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对远程教育的约束

视觉文化对远程教育的约束

作者:赵丽 张舒予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视觉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学者和大众的关注。这些关注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有的专注于视觉的哲学溯源,有的关注视觉表征的思辨,有的关注视觉传播的理性,有的则关注视觉呈现的技术性等。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发展的水平和技术力量不同,视觉文化在不同时代,在不同领域中呈现出不一样的时代特征。在图像、文化和技术的演变中呈现出视觉文化的哲学价值、教育价值、技术价值、艺术价值。

一、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

人类文明发展最初,哲学是唯一被承认的一门科学,其他学科的形成,都是经过时代的洗礼、社会的进步,而逐渐从哲学这一大的学科中剥离出来的。“视觉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尽管这一研究领域的清晰化是在20世纪末以后,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洗刷下,逐渐被人们关注,但事实上,视觉文化与哲学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当时著名的哲学圣贤的话语或著作中,可以看到“视觉”在当时就已经受到密切关注。如果将视觉文化研究进行阶段的划分,必须先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中去寻求对“视觉”的研究。其次,进入19世纪以来至20世纪,在诸多现代思潮和技术浪潮的全面渗透下,视觉文化研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阶段即是20世纪末至新世纪的十多年以来,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出现的群众性研究趋向。展望新世纪的视觉文化研究,需要系统梳理和清醒认识视觉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征。

(一)第一阶段:古代视觉文化研究

在西方先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柏拉图的《提麦奥斯篇》。“在我看来,视觉是于我们最为有益的东西的源泉,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见过星星、太阳和天空,那我们就不可能有用来描述宇宙的语言。……神发明了视觉,并最终把它赐予我们,使我们能看到理智在天的过程,并能把这一过程运用于我们自身的与之类似的理智过程。……”[1]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理由是:能使我们认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益于视觉者为多。……”[2]不论是柏拉图对视觉充满神学色彩的崇拜还是亚里斯多德对感官等级制的推崇,从他们那里形成了西方视觉哲学的一贯传统———“视觉中心主义”。视觉中心地位保证了哲学的理性思考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纯洁性。而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视觉与“意象”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古代独特的视觉哲学思想渗透于审美、语言和思维的价值观中。“意象”之述始见于《易传系辞上传》,其第八篇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3]也就是说,一切的形而上的道,都是万物的主宰,同形而下的关系,最高的形容说法,只能达到“象其物宜”,就是说差不多而已,没有百分之百能够指代清楚的,更是不能用语言能够描述清楚的,为了理解那种形而上的形象,所以画卦“以象其物宜”,以便研究、了解这种卦象的符号逻辑。这个符号代表了万事万物,这就是所谓的“象其物宜”,也可以说是差不多,“是故谓之象”,这样一个卦就叫卦象。易经中的卦就是指代象的符号,卦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符号学的开端。孔子也曾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孔子还说过:“圣人立象以尽意”。由此,则提出了“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也就是说,语言文字是不能表达真实的涵义的,即言不能尽意,而象可以尽意,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基础。后经王弼、刘勰等人的发挥,至唐代,到明清时,则更有完备之发展,而其中对“意”之发挥也极尽人们思维的想象而达到了纷繁奇曲的程度。在古典美学典籍中,谈到“意象”的论述比比皆是。视觉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古人思想的最高层次的指代,这种视觉意象超越了人类一直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文明,与人们精神和哲学的思考最接近。这与西方古典哲学中视觉中心主义对视觉的推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东西方文明之初,人类在最初认识思维,进行哲学思考时,都不约而同地将视觉推向了理性的最高端。

