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民歌”，是传统民间音乐的代表。“原生态”本意是指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关于原生态民歌的定义，音乐界尚且没有统一的概述。乔建中先生认为，“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这个提法源自人与环境、文化和环境的关系。伍国栋教授认为，“原生态”音乐就是处在生活状态中的，以生活为本源的，没经过专业发展，没有现代乐器伴奏的自然态的音乐，是民间集体创作，口传心授的[1]。田青先生认为它是对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金兆钧指出，原生态民歌的本意是指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现在更精确的定义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始生存状态的民族民间音乐。黄允箴分析道：“原生态民歌是音乐与生活的复合体，是生成于我国久远的农业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相依、与其民俗事象相融，与其各种生活需求相应的传统民间歌曲。”俞人豪则提出原生态音乐是指大致形成于自然经济时期，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民间音乐[2]。不可否认的是，原生态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谁也不能确切地指出它地生成时间。它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民间原始文化的记载。对于“原生态民歌”的界定，我们比较认同乔建中先生和黄允箴教授的看法：原生态民歌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息息相关，强调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原生态民歌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具有很深的文化系统。这里拟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透析原生态民歌的流变与传承。 一文化生态与原生态民歌的联系 原生态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深藏于民间的原生态民歌体裁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蒙古族的长短调、牧歌、呼卖，土家族的哭嫁歌、薅草锣鼓歌、摆手舞歌，新疆的十二木卡姆， 陕北的信天游，山西左权的开花调，彝族的打歌，广东客家山歌等等，风格各异、色彩斑斓。原生态民歌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它的原生性、本土性、即兴性。以山西左权县的原生态民歌为例：左权县是一个交通相对闭塞、地道的“居万山深谷之中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左权音乐的富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歌富县。山里人在劳乏了一天过后，随口而唱的开花调，仿佛是解除疲乏的良药，在“情哥哥”、“亲妹妹”的对唱中，人们又激情地干起了繁重的农活。大家耳熟能详的左权民歌如《桃花红、杏花白》、《亲圪蛋下河洗衣裳》，以及本土歌唱明星刘改鱼、歌王石占明。在这些山野乡村里，民歌似乎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必需品，如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与人们的生活相融在一起。黄允箴教授有一段话这样说道：就文化而言，原生态民歌是生活和艺术的双重复合体。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属于音乐，具有音乐艺术的特质。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又是生活本体，与小农经济社会的各种生活习惯难分难解、如漆似胶；就社会功能而言，原生态民歌主要为广大农村乡镇百姓衣食住行的一切生活需求服务，成为农业社会的社会成员们最为信赖和依赖的忠实伴侣；就思想感情的内涵而言，原生态民歌反映了农业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喜怒哀乐、是非好坏、群体心理和民族性格[3]。黄教授的这段话，可以说把原生态民歌①的艺术特质表达得淋漓尽致。 提到原生态与衍生态民歌，什么因素决定了真正的原生态民歌，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生态环境的不同。故这里主要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叙述文化生态与原生态民歌关系，以及原生态民歌与衍生态民歌的区分。“文化生态学”是1953年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其《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要研究由于人类适应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在文化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文化也将显现出不同的生态现象，形成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及群落的不同结构、分布、发育和变迁等情况[4]。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文化，与其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生态的方面了解原生态民歌文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原生态民歌所处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跨步转变，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过去我们有很多劳动歌曲，现在生产方式改变了，没有人再人工插秧或薅草，所以插秧歌、薅草锣鼓等等这些东西自然就没有了；过去牧民骑着马唱牧歌，渔民在小船上撒网唱渔歌，现在机械化捕鱼，牧民骑着摩托车放牧，牧歌、渔歌没有了；过去林场有很多号子，锯木头有锯木头的号子，放倒树有放倒树的号子，抬木头、上坡、下坡都有号子，现在都是机械化，这些东西都没有了”[5]。社会大变革的洪流，使许许多多的民间传统音乐品种永远的消失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原生态民歌与之相依附的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飞跃。社会的发展，山里修上了公路，家家拥有了电视电话，农活不用再过多的花费人工劳力，所以，“传统的民歌用不着了，年轻人不会唱也不愿唱了，会唱的人也走了”[6]。