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儒家思想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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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儒家思想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1

关键词:儒学思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存在几千年的中国儒学,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有部分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1.儒学在汉朝时期的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1]。

1.1孟子的仁政说。“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1.2董仲舒的思想格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2.儒学的变迁

2.1汉朝时代儒学思想变迁。汉朝之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2]。

2.2清初时期儒学历史变迁。黄宗羲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顾炎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王夫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3]。

2.3儒学思想近代的研究和发展。现在所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3.儒学的意义和影响

3.1统一思想的现实意义。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3.2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4]。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3儒学在东亚的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3.4儒学在朝鲜的影响。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3.5儒学在李朝时期的影响。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在李朝的五百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3.6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在五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5]。

3.7儒学在越南文化中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4.结束语`

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从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参考文献:

[1]陈璧生.国学院:期待与忧思[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5(11).

[2]陈朝晖.论北朝儒学及其地位[J].齐鲁学刊,1989(05).

[3]王缨.司马光为何以“礼”开篇[J].中外管理,2009(02).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2

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思想核心是仁,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秦汉时期:秦始皇施行焚书坑儒的政策,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沉重打击。西汉时期:采纳董仲舒简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大一统思想,儒学从此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北宋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南宋心学: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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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3

[关键词]儒学东传;朝鲜;影响

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从殷商时期开始,中原大地就与朝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古代中国汉字文化的传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也慢慢渗透到了朝鲜社会中,对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形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儒学东传朝鲜

中国儒学进入朝鲜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三国时代初步传入的汉代五经思想;第二,统一新罗和高丽前期传入的隋唐文学的儒教思想;第三,高句丽末叶,传来朱子思想;第四,朝鲜后半期传来的清代实学思想。(1)也就是说,在儒学东传的历史上,经历了从汉代初步传入、隋唐时期有所发展、宋明时期达到高潮、明清时期逐渐衰落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与儒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过程也是相互呼应,紧密联系的。

(一)汉代儒学东传

儒学最初传入朝鲜,与战国时期汉字的传入必不可分。伴随着文字的传入,文字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也必然会随着传入。公元前108年,卫满朝鲜与汉朝发生战争,被汉武帝所灭。汉朝以卫满朝鲜地域为中心,设置了“汉四郡”。当时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在京城设立太学,而且在各郡县设立学校,“汉四郡”内亦如此。于是儒学通过四郡学校,迅速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得以传播。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2)

此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政权并立。而这三国接受汉代儒学的时间和程度也是有差别的。

高句丽是接受儒学最早的政权。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建立国家教育机关“太学”,颁布律令,订立社会统治体制。(3)并且“太学”的设立以及是模仿当时的汉政权进行的,设立太学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教授儒学来培养人才,即“以经书教育贵族子弟”(4)。在高丽政权初期,儒学经典的学习还仅限于上层贵族,到高句丽后期,儒学的学习就已经普及到了下层百姓。

百济也广泛吸收汉代的儒学。据文献记载,374年,百济设置“博士”一职,由博通儒家经典的人担任,这可以被看作是儒学正式传入百济的标志。(5)百济的统治者非常重视中国的儒家经典,屡次派遣使节到中国求书,以中国儒学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百济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儒学传入新罗的时间相对较晚,大约是在5世纪以后。“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纲罗四方之义”(6),从新罗国名就可以看出,新罗王从建国之时起,就以推行德治为统治目标。这与中国儒家思想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也可以说是受到中国儒家统治思想的辐射。新罗真兴王在位时期,为了培养新罗青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将新罗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传入的儒道佛学融为一体,创立了花郎道,其中儒家的忠君、孝道、诚信的思想,被当作基本的道德要求。

朝鲜三国时代,儒学通过典籍的流传,其精神实质已经在朝鲜半岛传播开来,而且被朝鲜各政权奉为正统之学,这也为朝鲜半岛国家迅速迈入封建社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隋唐时期儒学东传

