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为主题在欧洲作了系列英文演讲，英国伦敦的《每日新闻》（TheDailyNews）在1926年10月8日的一则报道中称其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TheFatheroftheChineseRenaissance）。诚然，胡适（1891—1962）对“中国文艺复兴”固然推动甚力、贡献甚巨，但他是否能独超时贤而享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号，尚难定论。更重要的是，胡适并非首倡“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先驱，其新文学观也渊源有自，并非横空出世。本文并非意在探讨胡适在新文学诞生过程中的文学史地位问题，而是以此为学术视点，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创生叙事模式及缺憾，并进一步阐释其内在源流，思考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史叙事如何突破固有学术范式，继而打开具有生长性的文学史书写空间和增益性的学术史研究空间。
一、遮蔽与缺席：英雄传奇叙事下的无名者
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发展过程看，最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生书写遵循“新文学”与“旧文学”角力模式，“新文学”是“现代”战胜“传统”的结果。其叙事模式可被视为“英雄传奇叙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了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创性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划定了时间起点。受历史条件和方法论的限制，这部文学史不免有观念先行、以论代史之伤。迄今学界较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述如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合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等，均以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序曲，将1917年设定为起始时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修订版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而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限的说明和对“现代文学”兼为时间和“现代”性质的概念的界定，确立了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史叙事的标杆；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突破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限，但其关于现代文学发生的论述和以文学现代化为主轴的叙事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无二致，实质都是对王瑶先生文学现代化思考的传承和发展。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推前至1915年，即以《青年杂志》的创办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这无疑突出了陈独秀和《新青年》在现代文学创生中的地位。不过，其叙事逻辑依然没有跳出革命性创生叙事的框架。毋庸置疑，文学革命的确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界碑。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文学革命推动了中国文学由思想内涵、精神气质到语言形式的全面革新，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动力，也为现代白话文学最终成为中国文学主流奠定了基础。但是，文学史的追溯如果采取截断众流式的宏大叙事，固然气势如虹，却很有可能遮蔽中国现代文学涓涓流淌而非波澜壮阔的远源与革命姿态并不鲜明的思想先驱。文学革命的发动者未必就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也未必均可视为新文学先驱。例如学界诸多文学史论著，无一论及力倡“中国文艺复兴”的民初报人黄远庸（1884—1915）对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新文学论的直接影响，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创生叙事中的一个缺憾。
二、回到“起源”：传奇话语如何参与文学史建构
回顾文学史叙事，一些具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具有文学性和审美力的作品、具有研究价值的思潮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的遮蔽与缺席，指向了中国现代文学创生叙事自身蕴含的传奇话语与革命思维的问题。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创生叙事中，通常被塑造成开辟新天地的“英雄”，而持有异见的思想者则被统一划分至“守旧”的“阵营”。新文学运动的两大旗手策动“文学革命”，“新文学”“战胜”了“旧文学”，这一关涉现代文学起源的传奇化叙事话语，与现代革命话语接通，形成了“革命成功”的现代叙事模型。用革命思维架构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导致现代文学诞生之初的复杂文学生态被脸谱化和简单化，呈现出激进的面相；而诸如“文白之争”“文化复兴”等现代文学诞生之初富有启示性和学理性的研究课题则在这一经典化过程中被遮蔽。