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育论文范文1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一、引 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 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 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参考文献
[1]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532-642.
[2]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编委会.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暨外国语言文学建系85周年纪念文集[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49.
[3]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Academical Faculty.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R].New Haven： Hezekiah Howe，1928：7-9.
[4]Strauss， L.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J].Academic Questions，2003（Winter）：31.
[5]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系概况[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吴宓.文学与人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8]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99.
[9]李赋宁.三十年代中叶清华大学的基础课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
[10]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7-8.
[11]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G]//梅贻琦.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刘述礼，黄延复，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5.
[12]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3]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4]王燕.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文化精神――外文系与联大诗人群[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3）：81-85.
[15]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77.
[16]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一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2.
[17]杨忠.培养技能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J].外语学刊，2007（6）：134.
[18]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5）.
[19]刘毅.关于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思考[J].外语界，2000（3）：12-17.
[20]王守仁.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建设――兼评《北大英语精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42-43.
[21]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6-15.
[22]王守仁.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学，2002（2）： 89-92.
[23]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5.
[24]冯燕.空心课程论――中国高等教育外语教育批判[J].现代大学教育，2006（6）：36.
[25]张少雄.压迫与封锁不可能达成创新品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5）：35-37.
[26]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2.
[2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65.
[28]梅贻琦. 学习范围务广、不宜狭[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412 号）， 1932-06-01（01）.
[29]张楚廷.人文科学与大学教育[J].现代大学教育，2011（2）：35.
[30]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44.
[31]王顺晓.吴宓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研究（1925-1037）[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早期教育论文范文2
