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丰泰照相馆拍摄《定军山》，开始了中国拍摄电影的尝试工作。1923年，《孤儿救祖记》成功上映，结束了这种尝试。故1905至1923年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尝试期。［1］（P4）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文学及其他的艺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展现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电影的特别影响，笔者另撰专文论述新文学运动中电影与文学的关联。在尝试阶段，中国电影的发展面临诸多的困难，电影体制建设既毫无基础，又无据可依；另一方面，电影人才极度缺乏。幸运的是，与电影有着极亲密关系的文学雪中送炭，为它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支援。在整个尝试期，中国电影与文学都呈现着极为密切的交融态势。但与此同时，电影因为自己的独立品性和追求等原因，又表现出诸多与文学的间离之处。 一、电影指称与文学的交融与间离 电影从其诞生起，就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但在1905年到1913年间，直接探讨电影的理论文章极为少见。值得注意的是一篇译文，这篇文章发表于1912年的《东方杂志》，注意到了电影与文化和文学关系。该文系TY生译自日本京都法学会杂志第七卷第四号。文章指出，影戏有许多社会用途。 如学校教授自然科学及历史、地理、心理诸学科，若以影戏利用之，则生徒易于记忆，知识便于注入。还可以用于道德、伦理以及教育方面。欧美诸国，每于影戏易幕之时做广告，可见其也有益于商业。其他如保存历史材料，也以影戏最佳。所以它也有益于历史。但是，影戏也易于作伪，很可能使后世史学家无法辨析。［2］该文最后指出：影戏者实将来文学上之有益的史书。 电影是从国外引入的一种艺术样式，在英语中，有三个单词指称它，即film，movie，motionpicture。在中国电影史上，从中国近现代期刊对电影的指称看来，其主要的称谓有：影戏、活动影戏、影剧、影片、电影等。1921年以前，刊登电影相关文章的刊物非常少，其中刊登过相关文章的主要有《东方杂志》、《进步》、《清华周刊》、《妇女杂志》等。 1922年以后新增了《紫罗兰华片》、《游戏世界》、《快活》、《小说世界》、《小报》、《心声》、《戏杂志》等刊物。1923年以后，“电影”逐渐成为大家公认的、使用频率最高的称谓。1924年版的《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对电影的称谓进行了梳理，该书指出：影戏的名称，各国各地不同；英美名叫“MotionPicture”，法国名叫“Cinema”，德国名叫“Kinematograph”，日本名叫“活动写真”，江浙等省名叫“影戏”，京津一带名叫“电影”，广东又叫“活动影画”。对于为何采用“影戏”命名，也作了解释。 文章认为“影戏”或“电影”的命名较为简洁了当，但因为觉得扮演影戏之动作与表情，较舞台剧更为细腻自然，但又需顾及戏Drama的重要使命。为统一名称，顾名思义起见，径名“影戏”。 尽管相关文献较少，但从有限的文章中，也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电影指称的变化线索和规律。其相关数据是：1905年到1923年间的中国期刊中，以“电影”为题目的文章不足10篇，以“影戏”为题的文章在30篇以上。可见，在尝试阶段，指代“电影”这一新事物时，“影戏”的使用频率远比“电影”高。1923年以后，“电影”一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世界电影几乎同步进行。如《交大月刊》1896年第1卷第1期刊载了心汉的《有声电影述概》。该文从科技的角度对有声电影进行了探讨。这篇文章的出现不能不使人惊异于国人对电影这个新生事物的密切关注。要知道，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短篇要到30年以后（1926年）才出现。1926年8月6日，世界第一部有声短片《唐•璜》（美国华纳公司，巴里摩尔主演）诞生。第一部百分之百的有声片《纽约之光》出现于1929年，美国华纳公司出品。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则要到1931年。该年3月，由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于上海公映，导演为张石川，编剧则是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洪深。 黑白片，胡蝶和王献斋主演。然而，在尝试时期，为何会出现“影戏”指称占主流地位的情况呢？若将电影与文学联系起来想，就不难明白了，其原因就是“影戏”实乃从戏剧、戏曲的指称借鉴而来，这从上述周剑云、汪煦昌的《影戏概论》可找到印证。随着电影的发展和人们对电影的进一步深入，才逐渐从“影戏”认知过渡到“电影”的共识，随着“电影”指称确立，表明它脱离了文学的印迹，树立了自己的标识。 二、电影摄制全面借鉴舞台文学 虽然理论界并未探讨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但中国的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呈交融态势。