计，不仅能够提高其培养的主动性，还能从更为实践的角度把握问题。最后，畅通反馈的渠道，及时了解学生对实践类课程安排的意见，提高问题解决的能力。科学划分实践类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应侧重于通用型实践技能，而选修课的设置则需要进一步关注学生的未来职业选择方向、非法本法硕本科专业优势等。实践课程设计由简到难，坚持培养的阶段性与系统性并重。实践类课程可以从一开始简单针对具体法律部门的案例分析入手，打牢基础，并注重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衔接，确保理论与实践不脱节。尤其要保证非法本法硕在理论知识掌握较为牢固的基础之上才开展实践教学。之后是针对复杂法律问题解决的模拟法庭与法律诊所，强调学生运用综合性法律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创新考核方式，注重对法律思维、法律应用能力的考察，考核的区间应该持续时间比较长，不是仅仅通过一场笔试或者提交一篇论文来进行，而是通过案例分析、开研讨会或者调查报告等方式进行考核，进而提高考核的针对性。
2．师资结构优化
实践类师资结构的优化是提高法律硕士实践环节培养质量的前提，优化的具体路径有二:其一，内部培养。鼓励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锻炼;建立专门的实践教师队伍;不以科研作为评价标准，也不过度强调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清华大学的“模拟法庭训练”课就一直是由长期在司法机关挂职的教授来承担。其二，外部引入，吸引更多的校外实务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的培养。一方面，完善“双导师制度”，明确校外导师参与实践类课程的设计与教学，并规定校外导师负责安排指导学生的校外实习。另一方面，改革“双千计划”，通过健全保障机制，发挥司法部门的实务优势和培养单位的理论研究优势，二者紧密配合，共同提高，相信二者的结合能够有效缓解目前实践教师匮乏的局面。
(二)校外实践环节
法律硕士的专业实习，是与法律职业最直接的对接渠道。通过专业实习，能够极大提高法律硕士的实务操作能力。
1．培养单位加强过程管理
到法律实务部门进行专业实习是成本与效益最优选择，培养单位对实习过程的全方位监督管理，是保证实习效果的前提。培养单位应综合实习单位和学生的意见制定或者细化实习守则，事前明确具体的实习考核指标和实习管理细则。华东政法大学为有效规范法律硕士校外实习，制定了《华东政法大学2018年度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方案》③。实习开始之前，应主动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实习指导，邀请实务部门的人实地到校园中介绍实习单位的具体实习安排，也可以实行实习前体验制轮岗制度，给予法律硕士更多的实习选择权。此外，培养单位还应主动向实习单位了解用人需求，提高法律实务部门的积极性。实习过程中，培养单位应安排专门的人员与实习单位对接，定期向实习单位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向学生了解实习单位的情况，针对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实习结束后的考核评估，侧重于实践能力的考核，由培养单位与实习单位共同进行。培养单位的评价侧重于结果，通过案例分析、调查报告等方式对学生实习情况做总体把握。建立实习效果反馈机制，收集学生与实习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根据学生需求与法律实务部门的用人需求对实习方案予以完善。
2．明确实习单位的培养责任
明确培养单位的培养责任，用制度或者其他手段激励实习单位的积极性。海南大学推行的互惠式实习机制，站在法院的角度来帮助法院解决其建设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解决了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实践教学支持动力不足的难题［10］。培养单位也可以主动与实习单位签订实习人才培养合同，更好规范双方的培养合作。实习单位的严格管理。明确安排实习管理人员，细化实习具体内容。考虑到一开始，学生上手较难，应由简入难，但是要避免实习学生在实习单位一直从事行政性实务，使学生能最大程度参与法律实务操作。以法院为例，学生应以法官作为指导老师，在法官的指导下参与实际法律问题的处理，体验实体法律知识与程序法律知识的衔接。实习单位的考核评价，侧重于过程性评价，对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参与度以及实际操作能力做出评价。在现有模式下，实习单位最能了解学生实际解决法律问题能力水平的。创新法律硕士培养方式。为了更大程度契合职业人才培养需要，可以通过订单式培养的方式，针对具体用人单位进行培养，在现有研究生培养方向划分的基础上，做出更加细化明确的培养，最大程度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给。
四、结语
现如今的培养模式是单方向的，市场未能充分参与到法律硕士的培养环节中来，学校对于市场需求的把握并不全面，因此其人才培养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通过明确市场的导向性，压缩招生规模，优化办学资源配置，进而通过实践技能培养的科学化，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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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胜，王晓朴．法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法制与经济，2017(03):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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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论文范文8
医患关系不仅涉及到法学还涉及医学学科，其专业性和技术性使得医患法律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特殊性，以至于目前对于如何界定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仍莫衷一是。
1.1医患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
医患关系是行政法关系之观点认为，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的本质是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医疗单位的主体是公立医院，是享受国家政策补贴的非营利性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医院承担了国家相应的职能，医患关系符合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笔者认为，即使在公共卫生领域，医患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并不具备行政法律关系的最根本属性：一方当事人必须是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医方既未依赖行政权力，也没实施行政管理，作为医方的意志和行为并不具有单一性；所谓“承担了国家相应的职能”只是类似于国家通过政策补贴的形式购买服务，以此而把医患之间的关系认定为行政法律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牵强的。
