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1
雨中漫步，享受着芬芳的泥土气息。此刻我们无须撑伞，也不须驻足，我们只要一颗虔诚的心，只要一双明亮的眼睛，观看这朦朦胧胧的画面。
斟酌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蕴，最初我只感觉到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黄昏的不喜欢，再细细品味，发觉它已经将夕阳与黄昏的承接关系描述的淋漓尽致。
“月是故乡明”这其间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的确，观望异乡的月亮，我们不禁想起故乡的童年生活。怀想起我们在池塘里嬉戏的时刻，那是多么快乐的呀。入夜，我们躺在妈妈的怀抱里，看着明亮的月亮，不一会我们便睡着了，我们多么天真呀。现在踏上了求学的路，不禁思念起故乡，想起自己的童年。
再回首，远望高高低起伏的群山，松竹桦柏把荒芜的大山，装扮的生机勃勃，同时也为山村的美丽景色又增添了几多情意。深夜，原本萧寂的山村更显的寂静。只有大山以它那高低起伏的身躯，描绘出一幅动态美的图画。啊，大山你竟然如此美丽又神奇。既让人心旷神怡，又让人琢磨不透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2
[关键词] 欧阳黔森；《绝地逢生》；底层农民；苦难；希望
《绝地逢生》是一部以农村改革开放为题材的电视剧。剧中讲述了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中一群少数民族村民们在村支书蒙幺爸的带领下，经过三十多年的沧桑磨难，从极度贫困逐渐走向富裕的艰辛历程。该剧自2009年登陆央视以来，因其呈现出的浓郁的西部风情和少数民族人们的人性美而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持久的兴奋与感动。在电视剧带给我们强烈的审美震撼的同时读其小说文本也有一种久违的轻松与喜悦。在书写底层农民悲苦无告的生存境域与扭曲裂变的人格几乎成了近年来乡村题材作品共同主旨的当下，欧阳黔森的《绝地逢生》它在叙述苦难时，始终不忘彰显人性的敦厚善良与生存的顽强坚韧。所以小说中的苦难远离暴力、血腥、死亡，充满了爱和温情。但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家想要表现幸福，轻快，欢乐的时候，便孤独无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一个孤独的人的力量永远是薄弱的，作品也不会高明。”[1]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阳黔森无疑是孤独的，他的作品可能会因此失去广泛的关注与共鸣。但是在浓黑的苦难叙事让我们对现世存在充满惊惧、怀疑、绝望的今天，《绝地逢生》所展现的温暖与希望如一股甘泉，慰藉与滋润着我们沉重的现实人生，而且小说中生动、流畅、口语化的语言和简约优美的自然景物描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别致的审美魅力。
一、苦难与希望并存的叙事主线
《绝地逢生》它写的是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中一群少数民族村民们所居住的盘江村石漠化非常严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长期以来，村民们只能靠吃国家救济粮勉强为继，最困难的时候曾发生过产妇被活活饿死的悲剧。小说开篇就讲述在一个狂风暴雨即将来临的漆黑的夜晚，盘江村王结巴的妻子翠儿因为饿着肚子生产，结果难产而死。母亲死了新生的婴儿也面临着饿死的危险。在婴儿生死攸关的时刻，村支书蒙幺爸毅然决定杀掉刚生的牛犊子，号召村民们捐出仅来的粮食来喂养母牛，用母牛奶来养活这个可怜的的孩子。
在极端的苦难面前，盘江村民们善良淳朴的人格发出了圣洁的光辉。读者也许会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极度的贫困，是村民们的懒惰吗？就在这个不平常的夜晚，劳动模范王大有偷偷出走试图到外面觅活养家。王大有的出走使蒙幺爸暴跳如雷，而大队团支书韦号丽为黄大有的辩护揭开了盘江村贫穷之谜，也解答了读者心中的疑惑。
韦号丽想想说：“幺爸，我们大队地少人多，像大叔这样的，有力气用不上，一年到头也分不到多少粮食。再加上有人出工不出力，照样没少分粮，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偷懒。你说，像大有叔这种勤快的人，会安心吗？”
韦号丽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盘江村之所以贫穷，它既有人人皆知的那个年代不合理的政治原因，但更与地少人多的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
水是农业的生命，盘江村长期以来缺水严重这也是导致它贫穷的重要原因。为改变缺水的现状，蒙幺爸组织村民热火朝天地修起了水库。水库很快修好了，在众人的热切期望下装了满满一库水，但一夜之间水又全没了，蒙幺爸着急之下跌倒在水库里。地质专家来了，经一番勘探，告诉村民们这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很难储水，且生态环境恶劣，石漠化严重，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必须往外搬迁。专家的话如当头一棒，把蒙幺爸击得瘫坐在地。一部分村民开始往外搬迁，大部分人却不愿背井离乡。蒙幺爸开始思索盘江村的出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颇具商业头脑的蒙幺爸发现花椒很适合在这种贫瘠干旱的土壤种植，并且它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带来经济效益。花椒的大面积种植和乡村旅游的开发改变了盘江村人们的命运，使盘江村民们在历经无数的挫折磨难后终于踏上了富裕之路。