676年新罗统一朝鲜,标志着朝鲜进入封建社会。统一之后的新罗在中央设置国学机构,教授中国传统的儒学经典。儒学的传播在朝鲜进入发展期。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风气大开,儒家思想迅速复兴发展,这是中国儒学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进入唐代以后,开明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留学生和遣唐使进入中原,使得儒学的传播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新罗在东方亦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而且与唐朝交往密切,当时一并传入朝鲜半岛的不仅仅只有儒学,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同样传入朝鲜半岛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罗也同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但是由于尚文轻武的思想和崇儒抑佛政策不断发展,儒学依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罗统治者也认识到儒学是从根本上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所以效法中国,把发展儒学定为国策。(7)读经也成为知识分子入仕的一条重要道路。

(三)朱子思想东传

高丽王朝前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依旧是唐代传入朝鲜的隋唐儒学。但是到高丽后期,宋朝建立,理学兴起,十四世纪初期程朱理学传入朝鲜,给面临政治危机的高丽王朝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以后的儒学在朝鲜便更加注重“四书五经”并开始向理学方向发展。在朱子思想东传的过程中,朝鲜本土的儒学家也并非完全照搬朱子思想,而是潜心研究朱子思想体系,从中发现问题提出辩论,不仅丰富了朱子思想,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朝鲜哲学思想体系。这也是儒学在朝鲜发展的最高阶段。

朱子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半岛,本质上都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宗法制度。(8)朱子学之所以能够在朝鲜半岛立足并且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子学说能够适应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必然会有新的学说想要替代朱子学说的位置,这时就需要有朱子学说的代言人对朱子学说进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改变,于是便出现了像李湟和李珥这样的理学家,对朱子学说记性创新和改革。两人被称为朝鲜儒学双璧。李湟号退溪,他的理学被称为退溪学。李湟视朱熹为天下古今之宗师,倾注半生经历手机了反映朱子学精髓的1008篇朱熹书信节要,编撰成《朱子书节要》;他提出了理气分而不离、理自动静等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朱子学。在朱子学说渐渐被阳明心学取代的时候,李湟以朱子学为中心,折中各家各派加以综合发展,从而使得朱子学在朝鲜重新得以发扬光大。于李湟不同,李珥虽然推崇朱子,但是也不排斥阳明心学,相比李湟,李珥更加兼收并蓄,对其他学派的观点也加以融会贯通,补充到自己的学说中来。在这些理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朝鲜的理学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可以说是对中国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四)清代实学思想东传

清代的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同样,受清朝的影响,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也进入最后一个时期。实学思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世致用”思想,面对社会动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发展,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传统的儒学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巨变时代,实学家们提出对儒学进行改革,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经世致用。同样,朝鲜的实学思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渐产生,只是这是的朝鲜儒学发展,并不仅仅只是跟随清王朝的脚步,它的发展融合了朝鲜实学家对于朝鲜国家实际情况的考量。当时朝鲜著名的实学家有柳馨远、丁若镛、韩百谦等等,同清王朝的实学家一样,他们强调经世致用,反对朱子学的空谈,注重实用学问的研究主张对儒学进行改革。到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在朝鲜实行愚民同化政策,强行废除一切国家民间礼仪,朝鲜的儒学也随着封建王朝的阶梯而丧失了它的政治权威。(9)

由此看来,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与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如影随形的,无论何时在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创新,都能及时传播到朝鲜半岛。小到儒学每个阶段的发展和特点,大到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丧失,在中国和朝鲜几乎都是同步进行的,而两个国家在儒学的统治之下,礼仪风俗、思想文化也多有着相似之处。

二、儒学传播的影响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华文化圈的核心文化,其传播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周边各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对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来说,儒学的传播,使得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也使得儒家学说更加丰富多彩。自古以来,就有着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原大地周边的国家,无一不臣服于天朝上国之下。这种朝贡体系之下所体现的,是中原地区经济的发达,政治的开明和文化的先进,这是最能吸引周边国家的方面,各国纷纷向中国俯首称臣,派遣使节前来学习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学习丰富的中原文化,形成了学习中华文化的浪潮。最重要的是,各国根据各自国家不同的国情,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更加丰富了儒学思想体系。

其次,对于朝鲜半岛来说,儒学的传入,使朝鲜半岛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朝鲜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朝鲜从政治制度到教育制度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建立了健全的体系。而且从汉四郡的学校,到隋唐时期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朝鲜对于中华文化已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索取;从朱子学说的传入到实学的发展,朝鲜各国逐渐通过对于本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对于所接受的文化进行改革和创新。在朝鲜文化和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之上,逐渐使儒学本土化,形成了朝鲜化的系统体系,使儒学更适应本土的政治统治需要,成为与儒学相近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

最后,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朝鲜作为最早被纳入儒学文化圈的藩属国,其儒生时常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10)很多朝鲜儒生赴日本讲学,促进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因此,朝鲜在接受儒家学说给自己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广泛传播,在儒学传播中,不仅是接受者和创新者的角色,还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

注释:

(1)严绍汤,刘渤: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1-112.

