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新闻人的职业追求

职业新闻人的职业追求

 

一个以数字和光导技术支撑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围绕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各种新媒体为我们创造了各种新的可能性,也给职业新闻人、一般草根民众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从新闻传播看,近年来行内业外,每每传出“去专业化”的呼声。有人认为,因为有了新媒体,传统媒体将逐步萎缩并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人认为,因为自媒体的存在,职业新闻人也会变得可有可无了。我们的观点是:新旧交替将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传统和现代传媒的并存应是更为普遍的现象。何况现在的新媒体,并没有在扬自身之长的同时,把传统媒体的全部“优点”包揽无遗。传统媒体不可能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职业新闻人更不会变得多余。有“业余”必有“专业”。这个道理很简单:书画爱好者不同于书法家、画家;音乐演奏虽然很普及,但丝毫不影响音乐家的地位。业余者越多对专业工作者的要求越高。问题在于传统媒体如何扬长避短,职业新闻人如何进一步强化职业素质,提高职业水平?职业新闻人在新媒体环境下应有更高的职业追求。下面这些貌似老生常谈的职业要求,在所谓自媒体时代将显得越发重要。   一、实事求是的作风   应该说这是新闻职业要求的题中之义,而在今天的新媒体语境中,这一点相对传统媒体显得更为突出。“实事”就是要求职业新闻人的报道要真实、可信,必须严格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才能在信息大爆炸的新媒介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实事”的基础上,职业新闻人应该有明确的自身定位,即报道应该为了“求是”。什么是“是”?就是职业新闻工作者所报道的内容对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意义。“实事求是”就是要求职业新闻人严格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善于发现新闻事实的社会意义。网络为自媒体使用者提供了“扩音器”的功能,同时也发挥了其“放大镜”的功能,很多信息在得不到甄别的情况下就可以被广泛传播和扩大。如果没有传统媒体对信息的进一步筛选证实,在新媒体平台上就难免会出现很多鱼龙混杂甚至混淆视听的信息。以微博为例,单就粉丝数而论,微博平台上人气指数最高的是姚晨。而姚晨等人显然不是职业新闻工作者。姚晨等一批自媒体舆论领袖的信息也有很多来自于转发,转发缺乏对信息真实性的严格把关。微博博主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职业新闻人那样去认真采访新闻、严格核对事实、深入挖掘真相。明星名人在微博上的传播力或许大于传统媒体,但传播力不等于影响力,受众在知晓信息的同时还会追求谁的信息更权威、更真实可靠。传统媒体的这一优势是“业余”的自媒体所无法替代的。新媒体虽然强大,但也有其软肋,譬如信息传播中的“娱乐化”。在网民自发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娱乐化”的彰显特征尤为明晰。很多在网络上热起来的“新闻”往往多以娱乐、八卦的形式出现,如2009年网络上的“贾君鹏事件”、2010年的“犀利哥”等。这个时候,职业新闻人的“求是”职责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发掘各种新闻信息的社会意义,不但考量着一个职业新闻人的新闻敏感,同时也在检验着一家媒体的整体专业水准。职业新闻工作者应该把握“求是”的核心:为社会发掘有意义的事实,用有价值的新闻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监测、预警和监督。   二、客观公正的立场   之所以要重提客观公正的立场这一要求,是相对于自媒体的自发性而言。我们看到,网络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会出现引起舆情一边倒的现象。究其原因,是自媒体网民大多站在局部或个人的立场去看问题,大部分网民都是带着自己的好恶传播信息、分析问题。例如发生在去年冬天的韩寒事件,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支持韩寒、支持方舟子、态度模棱两可者皆有。事件一度引起了微博上一些舆论领袖撰文参与辩论。但稍加浏览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哪一方的“阵营”,都难免带有不少的个人感情、私人好恶。即使有理性的辩论,也容易在大量网民众声喧哗的“转发”、“评论”过程中被扭曲,甚至演变成人身攻击。这个时候,传统媒体的“发声”相对来说就有很大的引导意义。如果传统媒体与职业新闻人在类似这样的事件中忽视客观公正的立场,那么就很容易从“专业”沦为“业余”,从而失去自身的优势甚至存在的“合法性”。