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范例

早期文学论文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1

X线胸部摄片因其经济、操作简单易行被临床广泛应用,在肺癌的诊断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X线主要表现是肿块影,形状大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当肿块增大到2cm以上时密度往往不均匀,较密实的部分为癌组织,周围较淡部分为充气的肺组织癌或阻塞的炎性实变。与肺部感染要进行鉴别,可以进行随访3个月或是进一步影像学检查。在随访过程中,若病灶不减小、消失反而增大,则肺癌的可能性增大,X线摄影对于肺癌早期的诊断作用较为局限,主要是发现病灶,对于病灶的细节远没有CT显示清楚,并且X线图像是重叠影像,由于各种结构重叠在一起,影响判断。只有当肿瘤增大后,才可以发现具有特征性的征象,如:肿块征、分叶、毛刺以及空洞等。

2胸部CT在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CT因其在解剖结构、组织密度方面明显优于X线,且费用较为低廉目前已经广泛地用做肺部病变的检查或用于筛查,对于早期肺癌,CT在显示肿块密度、分叶、支气管壁、肺部阻塞性感染、肺不张、淋巴转移等方面较X线明显优越。在中心型肺癌主要有肺段以上支气管腔内肿块,支气管壁增厚:支气管腔狭窄与阻塞,肺门区肿块等肺癌直接征象,继发性改变有阻塞性肺炎与肺不张,阻塞远端支气管扩张形成的黏液栓塞,以及病灶附近或(和)肺门的淋巴结肿大等;在型肺癌表现为:在肺野可见结节、块状肿瘤影,早期有时可见典型的空泡证,肿瘤进一步增大则可见分叶、毛刺等征象,较大的肿块往往可以发现肿块内的偏心性空洞以及结节影。对于较小的结节影或肿块影个人主张定期复查。

3MRI在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磁共振不但能反映病变形态特征,还能反映组织学特征。MRI一般不作为肺部常规检查,对肺内小的肿块行MRI检查的目的多是CT检查后的补充。MRI可以多平面扫描,就能更好地显示肿瘤的结构以及周围的解剖关系,还有就是MRI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结合多平面扫描则能进一步区分病灶与正常结构,以确定病灶的范围。MRI还可发现肺门肿块和远处的肺实变。

4PET-CT在早期肺癌诊断中的作用

PET的应用主要是在对肿瘤的诊断方面,占其用途的85%。其原理是利用18氟2脱氧葡萄糖在恶变的细胞中蓄积提供组织代谢信息。一般作为肿瘤影像学检查的最后检查手段。PET-CT不光是能检查原发肿瘤,对于全身的转移性肿瘤其意义更大。现在许多学者更倾向于用PET-CT进行肿瘤的分期,指导临床治疗。

5各种影像学检查的优劣对比及互补

胸片简单易行可作为胸部疾患的筛选检查,对于常见的肺内肿块有一定的价值;CT具有良好的密度分辨率,并且CT图像没有重叠,其作为肺癌早期的首选检查已得到大家的公认,CT增强扫描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检查手段,对于肿瘤的检查作用较大。MRI在肺部的检查应用主要是对CT检查后的补充,特别是结构显示不甚清晰的患者和对造影剂过敏不能行CT增强的患者。PET-CT由于检查昂贵,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故选择时应该合理。

6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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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所选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均经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确诊,为本院2010年2月~2014年2月期间病例。其中男63例,女37例,年龄50~79岁,平均年龄64.8岁。所选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合并有高血压患者有27例(所占比例为27.0%)、合并有糖尿病患者6例(所占比例为6.0%)、合并有高脂血症共18例(所占比例为18.0%)。

1.2方法

所选的100例患者均在入院后立即实施CT检查,所有患者均在发病后的6h内实施CT检查。在本院CT室内,患者取仰卧位,对患者进行全颅脑扫描(层厚为10mm、层距为10mm),当扫描区域发现有异常影像学改变时,对异常区域实施增加5mm的薄层扫描。所选的100例患者均在发病24~48h后,重新进行全脑的CT扫描复查,并和入院时扫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结果

100例患者CT全脑CT扫描结果显示:提示为脑左侧病变患者55例、提示为脑右侧区域病变患者26例、基底节区域病变患者15例、小脑区域病变患者3例、桥脑病变患者1例,上述患者均为病变所在区域的脑血管阻塞而引起缺血缺氧相关症状和体征。在本组100例患者中,68例患者CT检查结果显示影像学异常(所占比例为68.0%),其余32例患者CT检查结果提示为阴性,没有影像学异常特征。CT检查影像学异常主要表现为灰白质的分界模糊,患者的脑沟出现轻度狭窄,脑回出现不对称表现,脑室可因为被挤压而出现变形征象。本组100例患者中,脑部出现3种以上的影像学异常特征患者共64例(所占比例为64.0%)。

3讨论

脑梗死发生后对脑梗死的诊断手段较多,特别是影像学方面的检测设备较多,如CT、核磁共振、血管造影(DSA)等,上述检查手段均可不同程度的获取脑梗死区域方面的影像学改变征象,但核磁共振、DSA等设备操作较为复杂,且检查成本较高,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而CT影像学检查具有操作简单、检查成本患者尚可接受等优点。急性脑梗死患者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群中,而脑梗死是脑部血管阻塞或狭窄所致的脑组织缺血缺氧而引起的相关临床症状和体征,当脑组织缺血1h后,细胞因为缺氧而出现能量代谢障碍,细胞内钠离子水平改变而导致脑细胞水肿,当脑部缺血6h后,脑部可出现血管源性的水肿,脑组织中的水会增多而导致肿胀程度提高。在本组100例脑梗死患者中,68例患者CT检查结果显示影像学异常,占68.0%,其余32例患者CT检查结果提示为阴性,没有影像学异常特征,占32.0%。所以在脑梗死发生的早期,对此类患者进行CT扫描检查,大部分患者能够在脑梗死早期发现脑部影像学改变,但要注意其影像学改变特点,如脑中的灰白质的分界模糊不清,患者的脑沟出现轻度狭窄,脑回出现不对称表现,脑室可因为被挤压而出现变形征象等,这些是影像学异常特征。在对患者进行早期脑梗死诊断中要注意上述特征。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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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1990-2010年本院收治的127例GTD病例的临床资料。其中葡萄胎98例,侵蚀性葡萄胎患者12例,绒毛膜癌9例,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8例。本组年龄最小17岁,最大,50岁,平均年龄33岁。110例为本院初治,16例为外院初治后转入本院。