小说尽管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盘江村民曾经的苦难，但是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与人性的丑陋、卑劣、欲望无关，它是那个年代政治决策的失误及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结果。而且这部小说与当下流行的底层文学相比，最为独特的是它叙说了这些农民们在极端的穷困面前仍不失他们善良、勤劳、坚强的美好本性，而且苦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让他们的生存变得更有意义与价值。这种苦难与希冀并存的生活既是中国当代农民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因为它使阅读少了一份紧张、沉重与压抑。这样的阅读体验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轻松与乌托邦式的遐想。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文本缺少如《被雨淋湿的河》（鬼子）那样为民代言的价值追求，也没有《马嘶岭血案》（陈应松）、《我的索菲娅公主号》（须一瓜）那样对底层农民扭曲人性的揭示。但在当下这样复杂的语境下，《绝地逢生》带给我们的无疑是对生活的启迪、希望与温暖，而这才是文学作品所要追求的精神超越。
二、理想的人物形象书写
在我国风起云涌的历史变幻中，底层农民似乎一直都是愚昧、麻木、无告、卑贱的代名词。乡村政治的掌控者，在我国权力的层级结构中尽管微不足道，但因为有了这些失语的农民群体的存在而显得意味深长，在民主与法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的时代尤显如此。近年来，文学作品中不乏农村村干部的形象。如《绝地逢生》中的蒙幺爸、毕飞宇的《玉米》中的王连方、贾平凹的《秦腔》中的夏君亭等。
《绝地逢生》中身为盘江村村支书的蒙幺爸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他精明能干，果断坚强，是盘江村的灵魂与支柱。他为了解决村民们土地短缺和水资源紧张的问题，克服重重困难率领村民们开荒地、修水库，尽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顽强意志也是勤劳而并不富裕的贵州人们乃至广大的中国农民精神韧性的体现。他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给村民建小水窖，劝说在城里开店的二儿子蒙二棍把新买的车卖了，把儿子准备用来结婚的钱也拿了出来。他关爱群众，自己吃野菜节约出粮食来帮助比他更贫困的村民王结巴、吴阿满等。作为一个村支书，尽管他所在的盘江村被专家列为绝地，但是他始终不服输，殚精竭虑为村民造福，大规模种植花椒、发展乡村旅游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把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伊甸园”[2]。蒙幺爸这样伟大的农民形象就是目前并不富裕的广大中国农村、农民的希望。
与《绝地逢生》几乎同时期出版的《秦腔》中也塑造了一个鲜活丰满的村支书夏君亭的形象。夏君亭与蒙幺爸一样聪明能干，有胆识有魄力，有敏锐的商业头脑。他为解决村民经济困难的问题，力排众议，在村里兴建农贸市场。但与蒙幺爸不同的是，夏君亭不仅能干而且狡猾有心机，为阻止无赖三踅上访，设计捉三踅的。为讨好叔叔夏天智，他假公济私，用公款为堂弟夏风结婚请的戏班子买单，还利用手中的权力。
或许有人会说，《秦腔》中那个毁誉参半并且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清风街贫困面貌和阻止村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打工的夏君亭才更能反映现实，而近乎完美的蒙幺爸是一个理想化的典型。其实，在《绝地逢生》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淳美的。如善良的团支书韦号丽，未结婚就冲破重重阻力收养王结巴的儿子牛娃。慷慨大方的蒙二棍，自己富了却不忘乡亲。有担当的王结巴，当年为救儿子牛娃偷大队粮食引发火灾，多年后仍不忘向乡亲们赎罪。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农民善良、朴实的本色。小说最后盘江村办起了花椒加工厂和发展乡村旅游使村民们终于脱贫致富的完美结局也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作者这种塑造人物形象和设置故事的方式并不是在回避现实，它一方面说明了作者对人性美的珍视、倡导与向往；另一方面它给了苦难生活中的人们以勇气、信心和力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绝地逢生》是一曲人性美的赞歌，唱出了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只要保持一颗百折不挠的心，生活终会归于美好这样一个朴素的生活哲理。
三、生态主义主题