1．家庭早期教育中实施的公民价值观培育优越于学校价值观培育首先，优越于学校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学校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是指幼儿园、小学有意识对学生的公民价值观进行的培育。相比而言，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是自由的、随机的、渗透性的，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材，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涉及到过多的教育对象。而学校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则与此相对，有固定的教学大纲，固定的教材，固定的教学目的，固定的教学场所，固定的教学时间，具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功利性和明确的规定性。因而前者更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其次，优越于学校晚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学校晚期公民价值观培育是指中学、大学有意识对学生的公民价值观进行的培育。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具有启蒙性和基础性，人之初好似一张白纸，其大脑处于一片空白，对于具有一定权威性和亲和性的家长导入的主张、思想、观念，幼儿及儿童可谓是全盘吸收，由着家长引导塑造。相反，学校晚期价值观培育难度较大，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一个自主意识、独立意识越益增强，一个大脑里已有一定价值观的学生，如果学校输入的价值准则与其自身已拥有的不一致，其接收的排斥性可想而知。可见，早期教育没有受到良好的价值观启蒙，以后的学校价值观培育效果不是很理想。
2．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是公民获得价值观启蒙的第一个主阵地孩童时期是孩子学习的最佳黄金时期，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是公民获得价值观启蒙的第一个主阵地。日本学者木村久一曾提出过儿童的可能能力递减法则，他说:“生来具备一百度可能能力的儿童，如果从一生下来就给他进行理想的教育，那么就可能成为具备一百度能力的成人。如果从五岁开始教育的话，教育再好，也只能达到具备六十度能力的成人。到十五岁时教育就会剩下四十度。”［2］242印度“狼孩”卡玛拉的学习案例有力的证明了越早接收早期教育、越早受到早期价值启蒙越好。
3．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和社会的发展较之宗教对西方人的思想、行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则更多地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孟子讲“国之本在家”，黑格尔认为中国“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就是‘家庭的精神’”［3］113。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重视家庭，对家庭怀着宗教般的情感，犹如西方人信奉上帝”［4］18。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可见，综合了家庭成员之间思想的、感情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诸方面因素的家庭对中国孩子成长至关重要。幼童时期，正是幼儿及儿童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的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正、负方面的影响，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由此，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后备军的孩子也决定了国家的前途与未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从家长与公民价值观的关系而言，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部分家长(如隔代教育)不了解价值观为何物，不知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不知道价值观形成规律，无从谈起对幼儿及儿童的价值观教育。二是一部分家长虽然了解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但不认可，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在目前的社会变革期，部分家长在价值观上产生了困惑，诚实正直还是投机取巧，宽容友善还是以直抱怨?他们既希望孩子诚实正直、宽容友善，又害怕孩子长大后吃亏上当、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因此，不自觉地给孩子灌输“不与陌生人说话”“资源有限，竞争无限”等价值观。更有甚者，自己的价值观已完全沦落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自由等，仍振振有词的灌输给孩子。三是一部分家长虽然了解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认可，但重视智育教育而忽视价值观教育。在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下，部分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第一起跑线上，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智力方面，而对成长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非智力方面，如价值观、人格等方面重视度不够。
(二)从家长的教育方式来看，存在三种错误的教养方式
一是溺爱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对孩子娇生惯养、千依百顺、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这种方式易导致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二是放任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由于一定的原因(或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或因无意识教育孩子)，对孩子的教育放任自流，不管不问。这种方式易导致孩子散漫，冷漠，长大后很难形成友善等价值观。三是权威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将孩子看作私有财产，认为教育孩子是私人的事，全凭自己的意志教育孩子。这种方式容易出现“不打不成材”“虎妈”“狼爸”等现象，易使孩子敌视他人，仇视社会。