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拍摄了《定军山》，主演为谭鑫培，此为中国电影制片的第一部，1913年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和香港华美影片公司的拍摄活动以及1916年商务印书馆的兼营电影业务，蕴涵了中国电影的形态萌芽。［1］（P9） 《定军山》既是无声戏曲片，也是舞台艺术纪录片。《定军山》主要由“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片断组成，讲述三国时期蜀魏交战，蜀老将黄忠向军师诸葛亮讨令，击退了魏国将领张郃，并乘胜攻占魏军屯粮要地天荡山，杀死守将夏侯德，随后攻打魏军重镇定军山，黄忠用计将守将夏侯渊斩首。［4］（P1） 《定军山》用三天时间拍成，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第一次拍电影便与传统民族戏剧结合的尝试。此后著名演员纷纷参加影戏拍摄，有俞菊笙的《艳阳楼》，许德义的《收关胜》，俞振庭的《白水滩》、《金钱豹》，小麻姑的《纺棉花》，周信芳的《琵琶记》以及梅兰芳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5］（P10）#p#分页标题#e# 在丰泰照相馆之后，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该公司贡献中国电影史上的又一批新的电影作品，这批电影作品不再局限于将戏曲等舞台剧直接录制下来，而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创新，摄制出了中国电影史上较早的故事片。由《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05－1930）》的数据可知，1909年到1917年间共出品电影13部，除《黑籍冤魂》由幻仙影片公司于1916年出品之外，其他影片均由亚细亚影戏公司出品，且都出品于1913年，绝大部分都由张石川导演。1919至1923年间，共出品电影30余部。张石川曾在1935年的《明星》杂志上发表《自我当导演以来》。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文学对他从事电影导演工作的帮助。 该文的部分内容如下：远在民国元年，我正在从事于一种和电影毫无关系的事业。忽然我的两位美国朋友，叫做依什儿和萨佛的，预备在中国摄制几部影片，来和我接洽，要我帮他的忙。 那时候，不但中国绝对没有制片公司，就是现在差不多达到最高过度发展的美国电影，也还幼稚得可怜。妇孺皆知的喜剧圣手查理•卓别林氏，那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只会乱跳乱蹦的小丑呢！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差不多为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张的我，却居然不加思索地答允下来了。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就很快地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我的朋友郑正秋先生，一切兴趣正集中在戏剧上面，每天出入剧场，每天在报上发表丽丽所剧评，并且和当时的名伶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毛韵珂、周凤文等人混得极熟。自然，这是我最好的合作者了。第二年，亚西亚影片公司成立，影戏已经决定开拍了，演员就请了一班半职业半业余的新剧家，只有男的，女角也是男扮。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这工作，现在最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当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我还记得，好像一直到后来创办明星电影学校的时候，《电影杂志》编者顾肯夫君将Director一字翻译了过来，中国电影界才有了“导演”这一名称。 我们这样莫明其妙地做着“无师自通”的导演工作，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联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当时还没有发明四百尺和一千尺的胶片暗盒）———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电影上的“特定”（CloseUp），好像那时葛雷菲士（DavidWaikGriffith）还没有发明———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有告一段落，那末，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动作继续做下去。 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还不觉哑然失笑。然而这正是电影事业飞入中国第一燕，也正是中国电影发达史中最初的史实！［6］（P236－238）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正是在戏剧的影响下，张石川爱上了电影的摄制。