生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是西方生态危机的产物。“生态文学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提倡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其文学特征在于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出发点，将自然为本的文学和以人为本的文学相并列。”[3]作为一位曾经的地质工作者，欧阳黔森对生态环境有着特别的关注与重视。《绝地逢生》中就饱含作者对农村早年不合理的砍伐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批判，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作者通过盘江村轰轰烈烈的开荒、修水库的惨痛失败就是想告诉大家，农村要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的发展观，不能盲目更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所以当大理石厂要在盘江村建立时，尽管有比较丰厚的征地赔偿，但是从失败挫折中变得理智的蒙幺爸顶住了官方的压力，拒绝了在村里建厂的要求。因为他深知不能贪图眼前的利益，去破坏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而给子孙后代带来更严重更可怕的后果。盘江村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另觅他法。小说最后，花椒种植的成功和曾经寸草不生的野狼谷在蒙大棍的治理下变成了姹紫嫣红、芳草菲菲、绿树满坡，雀鸟争鸣，休闲山庄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人间仙境，说明了生态主义思想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而在我国广大偏僻的农村，边远、贫瘠的土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们生活的困顿，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农不农、工不工，候鸟似的游走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已成为他们目前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绝地逢生》并没有像时下众多的底层文学那样去展示农民工一路走来的血和泪，去声讨现实制度的不合理，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一种在闭塞落后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主义构想，并向读者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现代乡村的蓝图。在这个乡村里，有现代化的工厂，有诗情画意般的人间美景，作品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也许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作者饱满的激情也使得小说中有些地方的构思不够缜密，但是在既定的现实秩序内它给读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读者撑起了一个美丽的梦，唯其有梦，才有希望，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吧。
[参考文献]
[1] 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J].文艺争鸣，2007（10）.
[2] 欧阳黔森.绝地逢生[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323.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3
好消息是湖北有5项农事景观被认定为“中国最美田园”，数量居全国前列，分别是：沙洋县汉江西岸百里油菜花、英山县茶园观光带、恩施州大峡谷梯田、长阳清江渔作景观、武汉市黄陂区云雾杜鹃。坏消息是民俗专家冯骥才疾呼：“最近10年，中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最近30年，中国共计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前者，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旅游的新希望；后者，则让我们看到了保护乡村与传承乡村文化的紧迫性。
2013年12月初，我随湖北省委大别山扶贫政策落实监办小组，走进了茫茫大别山深处一个没有通水泥路的小乡村。在这里，古朴的民居、狭窄的街巷、弯曲的水沟，反映了小山村的本色。我当时就想，让年轻的一代看到这些现在已不多见的村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些越野车俱乐部可以规划这种穿越线路。在红安的融园家具产业园，我看到十多间老屋子围在池塘四周，当即向红安县的领导同志提出，要作为大别山民居加以保护，这恰好与他们的设想一致。
中国人形容一个美丽的女子，往往用“秀色可餐”来描述。其实，乡村游何尝不是一种“可餐”的“秀色”呢？原生态的古老乡村，对久居城市且饱受雾霾折磨的人们来说，有极大的吸引力。乡村美丽的景象，完全可以给当地农民带来更多的额外收益。农民在生产、生活之中，乡村游让土地得到了增值。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确实，现在有的城镇化连“望山见水”都成为一种奢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4
关键词： 芦焚 乡土小说 京派 统一 背离