2方法

因疾病期及性质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

2.1葡萄胎的排除

采取阴道分泌物和钳刮吸宫手术,病理报告完全性葡萄胎110例,17例部分葡萄胎,17例的残留少量滋养细胞病理报告病例,5例恶变。

2.2血清hCG的监测

葡萄胎排出后每周作HcG放免定量测定,3个月内每半个月1次,定量测定放电,如持续一个星期,直至正常,术后1年,然后半秒钟,为2年。

2.3滋养ceu肿瘤(1)化疗

氟尿嘧啶+KSM的联合治疗15例,用药5一Fu25—28mg/kg•d,l或SM6-8∥kg•d,8d为一疗程,间隔3周。

2.4手术

作为辅助治疗

3结果

在127例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中,小于30岁90人,占70.8%,69%发生在20~30岁生育年龄段。40岁以上者有37例,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患者占同期同年龄段孕产妇的比例为14.58%。因此,40岁以上高龄孕妇各类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的发病率应是最高的。全部患者完全缓解率为81.9%;其中I期和Ⅱ期患者单纯化疗完全缓解为100%;II期和Ⅲ期患者化疗联合手术治疗为89.1%。127例患者中有9例失访;其中有3例为治疗效果不佳自动出院;余病例在随访期间有2例复发,均为耐药病例,可能存在未发现的隐匿性转移灶。

4讨论

细胞遗传学研究发现,完全性葡萄胎通常是二倍体核型,其中很大部份为46XX,且染色体核基因均为父源性;而部分性葡萄胎核型大部份为三倍体,多由一个卵子与两个精子同时受精而成。已证明不论是完全性还是部份性葡萄胎。多余的父源基因物质是造成滋养细胞增生的主要原因。妊娠性滋养细胞肿瘤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但对化疗药物十分敏感,特别是在增殖期的s期,在病理检查中滋养细胞肿瘤的病灶周围血运丰富,易于受到药物的杀伤,由于滋养细胞肿瘤的肿瘤细胞倍增时间短,DNA合成极为活跃,故抗代谢药物是化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份。对滋养细胞肿瘤治疗愈早治疗效果愈好,有报道其治愈率可达80%一90%。自证实化学药物对滋养细胞恶性肿瘤有特效以来,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报告率在不同的国家,约有5%至30%,中国14.5%,有高危因素,恶性转化率显着提高。预防性化疗适应症:(1)年龄>40岁的病人;(2)检查时,子宫显着高于停经前;(3)血HCG>10MIU/ml;(4)葡萄胎为小颗粒;(五)咳血史;(6)刮宫后超过2个月的血HCG的持续正常,(7)随访困难的。

4.1年龄与发病、恶变的关系

葡萄胎可发生于任何生育年龄,有学者分析认为:葡萄胎的发生率随生育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但近年来在国内由于计划生育,在生育一次后,绝大数采取了避孕措施,今后发病年龄将更集中于20一30岁。但高龄患者,其妊娠绝对数少,但就葡萄胎与妊娠比例而言,则发生机会较多,且恶变率亦高。本组>40岁者占27.8%,<40岁者占13.8%。两者相比(JP<O.01)有统计学意义。

4.2葡萄胎子宫增大与恶变关系

快速增加子宫和怀孕期间是不成正比的葡萄胎的临床特征,子宫肌瘤生长的最可靠的诊断速度更快,更积极地表明滋养细胞生长,恶性转化,从而可能会更大。许多绒毛,主要是由于水肿和出血官僚。更年期,子宫大于本组占55.2%,今年一月,子宫小于或等于停止月份占44.7%。在超过90例在一月子宫更年期,恶性肿瘤为22.2%,而其余的27例,恶性肿瘤的比率只有6.8%,两者相比为P<0.01,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这些恶性子宫长期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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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我院2007年1月~2011年10月共收治26例妊娠晚期胎盘早剥的病例。该26例产妇年龄为20~41岁,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有22例初产妇,4例经产妇。发病时有3例孕妇孕周≤28周,5例孕妇孕周在28~34周,7例孕妇孕周在34~37周,11例孕妇孕周≥37周。在本组资料中有14例孕妇是流动人口。根据胎盘早剥临床表现对本资料选取的26例患者进行分型:有14例孕妇为轻型胎盘早剥,12例孕妇为重型胎盘早剥。

1.2辅助检查

对本组选取患者均行B超检查,提升有11例是胎盘早剥可能者,阳性率为42.31%,其中有7例为重度胎盘早剥者。同时对26例患者均行纤维蛋白原测定、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原时间、血常规检查,有1例患者血红蛋白<60g/L,11例患者在60~90g/L。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患者中有3例患者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值>3s,血小板均<10×109/L;3例患者纤维蛋白原<1.5g/L。