(三)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的错误培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如果要对以上的错误教养方式进行总结，可以将“家长要求孩子采取某种行动或者要求孩子听话”归纳为以下的教养逻辑:一是简单的说理;二是在说不通的前提下，权威地单方面下命令下指示;三是仍然说不通则是告诫、警告、恐吓或引诱;四是也即最后一步是歇斯底里的打骂等惩罚，如面壁，关小屋子，或拳脚相加等。错误的教养方式对幼儿及儿童公民价值观的培育负作用相当大。在此，简单列举两种具体的方式加以说明。第一，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中，如果孩子不听话就以编恐怖故事的方法对之进行连哄带骗的警告恐吓。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不易产生诚信感，家长不是将孩子作为平等的主体尊重他，不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是连哄带骗，在其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不诚信的种子，如果以后不及时矫正，那么孩子长大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撒谎心理，离公民价值准则之“诚信”渐行渐远。第二，在溺爱型教养方式中，如果孩子不小心头部撞倒了桌子等哇哇大哭，家长习惯性的安慰，“我们打这个桌子，是它不乖，该打该打，不哭了啊……”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不易产生友善感，家长的这一举动不是让孩子查找被撞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别物。别人、别物如果有对不起地方，那么一定要“讨回个公道”，在其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怨气的种子，如果以后不及时矫正，那么孩子长大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报复心理，与公民价值准则之“友善”相去甚远。
三、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培育的观念和原则
(一)家长要形成正确的“三观”
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对个人、社会、国家均至关重要。但家长、学校、社会、乃至政府对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家长自身。因而，政府、社会、社区等有义务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如加强立法，加大家庭早期价值培育重要性宣传，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家长培训支持体系等，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三观，指导家长正确实施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
1．正确的孩子观。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孩子是逐渐成熟的具有一定依赖性的相对独立主体，具有平等的人格。家长应站在孩子的角度认识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重视他们的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和各个年龄段的成长规律。
2．正确的家庭教育观。首先家长要树立教育责任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一个做父亲的，当他生养了孩子的时候，还只不过完成了他的任务的三分之一。他对人类有生育人的义务;他对社会有培养合群的人的义务;他对家有造就公民的义务。”［5］23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方法观。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过:“栽花的人，先要懂得栽花的方法，花才能栽得好;养蜂的人，先要懂得养蜂的方法，蜂才能养得好……难道养小孩子，不懂得方法，可以养得好吗?”［6］8663．正确的家庭价值观。家长通过学习不仅能了解、认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还要结合自己的家庭特色，将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融入到家庭日常生活中，形成家庭成员潜意识地遵从的健康家庭价值观。(二)家长要坚持四个原则1．主体性原则。在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中，受教育者是幼儿或儿童，家长虽是主角，占引导地位，但不是主体，孩子才是真正的教育主体，而且是平等的主体。所以应坚持主体性原则。个体具有亲我的倾向，易接纳“我”而排斥“他”。家长在价值观培育中不得硬性灌输，而是以孩子认同为前提。笔者认为可采用以下的模式进行价值观培育:接纳孩子的情绪赞同孩子的观点从孩子观点出发让孩子主动归谬孩子自身否定其原有错误观点家长协同、引导孩子建构正确的价值准则。2．一致性原则。首先，家长言行要一致，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发挥示范导向作用。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其次，家庭成员之间教育方式、教育观念等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会起到此消彼长的作用，让孩子无标准可依、无方向可循，无所适从。再次，情景与教育时机要一致。父母要善于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生活中一旦出现了教育的契机，家长要及时地介入、跟进。最后，行为与结果要一致。在价值观教育中，对孩子的优良品性予以充分肯定并及时给予相应的奖励。反之，对孩子的不良品性要予以艺术的否定并及时的给予相应的惩罚。
早期教育论文范文3
——对婴幼儿潜能和音乐教育年龄下移的再认识
刘沛
内容提要：本文矫正了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无知论”观念，提出婴幼儿的认知过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的观点。这种学习的形式，存在于婴幼儿内在固有的美妙的非文本结构之中，并通过系统的动作学习和游戏实现学习的目的和过程。理解早期学习的性质、体系、形式和过程，是音乐教育年龄下移，树立早期音乐经验信仰和赋予儿童早期音乐经验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早期教育；学习理论；游戏理论；早期音乐经验
内容类别：音乐教育
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对婴幼儿
“无知论”的矫正
随着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成人社会便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实现这种寄托的道路，是教育。
然而，早期教育的重要依据，有赖于对儿童早期状态和潜能的认识。儿童早期成长过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还是一个混沌无序的无知世界，是教育界对早期儿童受教育起点的根本观点。它强烈地左右着早期教育过程的一切因素，当然，也左右着早期音乐教育的信念和策略。
遗憾的是，近年来教育史上的一些巨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多数持“悲观”的态度。