芦焚（师陀）初入文坛便以鲜明的乡土特色和传统气质而被划归为京派之列，芦焚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创作轨迹正与京派小说的兴衰紧密贴合，《谷》获大公报文艺副刊奖后，芦焚迅速出版《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果园城记》等一系列乡土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以京派小说家的姿态迅速获得文坛的关注。1937年抗战爆发后芦焚南迁上海，创作受左翼文学影响，逐渐呈现出“左倾”的倾向。至40年代改名师陀后，可以说走上了另一条独立的创作道路。
作家的创作风格总是处于动态的发展状态，即便芦焚早期风格相对统一的京派小说创作，同样呈现出明显的探索与摇摆状态，从《谷》至《果园城记》，作者在其中展现的叙事特征和美学风格可谓判若两人，从语言和艺术技巧上也能看出作者在中国传统语言艺术与西方现代表现手法之间摸索融合的轨迹。但变中有不变，作者的核心精神使众多作品都表现出统一的气质，如朱光潜所评：“《谷》和《落日光》在表面上虽有许多不调和的地方，却仍有一贯的生气在里面流转。”[1]芦焚这“一贯的生气”并不能简单以京派作家群的普遍特征来概括，芦焚的小说缺乏恬淡圆融的心态，悠远哀婉的情调，他的描绘常给人窒闷之感，他笔下的乡村是沉郁的，“使人看了不但晦涩，而且难过。”[2]而支撑起这种气质的则是芦焚独特的叙事态度、意象建构与语言意境。
一、批判性的乡村叙事
作家在创作时一般都会面临“身份归属”的问题，以何种身份言说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叙述角度，更影响创作的主题与倾向。佛马克指出：“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3]芦焚的言说身份与一般京派文人相类似，又同时受到以沈从文和鲁迅为代表的两种乡村叙事风格的双重影响，在对传统道德的追溯中更多地表现出批判与谴责的姿态。
芦焚生于河南农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十四岁之前都在农村读私塾，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熏陶，以及中原传统乡村自然、人文的浸染，1931年后芦焚赴北平，接触到进步思想和城市文明。芦焚受鲁迅影响颇深。“中国的我热爱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在他的全集出版以前，我大体上全读过，而且不止一遍。”[4]他与杨义的通信中提到：“我当时以致现（在）都是鲁迅迷，至少是鲁迅的崇拜者，早期个别篇有过火处，那是受鲁迅杂文的影响。”[5]可见芦焚是有意识地接受了鲁迅的影响。
乡村叙事从五四以来一直占据主流，至京派小说有其独特的发展。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之外、处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处的徘徊者是很多京派小说家共同的现实处境。他们不满足于乡村文明而又在城市文明前自卑难言，在回首批判乡村的落后愚昧的同时，又不免为自己营造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将挖掘点寄于自然人性与传统道德上，表现自然状态下的人情美、人性美，他们不是五四时期无畏直驱的战士，更多是失根的彷徨者。因此，京派作家在作品中都有淡化悲剧色彩的倾向，并且将人性作为悲剧的深层原因。
然而芦焚在这点上与众京派小说家并不能完全合并，他显然更多受到鲁迅批判主义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较少有对精神家园皈依的倾向，而是将目光聚焦在黑暗的环境背景，直接呈现北方原始荒野上农村的凋敝悲哀，“他把情感给了景色，却把憎恨给了人物。”[6]芦焚在叙事态度上与乡村的人文是对立的，这与沈从文、废名、萧乾等主流京派小说家有所区分，后者虽然在叙述身份上立足于中立批判的价值立场，但在情感取向上仍以淳朴善良的乡村为寻找出路的方向，如沈从文的湘西从自然环境到人的存在无不寄托着自身的人文理想。芦焚虽然不吝以抒情笔墨描绘乡村自然，但面对家乡的人文却是疏离的，谴责的，他在小说中一般以疏于城市的归来者身份叙述，延续乡土小说中离乡――回乡的模式。他在小说集《里门拾记》的序中这样描述他的家乡：“一个人说：‘那样的地方连一天也不能住。’至于我呢，倒以为能在那里住一天的人，世间的事，便再没有不能忍受得了。”[7]在他所描绘的乡村世界中，战祸不断，土地疮痍，饿殍满地（《谷》《秋原》）；政府视人命如草芥，“每天枪决一千犯人”值得算为“一款最好的建设”（《倦谈集》）；妇女深受封建迷信的压迫，被欺凌至死（《毒咒》《受难者》）；逃离农村的年轻一代沾染了城市的恶俗，而滞留的老一代农民则恪守奉承、自贱的奴才本性（《人下人》《落日光》）。这种阴郁沉重的笔调贯穿他的创作，虽然《落日光》后芦焚的这种阴郁笔调有所减弱，但这种“悲剧的气氛却仍旧笼罩着，……作者一直以一种阴暗、消沉的感伤情绪流贯在他的小说里面。”[8]
从《谷》至《果园城记》，芦焚的变化仅是文字的表现，这是作家艺术追求的趋于成熟，而内在核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芦焚自己谈到这一时期的创作变化说：“因此我追求的是文字，是表现方式，而文字和表现方式又不是风格。”这也是为什么《果园城记》虽然在文字描写上充满京派小说一致的古朴、圆融的情调，但仍然与沈从文、废名等人的小说有气质上的区别，如夏志清所评：“《果园城记》的十八篇素描虽无悲剧力量，但却有鲁迅在《呐喊》及《彷徨》中所表现的讽刺与同情。”[9]
芦焚作为第二代京派小说家，面临着更剧烈的社会变革，现代文明以更快的速度侵蚀着乡村传统道德，而随之表现出更尖锐的矛盾，所以芦焚较之沈从文、废名等第一代京派小说家更加敏锐而切肤地体验到这两种文明的对立。芦焚笔下鲜有京派小说一贯的和谐圆融而自成一体的封闭乡村，他所呈现的往往是已经被浸染了的、正处于动态裂变过程中的乡村，他的小说几乎都有城乡两类人物的对立和现代文明的影子，早期作品中常常出现大兵、局长、城中主人的角色，后期作品多以县城中小资产阶级为描写对象，但这些人物活动的背景往往是滞后的乡村。所以批判与讽刺实际上是作者目睹两种文明之间的对抗和对两种文明价值取舍对抗的反映，背后仍是作家对社会与人的关怀。