(二)第二阶段:近代视觉文化研究

近代视觉文化研究的特征,可以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1938年《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描述的那句话来说明:“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4]世界是如何被把握为图像呢,是借助于技术。相对于绘画、雕塑、建筑等传统的视觉表现形式,对于近代文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刷术的发明开启了近代视觉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在东方,公元11世纪中国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在西方,德国人古登堡活字印书术的作品《圣经》于1456年面世的,不到50年,印刷厂在欧洲迅速蔓延。如果说这是技术化的一个开端的话,那么视觉经验技术化的浪潮则源起于19世纪,正如安妮•弗莱伯格所说:“19世纪,各种各样的器械拓展了‘视觉的领域’,并将视觉经验变成商品。由于印刷物的广泛传播,新的报刊形式出现了;由于平版印刷术的引进,道密尔和戈兰德维尔等人的漫画开始萌发;由于摄影术的推广,公共和家庭的证明记录方式都被改变。电报、电话和电力加速了交流和沟通,铁路和蒸汽机车改变了距离的概念,而新的视觉文化———摄影术、广告和橱窗———重塑着人们的记忆与经验。不管是‘视觉的狂热’还是‘景象的堆积’,日常生活已经被‘社会的影像增值’改变了。”[5]各种视觉形象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无处不在的看与被看交织在一起,受众的一切行为都处于一种无处不有的监视状态之下,幻象与幻影扑朔迷离,正如电影《盗梦空间》所描述的那样,可以用想象来描述梦中的场景,在梦中又可以进入新的睡梦中,打造新的时空来完成某种使命,在这种重重叠叠的梦中梦中,甚至连所谓的盗梦高手最终也未能醒来,而迷失于自己的表象中。正是如此,表征与被表征,表象与真相的界限已经模糊,由于真实表征的不断被复制,表征之后很有可能空无一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表征的危机,真相隐藏在哪个表征之后呢?由于技术性的隐匿效果,无人能够准确地给出答案。居伊•德波提出的“奇观社会”正好精确地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在他1967年出版的《奇观社会》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6]一批学者表现出对传统的视觉中心主义的反叛,其中以拉康与福柯为最重要的代表。拉康的“镜像理论”,以镜像阶段的婴儿来挑战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洞穴里的囚徒其机能的无力状态正如镜像阶段的婴儿,其对光明和真我的确认只是一种误读。近代视觉文化研究呈现出对现实的即时反应,这些敏锐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不断审视现实的图像世界,把握技术的实质,及时指出了视觉的危机。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视觉文化的发展是技术与哲学的交织发展的两条线索。这种对视觉和视觉表征的担忧,反应在现实中即是出现了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最早提出视觉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他在1913年《可见的人———电影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到“视觉文化”这一概念。而自1933年ER•利维斯提出媒介素养教育以来,哲学家们对视觉表征的忧虑被现实教育所采纳,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以期帮助受众正确地理解媒介、解读图像、剖析表征。#p#分页标题#e#

(三)第三阶段:现代视觉文化研究

时间来到19世纪末,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现代视觉文化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视觉文化通过电视、电影、手机、网络和其他媒介形式已经全面地主导着我们的生活。这种媒介的泛滥已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无人居住的太空。据报道,1969年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0日下午4时17分42秒,美国宇航员完成了人类踏上月球的梦想,并传回了月球的真实图像。尽管这一历史不断受到各界的质疑,对于图像的真实性持抱有怀疑态度,但是2007年10月24日,中国发射的嫦娥一号宇宙飞船顺利升空,一个月后发回了在月球上空200公里高度拍摄的月球表面照片,再次将月球的视觉影像带回地球。在强有力的技术条件支撑下,视觉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受到质疑的事件已经不止这么一件。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日新月异,视觉一定能够随着人类的足迹到达任何一个空间。现代技术的飞跃发展延伸了人的视觉生理所能达到的界限,看的行为根本上是“不纯粹的”。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不再是视觉感官本身,而是介入于“其他基于感官的活动:听、读、品尝和嗅。这种不纯粹性使得这些活动可以相互渗透,因而听和读可能也由视觉性的东西介入。因此,不能把文学、声音和音乐排除在视觉文化的对象之外。”[7]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是视觉性,而非视觉对象本身,任何感官的物质行为都与视觉意象联系在一起,在人脑中形成形象,达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之间的不断跳跃。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聚焦到“视觉文化教化”的问题上来,即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需要重新审视和设计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以使学生能够考察、证实和批判大众媒介传播系统那本质化的和不可转换的代码。尽管原先本质化和不可转换的代码已经被蒙上一层又一层的技术伪装,但是作为拥有智慧的人类,应当能站在技术的掌控台上,不被技术化。媒介素养教育发端于英国,荣盛于美国,风靡于全世界。如今,世界大部分国家开展了与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的相关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已然成为一门通识的课程。究其根本,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视觉受众与视觉传达者之间完美的角色转变。受众能够解读媒介技术的真相,能够了解事实的原本,能够识别传达者的意图,并能最终实现向视觉传达者身份的转变。那么这个图像世界也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样复杂与不可见了。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设计课程、开发资源,寻求方法和策略来达到这样的教育目的。