夸美纽斯的《母育学校》对婴儿的观察是：“新生儿的自然知识是吃、喝、睡。”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的“白板说”是这样描述的：“心如白纸，没有标记，没有观念。”
卢梭的《爱弥尔》则称：“一无所有，生来愚昧。”
早期教育论文范文4
关键词： 早期儿童 音乐教育 独特性
什么是早期儿童音乐教育？通过梳理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人们普遍把早期儿童音乐教育仅仅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用词在使用，并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人们把早期儿童的音乐教育，与学校音乐教育混为一谈了，在实践中也没有加以区别。
笔者综合分析后认为，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应该把握好早期儿童和音乐教育这两个词的内涵。早期儿童音乐教育虽然属于音乐教育的一个分支，但是其并非普遍意义上的音乐教育，早期儿童音乐教育有其独特性。
一、早期儿童的身心特点决定了其音乐教育的独特价值取向
理论上分析，0～6岁学龄前儿童的音乐教育应该是广义的，本文认为应该包括幼儿园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以及家庭音乐等，但具体的学习目的、内容与普遍意义上的音乐教育略有差别，关键是由早期儿童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建立在年龄基础上的早期儿童的生理、心理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身体活动能力、音乐学习能力、音乐理解能力的局限性。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阐述了早期儿童的身心特点。皮亚杰认为人类是通过认知来有效适应环境的，人类的思维以表征行为和动作的图式进行组织，通过同化和顺应的交互作用，使个体得到发展。因此，皮亚杰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早期儿童主要包含在前两个阶段。
感觉运动阶段儿童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种感官和肢体动作感知外部世界。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音乐的学习首先从聆听音乐入手。因此我们必须为儿童提供丰富多样的音响环境，这包括他们的歌声、器乐声及生活中的各种声音，以便儿童积累初步的音乐听觉经验。
前运算阶段儿童主要特点是伴随语言发展，储存了各种表象，可以用符号进行思维，促进了想象的发展；以直觉思维为主，没有建立守恒，儿童跟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仍以感官为主。因此，同样要为儿童提供丰富多样的音乐，引导儿童辨别各种音乐要素的差别，同时辅以可操作的玩教具（打击乐器、节奏图谱等），便于儿童多感官通道参与学习音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早期儿童仍然处于感官学习的阶段，因此其音乐教育也要以刺激感官为主，丰富他们的音乐感性经验；并且充分利用身体动作与音乐之间的密切关系，将身体动作和音乐有效结合进行音乐教育。
美国音乐教育家雷默说：“如果一个人想胜任自己的专业，如果一个人的专业要在整体上卓有成效，那么某种哲学――即有关该专业的本质和价值的整套基本信念――则是需要的。”①因为“一种音乐教育的哲学为我们的专业生活提供了基础，既解释了其作为一个领域的价值，也指导着我们的行动”②。音乐教育哲学可以说是对音乐教育的看法或者说是音乐教育的观念，一般包括对于音乐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和方法的看法。当前主流的音乐教育哲学是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埃里奥特的关注音乐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两种。雷默强调音乐教育以“审美教育为核心”，而埃里奥特则反对雷默的观点，认为其割裂了感知与创作的联系，提出音乐是一个多样化的人类实践，强调音乐教育的实践，主要探讨聆听、表演和音乐表演本质间的关系。
作为音乐教育分支的早期儿童音乐教育，我们无法完全抛开这两种哲学的争论，但正如埃里奥特本人所说的“没有绝对正确的音乐教育哲学”。那么，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价值取向应该何去何从？早期儿童的特点可以指引我们选择合适的哲学观。美是必然存在于音乐教育中的，我们不可否认审美是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但面对倾向于用感官和肢体动作来认识周围世界的儿童我们也不排斥实践。2012年教育部制定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中关于艺术领域是这样说明的：“每个幼儿心里都有一颗美的种子。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③
二、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独特性
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独特价值取向，决定了早起儿童音乐教育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目的的独特性
美国音乐教育家EdwinE.Gordon在其著作《AMusicLearning Theory for New bornand Young Children》中强调，音乐启蒙教育要早，最好从0岁开始，他通过对18个月前儿童的音乐教育研究，他坚信音乐学习是有关键期的，除非在5岁前在家庭或者幼儿园建立音乐学习的基础，否则后续将无法弥补。
蒙台梭利强调幼儿的音乐教育是启蒙教育。因此，我们必须及早对早期儿童进行音乐教育。我们一直强调的早期儿童音乐教育也并非为了把早期儿童塑造成为专业的音乐家，而是希望播下“音乐的种子”，为早期儿童奠定初步的音乐学习的基础，激发学习音乐的兴趣，不断提升他们音乐欣赏和创造力。
（二）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内容与形式的独特性
音乐作为一门听觉的、情感的艺术，我们相信音乐学习必然是由音乐感受与体验开始的，这是早期儿童进入音乐的必经之路。因此，基于早期儿童的身心特点，为其提供丰富他们的音乐感受和体验，科学合理地引导他们正确理解音乐。从而提高早期儿童的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据此，我们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音乐教育。
1.营造音乐感受与体验的环境
早期儿童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地、不是自发地、不是通过天生素质的逐渐成熟来实现的，而主要是决定于后天环境的学习。EdwinE.Gordon强调18个月以前的儿童就应该拥有丰富而多样化的音乐环境，广泛地接触音乐。