芦焚此时期的乡土小说有些游离于京派小说边缘，他追求乡村田园的叙事主题，但又依赖于批判的笔锋，同时在最核心处依然坚持着京派小说的人文悲悯情怀，讽刺是他的外表的装饰，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芦焚的核心。
二、意象构筑的乡野世界
京派乡土题材小说的普遍特征是构筑理想中的乡野世界，乡村成为构建心灵乌托邦的寄寓地，而构筑的方式则是营造自然的生活氛围，侧重主观的意念、情绪的把握（沈从文称之“情绪的体操”），以情绪贯穿和笼罩理想的乡村。 沈从文的湘西、废名的菱荡、陶家村……这些世界圆融地自成一体，自然背景、人物意蕴、主观情感完美地调和，共同构筑起陌生化、美学化的乡野世界。但芦焚由于对自然和人文两种不同的态度，无法以圆融的气氛融合自然与人事，其乡野世界更多地以独特的意象来支撑。
芦焚早期的小说大多有一个相似的环境设定，即中原农村的荒野颓垣，这是家乡在他心中的投影，自然界总是呈现原始到近乎险恶的生命力，原野总是浩茫的，太阳总是毒辣的，云水、霞雾、虫豸、游鱼都以饱和的生命力涌现纸上。如：
“山虽然上下三十里，却怎样也找不到一株矮树纳凉。三两片残云贴在天心，令人想起天上也是这般荒芜。没有一只鸟敢飞。太阳散布下毒焰，虽然山还顽强，石块会不会化作岩浆呢？”（《过岭记》）
而与之对应的是人迹的衰落、建筑的破败：
“颓坍了的围墙，由浮着绿沫的池边钩转来，崎岖的沿着泥路，划出一条疆界。残碎砖瓦突出的地上，木屑发黑，散出腐烂气息。”（《毒咒》）
“夜色密覆的废宅，四周围绕着广大的荒原。崎岖的园墙，泥土经不起风雨剥蚀，已经颓坍不堪。墙角下生长着树蓬，地面坎坷潮湿，这里一段朽木，那里一段烂稿，暗暗散发着霉腐气息。”（《巨人》）
“荒野”与“废宅”是芦焚此时期小说中的常见意象，废宅被城中的主人遗弃，在农村老仆力不从心的照料下不可避免地被荒野吞噬。自然的芜杂与冷静，人事的衰颓与热闹，二者在繁盛与凋敝的对比张弛中表现了北方农村坠落坍塌的过程。这好比沈从文笔下坍塌的“白塔”，不过是更显露直白的表达，这与芦焚批判性的叙事风格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北方荒原孕育出的独特乡土气质的表达。
“狗”是芦焚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常见意象。芦焚对“狗”这一意象的捕捉可谓精准，狗在作家的笔下常常寄托了更细微的特定地域的气质。芦焚笔下的狗是典型的“农村式”的狗，它们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农村贫瘠封闭的面貌：瘦、饥饿、长着癞子、毛发稀落，逡巡在人群之间祈求残羹冷炙。“狗”这一意象还倾注了作者的批判性，一方面，通过人与狗的类比讽刺了“人”的嘴脸，势利丑陋，《寒食节》、《人下人》中均通过人物之口自嘲人与狗的相似，另一方面，通过人与狗的对立，批判的“狗”的噬人。饿狗往往成为恶狗，与人抢夺生存资源，甚至在《雾的晨》、《倦谈集》中，狗虎视眈眈想“啖人肉”。狗成为“吃人”的批判承载体。
女性形象常作为京派小说的描写核心，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废名笔下的三姑，作者在柔美、善良的女性身上寄托自然人性的理想。然而芦焚早期的小说中，女性要么是点缀叙述氛围的“疯子”，要么单纯成为不幸苦难的承受者，不论哪一种都被异化成纸片人似的符号。以小说集《谷》、《里门拾记》为代表的最早期作品中，女性往往处于叙述的附庸地位，她们丧失了姓名、个性，集中表现出的特征是“疯癫”，如《寒食节》中的关七嫂、《毒咒》中的毕四奶奶，以及集中体现的《巫》。女性的疯狂为小说增加了诡异的巫蛊气息，阴巫氛围交织在乡土气息中形成了中原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这也是芦焚得以区别于其他京派作家的素材资源。
对“疯癫”女性的刻画自《落日光》起有所改变，这与芦焚叙述笔调的转变是同步的，出现了一批女主人公，但她们无一例外被描写成命运苦难的受害者，以消亡的姿态传递作者的悲悯与批判，是另一种倾向的纸片化与异化。《期待》中中年丧子的徐大娘、《颜料盒》中韶年殒命的三个女子、《桃红》中抛掷青春的素姑……青春与生命的消逝，实际上是作者批判性叙事的另一种体现，但较之最初的批判风格，此时更多化为一种悲哀的情调，一种无奈的哀愁。
通过一系列颇具地域性的意象，芦焚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乡村世界，并不像其他京派小说家那样以一种追逝、神往的态度和气氛的渲染构筑陌生化的乡村，用他在《巨人》开头一句话所言：“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那广大的原野。”但独特意象的串联同样起到陌生化的作用，与京派小说家可谓“殊途同归”。
三、“意境”追求下的语言艺术
京派小说在历史纵线上从众多乡土小说独立出来的另一原因就是他们一致的审美追求。京派小说浸染着中国传统的美学灵魂，继承古典诗骚传统，注重“情调”、“意境”的锤炼。芦焚小说中诗化意境的流露及其对炼“意”的主动追求，使其归于京派小说家之列。但在创作中芦焚也开发了独特的语言艺术。
“意”首先表现在行文的“散”，散文化是京派小说家的一致特征，废名的不少小说集与散文集互选也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注重情调与意绪的把握，使故事的情节因素随着生活的诗话而逐渐消解，京派小说家大多非常注重描写世俗生活中的人伦情感，沈从文《丈夫》、废名《桥》，汪曾祺《大淖记事》都大篇幅描写世俗风貌。芦焚乡土小说同样具有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征，他自言：“我的短篇小说有一部分像散文，我的散文又往往像小说，我自己称之为‘四不像’。”[10]但芦焚小说散文化的主要表现并不在于对生活细节、人伦的细致刻绘，而更多在于对自然专注的描摹，他小说中穿插大量的自然景物描写，丝毫不吝惜诗意的笔墨，以此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对此王任叔持否定态度，认为这“诗意的织绘”脱离现实，是“作者的自然主义哲学观作的祟。”[11]汪金丁也评论很多景物描写与情节无关，是多余的“为技巧所累，使人感到繁冗。”[12]这实际上是京派小说普遍的特征，并不能以现实主义准则评判，散文化的结构是京派小说的文体创新，其旨归本身就不在小说的情节而在整体的意境。