2结果

在对本组患者选取分娩方式时根据其病情程度、产程进展和胎儿情况等采取了适宜的分娩方式。轻型组有10例行剖宫产,4例阴道分娩;重型组有11例行剖宫产,1例阴道分娩,;对两组患儿分娩方式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产后,轻型组仅有2例患者出现产后出血;重型组不仅有4例产后出血,同时还有2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以及1例子宫切除,对两组产妇产后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娩出胎儿中,轻型组仅有1例胎儿发生轻度窒息;重型组不仅有3例胎儿出现轻度窒息,还有1例出现重度窒息,并有1例患儿发生死亡,对两组胎儿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发生窒息的5例胎儿进行积极的治疗均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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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哲学家西周于1867年在其著《百一新论》中首先使用“哲学”一词。而“哲学”一词由日本输入中国,具体年代不详,大约在19世纪最初几年。至于“中国哲学”一语,最初在我国使用是在1906年,证据是那一年刘师培(刘光汉)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起源考》。刘师培坚持“以子通经”的学术取向,其眼中的“中国哲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中的子学与经学。刘氏的这一认识,大体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学人对中国哲学的普遍认识。丁宝铨为山西巡抚,他于宣统三年(1911)为傅山《霜红龛集》作序,在该序中,他也是将“近日之哲学”与中国固有“诸子道释”并提,以为中国之“诸子道释”学说就相当于西学范畴之“哲学”:“国初巨儒,学宗汉宋,旁及地志、算术而已。究心子部者少,况乃二氏。啬庐生际其时,岳岳兀兀,昌言子学,过精二藏,乾嘉以后,遂成风气。治子名其家者有人(如汪毕诸著述),通释入于儒者有人(如罗台山诸人)。中西大通,益抉其樊,诸子道释,一以贯之,名曰哲学。其大无外,其细无间,由是以言近日之哲学,①实啬庐氏之支流与其余裔也。综是而论,一二绪余,精谊所结,演绎成家,此余所谓啬庐之学断非博士文人拘儒所能略窥其津涯者也。”

将中国固有的“诸子道释”之学与西学范畴之“哲学”并提,并不等于“中国哲学”已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实际上“中国哲学”从传统经学、子学、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在1906年之后,大约又经历了10来年的时间。这10来年间的最初几年情况已难了解清楚,现今根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的回忆,大体可以了解北京大学在1915年已开设了“中国哲学”课程。一般地说,一个大学开设某课程,即意味着该课程所讲之学问,已成熟为学科范畴的学问,标志着该学科已创立。但北京大学于那时(1915、1916年)正式开讲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所讲的内容,实际上仍然属于经学范畴。这个断言非臆断,有坚实的依据,其依据就是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的这么一段叙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②在北京大学开“中国哲学”课程一年后,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专著正式出版。这就是191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谢氏的这部《中国哲学史》,严格地讲,算不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则它的出版,同样不能作为“中国哲学”已成为现代学科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哲学”已成为现代学科者,应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该著虽然只涉及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不包括秦汉之际直至晚清的中国哲学思想,但从以新方法系统地阐述中国哲学的意义上讲,它的确算得上中国哲学史学科已创立的标志。正因为它是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所以在它刚问世时,便受到以旧眼光看中国哲学的学究的批评与嘲讽。冯友兰曾提及这一点,他说那位从“三皇五帝”开始讲中国哲学的教授,拿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在课堂上笑不可抑,对他们三年级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③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式出版在1919年。10年后,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钟泰为该著列“凡例”10条,其中有云:“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从这条著述原则可以看出,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应是不认同胡适的中西哲学相比附的做法、而特意与胡适唱反调的产物,尽管他在书中没有提及胡适的名以及胡适的书。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2年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④上卷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而上下2卷本一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则时在1934年。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它不是有头无尾之作,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整体作系统阐述之作;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相比,它之优长,不仅体现在它在量上远远超过谢、钟氏二著的篇幅,而且体现在它突破了谢、钟二氏传统的叙述方式,属于运用现代哲学方法来阐述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之作。因此有学者高度评价它的价值,称之为“用现代哲学方法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对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①。1933年,范寿康在武汉大学编成“中国哲学史”讲义,以为教学用。该讲义修改成书后,于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出版时取名为《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氏在此书“付印题记”中写道:“就内容言,疏漏错误,自知不免;即间有所得,亦多采自当代著作家之说,出诸自创者盖鲜。而余在是书之编撰上最受其补益者,厥推武内义雄、宇野哲人、境野黄洋、小柳司气太、河上肇及梁启超、周予同、胡适、冯友兰、雷海宗诸家。余固不敢掠人之美也。”从范氏这一申明可以看出,他的这部中国哲学史,是兼收中日当代著作家学术成果的产物,而他所吸收的那些成果,在内容上固然多属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成果,但也当包括中国之经学史、儒学史、思想史方面的成果。在范氏《中国哲学史通论》出版的前一年,张岱年开始写《中国哲学大纲》。该著于1937年写出初稿,直至1943年才首次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印为讲义,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已制版,但因故推迟至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照原制版出版,出版时,署名宇同。这是中国第一部从中国哲学固有问题出发撰写的中国哲学史。由于它的写作与出版,跨越旧中国新中国两个性质迥异的时代,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来说,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代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的6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但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继承关系,二是对立关系,三是超越关系。这都是从如何著述的动机上说的。也就是说,就如何著述这一考虑来说,这6部著作,有的重在考虑如何在继承的同时丰富之、推进之,有的基于反对的立场来考虑如何结构与展开,有的则基于超越的立场来考虑如何结构与展开。现在不妨稍作具体分析。先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的关系。这是最难说得清楚的问题,因为断然否定或肯定胡适受谢无量的影响都有可怀疑的地方。说胡适未受谢无量的影响,为大多数学者所相信,但他们的这一相信,是建立在“先见”之上的,其“先见”就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对日本诸“支那哲学史”的贩卖,没有新意,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属于以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部”,有新意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两者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瓜葛。我在没看到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前也相信这种看法,后来看到了它,对此看法就产生了一些怀疑。其中最值得发问的是: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断代,是否承袭谢无量的断代?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发展史断为三代,依次称为“上古”、“中古”、“近世”。#p#分页标题#e#