推之整个现代文学的学科史体系，在宏大叙事的话语框架之下，伴随政权合法化、文学生产的体制化、学科史的经典化，这种敌我二分、泾渭分明的书写逻辑不断被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当论者试图摒弃传奇话语对文学史创生叙事的建构时，却无法否认历史在场者已在当时操持着这一话语体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阐释了关于“推倒”的“三大主义”，并以“十八妖魔”这种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文学表达证明“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守旧”的“阵营”也使用了传奇化话语模式，如推崇桐城派古文的林纾作《荆生》《妖梦》，以妖魔化叙事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思想和伦理上的批判。文学创作亦如此。现代白话文小说自鲁迅《狂人日记》“吃人”的冷僻观察始，诸多文学作品均隐含着打倒过去、新旧对立的批判逻辑。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生叙事的传奇性和革命性并不能全然归咎于叙事者的叙事伦理，“新文化运动”自身就蕴含了双方对垒的复杂情状。因此，思考现代文学史的创生叙事，当首先回到现代文学的发生学现场，从“起源”考察传奇话语如何成为一种现代话语共识参与文学建构。柄谷行人在研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指出，文学一旦确立了自身，其起源就会被遗忘，即“风景”这一“认识性的装置”一旦被“发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作为内驱力，“现代性”在西方是不证自明的；而对作为他者的东方来说，现代性问题却由于整个社会外部结构的剧烈变动而戏剧性地发生。在此意义上考察传奇话语的起源，更有助于理解现代文学创生叙事的现代性悖谬。李怡教授在考察“五四”新文学的“革命”这一关键语汇的发生史时，兼顾历史的视角和发展的目光，首先还原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话语源流，指出文学“革命”话语在当时并非诉诸暴力，而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对自我历史使命的特殊表述”。同时，他重新激活了“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复兴”这一关键词，联通“革命”共同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文化复兴”两个相辅相成的面相，避免了认知“五四”时期革命话语的片面化之嫌。的确，从现代文学的革命话语的生成与演变谱系来看，革命话语既是文学表达对政治话语的情感性征用，反证了文学与政治二要素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关系；同时，“文学革命”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当时已被学术研究普遍运用，后逐渐成为一种话语共识。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的文学”再延续到“后革命”，“革命”的话语意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厘清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话语流变，才能在反思文学史英雄叙事时，避免单向度地反思文学史的叙事话语。有了以上“还原历史现场”的历史学考证，笔者试图将英雄传奇叙事从“五四”文学革命的“现场”抽离出来，从叙事与话语的角度进行考察。首先，从叙事模式看，从对英雄传奇叙事的反思到对现代传奇话语的考察，实则是从反思“传统神话思维”过渡到“现代伦理与价值”。神话思维源自人类渴望突破自身局限性的集体无意识，镂刻着古人对认识世界、理解宇宙的原始冲动和超越自身、济世救人的英雄主义情结。而施加了伦理与价值判断的二元对立思维，恰恰是人思维之局限的表征。英雄传奇叙事的潜在出发点是为了以叙事超越人之局限，却陷入了对人之局限的暴露中。两者之间的扭结与龃龉反映了英雄传奇叙事本身的不足与缺陷。其次，不论是历史在场者的革命话语，还是文学史书写者的英雄传奇叙事，伦理力量既来自叙事模式本身，又来自书写主体的施加，最终作用于潜在观者客体，以此达到启蒙和教育的目的。“新文学”代表慷慨激昂、破旧立新的英雄，“旧文学”代表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妖魔，彼此判然两分的正邪之争，凸显了降妖除魔的神话思维，满足了观者客体的伦理诉求。但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传奇话语虽然继承了英雄叙事模式，本质上仍是现代性话语。传奇话语问题也揭示了现代性思维的不足。现代性思维蕴含的进步主义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要反拨和解构的线性叙事与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在时间观上反对时间作为矢量指向不可回返的未来，认为进步主义不仅宣告旧世界的落后与腐朽，还为革命胜利作出了浪漫许诺。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历史观容易使得文学史叙事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旋涡中，也有其偏颇和矫枉过正之处。因而，无论是出于学术研究还是学科学习的需要，一部文学史都需界定一个基本完整的时间秩序。只是这种必要性不应以传奇化和革命式的话语书写，以遮蔽部分“文学真实”作为牺牲。
三、走出传奇：重返文学现场的文学史书写