与行文“散”相对的则是语言的凝练。京派小说语言普遍清丽流畅、简约自然，与海派小说语言的繁复、奇崛相去甚远，这得益于京派小说家在语言上对古典文化的学习。芦焚的语言一直有着中国传统文言的古韵，但又不同于其他京派作家。沈从文清丽而灵动，废名空灵而隐逸，芦焚则是简省而古拙。在以上这些方面芦焚与京派小说家保持一致的特征。
芦焚也表现出背离京派语言风格的特点，甚至有些象征派的意味。在早期的乡土小说中，芦焚尤其注重将欧美化的抒情句式与地域性俚语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尤以《谷》《里门拾记》中的作品为代表，描写语言简洁洗练，人物语言尝夹杂着地域特色的土语骂词，带有一种粗粝的原始感，如《人下人》开头叉头老叔与豆腐作坊大炮之间的寒暄：
“我说的――”那小子从嘴角拔下香烟，指着天，“要下了，他是天爷也赖……您的水桶不是闲着吗，叉头老叔？”
“闲着怎样？”
“赶二月二，磨一套粉，偏巧碰上这个天，你看，净是奶奶的岔儿！要是闲着末……我请你吃凉粉。”
“啐！”叉头扭着胡子，心里又乱纷纷的。但随即打定了主意，这句话是什么时候都挂在嘴边的：“你问东家呀！呸……东家！”
……
“东家”大炮觉得了侮辱，脸红了，生气地嚷道，“东家上西家阅边的几巴咧！真不亏你是二门上腰闩，狗也知道的。哼！”[13]
这段充满地域特色和抒情语调的对话，表现的是企图用东家桶做凉粉的大炮与看守主人的桶的叉头之间的冲突，但语言的陌生化使情节矛盾退居其次，而语言本身传递出的韵味得到凸显。从中可以看出芦焚对意境的刻意营造，即力求通过语言的疏隔之感，营造出一种乡土意境，在隔膜而鲜活的对话中将人物写意般地表现，这同时也削弱了故事的叙述，过于地域化的语言不免影响情节的表达。这实际上是芦焚与文字的磨合，他自评此时期的文字：“我最初文字和废名一样，受五四影响，欧化加方言土语，主要是自己缺少应用文字的能力。”[14]姑且不论这样的尝试是否成功，但的确是作者对炼“意”的追求。
芦焚在《里门拾记》之后逐渐舍弃了这种地域俚语式的抒情语言，转向流畅、平实的叙述，但对凝练古朴的语言风格的追求却一直没有舍弃。这集中体现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芦焚对自然总是不遗余力地刻绘，并且多以白描为主，全赖景物自身的色相传达它本质的美，成为贯穿在他小说中的特色。且看王任叔十分推崇的一段[15]：
这人饥餐渴饮，一路跋涉而行，说不尽的辛劳。
一日，天色薄暮，满天霞光，四野荒烟，前面横着一条茫茫大水，沙滩上留宿着鹄和雁。浅渚，芦苇，水面雾着轻霭，一江载满着霞彩，正浩荡东去，这人立近渡口。高声喊道：
“船家来呀！”
那船家缓缓抄着棹，唱的是――
大江的水
岸上的柳……
――《落日光》：《一片土》
师陀对自然的描写可谓炉火纯青，同时一直把握深层的传统意韵，因此笔触显得质朴而沉重，有含蓄的蕴藉，这份含蓄又笼罩上一层地方色彩，便赋予文章想象的余地。凝练的语言深得文言内蕴，又有水墨画的抒情意境，杨刚认为：“作者写人写物是中国水墨画的风味，是山水楼阁画的铺排，所取只在其意境和神韵，和西洋油画之心理人物妙肖浓重纯为两路。”
芦焚以独特的叙事态度、意象的建构、古朴韵致的语言和对意境的锤炼，既归并于京派之流，又以鲜明的个人特色在京派小说家中孑然独立，但京派群体本身就是以独特个性中的共性集合起来的，这一群体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变革的人文关怀和对试图寻求解决的一种尝试。其隔离时代、寻求回归的倾向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它的局限，因此芦焚在40年代后随着京派的衰落，选择走向左翼文学的创作道路。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谷》和《落日光》，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2]尹雪曼.师陀与他的《果园城记》.师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3][荷]佛克马，蚁布思.文化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4]师陀.我的风格.师陀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347页.
[5]杨义.叩问作家心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76页.
[6]刘西渭.读《里门拾记》，1937年6月1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7]师陀.我的风格.师陀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345页.
[8]尹雪曼.师陀与他的《果园城记》.师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9][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节录）.师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10]师陀.我的风格.师陀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347页.
[11]王任叔.评《谷》及其他.师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12]金丁.谈芦焚的《谷》.1937年8月10日《光明》第3卷第5期.