“上古”是指邃古至秦末,“中古”是指“两汉至唐末”,“近世”是指“宋元明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为只限制在秦末以前的中国哲学,所以在目录中未反映其断代,但他在其著第一篇“导言”中,还是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哲学史可分三个时代”②:“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①。除了一字之改,②胡适的这个断代与谢无量的断代,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既然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在先,那么胡适就很难避承袭谢无量的断代之嫌,否则,他的断代为何同于谢无量的断代?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谢无量、胡适的断代同是承袭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断代。日本京都学派奠基者之一的内藤湖南,著有《中国史通论》上、下,③他已经明确地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三段:上古、中古、近世。在内藤湖南看来,自“三皇五帝”至西汉为“上古”,自两汉至唐末为“中古”,自宋至清亡为“近世”。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这一断代,是否为日本学者照搬为中国哲学史的断代?因未得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出版的诸“支那哲学史”,对这个问题不敢贸然回答。这里敢于肯定的是:无论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断代,是否直接承袭谢无量的断代,但有一点是不难推定的:由于谢无量的断代明显是照搬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断代,所以从胡适的断代同于谢无量的断代就可以看出:中国学者一开始创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最基本的断代问题上,就明显受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之断代的影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的标志,因而在它之后出版的4部中国哲学史,无论作者有无申明或者申明如何,都应视为对胡适著述立场、取向与方法的不同取舍:要么呼应与效法,要么反对与背离,要么继承与超越。公开申明受胡适影响的为范寿康,虽未明言然实际上暗反胡适的是钟泰,而冯友兰、张岱年则都是力图超越胡适。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有三个显著的不同:一是研究方法的不同。钟泰明确地说:“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这应该就是针对胡适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而言的。④从反对以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立场出发,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就本质讲,尚未突破传统学术范畴。这从该书“凡例”所列多与传统著述惯例相通可明。二是断代的不同。钟泰将中国哲学史“略分四期:一自有史以迄嬴秦,是为中古史;二自汉迄唐,是为中古史;三自宋迄明,是为近古史;四有清一代,是为近世史”。

这一断代,是从谢无量、胡适所断的“近世”中再分出“近古”。以“宋明”为“近古”这一断代,体现了他想超越谢无量、胡适的意图。超越之(谢无量、胡适)的意图固然相同,但为之的做法有别。对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上卷),他实际上是有所吸收与仿效,例如照用“秦灭古学”的提法,并以它为章标题;而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却反其道而行之,无丝毫取舍。三是叙述方法的不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叙述,主要是贯彻了三个方法,即证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统的方法,⑤这三种方法,都不为钟泰所取,他在其著《中国哲学史》中所用的叙述方法,一言以蔽之,可谓“‘史’的方法”。具体地讲,他的叙述,是仿效“史传之体裁”:“述一家之言,则著其人;总一代之变,则标其事。”⑥而具体到“著其人”,则又“兼四体”,有分有合、有附从有连及,“附从以上,著之章目;连及之者,但见本文”⑦。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断代上不取谢无量、胡适的“三代说”,亦不取钟泰的“四代说”,而是将中国古代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前后两个时代:“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①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史,若只注意于其时代方面,本亦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各时期间所以之哲学,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此等名称,本书固已用之。但自别一方面言之,则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②从此说可明,冯友兰是基于中国“无近古哲学”的认识(而这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判断标准而得出的认识)而将中国哲学分为二代,未必是特意针对“三代说”、“四代说”;也就是说,他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反对将中国哲学分为三代。

那么,他分二代的深意何在?我认为,这不是按狭义的历史过程作出的划分,而是依据中国思想前后期之性质不同而作出的划分。就今天的认识来讲,此划分似表明冯友兰在那时已对这个问题———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固有的逻辑轨迹,未必与狭义的历史轨迹完全一致———有了一定的认识。另是在叙述方法上的不同。这当然不是说,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叙述上排斥胡适注重的证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统的方法,而是说除了这些方法,冯友兰的叙述,尚有胡适的叙述所不具有的方法。胡适在谈及冯著时曾评价冯的叙述仍是“正统的”。言下之意,是说冯的叙述尚缺乏现代眼光,仍未超出传统学术范畴。冯氏回答说,他的“正”是辩证法范畴里的“正反合”之“合”意义上的“正”,非照搬意义上的“正”。在当事人之外,尚有陈寅恪的评论:“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③。在陈氏看来,冯著所以能做到不依自己生活之时代、自己所居之环境、自己所具之学养而穿凿附会古人,全在于他对古人思想真正做到了“了解之同情”。陈氏予冯著的这一评论,应该说准确地揭示了冯著在叙述方面的特色。正因为这个特色的存在,一部用现代学术方法写成的著作,在“以自身之哲学”谈古代哲学的胡适看来,就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著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既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影响,也受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影响,但相比而言,他受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很多。在内容的取舍上,他多效法冯著而非胡著,例如仿冯著将中国古代哲学史从孔子开始谈起,而不是学胡著将中国古代哲学史从老子谈起;冯著将《老子》置于战国的道家来谈,他也将老子置于战国的道家来谈;在概念的借用上,他也是多从冯著,例如他学冯著以“子学”统称先秦时代的哲学,而以“经学”统称两汉以及宋元明清哲学;但在解释上,他亦有舍冯说而取胡说之处,例如对于孔子的“忠恕之道”,胡氏将之解释为“认识的方法”,而冯氏将之解释为一种“人生哲学”,他则取胡说而舍冯说,强调“忠恕之道”应理解为“认识的方法”而非一种“人生哲学”。④#p#分页标题#e#