他借助于戏剧创作和表演的经验，开始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电影制作的探索。他所组建的电影制作团队中的工作人员，也基本上来自于文学界。张石川为亚细亚影戏公司在1913年所导演的电影主要有：《打城隍》（又名《三贼案》）、《二百五白相城隍庙》、《滑稽爱情》、《活无常》（又名《新娘花轿遇白无常》）、《难无难妻》、《杀子报》、《五福临门》（又名《风流和尚》）、《一夜不安》。这些电影中，除《杀子报》为戏曲改编而来的电影之外，其余大都是故事片。由张石川的叙述可知，这些故事片的拍摄手法跟戏曲片的拍摄也并无多大差异。及后来，明星影片公司创办，张石川于1922年再度出山导演电影，这时，电影的拍摄手法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世界电影的发端自1895年开始，卢米埃尔兄弟的《水浇园丁》和《火车到站》等电影的成功上映标志着人们对电影这一新生的艺术形态真正地接受和认同。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影片已能直接从社会生活中取材，并且带有叙事的冲动。例如影片《水浇园丁》，园丁浇水，由于绊到了水管，导致浇湿了自己。其中的戏剧虽然很淡，但所使用的电影技艺却是明显的。可以猜想，《水浇园丁》中所使用的电影技巧应该为中国的电影人所知晓，然而迟至1913年的《难夫难妻》，中国电影依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这深层原因应该就有电影观的问题。甚至可以如此设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电影就是把舞台戏曲拍摄下来，电影从属于文学。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从改编文学作品中逐渐起步 除体式方面对文学有所借鉴之外，中国电影在功能方面对文学的借鉴和使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国影片大典》、《中国电影发展史》等文献所载影片看来，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或者是取材于文学作品的电影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无疑表现了电影与文学的深度交融。中国最早的故事片是1913年出品的《庄子试妻》，编导为黎民伟，摄影师为罗永祥，主要演员有黎民伟和严珊珊。《庄子试妻》改编自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的“扇坟”一段。［5］（P11） 庄子路遇新寡妇人煽坟，使坟速干以便改嫁。便回家试妻。庄子诈死，并化成楚王孙试探其妻。 庄子妻田氏爱慕楚王孙，与之结婚。洞房中，楚王孙忽患头疼病，须服人脑方能治。田氏劈开棺材，欲取庄子脑陈伟华：论中国电影在尝试期与文学的交融与间离109髓。庄子突然跃起。田氏羞愧自杀。庄子弃家出走。［4］（P2）《庄子试妻》是中国第一部运到海外放映的电影，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演员，实地取景，人物穿民初服装，使用了摄影特技。［4］（P2）1905至1923年间与文学作品相关的电影如下：①北京丰泰照相馆（均为戏曲片）：1905年，《定军山》。导演：任景丰。演员：谭鑫培等。为京剧传统剧目，又名《一战成功》，取材《三国演义》七十至七十一回。1905年，《长板坡》。演员：谭鑫培等。为京剧传统剧目，又名《单骑救主》，又名《赵云救主》、《当阳桥》。取材《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1906年，《青石山》。演员：俞菊笙、朱文英等。为京剧传统剧目，又名《捉狐斩妖》，又名《清师斩妖》，本事见于《长生记传奇》。#p#分页标题#e# 1906年，《艳阳楼》。演员：俞菊笙等。为京剧传统剧目，又名《拿高登》，梁山好汉故事。但《水浒全传》和《水浒后传》中均无此情节。1906年，《金钱豹》。演员：俞振庭等。为京剧传统剧目，又名《红梅山》，孙悟空与唐僧的故事，但《西游记》中无此故事。1907年，《白水滩》。演员：俞振庭等。为京剧传统剧目，又名《捉拿青面虎》，又名《十一郎》。取材清人《通天犀》传奇故事。1907年，《收关胜》。演员：许德义等。为京剧传统剧目，又名《战泊口》，取材《水浒传》六十三至六十四回。 1908年，《纺棉花》。演员：小麻姑等。京剧传统剧目。商务印书馆影戏部：1020年，《车中盗》。编剧：陈春生；导演：任彭年；演员：丁元一、包桂荣、任彭年等。取材于美国尼可拉司原著、林琴南翻译的《焦头烂额》（商务印书馆版）中的《火车行劫》。1920年，《春香闹学》。导演：梅兰芳；演员：梅兰芳、姚玉芙等。为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中的一段，原名《闺垫》。②1920年，《天女散花》（又名《天女宫》，梅兰芳编剧）。导演：梅兰芳；演员：梅兰芳、姚玉芙等。为京剧传统剧目。1923年，《莲花落》。导演：任彭年；演员：张慧冲、张惜娟等。由戏曲《郑元和落难唱道情》改编而来。 1923年，《清虚梦》。编剧：陈春生；导演：任彭年；主要演员：丁元一、包桂荣等。由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劳山道士》改编而来。亚细亚影戏公司：1913年出品的《杀子报》（又名《家庭血案》），根据同名戏曲改编。