[13]芦焚.人下人.师陀全集1.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14]师陀.我的风格.师陀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347页.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5
关键词：衡水；农村面貌；提升；守护
在“河北省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专题网”上，可以看到不断更新的工作动态、活动简报、学习园地和图片新闻，体现了河北省进行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的决心，也看到了努力工作带来的实际效果。由于处于衡水市，结合衡水市农村面貌状况，领会河北省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的精神，浅谈一下衡水市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的几条对策。
1 衡水市农村面貌状况
曾经在饶阳县崔口村，污水横流、杂物乱放、乱搭乱建及垃圾围村的现象普遍比较严重，这也只是衡水市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如今，崔口村里的街道整洁平坦，全村已铺设村内排污水管道11500米，延伸到各家各户，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干净日子。
如今，环境优美、庭院清洁的村庄在衡水比比皆是，这一切都得益于“农村面貌改造提升”活动的开展，为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衡水市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动员大会召开后，衡水市确定了805个村作为农村面貌改造提升重点推进对象，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目标，坚持因地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投入16.2亿元资金在全市范围内打响了农村环境卫生整治、饮水安全、民居改造（含厕所改造）、道路硬化、村庄绿化“五大战役”，加快建设“环境整洁、设施配套、田园风光、舒适宜居”的升级版现代农村。
2 衡水市农村面貌提升过程
农村面貌改造提升重点是改造人居环境，是美化工程，更是民生工程。把这项工作做实做细，衡水市各个地区都做出了努力。
桃城区邓庄镇北苏闸村村主任安玉兵讲出这样朴素却又带着分量的话：改造的重点就是老百姓需要什么就改什么。带着这样的愿望，村干部每天在大喇叭里宣传方案和政策，同时入户走访征求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做规划，修街道，改厕所，建厨房……干部群众纷纷行动起来。
武邑县坚持把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置于全县“双提双优、跨越赶超”大局，站在实施“大生态立县”战略的高度来谋划，作为县域经济发展四大持久战略之一来推进。通过“点线面”联动，全方位推进，实现了全部农村面貌显著改观，群众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安平县将农村面貌改造提升与深化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相结合，坚持农民自愿、示范带动、绿色发展等原则，在全县41个重点村集中开了改造提升行动，对标先进，查找差距，狠抓整改，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作新高潮。
冀州市按照“打造精品村、建设达标村，挖掘特色村、发展中心村”的基本思路，制定了三年工作规划，尤其是2014年要重点抓好交通沿线150个村庄的改造提升；2015年完成全部382个村庄的建设任务，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其他各县在农村面貌改造提升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效果。截至目前，全市有4914个村庄完成“四清”任务并建立起长效保洁机制，占全部村庄的98.4%。206个省级重点村全部实现安全饮水，硬化道路459839米，铺设排水管道120926米，安装路灯11503盏，完成厕所改造2万户，墙体立面美化156万平方米，完成坡屋顶改造2823户，新增村庄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
3 农村面貌提升及其守护对策及分析
3.1 增加农民收入
在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过程中，资金不足是最大瓶颈，但是整个衡水市、县都为此做出了各方面的努力。财政挤一点；整合筹一点；金融争一点；多方捐一点；受益对象拿一点；村企共建出一点；开发公司为中心村建设垫一点，这些都是资金来源的重要手段，但是建设容易守护难，后期道路的维护、排水管道的疏通、绿化的培养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人民的收入，增强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使得村民有意识和能力守护家园。为此，需要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谋划增收致富项目，譬如武邑县清凉店镇清凉店村号召村民积极实施土地流转，加快了生态建设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步伐。
