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配论文范文1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将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等工具应用于经济现象定量分析、以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为内容的分支学科,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该课程的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实际应用并重,要求学生既要认真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要注重计量经济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学好这门课程,能提升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研究能力,能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因此本课程在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计量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我国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80年以后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1998年,国家教育部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列为经济学类各专业必修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学学科教学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对我国经济类人才培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目前,计量经济学课程在我国众多高等院校中已经普遍开设,全国各高校纷纷将该课程列为重点建设对象,在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上投人大量精力,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高水平的教材相继出版,该课程的教学水平也明显提高。据李子奈教授调查,高等学校财经类(1992年以后的经济类)专业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比例:1980年为0%,1987年为18%,2006年为98%。
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用于分析非确定性对经济和管理活动影响效应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翻开国内主要的经济类学术期刊可以看到,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分析我国现实经济问题已经成为论文的主体。据李子奈教授调查,近十多年来,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为代表的经验实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分析的主流方法。仅以《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为例,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近3300余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然后迅速提高,2007年达到53％。而且研究对象遍及经济的各个领域,所应用的模型方法遍及计量经济学的各个分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发展与传播,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在社会学、管理学领域迅速扩张,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也有力地促进了计量经济学知识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普及。毫无疑问,在我国,计量经济学模型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分析的一种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目前,“计量经济学”已成为我国经济管理类专业最为关注、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R．Klein)所说:“计量经济学已在经济学科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大多数大学和学院中,计量经济学的讲授已经成为经济学课程表中有权威的一部分”。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Samuelson）甚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
二、计量经济学对大学人才培养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正对我国现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适应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应当加强建设能拓宽专业口径,调整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课程群。计量经济学正是其中之一,它能从以下四个方面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
1、训练学生良好的科学方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描述法、经验总结法、实验法、统计归纳法、数理演绎法。观察描述法、经验总结法易受主观意志的随意支配;而进入科学方法范畴的实验法、统计归纳法和数理演绎法,在给定前提与约束条件下,能最大程度地排除结论的随意性。计量经济学正是统计归纳的科学方法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通过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学生可从计量经济分析时所使用的逻辑原理、程序和方法中,接受严格科学方法的训练,从而在未来工作中自觉地使用它们。
2、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良好技能随着当前全球性新技术革命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们面临着一种充满竞争、挑战和机遇的复杂环境,像过去那样完全依靠感觉和经验进行判断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环境了。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系统理论,给人们提供了系统的研究步骤和一系列高效的研究方法,以便在复杂局面中和难以比较的诸行动方案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它集经济学、统计学、现代数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使用精巧的分析手段与方法,处理极其复杂的问题。学习者可从中得到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良好技能的训练.
3、有助于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和扩散,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学校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在知识时代进行技术创新和知识更新的需要,不断的学习并获取新知识和技能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需求之一,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和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使自己能适应社会。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和建模的具体实践,为学生自学能力及使用文献资料能力的培养创建了一个积极的情境。由于建模所需要的知识是多学科知识、技能和能力的高度交叉,除了与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掌握诸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应用软件及其它学科的知识。宽泛的学科领域和广博的建模技术是学生原来没有学过的或接触较少的,而且也不可能有过多的时间将计量经济学的所有方法全部介绍,只能通过学生自学和讨论来进一步掌握。教师启发式地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方法,然后提出大量的问题让学生去练习,学生围绕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广泛查阅与问题相关的资料,从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又大大锻炼和提高了学生自觉使用资料的能力。这些能力恰是学生今后在工作和科研中永远需要的。当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经济学和财经类的有关专业里,学生不仅数理知识不足,文化素质和协作能力也欠缺。学习计量经济学,参与计量经济建模工作,要求学生从对各种经济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认识和理解,利用先进的手段快速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归纳总结各种信息,抽象、建立模型,解释模型到撰写出一篇完整的论文,使学生能从中体会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自觉主动地弥补自己的薄弱环节,最终得到锻炼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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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决定着企业甚至是整个行业的兴衰。而人才的培养来自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否拥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决定着国家培养人才的水平，甚至是国家的未来。 一、中外高校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所以课程设置是整个教育教学的核心和关键。 