(2)陈放: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延边大学学报,2008.12

(3)严绍汤,刘渤: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3.

(4)楼宇烈:东方文化大观[M].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287

(5)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225.

(6)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225.

(7)刘沛霖:儒家思想东渐及朝鲜儒学的基本历程――朝鲜思想史散论,外语学院学报,1991.

(8)崔龙水:朝鲜儒学的特点及其作用――中朝两国儒学之比较,孔子研究,1990第4期

(9)楼宇烈:东方文化大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295

(10)王明星: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齐鲁学刊,2000,第2期

参考文献:

[1]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M],北京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4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5

关键词 大一统专制主义统治 儒家思想 阴阳观念

耶律楚材并非汉族人,他字晋卿,是契丹族人,是辽国皇室的后裔。《元史》说他“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学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

从这些介绍来看,可以大概总结出几点他身上的典型的汉族文人的色彩:

一:他是契丹族,而且是皇室后裔,但却肯为异族服务,出任他国的官僚,其实很有点汉族士人为天下人服务的意思,就是现在说的:“为天下苍生”。而他这样做又有很深的时代背景,可以说他这样做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不这样做反而有一点不正常。史书记载耶律楚材在元太祖和元太宗时期,任事近三十年。可以说他同绝大多数的汉族士人一样有的只是“文野之辨”而不是“华夷之辨”。

二:《元史》上对他早年事迹的一段记载,我们会发现它像极了汉族多数士人早年的经历。一样的是早年贫寒,是通过自身的一步步努力才取得今后的伟大成就的,这一步步的走来靠的是政绩,靠的是学识,靠的谋略,而不是家门,门第,背景身份。而这也是自秦汉以后由贵族政治过渡到平民政治的必然。耶律楚材无论是在知识构成上还是在早年的经历上都与汉族的士人有诸多的相似点,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法律思想与汉族士人的法律思想极为的相似。而且耶律楚材的法律思想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他的法律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主流汉族士人的法律思想。

三:“博学群书,旁通释老”但是从他的经历与主要法律思想来看耶律楚材主要崇奉儒学,他对儒学的研究也是最深的。他的主要和许多法律思想都是基于这一知识构成而提出的。例如“立法定制,宽刑慎杀”,“崇尚儒学,标榜文治”,但是他也是旁通释老的。他的这一知识构成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唐以后的许多知识分子,大都是这一知识构成:以儒学为最为主要的,最基本的知识构成,而佛学与道学老庄思想也兼收并蓄。唐季以来很多人都说是“三教并行”,其实还是主要以儒家为主的。

一:崇尚儒学,标榜文治

这是他法律思想的主要方面,包括重用儒士,重开科举,以儒士治国等等,而这一点的提出根本点还在于维护元朝的统治。而且也只有提倡儒学,融儒学于法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元人在中原的统治。他说过“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不单他这样视为,前代的周公也是这样认为的,宋儒更是将它们发扬广大。中国地域辽阔,而且形成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中原地区是广大的平原,极易形成地域辽阔的大国。而中国人早期的阴阳观念与特殊的生殖崇拜也促成了统一大国的形成。总的来说就是祖国的山河地理与先民的生殖崇拜促成了统一大国的形成。而统治这一大国是需要一个宏伟的理论来指导的。前代的周公首先创立了这个学说。