二、视觉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回顾视觉文化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视觉文化的研究一直围绕着“人”本身而展开,包括物质意义上的“人”和精神意义上的“人”。从最初的视觉作为人的感官进行研究而得出的“视觉中心主义”,再到人的思维,将视觉性作为研究对象,而提出了反视觉中心主义的见解,对“表征危机”的担忧而进行的“视觉文化的教化”,反映出人类认识的一个过程。而这也正是人类伟大的智慧所在。视觉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一直与“图像”、“文化”、“技术”这三个关键词密不可分。在视觉文化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关键词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这三个关键词出发,能够从一个形象的角度来理解视觉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一)视觉文化发展的“图像”特征

视觉文化被人们所理解的最直接的外显是“图像”。对图像一词的定义是:由像素点阵构成的位图,主要是指数字化的图像。而日常我们所说的图像,一般广义的理解是一切物化的、数字的图画、图片等。由图像一词的定义就可以看出,图像一词是一个新词,根据对视觉文化发展历程的分析,视觉文化的“图像”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可以分别称之为:图腾、图像和拟象。古代视觉文化研究时期,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图腾是一种标志,一个民族起源的象征。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史记》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指的便是玄鸟是商族的图腾。图腾文化有着深厚的内涵,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礼仪,其代表就是图像化的一个动植物的形象。由于受到科学技术力量的限制,原始社会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不论在东西方,都基于对“神”的膜拜。为了解释现实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将答案交给了神灵。弗洛伊德在谈到图腾的起源时,把有关图腾起源的观点分为三大类:唯名论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这也概括出了图腾的形成原因。近代意义上的图像,与成像技术、计算机技术紧密相关,“数字化的位图”让人们能够将瞬间定格,将知识图像化,批量生产便于传播。图像能够真实的反映出事实的真相,如照片,不同场景和人物形象的照片能不不同侧面反映出事实的真相。图像也可以复制,一幅幅图像的不断自我复写,扩大了图像影响的范围。让不同认识水平的人对同一个事物进行认识。图像当然也可以设计、制作和修改,部分的拼接已经不能完全指代原来的整体。表征背后的真我在哪里?受众在迷茫中仿佛看到始作俑者阴险的嘴脸。图像已经变成了中性,其意义已不再是图腾般神圣、纯洁,而不可侵犯。它可能代表了某种精神,也可能代表了一个恶作剧。图像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从“文字化生存”演变成为“图像化生存”,世界正在由“知觉”进入“视觉”。《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提出了人类社会正在孕育除文字文盲、计算机文盲外的第三种文盲,即“视觉文盲”。现代视觉文化研究中出现的“拟象”是由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提出的。“真实从微型化的细胞、母体和记忆库,以及控制模型那里被制造出来———并且它能从这些东西中被无数次地复制出来……”[8],表象本身就是真实,并且是一种逾越真实之上的“超真实”。他还曾将迪斯尼乐园与美国进行比较,美国制造了一个美国模型———迪斯尼乐园,这个乐园越来越真实,以至于仿佛是美国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了。拟象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克隆技术的繁衍,不断地自我复制再复制。在各种媒介竞相上演的仿象,不断有人跟风、追求所谓的时尚,迷失自我。媒介在当今时代的符号文化和消费文化中如鱼得水,他们用符号来伪装自我,达到牟利、庸俗的目的。这种表征的危机在近代先哲的忧心忡忡中越演越烈,发展到今天,读图能力已然成为一项基本的生存能力。视觉文化发展的“图腾—图像—拟象”历程揭示了人类精神认知的进步和发展,读图却是永恒的主题。人类对图的认知在不断地升华,这也是人类长期以来寻求表达自我,追求认同,获得交流的需要。#p#分页标题#e#