导演：张石川；摄影师：依什尔；主要演员有张双宜、胡恨生、丁楚鹤、陆子青、马清风等。幻仙影片公司：1916年，《黑籍冤魂》，原编剧为许复民，导演为张石川、管海峰。主要演员有查天影、徐寒梅、张石川等。根据上海新舞台演出的舞台剧改编。［7］（P7） 《黑籍冤魂》为吴趼人原创小说，载《月月小说》1907年2月号；许复民改为京剧。③从制度层考量，二者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间离。表现为这一时期开始产生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等新电影类型。如阿•劳罗所拍摄的新闻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1908）、《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1908）、《上海租界各处风景》（1909）、《强行剪辫》（1911）、《武汉战争》（1911）④等；亚细亚影戏公司1913年拍摄的新闻片《上海战争》；商务印书馆影片部1917年拍摄的纪录片《商甸印书馆放工》、新闻片《盛杏荪大出丧》等。这些影片无论从数量还是影响力来说，都不及上述故事片和戏曲片。当然，这种间离也正是电影增强其独立性的重要途径。对比21世纪的电影与叙事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即便是戏曲片与故事片，也不再像电影发展初期那样，照录文学作品，而是体现出鲜明的电影特色。 电影不单单有了较为成熟的编剧队伍，创作出原创性的电影剧本，即便是改编文学作品，其改与编的程度也比初期大了很多。近年来，原创性的电影剧本可能要占到50％以上，而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的风貌，只要看一看《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的电影改编就可以很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四、电影尝试期与文学变革发生历史契合 整体而言，1905至1923年间，无论就总体还是单就叙事而言，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的交融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电影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学的荫护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单选中国优秀传统剧目，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希望借着中国优秀的文学名气打开电影的市场；另一方面也是想将中国传统的优秀舞台剧以电影的形式保存下来。再一方面，其实也是对电影这一艺术样式的形式上的探索。换言之，中国电影在发展初期，正是以中国文学为源泉和养料的。正因为这种动机，使得它与中国新文学在内容和形式自然产生一种间离态势。因为新文学革命，恰是对传统文学的变革。丰泰照相馆为沈阳人任景丰于1892年在北京开设。该馆在当时是第一家，因此生意非常兴隆，拥有照相技师和学徒十余人之多。除照相馆之外，他还在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园。任景丰感于当时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缺乏，于是产生了摄制中国影片的念头。正好那时德国商人在东交民巷开设了一家祁罗孚洋行，专售照相摄影器材，任景丰便从那里购得法国制造的木摇摄影机及胶卷，开始拍摄影片。谭鑫培为我国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中“谭派”的创始人，戏路极为宽博，文武昆乱，无所不能，有“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有皮簧以来，谭氏一人而已”的评语。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谭鑫培在电影《定军山》中扮演黄忠，这正是他擅长的角色之一。［8］（P13－14） 1905年至1923年，既是中国电影的尝试期，也是中国文学的变革期。这种契合也给二者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提供了语境。中国传统文学成为该时期的中国电影的养料，新文学在古旧立新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其他艺术包括电影寻求借鉴。 从功能内容层面上看，该期的中国电影与文学既有交融之处，也有间离之处。间离之处表现在电影以古代经典戏曲故事和古代题材为主，而文学作品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既有古代的才子佳人题材，也有现代的社会题材。特别是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文学作品要远远超前于电影作品。 当然，电影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如新闻片和纪录片类型的电影。如阿•劳罗于1911年拍摄的新闻片《强行剪辫》，反映了辛亥革命中的剪辫事件。该期，当中国电影还在考虑怎样自我完善时，文学界已有了“革命的呼声”。