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与自然界抗争的历史中创造了文明，物质占有欲的过度膨胀和经济理性工具的不断更新，致使人们错误地将自身引入生态危机当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步凸显，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文化自觉开始被人们普遍接受。 一、文明与生态———人与自然抗争的动态演进史 文明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成果总和，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进步、合理成分的积淀，文明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变化”［1］。从本质而言，文明就是指人类社会脱离野蛮与蒙昧，以可持续的状态维系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方式，是一个综合的有机整体，包括纵观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以及横观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等形式。 文明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系统，经历着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缓慢曲折上升的演进过程。就发展形态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混沌型的原始文明，经验型的农业文明，以及相对理性的工业文明，甚至发展更为理性的后现代文明的演进历程。原始文明是建立在采集与狩猎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料的基础之上，形成适应自然最原始的初级文明形态，是“神话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神话，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恐惧、敬畏，崇尚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自然文化———向往混沌的原始文化”［2］。农业文明是建立在栽种与驯养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料的基础上，形成顺应自然，同时又采取一定的行动来改造自然的文明形态，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依附、顺从，崇尚人与自然自觉亲和的文化———经验主义的农业文化。工业文明是建立在科技动力基础之上，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先进生产力、物质产品和生活方式，开始了物化自然的“统治自然”状态，并形成了征服、利用，崇尚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科技文化———崇尚“理性”的工业文化。同时，工业理性也为生态危机埋下隐患。无论如何，人类文明发展都离不开原始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统一体———自然系统，这就从本质上将人类社会文明与生态发展相关联，使得生态文明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二、生态文明———旨趣与功能要求 1.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旨趣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理论形态［3］。生态文明的旨趣在于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是将矛盾着的各种关系逐步缓解，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进程，因此“和谐共生”成为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从本质而言，和谐共生的社会必须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建立在良性共生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物质文明;二是建立在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政治文明;三是建立在良好的心理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由此构成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社会，才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良性状态。 2.生态文明的功能要求———自然、精神与社会 第一，自然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功能要求源于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过度的资源攫取和生态环境破坏致使承载人类社会生存的自然母体承受巨大压力，生态危机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阻碍，也迫使人类开始反思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正是为缓解人类与自然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的“黄色文明”、工业社会的“黑色文明”逐步向信息科技社会的“绿色文明”的和谐过渡。正因为如此，自然生态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所在。 第二，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如果说生态文明外在依存于自然生态，那么生态文明的核心则是精神文明，它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价值追求，表现为人类对待自然所呈现出的道德态度和价值理念。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过度膨胀了人类的占有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盛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致使自然以报复的形式惩罚着人类的过度破坏行为。精神文明强调人类从理性出发，摒弃传统思维当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支配的错误，而采取更加尊重与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的理性思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等共处，因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所在。 第三，社会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根源。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在《什么是社会生态学》一书中指出:“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4］。实践证明，当代环境问题可以排除自然性因素，而是由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社会原因造成。换言之，是由全球自然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分配而形成的矛盾冲突和危机，而不是简单而偶然的“个人价值取向”问题，2010年哥本哈根会议世界环境峰会则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实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功能要求，从根本上是人类对传统社会发展形态的审视和反思，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客观要求。 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的悖论 1.生态危机———经济理性战胜社会理性价值取向 生态危机是由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攫取，导致维系社会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受重大的损害，从而给人类社会自身发展造成极大障碍的失衡状态。当人们惊叹并陶醉于对自然改造和攫取的巨大成就时，也不可避免地看到文明炫耀的背后隐藏着日益深刻的生态环境问题:“文明现在依靠地球社会的方式正在使地球薄薄的、生命所以存在的表面以及我们自己一起走向毁灭”［5］。历史也证明，人类无休止的非理性活动，给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可回避的发展问题。即使在古代文明中，最为璀璨的两河流域、印度和玛雅文明，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兴盛而过度破坏环境，成为文明因生态环境破坏而最终湮灭的佐证。同样对于工业文明，恩格斯也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文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又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步的结果又取消了”［6］。在这场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博弈过程中，生态与文明的负效应———生态危机，成为日益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可再生资源迅速枯竭、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迅速退化、环境污染加剧，以及人口急剧膨胀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断凸显，已经开始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逐步引起人类的反思:如何解决生态危机?#p#分页标题#e# 2.深层根源———排除道德关怀的工具性结果 生态危机归根结底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身问题，归咎于人类在对待生态问题上将道德关怀排除在外，倡导生态环境的工具性和经济理性，致使这场危机影响到全世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成因:首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诱使。“大卫•佩珀把人类中心论理解为:一种把人类置于一切生物的中心的世界观———它被大多数西方人视为当然。把人作为一切价值的来源，因为价值概念是人创造的。这种自古希腊以来一直是支配人类文明经常的主导性力量的价值观，被澳大利亚环保主义者约翰•希德视为‘人类沙文主义，与性别歧视类似’。”