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价值地位贬抑、地域基础消解以及道德观念弱化等问题。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困境，也必然影响着现代德育。针对德育的现代化困境，批判仅是前提，而寻求应对之策才是最根本的目标。要超越现代化传统文化之困境，德育必须运用马克思具体总体性的历史视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用好学校隐性课堂；立足学生现实生活，稳定现代德育根基。
［关键词］现代化；传统文化；困境；德育
现代性的潮流自17、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盛行，中国也必然被卷入其中。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无疑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一个“大事件”。在这场冲突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成为矛盾的双方，而在相互作用角力中，传统文化及其教育模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解构力量，从而陷入传统文化困境。
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困境
（一）现代性的历史进步观点：传统文化价值地位的贬抑现代性的历史进步观点，指的是一种对于“进步”的盲目崇拜的思维方式。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时间意识以及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里必然会朝着完美方向单线发展的历史意识。与古代世界“倒退”或“循环”的时间意识不同，现代精神则意味着不断进步的未来，它要超越抛弃传统，是一种重“未来”而轻“祖辈”的历史观。因而，人们所谈论“现代性”，往往通过贬低“传统”来凸显“现代”。现代性“必然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基础”[1]。在此基础上，现代性也被人们定义为：在静态上，是一种高度的、先进的，有别于传统的理想的价值目标；在动态上，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不断革新和发展的过程[2]。可见，“现代性”以“先进性”“超越性”区别于“传统性”。其次，它所滋生的是一种机械性发展进程观，它机械地、线性地将人发展的三形态以及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论作为社会的进化并等同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人类社会的发展被看成是从低级不断向高级的不断进步。在这个发展观下，有学者提出中国正处于“历时性与共识性”的发展模式，即认为当代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和“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发展”这一发展模式。这一思考模式实际上是抽象地将当今中国人置于想象的西方中世纪的社会中，忽略中国自身的具体情况与文化传统。西东方文明也必然会成为原型与模仿、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所暗示的文化价值判断为中国处于落后的、需要奋起追赶西方步伐的位置，同时相对于西方理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等、落后状态。
（二）现代性的全球视野观点：传统文化地域基础的消解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狭隘的地域性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马克思创造性地把现实世界放入到世界历史中考察，超越了以地域为中心的视野局限性，认为世界市场、世界民族已随着世界性的生产、流通、消费产生了。而世界市场、世界民族的形成，逐渐消解着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根基—传统民族地域，传统文化陷入地域基础消解的危机。“与以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同，空间所承载的文化特性是不可逆的，一旦消失则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及其所承载文化传统的消失”[4]，空间地域的瓦解，往往意味着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的消解甚至消失。世界历史的形成，瓦解着民族地域场域的同时，也逐渐消解着以民族地域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同时，现代性的全球视野把各个民族、各个地域放入世界历史长河之时，也带来了一种抽象的总体性逻辑：把世界一切都纳入一个单一的整体或体系中，并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普遍有效的逻辑或原则来阐释世界，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认为只有在这个整体或体系中，才能达到最终的真理。在此逻辑下，中国现展必须朝着一个单一的、西方资本逻辑下的理性目标前进，这不仅否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形成没有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抽象叙事，也必然使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庸，消解着以地域性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
（三）现代“占有人”的观点：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弱化现代性精神培养了“占有人”。一方面，现代性将人们从传统社会的感性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社会一直倡导的禁欲主义和苦行精神，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个体感性的快乐、欲望的满足以及个人的幸福感。但另一方面，正是现代性精神，把人的感性欲望推到了极致，培养了“占有人”。“占有人”的观点极端的发挥了功利主义精神，对世界的基本态度转向了物的利益的占有，在人与人关系上，牺牲他人或社会利益为自己谋求私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类为中心，不断榨取自然资源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总结了现代性所带来的三个忧患：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主导性以及前两者所导致的自由的丧失[5]。即人的“英雄”维度—一种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和工具理性的猖獗带来的人的自由的丧失。正如查尔斯·泰勒的忧患，笔者认为，现代化所强调的个体主义和理性之思的观念，恰恰培养了现代“占有人”，并逐渐弱化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具体表现在：强调人的理性之思而忽视诗性之思；强调人的个体主义而忽视民胞物与，而“占有人”这两方面的表现，在极大程度上弱化着具有民胞物与和诗性之思特点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
二、中国德育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遭遇着价值地位的贬抑、地域基础的消解以及道德观念的弱化这三个方面的困境。面对传统文化的困境，德育应有反思之态：传统文化的困境是否也滋生了现代德育的困境？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德育现代性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育现代性研究不足，二是德育现代性问题凸显。一方面，就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来看，虽当前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为囿于西方的框架，未能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系统，使得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处于一种“上”不能从理论上对中国教育现代性做特征概括，“下”不能对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具体问题作出深刻的解释。