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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圣经书名的由来及演变

2012-08-22 08:33 来源:外语翻译 人参与在线咨询

 

《圣经》(TheHolyBible,简称TheBible)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一部文化大书和文学巨著。《圣经》文本最早于唐贞观9年(公元635年)由景教传教士带入中土,“翻经书殿,问道宫闱”,可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记载。《圣经》最初翻译成汉语时,当时的译者按照我国把重要著作称为“经”的传统,取其“神圣典范”、“天经地义”之意,译为《圣经》(乐峰、文庸,1995:345)。实际上,“圣经”汉语书名曾有“真经”、“圣经”和“古新圣经”、“圣书”和“新/旧遗诏书”、“旧新约全书”或“新旧约全书”的历史沿革。如今“圣经”一词也成了华人世界对这部基督教的经典的专称。本文拟对汉语“圣经”书名的由来和演变做出综述性的探究,以厘清汉语《圣经》版本的历史脉络。

 

1、唐代的汉语“圣经”书名

 

《中国翻译词典》收录的“中国翻译大事记”(林煌天,1997:1134—1146),列举了从唐代至1919年间的汉语《圣经》翻译九大事件和主要版本。这份记录虽然涵盖了《圣经》汉译史上的重要事件,但是还存在以下不足:(1)对唐代的《圣经》译本表述模糊;(2)遗漏了两个《圣经》重要版本“巴设译本”和《古新圣经》;(3)官话和合本的出版时间有误,确切时间是1919年4月22日;(4)未收录1919年之后《圣经》汉译的重要事件和《圣经》版本,特别是中国翻译家的《圣经》单卷或片断翻译。(任东升,2007:114)有的学者(文庸,1992:31)根据唐代《圣经》汉语文本的卷数和音译名判断,景教士的翻译蓝本是古叙利亚语《圣经》。翻译出来的《圣经》书卷有《天宝藏经》(即《旧约诗篇》)、《多惠王经》(即《大卫王诗篇》)、《阿斯瞿利容经》(即《福音书》)、《浑元经》(即《旧约创世记》)、《牟世法王经》(即《旧约出埃及记》)、《启真经》(即《启示录》)等三十部(赵维本,1993:9—10;邹振环,1996:38)。可惜的是,迄今还没有发现景教《圣经》的正式译本,或可能早已失传。所谓“《圣经》汉译片断《序听迷诗所经》译成”之说,不够严谨。景教士初来中土,他们不懂汉语,协助他们翻译或撰述以《圣经》为主要内容的景教经典时,也像佛经当初传入中国一样,只能是西人口述、华人抄录、迻写。中国学者认为该书乃“补缀新旧两约圣书之文”(朱谦之,1993:118)。

 

2、明末清初的汉语“圣经”书名

 

17世纪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时,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强盛文学于经典传统的社会,他们被迫融入这种环境。耶稣会士以“经”来对应基督教的圣典,借助于“经”这个字来表明西方也有经典之作的传统,同时把基督教的著述与这个儒家和佛教的“经”摆在同一个水平。耶稣会士在“经”字前加入了“圣”字,以表示他们的“经”具有神圣的启示,《圣经》乃“神启”的文本。1635年,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取材于《新约》福音书关于耶稣生平故事的著作《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刊行,该书标题有一注释:“即万日略圣经大旨”。“圣经”一词最早公开的出现应该如是。1636—1642年间,阳马诺(ManuelDias,jr.,1574—1659)的14卷巨著《圣经直解》印行,应是“圣经”一词首次出现于书名,但该书不属于《圣经》的中文翻译。罗马教廷驻清庭的公使贺清泰(P.L.Depoirot,1753—1814)于1750—1800年间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译本》(Vulgate,382—405),用官话翻译了除大部分先知书和《雅歌》之外的《旧约》和《新约》内容34卷,取名《古新圣经》,但是没有刊行。不过,这是“圣经”二字首次正式用于《圣经》译本书名。《古新圣经》虽然没有刊行、流传,然而解答这部书的白话《古新圣经问答》在1862年刻印出版,遂使《古新圣经》的名望传播开来。

 

3、19世纪的汉语“圣经”书名演变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进入中国,便着手用汉语翻译《圣经》。1823年,马礼逊和米怜完成整部《圣经》的翻译时,取名《神天圣书》,共21卷为线装书。后来,麦都思、郭实腊等修订马礼逊译本和重译《圣经》,用过新/旧“遗诏圣书”和“遗诏书”。1843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2人在香港召集有关圣经翻译的专门会议,他们决定用简明的“圣经”二字来代表基督教经典的书名。传教士认为,“圣经”二字也可以指儒家的所有经典,等于在基督教传统与儒家传统之间设置了独特的平行。1853年至1868年翻译出版的“高德译本”,取名《圣经新旧遗诏全书》。这里我们查考一下“太平天国”推出的所谓“圣经”。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叶中国基督教会通用的主要《圣经》为郭实腊译本(谢雪如,1984)。郭实腊(K.F.A.Gutzlaff,1903—1851;又译“郭士立”)曾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J.R.Morrison)组成的四人翻译小组,重译过《圣经》,其中《旧约》差不多出自郭实腊一人之手,取名《旧遗诏书》。郭实腊后来对四人小组译本中的《新约》部分做过反复修订,取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陈惠荣,1986:16)。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队中,太平天国政权的文告中引用的《圣经》经文大多摘自其中(梁工,1996:706)。洪秀全于1853年“钦定”推出了几部以郭实腊的译本为根据、经过删节的《圣经》版本。据说洪秀全手下有500人从事圣经的汉译和改编工作。太平天国使用的《圣经》,除了一部取自《新约》的《钦定前遗诏圣书》,其他均为经过删节的版本,名称多样。如《旧遗诏圣书》封面醒目的汉字“旧遗诏圣书”两边为一对飞舞的双龙,上方为一对凤凰,封面顶部“太平天国三年癸好初刻”字样。迟至1920年,周作人仍然把汉语《圣经》称作“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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