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环境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文化环境的特点
我国文化环境一般由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教育、语言及风俗习惯等几个方面组成。自古到今,中国受儒家伦理的影响较大,以“中庸之道”而行事,随遇而安。人民崇尚伦理道德和群体意识,推崇谦虚知礼、知足常乐,不追求争强好胜、个人突出的价值取向[。一般而言,儒学体系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优良传统,其核心价值是忠诚、互惠、责任和以诚相待,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需要去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之根基所在,正如柳斌杰[8]所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根基和灵魂”。但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也容易奴化大众,被贵权所利用,因此了解文化环境对科技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是必要的。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虽有各种宗教的文化传统,但更多的是崇尚科学,尤其是实证科学。中国近代科学思想体系起源于“洋务运动”,至今仅有100多年,与西方的科学体系相比,实属“年轻”。尽管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不朽的军事谋略及文学著作,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政治斗争艺术、发达的经济体制以及众多的发明创造,但必须承认我国自然科学不尽发达,没有形成系统性,缺乏培育科技发展的土壤,人文环境较为独特[9]。在这种“特殊”的人文环境下,若对突发事物(事件)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将直接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甚至会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如“”)。这种“科技-文化-政治”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仍得不到丰厚滋润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我国优秀文化传统遭受严重挑战
1.信仰危机与诚信危机。在我国,宗教信仰虽说是自由,且为宪法所赋予,但实际情况不太乐观。在信仰受抑情况下,诚信也变得极为脆弱,人们所追求的精神信仰日益物化。诚信的原本含义是“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非法律层面的行为,但会影响到实体和个体在社会中的信誉。历史表明,以个人或集团利益,以自私和贪婪玩弄诚信是为人所唾弃的。有人自作聪明,玩弄道德,践踏社会道德底线;甚至有人以此作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己,进而形成“见利忘信”的不良习性。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人的道德品质却没有与之共发展、进步,反而呈现逐渐下滑的态势,这种“不平衡性”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人一旦没有信仰、缺乏诚信,就会没有道德底线,极易出现极度的个人物欲膨胀。信仰和诚信之所以不断出现危机,这可能与历史上打压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在金钱中舛误,道德观念(价值)开始失落、下滑,诚信也无法逃脱被抛弃的命运。诚信的缺失,正在逐步蔓延到社会各阶层(工、商、政、学、农等各方面)。部分官员热衷仕途,把权钱交易当作第一位,甚至为了私利公然撒谎、瞒天过海,“毫不隐晦”地挑战人民群众的“智商”,最终导致政府公信力严重下滑,令人担忧。部分“精英”喜欢做面子工程,沉迷于前呼后应;热衷于政绩工程;个人物欲极度膨胀、贪得无厌。甚至在“纯净”的学术界,不论做什么学问,大家都要首先表明身份,正所谓“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诚信不断消耗殆尽,这是导致严重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源头所在;我们应尽快消除“急功近利”“面子工程”等不良文化习性,真正消除带有封建残余思想的“顶层设计”,大力弘扬和倡导信仰自由和诚信意识,重新建立并夯实诚信之基石。
2.文化体制的缺陷日益显现。自建国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下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制,这种文化体制后来“抛弃”部分优秀中华文化,在继承和发展优秀文化传统方面过于极端化,造成严重的“文化断裂”现象。显然,落后的文化制度已经不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科技,也会严重制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种模式部分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部分来自照搬苏联模式[10],科技体制的不合理性也日益显现。在忽视自身的传统文化价值基础上,所创建的文化制度可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代表先进思想、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正逐步远离我们视线。