如果说范著与胡著、冯著有什么明显的不同的话,照本文作者看,在于它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次序,将中国古代哲学史区别为先秦、汉代、魏晋、隋唐、宋明、清代6个时代,并以“子学”、“经学”、“玄学”、“佛学”分别称谓之。这样的划分与称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已成为著中国哲学史的惯例,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照范氏自己看,则在于观点“与当时各家不同,主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此说见于范氏《三联重版〈中国哲学史通论〉序言》,该“序言”写于1982年7月25日,则我们今天是否应根据范氏的这一说法来研究范著的特点,就成为不得不十分慎重的事。就我的肤浅的认识而论,固然不应断然否定他在其著中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但除该书“绪论”有关论述贯穿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外,从该书正文中我们很难一眼看出其所主唯物辩证法哪一种思想。反倒是,从他的书中,很容易发现传统学术范畴中的内容,例如在该著的第二编第一章中,他细致地论述如何具体地从所据之经典以及辨别标准上区别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很容易明白,这本是传统经学所谈的内容,而非谈中国哲学一定要讲的内容。作为反映“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的最后一部著作,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相对于它之前的5部中国哲学史,无疑具有集大成的优势,但张著的意义,显然不是体现在它对之前的5部中国哲学史的继承、吸收、丰富、发展上,而是体现在它一改它之前的5部中国哲学史的著述路数,首次从中国哲学固有问题出发系统阐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关于此著的特色,张氏在“自序”里曾论及。张氏先后为其著写有3篇“自序”①,按时间先后依次曰“自序”(1937年2月3日)、“新序”(1957年2月28日)、“再版序言”(1980年9月14日)。在1937年的“自序”中,张氏重在谈“本书的方法”时指出其著贯穿四种方法,一曰“审其基本倾向”,二曰“析其辞名意谓”,三曰“察其条理系统”,四曰“辨其发展源流”。

在1957年的“新序”中,为当时形势所迫,张氏主要是就其著的缺点进行“自我批判”,但也概括性地论述了其著的特色:“本书写作的原意是想对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在叙述中国哲学各方面思想时,也曾经力图阐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观念。”在1980年的“再版序言”中,张氏主要谈了“中国哲学史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简单轮廓”,而这又是为了弥补他自认为的“本书最大的缺点”②;此外,他还论及此书在取材和论述范围方面的缺欠。取材方面的缺欠,是指对《管子》和《吕氏春秋》“完全忽略了”、对“唐代刘禹锡、柳宗元的学说未加引述”、对“方以智、陈确的思想更未提到”、对中国佛学思想“没有讲”、对近代哲学“存而不论”;论述范围方面的缺欠,是指书中的论述只限于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认识论),而对于“历史观未涉及”。客观地讲,张氏关于其著之得失与方法的阐述,切合实际,是可信的。据之以比较其他5著之得失与方法,当不难明白以下几点:其一,张氏力图揭示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过程,在其著中并不是通过对该哲学时代性、学派性的确立与界定来表述的,而是通过对该哲学问题、范畴、概念的确立、分辨与会通来表述的,这也就是说,张著关于中国哲学发展过程的揭示,不是显性的,而是非显性的。非显性的演变过程得以揭示,关键在于按历史之线式进程来排比中国哲学问题之提出、展开与终结的逻辑轨迹。这应该属于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不自觉运用;其二,胡著所运用的方法(证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冯著运用的方法(了解的同情),在张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但张著所注重的范畴、概念的分辨方法,却是其他5著所缺欠的,尽管它们各自缺欠的程度大小各异;其三,张著在范畴、概念的分辨以及思想源流的梳理上,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原则,这较之范著,可谓是对唯物、辩证法思想更高程度的自觉;较之其他4著,可谓是开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原则研究中国哲学之风气之先。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6

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19世纪开始,文学月报、周报、日报等定期报刊成为推动文学市场发展的规范化主体,如《检测者》《每周政治纪录》《每月报》(亦称《每月杂志》)《纪事晚报》《家常话》等。这种定期报刊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期刊文学的广泛发展。其中,1808年亨特创办的周刊《检测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刊物逢周日出版,以宣传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目的,是托利党的核心政治刊物,发行范围非常广泛,办刊时间长达14年之久,是当时英国文学与政治相融合的典型刊物。文学周刊、日报等定期出版的读物,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社会提供了文化滋养,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起到了促进作用,是英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英国期刊文学的早期发展

1.18世纪:文人办报办刊,推动了期刊文学的兴起

18世纪初,英国文学家、政治家开始办报办刊。1709年,知名散文家斯梯尔创办的《闲谈者》就是英国首份文学刊物,该刊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之后,斯梯尔又与好友一同创办了另一份上层阶级读物《旁观者》,同样风靡上流社会。1710年,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文学创造者”的英国著名文学家斯威夫特担任了托利党官方期刊《考察者》的主编,在18世纪初发表了众多抨击辉格党的文章,为托利党在英国政治中积累了声望。1731年,《绅士杂志》成为英国首个正式采用“杂志”字样的刊物,著名评论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就曾经多次为该刊撰稿。文人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较能接受新潮思想。当时许多的英国文人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艺术家。虽然当时文人群体办报办刊的初衷更多的是为推广自身的文艺与政治主张,但客观上也推动了英国期刊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期刊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成为影响社会主流舆论的重要文化因子。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选题多样,既有政治类新闻、评论,也有生活化的故事;期刊文学体裁丰富,既有诗歌、小说、散文,也有纪实、评论文[2]。政党拥趸们虽开始通过期刊进行舆论造势,但是争论并不激烈。