我们现以俄罗斯为例简要介绍中外课程设置的差异:俄罗斯某高校金融专业本科阶段课程设置［1］:课程设置国家历史、俄罗斯及国外文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基础、宗教研究、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基础、外语、俄罗斯宪法基础、生态学基础、生命安全、国防、劳动保护基础、体育、政治经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经济学说史、经济历史、经济数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企业经济、管理学、市场经济、企业金融、会计、经济分析、保险、投资、经济法、国际经济、财务管理、税收体系、银行程序、金融市场、财务分析、基金市场、货币与信贷、资产定价、国际金融市场、第二外语、国家经济部门和区域金融、区域金融的当代问题、审计学基础、金融风险管理、国家资金目标学期论文政治经济、微观经济、企业财务、保险、国家金融、税收体系、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国内某高校金融专业本科阶段课程设置:公共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体育、大学语文、大学生就业指导专业必修课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会计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金融学、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经济法专业限定选修课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期权期货与其他衍生工具、金融工程、西方金融理论、公司财务、资本运营、信用管理、管理学、金融英语、财务管理通过以上两所学校课程设置的比较，可以看出国内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外存在一些差异: 1．国内课程设置单一和僵化，没有重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发展比较落后，决定了我国金融专业培养目标的单一性，主要是银行、证券领域，因此导致了课程设置单一和僵化。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在货币银行、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长期以来课程设置单一僵化，不能紧跟金融实践的发展需要。而现代科技和现代生产的发展，要求大学课程必须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和横向联系［2］。国外的课程中涉及到了哲学、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第二外语，甚至是劳动保护和宗教，这些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设置可以使学生扩大视野，更有利于毕业生很好地适应社会和工作岗位。 2．从国外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除了基本课程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学期论文。国外高校从大二开始每学期都要求学生就本学期的课程完成一至两篇学期论文。这是列入教学计划并在学期末要进行考核的。这样可以使学生综合运用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知识，综合阅读文献资料，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国外，国内在这方面做的稍显欠缺。 3．国外大学四年每学期都安排有课程，并且学生到课率非常高，因此以上的课程学生都能够得到全面的学习。而国内到大四安排课程非常少，大四第二学期基本没有课，而且大四学生由于考研、找工作、写论文等诸多原因，到课率非常低，因此以上很多课程学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学习。 二、中外高校教学模式比较 1．我国金融学本科阶段课程多，主要依靠教师课堂授课，这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但是有可能成为培养学生独立性和创新能力的障碍。教师开设了大量的课程，以统一式的课堂讲授为主，造成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缺乏，自学和讨论的时间太少，使有限的学习讨论流于形式。相比而言，俄罗斯高校教学方式就显得非常灵活。每门课程通常都分为大课小课两种形式。每门课程在每周都设有一次大课，叫做讲授课，这种课程是合班上的，教师统一式的授课，讲授基本的理论知识。同时每周该课程还设有一次小课，即讨论课，这时要分成小班，由不同教师组织学生对这门课程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内容丰富，方式灵活，学生可以与教师自由交换意见和观点。这也是一个鼓励学生提出新观点、新方法的学习过程。 2．国内高校本科阶段课堂时间繁多，课外时间不足。除了安排满满的课堂学习时间外，还有学校规定了早晚自习。而国外的教育是教会学生怎样去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俄罗斯教育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启发他们主动学习，不是简单地从老师那里接收知识的单向过程，而是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深入研究，并就所学内容提出疑问，不断思考［3］。俄罗斯高校一般一天时间只有半天是在学校上课，其余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支配。这就给了学生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形成自己的问题和观点，然后拿到讨论课上去研究讨论。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学生不仅能全面掌握学科知识，而且具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国内高校考核方式僵化落后，无论考试课还是考查课，全靠一张试卷来考核学生的成绩。其中客观题占40－50分，主观题占50－60分。在这种考核方式下，有很多学生全靠期末突击，不论其是否真正掌握了这门课程的知识，也能考一个不错的成绩。而国外的考核方式就相对较为灵活，教师在考核中的主动性也比较强。考查课有很多不是笔试，而是口试。每个学生接受教师面对面地提问问题，一般为3个问题左右。考查课成绩没有等级，只有过与不过，并且教师有资格对每班学生中的3－5个进行考查课免试。考试课不是出一套试卷，而是针对这门课程，每个学生有3－5个论述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掌握能力。考试课成绩实行五分制。并且有些课程要求完成学期论文，完成学期论文是参加期末考试的前提，否则将不具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在这种考核方式下，教师具有比较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考核了学生的综合能力。#p#分页标题#e# 三、启示与借鉴通过以上对中外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的对比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课程设置要从社会需求、知识结构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既要学习国外课程设置紧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又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开设课程，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课程设置。比如，虽然我国当前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我国还是银行主导型国家，银行还是金融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所以在开设金融学课程的时候就要针对这一点，立足于宏观金融，以微观金融为辅，这样才能既适应我国国情又能与世界接轨［4］。 2．国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国外很多金融学、经济学的教授都是各大银行的行长、保险公司的高层，拥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国外学生的实践机会也比国内学生多很多。 3．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国内的教学模式给学生灌输了大量的类似“1+1=2”这样的“无用的、绝对正确的”知识，而教给学生的有用的方法太少，这样的学生动手和科研能力都会比较低下，难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我们必须改变现行的教学模式，少讲多做，真正把相应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教给学生，促使学生形成研究性学习习惯，有更多的思想空间。 4．改革考核方式，赋予教师更多的灵活主动权。让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特点，灵活地选择笔试、口试或是其他考核方式，消除仅凭一张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应试教育的弊端。 我国金融学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能够适应和满足经济全球化要求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熟练掌握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管理、决策、科研能力的应用型、复合性人才。改革那些陈旧过时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如应对来自各方面、全方位的挑战，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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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支出结构。
在研究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文献中，普遍的结论是地区间标尺竞争和官员晋升激励竞赛成为产生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尹恒和朱虹（2011）通过比较县级财政可支配转移支付作“增量收入”和“既有收入”的用途，分析了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激励，证明了县级财政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乔宝云等（2005）利用1979年~2001年的省级数据，发现地区间财政竞争导致政府存在对资本投资的偏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不足，地方居民的经济福利被忽视了。平新乔和白洁（2006）运用1999年~2002年省级数据研究发现，预算内支出主要用于教育等公共品，而预算外支出则主要用于满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傅勇、张晏（2007）运用1994年~2004年的省级数据同样发现政府支出结构存在“重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倾向。
2.政府教育支出结构。