如今“创新”成了各行各业的口头禅,管理要创新,教育要创新,一切都在“创新”的旗号下进行[11]。显然这仅是一种“口号”,泛滥的“创新”与现实需求或真正的科技创新有较大的差距,是没有遵循科技发展客观规律的真实体现。有些人明知这种“口号”是难以实现,但为了“面子”工程,强行“推进”,最终导致“人财两空”。显然,和谐的文化导向将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产业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甚至严重滞后,必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12]。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的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13]。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部分传统文化不太适应科学发展,不利及早发现青年人才,甚至会扼杀年轻人的创造力。为了鼓励科技发展,我们需要更新文化理念,鼓励新思维、新文化,让科学的创新动力获得解放。文化理念的更新,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科技发展的步伐,也将决定科技体制的发展、改革和创新;优秀的文化环境可以较好容纳科学创新。应该看到,我国文化环境与氛围、人文环境及科技体制改革是一种动态的调节过程,因此,解决人文环境的“不合理性”是一个动态调整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在此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国的科技文化有待完善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中西方文化管理模式、科技发展模式、大学办学理念、高校及科研部门运作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科技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反差。科学体系要有纠错能力,能够使科学体系逐渐摆脱错误,但是我国传统科技文化中,容易对权威形成崇拜;往往对既有体系修改时错误被纠正,同时正确又被改成错误的,使科学体系不能持续发展。我国传统科技文化采用“官僚化”的评价体制评价人才,往往追求数量等,而不是评价科研成果创新的内核,导致优秀的成果不能被评价出,当然也得不到推广。本节将重点阐述科技计划、科技人才、科技奖项评估三方面的内容,而其他的内容如基金申请与评估、人才培育机制等不作详细阐述。#p#分页标题#e#
(一)科学论证科技计划
西方国家实施计划的规范性、稳定性较强,我国科技计划的决策较快,但易变,执行过程中的任意性较大,执行不好也难以追究责任[14]。现有科技规划制定也不乏“行政色彩过浓”的问题。众所周知,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创新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见性的,科技发展不是“表格道道”能规划出来的[15],且在实行过程中已经慢慢偏离科技计划的立项初衷,其稳定性与规范性受到多方质疑。目前我国设立的科技计划很多,如“973”、“863”、重大项目、青年项目等。这些计划对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提升国内科研实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但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1)计划的目的和意义仍不够清晰;(2)客观评定这些计划的实施情况缺乏监督;(3)计划实施后,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果如何判定;(4)鼓励及惩罚措施没有细化或落实力度不够。因此,我国需要对一定限额以上的科技计划采取立法措施,具体明确地规定计划的目标、内容、实施办法、负责实施的机构和法律责任等[16]。不可否认,我国有领先的创新成果,但不多,且投入与产出不协调。部分“主持人”不够尊重科学发展规律,认为几年甚至更短时间就可以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成果,急功近利的主观思想较为严重。在各类自然科学基金中,主观上要求承担课题研究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一定的科研成果,但客观上又忽略科研成果原始积累的必要性。因此很多人为了完成所谓的“科技创新”,不断复制或模仿他国的技术,而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显然,缺乏自主创新的主导技术,我们将很难在国际科技界占有一席之地,要达到世界领先我们需倍加努力。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化环境中(当这种心态上升到全面的普适价值之信仰时,便可形成一种文化氛围),科研人员很难找到科技创新的“动力”;即便有了这种动力,也将很快被不合理的学术评估政策导向所吞噬。
(二)严格把关科技人才的引进
为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各部门先后出台了很多的人才计划,如百人计划、、长江学者、楚天学者、闽江学者、泰山学者等。这些人才计划本意是为了吸纳顶尖人才以提升科技实力,但现在却逐渐偏离政策的初衷。相当一部分掌管(主管)科技计划或人才计划的领导不太尊重科学规律,甚至认为只要引进几位“”人才或“大师级人物”即可解决当前科技界存在的难题。更有甚者,认为我国“领军人才严重缺乏”,觉得引进若干个“”人才就能解决国内的重大科技创新问题。有些单位为了申请到相应学者计划(“面子工程”),也可能卷入到造假的行列中去,导致部分科技人员的简历造假、学术腐败、以次充好等,如北京化工大学的一位教授造假[17],厦门大学的一位教授使用虚假博士学位获取“闽江学者”[18]等。最令人担忧的是,在“”没有产生重大效果的基础上,我国又出台“”。这到底是计划“规划”人才,还是人才“呼唤”计划?笔者认为,利益的驱动力是最大的幕后推手。显然,监督机制没有发挥好监督职能,我们应从科研体制、评估体制、监督机制、竞争机制等进行研究,重新理顺人才计划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导致学术腐败的根源。