2.19世纪初期:以评论文为主的期刊文学蓬勃发展

进入19世纪后,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英国政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评论文成为19世纪初期期刊文学的主流文体,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当时期刊文学的重要特征。1802年,服务于辉格党政论宣传的《爱丁堡评论》是英国第一份明确以“评论”为文体特色的期刊。刊文以论文的形式给出论点、论据和参考文献,通过宣教式的语言传播政见主张。在《爱丁堡评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托利党也被迫创办了《评论季刊》,其以同样的方式传播保守派政治思想,并对济慈、拜伦等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者进行抨击,公开与《爱丁堡评论》开展论战,以期增强政党的影响力。除《评论季刊》外,《布莱克伍德杂志》也是保守派攻击辉格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其通过带有讽刺性、批判性的语言,细数自由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诸多弊端,并为传统的贵族政治辩护,大量的文学家、政治家成为该刊调侃、讥讽的对象。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名人的评论能够吸引大批读者,这也使得《布莱克伍德杂志》在英国广为流行。1820年,与《布莱克伍德杂志》针锋相对的《伦敦杂志》诞生,其公开反对保守派的顽固思想,鼓吹自由开放,将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党争论使得评论文在英国风靡开来,期刊文学进入政治与文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1829年,《伦敦杂志》停刊,一个评论文发展的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中,政治的斗争逐渐进入到经济、军事等领域,期刊文学逐渐从政治评论走向多元化领域,题材亦开始回归现实生活,变革下的时代也正孕育着全新的文体和格式。

3.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主流

随笔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在议论文、书信等文体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杂论式文体,能够凸显作者的情感、想象和语言个性。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掀起了英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一时间,浪漫主义运动席卷英国,大量的现代化、纯文学性期刊开始出现,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逐渐成为异军突起的主流文体。随笔多描写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能够将作家的思考、体验和主张融合其中,是表达个人思想的理想窗口,其贴近现实的特征亦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赫兹里特是英国浪漫派散文四大家之一,其不仅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随笔大师。《圆桌集》《闲谈集》就是他在期刊上发表的随笔作品合集。赫兹里特的作品有着简洁朴实的文风,且能够对形容词加以灵活运用,因而在民间广泛传播。德•昆西是一位辗转于两个党派的随笔作家,最开始担任《布莱克伍德杂志》的职员,但是由于文艺理念的不同,其离开了杂志社,并转而向《伦敦杂志》投稿。《瘾君子自白》就是他发表于《伦敦杂志》上的一篇著名随笔,以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身份,真实记录了鸦片成瘾之后所经历的幻想和梦境,“猴子”“鹦鹉”“宝塔”等意象均与作家发生虚拟的关联,使得文章新奇有趣,生动而富于张力——读者从德•昆西的随笔中,能够读到一个现实的、普通的社会人物,从而能够与之产生情感与体验共鸣[3]。擅长描写伦敦城市情调的随笔大师兰姆,其并不在乎政治斗争,而是侧重于刻画城市生活,商人、店铺、咖啡屋等均成为其笔下的城市景象,乞讨者、公司职员、儿童等人物形象也被刻画得具体而生动。在兰姆的作品中,对过去时光的感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深怜悯,对社会发展状态的无奈与憧憬均成为感动人心的震撼力量。随笔的异军突起,其根源在于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的关注。19世纪20年代前后,大量文学家脱离政治的束缚,期刊文学亦开始向生活回归。随笔的自由性,释放了文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特点

1.语言朴实却极富洞察力

英国早期期刊文学以极富洞察力的语言风格,将社会、生活、政治等融为一体,并通过故事和人物形象与读者交流。以《拜特尔太太谈打牌》为例,该文是兰姆的一篇随笔,刻画了一个喜欢打牌的拜特尔太太,这位太太在打牌的过程中绝不吸烟,也绝不呼唤奴仆,其口头禅是“打牌就是打牌”——体现了一种尊重竞争、乐于竞争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打牌的结果上,她对于输赢并不过分看重,而是追求打牌过程中的娱乐和满足,她喜欢与堂姐去打“只为了开心”的牌局,在自己悲伤的时候会叫上堂姐一起打牌[4]。兰姆塑造的拜特尔太太形象,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批判了政治评论文学的争斗不休;另一方面,拜特尔太太对打牌结果并不太在意,则恰好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普通民众对于政治斗争的漠视,也是作家对于喋喋不休的政治斗争的一种讥讽。文学家们通过经典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描写以及极富洞察力的语言,推出了众多来源于生活,却给人以力量的期刊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语言风格虽然朴实,但语言犀利、富有洞察力,体现了作家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社会观察能力。

2.具有批评与反批评精神

批评与反批评精神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典型特征。“伦敦佬派”和“布莱克伍德派”之间的争论将政治批评推向高潮,济慈、兰姆、亨特等文学家均成为政治批评的“靶子”。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及纯文学类期刊的发展,文学批评逐渐成为期刊文学的又一重要标识。1798年,《英国评论》指出,兰姆的文学作品“不如他的朋友们,但是爱幻想,能够取悦年轻朋友”,并认为“爱幻想是整个时代的通病”,这一“评论”被视为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开端,之后大量的文学批评开始见于期刊。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批评仍带有明显的政治批评色彩。如1818年,《评论季刊》称济慈的《恩底弥翁》语句不通,不知所云,掀起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激烈争论,并将文学评论演变为一场政治批评。19世纪初期,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以至于在批评交锋中,以兰姆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反批评文学风格。在兰姆的随笔《往年的和如今的教书先生》中,他以自嘲的手法阐述了自己的诸多缺点,直接对自己在读书、算数、地理等方面的无知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小角色”,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5]。这种自嘲式的反批评手法与反批评精神,极具反讽意味——反批评文论将生活相关的嬉戏与玩笑当作主题,是对当时政治批评浪潮的有力回击,更为重要的是,其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亦吹响了英国文艺形态变革的号角。