Su（2004）认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效果，文章利用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证明基础教育的支出偏向会有利于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公平，实证部分探讨了公共教育支出的经济效应。廖楚辉（2003）利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政府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支出偏向以及带来的效益增长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期的重要作用。李贞（2012）从教育支出的地域结构角度，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收敛概念，提出政府应该缩小教育投入的地区差距，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以及人口大省有所倾斜。王蓉、杨建芳（2008）认为财政分权对省级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具有显著影响。郑磊（2008）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财政分权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财政自给度具有正效应。上述研究有助于澄清政府教育支出在三个层级教育以及区域之间分配偏向的原因，但很明显，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对于本科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这两类高等教育类型的拨款划分比例研究上尚存在空白。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推进，但从基层实践的情况来看，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要迎合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3.职业教育投资回报。
DanielaGlocker、JohannaStorck（2014）利用夏普指数（Sharpe-ratio）研究了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与风险，发现应用学科和职业教育的收益/风险比值要高于大学教育。JonathanMeer（2005）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降低辍学率，而且提高了弱势群体的收入。综上，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使得高等教育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在调节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中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国高职高专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因此本文试图对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以及进行分析。
二、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地区经济特征，劳动力市场特征，教育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因素等与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的关系。以地方政府对其所属普通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的拨款比值作为度量衡量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指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Yit=β0+βTXitT+ai+uit其中，Yit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变量，本文使用高等职业教育地方财政支出与高等本科教育地方财政支出比作为衡量；XitT为各影响因素向量；β0为截距项；βT为各影响因素的系数；ai不随时间变化的其他因素；uit为因时而变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将可能影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因素分为以下四类：具体描述如下：（1）地区经济特征。地区生产总值，来描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地区生产总值不平稳，进行回归时会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对其取自然对数然后进行差分；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比例，来度量地区的城市化程度。（2）劳动力市场特征。由于部分用人单位招聘设有学历门槛，为了反映本科学历和高职高专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择业差异，我们采用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来反映毕业生就业灵活度；分别用就业人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来表示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或地区对技能型以及理论型人才的需求程度。（3）政府行为。由于考虑到目前我国本科高校具有层次划分，其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也不同。在本科大学中，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央部委直属重点本科的经费由中央直接划拨，而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由省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拨款筹建。因此，为了研究地方政府在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间的支出偏差，需要剔除中央政府直接划拨给重点本科的经费，表示为各地区本科院校中中央政府给重点本科的拨款比例，但由于我国有11省（自治区）没有中央直属本科学校，因此采用地方属本科学校政府经费与所有本科学校政府经费比值来代替；其次，用地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衡量地方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分别用央地财政收入比值（收入分权度）、财政支出比值（支出分权度）、地方财政收入支出比值（财政自给率）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4）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也会受到该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能力，或者学生对该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影响，我们用各地区本科和专科的学生规模作为指标。但考虑到本科学生规模的统计口径并未区分重点本科和普通本科，这样国家直属重点本科的人数未能剔除，因此以各地区本科院校中中央政府给重点本科的拨款比值作为普通本科学生规模的权重。各变量度量指标的数据来源如下：地方属普通高等本科学校、高职高专学校、中央属普通高等本科学校、普通本科学校经费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教育经费收入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央及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地方教育支出均来自于《中国财政年鉴》；各地区本专科在校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大专学历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城镇化程度（城镇户口人数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实证结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出现，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采用基于同根假设的LLC检验方法和基于不同跟假设的ADF检验方法，结果显示，地方支付教育支出结构（y）、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差分值（ggdp）、城镇化水平（city）、人才需求度（xl）、教育资源差异（dedu）、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hedu）、地方支出偏好（dexp）、财政分权各指标（czzj、srfq、zcfq）为平稳数据，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gyrs）一阶差分后平稳，故后续分析中采用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gyrs）的一阶差分（dgy）作为回归分析变量。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采用Huasman检验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根据结果，论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模型1中加入了国有单位员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这一指标，结果显示其并不显著，同时与模型2进行比较发现，出去这个变量对回归结果影响很小，进一步更换财政分权变量发现，国有单位员工人数指标始终不显著，且去除后对回归结果影响较小，因此，本文认为国有单位员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结果影响不显著。模型2、模型3、模型4选取了不同的财政分权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各回归变量都显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地区学历需求、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财政分权等指标的系数为正，而教育资源差异和地方支出差异两个指标的系数为负，各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与预期结果相似，因此认为本文的回归分析具有可信性。
三、主要结论
分别来看各项因素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影响：
1.财力充沛的省份有职业教育支出偏向。
从回归结果来看，地区GDP、城镇化水平、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财政分权指标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地区GDP、财政分权和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三个指标的系数较大，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初步结论：财力充沛的省份有职业教育支出偏向，经济发展水平越强、财政收入越高的省份更倾向于缩小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差距。
2.高等教育资源差距大的省份倾向于缩小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支出差距。
从教育资源差距这个指标的回归系数来看，各模型回归系数都显著，且为负数，系数较大，影响显著。地方高等职业教育和地方本科教育在校学生数反应了当地高等教育固有的发展状态和规模，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于，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资源差距越大，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在财政支出方面进行弥补，缩小这种差距。