3.2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饶阳县崔口村的改造提升战役中，人人身上有担子，个个肩上有压力，在党员干部的带动和影响下，村民们积极参与村庄方案设计，并主动出工出劳投身村庄改造第一线。此例充分说明发挥党员和干部的主观能动性，起到带头作用，就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众人一心就能共建美好家园。
3.3 健全管理机制
前不久，衡水市两名乡镇干部因所管辖村庄垃圾成堆被免职。在实施农村面貌提升的过程中，各项管理机制一定要随着建立健全，应由省政府有关部门牵头督促推行，并责成村一级具体实施，责任到人，增加每个负责人的责任感，进行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还要进行质量的监督。
3.4 新技术处理农村垃圾
许多农村都在村头巷尾新建了垃圾池，让村民将垃圾集中堆放，要么找个大坑一倒。垃圾收得起来却不能及时处理，引起的空气污染更厉害。农村垃圾处理应该做到家庭分类、集中投放、按时运输，当然这需要一定的监管机制和资金投入，另外还需要引入新的处理技术[2]，譬如就地建沼气池，采用太阳能生活垃圾处理站等，其中太阳能生活垃圾处理站在献县黑风张村的建成投用就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可效仿采用。
3.5 加强文化建设和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
桃城区邓庄镇速流村建成了孝老爱亲文化一条街、廉政文化一条街、文明礼仪文化一条街；武强县豆村乡徐庄村也打造了道德漫画一条街、建设武强年画长廊；固安县组织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共建美丽乡村”主题教育活动[3]。这些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可以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加强群众的文化修养，从心里养成爱护环境的好习惯，并可用广大青少年的实际行动带动父母、带动亲朋进而带动广大农村群众投身美丽乡村的建设。
3.6 发展城乡交通一体化
要想致富，先修路。农村面貌提升也离不开交通的大力发展[4]。只有交通方便了，才能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农村人才能过上城里人的幸福生活。
4 结束语
文章对衡水市农村原状和开展农村面貌提升活动以来的现状做了简要的描述，再结合各地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和意见。总的看来，开展农村面貌提升活动可以较好的改善农村群众的生活环境，需要长期坚持下去，并尽量在所有的农村内开展提升活动。
参考文献
[1]衡水11.2亿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河北日报，2013.
[2]农村垃圾：收集起来处理不易.http：//.cn 2014.
[3]固安县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建美丽乡村”主题教育活动.河北文明网，2013.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6
近几年拍摄的一些影片,比如《和你在一起》、《求求你 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等,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来自于“乡村”和“城市”——这一二元对立的物理空间,他们在其中一个空间里“邂逅”,伴随着故事的延伸折射出不同的道德准则和精神生活,而且人物性格冲突的结果是来自“乡村”的人(刘小春、刘成等)基本上坚守住了生活的信仰和人性的温暖,并顺利完成了对“城市”人(江老师、莉莉等)的“超度”,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洗心革面。这无疑也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这里,“乡村”扮演了“城市”拯救者的角色,成了“城市”人的道德绿洲和精神家园。同样是对乡村文化的肯定,但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影片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当我们视“乡村”、“城市”不仅是对立的精神空间而且是对立的社会空间加以审视时,后者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索。
【关键词】 乡村 城市 乡村文化 城市文化 空间 城市化
一 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风骚。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 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 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毛主席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强奸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盘,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 那人 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 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 “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