(三)认真执行科技奖项评估
对于重大科技创新,需设立相应的奖项进行表彰和鼓励,以便激发科技界更大的潜能和研究动力。但目前“科技奖励”的实际效果却不如人意,暗箱操作时有发生,人为干扰的因素较多。在这种潜规则的发酵下,“领导的意志”干扰更为严重,规定或程序仅为一种过程而已。虽程序合法,但猫腻甚多,从而导致很多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过度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研人员是为了“科技奖项”而去,而在基础科研上却不下功夫,本末倒置,在名誉中“迷失方向”。科学伦理急剧下滑,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学术不端行为;甚至部分科研人员内外勾结,操控评审结果,导致学术腐败。“科技奖项”评估中,部分管理者官居其位而不谋其政,甚至是外行决定内行,屁股决定脑袋,功夫用在“面子”上。在这种粗放式的评估模式下,科技管理效果必然低下。为了减少评估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评估体系需要完善,建议引入法律手段进行约束,对学术不端及科研腐败等行为需严惩不贷。科学、合理的科技体制对科技评价体系和科研管理体系有决定性的影响。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科技评价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着重数量不重质量、重产出不重应用、重短期不重长远、重物轻人等问题[19]。科技界和文化界日益被污染,学术环境有待净化。虽然我们出台一些学术不端的惩罚政策[20-21],甚至是“一票否决”,但行政仍过于干预学术,缺乏问责机制,应予以立法干预。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认识我国文化体制的特点,加大现场调查力度,要避免引发评奖与现实脱节,进而造成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科技体制创新受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需要有开放的文化氛围去鼓励学术研究,把更多的决策权留给真正的专家去解决。
完善科技体制改革的建议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处于转型阶段,创新实力较弱。我国科技事业由于其自身基础薄弱、生存环境较差,因此相应的鼓励和扶持政策非常重要,但基本问题首先要破除目前存在的“不良”学术文化氛围。
(一)破除“官本位”行政文化是科技体制的首要问题
“官本位”是政治文化问题,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会由此而生。目前一些部门已经形成一种怪异的文化氛围,这种落后的政治文化慢慢侵蚀科技体制,其严重性我们要警醒。由于历史特殊性,一些行政部门内部缺乏竞争意识,官本位造成官员占有资源,致使底层人才失去创新动力。一些改革理论家,明知道改革的某些旧思路有问题,偏要一条道走到黑,甚至改革之路上又重现“一刀切、简单化”的粗暴方式。“以官为本”的现行科技体制的封建性不仅窒息了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和活力,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成了产生腐败的根源[2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获得长足发展,各方面事业均有一定进展,但由于政府权力过大,官员控制的资源过多,行政的力量大大超过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呈现“一元化特征”[23]。“官本位”的思想直接体现在“一元化特征”的管理模式上,也日益渗入到科技界。有些部门为了面子工程,搞几项科研计划,然后再邀请若干专家进行鉴定(是否是本领域的专家就不得而知),最终的结果皆大欢喜。这种“面子工程”无非是捞取政治资本,进而通过追逐“短、平、快”的手段获得仕途上的高升。一些人整日琢磨新名词,好评奖,不认真研究实效;有些人想方设法捞“政绩”,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中国需要的是文化复兴,而不是文化复古;需要的是科技创新,而不是科技的拷贝或复制;需要的是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法律手段,而不是过多的“领导批示”。我们要彻底摒弃现行科技体制的弊端,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金饭碗”,铲除文化、科技领域的“官本位”思想,给科技发展留有一片“蔚蓝的天空”。#p#分页标题#e#
(二)打破行政权的垄断
官位高低、权力大小作为衡量人身份地位的首要标准这些年来变化不大[24],在科技界最明显的表现是行政权力过大[25]。他们直接掌握国家大量资源,并主导科技发展,自然也趋向于凭借手中权力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使得科技界慢慢被“官文化”所渗透、腐蚀,创新的动力急剧下滑。显而易见,在“一元结构”从上至下的制度下,项目和经费的获得直接取决于研究人员的“生产关系网”,并非“生产力”———科技创新。长期如此,行政权必将驱除科技创新,导致科技创新被扼杀在襁褓中,得到的将是科技低级别的重复,最多的也仅为技术复制,而科学原创性将得不到鼓励和支持。
(三)打破科研主管部门“考核制度的依赖性”