3.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学历需求结构对财政支出结构有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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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缴纳情况；对策
0引言
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增长比例持续升高，且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逐步上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增长且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这一群体的养老保障福利的缺失是我国社会福利建设进程中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流动人口是否能够实现老有所养、是否已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已为学者所关注。近年来杭州市通过各种举措来吸引外地人才来杭发展，城市流动人口与日俱增，因此本文将杭州市作为调研点，以流动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为研究对象，设计了相关问卷，进行实证调查分析得出具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养老保险问题以及影响因素，并对此提出相关对策。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定义有多种理解，蔚志新（2014）提到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大家常常明确以“时间”和“空间”为衡量标准，把超过“一定”时间限度、跨越“一定”空间范围的位置变动才视为人口迁移或人口流动。陈乙酉（2018）同样解释了流动人口是特有的概念是在我国特定的户籍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是指公民离开了其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和工作。基于此本文把流动人口定义为长期在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围绕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国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在养老保险参与状况和相关影响因素，为完善流动人口养老保障制度提供政策建议等议题而展开。常仁珂（2014）认为地区乃至企业利益的冲突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参保积极性。刘厚莲（2019）研究认为流动人口自身参保意愿不强也是造成流动人口低参保率的原因之一。国外对养老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系和模式的建立H．Robert＆J．E．Stiglitz（2001）提出在强制性的公共养老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比较争论比较激烈。此外Fan（2008）总结了关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政策的覆盖面广、可操作性强、政策条款详细、制度本身的法律地位高等，对国内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有借鉴意义。综上，我们发现关于流动人口养老缴纳问题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从宏观角度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的研究，对于流动人口个人情况、身处环境及主观感受方面的分析较少，没有较为深入地探讨。本文选用杭州市流动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为研究对象，从个人、企业、国家层面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得出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缴纳率低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所涉及的研究和相应对策更加细致，具有针对性，可供进一步优化设计思路。
2调研结果分析及问题
2．1调研基本情况
本论文针对研究流动人口本身的特点，在职业介绍所进行广泛地调查，于杭州市就地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3份。在调查过程中，本文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问卷设计、选取调研对象、分发问卷、统计分析全过程。
2．2调研统计结果
把本次问卷调查归结为流动人口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政策认知程度及参保情况三部分。统计结果及分析如下。（1）基本信息。本次调研的受访者共283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有179人，其参保率为63．25％。在性别结构方面，男性参保率为59．76％、女性参保率68．07％，但调查对象男女所占比例不同，男性所占样本量高于女性，男性164人，女性119人。在年龄结构方面，通过调查统计结果发现，较多的参保者年龄段都集中在26－35周岁与36－45周岁之间。在户籍结构方面，城乡户籍参保率分别为60．94％、65．16％，城镇户籍人口有128人，而农村户籍人口有155人。在婚姻状况方面，单身85人，有配偶198人，基本养老保险单身与有配偶的参保率分别为69．41％、60．61％。调研结果剩余情况的分析将在下一章中详细阐述。（2）政策认知程度。流动人口对政策的认知程度与获取基本养老保险相关知识的途径统计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受访者对养老政策的非常了解的只占11．54％，而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群却超过82％；针对流动人口受访者了解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途径来看，自己主动查找相关信息、亲朋好友介绍了解养老保险政策的占调查人群的大部分，其中有43．31％的流动人口平时会主动关注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而从社保等相关部门的宣传中获知信息的被访者很少。（3）参保情况。受访者关于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之间参保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2．3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调研结果中可以看出，参保者的已参保时间大多在5年以内，283人中参保率为41．34％，流动人口整体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非常低。由于此次调查中，调查范围有限且集中于主城区，所以杭州市流动人口真实的参保率应该更低。
3流动人口参保意愿差异的原因分析
（1）收入差异。统计结果显示，每月平均收入水平高的流动人口受访者，由于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往往有余力缴纳基本养老保险。（2）政策认知。统计结果显示，在社会保障事业多年的发展与完善之后，越来越多流动人口知道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但对其深入了解的人却很少，相关部门养老保险政策的普及力度和深度未能使大众加深对养老保险政策的理解，许多人知道基本养老保险的含义与意义，然而因为缺乏长远的目光，看不到其带来的好处。（3）文化程度。统计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在小学水平受访者有79人，占比最大，但其中参保人数占比最大的是本科及以上的受访者。这是因为受访者的文化程度越高，一般将更有理性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将更具预测能力和规划能力，对长寿的风险将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是以他们将更愿意参保。（4）参保情况。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强制企业执行的一种养老保险，企业和职工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用，但由调查结果可见，仍存在流动人口和劳动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甚至签订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还出现未参保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排除部分是流动人口个人的原因，企业的或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4改进对策
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相对成熟与完善。早在2012年，英国为了满足劳动力工作需求的变化，同时降低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服务平台来提高转移接续的效率，该制度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人才合理配置；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200多年的美国把养老保险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发挥政府、企业和个人作用三者相辅相成，成为美国养老制度的三大支柱。对于中国而言，养老保险起步比欧美发达国家较晚，各方面制度措施仍待完善，无论是构建全国统一养老服务平台的个人账户记账制度，还是养老保险制度分类互补制度，国外独特的政策和制度对提升我国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缴纳率，完善养老保险体制机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1落实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国家政府合理适度补贴
不仅要提高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更要积极落实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确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同时把“饼”做大，还要把基本养老保险的“大饼”广泛惠及劳动人民。此外，国家政府应根据现状合理进行补贴。财政部门须加大针对“非税收入”的征管力度，要最大限度地组织收入，做到财政二次分配能力的提高，通过财政补贴低收入者，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来缩小收入差距。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4．2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积极联合各类新闻媒体开辟专题专栏，放大有关社会保障宣传的影响，引导广大个体、小微企业、私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努力营造公民应当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舆论氛围。由调查可知，大多数流动人口因自身文化程度有限，其对养老政策认知的不足，因此须丰富宣传的手段，延伸宣传的范围，强化宣传的意识，开展多样化宣传形式，抓紧宣传工作不放松，积极深化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险的认识，加大对政策的理解，提升参保的法律意识和对养老风险的防范意识。