(二)视觉文化发展的“文化”特征

对视觉文化的研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研究,是一种以“视觉性”为对象的“文化研究”。相对于视觉文化的图像特征,可以将视觉文化的“文化”发展历程概括为“模拟文化”、“指示文化”、“象征文化”。德国视觉哲学家卡西尔的“符号哲学”,阐释了文化演进的过程。在卡西尔看来文化演进以如下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为特征[9]:第一个过程是从人类和自然直接交往的关系向中介化关系转化的过程。这一中介就是人类创造的人工环境,是由符号和语言构成的,而且现在变得越来越抽象。第二个过程更为特别,它以符号自身生产方式的转变为特征。这一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符号作为图标被制作出来,图标是自然的复制品。第二阶段符号和现实之间不再是复制关系,而是因果关系,符号是根据自然经由逻辑过程而产生的。而第三阶段则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生产,此时的符号已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的物化和外化。三种不同的文化实践对应文化演进的三个不同阶段。模仿文化是第一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指示文化是第二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象征文化是第三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古代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模仿文化,远古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是从对自然界的膜拜开始的。中国文字的形成其中有一类就是象形文字。模仿文化的本质就是真实的反映现实,不论是物化还是想象中的。它以一种崇敬的、膜拜的姿态来反映内心和精神的寄托。这种对现实的复制是真实的再现,有着明确的寓意和指代。而在近代的视觉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指示文化,则寄予着人类丰富的想象、智慧和情感。这种表征与表征背后的真实之间是一种因果逻辑关系。表征的制造者极力通过表象向受众传达自我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有着对世界的美好追求,也必然存在对世界的控诉。这种文化本质不再是纯粹的膜拜和敬仰,而是掺杂着个人的、民族的、社会的情感和认知。而现代意义上的象征文化则以计算科学“0”和“1”的表征为代表,仅仅是符号代表符号本身,“0”和“1”能够指代一切事物。表征背后的真实还是表征,正如电影中描述的那样沉睡于梦中之梦再也不能醒来。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从“模拟文化”到“指示文化”再到“象征文化”的演进过程正是人类在视觉性的引领下认识自我、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沉重的历史积淀。每一步的进步不论是积极的,还是中性的,抑或是消极的,都向前迈进了一步,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和收获。

(三)视觉文化发展的“技术”特征

技术转向已经引发了众多学科领域的深思,甚至撼动着哲学研究,视觉文化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也许是由于科学技术为人们提供了现代的先进传播媒介的缘故,各种哲学思想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中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如此普遍的影响……”[10]技术使得人们想象中的生涩隐晦哲学知识得以大众化和普及化,更不要说可见的图像表象了(尽管其内在表征并不能为所有人认知)。回顾历史,技术的力量贯穿于视觉文化发展的各个时期,视觉文化的每一次演变都与技术紧密相关。从技术的典型代表“镜子”、“相机”、“电脑”的发明,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和文化的演进过程。技术为图像的变迁和文化的演进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和方法,推动视觉文化的纵深发展。从人类进化到行走阶段,拿起手边的树枝开始向有威胁的其他动物挥舞的时候,技术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始社会,技术力量更多的被理解为一种工具。石器时代涌现出来的图腾文化,也反映了不同的技术类型。没有技术的支撑,就不可能出现视觉世界的繁荣。镜子的出现正是印证了那个时期真实的复制,镜子背后所呈现的是真实的自我,无法用他物来取代。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在相机的普及现实面前成为“傻瓜”,甚至是孩童都能拿起相机制造图像。这种成像技术一方面是指成像器械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构图技术的演进。现代器械科学技术的发展保证了对真实的逼真反映,但这仍然是一种真实,而构图技术的变化却带来指代的不确定性。拼贴、蒙太奇、组合、装置和表演艺术的技术手段使得图像不再是真实的原始反映,而是超真实的反映或是非真实的反映。而在今天的技术高速公路上,“电脑”的出现彻底颠覆了真实与非真实的争论,3D场景,虚拟现实,人物可以制作,而不是成像,场景可以虚拟,无需制造。梦中逼真的场景没有混凝土的厚重,却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和绚烂的街景,物是人不非,让贪婪进一步腐蚀你的心灵,继续沉睡吧……拟象文化超越了原始本身,纯粹是想象!看,看见,看懂,你能“读”懂吗?你是沉沦的,还是清醒的?对于技术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能从工具这个层面来理解,就能解释清楚了。对技术理性的认识应当成为读图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这把双刃剑,能够将你带入智慧的殿堂,也能使你沉入愚昧的深渊。视觉文化时代中,不论作为一个普通受众,还是一个文化的传播者,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两种境地,殿堂还是深渊。而作为充满智慧的人类,追求真善美是人的本性,正确认识事物本质,形成个人对真实的认识,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那个“盗梦者”所不能及的。

