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与以否定和解构为特征的激进后现代主义相对而言的，是以一种既批判又超越的立场转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潮。后者对因工具理性的单面诉求所造成的环境恶化、生命意义的丧失进行彻底解构，然而因为缺少建构，倡导多元、价值虚无的缘故自身也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确保‘换汤不换药’的情况不再发生，为确保思想霸权、方法霸权永远不再建立，为‘使王位的空缺成为常态’”［1］，倡导多元整合的思想，在有机联系的基础上，将传统、现代、后现代和当代有机整合，关注与人类存在和命运息息相关的生活世界，试图用生态伦理这一新的思想向度突破现代工具理性机械计算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冷漠敌对的关系，积极寻求重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新世界，以一种积极乐观、富有创见的全新运动为人与自然建立新的伦理秩序，将“真”、“善”和“美”还于人和自然，在人与自然重归有机整体基础上谋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一 包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意在颠覆传统的理性与伦理的扭曲，实现生态伦理转向。伦理原本作为内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其基础性和规范性在现代主义的视阈下，逐渐被理性取代———理性成为一切法则的基础，伦理成为外在于人的禁令，道德行为者由自我审视的道德关注转向外在伦理原则的权威与规定，最终导致人的道德自信力缺失，拒绝道德判断力，活生生的个体之间的伦理关怀变为缄默与冷漠对视，现代主义的伦理悲剧由此出现。“一方面它力图以普遍道德理性构建各种形式的普遍伦理规范，以保障现代人的生活自由和价值追求；但另一方面这种规范化的伦理约束又在客观上制约着个人自由，与现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追求相悖。”［2］ 现代主义的伦理生活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资本逻辑的延续，以物的增殖为逻辑的“增长的逻辑”是理性逻辑的现实呈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它以全球化的势头迅猛占领全世界，以机械计算为特征的现代主义价值观被大肆宣扬———对世界以认真的观察、精确的测量和技术的分析实现利益的最大合理化。“面对巨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科学或宗教，都不能独立应付。如果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只是一味地争取经济的利益和生活的舒适，生态系统就会凋零，物种就会继续灭绝，也许上亿的人类会丧失生命。如果不将科学与世界的精神传统结合为一体，人类纵然可能活过现在这个世纪，但留给后人的将是一条千疮百孔之路。”［3］现代主义的以工具理性为本质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排斥价值，以功利、实用的价值观为主导，以“知识就是力量”的价值目标仅限于利用、控制和征服自然。在现代主义价值观的作用下，道德被严重“物化”，卓越与崇高相对缺失，缺乏终极关怀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道德现象。在这种状况下，以单纯物质提升为生活目标的价值取向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处境，相反物质生活富裕的背后却隐藏着更为严重的危机和矛盾。一方面，破坏性的开采，自然资源濒临枯竭，生态失衡；另一方面，机器大工业又把生产中出现的有害物质排放到自然界，进一步恶化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的空间逐渐缩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损毁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现代主义价值观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史无前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人类生存家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现代社会出现新的危机———生态危机。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旨在为人类谋幸福的夙愿并未如期而至，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并未给人类带来任何福祉，相反却加剧了社会的危机和矛盾，越来越落入了马克思曾经表达的“异化”的状况之中，人对自然的征服依其惯性走向了人对人的征服，其直接的呈现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一系列战争给人类造成空前的灾难和痛苦，人性的残忍和堕落与其大力宣扬的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形成强烈反差。 “理性与科学”神话破灭，现代主义走向了人的对立面，理性附着在冰冷的机器之上，科学变成了掠夺财富与投机致富的工具，价值理性臣服于工具理性，人从理性主体的中心位置一落千丈，沦落为工具理性的奴隶，沦为机器的碎片。人们以机械的思维和碎片化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促使他们用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目光审视着现代性的生活及信念。他们发现，理性和科学并非现代主义谋划所想象的那样公正、合理、美好，人道主义所要塑造的人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大写的“人”，是个性受压抑的人，人性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人。面对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现性主义所造成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于是就有了使用各种否定解构和破坏为方法对现代主义进行颠覆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否定与质疑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态、伦理危机和矛盾的必然反映，是现代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 以否定和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秉持这样的根本立场：现代主义总是从某种假定的东西出发，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任何假定的“前提”、“基础”、“中心”，对“唯一中心”、“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大写的人”、“一元方法”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志在摧毁传统封闭、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打烂一切人类迄今为止所认为普遍必然的东西。被现代主义奉为万能的理性在后现代主义眼中变得一文不值。理性既不能为人们提供终极关怀也不能提供终极解释，“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 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去伦理观”的方式实现了对现代主义伦理观的克服。“现代主义伦理观”所倡导的一切“绝对命令”和道德法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个时代，人们拒绝道德约束的同时也拒绝道德关怀，由于缺乏价值引领，伦理道德沦为碎片，道德走向虚无。被现代主义所贬抑的情感、欲望相反则得到高扬，非理性受到极力推崇，世界变得无秩和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伦理观的破坏是彻底的，也是致命的。#p#分页标题#e#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伦理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并未提出一套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改革的有效方案，或许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想要建构，因为任何建构在他们看来仍然是现代主义伦理观的重现。于是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的激情中逐渐失去活力，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它已完成其批判的使命，对余下的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与之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并不主张总体上的拒斥与断裂，而是把现代与后现解为一种有机的整体，认为后现代只是现代的一种内部分化，不是敌对者。后现代要从内部或外部不断瓦解的现代性中走出来，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现实生活世界，在重建生活秩序中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延续了后现代主义所未完成的事业，立足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努力提出建设性的拯救方案。