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保健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与“楚辞”各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典范,影响深远。虽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源于西方,歌德和席勒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区别,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在世界各国的文艺实践中可谓源远流长。我国文学史上,相传作于皇帝时代的《弹歌》,写原始人的狩猎活动,已显示了用诗歌描写现实的意向,可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萌芽。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光耀千古的里程碑。《诗经•国风》中的民歌和《大雅》、《小雅》中的文人讽喻诗,以其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批判现实的创作态度和语言简洁、比兴巧妙、描写生动、文风朴素的艺术表现特征,为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所师法。两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P1576)与《诗经》民歌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P5)一脉相承。汉末建安及曹魏时代的创作,被誉为“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是我国文人诗歌出现的第一次现实主义高潮。北朝民歌发扬了《诗经》“风”诗传统。到了唐代,陈子昂明确反对齐梁诗风,倡导“汉魏风骨”,随后产生了杜甫、白居易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代以后,历代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作,如宋初的王禹、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等。元、明、清三代,代表我国文学主流的是戏剧和小说,关汉卿的杂剧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现实生活,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
如果说现实主义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加以描写,客观性较强,那么,浪漫主义则对现实不作精确的描绘,而往往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表现生活的理想,主观性较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可上溯到上古神话,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所创作的“楚辞”体作品,则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融会神话素材,创构奇特情境,以高昂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对进步理想的执著追求。鲁迅称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P370)汉代,首先继承屈“骚”传统的是贾谊。汉末建安时代曹植的创作浪漫主义倾向突出。曹魏正始时代阮籍的《咏怀诗》、西晋左思的《咏史》、六朝鲍照的《拟行路难》、北朝民歌《木兰诗》、南朝民歌《神弦曲》都是有名的浪漫主义作品。唐代许多诗人都能自觉地继承屈原的传统,盛唐大诗人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4](P282)是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突出代表。中唐的李贺,杜牧《李贺集序》称之为“‘骚’之苗裔”。[5](P186)宋代的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或高旷清雄,或雄奇悲壮,对浪漫主义各有发展。元、明、清时期,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戏剧、小说,尤其是吴承恩《西游记》神魔世界的幻想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奇思,代表了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
与西方文学重“再现”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明显地重“表现”的特征。“诗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文论的“开山的纲领”。[6](P3)先秦时期,“志”的内涵一般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但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已经有所泛化,思想、意愿与感情等,均可用“志”来包括。儒家诗论中,特别注重“言志”,并与政治教化相结合,如《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7](P52)汉儒《毛诗序》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P63)汉儒也看到“情”的作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出于政治教化的需要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到西晋陆机的《文赋》,则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7](P171)《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7](P185)其“缘情说”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多处将“志”(理)与“情”并举:“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8](P19)(《征圣》)“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8](P256)“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8](P288)(《情采》)等等。刘勰还进一步将“情”与“志”或“情”与“理”合起来用,如:“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8](P294)“必以情志为神明”。[8](P378)“言志”、“缘情”之说,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实际,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重“表现”、重“抒情”的总体特征的形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国传统诗歌又以抒情诗占主导地位,表达诗人的心志,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描摹客观现实上,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突出特征。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民歌,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从“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到我国古典诗歌黄金时代的唐代的诗歌,莫不如此。这些作品都既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如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其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号称“诗史”,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不止诗歌,以叙事为主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也具有表现性的特征,有着极强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如《红楼梦》作者自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9](P5)这“泪”和“痴”正是作者情感的凝结。
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
“形神兼备”,即精确描绘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现内在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象创造的独特原则。历史上较早谈论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他所说的形、神是指事物的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其形体是存是灭、是美是丑,都无所谓,关键是其精神能否与道合一,达到自然无为,所以人应当做到“外其形骸”,[10](P103)而不拘泥于物。庄子还在《养生主》、《德充符》等篇以公文轩见右师、卫人哀骀它、支离无等一系列故事,说明形残而神全,并不影响其真美,真正的美在神不在形。可见,庄子的形神观有片面强调神而否定形的作用的倾向。汉代《淮南子》论及形神问题时对庄子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强调以传神为主而不否定形的作用,并把这种观点用来衡量艺术创作。《淮南子•说山训》讲:“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11](P1139)这里的“君形者”指的就是神。在此基础上,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并指出人物画的“点睛”非常重要,“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12](P721)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记载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南朝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龙,但一直不画眼睛,说画了眼睛龙就会飞走,人们不信,一定要他画,结果他刚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就雷电交加,两龙破壁而飞,没点睛的两龙仍留在壁上。形神问题在诗论、文论中也引起重视。唐代大诗人杜甫多次以神论诗:“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4](P279)“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4](P682)“义方兼有训,词翰两如神”。[4](P850)晚唐司空图从诗歌创作角度,明确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北宋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13](P351)认为重在传神上,诗画一致。他还在《传神记》中发挥了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说,指出必须写出“得其意思所在”[13](P909)的形,才能传神。总之,神比形要高一层,但没有形就不能传神。要达到神似,就必须把握对象的主要特点,找到其最能体现精神实质的形态特征,并加以充分描绘,才能传对象之神。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对意境的追求,体现了形象创造上形神兼备的要求。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红楼梦》中的宝、黛和王熙凤以及《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更体现了形神兼备、以神为主的美学原则。#p#分页标题#e#