二:立法定制,宽刑慎杀

在中国古代,礼法合一或说礼法合流。法律不外乎人情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先秦的诸子百家时期人们就曾激烈的讨论到底是以法家治国还是以儒家治国。有秦一代,以用法家的学说而亡。汉之贾谊评之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汉代用儒家,武帝用董仲舒的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汉四百年的基业。但是我们同时又发现但凡用儒家或者是提倡儒家就会变成弱国,而且离亡国不远。而如果用法家的学说就大多是强国而且都是处于王朝的鼎盛时期。于是后世的人们发现治国的话法家不可少,儒家更不可少。于是中国古代礼法合一,融儒于法。耶律楚材这一点的提出无疑就是基于这一点的。耶律楚材这一点的提出无疑也是对统治者有限制作用的,对细民给与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

三:赏罚必信,不徇私情,不畏权贵

第一:这其中赏也好,罚也罢,恩威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君主,这些都是为专制主义统治服务的,只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工具罢了。在夏商这两代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因为那是一切都有严格的礼乐规范。但是后来呢,礼乐崩坏了,专制主义统治也是越来越强了,使得君主们越来越需要这些东西了。第二:不畏权贵,耶律楚材的这一点像极了汉族历代的士人。士人的不畏权贵这方面,我们是很可以看看明朝的。明朝的廷杖非常的有名。动不动就有大片大片的大臣想要去冒犯皇帝的威严。但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后来刑上大夫了,似乎法律到了这里应用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人在法律之外,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法律之于君主,法律实际上就是君主的工具而已。但是问题也不可这样片面的不理解。法律对于君主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也样的话也就同时对细民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了,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这样的法律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限制了帝国的官员为非作歹的。现在的我们讲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这样的观点有时候是不全面的。君主在一定意义上超拔于法,这样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做到了全民的守法,权贵们到最后也是不会去守法的,有事反而会去乱法。从某种意义上了说耶律楚材的这种做法其实只是一种徒劳而已。杀这些乱法的权贵只是去为了维护君主的根本利益而已,而如果这些乱法的权贵一旦维护的是君主的根本利益时同时在这里君主又是超拔于法律的时候,耶律楚材们也许就杀不了这些个乱法的权贵们了。

参考文献:

[1]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M].法律出版社,1982.

[2]刘欣.中国法哲学史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刘启良.中国文明史[M].花城出版社,2000.

[4]刘启良.真善之间[M].花城人命出版社,1999.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6

关键词:孔子;子思;郭店儒简;易学

earlier confucianism and the yi-ology

 

abstract:  confucius became interested in zhouyi at his old age and accordingly there were some changes in his thought. taught by confucius in his remaining years, zi si (grandson of confucius) was also influenced by confucius' thought on yi materials inscribed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excavated at guo dian we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writings of the school of zi si's thought by the academic circle. traces of the deep influences by the yi-ology could also be seen in these documents. these facts may convince us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yi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y si ma qian.

key words:  confucius; zi si; bamboo slips from guo dian; the yi-ology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在宋代以前是不成问题的,《史记·孔子世家》讲的很清楚:“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①一般认为十翼均为孔子所作。自欧阳修《易童子问》开始,这个认识开始动摇。最明显的证据是《系辞》等传引了“子曰”,所以欧阳修认为《系辞传》以下均非孔子所作。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孔子著书不得自称“子曰”,这当是孔门后学所为。以后,不断有人提出怀疑,认为十翼非孔子作。到了20世纪初期的古史辨运动,这种怀疑达到极点,甚至连孔子是否读过易也成了问题。1973年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发现,使得此问题的研究大为改观。据帛书《要》讲,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1],可见老年的孔子对易有特别的爱好,司马迁说他读易“韦编三绝”,恐是实情。[2][3]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又一次证实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存在。[4]然马王堆帛书写于汉初,郭店楚墓的时代则有学者认为是在战国晚期,所以疑古的人仍可以认为这些新材料不足以证实孔子与易的关系。

        笔者相信司马迁的记述是可靠的,相信孔子曾为易学文献的整理做过贡献,就像他整理诗书礼乐一样。不过,本文不想直接讨论该记载的真实性,而是想通过考察易对晚年孔子及其传人的思想的影响,来证实司马迁记述的可靠性。如果能在孔子及其传人的思想中发现明显地受易影响的痕迹,那么司马迁的记述就不证自明。