研究多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离的立场，缺乏历史整体维度，造成德育现代性似乎是历史中突然出现的现象，而并不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逐渐整体转型的过程；同时，造成在德育现代性研究领域无法准确认识和把握德育现代性整体面貌，形成一系列机械的、盲目的、抽象的德育现代性理论。另一方面，在现代性观点理论影响下，德育现代性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在进步观点的影响下，不仅传统文化的德育地位被动摇、自身德育逻辑被以现代性为基础的西方科学理性迅速取代，科学实证方法也被运用到德育中，德育作为一种人文逻辑不得不屈服于科学的逻辑。同时，以传统儒家德育为基础的中国德育也成为落后文明的象征，需要模仿追赶西方文明。在此观点的影响下，本时代的中国教育，为了能与国际接轨，教学、评价方式与标准也更多地靠拢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虽然这一举措有利于中国更快的汲取西方优秀的教育资源，实现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但也导致了教育体制逐渐僵化，束缚了教育的丰富性、创造性。今天的德育课堂上，学生时常发出“枯燥”的感叹，研究者在研究中，更多的研究的是教“论”，研究话语方式都是“原则”“规律”“本质”“范式”等抽象的概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处于一种抽象化、概念化的理性王国中，失去了盎然生机。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教育的文化与价值根基，对教育的现代性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文化史分析性思维，是人与自然的二元结构，是竞争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性思维，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结构，是和谐文化[6]。中国教育家追求的是人与万物和谐共处，比如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无待”、孔子的“仁者爱人”、张载的“民胞物与”等等，这些思想包含着人已、天人和谐的思想，有助于克服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产生的极端功利思想，对矫正现代人的价值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以诗意栖息在大地上，只是我们今天的德育以及德育研究太过“理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诗意。
三、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困境之应对
针对德育的现代化困境，批判仅是前提，寻求应对之策才是最根本的目标。要超越现代化传统文化之困境，德育必须运用马克思具体总体性的历史视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用好学校隐性课堂；立足学生现实生活，稳定现代德育根基。
（一）运用马克思具体总体性的历史视野。现代性并非横空而降，它是人类文明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是依托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多种合力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为现代性困境寻找出路，必须坚持马克思历史视野，将现代性困境从狭小的历史阶段脱离出来，并将其置于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之中，以历史的眼光去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正如马克思所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7]总体性历史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坚守的立场，德育要超越现阶段传统文化的困境，就要以总体性思想为哲学依据，以宽宏的姿态、大尺度、长时间为切入点，将人们的视野从现阶段所展现的表现中转入到困境内部，看到事物、现象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于历史的流变中纵向长远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对现代性传统文化困境的考察应该具有历史总体性视角，对个别现代性传统文化困境的考察应将其置于总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构架现代德育理论框架，指导现代德育的学科建设。
（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用好学校隐性课堂。超越德育目前所面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弱化的困境，需要进一步增强德育的吸引力、亲和力，使受教育者能够主动的、发自内心地去接受德育所传达的内容。钱穆曾劝青年回报文化传统，他说：“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8]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它依然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根基。增强德育的感染力，要先了解中国文化，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学校的隐性课堂便是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阵地之一。学校隐性课堂包含校园环境、学习氛围、核心价值观渲染等多个组成部分，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利用隐性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以及它对德育的价值，正确把握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发展的规律。从传统文化出发，就是要德育回归底本，接触优秀传统文化著作。准确把握其内涵，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同时将德育实践与美学理想相融合，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审美旨趣融入隐性课堂中，培养受教育者的诗心、诗情，用诗意的陶冶和审美的愉悦来代替德育抽象的逻辑分析与枯燥的理性说教。另一方面，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不是一味地回归传统，复兴传统，而是在认同自身文化的前提下，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之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和转换，构建新的文化认同，并融合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因素，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现代德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三）立足学生现实生活，稳定现代德育根基。现代德育旨在帮助学生成长成才，提升学生生活质量。因此，德育是离不开生活的。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生活背景，教育者必须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况，有的放矢地给予帮助和指导。多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实效，就要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发展现代化德育，必须关注学生生活，解决学生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必须增强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德育应该引导学生关爱生命，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超然平和的人生心态，从物欲中关注自身，将自身存在作为发展的主要目的。此外，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地区，虽然地域消解带来的传统文化根基的消解已是不可避免，但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大众的，广大学生是文化场域的重要构建主体。解决德育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应该从广大学生出发，立足学生现实生活，在传统文化传承场域的现代构建中，稳定德育根基。
作者:毛瑞琪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