在这些传统的音乐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将要消失殆尽的时候，保护与弘扬“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就此拉开，民众文化的觉醒，使传统的民间艺术又重新见到了曙光。自此，传统的民间歌曲以“原生态”的头衔出现在电视、舞台、比赛中，人们重新拾起了对古老传统艺术的兴趣。在原生态民歌被搬到舞台荧屏之后，甚至是作为单独唱法出现在国内影响最大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比赛舞台上之后，争议之声层出不穷。许多专家在质疑：搬向荧屏的原生态民歌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从严格意义上讲，离开了原生环境的原生态民歌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原生态民歌，而是衍生态民歌，衍生态与原生态民歌的本质性区别就是是否离开了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而它们所体现的功能与价值也是各不相同的。原生态民歌的价值在于是以辅助劳动、促进生产为主，而衍生态民歌由于媒体的渲染，离开原生环境后主要的价值是展示与交流，当原生态民歌流变成衍生态民歌后，它的功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更有续生态民歌，即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是各民族流传广泛的原生态音乐经过作曲家进行改编的音乐。这些歌曲，在作曲家保留原民族风格、特点的基础上，加入西洋的作曲技法，通过对调式、节奏、旋律等的改变，变得更合理化，更适合音乐教学及比赛等。这些歌曲进入音乐院校并被学生广为传唱，成为宣扬各民族文化，彰显音乐个性的有力举措，如《峡江情歌》、《孟姜女》、《昭君出塞》等。#p#分页标题#e# 二冲击与困惑：原生态民歌的流变 1970-1990年，“西风东渐”的潮流使传统的文化艺术一度退到衰危的边缘。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传播主体的萎缩，受众客体的漠视，传播主体即生活在田野山间的人，在老一辈歌手相继去世，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接受了流行音乐的影响后，喜欢上了更新潮、更现代的流行乐，对本民族音乐的排斥，对外面世界好奇期盼，使他们纷纷放下锄头走出大山，向城市进军。这样本民族传统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断层，会唱本民族音乐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受众客体，即欣赏音乐的人，受占领主要音乐市场的通俗音乐，以及“韩流”、西方爵士、摇滚乐等的冲击，加上原生态民歌很多方言的演唱，使人们听不懂歌词大意，更使听众无暇顾及传统的民间的音乐文化。伴随着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传统的艺术开始复苏，由民间传统音乐改编的时尚音乐“新民歌”的横空出世，其朗朗上口的音调以及时尚与传统结合的特色，使其迅速在主流音乐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也对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中国的民族声乐在经历了“全盘西化”、“土洋之争”、“土洋融合”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后，逐渐形成了科学的、系统的、成熟的民族唱法。在以金铁霖教授为主导的声乐教育领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民族歌唱家、歌手。如家喻户晓的、宋祖英、阎维文、张也等。但是在创建了完整的民族声乐学派之后，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种民族唱法符合了大众的审美需要，之后大家群起效仿。于是越来越多相似的声音出现，有的是刻意的模仿，有的是为了迎合大众，在比赛、电视上，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风格相似的歌手的演唱。这就是前几年声乐界许多人提出的民族唱法“千人一声”的现象。郭建民先生认为：艺术精致化之后，尤其是成为“显学”之后，容易变得单一，规范化了，没有个性了。这就是一切艺术走向顶峰之后的必然，也是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7]。那么，在歌唱技术化的基础上，怎样才能使民族声乐百花齐放，唱出不同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最重要的是向传统音乐学习，抓住艺术的本真才是发展之道。原生态民歌是民族唱法的根，深入挖掘民族民间音乐，掌握各民族音乐的特色并运用到演唱中来，才能唱出更具民族味的民歌。 三反思与启示：原生态民歌的走向与传承 我国的声乐艺术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56个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声乐艺术的千姿百态。传统的东西总是值得人们去深入的研究、探讨，而每个地域的民间音乐也是作曲家们创作大量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的源泉。原生态民歌作为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在商品化社会的今天，发展速度可谓日新月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忽略与漠视虽是不可避免但也是最不应该的。 原生态民歌在充满争议的热潮中艰难的生存，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原生态现象，不能盲目地把它置于一个相对高度去说保护传承，或置于一个低纬度去排斥。在保护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在最大程度上保存原生态民歌的原生性，又要防止在当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经过商业包装后的“衍生态民歌”出现过多的异化，更要遏制由变异产生的伪生态民歌。因此，在当前对原生态民歌的态度上，保护与传承是第一位的，把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文化深入研究，怎样使其与现代化的社会进程相互融合，怎样可持续的发展，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原生态民歌的原生性不能丢，作为当今民族唱法的根，原生态民歌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厘清原生态民歌的划分、定义、流变、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论述，深入地探索原生态民歌，对于寻根求源到发展与保护民族民间音乐将有着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