如梁启超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提出中国要“诗界革命”，在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9］（P408）此外他还提出“文界革命”。 当中国的电影还在艰难地寻找专业的电影人才的时候，中国的作家们早已多不胜数；中国的电影还在苦苦寻找电影院为栖身之地时，中国近代新兴的报刊业为中国的文学作者们提供了众多施展拳脚的舞台。 #p#分页标题#e# 专门的文学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不妨看一看《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中的统计数据：从1903年至1911年，9年时间，中国年均出版（发表）小说的数量（部＼篇）为通俗小说15800；文言小说144；翻译小说10467。刊载小说20种以上的报刊有《月月小报》、《广益丛报》、《大陆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绣像小说》、《中外小说林》、《小说林》、《新小说》、《商务报》、《新新小说》、《十日小说》、《宁波小说七日报》、《安徽白话报》、《东方杂志》、《重庆商会公报》、《竞业旬报》等。出版近代小说20种以上的书局有《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广智书局》、《群学社》、《新世界小说社》、《文明书局》、《小说进步社》、《申报馆》、《集成图书公司》、《有正书局》等。［10］（P2－7）1905至1917年间能够拍摄电影的公司和机构仅有北京丰泰照相馆、亚细亚影戏公司、华美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等。［7］（P1－7）1919年以后才有更多的拍摄电影的公司和机构出现。 在专业的电影期刊方面，迟至1921年，才有目前所知出版最早的中国电影杂志《影戏丛报》出现。1925年以前，仅有《影戏丛报》、《影戏杂志》、《明珠》、《电影杂志》、《晨星》、《电影杂志》、《电影周刊》等7家电影期刊出现。［11］（P1－5）1922年张石川等人联合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中开篇指出创造生气勃勃的空气，来改造中国死气沉沉的现象……谁有这个能力？惟有文学家……艺术家有这个能力。创造生气勃勃的空气，来改造中国死气沉沉的现象……是谁的责任？这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责任。他认为发行的必要性主要有八个。（一）引起观众研究影戏的兴趣。（二）把《影戏杂志》做成一个中国影戏的开路先锋。（三）使得那些已经在办中国影戏的，仿佛月月得一个顾问。（四）介绍欧美影戏名著，做国人的借鉴。（五）使得看影戏的，得到极灵通的消息。（六）使得中国人，有分别影戏好坏的眼光。（七）使得批评影戏的，多一种发言的机关。（八）使得研究影戏的，多一种参考的资料。［12］（P13－17）郑正秋的文章有力地证明了文学对电影及其期刊发展的支持。 五、结语 简言之，中国电影在尝试期与文学的交融主要体现为：电影在指称的形成与确立、电影作品的摄制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文学元素；中国电影在对文学作品的转录和改编中逐步发展和完善。因为历史的际遇，中国电影的尝试期与文学变革期恰好发生契合，这种契合给二者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提供了语境，也使它们出现了相间离的追求。在最初的阶段，电影几乎是文学、特别是舞台剧的实录。随着电影创作经验的不断丰富，拍摄以及放映实践的增多，电影逐渐摆脱对文学的依赖，慢慢表现出更多的间离姿态。中国电影在与文学的交融中逐渐得到发展；文学给中国电影在艺术样式、题材内容以及编剧、导演、演员等各方面以全方位的支持；在与文学的交融中，中国电影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加速了自己发展和成熟的进程。中国文学也借助于电影这样一种全新的大众传媒，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知名度。这种交融与间离既推动了二者的发展和成熟，也给中国文学艺术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发展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从史实的角度，以实证的方法探讨了中国电影在尝试期与文学的交融与间离。实际上，中国电影在尝试期与文学的交融有必然性，其间离也有必要性。其交融的必然性在于，电影与文学天然具有亲缘关系，此不单表现于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中。其间离的必要性在于，电影要发展成熟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必须脱离对文学的依赖，必须形成自己的特质。电影与文学是不同的艺术类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使命，故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相互间离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