        熊十力先生已指出,孔子晚年学易,导致他思想发生变化,[5]李镜池、苏渊雷二先生也指出,《易传》的很多思想与《论语》相似。李镜池《易传探源》与苏渊雷《易学会通》,此处据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版)所引。朱伯崑先生则指出,《中庸》讲君子的德行说,是本于《周易·象传》文。[6]应该说,很多学者已注意到,《易传》的思想与先秦儒家著作的思想是相近或相通的。不仅如此,前些年公布的《郭店楚墓竹简》,其中儒家经籍部分也有受《易》影响的痕迹,简书两次明确提到《易》,一是《六德》的“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一是《语丛一》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7]显然作者读过《易》,并且对《易》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儒家经籍的大多数当是久已亡佚的《子思子》中的内容,[8]这个意见得到了学界多数人的赞同。笔者主张儒简的大多数篇章当在思孟之间。[9]总之,将这批竹简看做子思学派的著作当无问题。从郭店儒简的思想看,其中有不少明显受易学影响的痕迹。这些事实说明,易学对早期儒学发生过很大影响。与以往学者不同的是,本文的侧重点不在于阐明儒家思想与《易传》思想的相通或相近,而在于揭示早期儒家部分思想的易学特征,揭示他们因读《易》而产生的新观点与新方法。

        早期儒家思想受到易学影响之处很多,下面举四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来说明。

损          益

         不少传世文献记载了孔子读《易》重视损、益二卦的事实,学者已指出的有《淮南子·人间》、《说苑·敬慎》、《孔子家语·六本》等。此点得到了马王堆帛书《周易》的证实。帛书《要》:

                孔子籀易,至于损益二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总(?)者,不可动以忧(熹)。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地之也,此谓易道。……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这里孔子用损益之道概括易道,可见他对损益二卦的重视。《论语》中有两条谈到人事损益的文字,《季氏》篇: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好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用损益之道来指导修身,当是重视损益二卦的直接结果。郭店楚简也有类似的文字,《语丛三》:

                与为义者游,益。与庄者处,益。起习文章,益。与亵者处,损。与不好学者游,损。处而无习也,损。自示所能,损。自示其所不足,益。游佚,益。崇志,益。在心,益。有所不行,益。必行,损。

根据损、益对仗的规律,简文“在心,益”后,还当有另一支简讲三损。将这里的损益与孔子讲的三益三损相比较,内容有所不同,但两者以损益之道提示修身之道是一致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的作者,当与孔子一样,十分重视易之损、益二卦,并且他也将易道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提出自己的对修身损益之道的见解。    孔子与郭店简《语丛三》在修身问题上的主张,当是受易学影响而提出的,这是易道在人道上的运用。这种运用,笔者理解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借鉴。我们知道,孔子教育学生,多从实际生活出发,很少谈论抽象的方法,晚年学《易》正弥补了他思想上的这一点不足。儒学发展到子思,其思想中开始出现哲学化的倾向(冯达文已指出《中庸》的哲学化倾向)[10]。这与孔子晚年重视易学而子思受孔子晚年之教是分不开的。

         在古史辨运动中,学者们在论证孔子与《系辞传》没有关系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证据,即《论语》的“道”都是指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行为,而《系辞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却是抽象的,两种道论不会是同一个人的思想,所以孔子与《系辞传》没有关系。见《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所载冯友兰、钱穆、顾颉刚诸先生之文。学者甚至说《系辞传》是道家的作品。此观点民国时期已出现,当代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11]。笔者按:“一阴一阳之谓道”虽非孔子所论,但从上述孔子与郭店简对损益之道的认识看,将它看做早期儒家的观点并不为怪。损益就是道之消长,益者,君子道长也;损者,小人道消也。损益之道就是易道,就是阴阳之道,这也是孔子特重损益二卦的原因。孔子曾说“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敬慎》作“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决即缺。,这不正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吗?