2.音乐律动
通过皮亚杰的理论我们已经知道早期儿童的发展是动作在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早期儿童用肢体动作对音乐的反应更早一些。这也是什么我们不排斥实践的原因。达尔克罗兹认为“音乐中最重要的要素且和生活密切关联的是节奏性的动作”④，据此我们认为音乐律动是适合早期儿童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贯穿早期儿童发展的始终。
3.歌唱
歌唱是人的天性，柯达伊说过，歌唱属于每一个人。当然最关键在于早期儿童动作发展的同时语言也在逐渐发展，音乐和语言都是一种符号，我们应该像对待语言学习一样对待音乐。随着早期儿童语言从辅音、元音、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营造音乐的环境，鼓励他们随着音乐哼哼或者喃喃发音，EdwinE.Gordon认为早期儿童越早开始音乐的喃喃发音，将来就越有可能获得音乐感。因此说唱活动是更适合早期儿童的一种歌唱方式。
4.探索音响和乐器演奏
早期儿童主要用感官来认识世界，其中听觉作为一种重要的获取信息的通道，在早期儿童的学习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2岁前，他们对周围世界的各种声音感兴趣，并喜欢通过探索敲击玩具、用品等发出各种声音。乐器演奏是早期儿童音乐表现的重要方式，符合他们的兴趣，是他们很好的音乐体验，有助于培养早期儿童的音乐节奏感。
综上所述，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并非普遍意义上的音乐教育，早期儿童的音乐教育有其独特性。这主要是由早期儿童身心特点决定的。而通过对音乐教育哲学价值取向分析，我们发现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音乐家，而是接触、感受、聆听、表现音乐的独特个体。因此，对于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这可能跟我们对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目的的期望值不高有关。
三、在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实践中如何遵循其独特性
在早期儿童的空间尽可能地提供符合他们身心发展特点的音乐教育内容。
（一）丰富早期儿童的音乐感受经验
如何为早期儿童创造良好的音乐环境？可以借鉴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儿童发展理论模型，他强调“环境中的发展”，并将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划分为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系统组成的嵌套模型。微系统主要指家庭和学校，中间系统是两个以上的微系统相互联系和彼此作用，外系统是个体没有参与，但却对个体有影响的环境，比如社区，宏系统：基于上述三个系统的社会文化环境。
因此我们要构建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环境，需要从家庭和幼儿园（早教机构）、家园沟通、社区音乐（区域音乐）以及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环境入手，整体联合为早期儿童音乐创设丰富多样的音乐接触的环境，使音乐生活化，以此唤醒早期儿童对音乐的敏感性，提升他们的音乐感受力。
以幼儿园的音乐教育为例⑤：
首先，引导幼儿感受、发现和欣赏周围环境中的各种音响，培养幼儿对各种声音的倾听兴趣和倾听能力。例如我们可以引导幼儿倾听自然界、生活中的各种声音（风声、雨声，汽笛声、火车的隆隆声等）及各种打击乐器的声音。
其次，创设丰富多样的日常音乐活动。可以是无意识地听，将音乐作为背景音乐，进行音乐律动和即兴创作表演；也可以是有意识地专注于音乐的活动，例如音乐歌唱、音乐欣赏等。
最后，创设幼儿音乐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设置丰富的音乐区角活动，引导幼儿能够较长时间专注于某一音乐活动。
（二）提供早期儿童音乐表现的机会
首先，处于动作发展敏感期的早期儿童，可以充分利用音乐律动的乐器――身体，探索、尝试、发现各种各样的身体动作，以音乐节奏为媒介将身体动作和音乐联系在一起，产生丰富多样的音乐律动活动。在节奏活动中创编动作，准备一些动物的图片，并注明是哪种动物，让幼儿用走路、跳跃等动作表现这种动物。其他的一个或多个同伴可以根据动作的节奏敲打乐器或拍手，并让大家猜一下你装的是哪种动物。
其次，为早期儿童多提供歌唱表演的机会。幼儿在歌唱时，创编动作并表演，不仅能提高幼儿的表现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幼儿创编动作的能力有限，我们可以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周围的环境，通过让幼儿观察周围生活，认识更多的事物，丰富其感性经验，了解生活，有利于动作更加形象逼真。
最后，乐器演奏。乐器演奏主要是打击乐器，例如大鼓、铃鼓、沙槌、三角铁等没有固定音高的乐器，在奥尔夫教学法中还有固定音高的琴，例如木琴、钟琴、定音鼓。
在音乐律动和乐器演奏过程中，要注意孩子的身体发育情况，对早期儿童而言大肌肉动作先于小肌肉动作，精细动作相对弱一些，因此在乐器演奏时注意选择适合他们身体活动特点的动作进行。
（三）激发早期儿童音乐创造的兴趣
每个幼儿都有创造的需求，具有创造的潜能，他们也喜欢创造性的活动。
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认为：节奏是音乐的生命，是音乐生命力的源泉。他强调从节奏入手进行音乐教育。在实践中利用节奏进行创编活动更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给幼儿提供一些节奏乐器，或者是教师与幼儿一起制作的简易节奏乐器，并教给他们正确的用法，让幼儿用这些乐器为歌曲、诗歌、歌谣配伴奏；让幼儿熟悉基本的节奏型，如2/4拍等，并用不同的节奏型朗诵诗歌、古诗；还可以用不同的节奏型来做一些节奏游戏⑥。
创造性的提高有赖于不断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创造性的音乐教育就是通过生活的点滴为早期儿童丰富和积累知识经验，培养幼儿对音乐的兴趣，激发幼儿的想象，并从中获得愉快的音乐体验，为幼儿音乐的创造性奠定基础。
本文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发现早期儿童本身的独特性，逐层分析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目的、内容，期望带给早期儿童更好的音乐教育。旨在通过提供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从最简单的音乐要素学习，丰富早期儿童的音乐经验，采用适合的内容，运用恰当的方式，启蒙早期儿童的“音乐种子”，激发他们音乐学习的兴趣，提升早期儿童的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
注释：
①[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9.