4．3加强监督管理力度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5
【关键词】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激励；参保率
1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现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主要面向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工作者。欠发达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年龄多在20～60岁，受教育水平不高，多数为初中或高中毕业，工作岗位不稳定，工作强度较大，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文件了解较少，更无法准确理解国家的政策，对自己是否应该参加养老保险比较迷茫[1]。相对于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远低于各类企业职工的参保率。欠发达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1.1参保意识淡薄
灵活就业人员中，30岁左右的青年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年岁较小，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较远，还有部分灵活就业者错误地认为参保收益和支出不成比例，参保动力不足。45岁左右中年人逐步意识到自己身体素质有所下降，且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最少缴费年限时，认为应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却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实际状况，且此时子女多数正在就读高中或大学，双方父母多数已经步入老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慢性疾病，生活和医疗成本都在增加，中年家庭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收入水平低，缴纳养老保险的费用占总体收入的比例较大，为了缓解当下生活压力，部分人员选择放弃缴纳养老保险来换取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1.2缴费负担较重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一般企业员工来说，企业缴纳20%，个人缴纳8%。对灵活就业人员来说，总计缴纳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计入社会统筹基金[2]。虽然相对于企业工作人员来说，总计缴费降低8%，但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没有单位承担，全部为自己缴纳，且灵活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多低于社会一般平均工资，相对来说缴费负担更大。参保人员发生退保时，只有个人账户部分可以退保，纳入社会统筹基金的大部分不得退还个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积极性。
1.3收入不稳定导致养老保险断缴
由于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未及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超过政策规定期限后便产生断缴现象。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没有稳定工作，流动性大，行业竞争激烈，不同阶段的收入变动较大。收入中大部分花费为日常吃喝住行、医疗、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等基本生活支出，由于工作不稳定，多数会将结余部分存入银行，以防某段时间没有收入来源维持日常生活，忽视了长远利益。在外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单位不为其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碍于情面或害怕失去工作机会，很少敢于提出参保的要求，部分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返乡后由于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导致中断参保。还有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在缴满15年后，达到了最低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限，也会中断参保。从社保基金安全角度来说，断缴为国家的社会保险事业增加负担，从参保人角度来说，断缴会影响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害其切身利益。
2激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对策建议
2.1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和相关基层工作部门应加大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采取制作宣传海报、现场宣讲以及借助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兴宣传方式，多手段、立体式地宣传，提高政策的宣传效果，使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了解相关参保政策。必要时，可以针对初高中或大学生举办相关讲座，宣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相关政策，在校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也容易准确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讲座不仅对其今后参加工作保障自己的社会保险权益有好处，也可以将政策宣讲给家长或身边的亲朋好友，增强全民参保的意识，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
2.2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尽早尽长参保
出台相关鼓励政策，鼓励青年灵活就业人员尽早参加养老保险。一般青年人的生活负担相对较小，多数有能力缴纳养老保险，以避免拖到45岁以后，由于种种因素，个人收入难以支持参保支出，贻误参保机会，难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和政策。对于参保缴费满15年的人员，鼓励其在经济可承受范围内，尽可能长地缴费。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在缴费15年后，认为就不用缴费了，不如存银行合算。我国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原则为多缴多得，参保人员缴费满15年并达到退休年龄领取的养老保险待遇，与个人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余额均有关。而且缴纳计入个人账户部分是计息的，以2016年至2019年为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与同期银行利率如表1所示，可知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要远远高于同期银行五年期存款利率。并且国家自2005年以来已经连续16年调增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每年的调增金额都与缴费年限相关，灵活就业人员增加缴费年限要远比存银行获得的收益更高。
2.3加大国家财政补贴力度
针对2020年的疫情情况，为缓解企业困难，国家出台了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的政策。具体以河北省来说，对中小微企业的养老保险费用的单位缴纳部分免于征收，对大型企业的养老保险费用单位缴纳部分减半征收。疫情对灵活就业人员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也会降低，再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就更为困难，相关管理部门在一定的调研基础上，考虑灵活就业人员的经济承受能力，出台适当的减免缴纳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帮助灵活就业人员渡过难关。
3结语
我国即将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也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灵活就业人员作为稳就业的重要力量，群体日益庞大，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灵活就业人员年老后，将逐渐失去劳动能力，影响生活经济来源，其享受社会保险福利待遇，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完善相关的机制政策，激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妥善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问题，让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社会良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孙玉阳,王国辉,赵海珠,等.阜新市灵活就业问题研究[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5):517-520.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6
［关键词］教育公平；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深化改革
教育公平是指，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严格遵守公正平等原则，避免资源分配过度倾斜，教育整个过程中按照公平原则开展教学活动，个体均有进入高校享受教育资源、得到公正评价的均等机会和平等权利。
一、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内涵辨析
从权力系统层面来看，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内涵在于实现集权与分权的统一；从教学管理层面来看，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内涵则在于实现引导与自主的统一。
（一）权力系统层面：实现集权与分权的统一
伴随着高校学科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和知识迭代高速演进，高校校长及管理者在专业知识和学科建设中的优越性逐渐隐匿。在行政管理与高校学科发展重叠时，管理者由于行政能力与业务水平兼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超出管理者知识范围部分的工作中，管理者逐渐让渡部分权力，发挥自己的管理优势，积极听取专业学科带头人及其他教师的意见，并赋予相关教师部分决策权。如此，高校工作的决策就实现了集权与分权的统一。另外，在教育监督工作中，高校一般不设专门的考核与监督管理部门，而是将考核和监督工作细化于日常的行政与教学管理工作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监督和考核工作的专业性建设，但实现了监督权力的分化，从而保障了监督和考核结果的公正性。由此，在高校的考核、监督工作中，集权与分权实现了统一。