科研主管部门对考核制度独有情钟,对考核制度的依赖性最直接的体现在于,行政主管部门缺乏竞争,机构臃肿、没有活力,采用的管理手段落后、低效、呆板、模式单一,严重制约了科技发展和文化繁荣[26]。不可否认,我国科技评估监督体系缺失,缺乏科学、合理的科技评估机制。所谓的“独立、权威的科技评估机构”没有建立起来,受控因素较多。即使有也是受困于行政主管部门,致使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缺乏科学的评价[27]。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表示:“如果科技体制机制不进一步改革、学术评价制度不改革、管理机制不改革、科技资源分配机制不改革,那么影响学风的根源还不能够得到根本改变”。由此可知,科技发展的瓶颈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社会原因,甚至是制度本身。考核制度的过度依赖,体现出管理部门对科技发展不甚理解,思想仍然停留在单一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不合理的文化氛围需要更新。
(四)打破学术行政化
学术行政化问题目前日益突出,行政权严重侵蚀学术权,学术行政化和科层制现象仍未消除。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的“官僚制度”下,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学术资源受控于行政权力[28]。学术界自由的空间和自律的功能被削蚀,作为科学精神内核的正常学术批评受到抑制[29]。如清华大学陈丹青教授在5年始终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而不得不选择离开,这是学校的悲哀,还是科技体制的悲哀?另外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是,目前社会上名流热衷于院士(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评选。2006年,也有人重新提出设立“社科院院士”,目前已实施。院士的荣誉原本是个人学术荣誉的最高学术称号,为何出现“院士崇拜论”?原因很简单,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且直接与官场级别挂钩,头衔终身制。类似的还有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制。多方原因促使中国学术界的“官气”十足。无怪乎,取消学术界的行政级别有如此之难!这些问题都是学术机构管理部门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学术机构应该独立于行政管理部门。
(五)改革学术评估体系科技成果(学术)评定体系需要深度改革,评审或鉴定机构需要有独立的第三方执行,而不是计划制定者。“官本位”的思想若不改变,最终的结果是效率低下,徇私舞弊较难避免,由此造成大量资源极度浪费,无怪乎中科协调查称60%科研经费流失项目之外[30],国家大量的资金进入个人腰包,甚至产生科研腐败[31]。尽管有很多的重大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也没认真总结,但新的计划又不断推出,令人眼花缭乱,实属费解。另外,考核的目标不明确,目前大部分考核与论文、经费、专利等挂钩,甚至出现逼良为娼的不良习性———部分人员为了科研经费而造假项目。若不改革学术评估体系的话,国内的学术氛围会被扼杀,且我国科技期刊(非SCI和EI收录)也将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
(六)优化科研经费分配方案
政府部门制定的科技计划应与国家战略需求或社会需求相结合。政府部门需要为高等院校、企业或个人提供必要的细化服务。科研经费分配要避免对某一个人或团体的某一单项项目进行多基金支持,避免一些科研带头人成为“捞金高手”。比如,有些研究人员的某一课题方向每年能获得多项部级、省部级项目支持,导致“基金花不完”,这显然不合理(除了国家战略性需要、且短期内较难实现的一些项目)。甚至是资源在一个小圈子(由所谓的“首席科学家”主导)内分配,体现在战略科学家和一般科学家在类似隐性政府权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这也意味着行政权力强烈地向科技界渗透;而需要资助的研究人员(尤其是35岁以下年轻科学家)却很难拿到资助,这显然不利于学科发展,也不是经费资助的初衷。
结论
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内外因素较多,触及的利益部门甚广,面临的文化环境异常复杂。由此看来,我国要取得科技体制创新和改革的成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长期活跃在科技界的科学家首先要面对这些文化及科技体制对其学术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而良好的科技文化将有利于科技界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首先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创新,国家应减少行政权力对科学研究的干预;其次,力求破除“自上而下”的单一管理模式,通过改革政府和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创新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创造力;再次,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监督机制,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等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和监督,并适当引入法律手段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最后,倡导和谐文化氛围,建立良好、完备科研管理体制,提升我国科技整体创新能力,实现“中国梦”。
本文作者：林松清 单位：湖北武汉《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学报》(英文版)期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