②[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第3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5.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7.
④Rae.Pica，著.王惠姿，译.0-8岁婴幼儿肢体动作经验与教学[M].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6：2-6.
⑤孙文云.聆听.感受表现：来自蒙台梭利音乐启蒙教育思想的启示[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4（2）：89.
⑥孙文云.浅谈婴幼儿音乐创造性的培养[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2（4）：131.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埃里奥特.齐雪，等译.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2][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第3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3][美]格雷珍.希尔尼穆斯.比尔，著.杨力，译.体验音乐――美国音乐教育理念与教学案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4][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9.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Rae.Pica，著.王惠姿，译.0-8岁婴幼儿肢体动作经验与教学[M].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6.
[7]孙文云.聆听.感受表现：来自蒙台梭利音乐启蒙教育思想的启示[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4（2）.
[8]孙文云.浅谈婴幼儿音乐创造性的培养[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2（4）.
早期教育论文范文5
关键词：婴幼儿早期教育 智能水平 门诊
中图分类号：R1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1）06-0187-02
为了探讨教育和干预对婴幼儿智能发育的影响，从2008年11月开始，我院婴幼儿保健门诊开设了开始婴幼儿早期教育咨询服务，通过对100名婴幼儿提供早教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在我院婴幼儿保健门诊建档的婴幼儿共计546名，其中接受早教咨询的共计100名，我们在同期未接受早教咨询的436名婴幼儿中选取100名年龄、性别、家庭背景、出生评分、父母文化程度等情况和接受早教咨询婴幼儿组相近的婴幼儿作为对照组，接受早教的婴幼儿作为观察组。
1.2方法
12.1 对照组婴幼儿保健方法：按照我院对儿童保健的规定，所有建档儿童每3个月进行一次儿保，监测体格发育状况并评价、营养指导及疾病预防，同时增加每三个月一次的智能评分监测。
1.2.2 观察组婴幼儿保健方法：在对照组婴幼儿保健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早期教育，具体内容和方法如下：
1.2.2.1建档婴幼儿均进行首次行为神经测试：这一测试结果是为门诊医生和家长了解幼儿的行为能力，门诊医生并根据测查结果制定婴幼儿所需相关训练计划，并指导家长按照计划对新生儿实施视觉和听觉方面的刺激训练。
1.2.2.2 1个月后，建档婴幼儿通过基本的试听刺激训练后，由早教医师进行一对一指导服务，给家长示范一些对应有大运动和惊喜运动的训练方法，指导家长对孩子的认知能力、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训练，并根据每名儿童的自身特点，向家长提供详细的智能训练指导意见和计划，指导家长实施家庭训练。
1.2.2.3门诊配备适量适宜的适龄的书刊、益智玩具、画报，交会家长使用这些玩具以及介绍家长阅读相关的书刊，使家长的家庭训练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受到练好的训练效果。
1.2.2.4做好家长的培训工作：对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工作，大部分内容是由家长来实施的，因此，家长对早教内容的理解，对早教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对孩子参加早教咨询的家长每周进行一次讲座，主要内容涉及智能发育规律与如何开发小儿潜能等知识。
1.3评价标准：
所有婴幼儿均每三个月测试一次智能，连续观察一年时间。测试方法和标准采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制定的标准化婴幼儿智力发育量表。测试婴幼儿的观察智力发育指数（MDI）、心理运动发育指数（PDI）[1]。
1.4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且以P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结果见表1。
表1 两组婴幼儿的智力发育指数、心理运动发育指数统计
组别 N 第3个月 第12个月
MDI PDI MDI PDI
观察组 100 105.21±4.33 102.21±4.33 110.32±5.17 105.21±4.33
对照组 100 101.24±5.01 98.44±4.23 105.56±4.45 102.09±4.20