3.浪漫主义色彩渐浓

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期刊文学亦开始将生活与娱乐融入作品之中,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文化的价值逐渐被社会认可,文学家成为令人敬重的一类职业。尤其是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文学意识上,大众逐渐从政治舆论的围墙中逃离出来,开始关注与生活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也倾向于关注社会生活。随着随笔文体的兴起,文学创作的样式更为灵活多变,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期刊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渐浓。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兰姆的随笔作品大多描写城市生活,因为他对伦敦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偏好——“斯特兰德大街和舰队大街那灯火通明的店铺,数不清的买卖、商人和顾客……咖啡屋、厨房里飘出的汤的热气;伦敦本身就是一出童话剧,一场化装舞会——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进入我的脑中,对此我也乐此不疲。对于这些景象的留恋驱使我经常在夜里漫步,在她拥挤的街道上”。兰姆将个人体验融入文学创作之中,通过事物的描述、意象的堆积、情感的释放,将这些事物赋予个体情感,诠释了人类最本真的真善美,凸显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6]。19世纪初,《伦敦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检测者》等许多期刊都刊载过兰姆的随笔。不可否认,文学期刊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7

 

0总述   儿童文学翻译与其它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要考虑中西文化差异,还需考虑成人与儿童在价值观、理解、和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忽视。笔者对十年间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进行分析,以归纳出其中变迁。   1研究方法   笔者对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发表的共69篇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其中期刊论文39篇,硕士学位论文30篇。   2分析与讨论   分析数据显示出以下两点:(1)儿童文学研究的数量有所提高。(2)儿童文学研究覆盖各领域。   2.1总体趋势   在1999年至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数量大幅提升,笔者以五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在前五年,仅有2篇期刊论文涉及该题材,而在后五年则有37篇,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期刊论文总数的93.78%。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前五年,仅有1篇学位论文涉及该题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发表,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论文总数的96.67%。据统计,95.65%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均在后阶段完成。   2.2研究内容   笔者将所分析论文归为五类:时段研究、译者研究、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个案研究、总体描述,其中个案研究与其它分类偶有交集。数据显示:大部分学者关注于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其次为个案分析。   2.2.1时段研究   着重于儿童文学翻译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较。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是以成人标准进行,并非以儿童为受众,但这时期引入的国外儿童文学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吴雪珍,2007;陈丽娇,2007;赵国春,2006)。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真正引入国外儿童文学是在五四之后,这时的儿童文学翻译开始注重儿童的兴趣、价值观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荣华,2007)。还有学者对五四前的儿童文学翻译内容和技巧进行了比较(张道振,2006;桂念,2006;杨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译者研究   一些学者对知名儿童文学译者展开了研究,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研究从译者角度展开,如译者眼中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认为儿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认为更应关注儿童语言(张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译理论和策略   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应用了多种翻译理论和策略对儿童文学译作进行了分析,如美学和接受美学、接受理论和儿童本位等。鉴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受众是儿童,译者需要更多去考虑儿童的视角,学者们多从儿童认知、智力和价值观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在翻译策略方面,学者们关注翻译的异化和同化,基本上认为同化更为适合儿童文学翻译。秦君和应承霏认为异化应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则用于语言(秦君,2006;应承霏,2007)。   2.2.4个案研究   数据显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个案覆盖不同国家和时期的作品,其中《爱丽丝漫游奇境》的译本最受青睐,其它被研究的经典儿童文学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快乐王子》等,也不乏现代儿童文学译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尽管具体的研究译本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译、儿童本位等(秦君,2006;杨丹屏,2006,张代蕾,2006)。   3结论   在1999-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在后五年尤为明显,2004-2008年间的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占研究总数的95%以上。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翻译,包括时代变迁、译者、翻译理论和策略、个案分析等,但个案分析的对象范围较窄,多为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儿童文学翻译有着其独特的属性和价值,通过上述研究能够对当下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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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总结

中国古代向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对一个现代政党而言,文学不但是承载、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更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首先,对传统文学的学术研究。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涉及,但更侧重于古典小说、传统戏剧文学和其它民间文学等方面。他们对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崇的正统文学加以猛烈的批判,而对其所轻视的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基层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和题材,则极力发扬。同时,他们还继承近代以来的实证之风,对一些在历史上被歪曲的文学作品,加以历史的还原。下面,仅以其对旧体诗词和古典小说的研究为例:旧体诗词的主要特点是对韵律、格式和字数的严格限制,不利于通俗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因此,早期中共的基本观点是:旧体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提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同时,又认为旧体诗词已不适应当时的文学潮流和社会需要,反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做旧体诗词。陈独秀的理由是“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陷入窠臼”。对于做旧诗的人,他的做法是“讽劝他,叫他自己省悟。”①20世纪30年代,北京个别大学开设关于“词”的讲座,并提出了“昌明词学”的口号。张天翼就指出:“鼓吹青年们作词”与文学本身的发展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从其对旧体诗词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中共反对盲目摹拟传统的文学形式,而阻碍文学作为思想载体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进行自由交流。这一主张实际上是早期中共为向广大下层民众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扫清障碍的必然要求。

