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文化受控制论思想影响而诞生，并被一批希望得到自我精神层面满足的工程师们所使用，变成了一种进入平等的信息化世界的观念。本文通过对数字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进行区分，指出数字文化伴随数字技术发展，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式；为社会的数字化变迁提供了一种文化反思的视角，探讨了数字文化与社会的互构关系，也提供了对数字文化的批判性解释。
关键词：数字文化；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
0引言
数字技术的发展已让社会生活数字化，也让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数字产品。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创造层面也有了一些模糊且标签化的认识，例如“极简生活的程序员们编程出一些普通人不懂的程序”。究竟是什么想法把世界变成了数字世界呢？观念与文化如何导致社会变迁，始终是传播学关注的宏观问题。而探问我们时代变迁中重要的数字化过程，就是考察数字文化对社会的物质和制度层面有着何种影响。［1］127－144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根本的推动作用，它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使用各种数字产品，并由此构成多元的数字文化。然而，对物质与技术的强调，往往会忽视技术产生的文化性条件和历史背景。［2］因此，研究数字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问题，需要回到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同时还要将此方向反转，探寻那些被数字属性改变的关系，是如何继续影响其他类型实践的。［3］本文通过划分不同时段的数字文化的宏观主题，意图考察数字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互构关系，并指出这种关系对当下社会的启示。
1开端：控制论和自我实现的观念
社会渴望生产力发展，科学家们不断开创着增效的方式。20世纪50年代，维纳（NorbertWiener）要求将社会视为相互关联的系统，其中的信息交互频繁，各个领域的专业科学均可为社会增效提供解决方法。这种被称为控制论（Cybernetics）的理解方式，令工程师们将生物神经学和应用科学相结合，试图把人脑的工作原理应用到机器上，从而提升社会生产效率。这种理解方式模糊了物质世界和科学计算推演中的世界。［4］1－12追求社会增效可能压制个人的闲暇与自由，这种担心在崇尚文化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中蔓延，导致美国社会在二战后产生了两种社会思潮。一种要求在公共层面呼吁个人自由与权利，另一种则寻求避世。后一种思潮以浪漫主义的风格表现出来，人们寻求感官刺激，希望可以用精神冥想来超越身体和现实的限制，从而实现一个精神层面的自我。［5］41－68有学者指出，秉持这一想法的人群中有不少精英工程师，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些甚至享有国家津贴；他们有能力用技术手段来搭建可以承载精神的另一个世界，那就是由编码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空间。［6］27－76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和控制论的理解方式不谋而合。在真正实现个人电脑间的互联之前，一份名为《全球概览》的杂志就已经预示了数字文化的雏形。这份杂志刊登了当时科技领域各学科前沿知识，成为受编程和计算机工程师群体青睐的读物。它在基础层面上是纸质版的邮寄购物平台，但它对物品的编排和索引均体现了控制论理念，让纸面上静止的文本空间变成了一个有限的超链接平台。杂志通过类比的方式把它售卖的东西（信息）呈现出来，让控制论这样抽象的想法变得可被感受与体验。杂志以登月过程中拍摄的彩色地球完整照为封面，这种整体性的图像预示着杂志空间对现实世界的再现。［5］69－102“全球整体”的观念也在日后成为硅谷文化的重要组成，苹果公司早期产品的屏幕保护图片就说明了这点。杂志不定期更新，每次再刊都会添加内容和读者来信。这种方式不仅吸引来专业人士前来评论和撰稿，还让“读者来信区”成为工程师之间的交流板块，在设计和功能理念上成为了数字论坛的雏形。虽然稿件的刊登与否都取决于编辑部，但是他们通过公开账目的方式试图消解权威，也预示着数字文化的平等观念内核。［5］69－102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全球概览》来考察数字文化的开端，因为它同时在观念和生产者的层面令数字文化扩展到我们的日常世界。这份杂志也成为先声和预言，令数字技术和信息工程产品实现了计算机的个人化和连接化。［7］从此，个人电脑、数字技术、万维网、巨大的资料存储器被个人视为自我实现的目的地，个人进入到由代码构建的数字空间中，人和人以代码的形式在互连网中平等地相遇，更加广阔的数字文化意涵诞生了。它不再局限在创造数字技术的群体中，而是成为大众在其中书写自我的文化空间，也成为了改变社会组织领域的一种观念。