（二）教学管理层面：引导与自主的统一
高校教学管理一般是以学分制为基础进行的。在具体的教学生活中，学生和教师都统一接受高校管理，受高校制度约束；同时，课堂教学很大部分的自主性掌握在教师和学生自己手中。课堂组织方式、教授内容范围、课堂节奏把握等元素都需要在具体授课中才能体现出来，另外，考试考查方式的决定权一般也掌握在教师手中。由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与自主实现了统一。引导与自主的统一不止体现在课堂教学之中，在高校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之中也有所体现。高校对教师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教学和学术两个方面。对教学的管理，上文已进行了分析。另外，高校对教师学术研究的管理体现在方向的把握上，对教师具体课题研究内容的选择和项目的申请，高校应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对学生管理，除去基本的学习、学术生活外，高校会为学生组织多样的活动，但学生也有自主选择性。另外，很多社团活动及社会实践的自主权直接掌握在学生手中。在保证个人安全的前提下，学生可自由支配自己的课余时间，高校一般不会干涉。由此，在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上，引导和自主是相统一的。
二、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公平性缺失的表现
目前，高校教育管理制度公平性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学籍管理、考核管理、实践教学管理以及教师管理四个方面。在学籍管理方面，表现为学制弹性不足、专业转换困难；在考核管理方面，表现为考试与考查方面的不完备；在实践教学管理方面，表现为教与学的不自由以及学科竞赛管理制度不完善；在教师管理方面，表现为评价方式过度量化，评价过程忽视教师参与。
（一）学籍管理制度中教育公平缺失的表现
首先，学制弹性不足。在学籍管理制度中，弹性学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旨在为学生提供提前或延期毕业的制度保障，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学制。在实行弹性学制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依据自身的学习状况和高校的课程安排，修满规定学分，或以在某一方面的优异成绩申请免修相关课程。这项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在保障学生学业成绩和素质培养的前提下，给予了学生选择差异化发展的权利。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在弹性学制的执行上面临着较大挑战，导致弹性学制弹性不足。第一，学生若因个人身体状况或毕业论文（设计）无法如期完成，提出休学或延期毕业，高校一般会予以批准。一般情况下，高校为四年制本科生保留7年学籍，为五年制本科生保留8年学籍；硕士研究生保留5年学籍，博士研究生保留8年学籍。各高校学籍最长修习年限亦略有差异。对于超过学籍保留期限的学生，高校会进行清理，取消其获得学位的资格。第二，弹性学制的出现，更多是为了满足学生提前毕业的愿望。但是，因高校管理的繁复及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提前毕业的学生占比不大。学生要想提前毕业，需要在提前修完所有课程和选修学分，并完成毕业设计和答辩。这些工作需要学院教师、学位授予负责人、学生个人等多方的协作下才能完成，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难度颇大。其次，专业转换困难。入学后的第一年，高校一般不允许转换专业。在大二开学时，一般会为学生提供一次转换专业的机会，但同时高校会对转专业学生的现有专业成绩进行严格考核。另外，高等职业教育一般只有三年学制，在大二再换专业，基本便失去了转专业的价值和必要性。对于本科生转换专业，高校会在转换名额上给予限制。另外，对学生要求较高，要求其“确有专长”，但对“确有所长”尚未给出确切的标准和考核类目，因此，真正能够实现专业转换目标的学生还在少数。
（二）考核管理制度中教育公平缺失的表现
在现行考核管理制度中，考试和考查是主要的管理方式。首先，在考试中，教育公平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一，部分高校对学生成绩优秀率和不及格率存在硬性要求，一般高校要求教师将优秀率控制在总人数的10%以内，不及格率不低于5%。硬性要求是为教师评卷和考查提供参考，但对学生实际水平的测评则有失公平。第二，考试项目比例不合理，一般考试总成绩由平时成绩的20%+期末考试的80%组成，虽已对学生的日常表现给予了关注，但关注度和关注面仍不全面，很多学生仍旧是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第三，试卷主客观题目比重不合理。为了评卷方便，很多教师在试卷内容设计上，客观题占绝大部分，考查学生思维和能力的主观题所占比重较小，这样的分数占比和内容设计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考查中亦有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对于很多选修课的成绩考核，多数高校采取的是考查方式。任课教师对学生提交的课程论文进行批改，给出考查分数，以此作为学生该课程的成绩。这种方式为学生自主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便捷，但在分数考核中因内容和教师喜好的主观性较大，容易造成分数差别较大、分数与论文水平不对等的情况。
（三）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中教育公平缺失的表现
首先，教与学的不自由。实践教学一般涉及对实验和操作有要求的学科。在实验室的运作和管理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需要共同在实验室进行某项实验，但实验结果和数据采集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若时间超过了实验室的管理规定，则无法有效完成该实验，二者在此出现了矛盾。其次，学科竞赛管理制度不完善。很多专业和学科会组织多种级别的竞赛，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但是很多高校没有给予院系经费和资源支持，导致很多竞赛活动无法如期开展，导致学生虽然通过日常教学在理论知识上获得了提升，但在实践能力上仍有欠缺。
（四）教师管理制度公平性缺失的表现
首先，评价方式过度量化。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一般依据高校和院系的各类评价细则和要求，由各项表格、数据组成。这样的评价方式易于执行，较为精准；但简单的数字、项目对应，削弱了教师的热情与积极性，也无法洞悉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其次，评价过程忽视教师参与。高校对教师的评价多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采集教学、科研成果等方面的数据，收集专家评课的分数，教师在这个过程中的参与度较低。
三、基于教育公平视野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对策
针对学籍管理、考核管理、实践教学管理以及教师管理四个方面公平性问题，高校应当完善学籍管理制度与人才培养方式，建立多样化的教学考核评价制度，健全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及机制，构建尊重理解教师的教师管理制度。
（一）完善学籍管理制度与人才培养方式
第一，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根据学生的学习和课程安排状况，高校可以推出课程免听与课程免修方案。课程免听是指，学习成绩优异或已选修过类似课程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自学申请，免听全部或部分该课程，但需要参加最终的考试、考查，成绩合格即获得该课程学分。课程免修是指，学生凭借已取得的相近课程的优异成绩或参加免修结业考试的成绩，申请免修某项课程，并取得该课程学分。第二，鼓励学生参与事务管理。高校和各学院可以设置行政助理岗，并给予适量的工资、补贴，让学生参与到学籍与日常行政工作中来，通过增强学生对高校工作的参与，提高学生对高校管理工作的认可度和责任心，并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到日常工作中，促进高校工作效率提高。第三，推广“小学期制度”。我国的很多高校已经实行了“小学期制度”，即在两个正常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或寒假再添加一个小学期。高校制定培养方案，使学生利用小学期尽早进行实习、实训，或学习相关课程，及早完成学习要求。第四，规范档案管理。学生档案中涵盖学生的录取信息、成绩单、毕业论文等各项内容，每位学生的档案都是不同的，信息的复杂对规范档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需要从理念上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并对工作人员实行专业培训，提高办公自动化水平，使学籍档案工作有序、高效运行。
（二）建立多样化的教学考核评价制度
第一，丰富考核形式。单一的考试、考查形式，阻碍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对学生综合水平的全面考量。高校应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将实验、实践活动、面试、讨论等形式纳入考核形式中；关注对创新能力的考核，打破“唯分是举”的局面。第二，调整考核内容。在内容上，给予师生充分的自主权，使考核内容更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首先，理论、实践并重，将对理论知识的考查和实践能力的考查统一纳入考核体系。其次，客观、主观并行，既强调客观知识的记忆和累积，也要注重对学生思维方式、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查。再次，拓宽考核范围，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测评。相近课程的教师可以一起组织考试，通过综合性强的题目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第三，调整学习资源使用制度。首先，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它包含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建设。高校应加强教学资源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更丰富的图书资源、更完备的实验室设施等；高校在软件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步伐也不可滞后，应当及时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注重对最新知识与信息的引入。其次，引进“慕课”资源模式，借鉴国外“MOOC”实施的优秀经验，借助Coursera平台，实现优秀课程资源和优秀教师资源的共享。
（三）健全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及机制
