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和利润都得到了快速扩张。但由于忽视发展的质量，忽视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粗放式经营占据主导，经营风险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不良贷款的高企。在WTO市场开放准则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正发生全面、深刻的变革，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手段之一，切实降低不良贷款已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银监会也在《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后出台的监管指导意见中进一步强调了银行业必须走内涵式、质量型增长之路的重要性。对不良贷款比例和总量的监管便是其应有之意。 不良贷款的存在是造成银行经营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内外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不良贷款的成因、控制、化解方法和包含不良贷款的银行效率测度等方面。如Kwan(2003)认为过快的信贷规模和较高的运营成本对不良贷款的增加有重要影响，我国学者易宪容(2001)从合约的角度，指出银行、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特殊的合约关系是产生不良贷款的根源。柯孔林和冯宗宪(2008)、Changetal.(2011)和Barrosetal(2012)将不良贷款作为效率考察的因素之一，测算了中国、台湾及日本银行业技术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谢斌(2009)利用相关分析等工具，从宏观视角讨论了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出口总额等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陈红艳等(2012)从羊群效应的视角探讨了银行贷款非理性高度集中的主要因素。聂庆平(2002)、胡建平与诸葛宏(2004)则给出了防范与化解不良贷款、进行银行改革的一些政策建议。 目前，随着各界对银行安全性和信用风险的关注，有关的研究也正逐步开展。但对于银行业不良贷款降低潜力的研究还鲜有涉及，特别是定量化的实证分析明显不足。事实上，不良贷款降低潜力的核定不仅可以为银行经营目标的确定提供参考，也可为监管机构提出相应的监管措施指明方向。因此，本文依据生产理论，尝试将不良贷款作为一种非期望的不良产出纳入生产框架，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刻画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降低潜力。 二、模型 1.基本方法 依据生产理论，不良贷款可认为是银行经营活动过程中从投入到产出经营活动的一种负产出或非期望产出，是伴随银行经营成果的期望产出而来的。不妨设银行在投入N种要素x=(x1，x2，…，xn)∈R+N后可获得M种期望产出y=(y1，y2，…，ym)∈R+M和不良贷款的一种非期望产出(b)。其经营过程可表示为：P(x)={(y，b)：xcanproduce(y，b)}(1)其中，P(x)是产出集，其前沿面由生产可能集内所有有效生产活动点(x，y，b)所构成空间中的超曲面所确定。P(x)除具有一般生产技术所包含的闭合、有界、凸性特征及投入要素和期望产出的强可处置性外，根据Chungetal.(1997)和王群伟等(2010)对包含非期望产出生产过程的描述，P(x)还满足期望和非期望两类产出的联合弱可处置性(WeakDisposability)及“零结合”性(Null-jointness)。联合弱可处置性表明银行若要降低不良贷款，往往要以牺牲期望产出为代价，两者的同比例减少才是可能的，若(y，b)∈P(x)且0燮θ燮1，则(θy，θb)∈P(x)；“零结合”性表明为了获取“好”的正向经营成果，必然伴随非期望产出，避免“坏”产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停止一切经营活动，若(y，b)∈P(x)且b=0，则y=0。图1给出了简单的示例，同等投入A、B、C三家银行的经营活动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不良贷款b及一种期望产出y，由此确定了生产前沿OABCD。对于前沿内的任何一家银行而言，不良贷款总是伴随期望产出存在的，避免不良贷款的唯一可能点为O点，此时y=0；而期望产出的减少总是可能的，这与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相符的。 当然，若作为非期望产出的不良贷款不具有弱可处置性，则生产前沿变为OEBCD。P(x)实现了对银行经营活动形成的期望和非期望两类产出的有效结合，虽便于理解，但无法实现数据的计算和实证研究的展开。在实际分析中，作为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因具有无需设定具体函数形式、无需价格信息、没有量纲要求且计算方便等优势，常被用来表达上述生产技术的各项特征和性质(Park和Weber，2006)。2.模型构建进一步的，为定量测算各银行减少不良贷款的潜力，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可借助DEA线性规划方法将其模型化(Picazo-Tadeo和Prior，2009)，如式(2)。其中，K表示所有银行的数量（即决策单元的个数），系数λk为相对于被评价银行而重新构造的一个有效银行组合中第k个银行的组合比例。式(2)中的不等式约束表明了投入要素和期望产出的强可处置性，结合不良贷款的等式约束则说明了两类产出的联合弱可处置性及“零结合”性。ρ表示了不良贷款可减少的程度，不妨将其定义为不良贷款的可收缩系数，是一个相对值，且满足0燮ρ燮1。ρ越接近于1，说明该银行可减少的不良贷款的比例潜力越大，ρ=0则表明了该银行在所有银行中不良贷款可降低的潜力是最小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非参数的DEA方法是通过决策单元间的比较来确定生产前沿的，测定的不良贷款可收缩系数是一种相对数，因此，ρ=0并不意味着该银行在实际中不存在不良贷款的降低潜力，而是相对其他银行而言，它的潜力为0。如图1中的F点可沿着水平方向至G点，不良贷款的可收缩系数ρ*=HI/HO，FG所代表的量即为该银行不良贷款可减少的绝对数量。 三、实证研究 1.变量与数据 本文将不良贷款看作是银行投入产出活动形成的非期望产出，因此，选择合理的投入产出变量就至关重要（毕功兵等，2009）。根据对银行角色的不同定位，有关变量的选择主要存在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三种（袁晓玲和张宝山，2009），其主要差异在于对存款和贷款处理方式的不同。依据生产理论，从银行企业属性的角度出发，不论是存款的吸收，还是贷款的发放，都是银行获得最终经营成果的一种手段，是投入要素转化为产出要素的中间环节。#p#分页标题#e# 因此，结合生产法与中介法的共同点，选择劳动力、实物资本、营业支出为投入变量。其中，劳动力用各银行的员工数表示，实物资本用固定资产净值表示，营业支出则用营业费用表示，净利润选择为期望产出的典型代表。在样本方面，本文选择2007-2010年我国的14家银行为研究对象，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广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深发银行）、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其中，根据股权结构的不同，前4家银行为国有银行，后10家银行为股份制银行。