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只注重自然的工具价值，缺乏对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认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保护生态环境，以高能耗、高污染、损毁自然资源为代价，单纯强调经济指标和利润，忽视环境以及资源的承载能力，从长远的目光来看，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现代主义伦理观将某些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福祉视为全体人的共同目标，是单向度的伦理观，人类的道德标准必将沿着功利化的方向前进。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去伦理”的伦理观摧毁了伦理道德的世界，也就真正地导致了“人之死”的后果。因此，符合时展的伦理观需要用整体性的非功利性的视角加以审视，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如何由“征服自然”走向“和谐共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有机整体的理论主张，倡导应在人与自然有机整体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秩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生态文明”。大卫•雷•格里芬甚至宣称：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它将人与自然的生态系统作为整体来思考，是符合人性、符合自然性、符合时代要求的行为原则，是一种合理化的思维方式。在肯定人与自然整体性的层面上倡导“共同福祉”的生态伦理转向，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要做的真正工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重建后的生态伦理是人类自为与责任的生态伦理，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自为觉解人与自然共存的整体性利益，在自为和责任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只有人类把生态伦理作为自为与责任，和谐才具有建设性内涵，人类与自然的共同福祉才会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将不再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将更加紧密，人与自然在相互制约的内在统一维度中共生共存、和谐发展。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有机整体观念看待人与自然，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然共同福祉为生态伦理的转向，为后现代主义的新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三 面对问题丛生、严峻异常的生态问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积极寻求解决人与自然的分裂状态，以生态伦理的转向努力为人类寻找新的出路，并在对人类与自然的理解和企盼中践行着，这种务实的积极进取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提出的许多创见也是富有启迪性的，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其内在生成力和生命力。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更多地关注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病征就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所导致的人的精神世界衰落和人心灵的荼毒。以此逻辑发展下去，人类及地球上的多数生命都将面临毁灭的结局。现代性社会，科技和工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工具理性的算计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裂，经济与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人的生命意义最终也在分裂、混乱与灾难中坍陷。后现代主义由于对“真”的拒斥，认为“不存在稳定不变的统一的真”，解构中并未挑战现代性所设立的人与自然、肉体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囿于现代性父权制里，仍是现代的，无法拯救现代性病征，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伦理道德的“善”的丧失以及更高层面的“美”的失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自信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秩序完全可以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人与自然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生态伦理转向的实现根本在于改变现代主义的思维。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导致了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分离和对立，这种分离最终导致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的分离，自然的机械化的祛魅哲学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祛魅，这种祛魅的哲学就是二元论。二元论是超自然论，认为个人神性具有解释功能和因果力量，这样上帝被剥夺了一切在世的权利，人被神化，自然论变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自然的一切内在属性被抽空，成为纯粹性的生产材料被人任意宰制。这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随心所欲地塑造自然，囿于如何有效征服自然、超越自然、控制自然，而不是与自然融为一体。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旨在通过发动一场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革和运动来消除这些分离，用一种整体意识去思考整个存在，如果能以这种全新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伦理思维去看世界，那么人就与世界合一了，我们会再次感受到在宇宙中有一种家的感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转向，实际上是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我们自身的目的”［4］。运用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去研究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整体的，是一个有机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这一方法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有机整合，“这种整体论的方法并不排斥分析，它包含和运用了现代所有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它并不停留在分析上，也不推崇客观、冷漠的分析价值，它既包容又超越了分析方法。因此，它既不是还原论的，也不是反理性的”［1］（296）。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也包含在自然之中，世界若不包含在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具有完整的意义。人与自然处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价值，各安其分，不存在一方优越于另一方。保护整个生物群落的完整性，人与自然才能保持相对稳定和美好。在和谐秩序中，人与自然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内在价值，自然也才能更好地帮助人塑造完美的人性，走向完美的人生。#p#分页标题#e#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生态伦理转向必须反对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为人类确立一种生态伦理观。正是现代性导致了意义的丧失，而意义则是价值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人们不会受到鼓舞向更高的价值迈进。现代性单纯强调工具理性，使人们只停留在解决科技问题层面，即使科学技术不断向前跃进，取得日新月异的突破，也只能是一种肤浅的目标，不能释放出人类更大更广泛的创造力量，没有创造力量的科技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促成史无前例的分裂、虚无和毁灭的产生，陷入空前的生存困境和意义困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由人与自然的分裂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生态伦理的转向扭转了现代、后现代主义对价值的扭曲和摧毁，在自然当中人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自然的价值本身又与人的价值紧密缠绕而同一。在价值的一致性基础上，人与自然不再是分离的，而是一致的；人也不再陶醉于一时之得，而是在价值统一性上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通过生态伦理转向的实现为我们证明，现代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与人类的整个意义相悖，对人、对社会、对自然都无益处。环境恶化，地球整个生存体系遭到破坏，必须剔除工具理性这种穷兵黩武式的掠夺，以生态伦理转向重新思索自然，以人道对待自然，还自然以“真”，才能消除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产生的直接生态恶果，重塑人类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