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
现代文学理论将文学体裁分为四类,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四类体裁俱全,并都蔚为壮观,而且表现在各种体裁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从原始人的以二言为主的歌谣,到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的一大飞跃。《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回环复沓的结构形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谐的诗歌韵律等,都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战国时代,以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的出现,可谓“郁文突起”。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其篇幅的扩大、诗句的长短错落以及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都使它具有独特的风貌,特别是屈原《离骚》的出现,使我国文学史上有了堪称宏伟壮丽的诗篇。两汉乐府诗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而且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此后,五、七言诗一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主流。到了唐代,古体诗(包括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包括五、七言律诗、绝句)竞相辉映,各种诗体蔚为大观。唐代还产生了以长短句为特征的新的诗歌样式———词,经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终于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词之后,金元时代又出现了曲。人们常说的元曲,包含两种文学体裁,一是杂剧,一是散曲,后者是又一种新的诗歌样式。
散文的萌芽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尚书》(即《书经》)中,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散文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百家争鸣,散文创作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散文可分两类;一是以说理、议论为主的诸子散文,一是以描写历史人物、记述历史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后代的散文虽体式繁多,但论说与记叙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散文逐渐骈化,出现了骈文。魏晋南北朝骈文占据文坛主导地位。骈文中虽也有佳作,但总体说来过于讲究形式。到了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苏轼等继承韩、柳传统,唐宋古文八大家把散文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其后,传统散文一直沿着古文与骈文两条线发展,此起彼伏,互为消长。清代,桐城派古文贯穿始终,影响颇大。汉代出现的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从汉初的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东汉后期的小赋,乃至魏晋南北朝的骈赋,唐朝的律赋,宋朝的文赋等,赋这种文体形成了独特的演进过程。小说虽可溯源于上古神话,而文学史家多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开端。这时的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大多“粗陈梗概”,[3](P70)简单记述。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唐传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3](P70)在人物描写、结构布局、情节安排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宋元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又一大变迁,从此有了白话小说。话本中的讲史话本,也叫“平话”,是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滥觞;小说话本,常常被称为小说,也称“短书”。从此,我国小说沿着文言、白话两条道路发展。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章回小说的诞生。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高峰;曹雪芹的《红楼梦》代表了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中国古代戏剧因素出现很早,而元杂剧则标志着古典戏曲的成熟。元杂剧的基本结构是四折一楔子,主要由曲词、宾白组成,形成了韵、散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本模式。元末杂剧衰微而南戏逐渐定型,高明的《琵琶记》标志着南戏的成熟。明代南戏演化为传奇,成为明清时代的主要戏曲形式。
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
风格,是古今中外许多文学理论家都曾探讨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大致说来,风格与民族、阶级、时代、流派以及作品的体裁、题材有关,更与作家的个性有关,体现在作家的作品中。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了丰富多彩、令人眩目的风格。从时代而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8](P408)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文风。《诗经》民歌的朴素自然,楚辞作品的弘博丽雅,汉赋的铺张扬厉,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齐梁诗风的绮靡浮艳,以及王国维所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14](P1)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学风格特征的突出表现。从流派而言,不同的文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追求。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描写塞外奇异风光,抒发将士乐观豪情,诗境壮阔,诗风浪漫豪放;山水田园诗人则描写山光水色,表现农家生活,以隐逸为怀,诗风淡远优美。中唐新乐府运动主张为时为事,反映民生疾苦,以通俗易懂为尚;韩孟诗派则往往通过抒写个人遭遇反映现实,追求奇崛险怪。宋代婉约词人多以男女恋情、羁旅行役为题材,讲究音律,本色当行,词风委婉含蓄;豪放词人“以诗为词”,扩大词的题材,突破音律束缚,风格豪迈奔放。其他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魏末的“竹林七贤”,初唐的“四杰”,宋代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辛派词人”、“格律词派”,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文采派”、“格律派”,清代的“性灵派”、“神韵派”、“桐城派”等,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
以作家而论,“才性异区,文辞繁诡”,[8](P261)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差异:《孟子》善譬好辩,气势充沛,《庄子》想象丰富,奇幻浪漫;屈原《离骚》驰神逞想,宏伟壮丽,宋玉《九辩》深情绵邈,哀愁凄怨;曹操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陶渊明诗风平淡而醇美,王维作品清新而淡远;李白自然、豪放、飘逸,杜甫凝炼、顿挫、沉郁;白居易通俗易懂,李商隐朦胧难解;韩(愈)如潮,柳(宗元)如泉,欧(阳修)如澜,苏(轼)如海;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同为豪放,而一高旷清雄,一悲壮沉郁;关汉卿“自铸伟词”,[14](P103)本色生动,王实甫才情富丽,文辞华美;蒲松龄《聊斋志异》搜奇掘异,以神鬼狐妖映射社会现实;曹雪芹《红楼梦》如实描写,以如椽之笔刻画人情世态……中国传统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且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艺术传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大宗弥足珍贵的遗产。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