德          行

        马王堆帛书《要》: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里孔子交代了他对易的看法主要是观其德义,由此出发他从六十四卦中揭出九卦,帛书《易之义》“上卦九者,赞以德而占以义者也。履也者,德之基也。谦也者,德之禾方也。复也者,德之本也。恒也者,德之固也。损也者,德之修也。益也者,德之誉也。困也者,德之欲也。井也者,德之地也。涣者,德制也。”(今见《系辞下传》)这些卦皆为有益于德行的重要之卦。

         既然是观其德义,那么最重视德义的儒家,其关于德行的见解有没有受到《易》的影响呢?笔者以为是有的。帛书《要》:“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这是说易道中包括人道,但无法将父子君臣夫妇这些人伦关系尽数描述,所以用卦体爻位的上下来反映这些人伦关系。这说明孔子已从卦位上下看出人伦之别,学者指出的合乎孔子思想的家人卦彖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曾子曾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其意是说君子所思所想应该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这个地位就是自己在人伦中的位置,因为在儒家看来,整个社会就是各种人伦关系的组合。朱熹在其《论语集注》中已指出,曾子的这句话是艮卦大象传辞,不管《大象传》作者是否是孔子,其所表达的“君子思不出其位”的主张应是受卦爻之位的启发而产生的。    郭店楚简《六德》对人伦之位做了更详尽的阐述。《六德》主要讨论由人伦六位而产生的六种德行,六位为夫妇、父子、君臣。六位还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又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则上句君子所慎之六位也是指父子君臣夫妇。人伦六位之说,笔者理解,是受到易卦六爻之位的影响而提出的。前面帛书《要》讲易有人道,但对父子君臣夫妇不可尽数叙述,所以用卦体的上下之位来譬喻。而《六德》则径直称父子君臣夫妇为六位,与卦体六位的对应关系更加明显。

恒          常

          易道广大,其中蕴涵了天道、地道、人道、君道等等内容,如何去把握这些道呢?帛书《要》提出“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所谓由一、得一,笔者理解就是恒其德。恒的概念自孔子就开始讨论,《论语·述而》: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这里孔子谈到其时圣人、善人已不可见,能见到君子与有恒者就可以了,言下之意,君子、有恒者也很难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以有恒者作为德行好的人。恒在《论语》中并不常见,另一例是在《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传世本《礼记·缁衣》也有《子路》篇的这句话,文字微有不同,如“南人”作“宋人”,并且在“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前,插入了“易曰”,并补足了文字,“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可见《子路》篇孔子的话是针对《易·恒卦》而说的。《述而》篇的“有恒”,笔者以为也是受《易·恒》得到启发而讲的,其中“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就是讲易道的变化,而在变化之中保持不变与恒常是很难的,所以有恒本身就是一种德行。《述而》篇所记,多是孔子晚年的言行,其中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则关于“有恒者”的立论,当是学《易》之后、受《易》启发而产生的。 

        有恒即有常。《礼记·缁衣》:“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衣服不贰,从容有常”,就是《诗·曹风·鸤鸠》的“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就是有恒。长民者若能如此,就是恒其德。其德一则民德一。这里的德一,笔者以为就是帛书《要》的“得一”。又《缁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恒以行。故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则民慎于言而谨于行。”所谓恒其行,就是要有始有终。在上者能言行有始有终,民自然为其所化。这里孔子从为政的对立面君子与民出发,提出双方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德一,这当是孔子晚年学《易》后产生的新思想。

        《缁衣》系子思所编,郭店儒简既为《子思子》,则其中必有类似思想。事实正是如此。恒德、德一在郭店儒简中也是一个重要命题,《五行》:“‘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能为一,就是上引《缁衣》讲的“衣服不贰,从容有常”,就是要有恒。《成之闻之》:“君子曰:唯有其恒而可,能终之为难。”又“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这两条讲的都是君子当有恒,先自有恒方可治民。君子有恒则民德一,民德一就是民有恒。如果民没有接受教导就能有恒,即说明其性本善,《性自命出》:“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我们知道,郭店儒简中的天命之性本无善恶的规定,可以为善也可为不善。这里虽只是假设,毕竟不存在未接受教化就有恒心的民众,性善也只是一个愿望,但其讲性善的前提条件是民恒,可见恒是很重要的德行,只有当民众未接受教化就有恒心时,才可以说有先天的善性存在。

        恒在帛书《周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传世本《系辞上传》“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极”,马王堆帛书《系辞》作“大恒”。饶宗颐先生指出,帛书《系辞传》早于传世本《系辞传》,当是该篇的原貌,后人改“大恒”为“大极”,实反映了哲学上重要转折。[12]也就是说,恒在早期儒家易学中还具有终极本源的意义。