由表1可以看出，两组儿童的MDI和PDI在经过三个月和12个月的保健指导后，均得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两组比较，观察组儿童的智力发育水平较对照组更好，两组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人的各项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智力发育水平成了衡量人的技能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整个人的成长发育过程中，0-3岁是其脑发育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个期间，大脑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及代偿功能[2]，如果在此期按照科学的方法给予良好的刺激，不仅对其大脑和神经的发育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能加快其大脑和神经的成熟，且还会对儿童以后的成长产生持久的良好影响[3]。早期教育是基于对大脑发育规律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对0-3岁儿童进行大脑发育和神经发育科学促进新兴技术[4]。因此根据儿童生长发育规律，采取科学方法进行早期教育，可以使婴儿脑潜能得到及时、全面、健康正向的发展。对婴幼儿自身、家庭、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值得在所有儿保门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范存仁. CDcc婴幼儿智力发育测验手册[Z]. 北京: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998: 1-50.
[2] 王桂香, 刘晓红. 婴儿早期实验研究[J]. 中国优生优育杂志, 2004, (10): 4.
早期教育论文范文6
方法：随机抽取在我院儿保科就诊的0-3岁儿童家长300名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的儿童家长对早期教育知识的知晓情况存在明显差异（P
结论：目前儿童早期教育的相关知识仍不够普及，家长对儿童早期教育服务表现出很高的需求，儿童保健工作者应该抓住时机，深入开展早期教育服务活动。
关键词：儿童 早期教育 需求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4-0346-02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时期是婴幼儿大脑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也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已有研究证实，在儿童生命早期大脑迅速成长的阶段给予适当、有效的刺激，将使人类大脑神经元突触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如再配以适当方法，孩子的智力潜能将得到极大的发挥，并且这种早期发展对婴幼儿的影响可持续终生[1，2]。为了解郑州市0～3岁儿童家长对早期教育知识的知晓及需要状况，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我们对300名0-3岁儿童家长进行随机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随机抽取2013年1月～2013年12月在我院儿童保健门诊进行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的0-3岁儿童家长300名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调查问卷由儿保医师进行现场直接询问，内容包括：①一般情况：了解儿童家长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等；②儿童早期教育知识的掌握程度：采用单项选择法，共10题，每题1分，满分10分。③家长早期教育知识的需求及需求方式：采用多项选择法，由家长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回答。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符合要求问卷30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家长的一般情况和早期教育知识的掌握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的儿童家长对早期教育知识的掌握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
3 讨论
3.1 家长的早期教育知识水平有待提高。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对早期教育知识的掌握情况不容乐观，回答正确率只有53.8%。受传统保健思想的影响，家长往往过于重视婴幼儿的体格发育和预防接种情况，而忽视了早期教育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3]。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家长，对早期教育知识的了解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2 家长对儿童早期教育知识的需求。调查发现，家长对早期发育知识讲座、智能测定、婴儿操等知识需求比较强烈，我们在今后的健康教育内容上应增加这些知识的设置，将早期教育工作常规应用于儿童保健门诊，不仅要告知家长基本的婴幼儿发育常识，还要引导家长掌握促进婴幼儿的潜能开发的方法，满足家长不断增加的保健需求。
3.3 家长对获取早期教育知识形式的需求多样。家长期望的健康教育形式以举办健康讲座为主占95.3%，宣传册或书籍其次占86.3%，但对早教课堂的接受程度不高，仅占到了67.3%。我们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将科学育儿的知识传递给家长，努力提高家长的早期教育水平。
参考文献
[1] 鲍秀兰.0-3岁儿童教育的重要性[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3，18（4）：243-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