第一，创新实践平台，加强校企合作。高校能够直接为学生提供的实践机会很少，通过加强校企合作，推进实习生进企实习，能够为高校、企业、学生带来多重效益。其一，高校为学生找到了有效的实践平台，甚至可以借用企业的优势资源建设教育实训基地，完成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其二，企业可以挖掘潜在的员工，并节省了招聘和人才引进成本；其三，学生找到了安全、可靠的实习单位，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积累了工作经验，并为自己找到了潜在的就职单位。第二，拓宽经费来源，保障实践经费。首先，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或提高专批实践经费。其次，应转变经费支持观念，将实践与教学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平衡实践与教学的财政支出。再次，强化经费管理与监督制度，保障经费使用得当，将经费使用落到实处。最后，拓宽高校经费来源，包括鼓励教师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接受校友会及企业的经费支持等，并将经费用到实践教学中去，以学生实践的方式回馈企业和校友的捐赠。
（四）构建尊重、理解教师的教师管理制度
过分量化和细致的考核标准制约了教师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高校应在政策和方向上指引教师，但对具体、基础的教学和科研项目要进行宽松化管理。在教师向高校提交教学和科研计划安排后，高校应给予教师更多的自主空间，并根据教师的工作安排和高校资源的状况，组织教师进行进修或学术交流，保障学生教学工作、教师科研项目、学术交流活动的有序进行，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另外，高校应注重对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创新能力的培养，建立“个人创新档案袋”，为教师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和环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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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配论文范文7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安徽省；MATLAB
一、前言
虽然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现阶段速度加快，但仍存在个别地区水平仍较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3.20%增加到2016的51.99%，年平均增长率为1.25%，大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合肥市和亳州市2016年新型城镇化率分别为72.05%，38.28%，二者相差33.7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在各个地区发展不协调，所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挖掘阻碍其城镇化进程的短板是迫在眉睫的。
二、文献综述
中国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评价研究颇多。阿荣[1]等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基于此基础，选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余艳昕[2]创新地将传统的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来进行研究，科学的测算出重庆市各区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并给出了具体建议；钱力[3]等在测算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水平的问题上，采用常用的主成分分析法，根据综合得分对甘肃省进行了级别划分。张巧玲[4]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权重的确定采用CRITIC方法，并分析了山西城市化发展水平，从总体和时间轴方向，确定了影响其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总之，中国学者对中国或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本文基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2007—2016年以及安徽省2016年16个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分析。
三、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数据的来源
立足于数据的真实性和研究的要求，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安徽发展年鉴》、《安徽统计年鉴》。
（二）数据的标准化
当各个指标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时，若是利用原有的数据值进行研究，由于量纲的不同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所以，采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数据归一化是众多数据处理中最具代表性的，它通过一定的算法限制一定范围内的数据进行处理。通常做法是将数据设置在[0，1]之间以简化后期的数据处理过程。本文运用的数据归一化处理方法为线性函数转换（最大最小值转换法）：x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评价指标，y表示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max和min分别表示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各个评价指标不同，权重也有所不同。本文运用MATLB建模编程确定评价体系中社会进步，经济增长、人口素质与生活水平、环境质量四个角度共16个指标权重值，每一指标的权重值最终限定在0~100%之间，权重值和为1。（见表1）由表1可知，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体系中，一级指标环境质量所占的权重最大，也就是说环境质量最能影响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而经济增长指标所占的权重最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较小。
四、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实证分析
（一）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总体评价
运用MATLAB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安徽省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得到安徽省各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综合得分情况，各年份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综合得分及排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某一年的综合评分是负数，是因为将指标的平均值作为零处理的结果。所以表中正值表示该指标值大于平均值，负值表示该指标值小于平均值。由表2可得到，2007-2016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逐渐加快，各项指标数据逐年增长，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到显著效果。
（二）安徽省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
根据2016年安徽省16个市的相关数据，应用本文所建立的评价体系对各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进行测度，结果如下。由表3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高居第一的是合肥市，亳州市倒数第一，其与合肥市得分相差3.1351，合肥市与排名第二的芜湖市相差1.4138，由此可见安徽省16个市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不符合协调发展的战略，只有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蚌埠市、宣城市和安庆市处于平均水平之上，其他各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在安徽省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综合得分基础上，按照不同的分类进行区域划分。第一类，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发达区（综合得分0.25以上），只有合肥市。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中心，各项指标都高居榜首。2016年合肥市人均GDP为80138元，财政收入6148493万元，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生产总值的45%，城镇居民家庭支配收入34852元，都远高于其他几类区域。第二类，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较高区（综合得分0.05-0.25），分别为安庆市、宣城市、芜湖市、马鞍山市、蚌埠市共五个地区。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分别为1279945万元、1393237万元、2987167万元、1403192万元、1338791万元，都高于除合肥以外的其他城市，且基本建设投资完善，可作为投资的首选。第三类，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一般区（综合得分-0.15-0.05），共有三个城市分别为黄山市、滁州市与铜陵市，这些区域受资源要素限制，各方面要素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第四类，新型城镇化水平较差区（综合得分-0.35—-0.15），分别为六安市与池州市共两个地区。这两座城市和其他城市相比正于向工业化过度的新阶段。第五类，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落后区（综合得分-0.35以下），共有四个城市分别为阜阳市、亳州市、淮北市、宿州市，这些区域位于北部，人口众多，尤其阜阳市2016年在籍人口1061.55万人，高居全省第一，这些区域城乡居民家庭支配收入较低，农村贫困范围大。
五、总结
本文从主要影响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四个方面出发，建立论文多指标体系，并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一）安徽省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失调