每一家银行可视为一个决策单元。样本区间的确定主要依据以下两个原因：一是2006年后我国开始实行新的会计准则，与较早期间的数据缺乏可比性；二是部分银行公布不良贷款的年份较晚，且早期各银行对不良贷款的分级还存在四级分类和五级分类的差别。所有数据直接来源于历年各银行年报及《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或根据换算而来，表1给出了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2.结果分析 利用式(2)，首先计算了表征各银行在2007-2010年不良贷款可降低程度的ρ值，如表2。从总体看，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年均不良贷款的可收缩系数在0.535~0.617之间。即在现有的劳动力、实物资本和营业支出的投入下，即使不影响银行现有的利润水平，年均不良贷款可减少的比例为53.5%~61.7%之间。尽管在时间维度上收缩系数ρ呈现出降低趋势，表明各商业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然偏大的ρ值说明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依旧不容乐观。从各银行的平均水平看，兴业银行的可减少比例最小，平均值为5.4%，也就是说，与其他银行相比，兴业银行历年的不良贷款情况都是最佳的，特别是2007、2009和2010年，ρ值都为0，兴业银行不仅位于生产前沿上，还处于图1中类似AB线段上的位置。实际上，兴业银行平均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74%，也是所有银行中最低的。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也显示出较低的收缩系数，分别为0.230和0.394。与之相反，农业银行、广发银行和华夏银行收缩系数都在0.8以上，排名最为靠后，不良贷款可减少的潜力还比较大。其他8家银行不良贷款的ρ值在0.4~0.8之间波动。由此可以看出，各银行不良贷款的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降低的潜力还有待挖掘。 从各银行历年的ρ值波动来看，大部分银行不良贷款的收缩系数是相对稳定的，但也有几家银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ρ值分别由2007年的0.634和0.886下降为2010年的0和0.485，是改善幅度最多的银行；招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则出现了一定的退化，2010年的ρ值明显大于2007年时的情形。不同的股权结构被认为是影响不良贷款的重要因素，因此，图2整理了4家国有制银行和10家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可收缩系数的平均值。可以发现，不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银行，ρ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股份银行的ρ值明显小于国有银行，也比全部银行的平均值要低。相反，国有银行的ρ值基本维持在高位，明显大于全部银行的均值。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现状依然严峻，信贷风险还是较大的。进一步根据不良贷款的可收缩系数，图3给出了不良贷款降低潜力的绝对值。可以发现，在总体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2007年可减少的不良贷款额度明显高于其他年份，在1万亿以上，甚至大于其他3年的总额。原因在于作为主要信贷机构的农业银行在当年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23.5%，不良贷款额非常高。此后不良贷款总额潜力的下降也得益于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自2008年的快速下降（2010年为2.03%）。另一个特点是，虽然国有银行的数量只有4家，明显少于股份银行，但由于其规模巨大，不良贷款的减少潜力主要在于国有银行，额度最少的2010年也近1900亿，占总额的比例约在80%~90%之间。股份银行由于信贷规模较小，加之相对较小的可降低比例，不良贷款下降潜力的绝对额度基本稳定在500~600亿，显著小于国有银行。此外，也可以发现，不良贷款可降低的潜力是逐年减少的。 四、结论和建议 1.主要结论 不良贷款的存在不仅增加了银行经营活动的风险，也不利于我国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本文在生产理论的框架下，将不良贷款作为重要的非期望产出，利用非参数的DEA方法定量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降低潜力。主要结论有：①总体上，在维持银行现有利润水平的基础上，尽管不良贷款的可收缩系数及绝对额度都在逐年减小，但不良贷款53.5%~61.7%比例的降低仍是可能的；②各银行不良贷款的降低潜力有一定差异性和波动性，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的潜力较低，农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潜力较高，在80%以上，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等4家银行的降低潜力则波动较大；③不良贷款的降低潜力因银行股权结构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别，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可收缩系数维持在相对的高位，显著大于股份银行和总体均值，且因国有银行巨大的信贷规模而使其下降潜力的绝对额度占总体潜力的80%~90%之间，始终在1900亿以上，股份银行下降潜力的绝对额度相对较小，不足700亿，比重一直小于20%。 2.启示与建议 以上结论都显示我国各银行不良贷款的降低潜力是存在的，也是较大的，但这些潜力并不意味着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简单的全部释放出来。不良贷款的形成既有银行内部因素，如对借贷人和担保人的审查不严或不实而形成的盲目贷款；同时外部因素也是造成不良贷款的重要来源，比如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的国有企业贷款、法律手段追索贷款效率低下等。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的因素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不良贷款的降低也涉及政府政策、行业制度、企业管理等多个层次和实施主体，需要通过分阶段、有针对性的实施。 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在认识不良贷款潜在风险的基础上，明确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现状的严重性及潜力降低的可挖掘性，形成统一的信用风险控制意识，通过建立科学的不良贷款管理体系、完善内部控制等方式强化银行内部的风险治理。#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政府和监管部门要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完善监管措施的基础上，关注不同股权结构的商业银行在降低不良贷款潜力上的异同之处，既要在国有和股份制两类银行中同时展开不良贷款的防范和降低工作，也要重点突出，有的放矢的多渠道采取措施，集中精力加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