就古典小说而言,早期中共的学者们主要是将它们作为了解、研究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状态的历史材料来对待的。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在创作上“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②。因此,小说本身就是历史材料。在《〈西游记〉新叙》中,他认为:“元明间,国语文蔚然大起……在研究时代语法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有同样的价值。”③对古代白话文进行了明确的肯定。1921年7月,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该文被后来的大陆红学研究者认为是“我国第一篇以崭新观点评论《红楼梦》的文章。”④该文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特征入手,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深入剖析了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关系,对宿命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的中心”的观点。早期中共重视对古典小说的研究,首先是因其描写的对象大多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这符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取向;其次,古典小说在当时仍是下层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早期中共通过对其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中发现其吸引广大民众的原因,并在自身的宣传工作中加以借鉴。其次,早期中共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传统文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主要有两点:一,理性审视和批判继承的思想的初步确立。张天翼认为:“对于旧的作品,我们并不抛弃,正相反:我们要全盘承受……把它们用来做我们的滋养料……承受旧的技巧,通过科学的辩证法,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⑤艾思奇也认为:“接受文学遗产是要从里面找到滋养的食料,以助成新兴的文学。”⑥二,提出了研究传统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目标。就方法而言,1922年11月11日,茅盾在致汪馥泉的公开信中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分组不如分段。”即主张以年代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划分标准,反对以体裁来划分。因为“中国书里,伪托极多”,要“查清伪书……按着时代分段来研究,似乎比分组好些。”同时,可以避免“研究文艺思潮的人不能不兼研究文艺的各支———诗歌、小说等”⑦的状况,从而避免人力的浪费。就目标而言,早期中共研究传统文学是为了在全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克服它的不足,吸取其可资利用的方面,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他们认为,“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旧的中国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⑧只有这样,才能“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⑨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研究还有一个目的,即如恽代英所说:“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10。总之,早期中共的传统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紧密结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于配合其政治、军事战线上的斗争,建立、完善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早期中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学问题的价值重估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已经做了大量打破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相结合来束缚人民思想和观念的启蒙工作。但在当时,这种启蒙对广大下层民众的影响非常有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运动后期分道扬镳,早期中共是其重要的一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学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价值重估。同时,也对传统文学进行了一次再检讨。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是比较全面的。郭沫若在当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定性:“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徵。”○11同时,他们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传统文学的目标远没有达到,它只是在没有对传统文学展开彻底革命的情况下,造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学,并把这种文学称为“贵族文学”、“绅商文学”,把表述这种新文学的语言称为“梁启超式的白话”,认为“古代中国文现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用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重新复活了……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12并将失败的原因推给了胡适一派。瞿秋白严厉指责蔡元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对反对文学革命的阵营采取了妥协态度。由此也就隐含地指出:早期中共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文学革命前进方向的代表。综观早期中共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学关系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革命走了这样一条路子,即: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的文学形式,提倡新的文学形式———反对旧的语言形式,提倡新的语言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始终贯彻着新旧之争,但争论的范围却一再减小,范围减小的同时,一些传统文学的成分就被搁置、保存下来,甚至被人为地利用。#p#分页标题#e#

三、早期中共与其它文学派别就传统文学问题的论战与汉字拉丁化运动

20世纪20年代初,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涤荡,“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13。之后又先后出现了所谓的“学衡派”、“甲寅派”等文化复古派。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自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也结合传统文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于1930年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养料。他们的策略是不从正面冲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是也拿中国传统文艺当靶子,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戴起‘革命’的假面具来抨击中国旧传统文学”○14,希望以此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争夺阵地,从而以超阶级的“民族”概念,抽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烧得正旺的釜底薪火。现在看来,撇开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谈,从纯学术的角度讲,这些复古派的观点有很多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早期中共对于上述复古派别的批判也基本上没有失实,实际上是各自从自身角度出发,各说各话,在争论的方式上也是“只放不收”。但是,当时的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尽量地争取群众,过多的思想派别存在,势必影响群众的视听,分化其力量,尤其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的御用文人借文化问题打压自己。因此,争论在所难免。茅盾为批驳“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专门写成《“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文中最后一句为:“紧接着一阶段的,将是什么?是滔天的赤浪扫除了这些文艺上的白色的妖魔!”○15这里,已明显地透露出时已在组织上脱党,但作为党领导下的“左联”领导人的茅盾的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文学得以延续几千年,“书同文”是技术上的根本保障。但是,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文学大众化运动以来,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部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学语言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但要求废除文言文,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也在排斥之列。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所用的语言是大众所不能“听得懂”的。他们强烈要求创造“大众语”文学,甚至要求废除汉字,实行拼音文字。这种做法无疑与当时极“左”思想的统治有关。同时,也是在人为降低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以适应大众的理解力。瞿秋白认为,要实行“文艺革命”,必须首先实行“文腔革命”○16,而要实行“文腔革命”,就“必须废除汉子,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17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学“仍旧是读出来听不懂的文字……不看汉字只听声音是不能够懂得的。”○18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文字改革目标是音形一致,即不看字形,只听发音就能会意。这无疑是出于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现实需要,但其激进程度可见一斑。在这一点上,也有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观点比较理性、温和。郭沫若就认为,语言仅仅是思想的载体,不主张以运动的形式,人为地强行将文言文逐出文坛,他以严复在清末用“周秦诸子的文体”来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例,说明“有了意识的革命,就算用文言文来写那种革命的意识不失为时代的文学”○19。茅盾则说得更清楚:“我们并不主张白话文中必须排除一切从文言文中来的字眼,我们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口头上活用的文言文字眼是主张容纳的”○20。

四、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和改造与大众文学观的形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大众化成为进步文学家们一致的诉求。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学形式和作品被引入中国,同时,受近代西方文学影响的中国人也开始自己创作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作品。一时间,大量标榜新文学的团体、刊物相继出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21就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文学现状而言,早期中共认为,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普遍生活在传统文学的笼罩下,“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22“广大民众依然浸淫在‘孔家老店’招牌下的‘旧文学家’的宣扬‘道统’的文学作品之中。”○23张天翼指出,中“所谓文学革命是造成小白脸文化的……过去的作品……适应着小白脸,适应着小康之家的学生们。不是大众的。”○24这里所谓的“小白脸”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这种传统文学充斥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冻结了其所蕴含的革命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