在厘清传奇话语所反映的传统神话思维和现代性本质之后，思考文学史书写如何避免“英雄传奇味道”，不仅是学术史面对治学范式的完善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学科史面对学科教育的推进所要权衡的问题。20世纪以来，历经30—40年代、50—60年代和80年代三次比较重大的文学史写作热潮。西方也曾面临着这种所谓“文学史的危机”，其本质都是对文学如何实现自身、如何关照世界的焦虑与反思。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的革新，学界也表现出了对文学史创生叙事神话的反拨和对文学史的重估与重写，将文学史书写中的英雄传奇进行“祛魅”（disenchantment）十分必要。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以“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derWelt）（同“世界的祛魅”）指出从神秘主义到世俗化的现实，呼吁构建具有现性的世界观。随着西方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对工具理性进行二次“祛魅”，从审美中重新寻找照亮现代社会的神性光芒，反过来又成为西方哲学诊断现代性危机的药方。对英雄传奇叙事进行“祛魅”的批评思路，为叙事同时注入了人文情怀与理性精神。以此为研究范式延伸至对现代文学史叙事的考察中，文学史书写的“祛魅”也需要祛除英雄叙事的传奇色彩，摆脱神话思维，在历史理性的基础之上，还原文学现场非传奇化的面相，充分彰显中西新旧文学张力，以催生更具文明高度、广度、深度的当代文学，彰显文学自身的诗性或神性力量。从学界的学术实践来看，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文学观念，还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重新开辟的“民国”话语场域，文学史叙事中浓厚的英雄传奇光环逐渐褪色，投射出反思固有文学史框架的学术勇气与历史理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复杂的再生性空间。在处理现代文学的起源性问题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割裂地将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史创生的逻辑起点，而是以“晚清”作为话语场和方法论的论史方式通联了“晚清”与“五四”的文学承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学对史学亦步亦趋的断裂性文学史分期方法。同时，将晚清通俗文学纳入新文学起源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有利于打捞被遮蔽的研究对象。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其发现“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和发掘“被压抑的现代性”为关照视角，既以空间结构的拓展，将“中国文学”放置于世界汉学研究的视角下，又从时间维度出发，将重返“现代性”作为时间命题的意义，考察现有中国文学史叙述中被遮蔽甚至缺席的文学文本与文学问题。该书收录了包括宇文所安、陈平原、余华、莫言在内的约一百位国内外研究者与作家的文章，以时序排列，论及溢出经典中国文学史研究边界的诸多话题，是彻头彻尾地“重写文学史”，既在历史维度上打通古今，也在空间维度上囊括内外（港澳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最大胆的创举则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远源推至明末，下限则推至遥远的2066年。正如陈晓明评论王德威的文学史叙事思路时所言：“……如此看来，晚清未必生成现代性的源起，它仅仅存在‘被压抑的现代性’，很长时间学界并没有意识到王德威先生埋伏了他更大的学术雄心，那就是中国现代性有着更为深远、宽广的源流，甚至可以说，有着自我生成的、成就的起源。”诚如陈晓明所言，中国现代性确有其涓涓流淌的远源，但仍需要廓清的问题是：现代文学史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部文学“现代性”的历史？王德威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远源上溯至明末，则是将二者等同，混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代基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生动力。尽管王德威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理路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本土学术史的研究范式，但王德威的文学史观确乎能为学界提供一个重审文学史书写的新视角。正如王德威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时间的洪流里面，去不断挖掘无数的现代所累积出来的历史性以及历史感”。王德威始终抓住“现代性”这一现代文学的核心话语，以“时间”作为解读现代性的关键命题，将历史视作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断重审历史，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压抑的不只是“现代性”，还包括现代文学框架内的非现代性因素，诸如旧体诗创作、通俗文学书写等，以及那些处于无名或匿名状态的、与既定学术话语和学术范式龃龉的“文学事实”。在基本文学框架和时间序列内，对这些生长在“间隙”与“边缘”下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因子进行重新打捞和评估，将会不断丰富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正如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史兼具文艺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性质与特征。文学史既是缠绕在历史轴线上的谨严的史学研究，又是跳动着诗性魅力的生动的文学书写，把握“历史—审美”双重品格的平衡，才能形成具有丰富生长空间的学术范式与学术肌理；作为一部学科史著作，它在坚持忠于历史真相的同时，应该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可以不断填充、探讨与回溯的增益空间和多元命题。正如德里达所说：“文学是一种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constitution）……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文学是一项永恒的未竟事业。重估和重写学术史，需要在祛魅之后，重返文学现场，在解构之后，再造文学之魂，共同开创具有开放性、生长性和增益性的文学史叙事空间，才能够真正葆有文学的丰富活力与内在生机。
作者:龚刚 李姝 单位: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