1.2医患关系属于社会法律关系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紧张，涉医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医患关系俨然已成为社会问题，有学者指出医患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法关系。医方遵循生命至上宗旨、坚持救死扶伤职责与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人区分开来，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目标的社会法才符合医患关系的本质属性。还有学者从医患关系所具有的社会性特征来分析医患关系社会法属性的主客观维度，认定其为典型的社会法律关系。仅以医患关系具有社会性特征就认定医患关系属于社会法律关系显然不妥，因为很多法律关系都具有社会性质，如消费关系，其社会性特征也是非常明显。
1.3医患关系属于消费关系
有学者认为寻医问诊属于生活消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消费，医患关系就是消费关系，医疗纠纷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中国消协就始终坚持“患者看病就是一种消费，而且是生活消费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李新荣的复函》以及浙江、广东等省的地方人大相关立法都明确规定医疗纠纷适用消法调整。笔者认同患者看病的确是一种消费行为，但我国消法调整的只是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行为，并不涵盖所有。从主体上看，医疗机构多为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不同于作为消费关系中的经营组织，主体不符合消法；从内容看，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是过程义务，而消法所指的义务是结果义务。所以，主张医患关系是消费关系是无法站住脚的。
1.4医患关系属于独立的医事（卫生）法律关系
我国最早提出将医事（卫生）法独立于于民法与行政法之外的是东南大学张赞宁教授，他指出医疗活动具有高风险性、高科技性、职务性以及社会福利性特征，认为医患关系应属于独立的医事法律关系。
2医患关系法律性质的界定
2.1医患关系的基本法律属性是民事法律关系
目前，我国法律关系的类型只有三大类：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归于前两者显然是不合适的。尽管在医患关系中存在诸如医生的业务自主权、强制诊疗义务以及行政、刑事责任等很多公法色彩的规定，使得医患关系既具有公法关系又有私法关系的特点，但从整体来看，医患关系同社会保障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相似，应属于大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我们不能随意地创造出法律关系的类型。
2.1.1医患双方法律地位平等
医方和患方都有独立的意志，不存在隶属关系，不论是在立法的静态保护、还是在发生纠纷后司法的动态保护中，双方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医疗过程中，“协作型”医患关系模式逐步形成，患方可以对医方的医疗技术、医疗方案进行平等协商，然后才接受医疗服务并要支付相应费用，医患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当然，基于医疗过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得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并不完全对应，但不应因此否定医患关系法律上的平等性，因为所谓法律关系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是指人格和所处法律地位的平等。
2.1.2医患双方意思表示自治
就患方而言，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医疗机构、医生、医疗方案；就医方而言，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如在患者的要求不合理或者不积极配合医院治疗等情形下可以解除与其的医疗关系等，当然不能随意拒绝或者推诿就医的患者，但这并不否认其的意思自治，我国民法也要求对民事活动当事人的意志自由进行必要的干预，救死扶伤是医方的根本职责和基本伦理，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医方的“强行性诊疗的义务”。
2.1.3医患关系符合等价有偿原则
民法的等价有偿原则，是指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及其价值的相当性，主要应指前者。医方提供了医疗服务就可以取得报酬，是有偿的；患者因被诊治获得了健康甚至保住生命，要付出一定金钱，也是有偿的。的确，公立医院收取的费用只是政府严格管控的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价，但其享受了国家财政的政策补助，而财政主要来自于患者等交付的税收。从这种意义上说，公立医院所得到的政策补助正是来自于患者自身，换句话说，医方已获得了部分预缴款项。所以，医患交往的价值应该是相当的，等价有偿原则本也指价值相当，而不是对等，从全社会来看，医方包括医方主体的公立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利益是平衡的，医患关系并不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目前，我国的民法还是大民法，调整范围极其广泛，医患关系具有很多自身特点，但其并未突破民法的根本原则。
2.2医患关系是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
医患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但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相比，又具有明显的区别于普通民事法律关系的固有特征。医疗服务行为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医疗行为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医患关系的特殊性。
2.2.1医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来自于法律的规定
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来自于法律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但医方的很多权利与义务往往来自于医事法律的规定，期中还不乏强制性规定，带有一定的公法色彩。例如，《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立即抢救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再比如，一般情况下，患者到医方求医，医方不得对患者随意拒绝或推诿。
2.2.2发生医患纠纷时，承担责任的往往只是医方单方。
医患之间也可能就患方未付或未及时、足额支付医疗费而追究患方的责任，但这属于一般民事纠纷，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医患纠纷范畴。在进行医事诉讼时，法律只追究医方的责任，并不追究患方的责任。
2.2.3判定医方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主要是其过程义务。
医患之间有就是否存在过度诊断、过度医疗、乱收费而发生纠纷，但只是少数。发生医患纠纷的主要起因往往是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的最终结果，但最终判定医方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主要是其为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医方只要依法、按照医疗规范、职业伦理以及当事人的约定及时提供了服务，即使未能达到患者的期望，甚至出现了死亡，也视作为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无须承担责任。
2.3在医患纠纷阶段，医患关系是民事侵权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