        早期儒家有“大经”的概念。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礼记·礼器》:“故必举其定国之数,以为礼之大经,礼之大伦。”几个“大经”内涵是否相同,可暂且不论,就“大经”一词本身而言,它具有终极、根本等意义,与“大恒”含义相似。郭店儒简有“大常”,《成之闻之》:“天登大常,以理人伦。”还有“天常”,《成之闻之》:“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大常即天常,人伦之分为六位,得自于大常,则大常在人伦世界中也具有终极意义。从字面意义上讲,大常就是大经,就是大恒,三者含义相似(连劭名已提出大恒近于天常)[13]。但从实际应用上讲,大经、大常当是从大恒派生出来的,大恒是世界的终极,大经、大常则是社会人伦的终极。大经与大常是受“易有大恒”的影响而提出的,与卦爻之阴阳、上下有大恒而生一样,人伦之上下、阴阳则由大常而来。

早期儒学中的神秘因素

        后人之所以反对儒家与《周易》有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先秦儒家很少正面谈论《易》。这是事实,我们在《论语》《孟子》中很少看到讨论或者引用《易》的文字,但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

        前面已讲过,孔子对《易》,取其德义,不尚占卜,所以我们只能于其讨论德行的言论中发现《易》的影子。事实上,子思是知道孔子的有些言论是取自《易经》的,如前面提到的传世本《缁衣》,子思就曾引“易曰”来说明孔子讲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取自《易经》。曾子、子思、孟子与孔子一样,于《易》也是取其德义,不尚占卜,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在他们的著述中看到分析卦象的文字。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视卦象,帛书《二三子问》就有孔子将谦卦分为上坤下艮来分析的记载,这说明孔子是重视卦象的。只有观察卦象才能领会到义理,义理本是喻于卦象之中的,所谓不占,是不将卦象用于占卜罢了。

         从孔子到子思及其弟子的著述中是不是完全没有易象的影子呢?那也不是,笔者以为,他们著述中神秘的东西就是受易象数影响的结果。如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论语·子罕》)这是他相信祥瑞征兆的证明,而征兆之说正是易象数得以成立的基础。子思《中庸》则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这里明言蓍龟,正说明它是来自于易象数。另外,《中庸》说:“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赞天地之化育,即明乾坤之化育,“与天地参”则是成天地人三才,所有这些神秘的东西都可以在易学中找到根据。

         郭店儒简《五行》除提出一套五行说外,还出现了一个重要概念,即所谓“形”,“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玉色则形,形则仁”,“玉音则形,形则圣”,从音色之形看出圣与仁,其中颇具神秘意味。对“形”,刘信芳先生有专门讨论。[14]形之用并不始于《五行》,《系辞上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庸》有“诚则形”,朱熹于《系辞上传》无注,于后者注曰:“形者,积中而发外。”(朱熹《中庸章句》)朱熹所以不注《系辞传》之形,盖由于此形字人人皆能明白,是指爻位阴阳的显现。笔者以为,《五行》的“形”,是取义于卦爻之形,也是显现之义,从玉色、玉音的显现看出仁、圣之德行,犹如从爻位看出吉凶。

        以上,我们考察了从孔子到子思及其弟子的早期儒家的思想中受易学影响的几个问题,从讨论中可以发现,从孔子到子思及其弟子的早期儒家的思想中来自于易学的东西很多,这说明早期儒家与易学的关系很深。宋儒说:“由孟子可以观易。”(《二程外书》卷三)熊十力先生则说:“《中庸》为衍易之书。”[5]显然他们都从儒家的著述中看到了易学的影子,本文的讨论就是要彰显这些影子,以进一步阐明易学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均发生在儒家思想学术内部,像其它经典一样,《易经》也是以一种思想资源的形式出现的,并不存在外部易学影响早期儒家思想的问题,实际上,自孔子好《易》开始,《周易》就已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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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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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陶磊.郭店儒简与告子学说[a].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c].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

[10]冯达文.程朱理学与老学[a].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2]饶宗颐.帛书《系辞传》“大恒”说[a].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