［7］这种价值观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基督教传统中“彼岸世界”理念，人类在“万恶的世界”只是一个经历磨难和洗礼的过程，天国是作为死后归去的永恒之地，更何况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对人赋予管理、控制和统治自然的权利;二是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思想［8］，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就动物而言，文明不负有任何直接义务，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仅仅是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而这个目的就是人。将人视为自然环境内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并作为一切价值的判断尺度，对外界生物进行工具性的利用，也因此将人类以外的生态系统排除在道德关怀之外。 其次是技术缺陷的使然。 科技的强劲动力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并将道德等诸多限制因素排除在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也被刻意忽视。美国学者康芒纳对二战后美国增长最快的消费品产生的污染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人口增长的对数等于自1946年以来全部污染物质生产的增长对数的12%～20%，而技术因素，自1946年引进的新技术所导致的单位产品的污染物量的对数，是总污染物量对数的80%～85%［9］。生产过度依赖于原材料的攫取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剧。最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以康芒纳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但却是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而且只要接受了这种生产方式就不能消除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以追逐利润最大化、市场化和消费不断扩张为特征的“唯生产力论”，同生态合理性要求格格不入。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人与土地的物质转换出现“裂缝”，城乡相互分离和对立，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资本家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导致人异化、自然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最根本的社会原因。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主要倡导者本•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10］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扩张本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毁灭成为必然。 四、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功能定位 (一)强化生态政绩，发挥政府职能。 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决策机制，政府部门应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着力在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综合决策协调能力。一方面，倡导政府主导的“绿色发展观”，追求“生态GDP”。客观而言，当前我国社会工业文明任务还没有完全完成，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采用发达国家惯用的资源高耗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即新型工业化阶段，然后再去追求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那我们将和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拉开巨大差距，被动的局面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为避免这一状况的发生，政府有必要加强引导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模式，尽量缩减和避免只重经济发展数据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降低能耗，保护生态，将生态保护列入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加大绿色产业的发展扶持力度，追求绿色的GDP政绩。另一方面，实现政绩考核的“生态标准”。实现政绩考核标准的生态化，既要求弱化政府刚性考核标准，增加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生态考核指标，又要加大对相关部门和个人行为道德的“生态标准”，即要强化公职人员的成本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强化生态文明自我规范和实践表率。政府考核标准的生态化趋势可以有效加强公共服务部门的生态意识，从道德素养和纪律规范上强化公职部门的生态文明意识。 (二)提升民众意识，倡导低碳消费。 低碳生态意识是生态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加大绿色低碳宣传，倡导和宣传绿色消费理念，传递绿色消费信息和方式方法，使消费者从根本上认识到绿色消费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向广大消费者普及低碳消费知识，通过制度化、系统化、大众化的教育，通过绿色立法规范更新消费观念，使消费者建立合理的绿色消费结构和安全、多元化的绿色消费方式。另一方面，提升生态责任意识。低碳消费观要求消费者在作出消费行为时，不能只考虑个人感受，更要考虑到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因此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加具有理性思维，它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选择，更是一种义务的履行。 (三)优化生产模式，实现绿色生产。 优化生产、流通企业和部门的生产模式，是实现“绿色生产”的关键所在，也是联结绿色生产、绿色流通以及绿色消费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着区域生态文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意义上，城市发展取向要以城市生态环境为依托，倡导和发展生态产业、生态科技和循环经济，同时以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文明为准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协调。宏观层面上，要建立起以绿色城市为主、环保农村为辅的发展目标，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高科技产业项目，激励生态化工程和信息化工程为代表的“三高一低”(高增值、高知识密集化、高新技术、低能耗)产业的发展。具体操作层面上，要以最大化效用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完善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尤其要走新型工业化路径，大力发展完善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和保护等融为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架构。#p#分页标题#e# (四)完善法律监管，加强生态保护。 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保障，是“绿色保护观”得以合理化、合法化的主要维系力量。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较为薄弱，尤其是社会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更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护，这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缺乏合法化的制度保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些地区的生态文明发展趋势。因此，以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方法制定和完善区域性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五)倡导生态文化，营造生态文化社会氛围。 生态危机有其社会根源，生态文明建设依赖于社会文明建设，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克服人与人之间的生态不和谐、相互争夺自然资源而进行破坏性攫取具有重要和现实的意义。我国早期由于受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影响多元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生产领域长期沿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源耗损换快速增长的发展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生态文化意识失范，生态保障制度缺位，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氛围、“绿色文化”价值观、社会公平正义观都有待进一步加强。要根治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加强对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一方面，我们需要调整利益关系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社会的不和谐与冲突从根本上是由资源稀缺性造成的竞争和利益冲突。因此，通过不同阶层的人们相互协调从而达成一致，以制度化、法律化来保证各个阶层通过民主和平等的方式合理分配资源将成为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我们应树立健康的“绿色文化观”，积极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共生共荣的发展理念，克服盲目的短期发展理念，逐步形成健康文明的“绿色生态文化”，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