从2016年安徽省各市排名情况看出，合肥市综合得分最高，亳州市得分最低，仅有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蚌埠市、宣城市和安庆市6座城市处于平均水平之上，其他均低于平均水平。总体呈现出“南强北弱”、“东快西慢”的失衡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应在加强综合实力的基础上注重协调发展，各区域间应进行积极的经济交流合作，而且不同地区的资源也各不相同，根据地区相对资源优势发展对应地产业，然后各区域进行交流和补充，相互弥补加强合作，相对落后的地区积极地从其他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引进先进的科技和人才。作为安徽省发展较快的合肥市、芜湖市、蚌埠市应在高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方面进行选择和创新。皖北由于其地区资源相对充足，所以可以在药材、食品加工、纺织等方面进行选择。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不协调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某些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极不协调。以阜阳市与宣城市为例，阜阳市2016年在籍人口数高达1061万人，位居安徽省各市在籍人口数第一，而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在各市中倒数第二，是新型城镇化落后区；宣城市2016年在籍人口数280万人，城镇人口规模较小，而宣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较高区。对于这种现象，城市在大力发展经济水平的同时，也应注重人口素质的提升。对于人口基数大而经济较落后对的城市要解决好当前的困难，必须加大在教育、创新和科技进步等方面的投资，优化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推行鼓励积极就业的政策，提高劳动力水平，更要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促进人口规模与经济水平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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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配论文范文8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态经济学;环境
一、经济增长与超载的世界
经济增长支配着当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须服务经济增长。现行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和与此关联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高税收才能减少赤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社会凝聚力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至上主义”已经让世界超负荷运转并恶化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收入不均等问题。世界经济在增长，但生态系统不会随之增长。增长意味着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肠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资源转换成更多的废物，以满足经常性破坏性的个人欲望（Daly，HermanE，2014）。当今天的科学家们谈论气候变化条件下“沙尘暴”越来越多时，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剧烈的生态与社会的改变。这些可预计的危机也必将带来剧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自古希腊人以来就一直争论着，包括财富创造的极限、美好生活的意义、如何实现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伦理与行为、价值认识论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这些现代主题的推理与观念线索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料中均可检索到，并唤起很多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弃和忽略的话题，包括亚当•斯密（1759）有关社会动因的作品、马尔萨斯（1798）关于人口与贫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关于对再生能源依赖的作品、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48）关于稳态经济的作品、马克思（1867）关于剥削、阶级冲突与资本积累的作品、凡勃仑（1899）关于演进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费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经济学的浪漫主义批判作品也与这些主题相关联。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态经济学历史脉络中的一些有限尝试，但最具价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关于能源—环境方面的论文。生态经济学虽发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仅有滥觞之力，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表达了至今仍旧流行于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论和基于环境问题制度分析的广泛写作。但其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关现代工业经济的著作各自涵盖了自我控制市场经济体与公司的兴起，两者都明确地将其主题与环境退化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弹》（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预示了对环境问题一种更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觉醒。经济增长问题也被置于议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运动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去物质化、选择简单随意公社式的生活。不过，流行的环境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风生水起，然后进入到经济辩论之中。辩题也从人口增长（EhrlichandHoldren，1971）扩展到对经济增长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对生产方式的质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长对社会的巨大影响（Hirsch，1977）。与此同时，激进的环保主义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经济学里，能源危机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环境问题（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这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轻蔑与反对（如Beckerman，1974），这类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对技术工业污染给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不以为然。滴滴涕与人类和动物的出生缺陷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开端，武器测试的核辐射、核工业事故、温室气体、臭氧层空洞、酸性沉积物、滥伐森林陆续成了政治议题和国际研究项目。工业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加给人类很多的怨恨、忧虑、恐惧和无奈。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而言，经济增长具有恶劣的误导性（Mishan，1969）。人们认为，环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经济学以外的价值（Krutilla，1967），但这些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论框架（Kneese，1984）。最基础的访谈数据结果对人类心理学与动机的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Spash，2008）。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偏好功利主义、最优控制模型、折现、一元论价值体系和教义化的数学，严重限制了批评、创新和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环境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力开宗立派，他们固执地教授一个核心模型，将污染描述为易于纠正的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局部问题，是一次性的市场失灵（Spash，2010）；更糟的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将污染视为一种最优行为（Mishan，1971）。因而，20世纪70年代，那些对环境问题发表激烈评论的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在那个十年被边缘化了，其因在于他们的评论太具强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发表了一篇经济熵的文章，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长远地看，增长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础性改革。他从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压力到变革需要的时间以及人类系统可能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推理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怀疑。经济系统与伦理道德判断的分割，既要关注活着的同类，也要关注未来子孙。赫尔曼•戴利（1977，1992）认为，面对经济熵定律和对增长的批判，最好的目标选择是“稳态经济”。否则，大自然的反馈循环将迫使我们这样做，那时可能就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更多激进文学作品和思想者的潜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属于主流阵营，将其广泛的多产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之内，包括机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义，而正是它们限制了环境经济学家的早期努力。为实施环境评估，测度与价值问题成为生态经济学的高频议题，部分原因是尝试理论“包装”，以便为采取行动吸引经济和政治支持。后来，环境影响的物理计量技术也被开发出来，如生态足迹。更多的成本，如效益类型的研究也扩展到生态事务当中。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如果像在市场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样处理生态系统会存在严重问题（Spash，2008b）。于是，一种“混改”式的作品出现了，因为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能从过去经济学实践中发展一个连贯一致的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