三、视觉文化发展对现代远程教育的影响

现代远程教育[11]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是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它以现代远程教育手段为主,综合面授、函授和自学等教学形式、采用多种媒体手段联系师生并承载课程内容。远程教育中的四个要素为:教师、教学资源、教学媒体和学生。在前两代远程教育中,由于技术的限制和资源的匮乏,这四个要素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如图2)。而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学模式已经由注重教师的“教”转变为注重学生的“学”。教师和学生能够共同参与到教学资源的建设中,运用教学媒体在师生间、生生间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合作学习。师生间人性交流的直白被冰冷的机器转换为各种媒介信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的对话和与教学资源的交互中需要警惕“表征的危机”。图像时代的今天,视觉资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泛性导致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学资源数量的急剧增长,但同时也带来教学资源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教师占有资源量大质优的优势早已被网络学习时代的到来所削弱,教师与学生在网络学习的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学生一方面接受着教师已经建构好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在巨大的网络资源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相关学习资源。远程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突破时空界限开展终身学习,这也给师生、生生间的直接交流带来了弊端。任何“面对面”的学习和交流需要通过教学资源和教学媒体来转换。学生需要看着眼前的“画面”进行必要的“解读”才能获得认知。教师和学生如何才能在网络资源和教学资源中实现有效地“建构”和“解构”?在远程教育系统中,教师和学生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提升成为有效学习的必要前提。#p#分页标题#e#

要想实现教师对教学资源的有效建构和学生对教学资源的有效解构,应当认识视觉文化所蕴含的三个特征“图像”、“文化”、“技术”的演进历程,审视“所见”是否“属实”?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象征文化环境下高科技的拟象时代,教师和学生在建构和解构教学资源和教学媒体时,要对信息资源的表象进行质疑,先进的技术是否扭曲了事实原本的面目,外显是否是真实的表象,资源的创造者是善意的教导还是恶意的歪曲?在缺乏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情境之下,这种必要的解读显得尤其必要。而作为网络信息资源的创造者,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视觉“表征危机”,秉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开展创作,运用技术传播有效信息,造福他人。

视觉文化发展至今,经历了从“图腾”到“图像”到“拟象”,从“模拟文化”到“指示文化”到“象征文化”,从“镜子”到“相机”到“电脑”的发明与普及应用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呈现出人们对一个共同的问题的关注———“表征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视觉性的重要性,这种表象的不可靠、不可信的事实已经被揭露。伴随着视觉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的特点,视觉表征从纯粹到复杂,从合理到不合理再到合理,一直在与“表征危机”进行抗争,显示了人类视觉经验的丰富性和美好,人类思想的不断成熟与进步,技术力量的无穷发展性。但是如何才能认识这个美好的虚拟与现实世界,还需要一双会“看”的心灵之眼。时展需要致力于视觉文化研究的人们,教会大众揭开事实真相面纱的方法,智慧地与那些伪真实抗争,创造更多美好的视觉景象,还世界一个“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