既然新媒体目前看来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的传播信息,作为有着专业性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就应该以自身的客观公正立场取胜。客观公正的立场能够为传统媒体赢得公信力和权威性,而公信力和权威性才是社会化媒体的立身之本。失去了这个根本,依赖于行政权力的传统媒体会风光不再,新兴媒体则难长久保持住上升的势头。社会赋予我们新闻职业工作者报道与解释社会问题的权力,媒体工作者应该客观公正地完成这项责任。在这一点上,传统媒体因报道不客观、不公正而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吃亏”的例子不胜枚举。去年的“八毛门事件”就是一个因媒体报道失衡与不客观公正而引起网民、医患双方不满的典型例子。为什么一起普通的医疗纠纷事件会被某些新闻工作者采用预设观点,进而出现一边倒的失衡报道呢?这表现了在新媒体冲击下,某些新闻工作者的浮躁、从众或媚众心态。现在很多职业新闻人既是传统媒体的工作者,同时也注册了自己的个人微博。如何使自己在微博上的发言也能体现出一个职业新闻人的素质,不仅代表了职业新闻工作者自己的职业水平,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其所在媒体的专业水准。   三、高瞻远瞩的眼光   新媒体环境中自媒体的信息传播迅捷便利,但往往目光“短视”。自媒体平台的博主传播某条信息时,很难意识到它对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有何深远意义。自媒体的私人性质决定了其关注的话题,很多时候未必具有重要性和普遍性。即使某条新闻因为其重要性或显著性而引起广泛关注时,也很快便会被更新的话题所覆盖或替代。例如,“吴英案”因为恰逢“方寒论战”,在自媒体平台上就被大部分人忽略了。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业余的自媒体使用者具备高瞻远瞩的眼光,但职业新闻工作者若不具备这样的眼光或眼界,其专业性就会大打折扣。职业新闻工作者既然是时代的?望者,就应该站得比别人更高、看得更远些。要成为合格的?望者,就不能只顾眼前一时之利,跟在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步伐之后,仅仅把新媒体当作自己的信息源。职业新闻工作者应该是社会观察家,既要能发现、挖掘、甄别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又要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开启“新闻眼”,察一般人所不察,道普通人所未道。即便是为市民阅读的都市报,也不能流于网络的众声喧哗。新闻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新闻选题的策划应该从长远出发、兼顾眼前,做出更多为受众所接受而又有深度的选题。有深度不代表选题大而空,比如去年《合肥晚报》做的市民出行交通文明的选题,既有现实意义,也关系整个城市文明的发展,选题紧密结合市民生活,也能得到市民的认可。而同城另一家报纸所做的“普京哥”、“合肥王宝强”或许就需要斟酌。某个市民长得像普京或者奥巴马,都市报做个报道并无不可,但这类以趣味性见长的“新闻”不值得被整版且连篇累牍地跟进炒作报道。我们不反对都市报追求新闻的趣味性,只是想强调在趣味性和重要性的权衡中,专业媒体和职业新闻人心中应该明确孰轻孰重。高瞻远瞩的眼光还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新闻敏感和报道素养。有些新闻为什么让新媒体抢了先机?除了技术上的时效性外,是否也有我们媒体人自身的专业能力问题?“合肥磨店好人”最初是一家传统媒体微博上的一个小帖子,可惜这家媒体并没有发现帖子的新闻价值,等到其他媒体报道出来才后悔莫及。同样,发生在去年9月份的合肥少女毁容案同样是被新媒体最先挖掘出来的。如果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传统媒体就会在新媒体的舆情风向标下亦步亦趋,而无法发挥本应有的舆论引导力量。#p#分页标题#e#   四、悲天悯人的情怀   重提这一点是想强调职业新闻人应该具备自身职业道德。自媒体是个人的媒体,就目前看,多数网民在网上发言还很少考虑责任、道德问题。这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网络上也不乏真知灼见,不少网友也是抱着希望提高生活质量、社会进步的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信息,一些网友也的确用行动来证明自媒体的价值,例如网友自发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等行为。但是这些自发性的行为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隐私权问题、合理讨论的范围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问题、道德审判的问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的理性和职业道德就显得尤为重要。自媒体由于刚刚发展,公众和网民的综合素质和道德水平还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专业媒体和职业新闻人则不同,如果不强调报道中的职业道德,受众会对我们的媒体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呢?