2扩散：数字文化改变组织形态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数字文化的普及，在多个方面影响了社会组织形态。例如，在工作的组织形态方面，由于实施了劳动分包和精细化管理方式，劳动行为得以脱离特定的工作空间和时间。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文职工作的员工们开始灵活自主地安排工作时间与地点，穿越拥挤的上班人潮来到隔间内办公逐渐成为历史，公司也省去办公成本费用。［6］27－76这种后福特主义的工作形式必须基于媒介和信息流动，才能在产业过程中联系不同位置的员工，这一点也体现出了数字文化的属性。平等协同工作（peerproduction）的劳动属性，是数字的可读写性在生产层面的移植，也是数字文化产生影响的结果。［8］随着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推广，生产过程围绕项目组织起来，同时激发着每位参与员工的创造力。在工作时间之外，公司还会鼓励员工组建兴趣社团。这种属性蔓延出公司，令人们依托共同兴趣和文化观念组织起新的群体。［9］这种观念渗透到今天，产生了线上协同工作的字幕组、偶像粉丝后援会的聊天室等群体组织的形式。这些创造自我数字文化的群体有着较高自我认同，因而可以高效且不计经济回报地工作。数字文化也催生了零工经济（gigeconomy）的雇佣模式。人们不再为某个企业或单位工作一辈子，而是同时从事多种非正式工作。［3］这就类似于我们熟知的兼职工作。在上世纪末，如在福利国家普及这种雇佣模式，能令每位社会成员依照其兴趣选择工作，提高工作满意度和个人成就感，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的生产力与创造力。而在社会保障政策较不完善的地区如印度与巴西，由于这种雇佣模式忽视劳工权益，就会令出身较低阶层的人们疲于奔命，周转于多份工作中。数字文化始终都许诺将世界更好地互联。互连网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运用，既得益于通用的服务器协议与洲际海底光缆技术，更在于每个人都逐渐有能力进入数字化互联的关系。一方面，数字设备和软件在操作层面的简洁化和通用化，更加降低了数字产品的使用门槛；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和相关性超链接，引导用户便捷地进入信息交互平台，极大地增强了全球性互动。另一方面，随着物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数字文化及其早期的控制论意图对现实世界施加影响日趋明显。它将人们的需求数字化，并与基础设施联系起来，不仅催生了今天高度发达的网购与快递，更让社会高效运转，实现了物与物之间的数字化联系。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现实世界。然而，数字文化许诺的平等、自由与个人实现的目标，并未考虑到社会的分层属性。数字性知识的不平均分布，以及世界权力格局的客观因素，导致多种程度的数字鸿沟出现。［10］世界没有变成地球村，而依然是分割化和等级化的。区域之间的劳工价格差异，使数字劳动出现了产业转移与产业固化，发达国家牢牢掌握创新版权、发行权和议价权，发展中国家则被要求处理服务性内容、海量信息和电子废料。数字硬件与软件快速地更新换代，也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去维持数字化生活，比如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更新迭代、各种软件升级、数字支付平台的转移，凡此种种。这些数字化产品的迭代对获取信息不便的群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老年人提出了挑战。数字信息的资产产权也成为争议性问题。数字文化鼓励人们在虚拟空间内进行交流，促使数字产品的使用者留下数字痕迹，例如用户上传的视频、评论与回贴的内容、网页浏览记录、用户密码等。这些数字信息一旦完成上传，数字服务的提供商就可以在技术上取阅这些信息，造成了将用户生产的内容占为己有并商品化以及数字隐私泄露的问题。针对这种随意取用数据的早期数字文化陋习，社会立法团体与政府机构正努力采取措施修正。对于借助数字技术进行传播的新闻业，则在数字文化兴盛的今天，面临着影响力日渐下降、优秀记者流失和广告收入下降带来的经营问题。［11］新闻业曾经精英化的专业内容，淹没在今天互联网海量信息和匿名发言中，使其原先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被削弱，让主流观点和社会共识的传播变得困难。数字文化的使用者像其最早期的先行者们一样，只关注私人的精神追求和自我满足，而越来越失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怀。
3结语
针对数字文化导致的社会变迁问题，本文通过阶段性考察数字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概念性的梳理。数字文化最初是作为控制论的思考模式出现的，它原本指代对信息的系统性管理，后来和追求自我满足与实现的社会思潮结合后，变成了试图用机器模拟人类社会的观念，并推动了电脑的诞生。电脑普及之后，数字的信息属性导致社会组织形态发生变化，提升了社会创作力和生产力，也改变了劳工与人际关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文化含义更丰富的时代，数字文化不仅指代着数字信息产品本身所携带的观念与关系，还意味着普通人对数字文化有了再定义的能力，使它类同于例如流行文化、饭圈文化、游戏文化等多种观念。本文仅对数字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分析框架和宏观时段划分，在今后的研究中，这些过程性的主题架构还需要被具体历史资料填充与检验。
作者:药琦 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