我们知道去年深圳发生了一起联防队员强奸妇女,丈夫在一旁不敢反抗的新闻。除了在没弄清事实经过之前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以外,我们一些媒体做到了对人的起码尊重、具有悲悯情怀吗?某省城报纸的副标题是“我窝囊,我没用,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这是引述,没什么大问题,可是大标题是什么呢——《是的!你还好意思说!》这条标题引起了读者的强烈不满,该报第二天进行了道歉。为什么读者不满?因为这样的标题除了道德审判的意思,毫无悲悯之情,客观上对当事人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二次伤害。悲天悯人还表现在,职业新闻人要挖掘我们社会中能够打动人心的主题。有些小人物或小新闻,于细微处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文关怀。比如今年网上一张环卫工人靠墙休息的照片①,为什么能够感动受众?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媒体的人文关怀。很可惜,这张照片却不是出自我们职业新闻人之手,而是出自一名职业为交警的85后网民之手。纽约时报的口号: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哪些新闻“适宜”刊登,哪些不很“适宜”,哪些很不“适宜”?需要我们进行综合判断,其中包括价值判断,也包括道德判断。   五、协同作战的能力   新媒体诞生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都受到了挑战。现在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不断提“融媒”。在此趋势下,有人提出了报纸消亡论、电视灭亡论。这些“预言”究竟是杞人忧天还是即将成为现实,姑且不论。但它们则在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报道者,要善于发挥集体组织作用,善于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过去我们提传统媒体,说的就是报纸、广播、电视,其中报纸是代表,是传统中的传统。事实上,“报”与“纸”的联系并非必然,而是技术发展的偶然。这样看来,我们今天的传统媒体也应该多管齐下,重视让技术为我所用,而不是在抱残守缺,或者向新技术缴械投降。从记者编辑的分工合作到报纸的图文编排和组稿都要体现协同作战的能力。过去我们也提记者编辑的协同作战能力,在新媒体语境下提这一点有更高的要求。要使用技术,但不是用技术当花拳绣腿。这几年,合肥各家报纸的记者基本都进入了人人使用苹果手机采编的阶段,但这离所谓“全媒体报道”恐怕还有较大差距。我们认为,职业新闻人在新媒体时代的协同作战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职业新闻人要充分意识到自己是“组织化的个人”,是职业组织的一员,是有组织的新闻人。这也可以说是职业新闻工作者较之于业余网民的一个重要优势,也是与自媒体的博主的根本区别之一。任何“组织化的个人”都应该在组织里协调行动。在选题讨论、采访分工、报道策划等具体环节中,都应该有组织的协同作战。如果说网民们是“游击队”,职业新闻工作者就应该是王牌的“正规军”。任何一个职业新闻人还应该意识到,或许自己同时是一名博主,一名互联网网民,但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行为上,自己更是媒体机构的一员。   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层面的多媒体协同。技术发展无止尽,任何能够提高我们传统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技术都可以被吸纳采用。新媒体虽然有强大的技术平台做支撑,但这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传统媒体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了呢?也不一定。相信在未来的采编中,新媒体的技术会逐渐被职业新闻工作者们所掌握和吸纳,这种掌握不同于业余网民的技术使用,打个比方:摄影器材的发展虽然让摄影更加大众化了,但真正能够专业掌握和表达摄影技术的人依然是专业摄影师。现在各大报纸也都在做网络媒体,各家报纸基本都有了电子版。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技术,谁协同作战的能力更强,谁的技术才更能发挥更好的效果。新安传媒网(新安晚报旗下)在关于去年安庆地震的选题策划过程中,全媒体报道做得就比较出彩。技术总是在进步,多媒体协同非一朝一夕之功,职业新闻人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一员,要站在职业的队伍里,用多种新媒体“武器”全副武装自己。   有人或许认为,上述五个方面都是些老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老问题中有新内容、新意义。要而言之,新媒体环境下对职业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将更严格、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